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记载明堂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所谓明堂，指的是天子祭祀天地鬼神、举行大典的地方。这是古文经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今文经学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太庙。所谓太庙，就是天子祭祀父辈祖先的地方，而古文经学更加推崇周代的制度，认为周天子不仅祭祀父母，还祭祀天地阴阳，这个祭祀的场所是明堂。
现在的北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明堂，就在北京城南的天坛，同时，明清时期也保留了太庙，位于天安门之后。这实际上综合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的学说，兼而有之。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张衡《东京赋》：“左制辟雍，又立灵台。” 王莽建立明堂的举动被视为古文经学崛起的标志。实际上，所谓明堂属于三雍建筑群中的一个。按照古文经学的意见，皇家宗教性建筑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明堂、辟雍 和灵台 。明堂是举行大典、祭祀的场所；而辟雍则是周代所设的大学，也就是皇家教育机构；灵台则是皇帝观天象、预测国家命运的场所。
明堂、辟雍和灵台构成了王莽时期的国家宗教建筑群。国家宗教建筑群体现出的古文化，意味着皇帝对古文经的认可。
但是，王莽为什么要认可古文经呢？
原因在于，他要为自己的篡位进行理论储备。在古文经中，有一本书叫《周官》，是刘歆发现的一本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书籍，这本书后来改名叫《周礼》，成了儒家经典“三礼”中的一部。
《周官》曾经被认为是周公所制定的礼仪制度。王莽在篡位之初，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角色。周朝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很快就死了。由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王莽标榜自己是汉朝的周公，为年幼的汉天子摄政，所以被封为安汉公。作为“周公的继承人”，王莽希望把制度都周公化，所以，《周礼》这本书就成了他的理论基础之一。
刘歆之所以帮助王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促使王莽在政治上使用古文经。此刻他已经对汉朝社会的革新能力不再抱希望，因此投靠了王莽这个更加锐意改革的人。
刘歆的理论包括：在哲学上，推行周代的教育系统，也就是把古文经当作教材使用；在政治上，重新实行周代的官制，把汉朝的创造去掉，完全恢复周代的官名；在经济上，由于周代是井田制，皇帝应该重新实行土地国有制，并实行一套与周代理想合拍的货币制度。
刘歆并不热衷于帮助王莽登基。但他与同党甄丰、王舜为了改革汉朝制度，希望授予王莽足够的权力，帮助王莽当上安汉公，后来又帮助他获得“宰衡”的称号，这个称号也是周朝的周公、商朝的伊尹使用过的。
王莽为了报答三人，将他们升职。其他人看到他们高升后，纷纷效仿，为了讨王莽欢心，呼吁王莽当所谓的“摄皇帝”。摄皇帝就是代理皇帝，安汉公虽然权力大，但还不是皇帝，但代理皇帝基本就是皇帝了。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帮助王莽当上摄皇帝的，是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等人。这些人的操守已经不如刘歆和甄丰。到这个时候，刘歆就已经是被局势推着走了，他原本只是想借助王莽推行改革，却被潮流裹挟着成了汉朝的叛臣。
但这还不是结束。当刘庆、谢嚣、田终术等人得手后，又有一些更不靠谱的人为了求官，不断地制造祥瑞和符谶，借助各种预言说王莽是奉天命当皇帝的。王莽就是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下当上了真皇帝。
到最后，刘歆感觉到事情已经失控，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指望王莽在当上皇帝之后，继续用自己的理论来治理国家。
王莽当皇帝后并没有忘记刘歆，任命他为国师——皇帝的头号智囊。新莽一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改革最频繁的朝代。但是，王莽又并没有全部采纳刘歆的观点，而是既使用今文经学的主张，又使用古文经学的主张。
比如，在官制改革方面，他把汉朝的官名全部改掉，但基本上还是使用今文经学的主张，按照今文经学对周代的理解改名。比如，设立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三个官，把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来又更名为纳言，把大理更名为作士、太常更名为秩宗、大鸿胪更名为典乐、少府更名为共工、水衡都尉更名为予虞，与三公司卿一共九卿，分别隶属于三公。每一卿又设置了大夫三人，一个大夫设立元士三人，一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央官职。另外，把光禄勋改名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为军正，又设立了大赘官，掌管皇帝的车马物件，以后还负责练兵，这些人都是上卿，称号六监。把郡太守改名为大尹、都尉改名为太尉、县令长改名为宰、御史改名为执法。
更重要的则是官名改变背后的意义。周代的官制是不分国家官员和皇家官员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员，其实都是周王的私臣。而汉朝在官制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把内臣和外臣区分开来，外臣就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而内臣则是负责皇帝起居和家事的私臣。王莽的改变，把内臣和外臣又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把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
王莽这样做有野心的一面，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王莽还面临着改革悖论：要想改革，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推动，所以要先集权，再改革；可是集权之后，又容易扼杀民间活力，导致没有人再相信所谓的改革。
官制上基本是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在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经济类改革上，王莽则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观点。他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并订立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使用了金、银、铜、龟、贝五种材质，设计了二十八种货币。结果民间由于土地关系紊乱，金融秩序崩溃，最终导致了新朝灭亡。
王莽的试验也表明，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一种学术思想是可以的，可一旦将它们现实化为政治政策，就会立刻引起巨大的社会失调。
不过，古文经学在王莽时期的确获得了与今文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都被列入学官，设置了新的博士，试图保持所有文化都繁荣昌盛的景象。
随着王莽改革造成的混乱，刘歆开始心灰意冷。他心中想的是一种纯粹的改革，得到的却是一堆糅合与妥协的杂货。随着改革的失败，新王朝也摇摇欲坠。他孜孜以求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这个目标表面上是达到了，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古文经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今文经学家更好，而是迅速同流合污，变成了食利阶层。实际上，任何学术只要沾上了官僚的气味，都会变成同样的货色。
当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时，刘歆参与了刺杀王莽的行动，希望投靠东方崛起的刘秀，继续他的学术冒险。但这一次，政变失败了，他被迫自杀。他的死亡决定了汉朝经学的命运。经学家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却无法改变哪怕一个小小王朝的命运。到了东汉，一切还都得顺着汉武帝创造的惯性继续走下去……
伪造大比拼
与刘歆同样悲剧的还有新朝唯一的皇帝——王莽。
王莽作为改革家，曾经试图统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利用宇宙真理制造一次巨大的繁荣。但现实又逼迫他最终投靠了所谓的谶纬，依靠各种方士和阴谋家制造的虚假预言来维持统治。这导致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时期。
《汉书·王莽传》：“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 王莽在登基之前，就造了一系列的祥瑞、符命和谶纬来给自己的篡位制造依据。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四川地区献上了白雉，让王莽当上了安汉公。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开始为古文经学正名，同时获得正名的还有谶纬，他命令征集精通《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尔雅》《史篇》的人，以及精通钟律、月令、兵法等的专门人才，而精通天文（观天象解读命运）、图谶等的人也被列为专门人才受到重用。
谶纬受到重用之后，各种类型的超自然现象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有人挖井时得到了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结果王莽当上了代理皇帝。随后，有人梦到老天爷的使者请王莽当真皇帝。而哀章则伪造铜匮劝进。这些人共同努力把王莽打造成真皇帝。王莽当皇帝后，也投桃报李，封官加爵，同时颁布了一本叫作《符命》的书，一共四十二篇，都是说王莽应该当皇帝的。
除了皇家颁布的《符命》之外，各种各样的谶纬、符命书籍更是层出不穷。当时最热门的图书是算命书。这些书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与五经等经书相对应，被称为纬书。
本表引自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 表3 纬书举例
《汉书·王莽传》：“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以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他可以借助伪造的符命、谶纬当上皇帝，别人也可以靠同样的手段来反对他。结果，在他执政时期，灾异层出不穷。王莽天凤二年（公元15年），有人宣称有一条黄龙在黄山宫摔死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王莽听了担心影响政权，连忙派人去查看这件事是怎么发源的，最终也没有找到谣言的出处。 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又有人预言王莽将被汉家取代。
这类谣言越传越广，当初怎么推王莽上台，后来就怎么让他下台。
然而，王莽带起来的风潮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由于社会思潮已经被他和前人带入迷信的轨道，谶纬已经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到了刘秀起兵建立东汉时，也不得不继续利用谶纬来做文章，为自己寻找合法性。
在刘秀与四川军阀公孙述的战争中，双方都大打迷信牌，争相宣告正统地位。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公孙述认为，孔子写《春秋》一共十二代，而西汉也已经传了十二代，到了历数终结的时候了。至于谁将继承汉朝，他四处翻书，在一本叫作《援神契》（见表3）的纬书中寻找到了依据。这本书中有一句“西太守，乙卯金”。他把这句解释为，西方的太守（公孙述本人）应该终结刘氏的天下。另外，根据当时流行的五行理论，西方属金，颜色崇尚白色，而五德轮替中，王莽崇尚的黄色继承了红色，又会被白色所替代，公孙述认为自己西方所代表的白色应该替代王莽的黄色。
但刘秀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所谓的乙卯金不是说终结刘氏，而是说在乙未那一年重新授权给刘氏。
公孙述还曾经引用另两处文字，在一本叫作《录运法》的书中找到一句“废昌帝，立公孙”，在另外一本叫作《括地象》的书中找到一句“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表明应该由公孙氏继承帝位。刘秀则反驳说，其实这两处文字早已经在西汉就应验了。这两句话预言的是当年霍光废黜汉废帝刘贺，重新立汉宣帝的故事。当年汉昭帝死后，权臣霍光首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可是刘贺当皇帝二十七天后，霍光不满意他，又把他废掉，立了另一个人为帝，这个人叫刘病已，是汉武帝废太子刘据的孙子，所以被称为公孙病已。
刘秀还发明了一套赤赴符。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他赤裸裸地宣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四七之际，就是说汉高祖创立汉朝到刘秀称帝，时间为228年，而刘秀自称火德，认为继承了汉王朝的正统。
虽然最终的胜负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但刘秀对于谶纬的信奉，使得东汉继续顶着最迷信朝代的称号。
于是，从董仲舒发端的“天人合一”理论，虽然成功地抵御了古文经学的攻击，却最终变成了符谶的大杂烩，东汉的学者中充斥着各类迷信色彩，人人口言灾异，四处比附，至于真正的学问，却并不在他们的脑子里。从汉武帝开始的哲学系统已经成了严重拖累中国学术发展的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