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养生论》则是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然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从古至今追求长生的自然延续。由于《养生论》研究的题目过于具体，这里只对更具思辨性的《声无哀乐论》和《言尽意论》进行讨论。
首先看《声无哀乐论》。在两汉时期的儒教哲学体系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当时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等级礼仪的表现，也有好坏之分。比如，孔子对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那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庄重的音乐则适合在国君的朝廷中演奏。到了汉朝，音乐更是成了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就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将音乐和礼等同起来，又和天地关联在一起。
汉朝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时候，要找童男、童女七十人唱着歌完成祭祀。
而叔孙通替汉高祖制定的庙乐规矩更是繁复，当皇帝的神官迎接神灵时，必须在庙门口演奏专门请神的音乐，叫《嘉至》。等皇帝进了庙门，要演奏《永至》，这首歌是有行步节奏的。等上了祭祀品，要奏《登歌》，这是一首人声歌曲，不能用乐器伴奏。《登歌》完了，要演奏《休成》，请神明享用美食。然后皇帝在东厢房摆酒坐定，演奏《永安》，表示礼仪已经完成。另外，汉高祖的唐山夫人还写了一首《房中祠乐》，简称《房中乐》，也被用来演奏。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高祖死后，祭祀他的高庙里要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舞乐，因为这三种乐代表了汉高祖的盖世功绩。汉文帝死后，文庙里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汉武帝死后，武庙里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
这一切都是说，音乐是一种与天地合拍的礼仪，同时，音乐也分好坏，有神圣的，也有淫邪的。
但这种说法到了嵇康那里，却受到怀疑。嵇康试图用客观的考察来戳破神话。由于嵇康将自然和名教彻底割裂开，认为自然是人类追求的极致，而名教只是障碍，这种二分法让他认为，所有自然之物和人类之物是没有必然关联的。他试图把这种二分法贯彻到一切领域。最典型的思想体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一是《明胆论》，二是《声无哀乐论》。《明胆论》讨论的是人的才性问题，而《声无哀乐论》讨论的是音乐和人的感情之间的关系。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和人类没有必然的关系，自然声音的发出不是为了取悦人类，也不是为了惩罚人类，所以，音乐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听了声音之后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已经有了情绪，只是当听到音乐后，借助音乐而激发出了情感。由于每个人心情不同，听见同样的音乐，有的人会高兴，有的人会悲伤，这就是明证。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实际上打破了汉朝的宗教教条，让音乐重新回到欣赏的角度，不再带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他本人也因为对乐理的理解，成了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
《言尽意论》则是针对魏晋时期人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牵扯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的话题。即便现代人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相对于自己丰富的感情而言，语言总是不够用。不管是想赞美别人，还是作家想描绘一个丰富的场景，人们都会感到语言的贫乏，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写什么。
那么，语言是否能够把自然、社会或者感情百分之百地描绘出来呢？有的人认为做不到，这就是“言不尽意”；另一些人认为做得到，这就是“言尽意”。到底哪一种更正确？
如果再升华一点儿，语言问题其实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类如何从客观世界获得认知？又如何把这些认知组织成语言？再通过文字记录语言，将认知变成知识传授给没有这类认知的其他人？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大主题，在魏晋时期，这些主题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玄学。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思辨性探讨，来自西晋时期的欧阳建。
欧阳建《临终诗》：“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 欧阳建是西晋大富豪石崇的外甥，担任过冯翊太守、顿丘太守，在“八王之乱”时和赵王司马伦有矛盾。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图谋石崇的宠姬绿珠，向石崇讨要，石崇没有送给他。当司马伦篡位后，孙秀借机杀掉了石崇和欧阳建的全家。在死前，欧阳建写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对游于世外的向往，以及对自己身陷名教的无奈。
在《言尽意论》中，欧阳建首先虚拟了两个人物——雷同君子和违众先生。雷同君子持“言不尽意”的观点，并说世间大部分人都认为“言不尽意”，为什么你偏偏认为“言能尽意”呢？
《言尽意论》：“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 违众先生先是总结了一下那些认为“言不尽意”的人的观点。那些人之所以认为言不尽意，是通过比附的方法来论证的。比如，老天爷不说话，但是一年四季照样运行；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对人和事物的评价都已经有了；形状不用说出来，方圆已经现成摆着呢；颜色不用称呼，黑白早已分明。这样看来，不用说话，事物的性质已经确定了。
那么，违众先生怎么来反驳这些人的看法呢？他认为，“不说”和“不能说”不是一回事。比如，圣人不说话，但是心中已经清楚善恶对错。实际上，圣人只是不说，并不代表他说不出，他想说的时候自然可以说出来。“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但实际上，方圆是有名字的，不管你名还是不名。
违众先生认为，名称相对于物体、语言相对于事理，就如同回声相对于声音、影子相对于物体一样，是现成的、不可分离的。
《言尽意论》：“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 对于人来说，要想辨识物体，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名字；要阐述你的意思，就必须给它们不同的表达。物体和意思有多少，名称和语言就有多少，这样，最终必然能做到言尽其意。
欧阳建以他高度的思辨性获得了人们的赞赏。正是这种思辨的方法让王导可以举一反三，用这几个有限的命题来解释一切。
魏晋时期所开辟的思辨哲学，也终结了两汉时期的机械宇宙论，让人们开始关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什么灾异对应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当思辨的大门打开后，外来的佛学才容易“占领”这个东方的中央王朝，继续注入更具思辨性的哲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