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581—960年。
隋唐五代：从现代边缘坠落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的朝代，儒、道、释三种宗教都受到政府的重视。
在科举考试中，注重文采的进士科地位远在学习儒教经典的明经科之上，表明唐朝统治者对于经文并不看重，而是更加注重人的实际素质。
唐朝皇帝由于把自己的李姓追溯到了老子，道教受到了优待，甚至在科举中也有道教科目。道教对于唐朝最大的影响在于文学，唐朝文人的想象力大都来自道教的熏陶。
玄奘去印度取经，试图将理论更加完善的唯识宗发扬光大。但中国人并不喜欢印度哲学过于繁复的思辨，反而是更加本土化的三大宗——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在唐朝大行其道。玄奘取经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他的目的最终却没有达到。
唐朝在三教之外，是一个极其重视实际治理能力的朝代。随着王朝制度的复杂化，人们开始将政治当作一种实务学问（科学）予以重视，这种科学精神传给了宋朝。
到了晚唐，人们反思三教竞争带来的思想不统一，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学者重新推动儒教的回归。这场运动在唐朝没有带来果实，却在宋朝结出了硕果：中国哲学再次回归统一，最活跃的时代过去了。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位僧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这次事件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大事件。
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位僧人历经千辛万苦取来的经文，对于中国佛教却并没有很大用处。从历史地位上看，大唐玄奘法师的印度之行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是从效果上看，这次西游带回来的成果却是一次完败。
《西游记·第十二回》：“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认为，玄奘西游是为了取得真经，而所谓“真经”就是大乘佛教的教法。按照书里的说法，唐朝流行的仍然是小乘佛教，观世音让玄奘去取经，就是用大乘佛教来替代小乘佛教。
更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十章。 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唐朝在玄奘之前，流行的已经是大乘教法。大乘佛教主要包括了般若、唯识、真常三支， 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是般若学，其他两支也有所发展。到了唐朝，真常一支逐渐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说。
这三支的区别主要是：
般若主要讲“空”，世界的一切，包括佛法都是空的，只有理解了“空”，才能找到通向菩提的道路。
唯识则认为在世界为“空”的前提下，佛法却不能是“空”。佛法既不是“空”，也不是“不空”，而是一种微妙的真实。为了理解佛法，人们需要有独立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微妙的存在。所谓唯识，就是对这种佛法意识的解读。为此，这一支认为，人类一共有八种意识，分别是“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其中“阿赖耶”就是和佛法相关的意识。
在印度，主要流行的是般若和唯识两支。而第三支真常虽然也产生于印度，却由于中国人的发挥，主要在东亚流行。所谓“真常”，就是说佛和佛性是真实的存在，不是“空”，这种真实的存在叫真常。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继承真常，是因为这一支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工作。比如，般若和唯识两支（特别是后者）都认为，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必须分成许多等级，从低到高一层一层慢慢来，最后才是佛性。可是古代中国的真常系则认为佛性不需要分级，一次性就可以修成佛性，没有中间等级。更加省事的是，修佛也可以是顿悟的，不需要花许多辈子逐渐领悟，只要人的境界到了，可以立刻成佛。
唯识一支还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修成佛，有的人的“阿赖耶”本身就是邪的，缺乏佛性，怎么修炼都不可能成佛，这些人被称为“一阐提”，而古代中国的真常系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
到了隋唐时期，真常系成了古代中国的主流，又派生出许多分支，比如，在玄奘之前就开始流行的天台宗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
玄奘秉持的是唯识这一支，更偏重印度原教义，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唯识，由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上的问题太多，掩盖了真实的教义。更何况受到真常系的各种“污染”，很难找到一种纯净的理论。他决定到印度去寻找原始经文，将这些污染去掉。这里的“真经”，不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对立，而是在大乘佛教内部，古代中国式解读和印度原教义之间的矛盾。
那烂陀寺遗址至今犹存，本书作者访问印度时，参观过遗址内的大规模僧舍。每一个建筑内都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周边是一圈如同格子间的僧舍。一千多年前，其中有一间必定属于那位中国来的和尚。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为了寻找印度的原始教义，玄奘西行，经过西域进入中亚，过铁门关进入阿富汗，又到达克什米尔，最后进入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 学习，并在游历了整个印度之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原文，一共五百二十六策、六百五十七部。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记载，回到都城后，玄奘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出仕的要求，潜心译经，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他翻译的佛经质量上乘，更接近印度的原义。而对于唯识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编译成了《成唯识论》。在他的倡导下，唯识宗在唐太宗、唐高宗年间成了主流。
但是玄奘没有想到的是，他下这么大功夫做的事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影响。当他去世后，唯识宗又火了一段时间就迅速冷却下去，反而被从中国发端的几个宗派压倒了。这几个宗派从理论上来说和印度原典相差甚远，却主导了中国的佛教界。
他高质量的经文翻译也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印度佛教的理论性太强，思辨过于复杂，僧人读来读去都放弃了，还是更喜欢在简单的道理上随意发挥。
结果，到了武则天时期，玄奘的一切努力就已经化为泡影。如今的一些人更是不了解他孜孜以求的佛经理论，甚至有人只把他当作一个不务正业的旅行家，如果玄奘在天有灵，会更加沮丧。
为什么他的努力换不来成果呢？
实际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和印度佛教脱钩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们还是在学习外来文明，那么到了唐朝，他们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经义了。到这时，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本土创造，才能被接受，然后转化成为本土理论，再去影响周边的其他文明。玄奘想恢复纯正佛教教义的愿望根本不可能达成，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或许不明白，一种宗教，或者一种文化，并没有所谓的纯正一说，它们飘到哪里，就开始在哪里生根发芽，产生出独特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恰好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为开放，也是最为自信的朝代，人民既不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朝经学，也不拘泥于宋明以后束缚人类思想的理学，而是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的事物，发展自己的观点。唐人的天马行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也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足够的缺口。从魏晋开始，玄学和佛教注入的思辨精神，到了唐朝起到了催化作用，变得百花齐放。而统一之后的稳定又为文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便利，不再担心会战死或者饿死，他们要么做官，要么发展自己的兴趣。同时，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系列政教分离的制度，又保证了三教可以相对和平地共处、共同发展。
唐初由于社会没有恢复，百花齐放还不明显。到了盛唐时期，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儒教、道教、佛教，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对于经商感兴趣的人开始发财，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三大发明：印刷（雕版印刷）、指南针、火药，此时期也开始出现或者被大量应用。
从思想开放的角度看，唐朝之所以能创造出这绚烂的一切，和不强调意识形态有极大的联系，这个朝代也最像现代社会模式，或者说，站在了现代社会的边缘。到了宋朝，整个社会生活仍然带着唐朝留下的底子，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唐朝末年出现的意识形态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宋人的头上，并产生出了下一次神权政治的重建，让唐朝的现代萌芽没有成为现实，而是坠落回到旧的轨道之中。
作为空壳的儒教
我们常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太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那么，在科举制度刚刚实行不久的唐朝，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答案出人意料：二十年半。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文人。
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
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加起来一共是六年半。
“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本书。三本书学习的时间是每本书各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
“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传》。这两本书，每本各学习三年，加起来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的时光。五经通彻后，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考试，也就是科考。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了。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虽然暂时还是待业，但过上一两年，或者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职位。
当然，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层次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比通五经要差一些。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多年时光背十一本书，当人们把这些书背下来之后，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只适合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当一个官僚。一个人很有智慧，却不想背书，难道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吗？
且慢，这些人照样有前途。唐朝的科举制度留下了足够的后门，这个后门叫进士科。进士科与前面的明经科不同，对儒经的要求放得很低。它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写诗、写赋，或者写策文回答实际的政治问题。同时，再从一部大经中选取一些句子，贴上其中的几句，要求考生填空，只要填对了，就过了。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文采，又对社会实事有独特见解，只要参加并通过这个考试，就可以被授予进士出身，其受到的待遇不仅不低于明经出身，反而还要高一些。之所以高一些，是因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皇帝发现，进士出身的人更加干练、能做事，反而比那些明经出身的学究更有价值。许多人甚至在考了明经科之后，还要再去考进士科，因为进士科更加有利于仕途。
除了明经、进士这两大学位之外，唐朝还有其他的学位，供那些有专长的人考取。比如秀才科、明法科、书学科、算学科，分别为皇帝提供文学、法律、书法和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后来又设立了史科、开元礼等，提供史学和礼学人才。
见《旧唐书·刘禹锡传》和《旧唐书·柳宗元传》。《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 到了后期，由于明经、进士考科通过的人太多，人们从录取到授官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吏部又组织了一些二次考核，比如地位崇高的博学鸿词科，就专门考人的博学和文采，考试内容是诗、赋、论各一篇。唐顺宗时期有一个短暂的改革集团，其中著名人物有刘禹锡和柳宗元，此二人都在贞元九年（公元793年）通过进士科考试，后来又分别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进入仕途。 而当时的另一位大家韩愈则没有这么好的命，他考了四次进士才考上，又考了三次博学鸿词科，却全部落榜。 考试的艰难催生了韩愈对于唐朝多元制度的不满，开始谋求回归儒教，开启了宋儒的先河。
唐朝通过这样一种多元化的考试机制，提供了多条路径接近中央政府，避免了人才的单一化。
当科目如此众多时，儒教的地位就下降了。
唐朝之所以仍然把儒教经典当作统治的基础，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历史原因。唐朝继承了隋朝制度，隋朝继承了北周的制度，而北周继承了北魏的制度，北魏建立制度时，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无法取代儒教对于社会的管理功能，虽然在皇帝的信仰上已经多元化了，但在社会组织上，仍然采用了儒教的一套。
当北魏制度传递到隋朝后，又加入了科举制，也就是用儒教经典来测试人才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汉朝的翻版，汉朝虽然没有明确的科举，但仍然利用儒教经典选拔人才。
到了唐朝，皇帝意识到，儒教可以维系政治结构，但仅仅在儒教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治国人才，于是，选拔的标准多样化了。
这时，儒教反而被边缘化了。需要背二十年书的明经科在唐朝并不受欢迎，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明经科进入仕途并不受重视，反而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能当大官，这个闸门一开，儒教经典更少人问津。
唐高宗时期开始，进士科基本上不再读古文的儒经，而是阅读当代人的时论，并比拼诗词歌赋，用这些现代的知识取代了古代的死书。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现世的关注超过了古代，也造就了唐诗的发达。
中国的诗歌在《诗经》中就有发展，到了屈原时期告一段落。从汉朝开始，人们写诗就在古代风格中打转，多少人仿过《离骚》，又有多少人仿过《诗经》，却很少有人敢于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诗。汉朝的汉赋多是空洞无味，充满了各种古典的词语，但大部分内容都是歌功颂德，即便有一点儿不是歌功颂德的，也隐藏在华丽的辞藻中让人看不出来。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学会说自己的话，但从体例上，当时的诗歌仍然过于简单。只有到了唐朝，由于皇帝的科考都更重视当下的学问，鼓励了人们抒发自己的感情，产生了众多朗朗上口的名篇。
《旧唐书·元载传》：“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 但唐朝的皇帝对当代文学内容入考题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将一些非儒教的学问加入。唐高宗、唐玄宗时期，都曾经把《老子》加入考试当中，而唐玄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道举科，考试的书目是《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是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享受的最高待遇。比如，唐肃宗、唐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出身。他擅长道家学问，曾经参加过其他科目的考试，但总考不上，这时，恰好唐玄宗设立了道举，他一举考中。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儒教无法做出足够的调整来适应，在唐朝的存续期内，儒教虽然表面上看是统治宗教，实际上却已经被边缘化。唐朝的儒教就这样处于蛰伏状态，直到中晚唐时期才悄然恢复。而佛教和道教却处于强势地位，共同构成了一幕多元文化的大合唱。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表6 唐朝的学校制度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表7 唐朝学校学习儒教经典的要求
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表8 唐朝科举考试内容
北传佛教的兴盛
在玄奘对佛经真义孜孜以求时，中国的佛教徒们却已经抛弃了印度过于烦琐的教义，发展出更加简洁的理论，也更便于普通信徒理解。
这套教义的根本点和我们现在的北传佛教已经很相似，具体如下。
第一，世间万物都是苦，要想摆脱这种苦难，必须理解世间万物都是空的，理解了空，就可以悟道成佛。作为对比，印度佛教普遍认同万物皆空，但是到底佛法是不是空的，却有很大争议。北传佛教根本就没有思辨到要考虑“佛法是不是空”这样的问题，一句“万物皆空”就将一切争论都掩盖了。
第二，人们修行不再是为了修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大法，修的是“佛”，即菩提道。所有的人都有佛性，修道就是打开佛性的过程。印度佛教则认为有的人修不成佛，北传佛教则给了所有人希望。
第三，打开佛性可以是一种顿悟，只要悟了，就直通佛性。印度佛教是分等级的，需要用很多辈子去逐渐升级，最后达到佛性。
北传佛教基本上都是在这三点共识之上发挥，这三点共识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玄奘想恢复印度佛教烦琐复杂的教义，最终却败给了这三点共识。
唐朝以来，佛教在这三点共识之上又产生了三大宗派，这三大宗派分别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世界的解释不同。现在人们将世界划分成宇宙、星系、太阳、地球、生物圈、人，然后进入人的思想，对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进行剖析。但佛教对世界的解释却是另一种模样，并且每一个宗派都有所区别。
天台宗出现最早，还带着南北朝时期般若学的痕迹。它发源于南朝陈、隋时期的僧人智，尊崇的佛经是《大涅槃经》和《法华经》。天台宗对世界的认识隐藏在智最流行的理论之中，这个理论叫“一念三千，百界千如”。
要将其解释清楚，我们必须从包含一切法的十个“如是”来说，所谓十个如是，指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界认识的各个方面。由于佛教不承认客观世界，所以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从主观出发的：如是性（本性）、如是相（表象）、如是体（实体）、如是力（功能）、如是作（活动）、如是因（主要先在条件）、如是缘（辅助性先在条件）、如是果（直接后果）、如是报（间接后果）、如是本末究竟等（以上全体过程）。
另外，它将带有自我主体意识的生物（自我境界或生命之等级）分成十个界，分别是：四圣（佛、菩萨、缘觉、声闻）和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恶鬼）。
这十个界的每一界又有通向其他界的道路，所以十界就成了百界，而每一界都有十如（十个如是），这就构成了“百界千如”。“百界千如”可以理解为整个世界的多层次和多样。
而“一念三千”的“三千”，就是在千如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三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构成。“一念”是指人的一念之间，即一念之间就可以穿透三千如的厚度，人的一念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也可以参透任何机缘。
从这个概念讲，人要理解佛法，是非常迅速，也非常全面的。而天台宗就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向外扩展，将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传承下去，形成了庞大的教门，构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第一个佛教派别。
在武则天之前，天台宗和玄奘建立的法相唯识宗是主流。但在武则天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信奉者大都出自士族大家，这些人和李氏一起反对武后，于是，武后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扶持了两个小门派取代了天台宗和法相唯识宗的地位。这两个新的门派是华严宗和禅宗。
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也属于真常一系，都主张佛性和顿悟。它们的教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来源上却有所不同。天台宗是从般若一支发展而来，加入了真常的教义。而华严宗则是从唯识一系的地论宗发展而来的。
地论宗（属于唯识一系）认为，人类要想取得佛性，需要打开第八识阿赖耶来找到佛性。而华严宗则把这个观念发展成法界的观念，认为佛性就存在于法界，而法界又分成了四个，分别是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分别对应于现象、规律、现象与规律的关系、现象与现象的作用。从这儿再发挥开去，继续探讨。
华严宗还把世界上的佛教分成了所谓五教十宗。其中，五教指的是佛教发展的五个阶段，分别是小乘教、大乘始教（主要包括大乘中观和唯识）、大乘终教（主要包括真常，也就是主张一切众生都可成佛的一系）、顿教（主张人们不需要分阶修行，而可以立地成佛的一系）、圆教（专指华严宗，认为它是圆融包容所有内容的一系）。十宗指的是：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明宗、一切法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具德宗。
在北传佛教三宗之中，历史上最成功的非禅宗莫属。对于印度原始佛教来说，禅宗是最不可理解的一宗。
禅宗和佛教其他支派的关系，就好像是《论语》和五经的关系。最初，儒教是靠五经立论，也就是《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来阐明儒教的内容，孔子的最大功劳就是整理了五经，形成了儒家的教义。而《论语》则只是他的一个语录，在汉朝的儒教徒看来，《论语》并不算经典，只是一种日常的小品文而已。但到了宋朝，《论语》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人们宁肯看小品文，也不再看五经了。
佛教的经典更是汗牛充栋，人们无论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完，可是禅宗竟然把几乎所有的经典都抛弃掉了，把六祖慧能的《坛经》奉为经典。实际上，《坛经》就像《论语》一样，只不过是一本语录摘抄而已，没有统一的观点，只是一种语言的集合体。
至于《坛经》的教义，也是最简单的。它比起其他宗派，更看重禅定的作用，也就是打坐进入无我的状态，认为通过禅定，就可以达到佛性。在佛教中，讲究“定慧双修”，也就是禅定和经义同时修炼。禅宗却认为，禅定和经义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是等同的，通过一种修炼，就可以达到佛性，所谓“定慧无二”。
到了唐朝后期，禅宗发展迅速，之后穿越了历次改朝换代的灾难，一直长盛不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简单性。别的宗需要大量的预备知识才能听懂，可是禅宗的道理一说谁都明白。
由于汉儒们制定了一套不需要思辨的宗教体系，所以，禅宗也将思辨的地方尽量去除，将禅宗又退回到如同玄学一样，只依靠少数概念就能运转的体系之中。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
向老子认亲的王朝
《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在对待道教和佛教的关系时，唐朝还有一点儿特殊性。唐朝的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是老子的后代，他们在佛道二者之间是有偏向的。在隋朝，佛教的地位比道教更高，隋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人们可以自由出家，并推动佛经的传播，使得民间佛经的数量大幅增加。 虽然皇帝并没有冷落道教，但对佛教的关注更多一些。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到了唐朝，由于和道教有了“亲戚”关系，皇帝们的天平开始偏向道教。在唐高祖时期，订立的次序竟然是道教最先，其次是儒教，最后才是佛教。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 唐太宗时期，儒教虽然用处不大，不受民间重视，但仍然是中央王朝的理论基础，排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在道教和佛教争论的问题上，皇帝依然偏向道教，下令在皇家仪式上，道士走在僧尼前面，在列名时道士也要在僧人之前。
唐太宗的诏书引起僧人的大反弹，直到唐太宗以杖责、流放作武器，才击退僧人的进攻。整体而言，皇帝虽然崇道，却并没有压制佛教，还鼓励其发展。玄奘归来后，唐太宗给他建寺翻译佛经，就是很好的证明。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平息僧道矛盾，皇帝规定二者排名不分先后，集会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偏不倚，算是对唐太宗政策的纠正。
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僧道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则天对于唐王室的防范心理，导致她更加偏向佛教，在其统治时期，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
武则天晚年最受困扰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如果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么由于这些儿子姓李，王朝世系就必然回到李唐当中，不再尊奉其娘家武氏；可如果让她姓武的侄子继承王位，这些武氏子弟毕竟又不是亲骨肉。这个矛盾始终困扰女皇，哪个宗教都没有给她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最终，政权重新回到李唐王室手中，道教的地位也再次提升。
虽然道教一直受皇帝推崇，但是道教在理论上的缺陷，却一直没有改善。
在唐朝，道教的神仙体系更加完善，其主神经历了一个从“元始天尊”向“太上老君”转化的过程。
《道教义枢·序》：“夫道者，至虚至寂，甚真甚妙，而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于是有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出乎混沌之际，窈冥之中，含养元和，化贷阴阳也。……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净土，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其所度人，皆诸天仙圣，无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地及诸仙官。” 在唐朝之前，道士们认为世界上的最高主神是元始天尊，指的是世界刚刚从无变成有的时候就存在的一个神。这个神出现了之后，才有了混沌，从混沌中又产生了阴阳、天地等事物。 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只不过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之一。
当时道教主要的经文是《三洞经》，这些经文缺乏哲学味儿，却充满了神仙、炼丹等内容。作为道家最基本书籍的《老子》只有五千言，不如《三洞经》的体系庞大，受重视的程度下降了。
唐朝建立后，由于李氏皇帝们认为老子是他们的祖先，情况发生了变化。皇帝们推崇老子和《老子》，道士们要向皇帝靠拢，于是《三洞经》就逐渐被替换成《老子》，太上老君的地位也超过了元始天尊。
《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置庙。尊咎繇为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唐玄宗时期把《老子》列入学官，成了官员们的必读书目。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还追封老子为皇帝，将道教的地位提升到与儒教相同了。
不过，唐朝官方提倡的道教和传统的道教并不完全一致。官方道教强调信仰，不强调仪式，官方规定官员必须读《老子》，却并不要求官员们住道观、开道场，或者吃长生不老药。官员们对于《老子》的理解，被要求往政治上靠，以求对统治有利，成为统治理论的一部分。
在私下里，道教仍然保持着修炼长生不老的本性，但此时的修炼和魏晋时期的修炼也有了区别。魏晋时期更注重外丹，也就是用金、水银等物质炼出来的仙丹；唐朝受佛教的影响，道士们更强调内丹和服气，也就是通过吐纳、调经脉等方法，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的目的。
道教不是一种思维缜密的宗教，但是道教对于仙山和仙境的想象力却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一位道教信徒，道教对于仙境的描述化成其诗歌的一部分，影响力一直保持到现代。
唐朝思想的现代萌芽
儒教、佛教、道教共同繁荣，是唐朝哲学的最大特征。人们常常以为，唐朝的哲学不如其他时代发达，但实际上，唐朝的哲学是活的和综合性的，也是最开放的。
人们不会被限制在任何一种宗教或者哲学体系之中，而是拥有着选择权，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三教同时影响。佛教给了唐朝思辨的武器，道教给了人们想象力，儒教则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稳定性。
由于每一种宗教都不是独专的，这保证了社会创造力的丰富。实际上，唐朝和宋朝是最接近现代的两个朝代，在这两个朝代里，人们过着世俗的生活，受到的束缚最少，也很少谈论那些所谓的天人合一与谶纬，更少受到各种礼法的约束。文化发达，唐诗达到了高峰。经济也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创造力十足。同时，官员们也是现代派的，他们很少谈论礼教，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从现实出发，寻找一针见血的解决方法。
宋朝之所以现代，主要是唐朝风气的余韵。而唐朝之所以现代，是因为社会开放造成的多方面发展。
在唐初，由于刚刚经过战乱，人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还没有显出优势。随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带动了政治理论和文学的发展。到了盛唐时期，经济水平已经达到高峰，出现了各种发明，文化则在“安史之乱”前后达到了顶峰。虽然“安史之乱”造成的凋敝使得唐朝的发展戛然而止，但是战乱之后，人们仍然在金融、经济理论领域继续探索。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变乱之后，宋朝继承了唐朝的学术繁荣，在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上继续突破，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宋朝人的生活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
唐宋时期的现代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都是在唐朝出现或者进入实用阶段的。除了造纸术发明于东汉，火药、印刷（雕版印刷）、指南针都是在唐朝开始大规模使用，到了宋朝更加完善。特别是雕版印刷技术，由于佛经成了人们日常所需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火药则又和道教的炼丹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在政治上，唐宋时期的官僚和现代官僚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谈论现代政治时，经常使用的词是“技术官僚”，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是政治治理上的技术派，要用理论和模型说话。唐宋时期的官员更接近技术官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汉朝、唐宋、明清三个时期的官员向皇帝阐述一个政策，会找什么理由来阐明政策的好处。汉朝官员会说：这个政策是符合上天的旨意的，在某一本谶纬书当中曾经预言过这样的政策。明清的官员会翻出四书五经，证明这个政策是孔子或者周公推崇的，或者符合儒教经典。而唐宋时期的官员则会告诉皇帝，这个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养活多少人民，或者带来多少财政收入，他们对于老天爷怎么看，或者孔子怎么说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政策本身。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现代的方式。只可惜宋朝之后的转向，不仅没有保持这种现代性，反而产生了另一次保守主义运动，回归儒教。
第三，唐宋时期已经进化出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现代的许多商业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最典型的商业现象就是唐代的汇票和宋朝的纸币，这些技术最初都产生于民间，而民间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先进的技术，是因为金融需要。海关关税也产生于唐宋时期，对于贸易的重视、对于商人的友善，使得唐宋时期的商业理论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而这些都来自唐宋时期政教分离和宗教竞争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继续下去，那么古代中国有希望走入现代，而不是归于千年往复的循环，无法自拔。
回归孔夫子
唐朝最大的问题在于财政结构的失败。隋朝曾经建立了高效征税机器，但这台机器过于高效，将民间经济迅速抽干，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建立之后，继承了隋朝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是税收机器却一直无法重建，不管唐太宗想了多少办法，唐朝一直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来养活官僚机构和军队。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到了唐玄宗时期，北方开战，由于财政无法养活军队，唐玄宗只好采取了一个极端的做法：设立节度使，将地方的行政权、收税权、军事权都交给节度使，让他们自己征税征兵，养活军队。 这种做法就把国家军队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军队，从而导致“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中，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而随后的藩镇割据更是让人扼腕。藩镇们割据一方，不再听从皇帝的号令，对文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他们为皇帝的软弱无力感到耻辱。许多人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灾难，得出的结论却是：唐朝的自由精神破坏了整个王朝的社会结构，使得皇帝丧失了权威。他们认为如果要恢复权威，关键是要恢复儒教的中心地位。到此时，唐朝最自由的阶段过去了，儒教正在悄然重建。
重建儒家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
韩愈虽然出自官宦之家，但从小是孤儿，家境并不富裕。这种条件下，他无力接触当时的名人达士，只能闷头读儒家经典。到了长安之后，受当时风气影响，没有参加明经科考试，而是参加进士科考试，结果第四次才中。接下来为了获得官职，又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更是三次都不中，也是第四次才入围。
《韩昌黎集·答崔立之书》：“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这一段经历对韩愈的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进士科和博学鸿词科考的都是诗词歌赋，而不是儒家经典，让他感叹这样的考试毫无用处。他看到了考试的缺点，当时人们写文章时为了表现文采，喜欢使用排比句，堆砌辞藻，韩愈认为这样的文章没有价值。
当然，他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这就像现代人看待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一样，虽然有许多科目看上去是没有实用性的，但整体上而言，考试还是能把较为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但不能保证对每一个人绝对公平。
韩愈“跳龙门”成功之后，开始谋求改变社会风气。他提出了一种文学上的运动，叫古文运动。这个运动在唐朝的代表人物是他和柳宗元，持续到宋朝，代表人物是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这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来历。
所谓古文运动，是希望人们学习夏商周三代和汉朝的方法进行写作。这个提倡看起来很荒谬，比如，汉朝的汉赋是使用排比句最严重的，辞章华丽却空洞无物，是韩愈讨厌的文风的鼻祖。而韩愈提倡的文字却是简洁有力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而不是为了堆砌形容词。这样的提倡实际上和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如出一辙，自然也不是复古式的。
不过，古文运动又可以和文艺复兴进行比较。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打着“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号，而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化。
古文运动本身是一场极具影响力的运动，在“唐宋八大家”的提倡之下，人们的文章风气大变，变得更加有逻辑性和可读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从骈文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过渡。
在唐朝，仅仅从古文运动的成就来讲，另一位与韩愈同时期的人柳宗元的成就可能更高。韩愈的文章总是试图说理，而说的道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迂腐；柳宗元却擅长写小品文，比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简单短小却字字精辟，代表了中国文字的最大魅力。
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图。他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以复古为招牌，希望将佛、道的势力排挤出去，重新树立起儒教的权威，建立以儒教为正统的社会。他之所以提倡“三代”和汉朝的文风，就是希望返回到“三代”和汉朝的儒家传统之中。
所以，当人们接受了他的古文运动之后，也就逐渐接受了回归儒教的理念，社会风气也在逐渐从开放变得封闭。
《韩昌黎集·与孟尚书书》：“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某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以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对于佛、道的痛恨反映在他自己的文字之中，他曾经说：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祸害，比起杨朱和墨子当年要大得多。并自诩即使不如孟子贤良，也要尝试以螳臂当车的勇气来阻止佛道对于社会的破坏。
不过，韩愈想恢复的儒家传统并不是汉朝儒教式的。汉朝儒教喜欢谶纬和天人合一，这套理论已经陈旧到不会有人相信了。唐朝人看汉朝的谶纬观念，就像我们现在讨论明清时期的封建迷信一样，不可能有人接受。韩愈必须从儒家经典中选取新的意义，发展出一套新理论，才能回归儒教。这套新理论虽然是反佛、道的，却又从佛、道内部借用了许多东西，只有这样当时的人们才能理解。
《韩昌黎集·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他首先提出的是一套道统论。由于佛教总是提法统，也就是佛经的流传世系，韩愈为了对抗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按照当时的说法，佛教的佛陀比孔子生活时代更早，为了对抗佛陀，韩愈把儒教的道统追溯到尧舜时期，认为尧将儒教知识传给了舜，之后的传承世系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了。 这个说法到了宋儒时期更加发扬光大，人们都乐于在这个谱系上加上对自己有利的人名，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才是真正的道统。
需要注意的是，从韩愈开始，儒家的道统就把孟子加进来。孟子在汉朝并没有受到儒教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他只是诸子之一。而孟子和孔子的学问也是有区别的，孔子最核心的主张是“礼”，靠礼仪调解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他们固定住。而孟子的核心主张是“仁”，国君只有仁慈地对待百姓，才能获得回报，建立起富强的国家。孔子的“礼”是对所有人的束缚，而孟子的“仁”则更多是对统治者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