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87—公元23年。
汉朝圈养的知识圈
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在于教育：皇帝一方面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其他学派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设立了只传授儒教知识的官方教育机构。垄断教育的结果是，人们从此只能接触儒教学说，其他学问流派衰亡。
汉武帝树立儒教为正统思想，是为了利用它来维持统治。但汉武帝之后，作为最高官员的丞相职位被儒教知识分子垄断，这就不是皇帝控制儒教，而是儒教裹挟皇帝了。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学会了用儒经（特别是《公羊传》）来指导审判。对法律的侵蚀让儒教成了社会的基础。
随着儒教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学术门阀出现了。大量的儒生只会背诵老师的只言片语，不同学派之间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朝政治进入一个书呆子横行的时期。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和祥瑞的态度上。汉朝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预示未来，汉朝成了荒诞不经的预言的大本营。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会发现，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的几个令人哑然失笑的书呆子的事迹。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此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儿《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而当上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提倡的“微言大义”。从此，老天爷对人类突然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时值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查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高深的学问——《公羊传》，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是五岳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眭弘立刻找到当内官长的朋友，让朋友把他的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看，竟然有人正经八百地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史册，可谓啼笑皆非。
眭弘并不是孤例。汉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且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就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因此对书本深信不疑，闹出不少笑话。
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据《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记载，在汉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汉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皇宫外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汉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具体事务。
汉宣帝的做法受到盖宽饶的阻挠，他明着批评汉宣帝重用宦官，暗里怨恨汉宣帝采取法治而不是儒治。他说：当今圣道已经被废弛，儒术不行，竟然把宦官这样的刑余之人当作周公和召公使用，以法律来代替《诗经》《尚书》治理国家，这怎么能行！他引用儒教经典《韩氏易传》说：五帝时候是官天下，“三王”（夏、商、周）时代才变成家天下；家天下是传给子孙的，官天下是传给贤人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皇帝功成之后就退居幕后，没有那把刷子，就不要身居高位；陛下应该学习五帝，赶快寻找贤人让位给他。
一听说盖宽饶让自己退位让贤，汉宣帝立刻大怒，盖宽饶不得不自杀，才了结了这场争论。
汉武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但独尊儒术之后培养出来的大量书呆子却成了精。他们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以公孙弘为榜样一门心思往上爬。爬到高位后，他们的无知和迂腐就开始腐蚀政权基础。
西汉中后期，也是官方大批圈养“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以五经为武装，“天人合一”“天降灾异”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一个个都以为窥得了天机，占据了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不同学术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儒教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之所以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
博士、太学和门阀
《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奏章全文如下：“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
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水平，惩恶扬善，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将他们提拔到官僚岗位上，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王朝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输入社会的骨髓。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通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阶层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而且，他的方法也是控制社会思想的好方法，只要控制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当官之后，就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民间一旦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就会对其他的内容降低兴趣，整个社会也就会进入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让儒教规范所有人的头脑。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思想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举荐贤良时，向皇帝提议不考虑法家、纵横家等，间接“罢黜百家”。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不久找个错便把卫绾免职了。
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即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人说的智囊。博士的职位不高，到汉宣帝时也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起初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尚书》《春秋》《诗经》已经有了博士。不过，当时人们看重这些书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儒家经典，而是把它们当作历史和文学作品。《尚书》和《春秋》中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在缺乏书籍的汉初，皇帝自然要对它们表现出尊重，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背景，反映了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到了汉武帝时期，《礼》和《易经》也设立了博士，到此刻，儒家的五经都已经有了博士。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劝说汉武帝将其他学派的博士废除，就形成了五经博士统揽天下的局面。
所谓五经博士，并不是一个人要通晓五本经典，而是每个人只要能背诵一本就足够了。一个人即便能够通晓五经，也不会受到欢迎，因为这等于抢了别家博士的饭碗，让人难堪。五经博士每一家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别家不可比拟，不愿意让别人来掺和。
汉武帝时期，一共设了七个博士，《春秋》《易经》《礼》《尚书》都有一个博士，而《诗经》有三个博士。《诗经》有三个博士是有历史原因的。如前所述，在汉初，有四个人躲过了秦朝的迫害，他们精通《诗经》，分别是鲁人申培、毛亨，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他们各自对《诗经》的解释有所不同，又固执己见。他们各自将学问传给自己的弟子，弟子再传弟子，就有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形成了四个门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毛诗由鲁人毛亨开创，由赵人毛苌传播）。
汉朝设立《诗经》博士时，先是汉文帝设鲁诗、韩诗博士，后来汉景帝时增设齐诗博士，后文提到东汉今、古文经之争时，作为古文经的毛诗地位上升。无论是哪一经，每一家的博士都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觊觎，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这就是汉朝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
门派之争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郡守，再由郡守上报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都城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人才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被免除徭役和赋税。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被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被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其文化水平，水平高的人才能高升。
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那些非儒老官僚纷纷离开人世，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皇权的重任。
《汉书·儒林传》：“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作用。提议的成功反映在汉朝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汉昭帝时增加到百人，汉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规定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人，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废止这个政策。但是，此时太学的规模已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一千人。 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期太学的人数也已经膨胀了十九倍。
这些太学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现代人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朝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俨然已经成了西汉的金科玉律。
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在《汉书·儒林传》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学术门阀的变迁情况。
首先是《易经》，一个博士变成了三个博士。
汉朝的《易经》最早出自鲁国的商瞿（字子木），他直接受教于孔子，接下来的传承人是鲁国的桥庇（字子庸）、江东（吴地）的馯臂（字子弓）、燕国的周丑（字子家）、东武的孙虞（字子乘）、齐国的田何（字子装）。
田何时期，就是秦朝焚书坑儒之时。但《易经》是筮卜之书，没有被禁。汉朝时，田何从齐国迁徙到关中地区的杜陵，他的学问继续传授开去。徒子徒孙有东武的王同（字子中），洛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加上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地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等人。
其中杨何、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担任过高官。于是，田何的徒子徒孙们遍布于汉朝廷。
丁宽的学孙中又有三个人，即施雠、孟喜、梁丘贺，这三个人又各立门派，将《易经》分裂成三派。到了汉宣帝时期，这三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汉宣帝只好将三派分开，各立了一个博士，于是，如同《诗经》立了三个博士一样，《易经》也有三个。
另外，《易经》三个博士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从施《易经》中又分裂出了张（禹）《易经》和彭（宣）《易经》，从孟《易经》中又分裂出了翟（牧）《易经》、白（光）《易经》和京（房）《易经》，从梁丘《易经》中又分裂出了士孙（张）《易经》、邓（彭祖）《易经》、衡（咸）《易经》。由于皇帝没有再新设《易经》的博士，这些小的门派只好共用博士。
《易经》博士一分为三，《尚书》博士也分裂了。
汉朝的《尚书》出自伏生，伏生曾经是秦朝博士，后来在焚书时偷藏了一卷《尚书》，等发掘出来后只剩下残卷。伏生有两个著名的弟子：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成了《尚书》博士。
小夏侯又分成了五派，分别是李（寻）、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 《尚书》学派的分裂，源自张生的徒子徒孙。张生有个弟子叫夏侯都尉，夏侯都尉选择传给家族的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夏侯胜，夏侯胜又传给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其中夏侯胜和夏侯建各自写了《尚书》的专著，形成两派，被称为“大、小夏侯”，和欧阳生的一派，形成了《尚书》的三派。 到最后，汉宣帝再次扮演和稀泥的角色，为《尚书》设立三个博士，分别由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派的传承人担任博士。
除了《诗经》《易经》《尚书》各有三个博士之外，《春秋》也立了一个新的博士，原本只有《公羊传》一家，现在加了一家《穀梁传》，关于这个博士，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没有增加博士的，只有《礼经》。这样，到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已经有十二个，而学生人数增加到两百人，一套以儒教为中心的教学和传承体系建立起来了。
任何一个博士的设立，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朝人的思想迅速被以《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术门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此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
政治化的儒教
据《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记载，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作张汤的酷吏突然宣布要用儒家经典来进行审判。
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文景时期的宽松政治此时突然收紧，大臣和人民都不适应皇帝的扩权，汉武帝只好招纳大批酷吏来为自己所用。皇帝就绕过正规的官僚系统，建立起围绕皇帝的“委员会”，依靠酷吏的严苛将法律推行下去。
张汤小时候，因为老鼠偷了家里的肉，就用烟熏土掘，将老鼠抓住，然后写了控诉老鼠的法律文书，再把老鼠四肢绑住进行审判，最后将老鼠活剥。他的父亲当时官至长安丞，看到儿子的天赋，立刻决定要他学习法律，从此张汤步步高升，终于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
张汤最有名的决狱之一，是所谓的“腹诽之罪”，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的货币改革时期。由于皇帝打仗用钱过度，导致财政缺钱，张汤乘机劝说汉武帝杀几头白鹿，将白鹿皮割成块当作货币使用，号称皮币。一方尺的白鹿皮边装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使用皮币的主要是大臣和诸侯，因为他们有钱，汉武帝就强制性地要求他们在贡献祭祀用的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垫着。另外，还有用银锡合金做成白金块，最重的号称白选，值三千钱，这一种主要供民间使用。
这两种货币的价值很低，面值却很高，等于是抢劫。不管是诸侯大臣，还是民间百姓，都拒绝使用，还造了很多假货。于是张汤乘机推行严刑峻法——因为货币问题被杀的就有几十万人。
张汤的货币改革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其中就有掌管中央财政的大司农颜异。颜异向皇帝表示：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汉武帝听了不高兴，但这个事情属于朝议，不好定罪。他就派张汤寻找颜异的其他毛病。这时，有人在和颜异私下相处时，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这件事被张汤知道了，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表达不满。颜异并没有说话，怎么算表达不满呢？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颜异最终被杀。
以腹诽就可以定罪的张汤本来是只看皇帝意图的酷吏，他突然之间转向，要用儒家经典做审判，不由得让人大跌眼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张汤看到了皇帝对儒家的推崇，他也想沾一下光。他召集了一批学习《尚书》和《公羊传》的学者，把他们编入司法系统，成为司法的生力军。
这些学者对于法律本来一窍不通，只懂得两本经书。在审判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首先求助于《春秋》，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来进行判决。
汉朝的法律原本沿袭自秦朝，属于商鞅制定的世俗法。秦朝法律虽然苛刻，却是以法典和判例的形式来决定人们是否有罪的。汉高祖灭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条，专门制定了“约法三章”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法三章”非常简洁，只要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随着汉朝的建立，社会需要更复杂的法律来规范，汉朝皇帝们再次引入秦法，但减轻了秦法的严苛程度，保留了世俗化和法典化的倾向。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世俗法终于遭到破坏。首先产生破坏的是吏治的败坏和审判的随心所欲，其次则是公孙弘和张汤等人引入的宗法制度。
与世俗法清晰的司法条文比起来，《春秋》充满了模糊性，这就给了皇帝巨大的便利。张汤在决狱时，常常会先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这就使得《春秋》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
当经书被作为法律使用时，宗教就正式形成了，并深深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春秋》被引入作为审判的依据后，接下来被引入的是其他经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西周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以宗族的方式构建，而人们的关系也靠宗族来调节。以后见之明来看，秦朝废除周代的宗法制度，专门引入世俗法典，将中国社会带出了宗法统治的氛围。到了汉武帝之后，随着儒教的形成和五经的法律化，秦朝的成果被彻底毁灭，中国的法律初步儒教化了。
除了酷吏用儒教对法律进行改造，将客观的司法条款变成主观的“春秋决狱”之外，汉朝的官僚体系也在逐渐地儒教化。汉武帝在中央开设了太学，而各地也纷纷设立地方教育系统。中央级官员大都由太学系统输入，而地方吏员则由地方教育系统提供。
到了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信奉儒教的知识分子终于控制了中央政府，完成了儒教的“政教合一”。
汉平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丞相职位改称大司徒，本次统计也将大司徒计算在内。 以丞相这个群体为例。西汉丞相从萧何到平晏，一共四十五人 ，前期的丞相大都出自汉初的功臣。除了黄老时期之外，从汉武帝任命卫绾开始，一共还有三十三人担任丞相。这三十三人鲜明地分为两类，汉武帝统治时期到汉昭帝初期，从卫绾到杨敞的十五位丞相中，除了在汉武帝早期有几位儒家人士，比如卫绾、窦婴、田蚡，以及对开展集权教育最得力的公孙弘，其余丞相都不是根据学问而升到丞相之位的，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学派倾向。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对于儒教却仅是利用，并没有崇敬之心，所以在选择官员时，最主要的条件是听话，而不是学问。此时，太学系统提供的官员大都还处于低级，没有晋升到高级官僚体系。至于卫绾，他的思想只是倾向于儒家，并不见得有太高的学术修养。窦婴和田蚡都是因为外戚身份而升职的，与是不是儒家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公孙弘是一个例外，他本人心术颇多，在皇帝面前不说二话，但会偷偷地为儒教找能钻的空子。
公孙弘之后的丞相们都很听话，也没有什么政绩，权力从丞相向皇帝以及皇帝的亲信大司马集中。
然而，汉武帝的儒家教育系统却在他死后硕果累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教学问几乎已经成了升官的必要条件。汉武帝之前，官员们选择面较窄，大都是功臣、外戚和官二代；但汉武帝之后，官员们依靠教育体系得以升职，这说明汉朝的太学体系是管用的。但同时也说明，儒教终于垄断了人们的头脑，社会不可能跳出儒教圈了。
杨敞的下一任是蔡义，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由汉朝儒教教育培养的丞相，蔡义和他以后的十八个丞相中，王商是通过外戚系统而升职的，薛宣和朱博在法律系统内升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要么是儒教教育体系的产物，要么因为法律系统而升职，但最后还得重新学习儒教理论，镀一层金好获得更高的职位。在这些丞相中，有的还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大儒，比如韦贤、匡衡、张禹、翟方进和孔光等人。
丞相职位被儒教把持，意味着汉朝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材料来自《汉书·百官公卿表》。 表2 汉丞相统计
谶纬的世界
人们很难理解，踢开终结西汉政权第一步的，竟然是一只白野鸡（白雉）。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四川突然送来了一只白雉，这只白雉先被送到益州的地方官手上，再由益州的地方官千里迢迢地送到长安。当白雉被送到王莽手中时，他立刻将其呈给太后，要求太后将白雉送到太庙中祭祀。
白雉的出现让大臣们兴奋不已，他们上奏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与萧何和霍光这两位汉朝最突出的名臣相同的地位上。太后王政君（也是王莽的姑妈）收到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你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
《汉书·王莽传》：“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加表示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然而王莽拒绝给自己加封，他表示功劳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他要求给他的四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和甄邯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
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他都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最后，群臣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四人加封，再授予王莽安汉公的封号。
四人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即便这样，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等百姓都富足了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答应给汉朝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才完全接受安汉公的职位。成为安汉公就是王莽代汉的第一步。
王莽的推辞当然只是一种表演而已。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只白雉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让汉朝的群臣跟着疯狂表演呢？
这要从汉朝的符命说起。汉朝是中国历代集权王朝中最相信鬼神和天命的朝代。由于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并把它作为儒教的核心观点，对于老天爷的信仰就成了汉朝人共同的心声。
汉朝的老天爷不仅指定了谁做皇帝，还不时地降下祥瑞来告诉人民，他喜欢现在的政策，或者降下灾异，表明他憎恶现在的社会。汉朝人看见闪电，除了按照正常的反应，意识到要下雨之外，还会想到：首先，皇帝也许做错了什么事；其次，地方官或许做错了什么事；最后，自己也许做错了什么事。至于选择哪一样，就要根据个人的心理了。
《白虎通德论·封禅》：“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异丹，阜出莲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通，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 什么是祥瑞？在汉朝也是有规定的。东汉时期大学问家班固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动物祥瑞 ：当皇帝（大臣，或者社会）的品德影响了鸟兽界时，就会出现凤凰、鸾鸟、麒麟和白虎等祥瑞，或者看到九尾狐，也可能会看到白雉、白鹿和其他白鸟。
《汉书·王莽传》：“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 正因为祥瑞在汉朝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王莽才会偷偷地让人们进献白雉。而群臣也心领神会，他们请求册封王莽，就是因为：在周成王时期，也有白雉出现，那时候的白雉是因为周公现身，从这一点进行推断，王莽是和周公一样伟大的人物，也必将能够稳定汉朝的江山。
在儒教的神化体系中，老天爷与人间沟通的方式主要有表示满意的“祥瑞”、表示惩罚的“灾异”、表示命运的“符命”和表示预言的“谶纬”。
王莽除了利用祥瑞之外，还善于利用符命。比如，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有人在挖井的时候得到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是典型的符命。这次事件导致了王莽代汉的第二步：他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帮助年幼的孺子婴行使皇帝的职责。
到了居摄三年（公元8年），老天爷再次降下一大堆祥瑞和符命。齐郡有人梦见老天爷的使者告诉他：摄皇帝就要成真皇帝了，不信，等你醒了，就会发现亭子里多了一口新井。当他醒了，果然看见了一口深达百尺的新井（估计是出现了地表塌陷）。而在巴郡和扶风，则分别出现了石牛和带字的石头，送到长安，王莽去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铜符和帛画的图，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
一个叫哀章的人则制作了一个铜匮，里面装了两本书，一本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本是《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两本书都说王莽应该当皇帝。根据董仲舒创造的五行相替理论，汉朝被认为是火德，所以称之为“赤帝”，而和平取代火德是土德，所以王莽是“黄帝”。
在如此大规模的符命轰炸下，王莽终于没有经受住考验，“不得不”当上了皇帝，改朝换代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其实，现代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符命和谶纬都是伪造的，所谓灾异和祥瑞，都只不过是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将这些现象神化了而已。但是在汉朝，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对待这些东西，并一本正经地把它们当作正规的学问来接受，甚至继续发明一些类似的理论，将它们变得更加复杂。
而这些现象本身，都是董仲舒将阴阳术加入儒家体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汉朝公认的大儒们，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和谷永等人，几乎都深深地相信“天人感应”，总结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并将它们加入儒教之中。
另外，从汉武帝开始，人们也突然发现，当官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比如在汉朝后期的丞相中，有许多人就是被皇帝胁迫自杀的。至于其他小官，更是自身难保。
到最后，为了避免自己倒霉，大臣们也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暴政，必然会被皇帝杀死，但如果借助天灾向皇帝暗示，由于人间政治出了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就有可能让皇帝在不迁怒于大臣的情况下收敛一点儿。
汉武帝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编造儒教神话逼迫其他人相信，但他的子孙后代，就掉入儒教神话中无法自拔了。董仲舒的理论框架碰到汉朝的现实政治，共同创造了越来越变味的学术氛围。
在这种变味的学术氛围下，许多书籍被伪造出来，每本书都说是周公、孔子写的，内容却荒诞不经，充满了预言、暗示和神话故事，这些书籍被称为谶纬书籍。
人们伪造这些书，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实在太少，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必须伪造一些书来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河图提刘篇》：“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龟背，龙眼，长七尺八寸，明圣而宽仁。” 在这些书中，有的把孔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帝王，认为孔子是黑帝精裔，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几百年的汉朝制定规矩。 还有的把刘邦神化成外貌异于常人的仙人。 再借助孔子、刘邦等人，写自己的理论。而所谓理论，大都是附会之言，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通过自然现象推演人间的事情。
这一类书很像现代的野史八卦，充满了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但在汉朝却被认为是正经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指导政治。
谶纬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并没有给学术研究设定范围，人们思维活跃，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诸子学说。可是，一旦给学术规定了范围，告诉人们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内思考，不得越界，那么，学术就会退化。当人们不能思考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利用自己的思维，在有限的范围内胡编乱造，汉朝的谶纬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思想被束缚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学术一直停滞不前。即便是文学，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也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汉朝圈养的知识圈虽然在皇帝的饲养下活得很潇洒，却并非没有“对手”。实际上，在汉儒们围绕着原地画圈时，少数人已经发现了超越的途径，从而威胁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饭碗。
这次超越，源于新发现的一批经文，这些经文的发现似乎证明，汉初以来人们一直沿用并且深信不疑的五经，竟然有许多错误。这个发现迟早会炸裂汉朝的学术体系，将人们从盲从之中解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