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系列的比附下，就引出了古代医学理论，即利用经脉、五行和阴阳调和来治疗病人。人只要与天合拍，就可以保持健康。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一阳而三春，非自三之时与！而天四重之，其数同矣。” 除了人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也可以通过研究天的规律来设计。在社会规律中，也有许多利用算术进行的比附。比如，帝王的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是按照三的幂数，一共重复四次而止，三和四，分别代表了一个季度的月数和一年中的四季。
《春秋繁露·王道》：“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 天、人、社会，除了类似之外，三者也是相通的，也就是所谓的天人互动。观察天，就可以得知一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得知天对政权是否满意。当地上的君主表现得让天感到不满时，天就会降下灾祸，让人明白天的不满；当天子让天感到满意时，天又会降下祥瑞给人间。
所谓皇帝，就是天选来统治民间的，反抗皇帝就是反抗天。但是，天又通过一系列的凶兆向皇帝暗示：如果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换掉。而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暴政，导致天派遣刘邦下来改朝换代。现在的皇帝虽然是天选的，但也必须注意不要让天不满意。
《春秋繁露·正贯》：“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如何让天感到满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董仲舒终于回到儒家的范畴之内，认为天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按照儒家规矩行事。而什么是儒家规矩？那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公羊传》。他认为，《公羊传》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暗示，表明了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政治。
首先，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儒家的礼仪，皇帝有皇帝的仪轨，大臣有大臣的规矩，而普通民众也要老老实实听话。如果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整个世界就会和谐统一。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其次，为了表明对天的尊重，每一次按照天意改朝换代之后，都必须进行一系列仪式化的动作，也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表明自己的正统和按照规律行事。
所谓“改正朔”，是与另一个理论“通三统”相对应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夏、商、周三代，每一代选择了不同的月份作为正月，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秦朝改十月为正月。刘邦继承了秦朝的做法，但汉武帝将正朔又改回了夏朝的一月，完成了一次循环。只是后来各个朝廷并没有继续修改月份，汉朝就成了最后一次修改历法的时期（王莽和武则天曾短时间变动过正月岁首，但都很快又改回来了）。
另一个措施是“易服色”，这项措施对应于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也称为“五德”）各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朝代对应于一个“德”，也就是五行之中的一个，在朝服上，必须使用与这一“德”对应的色彩。黄帝是土德，色尚黄；夏代是木德，色尚青；商代是金德，色尚白；周代是火德，色尚赤；秦代是水德，色尚黑。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刘邦建立的汉朝应该又回到土德，但刘邦以继承秦朝为荣，认为自己是水德，色尚黑。到了武帝时期，在儒教的努力下，终于按照相克的说法，把汉朝改为了土德（土克水），色尚黄。
这里顺便把以后的易服色情况进行总的梳理。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禅让得天下，没有使用暴力，所以当时的大才子刘歆认为，只有暴力的改朝换代，才使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决定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德，而禅让是非暴力的，应该使用“五行相生”的理论。王莽认为自己是舜的后代，属于土德，根据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王莽把汉朝的土德又剥夺了，重新封它为火德，色尚赤。
东汉时期，刘秀承认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晋朝是金德和白色。南朝宋是水德和黑色，南朝齐和梁是木德和青色，南朝陈是火德和红色。北周是木德和青色，隋朝是火德和红色。唐朝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梁是金德和白色，五代唐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晋是金德和白色，五代汉是水德和黑色，五代周是木德和青色。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是水德和黑色。金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朝还有市场。
除了“改正朔”“易服色”，还有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有一定宗教性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人们的认知。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其他学说。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进行比较：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上，还用统一的理论来控制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思想控制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控制了一代人思想，社会可以维持数千年。
汉武帝之后，所有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时，汉朝的思想控制达到了目的。
到了汉朝后期，思想控制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因为在此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灾荒，到了这一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
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汉成帝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亲自吊唁，以高规格的葬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也强调“仁”，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遇到的问题。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儒学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远离长安的淮南国（国都寿春是今安徽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成果。这就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
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尊崇极深，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编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成了西汉时期最好的综合性著作。
《淮南子·主术训》：“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作者的野心。但是，书中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使其发展。 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书中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相比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以及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朝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成了这本书。
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朝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问题，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代表汉朝哲学高峰的著作遭受了曲折的命运。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平准书》中，这种经济思想超越了时代，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刘安本人受汉武帝的削藩策略影响，为了自保，参与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朝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 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思想环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集权高峰。在他之前，汉朝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给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政权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权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汉武帝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在汉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把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在严助和朱买臣分别对南越和闽粤发动的战争中，他们招收了许多东瓯地区（现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些地方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贵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不堪。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随后，汉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终于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富耗空了。
关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情况，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官营制度，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汉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官营，这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汉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
参考《史记·酷吏列传》，汉朝酷吏一半以上产生于汉武帝时期。 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汉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朝的官僚规则。
最终的结果是，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汉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正常运转。儒教的大政府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的思想，直到清朝末期，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的“教化”最成功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