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618—1911年。
清朝的新疆域
山海关不是明长城的终点。明朝为了防范女真人，还修建了一道以山海关为起点，向东北到鸭绿江边的辽北边墙。因此，长城的终点在丹东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
清朝之所以能够牢牢控制漠南蒙古，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将蒙古人分成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而由于在漠北喀尔喀蒙古无法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清朝只好仍然采取招抚模式。
清朝初期，蒙古人已经分成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其中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卫拉特人，也是清朝的劲敌。清初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清和准噶尔的碰撞史，且只能有一个赢家。
噶尔丹从新疆出发，攻克漠北喀尔喀蒙古，并由此借道进攻北京，被康熙皇帝击败。在噶尔丹之前，漠北喀尔喀蒙古不愿归顺清朝；但在噶尔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清朝对抗噶尔丹。清朝降伏喀尔喀蒙古，可以说得到了噶尔丹的“帮助”。
准噶尔人为了进攻西藏，翻越昆仑山，纵穿了西藏北部的羌塘无人区。这个无人区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生命的禁区。
清朝击败准噶尔人，设立了驻藏大臣，获得对西藏的全面统治权。又是准噶尔人“帮助”了清朝。
乾隆皇帝下令平定准噶尔，使得这个割据势力除了留下一个名字，其余什么都没有。清朝由此得到北疆地区（准噶尔盆地）。
清军征服南疆，除了运用军事手段，还运用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在征服地区使用当地人，进行怀柔统治；在未征服地区，以贸易的形式，用布匹换取当地的马匹和粮食，从而削弱了大、小和卓的反叛力量。
清朝的改土归流运动，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并入中央集权之下。
大、小金川之战后，清朝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已经达到了被允许的最大边界。
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古代的战争战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拥有绝对优势。
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两个战略，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并利用坚船利炮获得速胜。海权时代到来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万历皇帝仍然沉浸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在东北，女真人努尔哈赤发出了进攻明朝的宣言。
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这份宣言列举了所谓“七大恨” ，表明努尔哈赤遭受明朝的七重伤害。实际上，宣言中所指的只有第一条（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对努尔哈赤而言的确是巨大的伤害，其余的只能称为边境上的小冲突。关于明军杀死其祖父（和父亲）还属于误伤，事实上，二人与明朝的关系很不错，他们是在给明军带路时被误伤的。
所谓“七大恨”带有很强的拼凑痕迹，与其说是双方已经陷入不可原谅的仇恨之中，不如说只是一种战争的借口。
发表檄文后，兵强马壮的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明军陷入被动。明朝在辽东的疆域主要在现辽宁。我们常以为明长城是从西面的嘉峪关到东面的山海关，实际上，为了防范东北的女真人，明朝还从山海关出发，向北方和东方修建了一道长城，起于现辽宁绥中县境内的锥子山，历经葫芦岛、锦州、阜新、盘锦、鞍山、辽阳、沈阳、铁岭、抚顺、本溪等地，直达丹东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这道长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辽北边墙。明朝的疆域就在这道边墙之内，墙外是女真人的居住地。
努尔哈赤先是征服了墙外如今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广大地区，然后进攻墙内的抚顺和铁岭一带。他在抚顺以东的边墙外（现辽宁抚顺新宾县）建立了国都兴京，随后以兴京为基地，在萨尔浒挫败了明朝的围剿。
明、清相交之际，从北京前往辽宁地区的主要通道是山海关。这条路靠近海边，一面是松岭—黑山山链，另一面是大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辽宁的沈阳与北京，称为辽西走廊。在更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烂泥地；唐宋时期，随着海退，人们开始利用这条通道；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土地，成为连接关内外最重要的通道。
努尔哈赤经过几次胜仗已经接近辽西走廊，却在这里与明朝锦州、宁远、山海关的守军对峙，无法前进。
努尔哈赤去世后，继位的皇太极数次绕道进攻北京。当时要进军北京，除了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之外，还可以走河北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穿越燕山中的长城，到达河北和北京。这条路是山路，不便于进军。皇太极入关后只能打骚扰战，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外，无法占领北京。
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失败了，却已经造成蝴蝶效应，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明朝内部先行崩塌。
要阻止清军的入侵，还要动用更多的军队，但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明朝只能靠加税来筹集军费，民间的税负普遍增加了一倍，经济的垮塌制造了大量的流民。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明朝甚至裁撤了驿站人员（驿卒），走投无路的驿卒后来变成了起义军的一部分。士兵们由于兵饷不足也频繁闹事。
更意想不到的是，当清军进攻北京与河北时，从各地来的勤王军也纷纷造反。与清军作战的明军被打败后，逃兵们也加入了劫掠的队伍。
明朝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反叛吞噬了。
经过多次整合之后，反叛者形成两支起义武装，首领分别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进攻四川建立了政权，而李自成从陕西进入山西，最后进攻北京得手，明朝灭亡。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即投降清军，清军获得了辽西走廊的控制权。对清军而言，天险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金灭北宋之后，北宋皇室随即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并存在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在南方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南明政权呢？
这同样和明朝坍塌的形式有关。北宋虽被灭，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即便在北方地区，也有着大量的自治势力组织民众与金人对抗；在南方，也形成了坚强的抵抗核心，并不时地有北伐的举措。
明朝的坍塌却来自内部。由于王朝过于集权化，当清军入侵后，随着民间反叛的兴起，集权式政府就彻底失灵了，又导致了社会的崩塌。清军占领北京后，整个北方地区竟然没有成形的反抗力量。
另外，由于明朝的集权化过于严重，官僚们的能动性更小，不敢自己当家作主，没有了主子就要赶快再找一个主子。许多地方不仅不反抗，反而在等待清军的南下和占领。他们没有反抗意识，更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清朝的愤恨。
清朝建立后发生了三藩反叛，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号召北伐。但这次北伐更多是削藩引起的官僚阶层的反抗，与对明朝的忠贞无关。由于吴三桂选择从四川、陕西进军（类似于蜀汉的诸葛亮北伐），道路遥远，对华北地区没有形成有效威胁，反叛很快就失败了。三藩反叛的结束，更帮助清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国土南部。 在南方，虽然明朝的宗室也建立了南明政权，但内部的不协调与纷争摧毁了南明政权的抵抗能力。结果，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各个击破，南明的残余势力兵败如山倒，只能一次次地南逃，从江淮地区撤到浙江、江西，再继续退往广东、福建、云南；清军压境云南时，又只能从云南撤往缅甸。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被缅甸人交给吴三桂并杀害后，明朝宗室领导的抗清活动就彻底消失了。
在元朝，元政府在南方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和税收机构，导致南方分崩离析。在清朝，皇帝对汉族区域的控制要比元朝彻底得多，也造就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清朝采取了经济上宽容民间，但政治和思想上强力控制的方式，保持对社会的牢牢掌控，却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清朝的统治给现代中国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地理基础就是清朝打下的。明朝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其有效疆域大都限于中原地区；清朝则将西藏、新疆、内蒙古、川西的广大地区纳入了王朝的直接统治，这些区域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作为本书的结尾章，我们不去追究清军在中原的作战，因为它利用的山川地理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无数次涉及。本章只对清军在中原之外的军事行动进行回顾。
黄金家族的黄昏
清朝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围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却拥有很高的地理价值。在孱弱的朝代，它们成为一个个小国，虽然向中央王朝称臣，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
清朝不仅控制了这些地区，还通过改土归流将许多地方变为由朝廷直接控制，在其余地区也派了驻军，使得它们再也无法从中央王朝分离出去。
在所有的地区中，最早被清政府征服的是如今的内蒙古地区。
明朝时元朝皇室后裔回到漠北，传承数代，被瓦剌人脱欢和也先所取代。也先强盛过后，成吉思汗的后代达延汗成为蒙古人的首领。达延汗死后，蒙古本部被划分成漠南和漠北两部分。漠南继承了大部分的人马，由达延的长子统治，而漠北则被留给其小儿子。
瓦剌人衰落后，向西方逃窜，进入现在的新疆北部地区和青海，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
之后漠南蒙古又分为察哈尔部、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察哈尔部就是达延汗的后代，是漠南蒙古的主体；科尔沁部靠近东北地区，是比达延汗更早的移民；喀尔喀部则是元朝大臣的后裔，位于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之间。此外，还有满族人的扈伦诸部（杂有蒙古人血统），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等部族。
漠北喀尔喀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从东到西分别是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清招降漠北喀尔喀蒙古时又增加了三音诺颜部，至此构成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
在漠西厄鲁特蒙古，瓦剌人也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和硕特部占据了如今的新疆乌鲁木齐一带，随着准噶尔部的崛起又被排挤到了青海。土尔扈特最初在新疆塔城一带，后来被准噶尔人排挤迁往欧亚边界的伏尔加河地区。杜尔伯特部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准噶尔部最初在新疆伊犁河流域，后来通过扩张征服了杜尔伯特部，赶走土尔扈特部，将和硕特部逼往青海，并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成为新疆地区的霸主。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除了进攻明朝、降伏朝鲜之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些蒙古部族上。最先被收服的是同属于满洲人的扈伦诸部，其次轮到了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与满洲人关系密切。虽然二者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可是，当从正统的察哈尔部诞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林丹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尔沁人发现，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与其接受林丹汗的统治，不如与满洲人结盟对抗林丹汗。这样，蒙古科尔沁部就成为满洲人最早和最忠实的盟友，在之后历次作战时都能看到科尔沁人的身影。
收服科尔沁部之后，满洲人要应对的是漠南蒙古的喀尔喀部。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在努尔哈赤与明朝作战时，喀尔喀部的首领参与了纷争，被努尔哈赤擒获。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喀尔喀部完全臣服，它不时地反叛。但这部分蒙古人夹在几大势力之中，一面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一面是满洲与科尔沁联合体，另一面则是南方的明朝，在三方势力的压迫下，喀尔喀部最终投向了努尔哈赤。
到此时，蒙古境内只有强大的林丹汗能够与努尔哈赤对抗了。林丹汗的统治中心在元上都、忽必烈当年所建的开平。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率领科尔沁、喀尔喀联军向林丹汗进军。林丹汗的暴虐导致内部反叛，更削弱了他的力量。他被赶出了蒙古故地，在向青海境内逃窜的路上死亡。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在蒙古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历代王朝总是无法将中央集权制度推行至少数民族区域，只能满足于对方的臣服，将行政权留下。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对方就会寻机反叛。
清廷却在漠南蒙古推行了一套与满族部落类似的旗人制度，将蒙古人分成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之间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但这套制度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实行得却并不彻底。清朝在征服了漠南之后，漠北的喀尔喀蒙古顺势归顺。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招抚上。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部表面上归顺，行政权却相对独立，清政府的控制并不牢靠。
直到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被打败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才彻底归顺，但其独立性仍然大于漠南蒙古，融合的时间又不够长。清朝灭亡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在外国势力的介入下分离了出去。
清朝取代了明朝，又征服了漠南蒙古，收服了漠北喀尔喀蒙古之后，有一个人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自认为是又一个成吉思汗，拥有建立新帝国的野心，与清政府对抗了一辈子。但他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正是他“帮助”清朝赢得了新疆、青海、西藏，并迫使漠北喀尔喀蒙古彻底投靠清朝。
这个人就是准噶尔人噶尔丹。
准噶尔：最后的蒙古汗国
在现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有个科布多盆地，盆地的中央至今留存着一座数百年前的兵营废墟。
废墟在现科布多城的北面，有一圈残破的泥土城墙。城墙的残高不超过三米，处处豁口，虽然有些墙体已经夷平不见，但整体还能看出是个方形。
城墙里的建筑一概不剩，只是偶尔能在地面上看出一点点隆起，那可能是当初的官衙。根据记载，城区曾经有一座官衙和七座寺庙，现在都不见了踪影。另外还有一些几何形的土垄，那或许是建筑残存的墙体，或许是菜地的痕迹，而直线形的凹陷就可能是水渠。
曾经熙熙攘攘的城门也变成了一片土堆，在这里生活过的士兵们早已成了尘土。城墙里残存的大树或许是当年的中国人种的，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树下，牛在吃草，孩子们在玩耍，一切和平安详。
整个古城区除了北部的数顶帐篷之外，没有任何持久性的建筑。在北面的城墙外，紧挨着城墙，当地居民建设了一批房屋，低矮、破旧，建造房屋的泥土可能就取自城墙。
城北是巍峨的红羊山，整座山体都是红色的，形状奇特，令人心生敬畏。
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被一个叫假喇嘛的军阀焚毁，当地居民在古城的南部又建起了大片的建筑，这就是现科布多城。
如今的科布多城属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混住区。这里有哈萨克人，也有卫拉特蒙古人。距离古城不远处是一座带着金顶的清真寺，对面有一座不起眼的佛教寺院。
科布多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座小型的剧院，旁边是俄式的政府大楼。大楼的前面耸立着两座雕像，其中一座雕像基座上写着“噶尔丹，1644—1697”。
噶尔丹是最后一个蒙古汗国的建立者。他属于卫拉特人中的准噶尔部。
科布多曾经是一座准噶尔人的城市，现在这里住的却不是准噶尔人。清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割据势力后，把卫拉特人的另一支，杜尔伯特部迁到这里，科布多就变成了杜尔伯特人的大本营。
不过，杜尔伯特人仍然记得噶尔丹，他们建造了这座雕像来纪念他。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时，新疆地区还有一个足以与清朝掰手腕的漠西厄鲁特蒙古政权。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曾发动土木堡之变的瓦剌人。
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衰落了，从漠北蒙古迁移到新疆北部并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起初和硕特部最强盛，但随后被准噶尔部取代。准噶尔部逼走土尔扈特部，降伏了杜尔伯特部，并将和硕特部赶到现青海境内。随后，准噶尔人又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将整个新疆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其影响力直达中亚。
准噶尔和清朝分别占据了北方的东、西两端，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更大的国家。最终清朝获得了胜利。
噶尔丹年轻时曾经在西藏学习佛法，他的同学桑结嘉措后来当上了西藏的第悉（执掌西藏事务的官员），噶尔丹本人也获得达赖喇嘛的封赏，形成了准政教合一的体制。他拥有蒙古人的身份，又占据了新疆，持有西藏的信仰，这种背景很可能让他建成一个横跨蒙古、新疆、西藏的大王国，并向中原和中亚扩张。
清朝征服漠南蒙古和中原，并让漠北蒙古臣服之时，恰好也是噶尔丹扩张的高峰时期。作为蒙古人，统一新疆之后的噶尔丹首先想到的是继续统一蒙古各部。噶尔丹最魂牵梦萦的就是成吉思汗发源的漠北蒙古地区。
噶尔丹的大军从新疆进入蒙古西部，横扫漠北蒙古四部，获得了对漠北蒙古的控制权。
漠北蒙古的喀尔喀人属于黄金家族，并不想接受支系的噶尔丹统治，他们宁愿向清朝求救。漠北蒙古的求救给了清朝机会。四部与清朝原本只有松散的宗主关系，清朝想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定会遭到反对。但噶尔丹入侵后，四部已成丧家之犬，只好彻底臣服于清朝，让清朝拥有了干预行政的权力和驻军权。
获得漠北蒙古后，一个新的计划也在噶尔丹的头脑中形成：借道漠北蒙古，从漠北蒙古东部进入清朝所辖的东北地区，再南下进攻北京。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意味着准噶尔人将建立新的王朝。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噶尔丹借口清剿喀尔喀人，从漠北蒙古东部到达呼伦湖，从呼伦湖南进，越过贝尔湖，进入察哈尔部的属地。他击溃了漠南蒙古的部落联军，向北京进军。
为了抵御噶尔丹，康熙皇帝派遣大军从喜峰口和古北口北进迎击噶尔丹，双方相遇在如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
两个处于扩张期的游牧民族战斗力都很强，最终双方的火力水平决定了战争的成败。
在与明军交战时，清军的武器已经火器化了，有了专门的火炮部队，使用的是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噶尔丹由于地处内陆，仍然以传统的骑兵为主，他赖以扬名的是大量的骆驼组成的驼兵部队。
在与其他部族交战时，骆驼兵的快速行进和吃苦耐劳成了准噶尔胜利的保障。但噶尔丹的骆驼兵碰到清军的红衣大炮时，立刻处于劣势。在炮兵营的轰击下，骆驼阵崩溃了。噶尔丹沿着来时的路退回漠北蒙古。
在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和清朝时，在其老巢新疆，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针对他的反叛，并控制了新疆地区。策妄阿拉布坦为了与叔叔对抗，立刻承认了清政府的权威。
当噶尔丹退回漠北蒙古时，发现已经无法回到新疆了。他试图以武力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却以失败告终——他野心勃勃拼尽一生，却发现无家可归了，于是盘踞在漠北蒙古西面的科布多城等待机会。
康熙皇帝为了打击噶尔丹，决定御驾亲征。双方在乌兰巴托南面的昭莫多遭遇并展开大战。这次仍然是清军的火器决定了成败，准噶尔人留下如山的尸堆逃走了。噶尔丹失去了最后的根据地。
离开漠北蒙古后，噶尔丹试图回新疆哈密地区，却被拦截。他南窜宁夏，试图经过青海，回到他曾经求学的西藏。这一次，他又被清军所阻。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却继承了他的野心，准噶尔人的战乱仍然没有结束。
西藏归入王朝疆域
在明朝，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归顺、附属关系，中央是西藏的宗主，但实际的行政管辖权却有限。到了清朝，最初中央政府也仅仅保留了象征性权力。
当准噶尔人把和硕特部赶到青海之后，和硕特部与西藏的关系密切起来。西藏正处于教派的内斗时期，达赖喇嘛经过几次转世，仍然只是众多的活佛之一，并没有掌握西藏的行政大权。
五世达赖喇嘛为了控制西藏，邀请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从青海前来，帮助他统一西藏。
和硕特蒙古由此和西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从理论上，达赖喇嘛是军事和民事的最高领袖，但实际上是由和硕特部的汗王派出军队保卫西藏，而西藏的民事则掌握在达赖喇嘛任命的第悉的手中。通过这种安排，和硕特部就在西藏拥有了极高的地位。
桑结嘉措当上第悉，勾结噶尔丹杀掉和硕特部的车臣达延汗（固始汗的儿子）。这时，拥有极高威望和权力的五世达赖喇嘛也去世了。桑结嘉措为了继续掌握权力，故意隐瞒了五世达赖喇嘛去世的消息。
噶尔丹死后，和硕特部的拉藏汗见桑结嘉措没有了靠山，乘机从青海进入西藏，杀掉桑结嘉措。和硕特部再次拥有西藏的控制权。
取代噶尔丹的策妄阿拉布坦同样野心勃勃，妄图建立庞大的国家。由于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他首先征服的目标就是西藏。
这次战争成为本书作者的小说《告别香巴拉》的历史背景之一。 策妄阿拉布坦组织了一次极端大胆的攻击。 在清初，从外界进入西藏的常用道路只有三条，分别是从四川进入西藏的炉藏官道、从青海进入西藏的元朝大道以及从尼泊尔进入西藏的蕃尼古道。
炉藏官道从四川西部的打箭炉（现四川康定）折向北方，经过道孚、炉霍、德格、昌都、洛隆、边坝、嘉黎，最后到达拉萨，大略相当于从康定折向川藏北线，在昌都再走人烟稀少的川藏中线到达拉萨。元朝大道则由蒙古人开辟，从青海西宁出发，向南到达玉树地区，再折向西南，经过黑河（现西藏那曲）到达拉萨。和硕特部进攻西藏，大都走元朝大道。
除了上述三条人们常走的道路，在西部的阿里地区还有一条与新疆喀什连接的克里雅商道，由于过于艰险，很少有人行走。在克里雅商道与元朝大道之间是一千多公里长的羌塘无人区，以昆仑山为界，山南是西藏高原的羌塘，山北则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在历史上，羌塘无人区是令人谈之色变的死亡地带，有进无回。
策妄阿拉布坦派出大将策凌敦多布进攻西藏，恰恰选择了这条不可能的路线。策凌敦多布先是跨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南疆，再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昆仑山进入羌塘无人区，一路向南到达拉萨。由于他选择的道路过于惊世骇俗，拉藏汗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因而战败被杀。准噶尔人占据了拉萨。
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康熙皇帝派遣大军一万三千人从青海（走元朝大道）进入西藏，援助西藏人驱赶准噶尔人。大军进到藏北的那曲地区，与准噶尔人遭遇。由于地处高寒，粮运困难，加上地形不熟，清军被准噶尔人袭击了粮道，粮尽援绝，支撑了百余日之后全军覆没。这是清军在西藏地区的最大损失。
康熙皇帝听说大军失败，决定再次起兵。他吸取了前次的教训，决定从四川和青海同时进军。大将岳钟琪率军从四川沿炉藏官道直扑拉萨，与此同时，大将延信的军队从元朝大道也到达那曲地区。
准噶尔人由于在拉萨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西藏人的反对。他们立足不稳，在岳钟琪的打击下向北逃窜，在那曲地区又被延信击溃，狼狈逃走。
赶走了准噶尔人之后，清朝乘机在西藏建立统治基础，设立驻藏大臣。虽然日常行政工作仍然由当地政府负责，但驻藏大臣拥有否决权和重大事务决定权。同时，清政府扶持另一个大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将后藏的部分地区划给他，试图在达赖与班禅之间建立平衡。
经过改造的西藏虽然仍然有很大的独立性，却已经嵌入清政府的制度框架之中，形成有效管理，与其他更遥远的属国区分开来。
西藏归附后，准噶尔人或叛或附，仍然是清政府最大的敌人。康熙皇帝之后，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经为征服青海和新疆的蒙古人殚精竭虑。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才最终平定了准噶尔。此时距离清朝建国已经一百多年，用了几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将西部和北部的巨大疆土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中。
南疆的臣服
在准噶尔与清朝的战争中，现在南疆的维吾尔人所在地区最初从属于准噶尔人，当清朝获胜时又成为后者的附庸。
维吾尔人在唐朝前期被称为回纥人，居住在蒙古。回纥人先是臣服于突厥人，随着突厥帝国的崩溃，回纥人占据了突厥人的领地。在唐中期，回纥人（公元788年改名回鹘人）又被吉尔吉斯人击败，逃往河西走廊地区和新疆东部。随着蒙古人的兴起，回鹘人继续南迁来到了现在的南疆地区，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各个绿洲上，并选择伊斯兰教作为其信仰。
当北疆的准噶尔帝国扩张时，维吾尔地区由于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不同支派，分成白山派和黑山派两大势力。由于黑山派占据上风，噶尔丹以支持白山派为借口入侵南疆，扶持白山派的首领建立傀儡政权。
随着准噶尔的灭亡，南疆表面上臣服于清朝。领导南疆的是兄弟俩——布罗尼特和霍集占，当地人尊称他们为大和卓、小和卓。出于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发兵对抗清朝，爆发大、小和卓之乱。
大和卓的基地在喀什，小和卓的根据地在叶尔羌（现新疆叶城县）。兄弟二人从南疆起兵出发，沿塔里木盆地的西北沿向中部重镇库车进军，被清军击败后，围困在库车城内。由于清军将领的疏忽，他们又逃回南疆。
大、小和卓出兵失败，就轮到清军出击了。为了彻底征服大、小和卓，清朝将军兆惠率军向二人的老巢进军。兆惠首先进攻叶尔羌，结果被围困在叶尔羌，情况危急。
三个月后，清朝才发兵解救了兆惠并撤回到库车。
经过此次围困，兆惠等人意识到，由于地理广阔，仅仅依靠战争是不可能得到南疆的。
由于大、小和卓在战争筹款时对当地人进行严苛的压榨，加上用人不当，已经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于是兆惠展开了政治战和经济战。
一方面，在已征服地区减税，并任用当地人担任首领；另一方面，将南疆奇缺的物资如布匹运送来，与当地人交换粮食和马匹。南疆虽然缺少布匹，但布匹并不是必需的军事物资，而粮食和马匹却是战争最不可或缺的。清朝利用这种隐蔽的措施，逐渐削减了大、小和卓的军事优势。
兆惠再次发兵时，大、小和卓已经很难抵抗清军。他们逃往巴达克山（现阿富汗境内），被当地人杀死后送给清军。
大、小和卓的灭亡，让清朝获得了南疆，也是新疆地区最富裕之所在，彻底统一了新疆。
作为最后一块被征服的土地，新疆仍然是不稳定的。清朝后期，新疆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叛，但每次反叛都成为契机——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即便在俄国手中丢失了部分领土，但作为主体的新疆最终保持了下来。
大、小金川：疆土的极限到了
除了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新获得的领土外，清政府在一些内属的领土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果。
在中国历代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许多地方并不是直接管辖。比如，秦朝已经在广东地区建立了郡级行政单位，但实际上秦朝只能直接控制广州等城市周边很小的区域，而出了城市，进入广大山区之后，山区居民并不归秦直接管辖，秦朝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和社会结构。那时广东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央政府，却仍是化外之地。
明朝，在南方和西方各地仍然存在大量的化外之地，比如湖南、湖北西部和贵州、广西、云南的山区以及四川西部。这些地区的民众不需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仍然过着近乎独立的生活。
中央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往往满足于给部落首领加封一个官职，委托他进行统治，实际的行政权仍然由首领们单独行使，中央政府无权干涉。首领死后，其权力归他们的子女，不能由中央政府撤换。这些首领就是所谓“土官（或者土司）”。
清朝是对这些山区部落征剿最激烈的朝代，基本上将位于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山区部落土司制度废除，设立行政区划，派遣外地的官员前来管理，这些官员就是所谓“流官”。
即便在贵州、云南等更加偏远的地区，改土归流运动也在进行之中。这是中央政府希望将这些地区整合到中央集权统治管理的框架之下。
在清朝发动的所有的合并行动中，平定四川的大、小金川反叛是规模最大的两次。
在现北京西北方向，颐和园通往香山的路上，路的北面是一排连绵的小山，这些小山北邻百望山，东临香山，南面则是玉泉山。许多小山上有成为废墟的石头堡垒。堡垒的墙壁异常高大，体格巨大的房屋带着如同城垛的牙豁。这些堡垒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而在四川西部的金川、小金和丹巴县境内则有众多的碉楼，这些碉楼是石头所砌，高达几十米，三五成群地屹立在群山之中。
人们很难想象，北京的废堡垒与四川的碉楼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二者长得不怎么相像，但北京的堡垒确实是四川碉楼的仿制品。当年乾隆皇帝在攻打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失利后，知道当地的碉楼是清军行动的最大障碍，特别在北京仿造了碉堡用来练兵。
在现四川西部有一条重要的长江支流叫大渡河。大渡河上游，在丹巴县附近由两条河汇聚而成，分别是东面的小金川与西北面的大金川。四川现在有两座县城——金川县和小金县——分别坐落在这两条支流上。
大、小金川总人口只有几万人，但从大金川第一次反叛，到第二次被征服改土归流，一共经历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四十一年，公元1747—1776年），其中热战时期也有十三年。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当地表现强势，欺凌周边。清朝派遣川陕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由于大金川位于川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加上碉楼的保护，张广泗吃了败仗，被乾隆皇帝斩首。
乾隆皇帝再次派遣名将岳钟琪前往，大金川才投降。这次战争历经三年，以莎罗奔投降、皇帝赦免而告终。虽然只是一个小土司，清朝却一共花费了白银两千多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的赔款额）才镇压下去。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乾隆皇帝再次下令联合当地九名土司征讨大金川。这次征讨让当地土司们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团结，朝廷会将他们一一击破，土司未来的权力只会更小。于是，经过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后，原本与朝廷结盟的小金川加入了大金川的反叛。
这次反叛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才告平定。清军动用了六十万人，花费七千万两白银。由于地域狭小，具体的战争并不复杂，大多数时候是清军对堡垒的围困，却无法攻克。
大、小金川之役以当地的改土归流而告结束，却预示着中央政权的边界已经扩大到极致。由于地理的限制，清朝哪怕想再往外扩展，都由于群山的阻隔，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那时开始，清朝从扩张转换成内敛，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已经达到了被允许的最大边界。它拥有着更大的野心，却服从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乾隆皇帝不知道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到来。
海权时代的来临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通州与北京之间的八里桥，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战争观念的血战。
通州是古运河的终点站，漕粮从南方运到通州后，再经过一条细小的河流（通惠河）运往北京城。八里桥就在现在通州区与朝阳区交界的通惠河上。
当年，骁勇善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三万骑兵和两三万步兵在八里桥一带布防，迎战从海上来到的英法联军。
在之前一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的大沽口打败了英法联军，击毁击沉了英国四艘舰船，打死打伤英法士兵五百多人。
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依靠计策从大沽口北面的北塘登陆，绕到大沽口炮台的后面进行攻击。因为炮台的大炮都是固定的，只能对海上射击，无法覆盖后方的陆地。英法联军于是攻克大沽口，占领了天津。
随后，英法联军向通州挺进，接近清朝的国都北京城。在八里桥作战三天前，僧格林沁已经在通州的张家湾与英法联军发生了一次遭遇战，以清军撤退告终。
英法联军的进攻之路是一条全新的、看上去充满了风险的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数的战争都依靠陆地，借助山川之胜进行防守。以北京为例，自古以来，北京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区域。在游牧区域与北京之间，隔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只要把守好燕山和太行山上的几条通道，就基本上保证了北京的安全。
有时候北京也会受到南方的威胁。北京之南是华北平原，千里平原不容易防守，必须借助平地上的几条小河，在保定到沧州之间建立防御型的城寨，驻扎大量军队，依靠军队的机动性进行防御。
如果北方、南方、西方的兵力部署得当，就可以保证北京安全无虞。
在古代的军事家看来，最不可能出事的是北京的东南方。原因很简单：北京东南方的天津面朝大海，而海洋对古人来说就是一面无限高度的墙，没有人会从海上进攻北京。因此，这里是不用设防的。
西方人的到来终于打破了这条铁律，他们第一次从海上进攻中国。但清朝将领们似乎并不担心英法联军的到来。海上进攻看起来是出其不意，但船只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英法联军能够运送上岸的不超过一万人。北京和天津之间是一马平川，缺乏战略地形，进攻部队即便上了岸也是背水而战，没有退路，而且很可能被拥有优势兵力的防守方消灭。
僧格林沁为了准备八里桥歼灭战可谓下足了功夫。张家湾之战虽然是清军撤退，但这只是大战的前奏；战后，清军的主力不仅还在，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在八里桥布防时，僧格林沁投入了华北地区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蒙古科尔沁、察哈尔部的野战骑兵。在清朝，除了与太平天国打仗的湘军、淮军之外，蒙古骑兵是最骁勇善战的部队。
英法联军士兵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僧格林沁用六倍的兵力进行决战，似乎拥有必胜的把握。
英法联军的士兵们并没有意识到清军已经做了埋伏。早上七点左右，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列队上路，显得很随意。就在这时，突然从树林里冲出了许多蒙古骑兵，他们有两个目标：第一，从正面冲击敌人；第二，绕到侧翼冲击敌人的后方。另外他们还布置了二十多门大炮，对英法联军阵地进行轰击。
一方是准备充分，另一方是仓皇上阵，谁胜谁负是可以预期的。
但战争的过程超出了清军的理解。侧翼的包抄确实让英国军队中的印度部队乱了阵脚，一度清军距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十米却成了无法突破的障碍。蒙古人还没有把马刀落到敌人的脖颈上就被枪炮撂倒，无法前进。
正面冲击也同样无法奏效。英勇的蒙古人一茬一茬地倒下，又一茬一茬地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英法联军一次次装填子弹并射击。
战斗结束时，蒙古骑兵部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的死亡，有的溃散。通往北京的大门敞开了。咸丰皇帝听说了战斗的结局，逃往热河避难，留下北京城被联军劫掠。
西方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战争哲学。在这之前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西方人到来后所展现的是另一种战争的可能性：依靠科学技术，跨越地理障碍，从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动袭击；利用先进武器，可以达到以一当百甚至当千的作用。僧格林沁的战术没有问题，但落后的武器装备却让任何战术都无法奏效。所谓战术，必须在双方武器基本对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施展。
以前的战争规则都失效了，海洋不再是屏障，反而成为最危险之所在，武器的差距之大让军事家失业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海岸的任何地方实施打击，并且都能获胜。清末的主战场已经从秦岭、太行山这些地理要素转移到了广州、天津、大连这些海滨地区。
海权时代到来了。
直到清朝灭亡，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海权冲击的休克中缓过神来。
但是，海权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都可以作废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旦再次获得武器均势，一旦防守方将海防也纳入了战争考量，以往的经验会再次复活。
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很大一部分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
附录
全国战略要地简述
后记
为了写作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国内游走，去访问历史上的战略要地。我认为，只有通过亲自观察，才能了解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战场，它的地理逻辑在哪里。
写作时，许多访问时的场景总是在眼前闪现，其中最难忘的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我走访燕国故地时，看到满地古代战士的头颅遗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