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地位的提升是逐渐的过程，到唐朝早期，官方的儒教课本里还没有孟子的地位，到了韩愈时期，才正式提出要把孟子算作儒教的道统。
除了孟子之外，韩愈对于从《礼记》中提取的两篇文章很有好感，这两篇文章是《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之中提出了一整套的修炼理念。修炼本来是佛教的做法，讲究人们通过修炼，如何接近佛性的过程。而韩愈把它借用过来，认为儒教也是一个逐渐修炼的过程，他正好从《大学》之中发现了这个过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则提出了儒教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庸，这一点其实也是和佛教相通的。
针对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则提出了“性三品”的概念，认为人性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人可以引导为善，也可以引导为恶，这就把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比如，圣人天生是善的，而大多数人则需要靠教育引导到善的方向上。
这样，汉朝儒教提倡的天人合一和谶纬，就被韩愈替换成了另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类的目标不在来生，也不在轮回之外，而是在现世当中，一个人之所以活着，是为了达到中庸的境界，而中庸境界的修炼过程，就是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皇帝缺钱找佛祖
《旧唐书·韩愈传》：“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 韩愈除了是个理论家之外，也是个实践家。唐宪宗时期，由于皇帝宠信佛教，韩愈大为不满。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派人去凤翔迎佛骨，开启又一次崇佛的高峰。道统先生韩愈立刻写了一份《谏迎佛骨表》，极力陈述迎佛骨的荒唐，并提出把佛骨烧掉。 这件事惹恼了唐宪宗，要杀掉韩愈，被人劝阻后，将其贬到潮州。
到此时，佛教的力量仍然足够强大。但事实上，佛教的危机已经不远了。
在韩愈死后二十一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终于展开。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并向其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唐武宗对佛教的打压层出不穷。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唐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运动。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户数为四百九十五万户，缺乏口数，但以唐朝人口整体趋势判断，应在五千万左右。 四月，唐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僧人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占全国人口的0.5%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灭佛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都可以移入保留的这座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在东西两都，每都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僧人。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建造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除了佛教之外，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祆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也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慈善机构。在唐朝，佛寺也负责赡养一些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人在贫病交加下几近死亡，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再次下令，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士，将原本佛教的慈善行为变成公办政策。
我们可以把唐武宗的诏令当作自白书来看。《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在诏令中，他详细谈到了对佛教危害的认识：“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唐武宗的灭佛将他列入了“三武一宗”的短名单。但是，与前两个武帝相比，唐武宗的理由却又有不同，与其说他是从政治考虑问题，不如说有更多经济和财政的成分在内。
唐武宗灭佛看中的，不过是以下三样东西。
第一，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里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僧人，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第二，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这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第三，佛寺的铜像。在唐朝后期，缺乏铜币一直是巨大的经济困扰。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钱业，垄断的弊端一一出现，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对寺庙采取限制的做法。比如，僧人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儿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太多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直接还俗二十六万名僧尼，把他们都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用的十五万名奴婢也被政府变成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而且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新唐书·食货志四》：“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算。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发现效率太低，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唐武宗死后，到了唐宣宗时期，竟然需要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唐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获得了唐武宗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只是，这一次灭佛的时间不长，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请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皇帝中毒死了。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唐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于是唐宣宗下令，对于僧人回流的现象，政府不得制止。
即便佛教又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辉煌。曾经红极一时的华严宗衰落了，剩下的只有禅宗熬过衰落期，到了宋朝继续辉煌。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在宋朝之前，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发动了最后一次灭佛行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发起行动，这次灭佛行动虽然毁掉了九成的寺庙，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僧人和庙宇， 可见佛教信众数目的庞大。
周世宗的灭佛行动并没有表现出残暴，反而显得很有秩序。没有一刀切，每个县都至少可以保留一所寺院。也并非不让人们出家，但是提高了要求，除了得到父母的同意之外，要出家还必须能够背诵足够多的经文。
这样要求的目的仍然是基于经济的。因为此时恰好是接近统一、百废待兴之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需要寺院释放出来的土地。灭佛，是拿到这些资源的最简单办法。
两次灭佛之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引领作用彻底终结。虽然佛教仍然是一个社会因素，但是，僧人们已经被政府控制起来。到了宋朝，政府靠卖僧人的度牒筹钱渡过财政难关已经成了明目张胆的方法。
僧人们也学会了“闷声发大财”，变得越来越庸俗，享受着皇帝恩赐的财产，至于思想，早已经不再是重点。
佛、道的衰落，导致古代中国再次回到儒教主导的轨道上。于是，中央王朝对思想的控制再次成为可能。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15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