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36—1125年。
十六州忧思
燕山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起到了保卫农耕文明的作用。一旦游牧民族在燕山以南获得据点，无险可守的华北便处于危险之中。
燕山十六州之所以重要，在于围绕着幽州的数个州已经位于燕山以南，丧失这些山前州，意味着无法防范游牧民族对华北的进攻。
北方每一个城市作为国都都有弱点。长安（唐朝以后）由于不够富裕，无力承担和平时期国都的责任。开封没有险阻，无力承担战争时期国都的责任。洛阳比长安富裕，比起开封又四周环山，但它在财政、地理这两方面都很平庸，只是折中的选择。
定都开封，无险可守，北宋必须拥有大量的军队，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与女真人、蒙古人相比，契丹人的战斗力不强，正因为此，北宋才能抵御辽国的进攻。在签订澶渊之盟后，北宋又与辽国和平共处一百多年，成就了双方的盛世。
为了保卫无险可守的河北平原，北宋在河北的各个城市堆积了大量兵力。由于北宋与辽国长期保持和平，冗兵非但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反而拖垮了北宋的财政。
从北京出发向北数十公里，经过昌平，再向西北方向进入山区，就到了著名的居庸关。这里也是中国气候和文明的分界线。
在北京的西侧和北侧，横亘着燕山山脉。从地理上看，燕山更像是太行山的一条余脉；对于中原文明来说，它显得非常重要。
在燕山以南是适合耕种的平原区域，燕山以北则进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世界，这里也成为农耕社会保卫其文明的前线。
在古代，人们常说太行山中有八条通道，连接了太行山内外两侧，号称“太行八陉”，其中最后一条在燕山山脉与太行山交界地带，叫军都陉，在军都陉设立的关口就是居庸关。
从居庸关向西北方向，经过官厅水库，就到达河北怀来县和宣化区，这里在宋朝被称为妫州和武州，都位于燕山山脉所在的山区。
继续向北，可以到达河北张家口。从张家口向北，经过野狐岭，地势突然从绵延不绝的山地变成平坦的高原草甸，也就出了燕山，进入北方草原的范围。
在宋朝，这片区域更加著名，因为它就是燕云十六州之所在。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大将石敬瑭与契丹签署协议，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契丹出兵灭掉后唐，两年后正式交割给契丹。
除了燕云十六州，还有三个州必须提到。在石敬瑭之前，契丹人已经从刘仁恭手中获得了营州（现河北昌黎县）、平州（现河北卢龙县）和滦州（现河北滦州），这些州也都位于燕山山脉以南、河北的东部，契丹人占领了这里，就意味着可以从燕山以南出兵直接打击中原。等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就尽数占有北京和山西北方的重要战略地，随时可以进军中原。
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其中幽州（也称燕）和云州最重要，分别是从北方进入河北和山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山西北部的大同和太原分别在两个小型盆地之中，盆地中间夹着一座雁门山（古代称为句注山，或者勾注山），著名的雁门关就在这座山上。北方历次进攻山西的部队都是在云州集结完毕，乘机南下雁门关，向太原进攻。
关于燕云十六州有不同的说法，有时人们将营、平、滦三州算入，就变成了十九州。营、平、滦也位于山前。当瀛州、莫州被周世宗夺回后，人们又常把景州和易州加进去，仍然构成十六州。宋徽宗时期，与辽、金交涉时的十六州指的就是后者。 按照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又可以将其分为山前诸州和山后诸州。所谓山前州，是指位于燕山山脉以南和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幽、顺、檀、蓟、涿、瀛、莫）； 山后州则位于燕山、五台山、雁门山等山脉的北面。
对于北宋政治中心华北平原来说，占据山后诸州还没有那么迫切，只要把守好居庸关和雁门关，还可以阻挡敌人入侵。而山前诸州的丢失却是不可接受的，一旦丢失了这些州，就再也没有稳固的战略要地可以防守。敌人以山前州为基地，可以一马平川地将军队泼向华北平原，直至北宋国都汴梁。
除了幽州之外，瀛州和莫州的地理位置已经非常靠南，接近于中原的腹心。在周世宗的北伐中，这两个州被收复，解除了一定的威胁。但随着周世宗的去世，其余州仍然掌握在契丹人的手中。这时，人们又把契丹控制的山前的景州（现河北遵化）和易州（现河北易县）加进去，又凑够了十六州之数。
赵匡胤统一南方之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就提上了日程。但北宋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燕云十六州的争执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双方都亡国。
东京汴梁的功与过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北宋朝廷上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次争吵的主题是应该把都城设在哪里。
在此前一年，随着南唐灭亡，宋太祖赵匡胤命人到唐东都洛阳查看。此时的洛阳由于战乱的影响，破烂不堪。当年的宫殿、城防早已损坏，城里的人也都走散，至于官衙宫庙更是不见了踪影。宋太祖命人对宫殿进行了抢修。
第二年，宋太祖率领群臣从汴梁来到洛阳。汴梁是前朝（后周）的国都，也是宋太祖暂时的都城，而洛阳是他心仪的新都城。但在洛阳，人们纷纷进谏宋太祖不要迁都。
其中起居郎李符的上表最为具体，他总结了迁都洛阳有八点难处：京邑凋敝、宫阙不备、郊庙未修、百司不具、畿内民困、军愿不充、壁垒未设、盛暑扈行。
还有人提出：汴梁是各大运河交会处，由于交通方便，粮食不会匮乏；如果迁都洛阳，则意味着要改造运河系统，工程量大，劳民伤财。
连宋太祖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也说不便迁都。
宋太祖不为所动，甚至认为，迁到洛阳只是第一步，等以后还要想办法迁到长安去。如果宋太祖能够活长久一些，那么迁都也许会成为事实。但随着对北汉战争的准备以及当年宋太祖的离世，迁都的争议被搁置。
那么，为什么宋太祖坚持要把都城从汴梁迁到洛阳呢？这要从汴梁的地理位置说起。
在历代古都中，北宋国都汴梁的命运最为曲折。现在如果前往开封（汴梁），会看到巍峨的城墙和雄伟的开封府，将人们带回北宋当年的繁华。但这只是幻象，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产物。事实上，与洛阳、西安等相比，开封很少有宋朝的遗迹保留下来。现在人们看到的城墙是清代后期修建的，那座巍峨的开封府更是现代人的产品。至于宋朝的开封，只存在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十多米深的地下。
开封处于黄河改道南下后的河道旁，地势平坦，成了黄河最大的受灾区之一。历代的黄河泛滥将原来的文化层深深埋没。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一次黄河决堤，仅泥浆就产生了三米厚的地层，宋朝开封府也相应地下移了三米。
“开封城，城摞城”的历史，也反映了这座古老都市的命运。它处于河南东部的广大平原之上，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也是数条河道交汇之处，最著名的是汴河。这条河流早期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沟通淮河和黄河，之后的隋唐大运河也是就着汴河的河道开掘的。除了运河，这里还有淮河支流涡河以及改道之后的黄河。
河流环绕，没有险阻，使开封成了一个经济富裕、四方争夺的地方。所以这里本不该成为都城的。
战国魏曾以大梁为都城，魏国随后成了齐国、楚国、秦国争夺的战场。不管从北、南、西方，都可以轻易地到达开封，这导致了魏国后期的孱弱。
战国魏之后，开封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非战略城市存在。直到唐朝末期，后梁太祖朱温做节度使时被封到汴州，在开国之后就把国都定在这里。
后唐灭后梁，把国都迁到了洛阳，成了五代时期唯一把都城设在洛阳的朝代。后唐被契丹人灭亡后，洛阳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晋、后汉、后周三代只好跟随后梁的做法，将国都设在汴梁。北宋又取代了后周，开封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著名王朝的国都。
宋太祖统一全国之后，意识到五代之所以短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定都不当。除了后唐是内乱之外，其他朝代由于都城在汴梁，难以经受北方的打击。只要契丹人从北方而来，一路上经过的是华北的广袤平原，几天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而黄河作为防卫开封的唯一屏障，由于过河地点多，线路复杂，需要大量的士兵来守卫；一旦疏忽，就会被攻破。
如果要让国家稳定，必须迁都到一个有险阻可守的地方。不幸的是，在整个华北地区，除了北京有险阻可守，其余的地方都不够险，而北京还被割让给契丹了。
洛阳算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它四面环山，又有黄河之险，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选择洛阳，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洛阳周围的山并不算高，到了宋朝，随着游牧民族充分发挥了机动性，洛阳也并非不可攻破。
宋太祖认为洛阳至少比开封强，他甚至想最终迁往长安，就是担心洛阳也不够稳固。
但长安也有长安的问题。从地理上讲，长安的确是四塞之地，但由于陕西的经济落后，这里已经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口。如果说，开封在战争时期无法承担国都的职责，那么长安在和平时期都无法承担国都的职责。毕竟和平的时间更长，因此长安也不再符合要求。
总结而言，在华北地区，每一个城市都不是完美的，相比较而言，还是洛阳的优势最大。
在与弟弟的辩论中，宋太祖提出：之所以要迁都，是为了利用山河的险固来减小军队的规模。军队规模减小了，又可以减少财政需求，从而刺激民间的发展。
赵光义则学究气地回答“在德不在险”。他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寻找答案。
最终这次迁都未成。宋太祖因此发出感慨说，定都汴梁，未来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冗兵问题。果然，终宋一世，冗兵难消。
由于北方没了燕云十六州的险阻，北宋与辽国的边境顺着平原上的几条小河划界；又由于国都无险可守，辽可以随时进军，所以为了防范辽国，北宋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堡垒，构筑了三条防线，这就需要庞大的军队。
而士兵太多，又对财政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持军费，北宋从各个方面找钱，建立官营企业、开展特许经营、搞金融投机等，最后拖垮了社会经济秩序。
更可怕的是，即便有如此众多的士兵，仍然没有办法解除北方的威胁。金灭亡北宋之前，著名将领种师道曾经指出了汴梁的危险性，认为这里无法抵御金的进攻，宋钦宗必须立刻离开汴梁，迁到长安固守。在当时，由于洛阳也成了前线，同样不安全，将国都迁往长安是个保险的举措。
种师道的提议被宋钦宗的大臣们否决了。于是，金人长驱直入进攻汴梁，宋钦宗开门投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定都汴梁，就注定了北宋最后的命运。只要北宋无力抵抗来自北方的进攻，对方迟早会赶到汴梁城下，演出擒王的历史大戏。
要想避免历史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一个办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特别是山前州），将防线重新推回到燕山之后，利用燕山的险阻来做防守任务。
宋太宗：失败的收复战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刚刚征服了北汉的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从太原回到太行山以东的镇州（现河北正定）。他决定乘胜率军迅速北上，直指辽国在燕山以南的中心幽州。
宋朝大军用十天就攻克涿州，直达幽州城南，在现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驻扎。
宋太宗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向北进军。在幽州北面的得胜口（现北京昌平区境内，距离居庸关不远）还有一支辽军，由南院大王耶律斛轸率领。宋军暂时阻止了耶律斛轸的南移，防止他援助幽州。
如果宋军能够做到彻底阻止辽国援军，那么通过围城迟早可以攻克幽州。然而，由于不熟悉地形，宋太宗并没有将辽国与幽州的另一条通路——古北口封锁。在北宋时期，从关外进入关内一共有五大关口，从西向东分别是：紫荆关（位于现河北易县）、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现河北宽城县西南）和榆关。其中紫荆关和居庸关位于太行山，剩下三个位于燕山。
居庸关和古北口是距离北京最近、最常用的关口。现今北京通往承德的公路就经过古北口长城。
居庸关沟通的是北京向西北方向与河北、内蒙古的交通，而古北口沟通的是北京向东北方向与河北和东北的交通。由于东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开发晚，古北口的开发也比居庸关晚，南北朝时期的慕容氏燕国建立，才有人开始注意它。到了辽、金和清朝，由于中原的敌对势力已经转移到东北，古北口的重要性超过了居庸关。
宋初，人们的关注点仍然在太行八陉，宋太宗也因此忽略了古北口。所以他封锁了居庸关，辽国的援军却通过古北口进入北京盆地支援幽州的守军。
辽国派出大将耶律沙和耶律休哥各自率军前来援助，先后到达幽州城外。
耶律沙与宋军先开战，宋军赢了。就在宋军感觉疲惫时，耶律休哥的军队突然来到。他们联合耶律沙的残兵，加上耶律斛轸和幽州城内的守军，冲垮了宋军的战线。
赵光义乘坐驴车一直逃到涿州，又担心守不住涿州而继续南逃。大臣们因为找不到他，以为他阵亡了，甚至考虑另立皇帝。
此次战败，标志着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计划的复杂化：北宋进攻过后，轮到辽国反攻了。
与宋军单路出击不同，北方（辽国和后来的金国）进攻南方，往往同时选择两条线路进攻。一条是从北京南下河北，另一条则是从山西大同经过雁门关，南下太原，再从太原经过上党高地直达河南。两路大军隔着太行山，还可以通过太行山的几条通道互相联系。最主要的通道是通往石家庄的井陉和通往邯郸的滏口陉。
高梁河战役结束几个月后，辽军在元帅韩匡嗣的率领下，经过幽州向河北进军，在满城境内遭遇失败。另一支辽军从山西北部向雁门关进攻，也被宋将杨业（评书《杨家将》中的杨继业原型）击退。
在河北，形成了以益津关（现河北霸州）、瓦桥关（现河北雄县境内）、岐沟关（现河北涿州西南）为宋辽交界线。与其他的关口相比，河北三关都设在平地上，依靠不大的河流进行防守，难度很大。
第二年，辽军在耶律休哥的率领下，进攻瓦桥关。宋军以极大的损失阻止辽军的前进。第三年，辽军再次进攻，又被宋军击败。
宋军之所以能够守住河北、山西防线，与其说是宋军的英勇，不如说是辽军进攻能力的不足。
与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相比，契丹人战斗力不强，当它所建立的国家重心转移到北京一带时，便已经失去了机动性。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偏北，缺乏大规模粮食生产的能力，契丹人的军队很难进行长时间的远程打击。
辽国的进攻模式往往是这样的：在攻克了前几个据点后，受阻于某一个城池无法前进；由于机动能力不足，很难越过据点进行远程打击；粮食辎重不足，又很难演化成长期进攻；已经占领的据点，由于难以建立有效统治，也无法固守；最终，在大肆掠夺之后辽军向北撤退，回到传统边界之后。
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机动性更高，骑兵可以一跃千里，实行更加远程的打击，宋朝的厄运这才真正降临。
由于辽军进攻能力不足，加之辽国内部的权力更迭，宋辽休战了几年。宋太宗认为应该重新尝试夺回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宋军开展了一次协同作战，从山西和河北两个方向向辽国进攻。
宋太宗对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派遣五路大军出征，最终目的是会师幽州。
简单来说，宋太宗制定的战略，就是“西部主攻，东部主守”。
在东部的河北境内，天平军节度使曹彬负责进攻涿州，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从雄州（现河北雄县）出发北进。这两路大军主要的任务是拖住敌人，牵制敌人的兵力，让敌军远离幽州和山西。
在西部的山西、河北交界和山西境内，宋太宗派遣三路大军负责进攻。第一路是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他的基地在河北的定州，按照命令，他必须走河北、山西的交界地带，出太行山上的飞狐口（飞狐口南面就是紫荆关，沟通关内外五条道路的第一条，也是最西面的一条），进攻幽州东面的蔚州，从侧翼包抄幽州。第二路是太原的忠武军节度使潘美（评书《杨家将》中的潘仁美原型），他一面防守太原，一面从五台山出军，与田重进一起打通蔚州。第三路是云州观察使杨业，他从北方的雁门关出发，以收复山西北方的四州为目的，再转而向东，与其他各路军一起进攻幽州。
西面的军队攻克既定目标之后，东部的两路大军再转为积极攻势，兵向幽州，五路大军集结在幽州城下。
从战略上讲，宋太宗的部署颇有新意。与上次仓促北伐不同，这次的行动只要执行得当，的确可能成功。
但问题就出现在了执行层面。
战争开始后，西部三路军进展顺利。杨业在潘美的帮助下，很快攻克山西北方的诸州，包括战略意义仅次于幽州的云州。田重进的大军挺进飞狐口，顺利占领蔚州。潘美则与田重进会师于蔚州。辽军损失惨重。
东路军本来应该采取缓慢进攻的策略，等待西路军布置到位并占领各个城池后再快速进攻。然而东路军统帅曹彬却犯了抢功的错误，一路进攻，连下数城，快速推进到涿州城下。这从战术上看是一种胜利，但在战略上让辽军过早地明白了宋军的意图，将重兵收缩到幽州一线，对蔚州的防守强度也大大增加，对于整个战局来说非常不利。
当辽军在蔚州加强防守后，田重进、潘美的部队被阻挡在蔚州一线，无法按照预期越过太行山，会师于幽州。到这时，曹彬就只能孤军与辽军作战了。
宋军和辽军对峙于涿州城南的岐沟关一带。辽军统帅耶律休哥袭击了曹彬和米信的粮道，导致东路大军崩溃。
东路军的崩溃又影响了西路军。辽军随后对蔚州的田重进和潘美发动进攻，宋军突围撤退，损失惨重。
杨业攻克的山西北部四州无法独存，只能让居民撤离，留下空城还给辽国。在撤退中，由于潘美（他是杨业的上司）的指挥错误，杨业兵败被俘，绝食三天而亡。
当年年底，辽军大举进攻，大败宋兵于君子馆（现河北河间境内）。
岐沟关和君子馆的惨败，让宋军再也没有能力去谈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过，辽国随后的进攻也没有成功。双方又回到了均势，维持了十几年。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为宋真宗，辽国又借机发动南侵。
买来的百年和平
在二十四史中，元朝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的《宋史》是规模最大的一部。编撰此书却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从元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结束。
因为编撰时间短，《宋史》显得有些庞杂混乱，讹误众多。但也正因为缺乏精心剪裁，书中保留了许多非常活泼的文字，足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宋朝宰相寇准的传记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描写澶渊之盟的章节中，寇准的苦口婆心、皇帝的惊慌失措都跃然纸上，如同小说一般精彩。
辽国认为宋真宗占位未稳，是进攻北宋的好时机，先后发动了三次南侵，大肆劫掠北宋的土地，最终都由于无法固守而撤退。
辽国的入侵给宋朝君臣造成了巨大的精神震慑，甚至产生了谈辽色变的气氛。有的大臣甚至建议，国都汴梁和河北都没法待了，最好还是撤退得远远的，避开辽军的势头。
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的骑兵部队再次在北宋境内骚扰，却有意不和宋军接触，宋军一进攻他们就撤退。当边将把这个消息上报朝廷时，宰相寇准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辽军在搜集军事情报，于是立刻建议宋真宗进行战备。
辽军的进攻一般选择在秋冬季节。半年后，辽军果然开始进攻。当其他大臣如坐针毡时，寇准似乎胸有成竹。边关的求救文书一天来了五封，全被他扣押下来不交给宋真宗。他饮食自如，谈笑自若。
第二天上朝时，寇准的同僚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宋真宗，将辽国入侵的消息上报给他。皇帝立刻陷入了恐慌，问寇准该怎么办。寇准徐徐回答说，应对入侵，其实只需要五天时间就够了。他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坐镇澶州抵抗辽军。
同僚们一听说寇准让宋真宗亲征，立刻想托词离开，避免与宋真宗一起送死。他们的托词被寇准挡了回去。宋真宗也想溜进后宫时，寇准对宋真宗说一旦皇帝回到后宫，就肯定躲着不见他了，到时候就大事去矣。寇准请宋真宗把亲征的事定了下来。
在寇准的软磨硬泡之下，宋真宗和群臣极不情愿地答应出征，但具体的措施仍然没有决定。
通过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在与辽国的战争中，北宋的群臣都恐慌到了什么程度。
这次辽国的军事行动规模比以往都要大。在以往，辽军往往推进到幽州以南数州，就会被宋军阻拦，很难到达黄河沿岸（黄河是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多能够派出一支偏军打破封锁，到山东、河北南部掳掠一番后就回北方。而这一次，辽军却成功地突破了河北诸州，直捣黄河北岸；如果突破了黄河防线，宋朝江山就可能易主。
澶州城在黄河岸边，由于防御的需要，这里设置了两座城分居黄河两岸，中间有吊桥相连接，是从宋都汴梁到北方的最主要通道。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宋军兵败如山倒，敌人还没有到达北岸，南岸的士兵就都逃光。寇准把皇帝放在澶州，就是想借助皇帝的权威来稳定军心，避免出现崩盘的结果。
当敌人向澶州进发时，国都汴梁的君臣们仍然在争吵具体的行动方案。此时又有人跳出来宣称宋真宗不应该向北抗击，而是应该向南撤退。比如，作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就主张宋真宗应该学习晋朝的经验去金陵避难并准备反攻，把国都留给辽国去掠夺。而四川籍大臣陈尧叟则主张宋真宗应该学习唐玄宗的经验，跑到四川成都去。
皇帝犹豫不决，询问寇准这两个人的看法怎样。寇准佯装不知是谁提的，大声说出这种馊主意的人就应该直接砍了！
宋真宗终于怏怏不乐地上路了。等他们到达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后，宋真宗不想走了。大臣们心领神会，劝说宋真宗停在这里，查看军势。寇准连哄带骗地请求宋真宗继续上路，表示如果皇帝不过黄河，就是对胜利没有信心，士兵们知道了会心寒。再说，黄河以北还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对抗辽军，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士气。
宋真宗仍然不肯前行，寇准只好私下里找到太尉高琼，请他帮忙劝说。高琼在皇帝面前也赞同寇准的言论。宋真宗这才心怀忐忑地过了河。
过河后，宋真宗登上北城的门楼，让远近的士兵都能望见御盖。士兵们欢呼雀跃，让辽军感到惊愕与害怕。
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辽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辽国的统帅萧挞览被宋军射死。当辽国皇帝发现进攻无望时，决定派遣使者商谈议和条件。宋真宗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决定与辽国议和。
按照寇准的观点，希望一次性从辽国手中夺回幽州，哪怕和谈也要以幽州为条件。只有把辽军推回到燕山背后，才能保证河北不受到骚扰，进而保证国都的安全。
但宋真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他派遣曹利用与辽人和谈，谈判策略则是以金钱换土地。宋方的要求是不割地，但可以赔钱。在私下里宋真宗告诫曹利用，只要是每年一百万两以内的赔偿都可以接受。而寇准则偷偷告诫曹利用，赔偿必须控制在三十万两以内，否则回来就等着被斩首。
曹利用最终达成条件：每年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当他回到宋营向皇帝汇报时，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宋真宗大惊失色，惊叹怎么会达到三百万。过了一会儿，又转口说如果三百万能够息兵也值了。
见《宋史·食货下一》：“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 宋太宗时期，北宋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两千万两。宋真宗后期，则涨到了一亿五千万以上。 三十万在整个财政盘子中，即便按宋太宗时期的标准，也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两国的和平，对于北方防线孱弱的北宋来说的确是值得的。
这场以金钱换和平的协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到了三十多年后的庆历年间，由于北宋和西夏的开战，辽国威胁重开战争，要求增加上贡，于是北宋的上贡又增加了十万两白银和十万匹绢。
不过，辽国与北宋的确实现了相对和平，为河北和长江地区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辽国之所以愿意拿钱不愿意打仗，还是与它本身并不算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关。拿钱息兵，对于辽国来讲，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从这个意义上讲，澶渊之盟并不公平，却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双方的受益，也维持了北宋核心地带一百年的和平，打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盛世。
无险可守的边境线
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宋与辽国的边境线。
由于丢掉了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之间缺乏天险，在河北广大的平原地区形成了一条难以守卫的边境线。
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与辽国进入了和平状态。但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巩固北方防线，北宋政府采取了广修城堡的策略，在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堡垒。辽国如果要进攻北宋，必须突破这些堡垒，才能到达黄河地区。过了黄河，才可能接近北宋的国都汴梁。由于地势过于平坦，一旦敌军突破了黄河，国都基本上就没有了保卫的价值。
在北宋的防御体系中，可以分出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紧贴辽国占领区，在山西，以恒山、句注山为界，两国之间最著名的三个关隘是宁武关、雁门关和平型关。在河北，北宋在大清河、拒马河构筑防线，在河畔有益津关、瓦桥关和岐沟关三关。在霸州、雄州、易州、定州、保州（现河北保定）、祁州（现河北安国）等地，则设立了大量的堡垒驻军。
如果辽国攻克了第一道防线，则会遭遇北宋以滹沱河为中心构建的第二道防线，这道防线上有瀛州、沧州、冀州、贝州（现河北清河）、邢州（现河北邢台）等城池，可在受到进攻时互相援救，形成互保。
宋朝的第三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黄河防线，其中著名的城市是大名、滑州、澶州、濮州、郓州、博州（现山东聊城）、棣州（现山东惠民县）、齐州（现山东济南）等地。
宋太祖当年为军队的冗兵感到忧虑，直到北宋灭亡仍然无法解决冗兵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北方防线无险可守，只能靠人来堆积。
即便是和平时代，由于河北地区需要守卫的城池太多，仍然无法削减军队。河北平原本来是北宋的粮仓，但当它成为两国边境，需要投入重兵进行防卫时，其农业和经济价值也受到了影响。也是从这时开始，南方的经济正式超越了北方。
和平到来后，辽国的军事能力也在退化。由于长期不用打仗，加上地理位置偏北，辽国的经济一直无法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随着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崛起，辽国显出了颓势，无力应对。
从战争和对抗程度上看，对北宋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辽国，而是西北的西夏。北宋与辽国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几年就告结束，之后双方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而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却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北宋被金灭亡，与西夏不搭界了，双方的战争才告结束。
为了应对与西夏的战争，北宋的财政陷入危机，皇帝四下找钱，始终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在河北的冗兵既拖累了财政，又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可谓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