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859—907年。
黄巢：最漫长的征途
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唐朝之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相继成为国都的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在东部。东部诸城市缺乏长安的形胜，使得国家的军事战略也出现了变化。唐朝之前军事行动主要依托于战略地理，守住城池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宋朝之后，机动战的特征更加明显，守城逐渐让位于野战和机动战。
唐朝末年，一群思乡的士兵在庞勋的领导下在桂林发动起义，开始流动战，千里跃进向徐州进军。庞勋起义提供了一条可贵的战争经验：在朝廷控制力已经衰退时，运动战比起守城战更适合实力弱小的起义者。黄巢、李自成等都借鉴了这条经验而取得成功。
王仙芝前期由于坚持机动战，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但后期放弃了机动战，被唐王朝击败身死。与此同时，黄巢却坚持机动战的打法，他转战数万里，活动范围从山东到广东、陕西，最终拖垮了唐王朝。
黄巢的流窜作战提供了一个机动战的样本，并为后来的军事流窜作战做了榜样。它的特征是：以运动战和流窜的方式，寻找中央王朝的薄弱点进行打击，利用机动性拖垮王朝的财政，从而造成王朝的分崩离析。
黄巢从广州数千里跃进，直到攻克唐朝国都长安。但此后，黄巢也陷入运动战和守城战的悖论。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守城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解决粮草问题。随着机动性的丧失，黄巢灭亡了。
黄巢也是中国古代征战距离最远的军人。那些更加出名的后来者从距离和难度上，都无法超越这位前辈。
唐朝的繁荣和社会发展把关中的地理劣势暴露得一览无余。关中在秦汉时期仍然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并拥有着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在函谷关（潼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的保护下，易守难攻，是成就帝业的基地。
然而，经过东吴、东晋、南朝的拓展，到了隋唐，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成了新的经济引擎和粮食基地，其产量和经济活跃程度超越了关中。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曾经是湖沼遍布的泥泞土地，随着湖沼的干涸，变得更加适合作物生长。与这两个粮仓相比，关中地区已经不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
唐朝时，关中已经不再适合作为国都。国都长安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超级大都市，这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官员以及从中亚来的大量外国人，众多的非生产性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来养活。在西汉，可以通过关中平原的生产来满足长安的粮食需求；到了唐朝，狭小的关中平原即便把所有出产都贡献出来，也无法满足长安所需的口粮。
隋炀帝已经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在更靠近全国粮仓的洛阳和扬州设立新的中心城市，并修建运河将各个行政中心连接在一起。
在修筑运河的过程中，通往关中地区的河道仍然是最困难的。隋唐时期，江南的粮食需要在扬州集结，沿古邗沟北上进入淮河，再沿着通济渠（大运河）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渭河体系，或者进入与渭河平行的广通渠到达长安。最困难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从运河进入黄河时，由于黄河水每年有荣枯，只有数月能够通航，运输粮食的船只在黄河口往往需要等待很久；另一段是进入黄河后的三门峡河道，这个河道中间有数座巨大的礁石山，沉船无数，充满了艰险。
重重困难导致从江南向长安运输粮食极其不易。即便运粮成功，也由于路途遥远而时间漫长，形成了巨大的统治成本。
作为首善之地，国都必须更靠近经济中心，而长安已经不再适合这个角色。
在安史之乱时，叛军切断运河通道造成的国都粮食恐慌还历历在目，让人们看到了关中的软肋。秦汉时，守住关中四塞就能利用形胜而获得军事优势，但在唐朝，只要切断中原通往关中的粮道，就能让关中变得羸弱不堪。
唐朝到宋朝，正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时期。唐朝之前，长安是历代皇帝心目中理所当然的国都。唐朝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国都。与此同时，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崛起，它们距离国家的粮仓更近，也更加容易完成后勤补给。
不过，在军事地理上，不管是洛阳、开封，还是南京、北京，与长安相比都有地理上的劣势。开封是四面平原的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最不适合做国都；南京、北京、洛阳虽然也有天险可守，但四面的关防却缺乏长安的完备性。
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国家的军事战略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长安时代，最常见的军事战略，是借助地理上的战略枢纽，固守城池，将进攻方拖疲，最后依靠反攻来取得胜利。
唐朝之后，由于东方区域缺乏长安这样的形胜之地，战争双方越来越多地依靠机动战来取胜，城池的重要性减弱，野战和闪击战大幅增加。
这种趋势在唐末已经得到了体现。唐末的两次底层反叛，都带有很强的军事流窜特征。由于东部河网纵横，平地千里，缺乏有效的山脉阻隔，叛军在东部流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后来的模仿者，为中国军事史上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战略样本。
在唐朝之前，除了西汉末年的赤眉军短暂地利用流动作战攻克了国都，大部分情况下，要想取得政权，首先必须考虑在一个战略要地扎根（通常为长安或者山西高地），再以此为基地并吞周围的平原地带，稳扎稳打地获得胜利。唐朝末年的黄巢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是在大半个中国之内流窜，依靠闪击战攻城略地，不断壮大，直到攻克长安。
黄巢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国都防守的脆弱性，并确立了一种作战风格：当朝廷控制力衰退时，以快速行军为基础，不断地寻找朝廷防守最薄弱的地区，攻城略地，并快速转换作战阵地，直到朝廷在军事和财政上完全无法承受而垮台。
前奏：思乡武士反叛记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一场爆发于桂林的兵变吹响了唐王朝解体的号角。
这场兵变的缘由可以追溯到云南的大理王朝。在唐朝，位于云南洱海边的南诏国一度强盛，成为唐朝和吐蕃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南诏国长期依附于吐蕃，后来改为依附唐朝。南诏国由于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的不法而反叛，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大败，六万人战死；三年后，唐将李宓率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全军覆灭。
现在的大理下关有两座巨型古墓，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据说就是当年唐军将士的集体墓葬。虽然战争过去了千年，大理人仍然通过集体记忆，记得当年唐军将士进入洱海盆地后在龙尾关外的平地上被全歼和埋葬，他们的死亡之地现在成了下关市中心区，附近的街道被当地人称作“战街”。
这两次战役让唐朝的军事情况更加失衡。由于主持战争的是宰相杨国忠，这也从侧面助长了他与安禄山对抗的可能性，导致安史之乱。
唐朝晚期，南诏再次发动对唐朝边疆领土的进攻，主要进攻点除了四川、贵州、广西，还有现在的越南河内（交趾）一带。为了平定边关寇乱，朝廷派出高骈去收复交趾，并在内地征兵戍边。
征兵命令传到徐州境内，这里分配了两千名的征兵名额。被征集的新兵统一前往南方集散地。在南方集散地，又有八百人被二次分配到桂林。
按照规矩，戍边三年后，士兵就可以调回原籍。然而由于缺乏兵源，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遵行朝廷定下的规矩。三年期满，徐州的行政长官突然决定延长服役期三年。军队中牢骚不断，但士兵们仍然服从了朝廷的命令。
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是戍卒们六年期满的日子，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再次命令戍卒们延长服役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戍卒迭代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牵扯到从徐州招兵，再把士兵派往数千里之外，同时把远方的士兵调回去。运输、军供成本大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士兵们就成了政府节省经费的牺牲品。
士兵们这一次不情愿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反抗，政府会将他们无限期搁置在边关，永远地离开父母、老婆和孩子。他们哗变了。
哗变的领导者是庞勋，他是这支部队的粮料判官。庞勋率领士兵杀了主将，开启归家之路。
与普通的反叛不同，士兵们并没有多少野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回家看望亲人。中央王朝的庞大规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显露无遗：大理、交趾距离徐州有五千里，而桂林距离徐州也有三千多里。为了遥远的大理和交趾的争端，徐州的士兵必须远赴三千里之外的桂林。当他们起义后，又必须跨越三千里才能回到家乡。其间需要经过无数城市和节度使辖区，处处都有军队可能拦截他们。这区区的八百人能够跨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与亲人见面吗？
幸运的是，唐末的一个特征帮助了这群思乡的武士，让他们不仅没有被吞没，反而逐渐壮大。这个特征就是节度使制度。
唐朝的节度使一度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宪宗时期，开展了对节度使的一系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兵权，又承认了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到了唐末，藩镇制度继续异化：一方面，朝廷的命令在藩镇的领地内都会打折扣；另一方面，藩镇本身也老化了，不仅朝廷的兵力不足，就连藩镇本身也没有太多可用之兵，有的城市只有几十人、数百人，且大都无法作战。
当战争的威胁传来，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打仗而是自保，或者把起义者引入别家地盘，只要不威胁自己就可以了。
在这种特征下，庞勋率领归家士兵们很少被阻拦，甚至受到各州县的款待，只求他们尽早离开。
从桂林前往徐州的路是这样的：在桂林北上严关，可以到达灵渠，这里是长江（湘江）流域和珠江（漓江）流域的分界线，顺着漓江南下可以进入珠江水系，而顺着湘江北上则进入长江。庞勋的士兵们进入湘江后，顺流而下，直达潭州、岳阳，进入长江，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大运河的长江起点扬州，顺运河进入淮河，转泗水进入徐州。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庞勋的士兵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他们通过起义实现了见到亲人的愿望，可之后又该怎么办？他们能够得到朝廷的原谅吗？由于地方官员的错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起事，但朝廷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吗？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已在报告中将他们当作彻头彻尾的反叛分子了。
这时，庞勋和他的士兵们密谋如何得到朝廷的承认。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循：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武宁军节度使崔群被其部下王智兴发动兵变驱逐，朝廷由于鞭长莫及无法镇压，只好承认王智兴的合法地位。庞勋认为，只要他们用武力打下徐州并能巩固住地盘，朝廷就会被迫承认他们的地位，士兵们不再是反叛分子，还能统治自己的家乡。
按照计划，他们顺利地打下了徐州，并以徐州为基地向四面扩张，希望控制淮河、泗水及运河流域的土地。
庞勋的计划看上去很完美，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唐末，当一个流寇比当一个坐寇要有利得多。由于地方的守备不足，流寇可以一跃千里，向政权的薄弱处渗透。可一旦他们想以某个地方为基地停留下来，立刻就侵犯了周围各个藩镇的权力，也为朝廷所不容。
在历史上，徐州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控制着黄河、淮河之间的地带，四周平原物产丰富，历代政权都将徐州视为必须控制的地区。这使得任何一个想控制徐州的军阀都要花费数倍于他人的努力。
庞勋选择以徐州为基地，就意味着这支部队凶多吉少。果然，为了夺回徐州，朝廷派出大军，在周围藩镇的配合下对起义者发起进攻。士兵们竭尽全力支撑了一年，最终被朝廷军队剿灭。
庞勋以失败告终，却为后来的起义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如果起义者力量还不够强大，就不要在一个地方死守，而应该打运动战，流亡四方。在流亡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政府的军队消灭，反而会越来越壮大。另外，打运动战应该指向政权力量薄弱的地区，直到实力足够强时再跃进中原，甚至进攻关中，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守住徐州也许是比攻克长安更加艰难的任务。
庞勋的经验被黄巢习得并付诸实现。
王仙芝：失控社会的流窜作战
庞勋起义对唐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财政上的。由于朝廷动用了大量军队参与镇压起义军，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平衡被打破，民间经济越过了能够承受压榨的临界点，唐朝也随即进入了起义频发的末期状态。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濮州（现河南濮阳境内）人王仙芝因饥荒造反；第二年，冤句（现山东曹县）人黄巢加入王仙芝的队伍。这次起兵是西晋末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行动，也向世界展现了运动战的魅力。
不管是王仙芝还是黄巢，都充分发挥了起义军擅长的游击战优势。唐末地方政府割据分隔，他们很难对持续运动的军队形成有效打击。朝廷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只能仰仗地方割据势力。而战争制造的流民又源源不断地加入起义队伍，使得起义军规模越来越大。起义军规模超过了地方藩镇势力之后，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直捣关中了。
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王仙芝的死亡作为分界点。在前一个阶段，起义者的活动范围还有所收敛，被朝廷军队围困。而到了后一个阶段，黄巢开始了极为大胆的征战，在唐朝的边境地区穿插发展，使得朝廷无力应付。
最初两年，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如今的山东西部一带，以濮州、曹州为中心，并向东南方进攻沂州（现山东临沂）。为了镇压起义，朝廷派出了周围的五路节度使军队，分别是镇守郓州（现山东东平）、曹州（现山东菏泽）、濮州的天平军节度使和镇守江都的淮南节度使，还有忠武军节度使（现河南周口淮阳区）、宣武军节度使（现河南开封）、义成军节度使（现河南滑县），后来又调动平卢节度使宋威参与救援。
但朝廷犯了一个错误。宋威率军在沂州城将王仙芝、黄巢击败后，以为二人已经死亡，就上奏朝廷请求罢兵。罢兵之后要想再次召集军队，势必引起更大的不满，甚至士兵的哗变，对于镇压起义更加不利。
王仙芝、黄巢兵败后，离开了他们的老家根据地，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军事机动。从这一刻开始，唐朝传统的镇压方法变得不再有效，因为藩镇兵不愿离家太远，无法跟上起义军的行军速度。
王仙芝的下一站进入河南境内，很快攻克阳翟、郏城（现河南郏县）等八县，这些城市都靠近许昌、郑州一带，距离洛阳已经不远，威胁唐朝的东都。
朝廷被迫部署东都的防守，并派人守住潼关，以避免王仙芝流窜进入关中平原。此刻，王仙芝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虽能够攻克一系列的城市，却无力攻打东都。他在朝廷的逼迫下，继续向西南方机动，寻找薄弱点。
王仙芝寻找的薄弱点是洛阳南方的邓、唐一带，以这里作为跳板向汉江流域的南襄平原进军。南襄平原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在湖北的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湖北、湖南的跳板，占领了这里就扼住了两湖与中原之间的最主要通道。
王仙芝与黄巢在南阳、襄阳地区攻城略地，攻克郢州（现湖北钟祥）、复州（现湖北仙桃）、随州、安州（现湖北安陆）等地，又派人向东面的淮河、长江流域渗透，攻打申州（现河南信阳）、光州（现河南潢川、光山）、寿州（现安徽寿县）、舒州（现安徽安庆）、庐州（现江西九江）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丢失，意味着从中原到长江流域交通的阻滞。唐朝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只有南襄隘道、武汉以北的义阳三关、寿州以南的巢淝故道以及大运河四条路可以走；王仙芝的活动区域扼住了前三条通道，只有最后一条通道尚未触及。
唐朝的地方官员为了自保，纷纷闭关不出，也不参与讨伐。朝廷感觉到无力镇压，于是考虑封赏和招降王仙芝。
此时王仙芝和黄巢之间也有了矛盾。王仙芝不排斥招降，而黄巢则是更加坚定的起义者。
第一次招降虽然没有成功，却分化了王、黄二人。此后，黄巢北上回到山东根据地，并在山东、河南、湖北的宽广区域内来回迁移，而王仙芝的活动范围则主要在湖北中西部、河南西南部。
到此时，二人的命运也有了区别。黄巢仍然把军事机动贯彻到底，攻克州县是为了劫掠，不是长期占领。如果碰到拥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就明智地避开。王仙芝由于受到招降的影响，开始寻找根据地，他的目光盯在湖北西部。他攻克鄂州，但随着盘踞意识的增强，机动性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积累，军队力量也逐渐被削弱。
王仙芝的军队力量被削弱后，唐朝的招安意识也越来越淡，更倾向于武力镇压。
在南襄地区无法立足的王仙芝企图夺取荆州作为基地，但进攻失败。他的军队实力、士气等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他本人在黄梅被杀。
王仙芝早期的成功在于他的机动性作战原则。机动作战使得朝廷调动军队的能力超出了极限，不得不招降他。王仙芝要么接受招降，要么坚持机动性，但他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丧失了机动性的他不得不承受失败的代价。
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他的搭档黄巢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机动行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直到拥有了推翻唐王朝的实力。
黄巢：最漫长的征途
在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深山里，藏着一条古代进出福建的主要道路。如今的人们要到达这里，必须先从福州坐火车前往建阳，再从建阳乘坐汽车到达浦城——这是一座深藏在武夷山中的小城市。武夷山横亘在江西与福建之间，自古以来将福建与其他省份隔绝开，如同一处巨大的桃花源。
从浦城坐车向浙江方向前行，在达坞村下车，再步行前往龙井。这座村庄在半山腰，过了村子，就是前往仙霞岭的古道。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要想前往福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浙江进入福建，从杭州沿钱塘江（浙江）经过金华、衢州、江山，再翻越仙霞岭，到达福建的浦城、建瓯，进入闽江流域，这一条是主路。另一条是从江西翻越武夷山，从上饶地区进入福建的武夷山市，这一条路在后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两条路之间的距离并不远，都位于如今福建的西北角。
在仙霞岭主道上至今仍保存着古代的卵石路面，从福建翻山进入浙江后，在北侧的山坡上有一座现代人竖立的武士像，这就是黄巢的塑像。
当年，黄巢就是借助仙霞岭进入福建的。他率军进入福建沿海，并凿山开路从福建进入广东。
在唐朝，虽然海上交通已经发达，但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仍然属于偏僻的边疆区域。
在黄巢之前，反叛者一旦向边疆逃窜，就意味着进入衰亡期，不再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只有黄巢是个例外：当他消失在茫茫武夷山中时，皇帝一定松了口气；不料黄巢随后却从广东杀了回来，变得坚不可摧了。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的境遇也危险起来。此刻，他盘踞在家乡附近的沂州，朝廷的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赶来，试图剿灭反叛者的最后武装。
黄巢决定跳出包围圈，向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进军。唐朝调拨部队坚守在洛阳和潼关来打击黄巢。
这时的黄巢和唐朝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朝廷的角度看，财政已经崩溃，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财来组织战争，只能听任各个节度使和地方政府自己组织抵抗。
朝廷临近崩溃时，黄巢也已精疲力尽，无力打仗。到底谁能先缓过劲来组织最后的打击呢？
黄巢决定以退为进。他率军南下，渡过长江，向边缘地带撤退。他进入江西，到达饶州（现江西上饶），饶州已经在武夷山的北端，属于江西、浙江、福建的三角地带。从此地出发，他率军进入浙江，想劫掠嘉兴所在的太湖平原。这时，他遇到了此生一大对手——高骈。
在唐末，朱温、李克用等人崛起之前，高骈是唐朝最强的战将。他前往交趾打过南诏，又担任静海军节度使镇守边关。朝廷为了对付黄巢，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治所在镇江）。他果然不负众望。
黄巢认识到，浙江仍然不够偏远，他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休整，于是向南撤退，进入武夷的茫茫大山之中，经过仙霞岭到了闽江流域，在福州等地劫掠。
高骈在黄巢身后紧追不舍，黄巢看到福建仍然不够遥远，于是继续撤退。他沿海岸线前进，再经过福建与广东边界的山区进入广东并围困了广州。
此时，黄巢已经跳出了高骈的辖区。按照规矩，节度使出辖区是要经过批准的。高骈只好上报朝廷，请求越区打击，但遭到皇帝的拒绝。
在唐朝，广州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城市，也是面向东南亚的巨型海港。这里海外商人云集，据说聚集了十几万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等，是少有的国际型城市。黄巢攻克广州后，士兵将这座城市的财富劫掠殆尽，并杀死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外国人。
在广州的休养，让黄巢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支持。休养过后，他决定率军北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朝廷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休养，财力没有恢复，士兵疲于奔命。
黄巢没有考虑按照来时的路返回，因为这条路过于偏僻。在唐朝，从广州北返的通道除了福建还有两条：一条是翻越梅岭进入赣江的通道，另一条是经过桂林和严关进入湘江的通道。后一条路是庞勋所走的路，黄巢也选择了这一条。湘江通道可以直达湖北和湖南，距离洛阳和长安这两个政治中心更近，离黄巢最大的敌人高骈更远。
黄巢从广州沿珠江（西江）和漓江直上，攻克桂州（现广西桂林），顺湘江直下到达潭州，并北上攻克荆州。就在一帆风顺的黄巢自信满满地继续向两京靠近时，第一次打击来到了：他在进攻襄阳时被唐军击败，被迫南撤。
他收集了残军，撤往鄂州，并再次转战江西。到这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高骈。
幸运的是，此刻的高骈也陷入唐王朝内部纷争之中。由于高骈打击黄巢有功，已经升任天平、淮南、镇海、西川、荆南、安南六镇的行营兵马都统，权力更大。但妒忌高骈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更加谨慎地防范有人与他分功。
黄巢利用高骈的心态，先是宣称要投降，骗取高骈将其他各路军队遣返。威胁解除后，他转而击败高骈的大将张潾。之后，随着与朝廷矛盾的激化，高骈干脆自保一方，只要黄巢不入境，他也不再出击。
高骈态度的改变让黄巢安全地通过了他的辖区，渡过淮河向北挺进。唐朝的主力军队主要由高骈领导，分布在江淮地区，一旦黄巢过了这个区域，在茫茫的北方就很少有军队能与之抗衡了。
黄巢的大军横扫安徽、河南，攻克了东都洛阳。此刻，在长安的唐僖宗终于意识到他的敌人比他还强大，于是匆忙间率领百官逃往兴元（汉中）。黄巢随即攻克潼关，占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
占领了长安的黄巢突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此前他以运动战击溃了政府军，占领长安之后，他的作战模式从运动战变成了守城战。
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守城战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另外，唐朝虽然失去了国都，大部分藩镇对唐朝也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相比起草莽起家的黄巢，他们宁肯接受唐朝的领导。
黄巢控制了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却无法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统治。各藩镇在回过神之后，决定恢复一个孱弱的唐朝。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联合，除了各个藩镇的兵马，还请来了沙陀人的骑兵，共同打击黄巢。
于是，运动战专家黄巢突然间变得笨拙，被唐朝军队围困，最终失败。他率军逃离关中，退回河南，直到被围困并击毙。
缩短的分裂期
黄巢起义之后，统一的唐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
在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下，皇帝虽然还在位，却不再受到尊重。各节度使几乎都拥有了独立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还承认中央政府，是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实力都不够强大，无法统一全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无法保证自己不被他人蚕食。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莫过于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孱弱的朝廷却不用遵守朝廷的规则。
但是，暗地里取代唐朝的努力开始了。节度使们互相并吞，从小变大，直至产生出最后的胜利者。
在众多的节度使中，有几位强大的候选者。
最强大的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治汴州，即开封）。朱温曾经是黄巢手下的将领，后来投靠唐朝，获得封官。朱温不学无术，却懂得扩张的重要性。他以汴州为基地，并吞了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的大片地区，最后又进攻关中，获得了关中长安一带的控制权。
与朱温针锋相对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治晋阳，即太原），李克用是沙陀人，在镇压黄巢起义中荣立首功，分封到了太原。他以太原为基地，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土地，他也学刘渊和石勒，想同时掌握山西与河北，于是向东扩张进入河北，被朱温击退。
他的地盘虽然小一些，也没有平原地区富庶，却由于他控制了山西的形胜之地，是朱温最大的威胁。朱温地盘虽然更大，却由于缺失了山西这个制高点，显得危机重重。
幽州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地界。刘仁恭最初依靠李克用起家，随后又投靠了朱温。他的实力较小，没有能力统一。
在关中的凤翔地区，是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地盘，他控制了从陕西西部直到甘肃南部的区域。他曾经与朱温联合，在朱温称帝后又与李克用联合反对朱温。
江淮地区是高骈的部将杨行密的天下。高骈被他收留的（黄巢）降将毕师铎所杀。杨行密击败了毕师铎，获得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控制权。从控制面积上来说，杨行密是仅次于朱温的第二大军阀。
湖南长沙一带，由马殷控制。湖北荆州一带，则是高季兴的势力范围。盘踞两广的是刘隐。四川盆地则由王建控制。在福建，王潮成了名副其实的主人。浙江沿海的吴越地区则由钱镠控制。
唐朝末年的军阀割据基本上是地理形势的自然延伸，由于朝廷控制力不再，节度使们从自己的辖区向外扩张，直到地理形势不允许他们继续。
只有在北方的中原地区，由于这里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形成了一个“超级军阀区”，谁控制了这个区域，谁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力。而其他区域则分裂成一个个的小政权。
所谓“五代十国”，就是这些军阀控制区的自然演变。那个巨大的“超级军阀区”换了五次控制人，于是就有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替。五代无法控制的小区域内，小军阀们纷纷独立建国，就构成了十国的基础。
首先控制“超级军阀区”的是朱温。朱温获得关中后，废掉唐朝皇帝，建立后梁。后梁控制的领地只有河南、河北、山东大部，以及安徽、湖北的一部分。
后梁只存在了十六年，就被盘踞在山西的李存勖（李克用之子）所灭。后梁只在华北和关中平原地带，没有山河之险。李存勖充分利用山西的形胜，在后梁强大时，可以与它分庭抗礼；当后梁衰弱时，就从高地下来灭亡了朱家王朝。
李存勖建立了后唐。后唐的领土稍大，除了继承自后梁之外，还包括山西、北京（击败了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关中的李茂贞也向后唐臣服。在大将郭崇韬的努力下，又并吞了四川。
在内乱和契丹人的联合攻击下，后唐也灭亡了。
后唐灭亡后，这个“超级军阀区”又相继出现了后晋和后汉，二者的国土面积中减去了四川。后汉又被后周篡夺，后周让位于宋。之后，宋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在“超级军阀区”之外，则是各个小军阀独立后的国家。幽州的刘仁恭被李存勖的后唐灭亡。陕西李茂贞服从后唐，没有单独成国。王建在成都建立了前蜀。前蜀被后唐灭亡后，后唐大将孟知祥又盘踞四川建立了后蜀。
杨行密在江淮地区建立了吴国。他死后，吴国被徐知诰（即李昪）篡夺，建立了南唐。高季兴建立了荆南国。刘隐建立了南汉国。钱镠建立了吴越国。王潮建立了闽国。马殷建立了楚国。另外，在后汉被后周取代后，后汉的残余势力盘踞在晋阳建立了北汉。
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楚、吴越、闽、南汉、北汉构成了十国。
从原因上来讲，五代和十国都只是唐王朝崩溃之后的小碎片。它们要么努力自存，要么并吞他人。但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五代十国都成了失败者。
直到宋朝，中国才又合成一个整体。与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不同，这次分裂时间不过五十几年，也说明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进入中央政权模式后，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分裂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过了这个时段，随后的王朝更迭中，分裂的时间都很短就结束了。
分裂时间的缩短，除了说明人们已经习惯了统一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是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进步的体现。随着全国地图的打开，人们对于山川地理有了全面的了解，军事行动更加坚决和快速。
秦朝对于中原地理，三国对于长江形胜，都摸索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彻底了解了新的区域。隋唐时期的战争已经将几乎所有信息都汇集起来，战略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战争的速度也加快了。安史之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黄巢起义更是席卷了全国，但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都可以在短短的数年间完成。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成如此众多的小碎片，把它们捏合起来也不过用了几十年。
时间虽然缩短，但战争的破坏性并没有减小。事实上，随着技术和战略的发展，战争带来的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数量都大幅增加。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军事财政的消耗也呈几何级数上升。
第四部
中原时代（公元907—12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