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386—589年。
北朝：入笼之鸟
与南朝的佛教发展规模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发展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
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就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
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的逻辑能力相对不足，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胆攻击，僧人慧远直斥皇帝要下地狱，这成为佛教不屈从权威的最典型事例，也是绝响。
当南朝的佛教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和无限荣华时，在遥远的北方，佛教却正经历一场劫难。
这场劫难来得非常突然。在几年前，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对僧人还恩宠有加，毕恭毕敬，但几年后的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政治风向标突然转向，佛教瞬间成了皇帝进攻的目标。
这一年正月，太武帝突然下了一道诏书，发起了一场“清理思想垃圾”运动，其针对的目标几乎包括一切官方不喜欢的思想，其中既涉及巫术、谶记、阴阳、图纬、方伎这些古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灰色地带，又包括佛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皇帝几乎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就一网打尽了。
《魏书·世祖纪》：“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为了铲除这些“思想垃圾”，太武帝规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一概不准私自奉养僧人、巫师以及金银匠人，凡是已经有的，必须送到官府，不能私藏。太武帝给了一个月的期限，如果过期不报，巫师与僧人身死，主人也要被灭门。
《魏书·世祖纪》：“庚戌，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 过后，太武帝又下了第二道谕旨，宣布人们不能私设学校，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学校上学，而那些技工、武卒则只能继承父辈的职业。
上述两个敕令几乎断绝了人们从事自由职业、进行自由学习的空间，而僧人作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受到严厉的对待。
但这次的敕令似乎只是在北魏的都城平城（现山西大同）和东部地区实行。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两年后，位于陕西的卢水胡人盖吴造反，太武帝率军进入陕西镇压。进入长安后，太武帝的马匹被放在一个寺庙中，因为该寺种了可以供马食用的麦子。太武帝进去看马时，他的随从官员在寺庙里发现了一些兵器，出来后禀告太武帝。太武帝大怒，认为这不是僧人用的东西，而是和造反的人同谋的证据。于是他下命令诛杀整个寺庙的僧人。
杀完僧人之后，太武帝令人检点寺庙的物品，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器具。另外，许多有钱人为躲避战乱寄存在寺庙的贵重东西也被发现了。最后，还在寺庙内发现了一些密室，被认为是僧人和贵族妇女淫乱的证据。
这时，太武帝的亲信大臣崔浩正巧在旁边，趁机煽风点火，撺掇太武帝下令将长安的僧人全部杀死，将佛像毁坏，又命令全国依照长安的规矩办理。
到这时，一次全国性的灭佛运动形成了。
《魏书·释老志》：“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太武帝在长安时，太子拓跋晃（恭宗）留在平城。他对佛、道都有好感，听说父亲大开杀戒，连忙上表请求不要这么做，认为杀戮僧人、摧毁佛像都是罪过，而更重要的是，许多艺术珍品都会在灭佛运动中毁于一旦。通信来回三次后，太武帝仍然不解气，他发了一道诏书，描写自己对佛教的认识。 诏书的原稿可能是崔浩写的，显得文采飞扬。由于当时普遍认为是东汉的明帝做梦梦见金人在宫殿里飞行，才派人前往西域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僧人，诏书里直接把汉明帝称为“后汉荒君”，认为他本人信惑邪伪，胡乱崇敬妖孽。并强调，所谓佛，是中国自古没有的东西，只会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白颠倒。太武帝重申：从今以后，敢有崇拜外来大神或者制造神的形象的，都是灭门之罪。而各地方官员则应该把所有的佛像佛经都毁掉，把所有的僧人都活埋。
在诏令之下，大批僧人被赶走，大量土木宫塔都毁于一旦。然而太武帝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发布了如此严厉的命令，可是仍然有人敢于冒险，就连他的太子也并不听他的话。于是，在太武帝命令下达的同时，各地官员已经开始暗中行动，提醒僧人尽早逃走，或者把金银宝像和佛经都藏起来。
大量僧人从北朝逃到南朝，促进了南朝的发展。还有的人躲起来，等待着将来政策的转向。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 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 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佛教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
而灭佛行为，实际上也只是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皇帝之所以要灭佛，是因为佛教不听话，而通过灭佛让僧人们听话之后，一旦皇帝控制了政权，就立刻发通行证。到最后，佛教、道教、儒教都在政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如果说佛教在魏晋是一种思想上的开放势力，到了南朝，则已经和政权相连接，变成了皇帝的玩物。只是，在南朝时期，皇帝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无法让它们统一生活在政权之下。而在北朝，诸位皇帝虽然经过了数次暴力事件，最终却驯服了佛教，皇帝成了三教的首领，带领它们共同享受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和荣华。
以下我们来看北朝皇权和佛教在摩擦中得到最终和谐的过程。
灭佛与兴佛
北魏是鲜卑政权，建国的过程是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化。要想完成这种转化，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纳中央集权和政教合一模式，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由于定位清晰，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终其一朝，北魏都致力于将北方的文化重建，学习中原的模式。
北魏遵循的是汉朝传统，这使得其文化成了一个集道统、谶纬、方术于一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北魏的正史《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迷信的，其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统治者的神化，以及无数的谶纬故事。在《魏书》中，那些北魏的名臣变得既像道学家，又像占卜的巫师，他们总是朝皇帝做着各种预言，要求皇帝根据这些预言治国。
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据《魏书·太祖纪》记载，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朝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五经博士，并录取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则继承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书籍，写了一本三十篇的《新集》。
据《广弘明集》记载，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继续前两代的政策，在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国家宗教模式。
北魏的皇帝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儒教时，最初并没有忽略另外两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实际上，自从西晋末年北方动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儿关系，于是他们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宗教。比如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就曾经在河北地区崇佛，受到汉族大臣的质疑，认为应该用儒来取代佛，而石虎却认为：佛是外面来的神，而我就是从边外来的，所以崇佛本来就是我的风俗。
前秦苻坚对于僧人道安的尊敬，后秦对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的资助，都是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
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所以最初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中山、经略燕赵时，对经过的佛寺都致以敬意，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另外，除了尊崇儒教、尊敬佛教之外，道武帝对于黄老之术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可谓三教同尊。
《魏书·释老志》：“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道武帝这个时期，一个特殊的机构也建立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僧尼事务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
太武帝即位后，本来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大量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胡夏（陕西）、北凉（甘肃）都是佛教发达的国家，在灭亡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大量僧人出现在统一后的北魏。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而这时，两个人的出现彻底转变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好感。他们是信奉儒教的崔浩和道士寇谦之。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在北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汉人的崔浩是第一大功臣，他帮助太武帝进行汉化改制，而他本人则是汉朝儒教的信奉者。在明元帝时期，崔浩就为皇帝解说《易经》和《洪范五行》，常利用“天人感应”来解说政治。崔浩发现，北魏在建立官僚体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佛教，因为佛教已经是一种组织化的宗教，而且不属于官僚系统内的组织。它有着大量信徒，占据不少社会资源。只有打掉佛教，才有利于北魏官僚系统的正规化。
为了与佛教对抗，崔浩引入道士寇谦之，将他介绍给太武帝。于是，太武帝从早年的信佛突然转向信奉道教，并把国号改为“太平真君”。寇谦之也利用北魏政权的力量建立天师道，试图将道教国教化，变成北魏政权的支柱。
在崔浩的直接策划以及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有了灭佛行动。与之同时进行的，是北魏儒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太学，禁止私学，官方也就垄断了人才的思想。
《魏书·释老志》：“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 不过，寇谦之与崔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他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争执，但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受到报应，离灭门不远了！
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崔浩被杀，表面上源于他主持编纂的《国书》。这是一部关于北魏历史的著作，对北魏皇族的历史，他写得非常详细，却没有想到要为皇帝避讳，不仅写了好事，也写了丑事。写完后，有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崔浩对于书的质量有信心，所以赞成了。但在反对他的人看来，却是故意暴露北魏皇室的丑事，这也给了政治对手把柄，让他们借助《国书》事件害死了崔浩。
《魏书·释老志》：“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崔浩死后，儒教势力暂时遭受挫折，佛教势力再次抬头。以他的死亡为界，佛教徒遭受迫害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太武帝又过了几年才死去，但佛教遭受的迫害已经大大减轻，人们可以偷偷信佛了。除了都城之外，其余地方恢复得更快。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 虽然名曰恢复，但实际政府的控制却是加强了，比如，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限制，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更远的地方十人。
一个州只有几十位僧人，这样的数目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社会僧人的数量早已突破了限制。但这些数字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思路就是控制佛教规模，不让它成长为政府的威胁，也限制它获取社会资源的数量。
《魏书·释老志》：“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佛教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僧人在民间游历，而规定僧人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
当然，政府控制佛教，也要同时给予僧人们足够的好处，以利益换取服从。而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做出妥协。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僧人昙曜认准了皇帝的底线，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六十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祇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祇粟”，僧祇户获得的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由于北魏的税收并不轻，成为僧祇户最初是人们减轻负担的一种做法。
昙曜还请政府赐予寺院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批准，就创造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寺院经济。僧祇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
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当皇帝的税收过度时，会有许多人来给寺院当僧祇户，或者把地卖给寺院，再来帮寺院种地，寺院收取的租金更低，也就避免了官府的残害。当官府政策好的时候，人们又会从寺院流向社会。
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两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与此同时，官方的语言体系仍然是儒教的，官僚系统的晋升也主要是从儒生中选取。儒教和佛教达成默契，一方占据政治主导权，另一方则获得经济资源。
唯一没有从这种默契中获得太多好处的是道教，于是，道教开始反击了。
本表整理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表5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
老子佛陀的迷雾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据《广弘明集》记载，在皇帝面前，佛教和道教的代表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交锋的内容是：佛陀和老子的关系。
这一年，孝明帝更改年号，举行大赦，召集佛道的代表来到殿前。道教的代表是清通观道士姜斌，佛教的代表是融觉寺僧人昙谟最。
双方到齐后，皇帝开始提问：老子和佛陀是不是同时期的人？
道士回答：老子西入化胡。而佛陀在当时是老子的侍者，所以，他们是同时期的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道士的回答实际上来自一桩公案。在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本叫作《老子开天经》的书。这本书的记载显得很奇特。根据正史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西去，在关口碰到了守关的关令尹喜。尹喜请老子留下点儿文字，于是老子挥笔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后离开。
《老子开天经》却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发挥。在书中，尹喜并没有离开老子，而是跟着他一起去了西方。当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印度的地方时，老子让尹喜摇身一变，变成了佛陀，留在印度普度众生。
现代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本书是后人编纂的，但在南北朝时期的道士们看来，这本书说的却全是史实。他们用这本书来证明：第一，道教比佛教更早；第二，道教比佛教更高明。
听了道士的话，僧人立刻反驳说：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道士回答：有一本书叫《老子开天经》，我是根据这本书知道的。
僧人追问：那么，老子又是周代哪个王的哪一年生的？哪个王的哪一年西去的？
原文如此。大部分文献记载尹喜是函谷关令。 道士回答：老子生于周定王三年（公元前604年）乙卯年，出生地是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人。到了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丁丑年，成了周朝的守藏吏。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迁为太史。到了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庚辰年，那年老子八十五岁，见到周德已衰与散关令尹喜 西入化胡。这已经足够详细了。
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纠正原文的计算错误，也无法根据僧人的说法还原佛陀的生卒年月。 僧人接着反驳说：佛陀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涅槃。在佛陀涅槃后，经过三百四十五年，才到周定王三年，也就是老子的生年。老子活到八十五岁，到了周敬王元年，才和尹喜西行。这时已经距离佛陀涅槃四百二十五年了。 老子比佛陀晚生这么多年，怎么还能当上佛陀的师父？
道士反问说：如果佛陀真的生在周昭王时期，又有什么文献做依据呢？
僧人说：《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这两本书里都有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书也是后人伪造的，就如同道士们把《老子开天经》当成史实一样，僧人们把《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也当成史实使用。
在辩论中，僧人的气势压住了道士。于是道士试图把话题引向孔子和佛陀的比较，试图拉拢儒教阵营一同反驳佛教，但被及时制止了。皇帝的大臣宣布，道士姜斌观点散漫，没有宗旨，辩论失利。
辩论末了，皇帝又追问了道士一句：你说的那本《老子开天经》从哪里得来的？是谁说的？
道士只好和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茔等人，一同去取经书。取来后，皇帝分发给一百七十多个大臣，一同阅读。读完后，众人认定，老子只写过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认定它是伪造的。
皇帝气得要把道士判处死刑，被其他的僧人劝说着没有杀，而是流放到偏远的马邑（现山西朔州）才作罢。
这次争论以佛教的胜出而告终。现代人感兴趣的不是辩论题目本身，而是辩论的过程。这次辩论代表着当时考据学的较高水平，却又有无数的缺陷。双方旁征博引，详细计算，值得肯定。但他们引用的经文都是伪造的，不仅《老子开天经》不是老子所作，就连僧人引的《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也不知是何许人写的伪书。佛教之所以胜出，只是因为此时的皇帝更喜欢佛教一些，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次争论也将数百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说得明明白白。在未来几百年里，中国还会发生多次大规模论战，而每一次的主题都围绕着老子的身份展开。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之后创立的，把佛教当作道教的一个支派，而佛教则坚决否认这一点。
遥想佛教刚进入中国时，为了人们便于理解，不断地往道家的概念上靠，现在羽翼丰满后则极力否认与道教的联系，只能感慨世事变幻。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 关于老子化胡的起源，最早出现在《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汉桓帝时期的大臣襄楷的奏章当中，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时候出此传言，可能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不理解，也可能是佛教故意附会让人容易理解。西晋时期，国子监祭酒王浮和僧人辩论时，写下了一部《老子化胡经》。 此时佛教徒已经明确不同意老子化胡的说法，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除了这部《老子化胡经》之外，流传到现在的材料，还有前面辩论中提到的《老子开天经》。另外，北周时期的前司隶、母极县开国伯甄鸾也曾经写过一部《笑道论》，《广弘明集》中说《笑道论》专门嘲笑道教理论，其中引用了许多道教的书籍片段，比如《太上道君造立天地》等。
在甘肃平凉崆峒山的老君楼，至今保存着一组著名的壁画，称为《老子八十一化图》，也是描写老子的诸般变化。
不过，流传到现在的《老子开天经》可能不是当年佛道大辩论时用到的版本，其中并没有关于老子化胡的记载。这本书写的是道教综合了所有神话之后，设计的一个宇宙生成过程，既带着一点儿玄学色彩，又有佛教特点。
根据书中记载，最初天地之间是一片浩荡，没有形状，没有天地阴阳日月东西，只有一片无以名状的广阔。而此刻的老子是没有形状没有言语的，很难说他是人。这和西方哲学中后来的上帝形象很相似，西方的哲学家们慢慢地抛弃了上帝是人形的看法，把他当作一种无处不在的意志。而这里的老子也是类似的。
在这片浩荡之中，产生了所谓的“洪元”，又经过了一万个“劫数”（这是个佛教用语），才产生了“混元”，又经过了万劫百成（百成是八十一万年），到了“太初”。
“太初”时，老子也成形了，从虚空中降落下来，带来了一部《开天经》，经文四十八万卷，每卷四十八万字，每个字方圆一百里。“太初”在经文的作用下，分开了天地，产生了日月、人类。之后到了“太始”。不再具体叙述要经过多少年，从“太始”开始，又经历了“太素”“混沌”“九宫”“元皇”“天皇”“地皇”“人皇”，之后开始了各位圣人的统治，而老子都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老子开天经》写到夏商周就结束了，没有继续写老子如何去西方变佛。而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了《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序说》：“尔时老君告诸国王：汝等心毒，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断众生命。我今为汝说《夜叉经》，令汝断肉，专食麦莎，勿为屠煞，不能断者，以自死肉。胡人狠戾，不识亲睐，唯好贪淫，一无恩义。须发拳鞠，梳洗至难，性既膻腥，体多垢秽，使其修道，烦恼行人。是故普令剔除须发，随汝本俗而衣毡裘。教汝小道，令渐修学，兼持禁戒，稍习慈悲，每月十五日，常须忏悔。” 王浮的《老子化胡经》虚构了老子出函谷关之后的行程：第一，他到了于阗国的毗摩城，在这里招来了一堆仙人，又度化了八十多个国家的国王，教导他们杀生太多，要修道赎罪。由于这些人不洗澡，身体腥臊，于是又命令他们剃头。 第二，他到了摩揭陀，立浮屠教，然后回中原，去扶桑（日本）。第三，派遣尹喜托生于印度，成为佛陀。
而在甘肃崆峒山发现的《老子八十一化图》虽然出自明朝，但也详细叙述了老子的化胡经历。在他的八十一次变化中，从第二十七个变化开始，老子就进入了西方世界。第二十七化是进入罽宾，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大乘佛教发源地），度化了那里的国王和王子，并说了《莲华经》《光明经》《涅槃经》《四十二章经》等。第三十四化则明确提出，老子让尹喜当佛，去度化克什米尔人。之后，老子开始降伏九十六种邪道，并在各个西域国家游荡显神。第四十一化到了天竺，也就是印度，给各个国王传授佛教戒律。第四十五化则说老子又托生于天竺的迦毗罗卫国摩耶夫人腹内，成了净梵王子，继续度化众生。从第四十七化开始，又回到了中原来点化孔子。由于八十一化图是明朝画的，后面的诸般变化，一直说到了宋朝，才告结束。但从前面这些变化，可以明确地看到当时的道教是如何穿凿附会，把佛教说成了道教的分支。
佛道大斗嘴
自从有了《老子化胡经》之后，佛道之间的辩论就再也没有断过。上节提到的北魏孝明帝时期的辩论可以被看作第一次。到了继承北魏政权的北齐，出现了第二次。
这一次辩论记在了唐朝僧人道宣所写的《集古今佛道论衡》里。这本书记载了东汉明帝到唐高宗时期的佛道辩论事件，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
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据《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记载，同样是皇帝召来了佛道的代表进行辩论。书里将这次辩论神化成了法术的大比拼，但实际上，可能仍然是义理的比较，最终佛教胜出，皇帝让道士削发为僧。
而更重要的辩论出现在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是鲜卑人，却一心用儒术治国，对佛教充满了警惕心，这也使得佛、道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广弘明集》：“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爱润黎元等无持毁。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勤用蚕以充户课。供政课以报国恩。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于是衣寒露养孤生匹鳏夫配寡妇。矜老病免贫穷。赏忠孝之门。代凶逆之党。进清简之士。退谄佞之臣使。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沈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 据《广弘明集》记载，北周武帝最初试图利用儒教，并相信汉朝儒教的谶纬，被道士张宾迷惑后，决定亲近道教、远离佛教，甚至穿上了道士的衣服，而另一个人卫元嵩则怂恿北周武帝建立一套以皇帝为中心、集成三教的新宗教体系，叫作平延寺。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北周武帝召集了名僧、儒者、道士以及百官两千多人。这次讨论的目的，是给三个宗教排定座次，他心目中的座次是：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
他这样排的理由是：根据《老子开天经》等道教经文的叙述，道教在天地产生之前的混沌状态时就已经有了；而儒教则产生于周代，而且儒教是治国的宗教；至于佛教，根据《老子化胡经》的叙述，则是老子的小跟班尹喜创立的，所以更晚，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是在汉朝。
讨论到后来，北周武帝再次改变主意，想直接废除佛教，但后来没有做结论。随后，他命令大臣甄鸾写一篇命题作文，讨论佛、道二教的优劣，他没有想到，认真的甄鸾竟然洋洋洒洒写了三卷书呈了上来，这就是有名的《笑道论》。
《二教论》和《笑道论》全文分别见《广弘明集》卷八和卷九。 《笑道论》直接针对皇帝的说法，对道教进行了三十六条批驳。皇帝大惊，他的本意是取消佛教，没想到大臣却和他对着干，于是召集群臣讨论，给甄鸾扣上了“伤蠹道法”的帽子。而这时，另一位僧人道安又上了一本《二教论》 ，继续批驳道教。武帝最后无奈，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议题。
《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这也看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教天马行空，逻辑性较弱，其文献也显得支离破碎，更多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而佛教内部文献则早已接近学术论文的水平，虽然逻辑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这样确定的形式，但已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巅峰。
《道门大论》：“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达妙，其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 《笑道论》分成三卷三十六条，批判了道教的三十六个论点。按照作者的说法，《笑道论》是嘲笑道教经典号称三洞 ，而当时的道教经典号称三十六部。
此处总结参考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 这三十六条又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点。
《笑道论》：“老子遂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狩，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 第一，道教书籍中的记载互相矛盾。比如所谓“造立天地”，道教经典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在《太上老君造立天地》中声称老子的身体变成了日月山川， 可是其他书（比如《老子开天经》）又说天地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第二，书中的记载违背了历史常识。比如“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这样的记载，而年号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在周代就编造年号，显然不符合历史。
第三，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混乱不堪。一会儿说老子化成佛陀，一会儿说老子的跟班尹喜化成佛陀。甄鸾总结了各类书中共五种说法，每一种都不同：尹喜化佛是一种；老子化佛又有两种，一种是在克什米尔成佛，另一种是说在“维卫”这个地方化佛，也叫释迦；第四种是说老子的老婆号称释迦；最后一种是说老子度化了印度王子悉达多，号称释迦。到底哪个是真的，人们无从知晓。
第四，道教经典中有许多荒唐污秽的道术，还在房中术上大做文章，这在当时的佛教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第五，道教经典原创性不足，借用了很多佛经的内容。比如《妙真偈》和《灵宝经》借用《法华经》的内容。
这次辩论没有胜负结果，但是从理论上，佛教一直保持着对道教的优势。
除了北周的理论辩论之外，佛道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元朝。由于明朝是铁板的儒教治国，清朝又明确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其余佛教流派，以及道教处于在野地位，纷纷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去了，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争夺高层资源而辩论了。
隋朝时，隋文帝也发现了老子化胡的塑像，觉得很奇怪，召集了一次佛道辩论，辩论的题目仍然是老子化胡问题。隋炀帝时期，佛道继续辩论，到了唐朝高宗、玄宗、德宗时期，也都有辩论。
可以说，老子化胡问题只是中国文人的戏谑之作，等于吵不过就编一些盘外招，却意外地引领了千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便利性，利用这个主题挑动双方争论，再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在一个吃肉的同时，另一个却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佛、道两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皇帝，围绕着皇帝打转。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周武帝在挑动了佛、道之间的妒忌心，发动了辩论之后，突然决定哪个也不支持，将两个一块儿干掉……
不屈的僧人
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北周武帝再次协调三教问题，召集佛、道和官员们探讨三教的排位。此时的皇帝已经想明白，统治还是必须用儒教，这次的排位变成了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
佛、道两家争吵不已，皇帝也烦了。北周武帝忍无可忍，终于下令，佛、道两家都要禁止。于是经书全部烧毁，佛像砸碎，所有僧人、道士一概还俗，编入户籍成为纳税人，而所有祭祀，只要是儒教经典中没有记载的，一概废除。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或者称为“法难”。
北周武帝灭佛与当初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太武帝对不听话的僧人进行武力消灭，而北周武帝却没有消灭僧人，只是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的措施之所以更缓和，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孝文帝（和他的祖母冯太后）改革，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化改革”，这样的提法偏离了重点。他改革的实质，是建立一套社会控制体系。北魏皇室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而北方经过多年的战乱，也早已经社会失序，基层结构都乱了套。所以，孝文帝和冯太后就是要把这个失序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他们建立了完整的官员俸禄制度，重新分配土地，建立完整的户籍制度和纳税体系。当这些改革完成后，皇帝就已经对社会的人口和资源都有了详细了解。北周后来继承了北魏的社会结构。
在北魏太武帝时，皇帝对社会基层控制力弱，即便想让僧人还俗，但是由于对基层不清楚，僧人们阳奉阴违，白天还俗，晚上就逃走了，继续跑到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当僧人。至于全国僧人的户籍，皇帝也查不清楚。所以要灭佛只能采取激进的措施，用武力把反抗者吓服。
而北周武帝时期，皇帝已经有了僧人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僧人一目了然。皇帝把僧人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县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僧人就跑不掉了。
所以，两次灭佛的不同，反映了皇权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加强。
武帝灭佛之初，北方还没有统一，西部的陕西地区掌握在北周手中，而东部的中原地区则掌握在北齐手中。几年后的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入北齐都城邺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于是，灭佛的措施也推进到了北齐的疆域之内。
《广弘明集》：“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逾远，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文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经广叹，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福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倾竭珍财，徒为引费，故须除荡。故凡是经像皆毁灭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诸大德谓理何如？” 进入邺城后，皇帝召集北齐的僧人前往邺城，向他们宣布废除佛教。皇帝的诏书包括了几层意思：第一，原本要三教皆废，但考虑到儒教是治国之道，所以保留，但废除其余两教；第二，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佛像、佛寺和佛塔，费钱无数，却无助于信仰，予以铲除；第三，僧人不尽孝道，国法不容，还俗回家。
皇帝本来以为，他只需把僧人召集起来宣布诏令，就足够了，却没有想到，他突然间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胆的僧人的攻击。这也成了佛教精神不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所有被召集的僧人中，有一位叫慧远的僧人。当别人都默不作声时，他突然站起来开始反驳皇帝。针对皇帝诏书里说的“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所以要铲除佛像”，慧远认为：真佛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普罗大众要靠佛像来维持对佛的崇敬，毁掉之后，大众会不习惯。
他举了一个非常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如果形象是不需要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有七庙，里面不也塑有三皇五帝，以及皇帝祖先的雕像吗？
皇帝铁了心废除佛像，竟然说：七庙是上代所立，也不是我想要立的，我也认为这不好，干脆一块儿废除。另外，皇帝认为，佛经是外国之法，中国不需要它。
慧远又打了个巧妙的比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在的鲁国对于秦国、晋国来说，也是外国，是不是说，孔子的儒家就不应该在秦国和晋国通行呢？至于皇帝要废除七庙，就是不尊重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是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导致五经无用，皇帝一会儿要尊崇儒教，一会儿又要废除儒教的根本，这是不是也是矛盾的？如果儒道释三教都不要了，又如何治理国家？
皇帝反驳说：鲁国和秦国、晋国虽然是不同国家，可是都属于华夏（王者一化）之地。
慧远说：鲁国和秦晋都属于华夏之地，那么中国和印度还都在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之地呢！
皇帝无语。
慧远接着批驳皇帝逼迫僧侣还俗，他列举儒教提到的“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这也是孝道。意思是说，僧人不见得非要回家伺候父母才叫孝顺，在外行道，为父母挣名，也叫孝顺。
皇帝认为：父母如此恩重，如果抛弃父母，远离父母，就算是孝顺，也不是至孝。
慧远立刻又抓住了皇帝的把柄，反驳说：如果远离父母就不是至孝，那么，陛下的左右大臣们为了给陛下当官，都必须远离父母。为什么陛下不放你的大臣都回家，而是要让他们跟着你至少五年见不到父母呢？
皇帝说：我也是轮番派他们回家伺候。
慧远说：佛教也让僧人们在冬夏修道，春秋回家伺候父母。
皇帝又无语了。
慧远接下来的话成为中国历代皇帝能够听到的最大胆的话。他声称：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就是“邪见人”，而邪见人是要下地狱的，在阿鼻地狱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慧远的诅咒让皇帝勃然大怒，他直视着慧远，说道：如果百姓幸福，那么我宁肯下地狱。
慧远说：陛下你以邪法引导人，是在种苦业，凡是听从你的人，都会跟着下地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