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115—1208年。
变换的北方防线
与辽国不同，女真人和蒙古人对中原文化虽然向往，却有很强的防范之心，希望保留好战的传统。
金灭辽的过程中，北宋本应该帮助辽国防御金军，让辽国充当北方屏障，以抵挡战斗力更强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却由于童贯等人的主张，北宋答应海上之盟，与金人瓜分辽国。
海上之盟包括两部分，即明的条约与暗的口头协议。即便能够遵守条约，口头协议也在不断变化。这也预示着双方不可能完全遵守条约。一旦金国了解了燕云十六州的价值，协议必然无法执行。
毁约的首先不是金国而是北宋，这给了金国更多的借口，在攻灭辽国之后转而进攻北宋。
金国的进攻策略是：西线从大同经过太原、上党直下河南，东线从幽州经过河北直下汴京。两路军之间通过太行山通道进行协同，并在汴京完成会师。
汴京之围和北宋灭亡，更凸显了北京和太原的重要性，表明这两地是防卫北方政权的关键点，一旦失去，就会处于被动。
宋高宗放弃北方四都的那一刻，也就放弃了中国北方全境，注定只能成为偏安的南方政权。由于地理的制约，王朝一旦退到南方，几乎没有再回中原的可能。
宋高宗撤往南方后，在宋、金的政治核心区域之间，有一千多里的空白区域（从北京到扬州的距离）。金军实施打击，必须克服地理上的距离；他们行军一千多里后，已经进入了疲劳期，难以完成致命一击。金军由于政治落后，无法在空白区域内形成有效占领，这导致他们不可能缩短进攻线，也无力灭亡南宋。
一旦国家内部出现困难，就容易借助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但由于内部矛盾必然导致无法组织起高效的战争财政，这样的战争也必然以失败告终。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将金兀术（完颜宗弼）进行了一次令人吃惊的远程进攻。此时，金已经灭亡了北宋，是对宋高宗赵构所建立的南方政权进行打击的时候了。
此时赵构还没有来得及撤到杭州，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扬州停留。
金灭北宋后，由于无法控制庞大的疆域，曾向北方撤回兵力。其实际控制区只到达河北地区和山西太原一带。至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以及江淮等地都还在宋军手中。宋高宗的大臣们曾围绕着一个问题争吵不休：到底皇帝应该留在北方，还是南下躲避？
宋高宗没有受制于大臣，他认定开封、洛阳都不能再待下去，选择了南方的扬州作为落脚点。扬州地处长江北岸，是大运河的重要停靠点，进可以去淮河流域，退可以渡过长江图保江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金军整顿完毕，再次挥师南下，他们派出三路大军，分别从陕西、山西和河北出击，向南方进军。其中东路军在完颜宗辅的率领下，从河北进入山东劫掠，与宋军大战于山东和淮河以北地区。
鉴于形势，宋高宗的大臣们讨论皇帝撤往江南的可能性。但由于战线还在淮河以北，朝廷迟迟没有行动。
但突然间，完颜宗辅派出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由金兀术指挥，昼夜兼程向扬州进袭。
正月二十七，金军从东平一带出发；正月三十，五千名骑兵已经到达了淮河上的临淮（现安徽泗县境内）。金军都戴着白毡的斗笠，与宋军装束完全不同。但宋军并不认识金军的装束，还以为是山东地区的溃军。直到抓到了几个骑兵之后才发现是金兵。守将一面派人向扬州汇报，一面阻止金兵渡河。但哪能阻止得了，金兵当天就渡过淮河，继续南下。
也是在当天，宋高宗得到情报，命令大臣讨论。朝廷终于动起来了，开始搬运行李，为向江南逃跑做准备。
二月初一，宋高宗乘着御舟在运河上转了一圈。人们发现了皇帝，以为他要逃走，整个城市如同爆炸了一般。为了平息民情，宋高宗决定暂时留下，派人偷偷地把国库的三分之一搬上了船。从扬州上船后，必须先走一段运河，到达瓜洲渡口，才能进入长江。长江宽阔，但运河只能容下一艘船的宽度，大量船只的涌入立刻堵塞了河道，造成严重的混乱。
二月初二，金兵到达天长以北，宋军闻风而逃。二月初三，金兵逼近扬州。此刻，宋高宗还在派人侦察金兵的动向。当有消息说金兵已经到达时，他连忙穿着甲胄骑上马，抛开臣下，向扬州城南逃去。
有人认出了皇帝，大喊官家跑了，于是城内大乱。大臣黄潜善是当初力主皇帝逃到扬州的，人们对黄潜善恨之入骨，想乘机杀了他，却错杀了司农卿黄锷。
由于运河河道堵塞，宋高宗先从陆路向长江上的瓜洲渡口逃窜，再登船直入长江，终于在金兵到来之前上了一艘小船，赶到长江对岸的京口。京口的军民听说金兵来了，也逃得精光。
当晚，金兵追到瓜洲，由于无船渡江，才不得不目送宋高宗离开。
在扬州的运河中，由于船只阻塞，大量的宫廷物资无法及时运出，都被金兵截获。瓜洲长江岸边，十万民众聚集着等待过江，近半的人死在江中，即便侥幸渡江也都支付了昂贵的费用。金兵来后，更有人相拥投水而死。长江边上也堆满了金银珠玉，被金兵掳掠。
在扬州城内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不打算逃走的人为了存活，张灯结彩地欢迎着金兵的到来。
那位越逃越远的宋高宗不敢在南京停留，继续奔向东南方，直到临安（杭州）才收步。
是是非非海上盟
北宋与辽和平共存了一百多年，原因在于契丹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从唐朝开始，契丹就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原充满敬畏。即便五代分裂时期，契丹人也更多是中原的帮手而不是对手。
契丹人通过帮助石敬瑭取得中原来获得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在达成协议后，契丹大军从太原南下，帮助石敬瑭击溃后唐在山西南部的守军。还没有过黄河，契丹君主就对石敬瑭表示，既然大局已定，就不陪他进军河南了，契丹人如果前往河南，会引起当地百姓的惊骇。
他们承诺会待在山西继续观察战局，一旦石敬瑭在河南战线不利，就挥军去救他。直到石敬瑭获得了洛阳，他们才北返；北返前，还嘱咐“世世子孙勿相忘”。
从这些举动来看，契丹人并没有野心并吞中原。在宋辽战争过后，一旦与北宋达成和解，就满足于每年获得那些岁币，不再南下。
与契丹人相反，女真人和蒙古人都对中原政权没有太多的尊敬。他们对北宋的评价采取了另一个标准，崇尚马上打天下，对于所谓的经济和文化更加轻视，甚至认为文化会使一个民族软弱。
从完颜阿骨打祭起对辽国反叛大旗的那一天，女真人的顽强和武力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反叛，到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灭辽，只用了十一年时间。
辽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不稳定性。在燕山以北的关外地区，女真人对地理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辽国；而在燕山以南，辽国只有幽州周边的数个州，也容易探查。
辽国的国防线以防卫北宋为主，是朝南的，在幽州和云州以南布置了重兵堡垒；而在辽阔的关外北方，控制力很弱。
金兵在关外扫荡时，辽国的重兵仍然在北京和大同，即便这两个点对北方的防御也是薄弱的，特别是大同，由于地处塞外，从北方到大同没有太多阻隔。北京由于有燕山阻挡，相对进攻难度大一些，成了辽国最后的守卫地。一旦北京失守，辽国军队就只能向西北方逃窜了。
金军作战的顺序是：首先从完颜阿骨打起兵的最北方——松花江嫩江流域进攻辽国的宁江州（现吉林扶余），占据了现吉林和黑龙江境内的北方领土，再南下辽宁，进攻辽东，随后转向辽西。
辽国设立了五个都城，分别是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潢府（现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现内蒙古赤峰境内）、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现北京）。金人从东向西，首先攻克东京、上京，再取得中京，将辽人压往与汉人地区接壤的西京和南京。
在最后两京中，由于燕山山脉的阻隔，金军先进攻西京，再兵向南京。辽国残余部队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逃往现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也叫哈剌契丹）。
金军灭辽时，北宋朝廷经历着一场大辩论：到底是与金军一同瓜分辽国，还是帮助辽国防御金军呢？
主战派以当时的枢密使童贯为代表。童贯的主战可以追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年北宋派员出使辽国，出使的大臣是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大太监童贯。童贯掌管枢密院，是朝廷的军事重臣。在辽国，童贯结交了马植。因为在辽国受到排斥，马植谋求对辽国的报复。他透露辽国已经很孱弱，建议北宋做好攻伐辽国的准备。
童贯将马植带回北宋后，马植改名李良嗣。到金军攻辽时，李良嗣通过童贯向宋徽宗建议，与金军联合进攻和瓜分辽国。
由于当时宋与金不搭界，北宋使臣必须从渤海坐船才能到达辽国境内，所以此次双方的结盟称为海上之盟。
双方约定从南方和北方共同夹击灭辽，北宋把给辽国进贡的岁币转给金，金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还给北宋。
主战派的提议受到了主和派的反对。
在主和派中，比较典型的是安尧臣（他是前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安惇的族子）。他上书表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刹那。北宋之所以不和辽国争燕云十六州，也是考虑用土地换和平。既然已经维持了上百年，一旦重启战端，往往会得不偿失，让原本已经疲惫的民间更加无法承受。另外，辽国已经是一个开化、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国家其实是北宋的北面屏障。一旦辽国没了，换成更加勇猛的女真人，那么北方就再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宋徽宗最初同意了安尧臣的看法，但随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主导下，又偏向了战争。
就在金军进攻时，高丽国派人来求医，宋徽宗派了两名医生提供帮助。医生带回来消息：高丽全国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金国（女真人）是虎狼之国，建议北宋千万不要和金国联合。
最后，对于收复北方领土的渴望影响了宋徽宗，他决定与金人联合。李良嗣（后又改名赵良嗣）出使金，与金军签订了夹攻协议。
其实，海上之盟在一开始就有无数的问题。
金国之所以同意这个要求，不是经过认真考虑而是无知的结果。金国地处偏僻，对辽国充满了仇恨，而对燕云十六州的价值了解不深，眼中只有辽国的北方领土。
可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它了解了燕云十六州的价值，就很难遵守协议。更何况所谓协议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明面的框架，另一部分则是口头协议。燕云十六州中燕山以北的诸州归属都是以口头协议的形式存在的，被遵守的可能性更小。
要执行宋金协议只有一个办法：北宋迅速进军，利用金军的无知，趁金军没有反应过来，就收回燕云十六州。否则两国必然陷入更大的纠纷。
然而这个办法却在北宋军队的拙劣表演中葬送了。童贯所领导的宋军仅仅攻占了涿州和易州，就被辽军阻挡，无力北进。反而是金人“解放”了大部分协议领土。
以幽州为例，这个州原本划归北宋去攻占。按照协议，金军不过燕山，燕山以南的州都交给宋军处理。但在进军幽州时，宋军屡吃败仗，只好求助于金军。金军这才获得了幽州。
到这时，金军仍然是守约的。辽灭亡后，金军交割了幽州和其他六个州（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给北宋。
只是在守约的大前提下，金军又勒索了北宋一笔钱作为赎城费。且金军在撤出之前大肆掳掠，带走人口，只留下了空空如也的城池。在山西方面，朔州、应州和蔚州守将向北宋投降。金国还将武州还给了北宋。
致命的是，通过与北宋打交道，金军逐渐了解了天下的广阔和燕云十六州的价值，也知道了赵宋君臣的懦弱与无力。
这个战斗的民族本来还比较严肃地对待政治协议，反而是北宋在许多方面屡屡破坏协议，给了金人足够的借口。
就这样，事情起了变化。
靖康之变：物质文明遭遇部落战争
辽国灭亡后，北宋原本占有了幽州，将防御线推进到燕山。但由于无力在新获得的几个州实施有效统治，所以宋金战争一开，北宋新获得的各州立刻被金军占领。
原本辽国与北宋对峙的边境线就成了宋金的新边防线。
北宋的防御线主要依托于河北的河流（如大清河、易水），以及山西的山脉（如恒山、管涔山、句注山），辅以城市防御。河北的战略点在霸州、雄州、保州、定州、真定，其中定州和真定是主要驻军区；山西的防线设在蔚州、代州和岚州，最主要的驻军区在太原。
如果敌人攻克了这道防御线，北宋就会退到黄河一线。在河北方向，有一系列城市（大名、澶州、浚州、滑州，以及黄河北方的瀛州、深州、冀州、邢州、磁州、洺州）作为防御，在山西则是隆德府（现山西长治）、怀州、河阳等黄河北方地带。
宋辽对峙时期，辽国进攻南方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从山西大同直下太原、长治，渡过黄河进攻河南的西线，以及从北京出发，进攻河北，渡过黄河进攻汴梁的东线。
辽国在进攻时往往犹豫不决，到底是选择其中一路，还是选择两路并进。即便两路并进，也总是协调不好两路的关系，无法完成协同。
但金人从一开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两路齐头并进的思路。这一点也展现了金的军事力量比辽更加强大，也让北宋猝不及防。
在战略上，金与辽也有明显不同。辽深受中原影响，在战争中强调有效占领，尽量不要在战线背后留下没有被攻占的城市。他们偶尔也采取纯粹的掠夺式进攻，派军队进入敌人的后方大肆劫掠一通就撤回，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以占领为目的。
这种战略让辽国倾向于稳扎稳打，不会孤军深入，也缺乏锐度，无法一击致命。
由于是新兴的国家，金的战略体系还没有成形，反而能够打出孤军深入的经典战役。他们不惜在身后留下众多没有攻克的城市，冒险直达最远方。这种冒险性战略属于部落战争的典型打法。在部落战争时期，只要孤军深入将敌人的部落首领抓住，整个部落随即臣服，战争就此结束。
金人对北宋采取了类似的打法，意外地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由于北宋怕打仗，一旦金国孤军深入直捣国都，皇帝就会吓得和谈甚至投降，并主动压制驰援国都的军队；北宋的其他区域虽然屯有大量军队，但很难快速行军救援国都。
在灭辽当年，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军兵分两路，分别从东线河北和西线山西进攻北宋。其中进攻河北的左路军（东路军）由南京路副都统完颜宗望（又名斡离不，宋人称之为“二太子”）率领，进攻山西的右路军（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又名粘罕，宋人称之“国相”）指挥。
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山路（原来的幽州，辽南京）。自从金军将燕山路割还之后，北宋就在这里驻扎大军防卫。如果军事部署能够起到作用，金军就很难越过燕山，从河北南下。
然而，金军从燕山进入檀州、蓟州之后，燕山路守将郭药师（原来的辽国降将）在白河与金军大战失利后，投降了金军，致使北京沦陷。
北京沦陷后，完颜宗望长驱直入，抵达河北。他们进攻中山（定州），无法攻克。但金军没有像当初的辽军一样与宋军相持，而是继续南进，直指北宋国都汴梁。经过庆源府（现河北赵县）、信德府（邢州，现河北邢台）、邯郸、浚州，到达黄河北岸。
宋军听说金军已经向黄河进发，就开始大溃逃。金军到达黄河北岸时，不仅北岸宋军已经无影无踪，南岸的士兵也烧毁浮桥逃走。金军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花了五天时间，用能够找到的所有小船将骑兵全部渡过黄河。如果宋军能够固守南岸，金军难有机会渡河。
金军渡河后，宋军最后的屏障已经失去了。
在完颜宗望兵围汴京时，金军的西路军却在太原受阻，无法与东路军会合进攻汴京。围攻汴京的只有东路军的六万人。北宋以士兵数量多著称，常备在一百万以上；只算在金兵围城期间，从各地赶来的勤王大军也有十几万人。最著名的是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和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朝内大臣最坚决的主战派则是兵部侍郎李纲。
从人员数量看，宋军更具优势；从防守看，汴京也有着完整的防御系统；从后勤上看，金军长途奔袭，本无后勤保障。
但宋钦宗急于与金军达成和议，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条件，换来金兵北归（三镇并没有完成交割）。完颜宗望获得大量的战争赔偿，心满意足。
如果宋钦宗与群臣能够达成共识，坚决抗敌，那么不用多久，金兵如果不北归，也必然会因为孤军深入而崩溃。
东路军撤离后，金军的西路军继续围困太原，击溃北宋数次援军，并最终攻克太原。
攻克太原使得金军在西路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在第一次南征中，由于东西两路大军配合出了问题，且西路受阻于太原，无法完成攻克汴京的战略目标。由于获得了太原，在第二次进攻时他们的战略必将更加成熟。
宋钦宗以为金军北归，事情就结束了。事实上，金军的东路军获得了大量赔偿，必然让西路军更加心动。金军实行的不是兵饷制，而是掠夺制。表面上，金国皇帝征召军队都是不出钱的，由各个部落自己组织军备，这样使得皇帝基本上没有养兵成本，在财政上极其灵活。但皇帝也必须允许士兵在攻克城池后进行掠夺，获得战争收入。东路军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得了太多的收入，西路军却一无所获，于是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成了坚决的主战派。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在完颜宗翰的推动下，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大军，再次进攻北宋。
他们仍然采用快速打击、略过坚城、闪击国都的方法。
与第一次相比，他们特别注意两路大军的协调，避免像第一次那样，当东路军赶到时西路军却无法会合。
西路军从长治方向过天井关渡过黄河，与此同时，东路大军仍然采取上次的线路进军，两支大军渡过黄河后在汴京城外会合。
北宋朝廷中，此刻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立了大功的李纲已经被贬到南方任职，大将种师道已死。在死前，种师道预计金兵还会再来，向宋钦宗提出迁都陕西长安，利用潼关天险进行长期抗战。这个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法被宋钦宗否决。
汴京之围，表明了北京和太原在防卫游牧民族袭击中的重要性。它们只要掌握在南方王朝手中，就封死了北方的进攻线路；一旦两城丢失，就没有办法阻止游牧民族直达黄河了。
在一片慌乱中，东京围城战持续了一个月。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崩溃，外界的援军很难有效组织，加之城内的指挥失误，金军最终攻克汴京，北宋灭亡了。
金军进攻北宋的两次战役，也诠释了汴梁作为国都的不足之处。由于缺乏天险，足够强势的北方军队南下时可以快速渡过黄河，对国都形成围攻。闪击战之下，各地可能来不及救援，国都就已经陷落。
在灭亡北宋的过程中，金军还虚虚实实地使诈。即便在宋钦宗投降之后，天下的大势也并没有确定。各地勤王的部队虽然缺乏有效组织，但在数量上并不少，康王赵构也举起了反金复国的大旗。
金军一直给宋钦宗以希望，仿佛他们掠夺过后就会撤退，将江山还给赵氏。满怀希望的宋钦宗配合金军完成了投降之后的交接工作，甚至压制国内对金军的反抗。
直到最后，金军才告诉徽、钦二帝，要一网打尽，将两位皇帝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女、妃嫔都带回北国。除了已经逃脱的康王赵构，两位皇帝及其子女、妃嫔全成了俘虏。
金军的做法在部落战争中并不稀奇，胜利者战胜一个部落，便将首领一家带走，换一个傀儡当首领。失败首领的儿子被迁到受监视的偏僻之地，女儿则嫁给战胜者。
根据这种做法，金军把赵氏全部带走，换上他们认为听话的张邦昌当皇帝。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儿子们都可以保全性命（除非死于疾病），被分送到北方各地居住；他们的女儿和妃嫔则分别嫁给金军将领，或者充当官妓。
但北宋并不是一般的部落，皇帝也不是部落首领。在一般的部落里，首领家族并不大。但要将整个北宋宗室迁走，就造成了一次近两万人的大迁移。在各部族传统中，女人嫁给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北宋人而言，宗室女子死的死，卖的卖，有的成了某些贵族的小妾，有的进了洗衣院（可能是面向皇帝的带有妓院性质的妇女储备机构），却是奇耻大辱。
靖康之变留给北宋人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两个皇帝，而是华夷失序所带来的哲学崩溃。这种创伤远远超过了徽、钦二帝的生死，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华夏文明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
逃往海洋的皇帝
历史习惯于将徽、钦二帝被金军掳掠当作北宋灭亡的标志，但实际上两位皇帝被俘并不一定意味着灭国。
虽然金军攻陷北宋国都汴梁，但要想把占有的土地都消化，却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新兴民族，金军出征时并没有想到，它要征服的是一个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更没有费心考虑如何去统治这个大国。他们对这片土地和社会都处于极其无知的状态。
两位元帅赢得国都汴梁，却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只有立傀儡这一条路可以走。
金军立的傀儡叫张邦昌，曾经是宋朝大臣（担任过少宰和太宰，都属于宰相）。金军北还后，将广大中原地区留给了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在一个拥有强烈君臣观念的社会，人们对张邦昌的认可甚至还不如对金军。张邦昌也很识时务，他放弃了帝位，迎接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徽宗之子康王赵构当了皇帝。所以，在当时的人看来，除了两位皇帝北狩之外，大宋江山又恢复了，甚至连汴梁和洛阳两个国都也都回到了汉人手中。
金人实际控制的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燕云十六州归了金；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及其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军借助占领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在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着山东、河南全部和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不是金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北宋除了国都汴梁，还有三个陪都，分别是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这四京之地都掌握在宋朝的手中。
宋高宗君臣的讨论大都关注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绕过：是否迁都？
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梁已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不迁都很容易重蹈徽、钦二帝的下场。但如果迁都，则意味着放弃北方，影响士气。
围绕着迁都问题，朝臣分成了若干派别，比如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李纲借鉴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抗衡；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那里是宋高宗继位的地方，仍然属于北方地区，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长安，还是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北方失土就是有望的。
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迁往东晋南朝的国都建康，有的主张迁往湖北的荆州。主张南迁的人始终无法应对的一个问题是：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很可能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人将重新蚕食北方，宋、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境的新边界。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南迁派手中有一张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成为下一个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都南方。他先退到扬州，将其建成暂时的国都（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对宗泽、李纲等主战派的疏远。
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傀儡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的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及其弟完颜宗弼从北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还负有一个使命，即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东京汴梁。
这次，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向南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并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金军继续南下。其后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疲态。由于金是单一民族武装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
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朝的新政治中心。而完成跃进后金军已经疲劳，进入衰竭时期。
如果想克服此处不利，金人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的政治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所以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对于金军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进攻宋朝皇帝所在，迫使他迅速投降，利用皇帝的权威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于是，就有了本章最初的一幕：皇帝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渡江，逃过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渡江，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将国都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国都迁往更远一些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第二，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北宋彻底灭亡。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陆续被金人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由于金人无力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在山东、河南地区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傀儡——号称齐国的刘豫政权。直到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的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后，才废掉了伪齐政权，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
在宋金对峙转化成长期之前，金军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天，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在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也是汴京围城时唯一没有被金军带走的、当过皇后的女人）；另一路则走传统的巢淝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再从此地向宋高宗所在的杭州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与完颜宗弼大军相配合的，还有西路进军陕西和东路进军淮河岸边楚州的军队。
扑向江西的金军顺赣江而上，直扑洪州，却由于隆祐太后的南走没有成功，最后从江西绕道湖南，从潭州、岳州（现湖南岳阳），经过襄阳北归。
而完颜宗弼亲自率领的军队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当地人即便看到金军，也以为是宋朝的溃军，直到金军射箭进攻，才意识到是金军来了，纷纷逃走避难。
金军到达杭州时，宋高宗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宁波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与唐玄宗逃到四川不同，茫茫大海上无法保证后勤，稍有不慎就是死路。由于船只不够，大量的士兵和家属都被扔下。金军一直追到了舟山群岛上的昌国，才由于对海洋战准备不足而失败。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人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人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金兵才另掘新的河道逃走。这次战役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人在军事方面的上升势头。
金人对河南地区的经营几经波折。由于经营不善，金国甚至想将汴梁、洛阳、长安还给南宋（绍兴十年，即公元1140年）。由于元帅完颜宗弼的力争，金人才没有这么做。最终，金人不得不在征服的土地上开展政治建设，消化中国北部；即便不情愿，也走上了汉化之路。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处死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国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此前，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又维持了十年，才以淮河为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新国界。金人获得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这是双方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就很难再打破。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新夺取帝位的金人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亡南宋，却遭遇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又到尴尬北伐时
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年底，辛弃疾匆匆赶往国都临安。他满怀激情与希望，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召他去参与讨论北伐事宜。
辛弃疾出身于山东沦陷区，在海陵王南侵时曾经参加过敌后游击队。来到南方后，他又以激烈的主战姿态著称。
海陵王南侵失败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南宋孝宗乘机组织了一次北伐。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宋金达成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比起宋高宗时期的绍兴和议进贡有所减少，却被割去了商州（现陕西商洛）和秦州，所以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后，宋金进入和平时期。
四十年后，亟须树立权威的宰相韩侂胄再次祭起北伐的大旗，立刻吸引了辛弃疾的注意。当时，金人北方的蒙古人已渐成气候，金人除了考虑南方的南宋，更要防备北方的蒙古人。韩侂胄显然想利用金人战略地位的削弱来先发制人。
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半年后又被任命镇守江南重镇京口。在离开绍兴之前，辛弃疾拜访了隐居在绍兴的陆游。
陆游此刻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辛弃疾也已六十三岁。在起用辛弃疾之前，韩侂胄起用陆游担任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但陆游很快看到韩侂胄军事准备的仓促，心灰意冷，便离开了朝廷继续隐居。
陆游并没有用自己的情绪影响辛弃疾，而是鼓励他上路。到达镇江后，心怀壮烈的辛弃疾登上了镇江的北固山。
如今的北固山已经成了著名的风景区，这座在长江边上的小山是三国时期孙刘联姻之所在，也是历代长江攻伐的见证者，在山上还有吴国大将太史慈的墓葬。
距离北固山不远，就是传说中“水漫金山”的金山所在。从山上向下望去，长江如同一条巨大的飘带横亘于北方。站在山顶上的北固亭里，辛弃疾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了对于北伐的渴望，以及对于韩侂胄北伐仓促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显然，他也和陆游一样，看到了韩侂胄北伐中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韩侂胄之所以想北伐，是为了用这个不世功业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但所有人都被他的草率与仓促吓住了。
韩侂胄一方面大搞内部政治斗争，排除异己；另一方面却没有做太多军事准备，将帅任用不当，士兵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马匹不足，军事后勤工作也没有做，山寨堡垒都处于荒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北伐必然引起极大的麻烦。
即便辛弃疾和陆游这样的主战派，最后也被排挤，不受重用。于是，这场北伐的结果就可以想象了。
不过，脱离当时人们的思维局限，从更大的战略角度出发考虑，我们也会发现：即便充分准备，南宋仍然没有成功的可能。很大原因就在于从南往北进攻的难度太大，南方缺乏地理上的战略支撑点，而北方只要占据了关中地区、山西、北京，就很容易在华北平原地区和淮河流域拖住南方的进军步伐。
要想克服这个地理上的劣势，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南宋根本称不上有军事优势。金人的军事能力尽管因为北方蒙古的崛起而大受影响，也仍然优于南宋。更何况，由于韩侂胄的执政，南宋的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困难时期，更加大了北伐的难度。
最终，开禧北伐成了一场儿戏，宋军还没有打到中原地区，在淮河和襄阳一线就崩溃了。
为了满足金国的要求，宋宁宗不得不杀掉韩侂胄。这次和议，金国只要求增加岁贡和战争赔偿，没有要求割地。这使得南宋政权又苟延残喘了七十年。
金人如此慷慨，是因为他们想及早结束与南宋的冲突，好把力量用在北方与蒙古的对抗上。金虽然获得了对南宋的胜利，但它在二十六年后就被蒙古人灭亡了。
第五部
元明清时代（公元1179—19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