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763—820年。
藩镇的群狼谋略
唐朝后期，每一个藩镇都是一个小军阀，他们不能独活，但依靠抱团取暖顽强地存续。朝廷无力消灭藩镇，只能孱弱地活在几十个军阀的夹缝里。
节度使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们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抱团，二是世袭。这既确保皇帝无法将他们调走，又能通过联盟关系对抗皇帝的“军事入侵”。
朝廷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朝廷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朝廷与藩镇争夺最激烈的是征税权。谁控制了征税权，谁就有能力组建更强的军队。最初征税权被藩镇拿在手中，但唐宪宗时期收回了部分征税权，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唐德宗时期，最危险的藩镇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许昌）的淮西节度使。六镇控制了河北与江南的税收路线，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唐德宗征召藩镇的军队必须付给藩镇三倍的军粮作为补贴。这导致藩镇出工不出力，拿到了补贴却作壁上观，或者谋求自我利益。朝廷在战争中花费巨大而成果有限。
唐德宗时期的泾原兵变显示出藩镇战争的复杂性。为了镇压淮西，唐德宗动用了泾原的军队。但由于唐德宗付不起军费，泾原军叛变，将唐德宗赶出长安，一场局部战争演变成全面战争。
泾原兵变表明朝廷的财政能力已经无法支撑军事行动，由于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唐宪宗依靠武力收回了一部分藩镇权力，但也耗空了唐朝国库，使得唐宪宗的中兴昙花一现，并且再无力阻止唐朝的分崩离析。
唐代宗时期的节度使周智光，代表了唐后期藩镇的特点。
在唐代宗时期，吐蕃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平叛无暇他顾，吐蕃从青藏高原下来，占领了新疆南部、整个陇右（甘肃南部）和河西走廊。另外，从川西到云南也是吐蕃的势力范围。
唐代宗继位不久，吐蕃军继续向东，下陇山进入关中。唐代宗一看大事不好，连忙抛弃长安逃难去了。这是唐朝皇帝第二次逃离国都。吐蕃进入长安大肆劫掠，由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最终撤离。
吐蕃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也出了岔子。由于功高震主，仆固怀恩与朝廷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他担心成为朝廷的打击对象，决定先下手为强，勾结吐蕃和回纥进攻唐朝。
为了应对仆固怀恩，唐代宗派出由各路节度使组成的联合军队北上抵抗，其中一支部队就由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率领。
周智光出身卑微，在军队服役，靠巴结太监鱼朝恩上位。虽然被征召，但周智光并没有认真应对叛军。他在攻击吐蕃人时，率军到了忠于朝廷的鄜州（现陕西富县）。当时的鄜州属于鄜坊节度使杜冕，刺史是张麟。周智光与杜冕有仇，乘机攻下鄜州，杀死刺史张麟，并把困在城里的杜冕家人八十一口全部活埋。
鄜坊节度使被灭门，朝廷竟然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当军事行动结束后，周智光继续担任他的同华节度使。
所谓同华节度使，主要是镇守长安东方的同州（现陕西大荔）和华州（现陕西渭南华州区）。华州是从关中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而同州则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正是两座城市的战略地位，让周智光成为唐代宗时期的一霸。
他召集了大量无赖子弟，随意地截留送往关中地区的漕粮，掠夺各级官员的财物。按照传统，到长安赶考的学子在去往京城的路上要到每个地方的官府里点个卯，当他们听说了周智光的所作所为后，赶赴京城时都避免惊动他。周智光听说学子们故意避开他，勃然大怒，率军袭击，造成大量伤亡。
就连朝廷官员也一样，只要一语不合，周智光就随意杀伐。陕州与同华节度使控制的地盘相邻，周智光与陕州刺史皇甫温翻了脸，将皇甫温的手下张志斌杀死并做成了菜。
周智光如此猖狂，就连唐代宗也拿他没办法。唐代宗听说周智光杀了杜冕一家之后，根本不敢主持公道，只是悄悄地把杜冕送到南郑躲起来，免得被周智光发现。
周智光听说后，出兵想截住前往南郑的杜冕，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向皇帝讨要陕州、虢州、商州、鄜州、坊州五个州，皇帝不答应，他就立刻出兵自己去拿。
皇帝之所以拿周智光没有办法，是因为朝廷已经孱弱到无法镇压藩镇的地步了。
最后，皇帝实在忍无可忍，偷偷地下令让郭子仪出兵干掉周智光。皇帝不敢明着下令，因为同华距离国都太近，万一郭子仪来不及赶到，周智光却先进攻长安，那时自己的性命都难保。
周智光只是藩镇的代表之一，虽然他最终被灭，但唐朝中央政府的孱弱地位却很难改变。
这样的藩镇在唐朝有几十个，其控制者大权独揽，名义上属于朝廷，却有相当的独立性，甚至职位都可以世袭。他们如同一个个土皇帝，收税、招兵、截留朝廷的收入，将国家变成一盘散沙。
既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唐朝为什么无法恢复开元年间的稳定，反而陷入藩镇割据中呢？
其中既有朝廷的失误，又有藩镇的私心，共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各地充斥着犬牙交错的小型军阀，他们每一个都无法独活，却又依靠抱团取暖，大部分都顽强地生存着。
正是由于每一个军阀的力量都不够大，孱弱的朝廷才能在夹缝中继续存在，起起落落，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才最终被取代。
割据，是为了自保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原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的死亡让地方将领们感到心寒。
来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镇压过永王李璘的叛乱，阻止过安禄山军队的南侵。他守卫的南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南阳丢失，那么朝廷建立的汉江运输线就会断掉，而朝廷之所以能够组织起对安禄山的反攻，这条运输线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来瑱的功劳大，他先后担任过淮南西道节度使、河南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和陕虢华等州的节度使等重要职位。
安史之乱临近结束，皇帝担心这些节度使的独立性太强，会学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便削弱他们的权力。来瑱被调回中央，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然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却不再赴任襄阳，而是留在长安。
这时，会揣摩唐代宗意图的人来了。大太监程元振以前曾经请求来瑱办事，遭到拒绝后一直怀恨在心。他发现唐代宗对来瑱很是警惕，于是上告来瑱谋反。唐代宗听信程元振的说法，将来瑱贬到贵州，又在途中下诏赐死。
来瑱的死亡让所有的将领感到寒心：一个太监在皇帝面前蝇营狗苟就能决定功臣的生死。他们意识到，此刻的朝廷已经不再可靠，任何人没有了手里的军队，被调回长安，都可能遭遇与来瑱一样的命运。
来瑱死亡最直接的冲击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第三号功臣仆固怀恩的反叛，二是来瑱所在的山南东道的变局。
在安史之乱后期，唐代宗想遏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声名，派仆固怀恩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仆固怀恩平定反叛功劳巨大，且一家四十六口死于王事。但关于仆固怀恩功高震主的谣言也越传越烈，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从后来的情况看，唐代宗并没有干掉仆固怀恩的意图。但在皇帝与将军之间却无法建立互信，而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让仆固怀恩寒心。
由于镇压反叛动用了回纥军队，加之仆固怀恩是回纥可汗的老丈人，在他送回纥兵出境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在太原故意把他们当敌人一样防范，不给补给，不犒劳军队，惹得仆固怀恩上书控告。
为了解开二者的矛盾，朝廷派太监骆奉先前来调查。骆奉先收了辛云京的贿赂，仆固怀恩却不知道送礼。骆奉先回京后造谣说仆固怀恩反叛。皇帝与将军的正常沟通渠道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依靠太监居间传话。
恰好此时，来瑱的死变得尽人皆知。不管皇帝如何安抚仆固怀恩，都无法再让他放心。仆固怀恩终于与回纥、吐蕃联合起来，对抗唐朝。
仆固怀恩病故于反叛的前线。唐朝借助郭子仪的名声与回纥达成谅解并击败了吐蕃，躲过了一场新的劫难。
但躲过外来的灾难，却无法避免内祸。来瑱去世后，他的部下、山南东道裨将梁崇义立刻抓住机会，杀死了唐朝在襄阳的官员，自封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继承了来瑱的职位，大声为来瑱喊冤。他给来瑱立庙烧香，声称来瑱是无辜的，要求惩罚罪犯和凶手。
皇帝只好找替罪羊，借机贬斥程元振，并承认梁崇义的篡权，册封他为正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
这件事让人们意识到皇帝原来已经这么虚弱——梁崇义明显的篡权行为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得到承认。节度使只要不去京城长安找死，紧紧手握地方兵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节度使的命运戏剧般地两极化了：要么待在驻地称王称霸，要么回到长安被皇帝处死。
那些身居最紧要地位的节度使开始考虑如何进行长久统治的问题。他们大部分并没有灭亡唐朝的野心，而且仅仅靠一个节度使管辖区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保。
为了自保，节度使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形成互保联盟，在节度使之间通婚，依靠婚姻关系形成复杂网络。一家有难，其他家立刻来帮忙，哪怕是对抗朝廷也在所不惜。这很像是一种群狼战术，一头狼在自然界很难生存，可一旦结成了群，战斗力立刻发生质的变化，令狮子都不敢小觑。第二，谋求世袭制，脱离朝廷的官员任命体系，不准朝廷任意调动他们的职位，自己将职位传给子孙。世袭制一形成，士兵就有了归属感，不用担心节度使死后秋扇见弃，对节度使的忠诚度加强了。
在唐玄宗后期，只在边关设了十个节度使。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应对安禄山和史思明，原来民事、军事和财政分家的地方政治体系已经不适合保卫领土了，朝廷必须在与叛军接壤的地区设立大量的节度使，只有同时掌握了财政、军事和民事全权，才能协调足够的资源来守城和抵抗。这个时期，在华北、江淮、江汉一带都有大量的节度使出现，大的控制十几个州，小的控制三四个州，唐代宗时期节度使有三十六个，后来又增加到四十多个，藩镇（节度使）已经遍布全国。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尾大不掉，朝廷已经不可能回到民事、军事与财政分离的体系中去。
对朝廷来说，最可行的方法是保留节度使，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全权，同时设法让节度使不要世袭，而是由朝廷任命。只要朝廷能随时调动节度使，他们就无法发动反叛。
到这时，朝廷和藩镇的目标有了极大的冲突。朝廷的目标是把节度使变成流官，也就是随时可以调往别处的官员，而节度使的目标却是世袭，永远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当目标矛盾时，二者之间的冲突就爆发了。
唐德宗：失衡的关中与高昂的军费
唐代宗死后，唐朝又迎来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唐德宗李适。童年时在唐玄宗宫廷成长的唐德宗试图恢复开元盛世。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把不听话的藩镇干掉，让朝廷能够控制藩镇的辖地。对朝廷来说，最重要的是税收权；只有能够从全国征税，朝廷才能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来实现实质上的统一。
在唐朝，经济中心不再是关中地区，已经转移到了华北和江淮。不幸的是，经济中心落在各个藩镇手中，藩镇又控制了征税权，让皇帝无法从这些发达地区获得足够的收益。
最危险的藩镇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的淮西节度使。
早前，为了让安史之乱尽早结束，仆固怀恩建议唐朝接纳了史思明的几个大将，让他们留任河北地区的节度使。这些降将名义上服从朝廷，但由于担心落得与仆固怀恩、来瑱一样的下场，他们不理会朝廷的征召，拒绝离开驻地，又通过婚姻、联保等各种方法，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一家受攻击，另外几家都要出兵帮助。这些藩镇号称“河北四镇”，分别是以下四家。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他的儿子李纳继任），是河北四镇中规模最大的，最初下辖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棣九个州。唐代宗时期发生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反叛，李正己帮助唐代宗镇压反叛又得到德州。在汴宋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李灵曜反叛后，得到曹、濮、徐、兖、郓五个州。这时，李正己一共统治了十五个州。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他的儿子田悦继任），下辖魏、博、相、卫、洺、贝、澶七个州。田承嗣曾经在唐代宗时期反叛，唐代宗无法通过军事行动解决他，只好达成和解。这次和解也让河北地区的藩镇看到了唐代宗的虚弱。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下辖恒、易、赵、定、深、冀、沧七个州。
幽州节度使朱滔，下辖幽、蓟、妫、檀、莫五个州。
河北四镇控制了最繁华的华北地区，让朝廷几乎无法从华北收税，也无力镇压他们。更糟糕的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另两个节度使地处交通要道，分别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们的辖区分别位于淮河地区和汉江地区，唐朝粮食的转运主要依靠淮河、运河与黄河，从扬州一带转运到长安必须通过淮西节度使的辖区，一旦淮西节度使将运河封锁，长安就会出现饥荒。如果不走运河，从扬州一带向长安转运粮食，还有一条备用路：从武汉走汉江到襄阳，继续沿汉江到达汉中，再转运长安。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辖区恰好封锁了这条备用路。
一旦淮西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同时反叛，江南的税收就无法进入长安。如果六个藩镇一同反对长安，那么江南与华北两大粮仓的粮食就都被截断。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六个藩镇对朝廷充满了戒心，也不肯轻易服从中央。当胸怀大志的唐德宗开始削藩，试图加强朝廷权威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失衡的地理以及孱弱的中央。长安的地理弱点，也让唐朝成为最后一个定都于此的全国性政权。唐朝之后，看清了长安劣势的开国皇帝们纷纷选择距离经济中心更近的华北地区定都了。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的儿子李惟岳按照传统请求接任。但这次，唐德宗试图打破世袭的传统，他拒绝了。李惟岳随即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动反叛。
在这次反叛中，幽州节度使朱滔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初选择支持唐德宗，派兵协助镇压反叛。但他们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是为了朝廷。特别是李希烈，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山南东道，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
见《新唐书·食货志二》：“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旧唐书·德宗纪》：“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 在唐德宗的指挥下，各路大军纷纷赶来参与镇压四个反叛军阀。然而，这场战争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按照规矩，中央政府征调藩镇的军队必须支付军事行动的开支。在唐德宗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皇帝的命令离开了自己的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
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把军队派出境外，却只作壁上观。朝廷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效果却有限。
以李希烈为例：当他进攻山南东道时，皇帝必须支付给他三倍的军粮；而攻克襄阳后李希烈想占据襄阳不走，把山南东道也纳入其藩镇。朝廷负责开支，利益却归藩镇，对藩镇而言，显然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幽州节度使帮助皇帝打仗，也是为了从成德、魏博的手中获得足够的利益。
这场战争起先规模并不大，几个月后，李希烈已经打败梁崇义，占据了襄阳。一年后，在幽州朱滔的帮助下，其他三个反叛的河北藩镇形势也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失败。
就在此时，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李希烈想占据襄阳，但皇帝没有给他。朱滔指望获得更大的利益，皇帝也没能满足他。于是，李希烈和朱滔转身加入反叛者一方，形势急转直下。
在河北地区，由于马燧、李抱真等名将的参与，朝廷逐渐控制了局势，将朱滔赶回幽州。但在淮西地区，局势却越来越不妙，直到彻底失控。
泾原兵变：回到原点
在镇压淮西时，朝廷最初从附近的藩镇调兵，但都被李希烈打败了。为了继续镇压，必须从更远处寻找兵源，调兵的半径从中原地区转移到陕西西部。
在长安的西面有一个泾原节度使辖区，管泾、原、渭、武四州。由于距离淮西太远，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皇帝是不会调动这里的军队的。
随着战局的拖延，唐德宗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经过长安，再向东去援助在襄城被围的唐军。但调兵的同时皇帝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泾原军的出界粮，唐德宗的官员们采取了拖延战术。
泾原军的士兵并不知情，他们远道而来，满怀着对丰厚赏赐的憧憬。
泾原军到达长安附近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皇帝不让他们进入近在咫尺的长安，也没有给他们一丁点赏赐。直到从长安城外走过，到了东部的浐水时，京兆尹王翃才匆匆忙忙地为他们准备了粗茶淡饭。
见《旧唐书·姚令言传》：“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士兵们拒绝前行，谣言在军队中四散传播，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生死于不顾。
唐德宗大惊失色，下令安抚泾原军，并派人前去犒劳。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愤怒了。他们感觉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任由士兵转头前往长安，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国都。泾原兵变爆发。
泾原兵变是一个复杂的产物，表明朝廷的军事开支已经超越了财政能力；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在唐德宗仓皇逃离国都前往长安西面的奉天避难时，造反的泾原军却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既无法建立稳定政权，又不能投降。
于是，他们把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抬了出来。朱泚本来是幽州节度使，为了防范，唐德宗将他调离，居住在长安。朱滔造反时曾经试图联络哥哥一同反叛，信件却被唐德宗截获。唐德宗认为朱泚并不知道弟弟的消息，没有追究他。
对反叛者而言，朱氏兄弟是最有可能建立新政权的人物——弟弟掌握幽州，哥哥占据长安，控制了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在士兵的拥立下，朱泚称帝，率军攻打唐德宗所在的奉天，但是失败了。
朱泚的失败说明，朝廷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朝廷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时的唐朝很像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周王的权力逐渐缩小，却又必不可少，屹立不倒。
见《旧唐书·德宗纪》：“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 不过，屹立不倒并不意味着没有困境。唐德宗在奉天不得不发出罪己诏，向天下人承认错误，宣布“改过自新”。这份罪己诏除了对皇帝本人大加贬斥，还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根由。唐德宗认为，自己轻率地发动战争，没有考虑到战争成本，是失败的根源。
由于低估了战争消耗，唐德宗本来以为对四镇的征伐是很容易的事，却没有想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征调，其影响早已超出了河北和江淮一带，全国都要承受战争成本。军饷需要从千里之外运到，士兵也要大量换防。人力不足，也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初现端倪。
因为唐德宗的苛捐杂税太多，在泾原兵变中，长安城里的人并不支持皇帝，而是迅速与叛军合流——叛军进城时只想掠夺皇帝的宝库，对民间却是免税的。
到这时，唐德宗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打赢了。他必须缩小规模，对一些反叛者进行安抚，把有限的财力运用到最主要的地方，才有可能回到长安。
在罪己诏中，唐德宗宣布大赦，大赦范围之广超乎想象。在最初反叛的四镇中，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已经灭亡，成德节度使李惟岳也被灭了，此二人不牵扯赦免问题。而淄青节度使李纳和魏博节度使田悦都得到赦免。后来加入反叛的李希烈以及代替了李惟岳的王武俊也被赦免。
更难得的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已经在长安篡位称帝，是大逆不道、应该灭族的罪行，但皇帝仍然赦免了朱滔，继续让他担任幽州节度使，只追究他的哥哥朱泚。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想将大部分叛军争取回朝廷阵营，因为皇帝已经打不起仗了。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些节度使仍然耀武扬威地控制着自己的地盘，不听朝廷的命令，统一王朝继续向着四分五裂滑去。
这场战争以朱泚的被杀、皇帝回到国都为结局。反叛的各个诸侯命运也各不相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不肯投降，还自称大楚皇帝，但由于唐德宗的罪己诏已经团结了大部分人，李希烈被李勉等人击败。
李希烈死后，淮西节度使的职位落入军阀吴少诚手中。吴少诚和后代继续抗命朝廷，一直持续到唐宪宗时期。
河北四镇中，田悦的弟弟田绪杀了哥哥继任节度使。王武俊和李纳都被赦免，继续把持本部。朱滔被赦免后不久就死了，幽州的大权留给了部将刘怦和他的儿子刘济。总的说来，四镇擅权依旧，朝廷毫无办法。
唐德宗浪费数年时间，花费银两无数，换来的结果既没有更糟，又没有更好。这就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实质：每一个藩镇都想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但每一个藩镇都没有实力一争天下，不管哪一方付出巨大的努力，到最后都回到原点，对全盘形势没有太大的改善。
唐德宗在位后期，想尽一切办法积攒财力，为未来唐王朝的中兴做准备。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获得全国的控制权。他的搜刮的确积攒了大量的军费，有了重新统一的资本，但他没有看到中兴的那一天就死去了。
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正准备去皇宫上朝。他骑上马，带上侍从，刚刚从静安里东门出来，突然间听到有人呵斥他们把蜡烛熄灭。随从由于跟着宰相，有恃无恐，也朝对方叫嚷。
就在这时，从暗中突然飞出一支箭来，射在武元衡的肩膀上。随即在阴影里冲出几个人，将他的随从驱散，用棒子击打武元衡的左股。这群人拉住武元衡的马向东南方向走了十几步，然后将他杀害，并将头颅割下带走。
随从们带着救兵回来时，发现无头的宰相躺在血泊中。他死亡的地点，距离他家的东北角只有一墙之隔。
当时黑夜还没有过去，路上大都是上朝的官员和随从，这些人呼喊着四下传播，都说宰相被杀了，声音一直传到了朝堂上。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不知道哪个宰相死了（唐朝宰相不止一个）。武元衡的马还按照既定路线，一路走到了上朝的地方。看到了马，人们才知道死的是谁。
唐宪宗走到紫宸门，才听说了武元衡的死讯，他惊讶万分又沉痛不已。另一位官员裴度也遇刺却逃过了一死，说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
事后，人们查找杀武元衡的凶手。在当时，朝廷正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开战，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们的遇刺一定与吴元济有关。
吴元济的帮手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二人有可能是王承宗刺杀的。可后来，人们又认为凶手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宰相的死亡虽然成了悬案，却给了唐宪宗清理藩镇的最佳借口，也是唯一的时机。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忍辱负重的唐德宗去世。太子继位后由于身体有病，又让位给儿子李纯，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时期，全国节度使增加到四十九个。但与唐德宗时期相比，由于财政状况的好转，朝廷已经有了更强的实力去平定藩镇。雄心勃勃的唐宪宗发起了清除不听话的藩镇的行动。
与唐德宗一样，唐宪宗的目的仍然不是为了废除节度使制度，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唐朝的官僚制度之中，动摇不得。唐宪宗想做的只是：第一，将不肯听话的藩镇拿掉，换上听话的人；第二，在做到第一步后，再有限地剥夺藩镇的财权和兵权，让他们没有实力与中央抗衡。
与唐德宗时期相比，随着藩镇的世袭化，节度使们也丧失了当年的锐气，与朝廷抗衡的决心大大削弱，军队实力也不如当年，甚至有的藩镇决定投靠中央。这是对朝廷有利的一面。
除了当年的河北四镇和淮西节度使之外，唐宪宗时期决心与中央抗衡的藩镇还有两处，分别是位于四川西部的西川节度使和位于现在江苏镇江的镇海节度使。
唐宪宗的策略是从容易的入手，先收复不听话的外围藩镇，树立朝廷的威信，然后再对最难解决的河北四镇动手。
与河北四镇的互相勾结、形成联保不同，西川和镇海二镇处于孤立状态，在它们四周都是服从中央的地区。四川自古以来就有着易守难攻的特质，但此时的四川被分割成东川和西川两部分，从关中去往四川的蜀道大都在东川境内，所以西川并没有天险可供防备朝廷进攻之需。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宪宗刚刚继位，原镇守西川的节度使韦皋去世。韦皋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他去世后，其副手刘辟夺取了西川。最初刘辟只要求皇帝册封，随后又想攫取更多的土地，与朝廷对峙。
皇帝派神策军使高崇文率军平定西川。高崇文从褒斜道进入汉中，再过剑阁，一路过关斩将，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平定了西川。
这次平定刘辟，给皇帝增加了极大的威望，人们憧憬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能够恢复当年的盛唐气魄。
皇帝对镇海节度使李锜的镇压，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李锜除了担任镇海节度使，还担任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在唐朝后期，盐铁转运使是最有油水的职务，相当于朝廷外派负责财政的专员，管辖各地的官营企业，并将其利润转运到朝廷。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结余收入，供转运使本人支配。唐宪宗为了加强中央权威，将财政权力回收，只给他保留了镇海节度使的职位。李锜心怀不满，不服从命令，被唐宪宗抓住把柄，派兵征讨。朝廷的军队只用了一个月就平定叛军，李锜也被送往长安腰斩。
唐宪宗征讨藩镇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成德节度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王承宗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位。
唐宪宗不同意世袭，王承宗立刻以反叛回应。
在征讨成德时，唐宪宗选择宦官吐突承璀担任讨伐军的总指挥。在宦官的指挥下，政府军徒劳无功。不过，吐突承璀却暗地里与王承宗议和，让他上表归顺，皇帝也顺水推舟地将节度使授予他。
议和的结果，是朝廷权威再次下降，各地藩镇又各自为政。唐宪宗的集权努力眼看就要失败。突然间，魏博节度使辖区发生的变局，让形势柳暗花明。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故，他的儿子太小，亲戚田兴（也叫田弘正）逐渐掌握了权力。与其他节度使不同，田弘正已经嗅到了变天的气息，他力排众议，决定投靠朝廷。在以后的历次平叛中，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和朝廷站在同一阵线。
田弘正的反正，如同一枚致命的楔子插入河北四镇之中。在魏博的配合下，开展了数次平叛战役。
首先是应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由于得不到皇帝的册封，吴少诚的儿子吴元济反叛。这次反叛一直持续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才在名将李愬的努力下平定。李愬雪夜袭蔡州，也成了唐朝平定藩镇反叛中最有名的战役。
平定吴元济后，四面楚歌的王承宗决定投降，朝廷保留了他节度使的位置，却让他的两个儿子入朝做人质。
由于后来查明武元衡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朝廷又开始了对李师道的讨伐。三年后，李师道被杀死。淄青节度使辖区是河北四镇中最大的，最多时曾经下辖十五个州，即便在唐宪宗时期也有十二个州。为了便于管理，李师道死后，皇帝将淄青辖区一分为三，防止未来这个藩镇再出问题。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亡，他的弟弟王承元被调任别地。朝廷将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任成德节度使，再派遣名将李愬担任魏博节度使。这样，原本世袭的职位变成了由朝廷任命的流官，也就不会再有坐地虎了。
幽州节度使刘总看到周围的节度使们都一个个倒下，意识到好日子结束了。他决定弃官去当和尚，落发之后不知所终。于是，朝廷的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也消失了。
历史上习惯于把唐宪宗时期称为“中兴”，除了他平定了各个反叛的节度使之外，还由于他想从机制上约束所有的节度使，不管是顺从的还是不顺从的。
唐宪宗推出了两个改革措施来限制节度使的权力。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前，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是上贡式的：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见《新唐书·食货志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藩镇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节度使驻扎的那个州的征税完全交给节度使支配，朝廷不再指望这个州的财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将节度使的权限减少了。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对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全部插手，现在只能插手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力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
见《旧唐书·宪宗纪》：“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 十年后，皇帝推出了另一项制度：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力被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朝廷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朝廷的反抗能力大幅度减小。
唐宪宗的改革与军事征服已经是唐朝的回光返照。唐宪宗依靠他的祖父唐德宗积累的中央财政完成了重新统一。但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又让社会付出了代价。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雄才大略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庆谋杀。之后，各地的藩镇又陷入了和朝廷的摩擦之中。只是此时，朝廷已经没有钱，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令藩镇归顺。
黄巢起事后，唐朝在黄巢的军事打击和藩镇的割据之下，终于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