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有弥勒、无著、世亲，代表著作有《解深密经》《入楞伽经》《密严经》《菩萨藏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唯识三十论》等。 但中观派的空的概念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被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分支唯识派 发现了。于是，我们就转入对唯识派的讨论。
唯识派认为，中观派说所有的佛法也都是空，可是它自己却定义了一个法，叫“所有的佛法都是空”，至少这句话应该是实在的吧？如果这句话都不实在了，那么中观派就陷入了悖论之中。
在古希腊有一个说谎者悖论，哲学家艾皮米尼得斯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精。艾皮米尼得斯本人就是克里特人，如果人们认为他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艾皮米尼得斯本人也是撒谎精，他说的这句话就肯定是假的；如果人们认为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克里特人就会说真话，作为克里特人的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
中观派“佛法是空”的结论也掉入说谎者悖论之中。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唯识派设立了三种例外，认为有三种道理不是“空”的，而是“有”的，只是这种“有”和普通的“有”不一样，叫“妙有”。所谓“妙有”，就是它是“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有”，人们知道它是“有”，但又不会执着地把它变成一种执念。
三种妙有情况被称为“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
遍计所执性，是指人们浸泡在经验的世界里，会把本来为空的事物当成是实有的。
依他起性，指的是事物本来是空的，这在佛教用语里叫没有“自性”，但事物可以有“他性”，也就是说可以进入人们的经验，但保持为空。
圆成实性，指的是当所有的妄念都被破解掉之后，真实的佛法却可以保留下来。有了这个圆成实性，就解决了中观派的说谎者悖论，因为破妄之后的佛法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妙有。
这三自性针对的，都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讨论的是人类经验世界的妙有。一切佛法都只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之中（即“一切法唯识”），这就是“唯识”这一派名字的来历。
唯识派在提出了“一切法唯识”之后，就开始对“识”进行划分。它把“识”当作人类的感觉、思维和下意识，提出人类一共有八种“识”，即“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
这些识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意识。现代人认为，除了普通的五种感官（五感）之外，还有第六感存在，叫“直觉”。有的人足够大胆，还提出第七感。在唯识派中，早已超越了现代理论，提出了有八种识。
在“八识”中，前六识与现代的六感对应，而最重要的却是第七识和第八识。
第七识叫“末那”，指的是“我执”，也就是产生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第八识叫“阿赖耶”，则被定义为“藏识”，也就是隐藏在人们心中、通向菩提道的那种智慧。这一识虽然早已在人们心中，但绝大部分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一旦你的第八识被激发出来，你就成佛了。
所以，唯识派绕到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认识你心中的第八识”的问题。只要开发出了第八识，你就是佛，觉察不到你就是凡人。
围绕着第八识的性质，唯识派又分成了三派，分别是摄论宗、地论宗和唯识宗。
摄论宗认为，“阿赖耶”还不是尽头，它也不是完全纯粹的，人类心中还有一个第九识“阿摩罗识”，这一识才是最纯粹的智慧，要想成佛，必须利用第八识唤醒第九识，才达到了证果。
地论宗认为，“阿赖耶”就已经是最纯粹的智慧，只要打开它、激发它，就可以证果。
唯识宗则认为，“阿赖耶”既不是纯粹，又不是不纯粹。它本身是普通的，但在“阿赖耶”之中蕴含着通往佛法的种子，人们不仅要打开“阿赖耶”，还要让“阿赖耶”里的真理种子（学名叫“无漏种子”）生根发芽，才能证果。
虽然唯识派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如此繁复的高度，但历史发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找到“阿赖耶”，更别提什么第九识和“无漏种子”了。
代表著作有《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 除了中观派和唯识派之外，佛教的真常 一支出现得更晚，也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真常和中观、唯识两支的区别在于：中观认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的；而唯识认为，一切皆空，只有蕴含着佛法的“识”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这种“有”称为“妙有”；而真常则认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佛性称为真常。
最初，小乘佛教认为人类修行是为了脱离轮回（解脱道），而大乘佛教认为人要修菩提道，但并没有否定解脱道。到了真常一支，则认为没有所谓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道，就是修成佛性。所谓“众生皆能成佛”，没有其他的道。这样，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就彻底决裂了。
另外，不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不具备佛性的人，称之为“一阐提”，这种人不论怎样修行，都无法修成正果。但是真常一支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即便是“一阐提”也可以修佛法。
由于人人具有佛性，那么，人类的目的就是发掘出自己的佛性，找到真我，而这个真我就不能是“空”的，必须是“有”，这就是真常。
人人有佛性的说法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虽然最初中国人大都采用中观论，但到了唐朝，最著名的几家都是从真常论出发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至于唯识论，由于它的理论过于复杂，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虽然经过玄奘的大力弘扬，却仍然免不了落寞的命运。
西域舶来，落户中原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在耶稣出生前两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汉的汉哀帝派遣一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前往大月氏使者的住处。景卢怀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向使者学习一种在中国没有人见过的经文——浮屠经。所谓浮屠经就是佛经。而景卢也成了较早见于记载的、接触过佛经的中国人。
在这之前，印度的佛经已经传到西域的大月氏之中，又经过西域来到中原。不过，汉朝人由于不了解佛经，认为佛经和《老子》大概是差不多的理论，甚至传说这是老子出函谷关之后去往西方，教给印度人的。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正式登场。最早的信奉者包括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 不过，楚王英时期，仍然仅仅把佛教徒当作方士的一种，关注的是佛教的形式，而不是教义。
《魏书·释老志》：“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派出使者迎来第一批僧人到洛阳，为他们建立了著名的白马寺。 佛教开始在中国缓慢传播，到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这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仍然只把佛教当成一种法术的教门而已。
东汉时期，传播佛教的大都是西域人士，他们本来属于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等，所以，来到中国后以“支”“安”“康”为姓。至于印度（天竺）来客，则以“竺”为姓。比如，东汉最著名的小乘佛教僧人安世高、大乘经的译者支娄迦谶，以及安玄、竺朔佛等人。
东汉末年恰好是印度大乘佛教出现时期，中国正好赶上头班车，较早接受了大乘佛教，受小乘佛教的影响比其他地方小。
到了三国时期，僧人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由于旅行线路的问题，佛教主要在曹魏和东吴传播。到曹魏传播的大都走陆路，从西域进来，比如昙摩迦罗、昙无谛等人；而到东吴传播的则走海路，比如支谦、康僧会等人。
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高僧传·义解一·晋洛阳朱士行》。 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一位中国僧人终于踏出国门，前往西域取经，他的名字叫朱士行。 朱士行为了取得大乘真经，从雍州出发，到达陕西、甘肃，再西渡流沙，走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于阗（也就是今新疆和田），在那儿得到了经书。朱士行之后，宗教旅游就成了热门，培养出法显、玄奘等忠实的追随者。
朱士行的出现，也说明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只知道佛教的只言片语，而是想从义理上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此时，中国的玄学正盛，佛教仍然依附于玄学，借助玄学的概念来传播佛教精神。
西晋时期最重要的僧人是竺法护，他翻译了大批的大乘佛经，为“空”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东晋，国家开始分裂，北方陷入一片混乱，但是南方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曹魏和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更胜，而到了东晋，佛教则开始南移，南方取代混乱的北方成了学术中心。此时玄学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需要更新的理论作为谈资，前面的译经和传经活动终于开花结果，佛教大肆传播的同时，人们对于义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样化。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大乘空宗，也就是中观派。大乘空宗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中国佛教也进入般若学时期。所谓般若学，是围绕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理，讨论“空”的学问。而此时中国人仍然离不开玄学的“无”，所以大都将“空”理解成“无”，由此形成六家，而其中第一家又分成了两宗，构成了“六家七宗”。
这“六家七宗”分别是：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本书不对这些宗进行详细解释，仅仅说，它们都围绕着“无（空）”这个概念进行发挥，所以都属于般若学的变种。
在般若学的热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释道安。据《高僧传·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记载，释道安生于西晋末期，长于东晋时期，他的主要活动地仍然在北方，但是他的影响力遍布南北。他本人持本无宗的观点，这是比较正统的一派，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由于时人分不清空和无，所以叫本无宗。
释道安真正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一家之言，他的功劳还在于推动大乘佛教的传播。他一方面推动佛教理论的传播，尽最大可能地区分佛教和玄学；另一方面，又在制定佛教仪规、将佛教组织正规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弟子遍天下，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这更是加速了佛教的扩张。由此佛教已经穿越了政治的边界，成了沟通南北的纽带。
释道安死后，他的弟子慧远在南方成了一代宗师。据《高僧传·义解三·晋庐山释慧远》记载，慧远虽为大乘般若学，却鼓励一切形式和内容的佛教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佛教不仅成了普遍信仰，更是征服了东晋皇族，成了贵人和富人的座上宾。
慧远在南方开疆辟土时，北方的龟兹人鸠摩罗什也寻找到机会。北方经过西晋末年以后的大混战，在前秦王苻坚的手中再次统一，但随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溃，北方第二次陷入混乱。在陕西地区，取代苻坚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王朝。后秦时期的陕西、甘肃一带暂时保持了稳定，据《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最初被从西域抓到了甘肃凉州（武威），后来又到长安译经。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的经文，并带来佛教最正宗的义理，使得西北再次成了佛教中心。之后，虽然北魏取代了其他政权，统一了北方，但北魏采纳佛教后，让北方再次成为佛教的领地。
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叫竺道生，据《高僧传·义解四·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记载，他从北方来到南方，脱离了一般的般若学，建立了另一个学派：涅槃宗。他所持的观点与般若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般若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法，比如被称为“一阐提”的人就没有佛性，而竺道生却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第二，把“佛”这个概念抽象出来，认为“佛”是一种最高的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第三，认为人们可以顿悟得道，也就是某人某天突然间就成佛了，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修行。
竺道生的观点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实际上，后来的禅宗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
涅槃宗的建立，让东晋南朝的般若学进入了尾声。而另一个从东南亚来的僧人真谛则带来了摄论宗。不管是涅槃宗还是摄论宗，都是真常一支的学问。
之前的各大门派虽然热闹，但理论上大都是舶来品，由印度人发明理论，再由中国人接受、探讨。而真常一支却是另一种情形，这一支在印度并不发达，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属于印度，只属于中国。真常论逐渐占据主流，就意味着中国佛教慢慢度过了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开始要发展出真正的北传佛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