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82—1085年。
西北争夺战
保存至今的好水川战场上依然尸骨凌乱，诉说着当年宋夏百年战争的残酷。
北宋在与西夏的边境线上一共设置了六个路（行政区划），形成了四条进攻线路，其中鄜延路和泾原路境内的两条进攻线是最常用的。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均以惨败收场。其中发生在泾原路的一系列惨败让皇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但只坚持了一年改革就不了了之，停战后皇帝和大臣又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宋夏战争还导致了新型货币——盐钞的诞生，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只好以政府垄断的盐为信用，设计了复杂的机制发行纸质凭证。盐钞在北宋曾经作为纸币使用，到北宋末年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而沦为废纸。
宋神宗时期最大的一次对夏协同作战有过成功的可能性，其间一共动用了五路大军，沿着宋、夏四条交通道（前两路共用东部通道）发起进攻，却由于宋军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而行动迟缓、失败。
与西夏的战争消耗了北宋大量的财政，却徒劳无功。西夏对于北宋的拖累远超辽国。
清晨，士兵们正在做饭。他们在一座红色小山岗的侧面支了灶。灶火上，陶罐里正冒着热气，小米粥的香味引得人食欲大开。
就在此时，四周突然响起了号角，西夏人如同泼水一般从小山的背后冒出来，借着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正在做饭的士兵们手忙脚乱地寻找着武器，面对凶恶的敌人，准备不足的他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
很快，宋军就溃散了。士兵的尸骨七零八落地散布在这座小山周围。灶火还没有完全熄灭，陶罐里还在冒热气，只是再也没有人回来享用了。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这个战场很久都没人收拾，陶罐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粥都干了。尸骨和陶罐被埋在地下破成了碎片，干了的粥继续碳化。
974年后，我来到古战场，发现了那个破碎的陶罐。在碎片内部，有一些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仔细辨认，能确定那就是当年没有喝完的粥。在陶罐旁还散落着许多尸骨的碎片，它们属于那些死去的宋军将士。
2015年，我前往固原去寻找一个新发现的宋夏战争古战场，虽然经过近千年，北宋将士的尸骨仍然清晰可辨。
从甘肃东南的平凉到宁夏的固原，有一条从关中通往西北的大通道。从平凉向西，就进入充满黄土台地和沟壑的六盘山区。泾河通过弹筝峡奔流而下，先是向南，遇到六盘山后改为向东经过平凉。
在秦朝，这里有著名的关中四塞之一——萧关。
秦朝萧关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大致位置就在弹筝峡形成的河谷某地。现代人在泾河拐弯的附近修筑了一个类似于关口的建筑，算是一种纪念。
过了这个现代人修建的萧关，有一座秦汉时期著名的朝那古城，继续向前则是现代的固原城。固原曾经是秦的边关，秦长城就从这里通过，它至今仍然保留着其庞大的身影。
从固原坐车向西到达西吉县，这个县和北方的海原，加上固原，在现代被称为“西海固地区”。由于雨水稀少，是著名的贫困区，被列入联合国名册。对于古迹，雨水稀少反而是一种幸运；正因为这样，固原地区才保留了如此众多的古迹。
葫芦河与好水川在张家堡子相遇，两水交叉处的旁边有一座红色的小山，当地人称为红岗。
红岗曾经目睹了一场大屠杀。当年，西夏王李元昊把指挥中心设在红岗之上，宋军从好水川谷地西行，在进入葫芦河谷之前与西夏人遭遇，大败。
这场战役之后，红岗再次变成了一座无人过问的荒山。甚至人们都不知道当年战场的具体位置。直到现代人发现了大量的枯骨，才意识到这就是当年好水川战场之所在。
如今，在断崖上能看到大量的白色人骨，头盖骨、股骨、脊椎骨散乱地丢弃在地上。在战场所在的地层上，随处可见大量的陶器和瓷器的残片，或许当年的宿营地就设在这里。
那个破碎的陶罐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本章开头的战斗场景来自我的想象，历史记住的只是“宋军全军覆没”，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把陶罐残片、黑色物质和将士的尸骨搜集起来，拍了照片，用土简单埋葬。
在好水川战场北向数十公里，还有另一处宋朝的遗迹——黄铎堡。在北宋时期，它叫平夏城，是当时的边关要地。在平夏城遗址附近曾经出土过西夏士兵的尸骨，与几十公里外的宋军尸骨一并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除了好水川和平夏城，著名的定川寨之战也发生在附近某地，但现代人已经不知道定川寨的具体位置了。
这些古战场只是百年的宋夏战争的一部分。西夏作为北宋最难应对的敌人，从建国开始就与北宋纠缠厮杀，直到北宋灭亡才因为双方不接壤而不得不落幕。
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转移，陕西、甘肃已经落后，成为华北和江南的附庸，但西夏依靠凶猛的战斗精神和对于战略的精准把握，硬是成了北宋（在女真人出现之前）最难缠的敌人。
宋夏的四条进攻路线
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反叛分子当回事。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党项人李继迁打出造反的大旗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
西夏的起源，按照史书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皇族拓跋氏。实际上，它可能与川西甘南地区的羌族人有血缘关系。在唐五代时期，党项人一直是活跃在西北的一支重要势力，分布在现陕西西北、宁夏等地。
宋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宋称臣，留在京师。宋朝派遣官员统治党项人的居住地。
李继捧归顺宋朝时，他的弟弟李继迁居住在银州（现陕西米脂县境内）。宋朝派员接收银州时，李继迁拒不合作，率领几十人逃往茫茫北方。在如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有一片巨大的沼泽地，叫地斤泽，那里成了李继迁的根据地。
李继迁和他的儿子李德明或战或降或叛，在不经意之间，攻克了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及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西北形成了割据。北宋前往讨伐的军队即便能够暂时获胜，却无法阻止李继迁的渗透。对于宋军来说，他们的进攻是“点状”的，李继迁在西北的势力则是“面状”的，而“以点控面”，必定无法成功。
党项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在灵州和兴州（现宁夏银川）地区，也就是如今宁夏的腹心地带，向西占据了河西走廊，向东到延安以北和以西地区，向南则抵达宁夏固原以北以及甘肃兰州附近。
在青海地区分布着一些吐蕃族的部落，他们与北宋保持友好关系。为了切断吐蕃部落与北宋的联系，西夏还进军到甘南地区，这里也就成了西夏人入侵的最南端。
当西夏的崛起成为事实，宋军采取守势，在西北边境地带建立了一系列堡垒进行防御。
北宋在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主要有六个路，每个路以管辖的两个最主要城市命名，分别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兰会路、熙河路和秦凤路。
鄜延路以鄜州和延州（现陕西延安）为中心，是对西夏最东部的前线地带。环庆路以环州（现甘肃环县）和庆州（现甘肃庆阳）为中心。泾原路以泾州和原州（现甘肃镇原县）为中心。兰会路以兰州和会州（现甘肃靖远县）为中心。熙河路以熙州（现甘肃临洮县）与河州（现甘肃临夏）为中心。秦凤路以秦州（现甘肃天水）和凤州（现陕西凤翔区）为中心。
在上述六路中，实际上包括了四条宋夏对峙的军事线，也就是西夏攻打宋军的线路。
第一条在鄜延路境内，也就是从陕西的正北方，以延安为中心，经过陕北的大沙碛（北宋称为旱海）进攻银川。
第二条在环庆路，以环州为中心，从青刚川（现环江，黄河支流）直下，向黄河挺进，进攻银川。
第三条是从泾原路出发，经过镇戎军（现宁夏固原），沿鸣沙川（现清水河，黄河支流）向黄河挺进，到中卫再向北进攻银川。
第四条在兰会路境内，从兰州出发，沿黄河直捣银川。
至于秦凤路和熙河路，相对更靠南，从这两路前往西夏，往往要先经过泾原路或者兰会路，所以陕西六路一共有四条进攻线。
除了上述四条线路，从西夏到北宋的边界是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在北方河西走廊，是巨大的祁连山将西夏与北宋、吐蕃隔开；黄河与河西走廊之间则是广大的沙漠地带，无法通行。在南方则有六盘山、横山组成的陕北山脉，将关中平原与陕北沙碛隔开。
在这四条进攻线路中，尤其以鄜延路进攻线和泾原路进攻线用得最多，这两条路开通得最早，也是西北通往关中平原的最主要通道。在面对西夏所在的银川地区时，更是千里跃进的最佳位置。宋夏战争的发生地，大都在鄜延路和泾原路所在的范围内。
引发改革的惨败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并由他负责组织宋朝第一次重要改革——庆历新政。
在宋仁宗时代，北宋的经济发展恰好达到了最高峰。宋仁宗个性宽容，生活节俭。那么，到底是什么动力让宋仁宗下决心推动改革呢？
五年前，北宋经历了一次军事危机。危机所带出的问题，使得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这次军事危机就是由西夏王李元昊引起的宋夏战争。
北宋和西夏的关系有过一段时间的缓和。当宋辽澶渊之盟达成后，北宋社会和平稳定，经济高速发展。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的领袖换成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与祖父和父亲不同，李元昊更加果敢，他不仅进攻甘南，切断了北宋与吐蕃人的联系，还大胆地要求与宋、辽平级，自称皇帝。
见《宋史·夏国传》。 李元昊割据，北宋还能够接受和忍耐；他一称皇帝，立刻触及北宋的忌讳，双方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西夏最初的军事攻击点设在鄜延路所在的延州附近。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和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接连两年，西夏大军虽没有攻陷延州，却屡次击败宋军，俘虏宋将。北宋在屡屡吃亏之后，派出一批较为能干的大臣守边，包括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夏竦及其副手韩琦和范仲淹。
由于延州是西夏打击的首要目标，所以范仲淹前往延州组织军事。他加强了军事管理和训练，改掉了以前边关将士散漫的作风，又重视军粮的征集和运输，为战争打下了后勤基础。北宋习惯在国境线上修筑大量堡垒，形成链条互保，守卫边境。范仲淹也整顿和修整了各个堡垒，加强了边关的警戒和防卫。
经过范仲淹的大力整治，延州的防御有了较大的改观，西夏人从延州进攻，已经很难再占到便宜。这时，李元昊改变了进攻方向，频繁地向固原所在的泾原路进攻，环庆路距离泾原路较近，受到了波及。
康定元年下半年，转而进攻泾原路的李元昊再次战胜了宋军。这次的战争地点在三川寨，三川寨位于镇戎军附近。夏军的进攻杀死了宋军五千人。
为了应对夏军的进攻，宋仁宗决定采取攻势。但宋军的攻势却由于皇帝直接插手指挥权以及各个将领之间的协调失误，屡屡无法推出，反而是李元昊的反攻接踵而至。
宋太祖时期为了防止将领擅权，将军事训练和指挥权切割成碎片，授予不同的将领。这种设置让宋朝的军事行动总是迟缓，将领们互相成为对方的负担，在战场上无法做出快速响应。
李元昊进攻泾原路，这里归韩琦负责。韩琦派遣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领9.8万名宋军从环州出发，前往镇戎军，与泾原军配合作战。这批士兵肩负着截断李元昊后路的重任，等李元昊回师时将其击破。
任福率军来到六盘山区，他的军队顺着两座平行的谷地前进，两座谷地相距数里，各有一条小河流淌其中，其中一条就是好水川。
任福率军沿好水川前进时，西夏王李元昊已经率领精兵等待着宋军的到来。任福原想出其不意打伏击，却落入对方的伏击圈。此刻，由于长途奔袭，宋兵已经人困马乏，粮草不继。
就在任福率领先锋军来到好水川和葫芦河交汇的河口时，有人发现几个泥盒，里面有响声。任福打开盒子，从里面飞出百十只鸽子。随之西夏的伏兵四起，任福才知道中了埋伏。宋军在仓皇间拿起武器迎战，却无法阻止一场大屠杀。
葫芦河是一条从如今西吉县流向南方的河流，好水川是它的一条支流。在好水川口，红岗小山如同堡垒般镇守在这里，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西夏士兵十万人埋伏在红岗的两侧，在旗帜的指挥下，从山后冲出，顺着地势从高处冲下，将宋军阵营击溃。
任福身中十余箭，换了三次马，最终死于阵中。夏军转而攻击宋军的后续部队。整个战斗结束时，宋军死亡一万零三百人。
好水川之战，是宋夏战争中最令人震惊的屠杀。在好水川之战前，宋军还有士气与西夏决一死战，并寻找主动出击的机会。屠杀过后，宋营里的求和声逐渐高涨，并最终取代了主战派，成为主流。
好水川之战后，李元昊转兵东方，从北方绕过范仲淹所在的延州，想进攻与山西交界处、极北方的丰州、府州和麟州。这三州都在陕西、山西交界处，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肩部，是从北方前往山西的要道，也是宋、辽、西夏三国的边境地带。
在夺取丰州后，乘着北宋调兵遣将时，李元昊又千里跃进，转回泾原路，继续在固原盆地进行打击，在固原以北的定川寨击败了宋军，杀死将近一万人，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也被杀。
定川寨与好水川两次战役，成了宋夏战争中起到决定意义的会战。到这时，宋朝已经没有心思继续打仗，双方随即展开议和。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条约以类似于宋辽的方式由北宋支付一定的钱款换取与西夏的和平。最终议定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经过谈判，北宋对辽的岁币在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由于战争的屈辱，宋仁宗决定重用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改革的重点是：减税、减少冗兵冗官、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
然而，宋太祖设计制度时就注入了防范官员反抗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必然产生相互制约和冗官、效率低下。所以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官员的真心拥护，庆历新政持续了一年就失败了。
新政的失败导致朝廷上下普遍的挫败感，也丧失了渐进式改革的最佳时机。后来的王安石开始激进化改革，所引起的党争最终毁掉了北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仁宗时期的军事危机成了北宋改革和失败的催化剂，从而改变了历史轨迹。
见《宋史·食货志下三》。 与西夏的战争还引起了另一项影响人类的重大变革——盐钞。为了作战，北宋政府需要大量的钱财充作军费，但朝廷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太常博士范祥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困扰朝廷的军事财政问题。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种专卖制度实行的高峰时期，盐、茶、香药、奢侈品等都只能由政府专卖。而专卖的钱就作为政府财政的补充，用来养官和打仗。
盐是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买卖，成了社会都乐于接受的商品。但是，即便是大商人也很难搞到盐——朝廷不允许。
范祥提出，可以由朝廷配给商人一部分盐，让商人去卖。不过这是有条件的，要求商人帮助朝廷解决军事后勤问题，把军队急需的钱、粮食等，由商人组织人力运送到边关，由边关发给其凭证（可以称为盐票），他送过来多少货就发多少盐票，商人再拿着盐票到山西运城的盐池去换盐。
由于商人们都很喜欢盐，他们都乐于通过向边关输送物资来换取盐票。后来，人们就给这种盐票起了个名字叫“盐钞”。再后来，盐钞甚至可以当钞票使用。有盐钞的人不一定要去换盐，他们只要用这张纸就可以换来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样，盐钞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纸钞。
当北宋朝廷发现盐钞可以当纸币使用后，就偷偷地发行了很多。结果，盐钞的数量超过了人们对盐的需求，造成了盐钞的贬值，这就是通货膨胀。北宋灭亡时，盐钞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盐钞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特殊的纸币实验，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借鉴。这也是宋夏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失败的协同战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在宋神宗时代。皇帝为了扭转国家积弱的现状，任用王安石发起变法运动，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谋求财政最大化。不过王安石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还形成了内部官僚系统的党争，使得中央政府的分裂倾向更加明显。为了增加内部凝聚力，宋神宗决定对外发动战争。
早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王韶的策划下，宋军从西夏人手中收复了甘肃西部和南部的河州、岷州（现甘肃岷县）、宕州（现甘肃宕昌县）、洮州（现甘肃临潭县）、叠州（现青海同仁县）。这些州是当年李元昊为了切断北宋和青海吐蕃人之间的联系而攻占的。宋军夺回五州，就断掉了西夏的右臂，也恢复了与青海的联系。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神宗计划以五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西夏的灵州。待会师之后，再进攻距离灵州不远的西夏国都兴州。
这次进军是最有可能获得胜利的一次对夏进攻。它的战略完备，利用了几乎所有与夏相接的通道，动用大军三十多万，民夫也使用了十多万，执行力度也达到了北宋能够组织的极限。
第一路在东面由著名将领种谔率领鄜延路士兵五万四千人，再加上另外三万九千人，从延州出发，向西北方的灵州进军。
第二路，大将王中正率领六万人从山西太原出发，越过黄河进入陕西北部，与种谔会合后一同进攻灵州。
第三路，在中部的环庆路，大将高遵裕率领八万七千人沿着环江向北直接攻击灵州。
第四路，在环庆路西面的泾原路，大将刘昌祚率领五万人北进。根据命令，刘昌祚应该受到高遵裕的节制，与高遵裕会合后再一同进攻灵州。
第五路，在最西面，由李宪率领熙河路和秦凤路的士兵向兰州和会州进军，沿黄河北进，进攻灵州。
这五路大军将宋夏之间的四条道路都囊括在内，又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与配合关系，让敌人顾此失彼，从而达到共进的目的。
在进攻初期，虽有一些意外，但整体的进军情况还令人满意。所谓意外，指的是东面两路大军的遭遇。种谔本来应该直接进攻灵州，向西北方前进，但为了与从太原出发的王中正配合，他不得不首先向北进攻银州、夏州等地，这就偏离了向灵州的方向。
种谔虽然偏离了方向，在进攻米脂寨（现陕西米脂县）的过程中却斩杀夏军八千人。夏军溃败，尸体堵塞了城外的无定河水。这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捷，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种谔也乘机兵进夏州东南方向的石州。
在最西面，李宪的推进也极为顺利，他率领的大军攻向兰州和会州，并顺利地攻克了会州。
宋军的另一次大捷是泾原路的刘昌祚带来的。他率领人马北上，沿着清水河谷，到达磨脐隘后，遇到了西夏的军队。西夏军队预料到宋军会从环庆路和泾原路方向进攻，在这里布下了重兵。刘昌祚不惧与西夏的主力作战，一番鏖战后获得了胜利。在现宁夏，沿着清水河从固原前往中卫的路上，还有一个地名叫大战场，就是当年宋军与西夏军队交锋的地方。
在五路大军中，最不顺利的是从太原进军的王中正以及从环庆路进军的高遵裕。
王中正率领的太原军到达陕北时，已经落在种谔的后面。种谔一路上大砍大杀，立功很多。由于将士们的军功主要靠砍人头的个数，外快则主要来自掠夺，王中正晚到后，既找不到人头，又没有战利品，于是四处出击，以掠夺为目的作战。这不仅耽误了进攻灵州，还导致了军粮匮乏，士兵饿肚子。
高遵裕本来是刘昌祚的指挥官，节制环庆和泾原两路军队。刘昌祚在磨脐隘获胜后，继续北进，进攻了鸣沙（现宁夏中卫），获得了大量辎重，然后进攻到灵州城下，距离最终目的地兴州已经不远了。刘昌祚是第一个进攻到灵州的将领。高遵裕落在了后面，既缺乏粮食，又无力作战。同时，他还怕刘昌祚提前攻克灵州抢了军功，就令刘昌祚放慢攻打节奏。刘昌祚被迫在灵州城外等待上司的到来。
在等待中，机会过去了。
由于超过了预定时间，东路军还没有接近灵州就出现了食物匮乏。首先崩溃的是王中正从太原而来的部队。这支部队纪律性最差，四处掠夺，却仍然无法解决粮食问题。随后，种谔的部队也被王中正拖垮了，两支东路军在饥饿中被夏军击溃，成为溃军奔向延州。
李宪顺利地到达兰州和会州之后，接下来的进军却无法前行，被阻止在会州一带。
高遵裕继续北行，与刘昌祚会合。然而，高遵裕首先想的不是打仗，而是与刘昌祚争功。二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高遵裕甚至差点将刘昌祚斩首。在内斗中，攻克灵州也成了空话。大军无法继续进攻，只得撤回。
这次协同战以不协同而告结束，也反映了北宋军队中复杂的关系，一个将领要应对的不仅仅是战场，还包括与同僚的争执。在某些时候，最凶狠的敌人不在战场的对面。
接下来的两年，西夏的反攻让宋军丧失了灭夏的可能。于是，双方再次回到了打打和和的状态。这种一直处于摩擦中但偶尔间断的状态持续到北宋末年，大量的物资被消耗在宋夏前线。
直到最后，金的出现结束了北宋的痛苦，接手了与西夏的国境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