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桑弘羊谈道，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官营，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汉书·食货志》：“……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官营制铁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官营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盐铁论·错币第四》：“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官营，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铸币官营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 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盐铁论·大论第五十九》：“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 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辩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不了了之。汉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官营企业都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官营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2/3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汉书·食货志》：“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于是中央政府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们知道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它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而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官营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官营制度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可以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官营产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官营产业渡过难关。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就是“昭宣之治”的思路。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的政策等。
汉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汉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大打折扣。自汉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则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
汉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汉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独有，一般到了王朝中期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王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都有独断权力，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就大得超乎想象。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只有当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自己再强势，也只不过是站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跌落。他们才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推进。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汉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一篇《货殖列传》，讲到了当时的一批巨富。 但随着王朝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丙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其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更善于发现新的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他们在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黏在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由官府垄断资源。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西汉时期，除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聚敛之臣外，由于地方也遍布着盐铁官，故而可以推测聚敛之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或者可以称为“浊水集团”，与另一个儒者官员集团（清议集团）形成对峙。 而出于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官营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
西汉以官致富的人多如牛毛，除了下文所举例子，较为著名的还有杜周的杜氏、霍光的霍氏，以及王莽所在的王氏等。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稳定，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被谅解的。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就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都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有上百个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汉书·张禹传》中说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汉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当时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则更加贫困。
为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汉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婢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奴仆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宠幸弄臣，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辈出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阶层固化）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就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实践总结出来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会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