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易县，是著名的燕下都所在。县城之南，当年的都城还有迹可循。最令人感慨的还是燕下都南面的几座高大土冢。这些土冢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旁边，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在意，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土冢之下埋葬着数万颗人类的头骨。
在中国古代，人们有利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的传统，号称“京观”。河北易县的土冢可能是现今国内保存完整的京观之一。这些头骨的主人属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不幸的是，我来到现场时，这些土冢都已被盗掘。在土冢的周围，散布着大量的人类头骨碎片。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碎片变成软绵绵的一团，用手一碰就会粉碎。
对于盗墓者而言，最没用的物品也许就是人类本身。一枚箭头、一把剑，甚至一块陶片都比一具骸骨更有价值。人头骨与牙齿被掘出后随即扔在了地上，任由其消失。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数量庞大的骸骨也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只采集样本，剩下的就任它自生自灭了。
感慨万千的我随手捡了一排牙齿，从磨损程度看，它们都来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些人在战争中死去，被当作战利品埋葬在这里。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另一座古战场。
当我到达山西汾河岸边的玉壁古城遗址时，在一片黄土台地上，当地人给我指了万人坑。
玉壁古城是中国保留比较完整、没有受到过多扰动的古城。这座城专门为了打仗而建。在当年东魏与西魏的战争中，西魏为了封锁东魏的汾河进攻路线，在汾河南岸的台地上修建了玉壁城。战争结束后，玉壁城也就慢慢荒废了。由于没有大规模居住才保留到现在。
从地貌上看，玉壁城如同一座天然的巨大平台，高高耸立着，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较为平坦，守军在这一面修建了城墙进行防卫。在城内，还能看到当年攻城者挖掘的地道痕迹。
在断崖上，人类、马匹的尸骨俯首可拾。
所谓万人坑，实际上是在悬崖上一个密布着人类骸骨的地层。人骨之密集，令人毛骨悚然。
最后一个场景在宁夏固原的好水川古战场。这个古战场属于北宋与西夏战争时期。
战场在一座红色的小山坡侧面。同样由于地处偏僻，在近千年后还几乎保持着刚刚打完仗的样貌。唯一的不同是，当年裸露在外的将士尸骨都被岁月埋在了浅浅的地下，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它们。
在一个断层处，我发现了一个破碎的陶罐，看上去像是士兵煮粥用的。在陶罐里有许多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辨认，应该是小米粥干掉、炭化之后的痕迹。也许在那天，北宋的士兵们刚刚做好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我发现陶罐的不远处，有一个人类的头盖骨。再远一点，断层里星星点点地露出几片白色的痕迹。我用手指轻轻一抠，发现竟然是人体的第一到第四节颈椎骨。
除了上述三个场景，还有许多都能让我立刻穿越到过去的场景出现。它们共同陪伴我写完了书稿。每一次我的思路停顿时，那一幕幕鲜明的记忆总会涌现，诅咒着该死的战争。
但战争就是人类的一部分，隔一段时间，总会有野心家冒出来，希望通过战争来满足其私欲。战争和税，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两种事物。和平时期，决定人类社会演化的最根本力量是经济和财政，到了混乱时期，决定演化的则是战争。
想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我们谴责战争的残酷，就必须了解战争不会远去，要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本书追寻从秦统一到清末这两千多年的战争逻辑，以地理要素为中心逐步展开，叙述了各个朝代的大战略。
在秦统一时，地理还局限在关中地区、洛阳盆地、华北、淮河、两湖地区、四川这几个单元，到了清朝，已经扩张到新疆、西藏、云南、蒙古等地区。随着地图的打开，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发生着一定的变化。但变化中又有着持久的要素，因为地理是不变的。
读者读完本书，可以理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及历次战争背后的逻辑，从而更加热爱现在的和平与繁荣。
在写作过程中，我脑海中不时地需要将我游走观察的现场图景与历史中的记载相印证。比如，当我叙述蒙古人进攻大理时，想到的是滔滔的大渡河水、白龙江两侧高耸的山脉以及壤土广阔的草原图景；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蒙古人策划了一次多么大胆的行动。
本书是“密码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财政密码》《哲学密码》。
关于地图，读者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册部分。两种图册各有特色，还可以准备一张现代的全国地图，最好是带地形的，这会对理解本书内容非常有帮助。
在体例上，本书和《财政密码》《哲学密码》有所不同。两书大都附有详细的注释文字，而本书的内容主要出自中国的史书，我都视之为常规文献，因此，不再一一注明出处。这些书籍也是我目前还在研读的材料，其中一部分并没有在本书中得到反映，却是我长期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书的特点是注重对实际地理的考证。
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副产品。在写作到宋朝时，我突然意识到，北宋与辽、金的交往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最佳融合，于是将这部分抽出，又查阅了上百种宋人文献，形成另一本书——《汴京之围》。在未来，时机合适时，我可能还会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国等各个时代进行类似的考察。
感谢文学锋的帮助，我曾经在广州，你的家中住了一年，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感谢周杭君，大学里的友谊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并必将持续终生。进入中年，我们是仅剩不多仍在为理想拼搏的同学。除了拼劲十足之外，周同学还保持着最活跃的思维——她在她的饭店的外卖袋上免费印上了我的新书广告，让它成为世界上第一本在外卖袋上打广告的历史书。所有订她饭店外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郭建龙的人能写一些王朝兴衰。
感谢我的编辑雷戎、董曦阳所领导的整个团队，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我很难将写作坚持下来，我们一直是配合最好的团队，本书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感谢秦旭东、张赋宇、王力，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你们的鼓励。
感谢我的祖父母，他们将“理想”这个词深深地注入我的灵魂。我多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随时都能看到，我仍然为了理想而不肯妥协。
感谢梦舞君的陪伴，让枯燥的写作充满了温馨。
此外，本书完成后，豆瓣网友麟狩提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指出了本书的几处错误。他特别从古地理的角度对本书陈仓道的叙述提出意见（见三国部分），在汉初以前，古汉水流经陈仓故道，可以溯水而上直抵陈仓。但汉初武都大地震后，汉水不再流经陈仓道，断绝水路后的陈仓道军事运力比韩信时代大打折扣。这是诸葛亮不选择陈仓而选择祁山道的主因（祁山道相对平坦，可以依托西汉水向陇西运粮）。我将他的话附于此处，便于读者理解。
本书构思于广州锋子居。本书的初稿写于大理才村走青春客栈。本书修改于云龙梦君庐。本书的终稿完成于大理风吼居。
再版后记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国内“特种兵旅行”的较早践行者。不去说那些更早的骑行和徒步经历，只说2015年，当我决定考察中国重要的关隘和古战场以便写作这本书时，我就进行了一次精心策划的特种兵旅行。
特种兵旅行路线
当时，我借住在朋友文学锋的房子里，因此整个行程以广州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南方贸易中心为起点。我先做了一次短途旅行，首先去看了看古代通往两广的道路。从广州过桂林，我去了灵渠所在的兴安县。灵渠依然在，但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它的历史意义了——它曾经是从中国北方前往岭南的最重要的通道。而从兴安县回程，要经过另一个陆路关口：严关。
回到广州后，我又做了另一次短途旅行：前往位于粤赣交界处的梅关，也是所谓“五岭地区最重要的关口”。从长江流域逆赣江而上，走到水路的尽头登陆，就是梅关，过了梅关，就进入珠江水系，可以顺水直达广州了。
两次短途旅行之后，我从广州沿海北上，开始了第一次长途旅行。我先考察了客家的土楼，这些当年逃难人群的发明是如此壮观，令人感慨。经过厦门，我见证了南方贸易港泉州，并从福州向着北方山区前进，那里藏着一个著名的关口：仙霞关，也就是当年黄巢南下的路线所在。之后，我游览了浙江的许多城市，这些地方我也多次去过，包括我祖父曾经居住的舟山。
从杭州北上，一路经过苏州、无锡、常州，就来到了镇江，也就是著名的京口。从镇江坐船过长江，就到了扬州，当年，宋高宗正是沿着这条路反向逃往江南的。
扬州之后，我折向南京，又前往马鞍山去看采石矶。再次渡过长江，经过合肥、淮南，来到寿县，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寿春——淝水之战的发生地。我去时恰逢大雨，整个江淮地区都在发大水，就连寿州城墙都有被倒灌的风险。其实，一千多年来，这里的水系正是其成为战略要地的原因之一。
我从寿县经过一系列城市北上徐州，见证了这个曾属于西楚霸王的城市。之后，我经商丘，过开封，再经过郑州去了虎牢关，再前往曹魏的基地许昌。回到郑州，前往洛阳、三门峡，见证了诸多的历史遗迹，这里发生的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安史之乱初期的洛阳和长安保卫战。
见到函谷关和潼关（在这里，我理解了禁沟在防卫上的重要性）之后，我抵达了西安，并去往咸阳。回到西安，我折向南方的武关蓝田道，这条道路是秦楚的交界点，也是刘邦偷袭关中的胜负手。穿过武关和秦岭，就进入湖北地区。
在湖北，最著名的战略要地莫过于南襄隘道，这也是诸葛亮隆中对策略所倚重的地利。我转遍了南阳、襄阳、荆门等地，再前往武汉，北上驻马店，考察义阳三关。
接着，我向西前往荆州，这个关羽和诸葛亮的伤心之地。经过宜昌前往重庆，见证了重庆的抗元遗迹后，再北上巴中，那儿有一条直接翻山前往汉中的蜀道岔道，如果真的有所谓“荔枝道”，这条最短的道路就是可能性最大的那条路。之后，我再次从绵阳走剑阁、广元前往汉中，这就是蜀道之所在。
从汉中地区顺流而下，到达安康，再翻越秦岭，我第二次到达西安。参观了西安众多的古迹之后，我回到了河南、河北一带，经过安阳、邯郸、邢台、石家庄，去寻找太行山的几条通道，最著名的是石家庄旁边的井陉，那儿还保留着不少当年的城墙遗迹。
保定下属的易县给了我很大的惊喜，这里有着两千多年前的京观遗址，位于燕下都以南。从这里进入北京后，我的第一段长途旅行结束。
当年的下半年，我陪着后来的妻子梦舞君游遍了新疆。为了去新疆与她会合，我走了河西走廊上几个著名城市。和她旅行结束，在张掖分手之后，我乘坐汽车翻越祁连山，经过扁都口到达西宁——在一千多年前，这里叫作大斗拔谷，曾经让隋炀帝损兵折将。
从西宁去往兰州后，我又前往平凉参观了固关，之后前往固原，在固原看到了秦长城，并考察了宋夏战争的古战场。在好水川战场，依然看得见当年留下的累累白骨。
固原之后，我经中卫、吴忠等地前往银川，去看了西夏王朝的遗迹。再从银川出发前往包头，这里是秦直道的终点，同时有着赵长城和秦长城，也是面向塞外的重要据点。离开包头，前往呼和浩特和大同，进入山右地区。山右地区一直是我写作的重点，不管是《汴京之围》还是《盛世的崩塌》，里面都有大段对山西地形重要性的描写。这里有众多的小盆地、长城和关隘，我在大同、朔州、宁武、代县、忻州、太原诸地停留之后，又前往长治、晋城等地。长治就是著名的上党，我也看到了天井关以及赵括留下的遗骨坑。
从上党，我经过垣曲、侯马等地前往稷山县，那里有玉壁城，以及东西魏战争时期留下的遗骨坑。运城的盐湖同样令人难忘，在很长时间里，这个盐湖为中国北方供应食盐。
从这里，我再次经过三门峡，进入西安。从西安，我经过周至、眉县等地前往宝鸡，这里也是历史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从宝鸡北上陇县，从陇县向西进入陇山山脉，这里有古代的大震关，以及让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我经过张家川前往天水，再去向陇南，并经过舟曲到达迭部，这里是蒙古人南征大理的起点。之后我顺着川西的古道，一路上经过了若尔盖、红原、金川、丹巴等地，这里曾是乾隆皇帝征大、小金川时的重要地点，至今碉楼密布。到达泸定后，我去往西昌，再折向盐源、木里等地，最后从泸沽湖、丽江去大理，与梦舞君会合。
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正式到大理定居，梦舞君与我再也没有分开。
围绕《军事密码》的考察主要来自这一次，但在创作此书前后，我都一直对地理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多次在中国的西藏、新疆，后来还有蒙古国、东南亚、中亚地区考察，有的在成书之前，有的在成书之后。可以说，正是长期的积累加上一次主要考察，成就了本书。
一本书的延展性
《军事密码》对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进行了详细剖析，分析了每个朝代战争中最关键的地点，以及这些地点是如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
这本书最大的意义，不仅是帮助读者弄懂了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还帮助我本人一劳永逸地获得了对古代地理的认知。
我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本书都来自我的实际困惑。当我对一个问题有兴趣却不知道答案时，就会去亲自寻找答案，并将寻找的过程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
比如，我的世界观察系列已经写过了印度、东南亚、蒙古国、中亚、中东、非洲等地，最早也只是因为我的好奇心，希望了解那一片土地才开始动笔的。当我真的走在那片土地之上，用自己的眼睛和心去体会它的历史和人文时，就将其记录下来。
我走过了这些地方，写了书之后，接下来就找到了一个新问题的答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中为什么只有少数能够变成发达国家？这个问题连带着答案，就成了《被遗弃的世界》这本书。
《军事密码》也是一本为自己解惑的书。在写作之前，我对于古代中国的地理充满困惑，于是用脚步将国内的战略要地都走了一遍，从而对祖国的山川获得全面认知，加上阅读历史书籍，就形成了中国军事地理的写作逻辑。
但《军事密码》又和其他书不同。一般来说，一本书的写作完成后，我的兴趣得到了满足，也就将它扔到一边，在出版之前，就已经不再对其感兴趣了。我既不愿意做活动又不愿意参与推广，因为那对我来说实在太浪费时间，也学不到新知识。但《军事密码》中的知识一直在我脑海中，没有被抛弃，反而从中又孵化出几本新书。以下这几本书也可以视为对《军事密码》的扩展和补充。
《汴京之围》：一本写靖康之变前后的书，尝试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角度完成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考察。
《盛世的崩塌》：考察了唐朝开天（开元天宝）盛世的起步、发展直至最后崩塌的整个过程，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视角，而其中对于战争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自《军事密码》。
《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这本尚未出版的新书对于元朝的军事行动也有所展开。
《失去的三百年》（暂定名）：同样尚未出版，书中对于清朝与准噶尔的军事地理的描写及其思路，也出自本书。
除了这些有关国内的书籍之外，我的一些写国外的书籍也可以看作对《军事密码》的展开。
《丝绸之路大历史》：这本书追踪了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历史，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交往是基于地理的，涉及中国与海外的地理知识。除了在中国，我在海外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的游历，都给这本书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我正在写作的小说《似曾相识于花剌子模》同样是一本与地理有关的书。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再一次专门前往中亚，去探察那些历史角落中的古老城堡和战场，寻找闻名的废墟，这次探察的结果，是我将整个中亚的地理吃透了。
在坐车从苦盏前往伊斯塔拉夫尚时，汽车行驶在锡尔河的左岸，除了公路和偶尔在路边闪现的电线杆之外，那里的地理环境与千年前几乎毫无差别。一瞬间，我仿佛穿越了历史，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在我面前好像出现了一个书架，它的高低层是按照时间排列的，随便抽出上面的一本书，就能看到历史的一个切片。
我想到了当初斯坦因站在和田的佛塔废墟之上，他突然感觉自己拥有了玄奘的眼睛，他的视野内，是和玄奘同样的景象……
学习历史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了人们一双“立体”的眼睛，虽然身处现代，却可以看到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时代里发生的故事，从而形成一个维度更多的坐标系。
由于《军事密码》基于地理，本书可以成为一切历史阅读的基础。而我在不经意间成了《军事密码》的第一个受益人，这或许是我考察和写作时都没有想到的。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哲学密码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ISBN：9787521764970
字数：281千字
本书由上海读客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而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是靠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找到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挣扎，又是如何回归到习惯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六国的许多臣民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及其后裔，对平民出身的刘邦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刘邦的后代忠贞不贰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更不容反抗。哪怕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政权，它也仍然是合法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汉朝统治者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朝，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朝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上有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人都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司法体系，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这套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塑造成型了。不管对王朝和皇帝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真理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造成了牢固的束缚，让很多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人们可以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看作思想的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它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
每一个周期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个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拔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用其他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被灌输的几个观念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看到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朝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于是第一个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代儒教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思想控制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于是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人们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代儒教，于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朝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朝的高官除了富有文采之外，也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从而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从宋朝开始。唐朝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王朝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朝，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朝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发展第二个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代儒教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个周期的庸俗期从元朝持续到明朝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的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朝，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反抗期。人们提倡遵从内心，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朝，中国哲学发展再次进入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朝实学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进行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这些人开始将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在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朝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朝，已经有了强大的思考工具，并在逐渐改写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以下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西汉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西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的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很多传统哲学史作品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因此，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无法轻易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和为何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在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视角。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