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公元420年。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教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崇尚自然和简朴的学派，但作为宗教的道教却是一个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宗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信奉道教，这就是位于陕西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著名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在对世俗政权的崇拜和利用上，道教和儒教是等同的。它不仅不反对人间统治，还总是试图加入它。道教与儒教的不同，更多表现在对于丹药和修炼的痴迷，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成了道教的特征，持续到现在仍然是这一套。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是一个比玄学更具思辨性的体系，在玄学衰落之后，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力量。
印度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四谛”，即“集、苦、灭、道”四种真理。人类在轮回中承受着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跳出轮回，即灭谛。道谛，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将上座部求解脱、跳出轮回的目的称作“解脱道”，也就是只注重自己脱离苦海。大乘佛教同时提出“菩提道”，即帮助众人共同脱离苦海。所谓菩提道，就是成为佛陀那样的“佛”，是更高级的解脱。
大乘佛教根据修行理论的不同，又分为中观、唯识和真常三支。前两支流行于印度，并传入中国。后一支发源于印度，在印度却并不流行，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最佳土壤，发展出了不少中国本土原创的分支。
在三国正在形成之际，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如今的陕西汉中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个“教”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道教。
汉中的地理位置在秦岭之南的汉江上游，翻过秦岭，就是陕西著名的关中平原和长安。从汉江向东而下，到达湖北的襄阳盆地，这里已经接近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从汉中向南，则是著名的蜀道入口，千百年来，这里是从内地进入四川的首选道路。
汉中本身就是一个小盆地，有丰富的资源，汉高祖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时，最初的都城就设在这里。到了汉末，一个奇怪的宗教群体在这里发展起来。
关于张脩和张鲁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注《三国志》的裴松之认为，张脩和张鲁的父亲张衡应该是一个人。而《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记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而在注中又引《典略》记载：“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来张鲁杀死张脩，取代了张脩。综合考虑，本书作者认为，张鲁取代张脩更符合逻辑，而张鲁的祖父和父亲是否存在，仍然值得怀疑，很可能是张鲁为了推行五斗米道而伪造的世系。 最初在这里发展宗教的，是一位叫作张脩 的人。当全国各地都尊孔子时，张脩却反其道而行，独尊老子。他虽然尊崇老子，但其最具有号召力的把戏却是治病。如果谁生病了，他就叫这个人进入一间安静的房间清修，再派人为他祈祷。祈祷的方式是制作三份咒符，写上病人的名字，一份放到山上，另一份埋到地下，最后一份则沉到水里。为病人祈祷的人有一个名字，叫“鬼吏”。另外，还有一种人叫作“奸令”，所谓“奸令”，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能够背诵《老子》的文化人。他们要帮助病人学会背诵《老子》。这些文化人平常被授予“祭酒”的职位，也就相当于组织里的官僚阶层，在帮助病人学习时就被称为“奸令”。
当然，治病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病人要出五斗米作为治疗费，所以此教又被称为“五斗米教”。张脩时期，这个组织还比较粗糙，不能算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在东汉末年、三国之前的乱世时期，各路诸侯都忙着收编各地豪强，张脩也被位于四川的益州牧刘焉收编，被赐予别部司马的官职。但是他并没有官运，很快就被另一个觊觎汉中的人张鲁所杀。
张鲁也是刘焉封的官，官职是督义司马。刘焉死后，张鲁和刘焉的儿子刘璋闹崩了。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家室，导致张鲁割据汉中，成了一方军阀。
正是张鲁借助张脩打下的基础，在汉中开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试验。要建立政权，第一要务就是建立组织。张鲁自称“师君”，也就是宗教导师和政治君主的合体。刚刚加入组织的人被称为“鬼卒”，经过训练后，已经皈依了教门的就被称为“祭酒”，祭酒可以建立支部，如果其支部规模很大，权力也就很大，这样的人被称为“治头大祭酒”。
至于张脩的传统节目——治病，也被放在了宗教的审视之下。如果人病了，必然是他不诚实，或者做了坏事，这时就需要在祭酒的指引下进行忏悔，只要忏悔得当，病自然就好了。如果病没有好，证明这人不可救药。
组织化之后，张鲁率领着他的人马做了不少好事。比如，祭酒有责任设立一些义舍，相当于慈善性质的机构，有的设在驿站，有的设在县里，人们路过时饿了，就可以进去免费吃喝一顿。但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吃得太多，张鲁就会命令小鬼让他生病。
根据教主的教导，人们还应该诚信、不欺诈，检验的标准也是看他是否生病。另外，如果犯了法，也要原谅三次，第四次才惩罚。
由于有了祭酒这个集团，张鲁也就不再设立正规的行政官员，利用祭酒来管理这片地方。这样，祭酒们就成了这个政教合一体制的核心，他们负责控制人们的思想，也负责规范人们的行为。
张鲁的政权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政教合一在中国的魅力。虽然汉王朝也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但毕竟它还有正规的官僚系统，官僚们虽然利用儒教治国，但由于国家很大，很难纳入一个严密的政教体系中。而在汉中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是绝对化的。
张鲁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宣布他的爷爷叫张陵，父亲叫张衡。他还宣称五斗米教是他爷爷在四川游历时创建，并在汉中实施的。这也许并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消灭张脩的痕迹而已。但是，民间却相信他所造的神话，张陵也被民间授予了另一个名字——张道陵，他被封为道教的祖师，又称张天师。
人们在谈论道家时，往往会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主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从而以为道教也必然符合这个主张。但实际上，早期的道教是世俗性的、功利性的，以控制人为目的，而不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由。
张鲁后来被曹操收编，得以善终。汉中地区也恢复了世俗生活，但是，张鲁所创造的五斗米教却以天师道的形式存在下来，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道教的形态。
作为宗教的“道”
什么是“道家”？什么又是“道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道家”，是指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以《老子》、《庄子》，以及后来的《列子》为经典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他们的学术并不与政治和社会直接挂钩，最多只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所谓“道教”，则依托于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设计了一套“万有理论”，对人身设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要求信徒们必须执行。同时，这套“万有理论”也是无所不包的，希望能够指导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养生，或是参与社会活动，都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的产生是对儒教的一种反抗，但实际上，道教是依托于儒教才产生的。
在汉朝，随着儒教深入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新教派也必然是儒教的变种，这时出现的道教也不例外。
汉朝道教和儒教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用老子取代了孔子，用《老子》取代了《公羊传》。至于组织化的一切，则都是类似的。又由于组织化的类似性，老子取代孔子也是不彻底的。
道教的诞生，和一本叫作《太平经》的书有关。
《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大约在汉顺帝时期，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伪托仙人所作的神书 ，这本书中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事情，并承诺按照这本书的指引，不仅可以治理国家，还可以修身养性、成仙得道。这本书号称《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后人将之称为《太平经》，传世的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简单地说，它是一本融合了儒教谶纬、政治观、养生、神仙、符水等内容的大杂烩，并点缀了一点儿道家的宇宙观，杂凑而成的书。这种书之所以出现，是深受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影响，又想做出点儿特色，所以取道家的理论糅合进去。
这本书和儒教观点相合的地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太平经》：“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 第一，天地阴阳生成说。关于天地万物的化生关系，书中大部分观点都和儒教相通，只是在数字的解读上稍有区别。儒教认为太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一、二、四、八”的数列，而《太平经》根据道家传统，从《老子》里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强调“一、二、三”的数列，除了“一”代表“太一”之外，“二”则代表天地、阴阳、雌雄等，而且进一步把“一”当作阳数，而“二”当作阴数，从而推断出一系列的结论。为什么一个皇帝要有很多大臣？因为君是阳，而阳是“一”，臣是阴，而阴是“二”（表示“多”）。另外，书中还由此主张两女共侍一男，因为男是阳，女是阴，等等。
《太平经》对于“三”这个数字也很重视，认为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第二，关于阴阳灾异的学说，继承了儒教的天人合一理论，并将它变得更加复杂化，从而设计一套“人法天地”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与儒教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的区别，道家是反制度的，对一切人为制度充满了警惕，而道教并不反制度，反而劝说人们遵从政治，这一点和儒教的目的是相同的。
除了与儒教的相同点，《太平经》中也有一些儒教理论较少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来自老子，也不来自孔子，而是来自神话中的另一个传统：萨满。
所谓萨满教，指的是相信万物皆神的一种原始宗教。它一般出现在人类早期，或者发展较慢的游牧、山林部落之中。到后来演化成一种多神教体系，与更具思辨性的一神教相对立。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有万物皆灵的传统，并持续到现在。
《太平经》中由此设计了一套多神教的体系，也就是神仙体系，并由此演化出一套修仙成道的理论。要修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符水，靠画符来获得功力；另一种是炼丹，吃丹药成仙。
关于《太平经》和儒教的不同，可以列为如下几点。
第一，它设计了一个六等的神仙体系，这个体系中包括了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其中道人以下就回到了人间，前三种则升到天上。所以，儒教所推崇的圣贤（如周公、孔子），在道教看来，只不过是最后两等而已。至于普罗大众，则不在这个体系之内。
第二，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进入这个体系呢？这就要修行。修行的方法主要包括：首先，要遵守社会规则，做一个良民，比如，忠君、孝敬等都被说成是一种功德；其次，要从理论上参悟，主要是要学会静，要学会守一等；最后，要服药，或者使用符水。
当然，道教的符水也不是它的特色，这是从儒教的谶纬变化而来的，而且更加具有功利性。
《太平经》成书后，最初由于内容芜杂难信，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到了东汉末年，它突然间引爆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黄巾军起义。
《后汉书·皇甫嵩宋儁列传》：“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万。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曾经得到这本书，被它的理论所吸引，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开始了对东汉政权的反叛。张角的组织号称“太平道”，该名就来自此书，而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来自《太平经》对数字“三”的解读。
《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引《典略》：“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 张角最初的特色是以符水咒来治病，相当于对人实施信心疗法。与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样，张角的符水也不包好，而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如果病人好了，就说因为他信道了；如果没有好，就说他不信道，活该生病。
随着人们将张角传得神乎其神，他开始建立组织，并招兵买马，对抗朝廷。他的组织更多是军事化的，缺乏更紧密的宗教性联系。被镇压之后，太平道也随之进入低潮。
汉中的五斗米道则和太平道不同，通过把人变得社会化和组织化，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体制，成为道教的开端。
被曹操收编后，五斗米道虽然不再是政教合一的教派，但其作为一种宗教却被保存了下来。
道教和佛教的区别在于，佛教是思辨性的，可以独立于政治；但道教出生于汉朝，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时代，这导致当时的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
儒道从来是合流
道教的定型还和另一个人有关：两晋时期的道士葛洪。他给道教提供了两方面的营养。第一，外儒术，内神仙。一个人外在表现要采用儒教的仁义道德标准，而内在要修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第二，炼丹。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长生不老丹药运动，就从这里发端。前者决定了道教实际上是和儒教合流的，而后者决定了道教只在长生不老的丹药里打转。
《抱朴子·外篇·自叙》：“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 《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的祖父是东吴的高官，父亲则在西晋灭吴后，入晋做官。葛洪父亲早逝，葛洪经历过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起点，是儒教的经典著作， 之后进入杂家，这也决定了葛洪的思想并未脱离儒家的窠臼。
葛洪年轻时，恰逢西晋的石冰作乱，他参与过镇压。之后由于天下大乱，南行到广州，投靠了广州刺史嵇含（嵇含的爷爷叫嵇喜，是嵇康的哥哥）。
但他去后不久，嵇含就遇害了。葛洪在广州逗留许久，开始系统地钻研他的神仙理论。东晋建立后，葛洪回到了江南，在晋元帝朝廷混官，但并不得意，最后又返回广州，著述文章，最终死在那里。
从葛洪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静心的人，对于功名的追求，表明他离不开儒教的立场。他对于“道”的理解也是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抱朴子·内篇·道意》：“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惑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正因为这样，他对于之前的“道”都持批评态度。比如，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葛洪就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奸邪逆乱之徒。
《晋书·孙恩卢循谯纵传》：“孙恩字灵修，琅琊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晋书·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而在他生活的时代，五斗米道信仰仍然在民间保留着，不管是反叛者还是顺从朝廷的人，都有五斗米道的从众。比如，东晋王朝的反叛者孙恩家族就信奉五斗米道。 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也有许多五斗米道的信徒，他的儿子王凝之在孙恩打过来时，不仅不做军事准备，还去祈祷请鬼兵，结果王凝之的五斗米道不如孙恩的五斗米道，王凝之最终被杀。
葛洪认为，这些以前的道教分支都不够听话，他要进行改造，让信众更听话，不要反抗。
《抱朴子·内篇·释滞》：“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甚至对于道家的老子、庄子，他也缺乏尊重。对于老子，他的评价是：老子的五千言只是泛泛之谈，过于简略，让人无法找到当神仙的步骤。他认为庄子也只是说了大概，距离真理还远得很。
那么，葛洪认为的真理又包括什么呢？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他继承了道家的一些词汇，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元”（也就是“玄”）、“道”、“一”，在他看来，这几个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世界的本源。
第二，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守一”成仙。只有成仙才能长生不死。为此，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憧憬成仙之后的各种妙处。当然成仙也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仙。“成仙很好，成仙很难”，此类的话反复说了很多遍。
《晋书·葛洪传》：“（洪卒）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第三，不仅成仙很难，而且成仙也有等级。《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说，有的人有仙骨，有的人没仙骨。而且成仙也不一样，有的人整个身体升入太虚，叫作“天仙”；有的人在名山大川中游荡不死，叫作“地仙”；有的人要先死掉，然后得以解脱，叫作“尸解”。有人认为，葛洪本人也只混了个尸解仙。
第四，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才能成仙？步骤是什么？葛洪还真的列出了不少成仙的法子，具体到让人感动。其中最大的法子就是服用仙丹。
如何炼制仙丹？他给出了不少药方。比如，黄帝当年成仙时服用的九鼎神丹，一共有九种丹，分别叫作丹华、神丹（也叫神符）、神丹（原书如此，与第二丹同名）、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
这些丹如何做？他有的没有具体说，有的给了方子。比如，《抱朴子·内篇·金丹》记载，九鼎神丹中第一丹的药方如下：“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到了唐朝，又有好事者将九种丹的药方都补全了，写了一本《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各丹的方子繁复到令人哭笑不得，自然也没有人能够真的炼出来。 当然，没有人能根据这个药方炼出丹来，因为这个方子并没有写出各成分的重量与配比，而且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天，来来回回折腾到死，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配比。所以，即便给了方子，所谓炼丹，也不过是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打发时间时玩的游戏而已。
除了九鼎神丹，慷慨的葛洪在书里还给出了许多其他的方子。不仅仅是药方，还有其他修身养性的大法，同样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效果。除了成仙，还有炼金银的方子，这就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但整体而言，葛洪之前，特别是东汉时期，信奉道教的人们使用的大都是符水，也就是画个符、弄个咒，给人治病；葛洪之后，画符诅咒已经成了小打小闹，只保留在底层的民间信仰之中，而高级道士们纷纷开始开炉炼丹了。到了唐朝，人们嫌炼丹麻烦，于是兴起了炼内丹，也就是不再炼实体的丹药，而是通过养性修身，让丹药自动在体内形成，实现长生不老。
除了修仙，葛洪还定义了道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道双修”，或者“内神仙，外儒术”。
《抱朴子·内篇·明本》：“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在他的心目中，儒和道都是“大道”的一个方面，只是道是“本”，而儒是“末”。 虽然有所差别，但葛洪认为神仙之术更加高贵。他主张的人生哲学是：在人世里规规矩矩遵守礼法，暗地里炼丹成仙，不和社会对抗，也不违逆世俗的社会规则。
在他的观念里面，天道、君道、臣道、人道，都是等同的。比如，人们认为伊尹和霍光是贤臣，因为他们废掉了昏君；又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是圣王，因为他们讨伐无道昏君，建立了新的王朝。但在葛洪看来，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鼓励了大家叛逆。在《抱朴子·外篇·良规》中，他认为，君就是天，是父，如果君主都可以废弃，就好像天也可以改，父亲也可以拿掉一样。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时代，道教做的是群众运动，这是皇帝最害怕的。葛洪把道教关于群众运动的内容去掉了，变成了只和上层打交道、出入于皇庭的宗教，这实际上有利于道士们提高地位，又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在这样的理论下，当时的道教走的是一条妥协的路，服从中央王朝权威的管理，不做任何让政权不高兴的事情。到了后世，这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即政权默许甚至支持道教的存在，而道教一方面炼自己的仙丹，另一方面则帮助政权稳定局势。经过了改造的道教几乎从来不闹事，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甚至和佛教争权，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其原因就在于葛洪对道教的改造。
在葛洪的影响下，东晋南北朝的道教终于脱离民间，形成一个上层集团和文人参与的宗教，他们越来越不重视民间的信仰者。这时的道教分成了如下几个支派：在北朝，是道士寇谦之建立的天师道；在南朝，则分成了两支，分别是道士陆修静代表的灵宝派和道士陶弘景所代表的上清派（也叫“茅山派”）。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所谓“北朝天师道”，是寇谦之在五斗米道基础上建立的教派，这个教派抽去了五斗米道的群众基础，却建立了复杂的上层架构。寇谦之创造了一个新神“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一个职位“天师”。他宣称最早的天师是五斗米道的名义创始人张道陵（张陵），而现在则是他寇谦之。除了这个职位，他设立了道坛，又模仿政治制度创立了道教的各种仪规。更重要的是，天师道是直接和皇帝打交道的，其成员热衷于当皇帝的谋臣，并希望天师道能成为国教。
所谓“灵宝派”，是奉《灵宝经》（相传为葛洪所作）为经典的一派，也和五斗米道有瓜葛。陆修静也热衷于建立组织，讲究排场规矩，重视符箓，这些都和天师道类似，所以被称为“南天师道”。
而上清派则尊奉《上清经》，这是一本伪托真人所作的经书，这一派相对出世，注重个人的修道，继承了葛洪神仙修行的一脉思想。
但总体而言，这三派要么热衷于成为国师，要么热衷于成仙得道，都以皇帝的好帮手自居。
在道教被改造成顺从的宗教，希望能够获得政权支持时，另一支外来的宗教却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国，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它就是佛教。
浮屠真义
本书作者曾遍访印度佛教遗迹，并写出了《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一书，关于佛陀生平、教义的叙述均选自该书。 公元前六世纪的一天，一位印度的王子（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的太子）乔答摩·悉达多 离开王宫，去寻找心中的“道”。在前半生，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子生活，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在二十九岁那年，一次出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路上看到了人的死亡、病困和衰老，开始意识到王宫内的一切虽然值得留恋，却显得那么虚幻，掩盖了真相。他开始考虑人之为人的意义，既然人们都要死，为什么还要活过来？如果妻子、孩子、王国都是如影旋灭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王宫，去寻找答案。这次寻找，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那么，佛教都说了些什么呢？在佛教之前，印度其实已经有了婆罗门教，而佛教的许多理论就脱胎于其中。可是，现有佛教理论中，哪些是从印度的婆罗门教继承的？哪些是新创的呢？
如今人们一谈到佛教，就要谈到轮回观念，但这并不是佛教的发明。印度的原始人口是达罗毗荼人，后来来自亚欧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成了统治阶层。为了便于统治底层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制造了种姓制度，将人口分成了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教士阶层）、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吠舍（商人阶层）、首陀罗（底层人口），另外还有不入等级的贱民阶层。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净，这些阶层之间没有婚姻流通渠道，不能通婚，一个贱民也永远没有机会上升到高等级的阶层。
社会如此板结，必然引起下等人的反抗。为了避免这种反抗，婆罗门教制造了轮回观念。人死后灵魂会再次托生，开始另一个循环。如果一个人在此生表现良好，安守种姓的本分，不违规，不逾矩，那么，到了下一次轮回的时候，将升入高的种姓。如果他表现不好，到了下一次轮回，就会降入低种姓，甚至不再是人，变为畜生。
轮回观念通过给人虚无缥缈的“下辈子”希望，避免了下等人在“这辈子”进行反抗。
但是，这种信仰到了悉达多时代，受到了冲击。他处于印度的十六国时代，也就是战争最频繁的阶段，世界过于惨烈，使得人们感觉来生也没有了希望。
悉达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轮回的基础上再创立一种学说，给人以新的希望。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因为来生的社会同样混乱，打打杀杀，来了也是受苦。所以，他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跳出轮回。通过修行，人们可以跳出轮回，就不用再回到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新的理论下，跳出轮回是比下一辈子晋升高种姓更令人羡慕的事情。这样，佛教就给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平等的地位，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轮回之中，就是受苦，而且谁都能通过修行跳出去。
悉达多（我们应该称他佛陀了）的理论可以用“四谛”来概括，所谓“四谛”，就是“集、苦、灭、道”四种真理。
苦谛，指的是轮回之中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所谓“集”，就是人类欲望的集合体。
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消灭了三毒，也就跳出了轮回。这就是灭谛。
而道谛，也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些正道帮助人们消灭三毒，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后世的佛教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四谛”，特别是在“集、苦、灭”三谛上，大乘、小乘、金刚乘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道”谛，后世的发挥却层出不穷，因为“道”是跳出轮回的方法，每一个派别提供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看待世界的理论也各个不同，所以，各个派别的争执主要都是争谁的“道”才是正道。
在争执中，主要又分成了几个派别，分别是小乘佛教（即最早形式的派别——上座部）、大乘佛教和密教（也叫金刚乘、密宗）。
佛陀死后，他的言论和戒律被弟子们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是《巴利三藏经》。小乘佛教的经典是用巴利文（这是一种类似于梵文的语言，与正式的梵文比起来，巴利文是更加通俗的民间用语）记录的，所谓“三藏”包括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范）、经藏（记载佛陀言行）、论藏（后来弟子的解释性教义）。
与《巴利三藏经》对应的，是小乘佛教，由于现在的上座部主要通过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也被称为南传佛教。
中国早期也曾经选择性地翻译了一部分上座部经典（主要从经藏部分翻译），这些经文统称为《阿含经》，而《阿含经》又包括了《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几部分。
上座部基本上继承了佛陀的理论，认为人的修行，就是为了跳出轮回，得到解脱。它又做了一些细化工作，增加了以下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业”。所谓“业”，是一个数学概念。上座部讲修行是持续许多个轮回的，由于修行很难，一个人一生可能只修行了50%，还达不到脱离轮回的标准，那么他下一辈子再修行20%，第三辈子又修行了30%，加起来达到了100%，就可以脱离轮回了。“业”就是衡量一个人修行成果的计量指标，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比例。有了“业”的概念，一个人就不用急着在这辈子解脱了，他只要坚持不断修行，总有一辈子能够达到目标。
第二个概念是“十二因缘”，也就是把“四谛”里面的“集谛”继续细化，总结了人类的十二种活动，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无明（最初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行（从最初状态开始有了行动）、识（行动之后有了辨识能力）、名色（有了辨识能力之后，对事物开始分门别类）、六入（通过各种感官获得认知材料）、触（接触外界事物）、受（感受外界事物）、爱（感受之后，对外界事物做出评价）、取（有了评价之后，主动获取喜欢的事物）、有（占有主动获取的事物）、生和老死。
第三个概念是修行的细化，即修行要从戒（遵守戒律）、定（禅定）、慧（对教义的领悟）三方面入手。关于遵守戒律，并没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而修行的功夫主要在于禅定和领悟。
比如，本书作者曾经参与过南传佛教的禅修。所谓禅修，并非仅仅打坐，而是要求在打坐的同时，好好体会呼吸的每一个步骤，感受气流在身体中的运行，并从中体会到人体与宇宙的合一。另外，一个修行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走路上，走路时必须将每一步都进行无限分解，体会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块肌肉的运动，并与天地融合，体会到无穷智慧。
南传佛教的信徒们就这样花一辈子去体会人体与宇宙的合一，然后又一辈子，再一辈子……不断地积累着“业”。
第四个概念是对“四谛”的总结，提炼出三句话，号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即人生没有常态，人生都是受苦，以及“我”并不是独立的实体，只是因缘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受体而已。
通过上述概念，小乘佛教建立了一套修行体系，信徒用毕生修行，希望积累他的“业”，等“业”积累够了便得到解脱。而修行的内容主要是禅定、戒律，加上一定的教义探讨。与后来出现的大乘佛教相比，小乘佛教更加原始、更少理论化、更强调行动、思辨性更少。
除了小乘佛教，佛教的第二个分支是密宗，主要流传于西藏等地区。
在修行方法上，密宗和小乘佛教是两个极端。小乘佛教讲究业，一个人要通过许多轮回的积累，才能最终脱离轮回。而密宗则忍受不了这么长时间的禅定修行，而是讲究高效。它提出，除了这样年复一年、生复一生的修炼方式（这种方式也叫“渐悟”），还有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叫作“顿悟”。
所谓顿悟，就是在一瞬间，人的业从0突然增加到100%，立刻脱离轮回成佛。而且业还可以传授，通过一个人瞬间传给另一个，让他的业也从0增加到100%。
密宗之所以出现，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人类的心急，等不了太久的修炼；另一种是受更加原始的宗教，比如萨满教、苯教的影响，相信自然界有超能力，并认为超能力可以传授。
我们经常会看到密宗的信奉者们四处游荡，要么给别人传授某种法门，要么接受别人的法门，寄希望于顿悟，这一辈子赶快得道。即便不能立刻得道，也多增加点儿特异功能，让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历史上，密宗对哲学的影响并不大。
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大乘佛教。那么，什么是大乘佛教？它又说了些什么呢？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信仰基础是相同的，都信奉佛陀提出的“四谛”。但在这个基础之上，两派又有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又经过组织化之后，变得不可调和，造成根本性的分裂。
大乘佛教又分成许多分支，如空宗（中观）、有宗（唯识）等。大乘佛教内部的分野没有那么敌对，却仍然由于组织化的加强，形成了一个个分裂竞争的僧团。
在大乘佛教诞生之前，小乘佛教主张通过自我修行来脱离轮回，目的相对简单，修行也以个人经验为主。这种修行方法更接近于佛陀的本意，却由于过于朴素，缺乏号召力。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所谓修行，不是仅仅修自己的行，而是要帮助天下人都获得道。
为了区分自己修道和为天下修道，他们提出了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导致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根本性分歧：解脱道和菩提道。
所谓解脱道，就是小乘佛教的修行方式，追求的是个人解脱。而所谓菩提道，指的是更宏伟的目标：不仅要个人解脱，还要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解脱。他们把只修解脱道当作小家子气，所以叫“小乘”，而把修菩提道当作康庄大道，称为“大乘”。
菩提道要求人们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修菩提道者的最终目标不是解脱轮回，而是成为佛陀（立地成佛）。到这时，人们会发现，对于“佛”的概念，大、小乘佛教也有了区别。小乘佛教认为佛陀只是一个导师，来指引人们脱离轮回之苦。而大乘佛教则把佛陀神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神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佛，释迦佛只是其中之一，大乘佛教给这些佛一一起了名字和定了意义，这花了不少工夫。
从定义可以看出，小乘佛教基本上还是按照佛陀去世前的教导来修行，没有脱离这个框架。而大乘佛教已经超越了佛陀生前的教导，变得天马行空，甚至又创造了无数的佛陀。
大乘佛教在自然修行方法上也不能满足于小乘佛教的方法，所以，除了“戒、定、慧”和“八正道”，又增加了许多修菩萨道的方法，比如“六度”和“四摄”。所谓“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六个要素；而“四摄”，是指日常生活中要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
这五十二个等级是：十信（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十行（欢喜行、饶益行、无嗔恨行、无尽行、离痴乱行、善现行、无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十住（初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十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如相回向、无缚无著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十地（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等觉，妙觉。 只有六度、四摄还不行，大乘佛教又设立了五十二个等级 ，按照这些等级次第修行，才能达到菩提道。
而从众多的概念、名词和意义中，自然会产生出无数的变化，让每个人究其一生，都不可能研究完。所以，大乘佛教的理论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学会修行方法之前，就要持续研习。
也正由于概念众多，大乘佛教又分成了无数支派，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凑在一起吵来吵去，辩论充满了思辨性，使得佛教骤然间复杂化，成了世界上最难懂的宗教。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后，立刻让玄学的思辨成了小儿科，相形见绌，被淘汰了。从此以后，思辨哲学的代表被佛教取得。
任何宗教都一方面是戒律，另一方面是理论化的教义。我们可以把佛教的教义理解为对世界的解读。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只有理解了世界的构成，才能找到通往菩提的道路。
大乘佛教的教义主要发展出三个分支，分别是中观、唯识和真常。
代表人物为龙树和提婆，代表著作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论》《大智度论》。 中观 一支最早出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最流行的一支，又叫般若宗、空宗或三论宗。这一支最核心的观点是一个“空”字，只要理解了“空”，就理解了世界，也就找到了通往菩提的道。
所谓“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我们看到的事物只是一种幻象，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实物，这个名字叫假名。既然是幻象，我们又怎么能够触摸到一张桌子，亲吻到爱人的嘴巴呢？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因缘）也不是实在的，是另一种幻象，我们认为触摸到了、亲吻到了，只是被欺骗的幻觉，如果不破掉这种幻觉，就无法达到菩提道。
不仅仅世间的实物是幻觉，就连修行的佛教理论也不是实在的，是幻觉、假名。所以，任何认为找到了修行大道的人，实际上都是掉入了幻觉，只有跳出修行的执念，才能理解空的含义，无意之间理解修行之道。
当然，这里的空不是一无所有，既然有幻象，就不等于完全不存在。所谓空，是说事物不是实在的，只是一种虚托的关系，是没有主体性的。所有的世界和所有的道都处于“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的状态。
我们把中观派的空和魏晋玄学里的无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无的观念和空有很大相似之处，都强调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可以有千变万化，但它又不与任何实体相联系。
正因为空和无的相似性，当中观派进入中国时，当年信奉玄学的人毫无障碍地转到了“空”的概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