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53—公元36年。
谁是真经
在儒教快乐地享受着政权给予的乐趣的同时，儒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也大打出手。皇帝只能在各门派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希望找到一种统一的、中和的哲学。
在最受皇帝重视的《春秋》学问上，除了《公羊传》这一种学说，另一派学者发现了另一种学说，被称为《穀梁传》。为了调和两派的矛盾，汉宣帝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试图将两派统一起来。
汉宣帝调和儒教纷争的另一个做法是，增加博士的数量，让大家利益均沾，五经博士从七个增加到十二个。
对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今文经集团来说，对其冲击最大的是古文经（指一批战国时期写成的文献，它们的错误更少）集团。由于秦朝焚书，许多儒家著作都已经不完整，或者有错别字，统治哲学就建立在这些带错的经文之上。随着古文经被发掘出来，一些研究古文经的学者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却被学术门阀排除在统治之外。
西汉末期，古文经学者为了分享政权而投靠了王莽，并帮助王莽设计了复古改革。随着王莽的倒台，他们成了新皇帝打压的对象。
在古文经与今文经、汉光武帝与篡位者的大战中，各方都纷纷祭起谶纬的大旗，利用各种伪造的经文来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汉朝哲学继续向着迷信的腐臭深渊滑去。
《汉书·宣帝纪》：“（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在石渠阁主持了一次哲学大辩论 。辩论并不是在两方之间依次举行的，而是以混战的形式出现。参与辩论的都是朝廷的王公大臣或者饱学之士。辩论的问题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微不足道，不过，这些细碎的问题在当时是事关王朝命运的大事。
出自《石渠礼论》，原书已佚，辑本来自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比如，当时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兄弟数人中，长兄没有儿子，而其余弟弟总共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否应该过继给长兄？
参与这项辩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礼记》博士戴圣，他认为，按照《礼记》的大义，只要兄弟几人中有一个儿子，作为长子的大宗就不能绝嗣，所以，生了儿子的那个弟弟应该把儿子过继给哥哥，自己忍受没有儿子的悲伤。
另一个叫作通汉的官员则认为，首先不能让亲生父亲没有后代，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就要留给自己，不能过继给长兄。
汉宣帝最终采纳了戴圣的提议，决定宁肯让小宗悲伤，也不能让大宗绝嗣。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石渠阁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还包括：
上朝的服装是什么颜色？
祭祀祖先的时候，要使用一个活人为“代表”（当时称为“尸”），让祖先的灵魂依附到这个活人身上。这个“代表”可以用外姓人，还是必须使用自己的族人？
父亲死了，在服丧期内，母亲突然改嫁，做儿子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喜服，还是丧服？
如果一个人死了，长时间没有下葬，那些替他服丧的人到底要多久才能把丧服脱掉？
汉宣帝耐心地听着大臣们激烈的辩论，最后都一一定了调子，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在基督教和佛教历史上，都有过一些激烈的教义辩论。比如，佛教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进行过几次大的结集。所谓结集，就是各个弟子进行辩论，争论哪些话是佛祖说过的、哪些教义是佛祖定下的、哪些是弟子们伪造的、哪些经文是伪经。经过争论之后，将佛祖的言行结成集子，作为最早的佛经。
在基督教历史上，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多次举行过由罗马皇帝主持的会议。这些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人们对基督教的教义和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在罗马皇帝的主持下，要确定哪些教义是信经、哪些是伪经。被定为伪经的教派就成了邪教，从此只能远离中心舞台。
而在中国，也有几次类似的论战活动，其中最早的就是汉宣帝分别在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和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主持的石渠阁系列会议。这系列会议使得中国特有的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一样，也出现了教义上的大纷争，各方为了垄断政权的教育资源大打出手。
然而，与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纷争不同，儒教内部的纷争虽然也造成了暂时的分裂，却并没有像东正教、天主教、阿里乌斯、聂斯脱里等教派一样，后几者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分裂当中，甚至历史上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儒教在东汉时期重归一统，共同瓜分政权利益。
那么，中国的宗教纷争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论道石渠阁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教学者们逐渐垄断了皇家的上层政权，他们愉快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然而，这种乐趣在汉武帝死后就逐渐被一种焦虑代替。
这种焦虑来自博士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对经书逐字地揣摩，他们对于经书精神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经文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不同的解读可能会造成不同的裁决。
仍然以前面提到的“独子是否要过继给长兄”这个例子来看，礼学博士们以《礼记》为基础可以得出“需要过继”的结论，而公羊博士们以《春秋》为基础，则认为“不需要过继”。到底是遵循《礼记》，还是遵循《春秋》的教导？两派打起了嘴皮官司，只能靠皇帝强行规定。
双方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并非因为具体的问题有多重要，而是想争夺对于法律的阐释权，都想当法学权威。而真正的世俗法精神却早已被抛弃了。
五经博士对于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就连每一经的学科内部也争执不断，每一句经文的解读都可能不同。特别是以提倡“微言大义”著称的《公羊传》，由于《春秋》是最重要的“法律指导书”，而《公羊传》又总是相信《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隐藏着无数的哑谜，需要不停地揣摩。每一个公羊学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掌握了“微言大义”的精髓，而其余的人知道的都只不过是皮毛。
当被圈养的学者们为了争夺每一块肉而吵得一塌糊涂时，到底怎样才能确立唯一的权威？这个问题让王朝的学术圈陷入了分裂。
除了内部，还有来自外部的焦虑。所谓外部，不是指墨家、道家、法家，而是儒教内部其他没有被列入博士的分支。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的另一个传——《穀梁传》。
《穀梁传》与《公羊传》一样，属于《春秋》“三传”之一，在最初时也是口头流传。人们传说它的源头也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这一点与《公羊传》一样。很可能《公羊传》和《穀梁传》最初是《春秋》的同一种解释，但是，子夏将他的解释传给不同的弟子时，就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扭曲。
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和他的家族位居齐地，这个家族喜欢强调“微言大义”，抠着每一个字看它背后的意义，流传到汉初，从口头落实到竹简，就形成了《公羊传》。
与此同时，子夏的另一个弟子穀梁赤并不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只是想弄懂《春秋》都说了什么事，他的方向形成了另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流传到汉初，就形成了《穀梁传》。
现代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写过一本书《诠释与过度诠释》，其中提到，人们对于任何一本书，首先想到的都是弄懂它的意思，这个弄懂书的本意的过程就是诠释。可是，有的人却另辟蹊径，总是想解读原书没有的意思，甚至以这本书为幌子来发展自己的观点，这就成了过度诠释。但在现实中，往往这种过度诠释受到人们追捧，被认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实事求是的诠释反而被看不起。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诠释的最好例子，作者左丘明以丰富的史实让《春秋》从一本人们看不懂的书变成了能看懂的书。而《穀梁传》位于中间，穀梁赤的学术功底比左丘明差了很多，他的书也含混不清。《公羊传》则是过度诠释的最佳范例，作者学术功底同样不高，随意地将《春秋》解读为自己的人生观。
但在西汉，“三传”受到的待遇也恰好符合了艾柯的说法，过度诠释的《公羊传》是最受追捧的，而实事求是的《左传》则除了吸引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之外，几乎没有得到其他人的重视。
且不说《左传》的情况，我们先把《公羊传》和《穀梁传》比较一番。《公羊传》大都在齐地流传，而《穀梁传》则主要在鲁地流传。齐地喜欢搞危言耸听，而鲁地则比较迂腐平实。这种区别在两本书中也有所体现。从表面上看，公羊、穀梁对经文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对照；但是，与《公羊传》动不动就自我发挥不同，《穀梁传》讲究“贴着地皮”，以经文的本义解释经文。相比《公羊传》，《穀梁传》也很重视对于大义的弘扬，不过《公羊传》弘扬的大义总是与大一统、“通三统”等宏大主题相关，而《穀梁传》所说的大义则更多体现在“仁义”“礼仪”等传统儒家修养上。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汉武帝时期需要人们接受汉家正统的观念，对于所谓的仁义却并不看重。加上《穀梁传》当时的传人瑕丘江公是个“不会说话”的人，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相比显得笨拙无比，所以穀梁学被汉武帝抛弃，公羊学从此成为显学。《春秋》的博士也授予了公羊传人，公羊学的达官贵人层出不穷。而《穀梁传》却备受冷落，无人理睬。
《汉书·儒林传》：“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 但是，瑕丘江公虽然因为木讷被冷落，却成功地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刘据最初学习《公羊传》，但随后转向了《穀梁传》，认为穀梁的平实与朴素更优。 但随后，太子刘据因为“巫蛊之祸”受到了奸臣江充的陷害，被迫起兵身死，瑕丘江公就更受冷落了。
见《汉书·昭帝纪》《汉书·宣帝纪》《汉书·戾太子传》。 在公羊学派欢呼垄断了《春秋》的阐释权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刘据虽然身死，却留下了一个孙子在民间。汉武帝死后，小儿子刘弗陵继位为汉昭帝，汉昭帝死后无子，权臣霍光几经周折，最终确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后改名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 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刘据喜欢《穀梁传》，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穀梁传》的传人，穀梁学的春天到来了。
汉宣帝之所以扶持《穀梁传》，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他继位时，汉朝的江山已经彻底稳固了，随着儒教控制了王朝的思想，已经没有人再质疑汉朝的正统性，当年的小流氓刘邦早已经成了人们思想中理所当然的天子，他的子孙们也成了上天的选择。
到这时，《公羊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公羊传》虽然强调大一统，却又加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强调灾异、谶纬，甚至可以被人们用来反对朝廷。比如，后来的王莽就利用《公羊传》和董仲舒思想中强调王朝更迭、天命转移的思想，完成了改朝换代。
反而是笨拙的《穀梁传》，由于不随意发挥，只强调仁义、忠诚和礼仪，更有利于皇帝对社会的控制。汉宣帝已经不再需要《公羊传》所代表的齐学的诡异，而更需要《穀梁传》所代表的鲁学的平实。
正是在《穀梁传》的冲击下，以及内部观点越来越分裂，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充满了焦虑。如何摆平不同意见，将他们同化掉呢？如果无法同化的话，又该如何让新势力分一杯羹，同时又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呢？汉宣帝时代学术界的新课题就成了关系重大的利益分配问题——汉朝的学者们从来不考虑学术成就，而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幸运的是，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权还有足够的活力进行调整，容纳一部分新的势力，而石渠阁系列会议就是这样的尝试。
这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历次会议都是以分裂和打击为目标的，罗马皇帝组织会议，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而把其他的都打成异端，将其从思想甚至肉体上进行消灭。
而中国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消灭一种思想，皇帝知道，《公羊传》已经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无法被完全废除，他追求的是在《公羊传》中加入《穀梁传》的成分，进行调和后，让二者都成为政权的基础。至于《穀梁传》和《公羊传》中不一样的地方，则由皇帝进行裁决，两家都服从皇帝的意见，形成另一次理论统一。
而两派的学者群并没有誓死捍卫理论的决心，他们把自己当成皇帝的臣民，随时做好服从皇帝裁决的准备。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汉宣帝召集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调和公羊学说和穀梁学说之间的区别，参加者一共有公羊学者五人、穀梁学者五人，还有以太子太傅萧望之为代表的五经名儒十一人。形式是公羊学者和穀梁学者对他们有分歧的三十余处理论进行辩论，而萧望之等人则评判双方的对错。
《汉书·儒林传》：“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由于《公羊传》学派一直在朝，公羊学者们更乐于瓜分利益，而对经义研究不够，反而是穀梁学者们忍辱负重、厚积薄发。这次辩论下来，裁判们大都认为《穀梁传》学派的意见比《公羊传》学派的更靠谱，从而使得《穀梁传》学派获得了极大的名声。
但汉宣帝的意图并非在扶持穀梁学说的同时打倒公羊学说，而是在保留公羊学说的同时，让穀梁学说也获得一定的地位。两年后，汉宣帝决定设立《穀梁传》博士。之前，《春秋》博士只设立《公羊传》一个，此后，双方各自设立博士，开展学术竞争并瓜分政权利益。
穀梁学说加入官方学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由于双方的理论有差异，而同时五经之间的观点也有差异，皇帝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差异问题，于是汉宣帝时期成了学术会议最频繁的时期。
《汉书·宣帝纪》：“（甘露二年春正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汉宣帝本人是一个严肃、兢兢业业的君主，一生都在考虑如何维持汉朝的统治。在位期间，任何能够维持大汉江山的理论都是要吸取的。皇帝并不喜欢公羊学，因为里面充满了大话和套话，但他仍然利用公羊学理论，不断地强调在他任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祥瑞，从天降甘露，到出现凤凰、黄龙， 他的年号也改来改去，元康、神爵、五凤、甘露以及黄龙，充满了祥瑞色彩。
在不舍弃老理论的同时，如何调和新理论呢？两年后，皇帝再次召集大臣和学者在石渠阁开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调和五经当中的分歧。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分别对五经进行了解读和规定，统一各家的分歧，形成了由皇家主持的正统的哲学体系。
除了统一“教义”之外，汉宣帝还在组织上尽量向各个派别的文人开放。在汉武帝时期，五经博士一共只有七个，其中《诗经》有三个，其余各只有一个。汉宣帝将《易经》《尚书》都一分为三，各立了三个博士，《春秋》除了原来的公羊学一家外，又立了穀梁学一家，只有《礼记》还是只有一个博士。这样，汉宣帝时期的五经博士就有了十二家。
通过扩充五经博士数目，汉宣帝造就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格局。由于汉宣帝时期的经济形势不错，官僚阶层一直处于扩张之中，学术扩军产生了双赢格局，每一家都感到满意。这时的西汉学术机构并不以学术研究而骄傲，反而以出了多少官僚、获得了多少资源而著称，所有的老师几乎同时都是占有政府资源的商人，成了巨富。
然而，这已经是西汉时期的最后一次皆大欢喜。由于学术与官僚挂上了钩，当民间经济开始收缩，养不起这么多官的时候，学术门阀内部的争斗就会立刻显现。
与汉宣帝想的一劳永逸解决纷争不同，石渠阁会议还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小的宗教统一大会。根据《汉书》记载，会议后形成了一系列文件，被用作思想格式化的教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些文件包括：《尚书议奏》四十二篇、《礼经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和《五经杂议》十八篇。但可惜的是，这些书只是在汉朝有人看，之后就迅速失传了，只有《礼经议奏》中几个条款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理解皇帝宗教统一大会的蓝本。
它们之所以失传，是因为从学术上来看，这些书籍都毫无价值。西汉时期的博士们由于过于听话，几乎没有任何学术造诣，他们自以为曾经叱咤风云，但汉朝还没有结束，就已经被新的学者们抛弃了。皇帝的话在他在世时显得无比重要，但放在历史之中，汉宣帝本人也只是茫茫时间之轴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而已，谁还在乎他当年调停学术的努力？
西汉时期的皇家博士和学术之所以迅速过时，还在于又从外部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他们的学术要遭受一次考古学的巨大冲击。根据西汉时期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市面上流传的六经课本都是假的，而孔子时期教学用的真课本正在被“考古学家”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他们把新发现的经文称为古文经，而将学术门阀们用的假课本叫作“今文经”。
汉朝进入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纷争时期。
发现古文经
秦朝的焚书坑儒几乎毁灭了诸子文化，到了汉朝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虽然找到了五经的一部分版本，却早已经不完整了，并且由于传播，文献中充满了错误。汉武帝把五经列入学官，这些错误也一并被接受了。
汉朝官方所用的版本中，《易经》《诗经》争议较小、文本较全，而其余的都只是残卷。由于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版本，这些带着错误与偏见的本子就逐渐被树立成了万世不易的标准著作。
放在现在，一本书经过流传出现讹误是正常现象，但在汉朝，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学者们对五经的文本逐字研究，深信每一个字都包含了宇宙的绝对真理。欧洲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虔诚无比，认为《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流传下来的，不可更动，汉朝的学者们对于五经的态度，就和这些欧洲人一样。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使用的版本有错误，会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予以指责。
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些错误，那么也无所谓。历史如同在跟他们开玩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又找到了一批残存的更早的五经版本。这些版本是战国时期的原文，字都是几百年前写下的，当人们把这些本子与流传的本子进行比较，就发现了流传版本中的错误。
这些逐渐被发掘出来的经典是用秦朝之前的古文字写成的。在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除了地域不统一之外，就连文字也是不同的。大致说来，秦国和楚国有各自的文字系统，而山东其余五国的文字更加接近另一个系统。直到秦始皇时期，才统一了文字。
汉朝采取秦朝统一之后的隶书，官方承认的经典都是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经；而新发掘的战国文献由上述山东五国的古文字写成，被称为古文经。
最早的古文经是《左传》。到了汉宣帝时期，《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两部注释都被列入学官，成了官僚们进阶的工具，这两部注释被称为今文经。而当时的人们对《左传》这本书却几乎不提。实际上，在《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时期，《左传》已经出现了。
《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最早发现《左传》的是汉初的北平侯张苍。张苍曾经担任过秦朝的柱下御史，据《汉书·张苍传》记载，张苍是一个史官，也正因为这样，他可能在秦朝时见过《左传》。他将书献给皇帝，但没有引起重视，被藏于秘府之中，只有少数人阅读过这本书。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在写《史记》时需要博览群书，就曾经参考过这本书。在著名人物中，贾谊、张敞、张禹、萧望之以及翟方进等人也学习过《左传》，但是，与《公羊传》和《穀梁传》比起来，《左传》的影响小得多。直到汉末，刘歆才从萧望之等人处再次发掘出《左传》，并在秘府里捧起了这部沾满尘土的著作。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左传》要比《公羊传》和《穀梁传》有价值得多。《公羊传》对《春秋》进行不准确的讲解和发挥，《穀梁传》更注重对字词和句子意思进行注释，而《左传》却是对《春秋》中记载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叙述。《春秋》写得极为简略难懂，而《左传》却声情并茂，将历史讲得栩栩如生。甚至有人认为，从文采和丰富性上来讲，连孔子都和左丘明不是一个级别的。
《汉书·景十三王传》：“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除了《左传》之外，还有大量的古文经书从孔子的宅邸被找到。汉武帝末年，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为了给自己修宫殿，要拆除孔子宅邸的部分房子。在打碎一堵墙时，突然从墙壁里出现了许多竹简，通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发现这是一批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 经过释读，整理出《古文尚书经》《礼古经》《论语》《孝经》等著作。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另一批书由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集，包括了《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著作。
如此众多的古文书籍被发现后，人们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机会。通过比较，发现已经被官方神化的文字实际上佚失严重，还有不少讹误。
以《尚书》为例，行世的《今文尚书》是通过伏生流传下来的，包括二十九篇文字，但从孔府发现的文字却有四十六篇。
《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如果仅仅是缺少篇数，还可以认为是流传过程中的损耗，而更麻烦的是，《今文尚书》中的文字与《古文尚书》已经有了不同。按照刘向的统计，《今文尚书》中有脱简的情况，竹简少一根，就掉二十几个字。至于抄写和背诵过程中的错误则更多，文字差异一共有七百多字。
如果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无所谓，只要承认了就可。但许多博士已经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错误的文字之上，过度阐释，不好改变了。
《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今、古文经差别更大的是《礼》。高堂生传下来的《士礼》（即《仪礼》，当时又被称为《礼经》）残缺严重，只剩下十七篇。从孔子宅中所得的《礼古经》却有五十六篇，包括了今文经的十七篇在内。 而这十七篇的文字差异也很大。
古文经和今文经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今文经是四下流传的，特别是早期依靠背诵和记忆传授，更容易出错。当古文经面世时，如果今文经博士们承认这些差异，迅速改正，那么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但现实却是：由于所处庙堂之高，博士们已经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当这些古文经被发掘出来时，他们根本没有理睬，继续按照原来的版本开课授业。汉朝对于文字的神化，也让他们无法承认经文有错误。
在圈养的博士们不肯承认错误时，一批来自政权边缘的学者却注意到了古文经，开始学习古文经。
结果，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研究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官方的博士们靠今文经继续找饭吃，而在野的学者们在学习古文经的同时，又带着偏激的情绪讽刺那些官方博士不学无术，拿错误的东西欺骗皇帝。
这种态度的不同又造成了学术风格的不同。官方学者研究学问是为了给统治者寻找合法的理由，他们根据皇帝的需要对经文进行肆意解释。而在野学者由于看不起他们，提出了另外的观点。
以下观点叙述参考了吴雁南等人著作《中国经学史》第二章第一节。 古文经的学者认为 ：所谓五经，并没有微言大义，所谓大一统、天人合一都是穿凿附会的。孔子编纂的五经，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份来自古代的文献集，便于人们了解古代、研究古代。这就将五经的地位从与天相连的神秘天书，变成了普通的文献资料。
双方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有巨大的差异。由于董仲舒在今文经中加入较多的神学内容，今文经学普遍把孔子神化了，认为他是不在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是个大圣人。六经的所有文本也都是由孔子完成的，他的作品寄托了他的所有思想。古文经学却认为孔子是个人，是个学者，是个文化传承者。所谓六经，也并不是孔子的作品，而是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孔子将其用作教材而已。
今文经学由于受《公羊传》影响最大，认为六经中最大的学问是《春秋》，其次是《易经》《乐》《礼》《尚书》《诗经》。古文经学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对最古老的作品最为尊重，在六经中，最古老的作品是伏羲画八卦的《易经》。其次是《尚书》，《尚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夏商周时期流传的文献，《尧典》一章就被认为是三代之前的，是尧舜禅让的证据。然后是《诗经》，《诗经》中最早的《商颂》被认为出自商代。《礼》《乐》被认为是周公所制，也就是西周早期的。至于《春秋》，则是以鲁国视角写的东周时期的历史，被认为是最靠后，也最不重要的作品。
到底是今文经学的《春秋》《易经》《乐》《礼》《尚书》《诗经》（按照重要程度降序排列），还是古文经学的《易经》《尚书》《诗经》《礼》《乐》《春秋》，两家也都争论不已。
在许多具体的研究上，双方也持不同的态度，比如，双方都把周代的封建制度和官制当作理想范本，但是，对古代封建制度的内容却看法不一。
这种说法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今文经学认为，古代封地分为五服，每一服五百里。 分封的爵位分成三等，第一等是公爵和侯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第二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封地方圆五十里。王畿（王直接统治的地方）也可以分封给他国。作为天子要巡行天下，五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官员是选举产生的，不是世袭的。
这种说法以《周礼·夏官》为代表：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古文经学则认为，周代封地分为九服，每一服五百里，再加上王畿的一千里，一共一万里。 分封的爵位分成五等，第一等是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第三等是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第四等是子爵，封地方圆二百里；第五等是男爵，封地方圆一百里。王畿不能分封给他国。天子巡行十二年一次。作为天子的官员，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再加上从属于六卿的大夫、士、庶人，一共一万二千人。这些官员是世袭的，不是选举产生的。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在经济政策 上，双方的看法也不一致。今文经学比较认同土地私有化原则，虽然也认同周代的井田制，但基本上把它看成税收模式，也就是天子从农户手中取十分之一的税收，只不过有的地方以种公田的形式代替，有的地方收实物。另外，除了耕地之外，还有许多山地和池塘等，今文经学也认为应该归属私人，而天子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物产作为税收。
古文经学则更加偏向“公有制”，强调井田制的实质是公田，由天子根据距离王畿的远近，征收不同的税收，同时，山地和池塘都是公有的，不允许私人开采利用。
由于古文经学在考古方面做的工作更足，研究也更贴近客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古文经。古文经学的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汉朝的学术现状。在现有的框架下，不管古文经如何正确，朝廷的选官体系却由太学和博士们把持，而所有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阵地。妒忌、嘲弄、不甘心，立刻在古文经学中扩散开来。今文经学出于防御的目的，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也表现出了敌意，双方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更致命的是，汉宣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皇帝权威的加强，皇帝仍然可以通过开会的形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让新兴的学派加入利益集团，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汉宣帝之后，随着汉朝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的僵化，皇帝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分饼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叫刘歆的人开始尝试着请皇帝主持公道，允许古文经学参与政治。但是，他能成功吗？
打不破的围城
汉哀帝时期，奉车光禄大夫刘歆做了一次努力，想调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矛盾，从而解决西汉政府的统治哲学问题。
《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在西汉后期，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非刘向、刘歆父子莫属。他们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与刘邦的不喜儒学相比，刘交却是个读书坯子，汉朝最早的一批儒学图书就是由他发掘的，他任命了几位《诗经》学者当他的智囊，在汉初混乱的年代起到了保卫读书种子的作用。
刘向生活在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期，这时的西汉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逐渐僵化，权臣控制朝政，整个社会中充斥着一种无力感。他饱读诗书，是一个五经全才，同时又涉猎诸子，可谓当时最博学之人。中国第一份藏书文献《汉书·艺文志》，就是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藏书目录为底本的。除了整理图书之外，刘向还做了许多编纂工作，比如，现在流传的《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都是他编撰的。
《洪范五行传》在《汉书·五行志》中得以大量保留。 刘向虽然涉猎诸子，却是个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他相信所谓的天地灾变，曾经写出了《洪范五行传》 ，用灾异的眼光来解读政治，总结了历代书籍上记载的自然灾难，与政治进行比较，利用数学和逻辑学进行归纳，企图得到社会政治与自然天象的互动关系。
刘向所处的时代是权臣当道的时代。当时，外戚许氏和史氏在位弄权，而朝廷内又有太监弘恭、石显把持。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数次警告汉元帝：最近灾难频发，就是权臣当道的明证。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给刘向带来好运，反而三番五次地带来灾祸。
作为刘向的儿子，刘歆悲观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前代人传下来的今文经学已经无力解释现实状况，“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都无法说明现实为什么这么无奈。而那些在台上的大儒除了个人利益以外，已经不在乎所谓的政治和学术。刘歆对于今文经学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痴迷，反而借助父亲的藏书，接触了另一个世界：古文经学。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最感兴趣的是《左传》。他最初在汉朝的秘府中找到了《左传》，大受影响，正好当朝宰相翟方进对《左传》颇有研究，刘歆拜在他的门下，学通了这本书，并把它发扬光大。 汉朝的人只在乎《春秋》中所传的大义，并不把《春秋》当作一本历史书，也不把《左传》当作《春秋》的解读。刘歆却认为，《公羊传》和《穀梁传》只不过是孔子的再传弟子的著作，而《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却是孔子同时代人，相对而言，左丘明更了解《春秋》，比《公羊传》和《穀梁传》这种二手资料更加可靠。
除了《左传》之外，他还推崇古文经中的《诗经毛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认为这些著作更接近于原貌，比今文经更加可靠。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全文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他从这些书籍中总结出一套更加复古的政治理念，认为汉朝从官制到政策都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方向 ，而如果想恢复盛世，必须走复古的道路；而要走复古的道路，必须首先修改教科书，采用更加可靠的古文经典来代替今文经典，让人们了解正确的价值观。
汉哀帝时，刘歆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上书皇帝，要求根据汉宣帝时期的传统，新设立几个博士，包括《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于今文经集团的根深蒂固，刘歆并没有要求废除今文经，而是希望今文经和古文经并置，都作为教科书。他相信依靠竞争和学生自己的评价，更加稳重的古文经最终会击败华而不实、只知享乐的今文经。
与刘歆一样，汉哀帝也对当时的社会忧心忡忡，希望做出改变。他试图促成一次新的辩论，让刘歆与今文经的五经博士进行对质，来比较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分歧。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但这次，皇帝的权威不奏效了。今文经博士们纷纷避战，根本不给刘歆同台竞争的机会。刘歆失望之余，写了一封信质问当时掌管文化的太常博士。 这封著名的信就成了汉朝哲学论战的最高成果之一。在信中，刘歆回顾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来源，提出今文经经过这么多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全都是汉朝的“三脚猫”理论，古文经才是真正的研究周代制度的著作。他斥责了各个今文经学者抱残守缺，为了利益和门派不肯弘扬大道，让汉朝的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失去了政治和社会连接的能力，到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更是整个皇朝。
这封著名的书信不仅没有给刘歆带来辩论的机会，反而让整个今文经学界（也就是大部分的官僚集团）对他都充满了愤恨。著名学者、光禄大夫龚胜立刻做出反应，以自责为名宣布辞职，要挟皇帝，同时大司空师丹更是大怒，上奏皇帝要治刘歆的罪。
刘歆为了避祸，不得不离开了中央，到地方任职。
这次刘歆以他的官运和身家性命为赌注，希望打破整个知识阶层对于现实的无知和对于利益的贪婪，却终遇失败。他仿佛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碉堡，这个碉堡里面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盘根错节，已经不容许新的思想进入。
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社会把一种思想树立成指导思想，由于路径依赖，就只能在这个思想的前提下腾挪，不可能再推倒重来。也许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相信这些理论，但是，又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击碎理论本身，因为那会毁掉整个系统。于是，人们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做着无用的研究。在汉朝，人们只能顺着“天人合一”、谶纬、灾异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等待这个系统的崩溃。
心灰意懒的刘歆对西汉政权绝望了，虽然他是刘氏宗亲，但他对刘氏的汉朝已经不再留恋，并不介意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代替建筑在儒教今文经体系上的政权。
恰好此时，他的朋友王莽成了大司马，于是刘歆迅速地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
复古，复古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
王莽曾经与刘歆共事，对刘歆的才华了解得一清二楚，在他还没有当皇帝时，就开始重用刘歆。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命令刘歆建造一个叫作明堂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