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960—1127年。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
王安石时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造，为明、清时代的僵化立下第一块基石。唐朝的自由式科举被更加严格和充满了限制的课本式科举取代了。
北宋时期，在政治哲学上最大的两派是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崇尚对社会治理有用的实学，强调经济的作用，却由于过于相信政府的力量，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而宣告失败。复古主义虽然反对实用主义的计划经济，却对经济一窍不通，总是想回归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在两派的夹缝里，温和的折中派包括范仲淹、苏轼等人，前者更加温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后者受到两派的排挤，无法施展政治抱负。
实用主义终结后，宋朝逐渐陷入道学的陷阱。道学对唐朝进行反思，也认定唐朝的问题在于自由太多了，应该更加控制人们的思想。
宋朝也是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皇帝从对出版自由不知所措，到逐渐学会控制，将出版列入政府的监管之下，为其所用。出版业自由的丧失，让古代中国失去发展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可能性。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决定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一次重大改革。
这次改革发生在熙宁变法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两年前，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当年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第二年又推出了保甲法。然而，新法的实施却遇到重大干扰，当时的大臣们有一多半都在激烈地反对。在王安石党和反对派的争论中，双方互相攻击，反对派把支持派贬为“新党”，而支持派则把反对派称为“旧党”。大量的政治资源都浪费在争吵上，让王安石感觉到，除了变法本身，思想的控制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批齐心协力的大臣，改革措施很难推进。而要选拔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才，必须从选拔机制上做文章。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取材》：“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 在王安石之前的北宋时期，科举制度是直接继承自唐朝，主要考试科目分为进士科和经学科两类。进士科主要考诗赋，测试人们的语文能力；而经学科则主要考人们对五经的背诵能力。但在王安石看来，随着制度惰性的加强，这两种考试都变了味，无法找到合格的人才——进士科选出来的人只会用一些浮艳的词句来获得世俗的欢心；而经学科则只会背诵经文，却并不理解其中的义理。
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政府的科举制度，第二是学校的教育制度。
虽然王安石被称作“新党”党魁，也就是所谓的改革派，但在改革科举制度时，他采取的方法是回到儒教去找依据，恢复古代的人才选拔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清末的康有为跟他是一个路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神宗熙宁四年》：“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诸科新人应举，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其礼部所增进士奏名，止取五路进士充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诸科向习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首先是科举制度改革。王安石废除了其他科目（包括明经），再对进士科进行改造，废除对于诗词歌赋的考试，而改为对五经、《论语》、《孟子》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先通五经之中的一部，然后考《论语》和《孟子》，再测试经学的大义十道题，最后写一篇时论和三道时务策，以及五道礼部题目。
这项改革首先在京东（开封以东的河南、江苏、山东、安徽一带）、陕西、河东（黄河以东的山西）、河北、京西（开封以西的河南、湖北）五路实施，囊括宋朝最核心的领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石名曰“复古”，却并没有真的返回汉朝的经学传统。汉朝经学侧重于背诵经文，对于大意则不大讲究，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而王安石想培养的，却是掌握经义精神，不要求背诵课文的人。这是对汉朝经学的颠覆，而不是复古。实际上，宋朝已经无法回归汉朝精神，所有叫嚷着恢复汉朝儒教的人，都强调不要背诵章句，而是理解儒家的精神。
但是，所谓儒家精神是什么？每一个党派都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为了垄断对于经义的阐述权，又进行了第二项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
他一方面大力清除太学里的反对派，把老师都换成自己人；另一方面则开始编撰新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可以和改革相配合，起到“洗脑”的作用。
他选择的三本书是《诗经》、《尚书》和《周礼》，并对这三本书进行了新的注释。其中《周礼》是周代政治制度的汇编，王安石用来比附他的改革措施，而《诗经》和《尚书》也同样被用来为改革造势，强调变法精神。
通过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王安石掌控了人才流动权。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改革，后来他虽然下台了，但由官僚系统提升上来的，已经变成了新法支持者的那些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使得北宋后期的政治被新党所主导。
但这次改革也带着极大的危险性。先不说它引起了激烈的党争，从思想改造上，其影响力早已经穿越了朝代的限制。科举改革凸显了对儒教的推崇，唐朝所建立的自由主义选拔方式告一段落，以后的人们再也不可能因为文采而当官，而只能依靠研究儒教经典，才能被政权接纳。持有异端思想的人们都被排斥在官僚系统之外。
更为严重的是，王安石推崇的是不死记硬背，以活学活用为主，但是他又设定了自己编的基本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中出题，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们势必只会这几本教科书的内容了。到了后来，王安石编纂的教科书被废除，反对他、贬低他的人们另外制定了一批教科书使用，这就是朱熹等人推崇和注疏的四书五经。古代中国历史进入了八股文时期。
明、清时期的僵化，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为了赢得改革，为新一轮的守旧打下了基础。
在北宋时期，整个社会在两种思潮之间反复：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
所谓复古主义，是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颐、程颢等人为代表的“道学”所提出来的目标。他们既反对激进的社会改革，又反对儒、道、释合流的自由主义，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古代的大同世界和君臣大义，重新做到政教合一。
所谓实用主义，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虽然表面上也尊崇复古，但骨子里是想用更加现代的手段进行改革。比如，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财政方面的，经过严格的计算，以恢复国家财政和军队强盛为直接目的。改革措施中也看不到任何形而上的东西，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军队不行，就用保甲法改革加强军队建设；财政不行，就建立一系列的政府插手经济的制度来获得财政收入。
我们可以认为：复古主义试图回到过去的光荣，用古典书籍重新控制人们的思想；而实用主义摒弃了任何形而上，只相信经济救国，而恢复经济的手段，就是政府起主导作用。
可惜的是，不管是复古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是集权式的，过于相信政权的力量，也都不惜以斗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北宋后期，当改革势在必行时，最先得势的是实用主义。王安石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强力打压复古主义一派。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留给复古主义足够多的把柄。到了南宋时期，复古主义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于是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内敛化。到了明、清时期，这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反映在政治上，则变得越来越僵化，官僚阶层丧失了唐、宋时期的活力，成为皇帝的附庸，也导致了古代中国再也走不出大一统集权模式。
北宋作为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开放的朝代，既享受了开放的辉煌，又孕育了封闭的种子。
温和的改革，未了的结局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北宋和西夏、辽国的边关有了新警报，参知政事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一同申请回到边关去加强军事。皇帝立刻任命：范仲淹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并赐他黄金百两，负责西北边境；富弼担任河北宣抚使，负责北方边境。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两位大臣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竟然成了北宋社会思潮的转折点，也是北宋温和改革失败的标志。
在前一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运动，但仅一年之后，改革就告失败，二人也离开中央。这次改革本来是联合改革派（实用主义）与保守派（复古主义）的最后契机，它的失败也标志着两派的分道扬镳，再也不可调和了。
在北宋的大臣中，范仲淹是一个异类。
北宋是一个外患严重的王朝，皇帝对于文臣又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政策，不会随便加以迫害，所以，大臣们大都表现出很强的气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屈服于政治压力，愿意为理想献身，这在其他的朝代都很少见。
但是，北宋的文臣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结党。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大臣们势必要提出针对性的方案，由于个人观点的不同，方案自然也不同。
在政治问题上，最大的两派分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唐朝。
改革派来自唐朝的实务派。唐朝不重视儒教经学，皇帝遇到政治上的实际问题，往往不会考虑“以德服人”等陈词滥调，而是采取直接的措施来处理。如何处理军队的给养和训练？如何处理铜钱不足和铜钱造假？如何处理税收的不足？如何赈灾？这些问题都不是儒教经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较强的行政技术手段来解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唐朝几乎每一个大臣都是实务派，这种注重实务的传统又被传给宋的君臣。
而保守派则来自唐朝“安史之乱”后产生的古文运动。实务派并没有将政权问题解决好，比如，唐玄宗试图解决军队的后勤问题，引入节度使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却并没有把后果完全计算到，反而引发“安史之乱”。这时，一群学者在反思问题时，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和社会丢掉了信仰，才引起了巨大的变乱。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化运动，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保守运动，希望通过返回汉朝和“三代”的儒教传统，来恢复中国的强盛。这一支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而到了宋朝，则被欧阳修等人继承。
于是，宋朝就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争议的战场。
《资治通鉴》由保守派领军人物司马光领衔编撰，《新唐书》由保守派大将欧阳修领衔编撰，《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的私撰史书。 在战场上，改革派在实务上取得了优势，而保守派在文化上取得了优势。宋朝最著名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以及描写唐朝和五代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在保守主义传统下形成的。 改革派擅长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保守派却取得了道义上的优势。
在两派斗争之时，有一个人却超越了党派之争，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从小是孤儿，上学的经历特别曲折。他的学识是以儒教传统为基础的，学的是六经，特别是对易学很擅长，这让他成了保守派可以接纳的对象。
范仲淹更让人们佩服的是，他有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进入官场后，不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面对皇帝时也屡次秉笔直言，由此得罪了皇帝和权贵而被数次贬官，又数次崛起。
他之所以能数次崛起，和他的能力分不开。从能力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改革派，得到所有实务派的认同。他曾经在对西夏的战场上立过战功，也曾经在担任地方官时赈济百姓、兴修水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人爱戴。
范仲淹是一个能够团结两派的人，如果要控制北宋时期的党争，必须有这样一个团结派的人出头，才能形成联合的局面。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朝刚刚经历过西夏危机。从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开始，西夏人的领袖李元昊称帝，与宋朝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共屠戮了几万人。最后，正是在前线担任守备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筑起一道较为牢固的防线，才将西夏人的扩张控制住。直到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双方才达成协议，由宋朝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绢、茶。
见《宋史·仁宗纪》《宋史·富弼传》《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宋仁宗再次屈服，派富弼与辽国签订新的合约，将送给辽国的岁贡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与西夏和辽的扩张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北宋政府自身的问题。政府内部已经是冗官充斥，军队规模庞大但是实力羸弱，财政吃紧。战争的爆发更是直接让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收，从而影响了民间经济。
西夏和辽的逼迫、内部的重重问题，终于让皇帝要发愤图强进行改革。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范仲淹成了改革的设计师。这次改革，就成为关乎宋朝命运的大事。
范仲淹的改革基本上是务实的。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提倡政府加强经济管控为目的的改革；而第二类则属于放松政府控制、搞活民间为目的的改革。
第一类改革往往是保守派采取的方法，而改革派坚决抵制；第二类改革往往能得到改革派的赞同，但是，实施起来会同时触动两派的利益，所受阻力会更大。
范仲淹的改革属于后者，据《范文正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他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十条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而这十条内容针对的是当时的四种现象：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一次理顺式的调整，将原来制度中已经混乱不堪的地方重新调整好。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与后来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对比。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减少对社会的干预。
如果此次改革成功，就不需要后来的王安石改革，也就不会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裂。而作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范仲淹的改革应该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改革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庆历新政到底命运又如何呢？
在改革之初，人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是很高的。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人们就不干了。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由于新政需要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取消官员子弟的当官权利，严格执行考绩制度。此举一经提出，人们纷纷开始推脱逃避，不支持改革了。
范仲淹为了对付这种推脱，决定理顺官僚制度，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权力也交给中书和枢密院两府，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真正的利益分配，皇帝也不敢支持他，只交给他刑法权。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他的改革终于触发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庆历新政失败了。
范仲淹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人物，庆历新政失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联合两派共同推动一件事情了。任何一个想做事的人，必须要么投靠这一派，要么投靠那一派，否则就会同时受到两派的牵制。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党争了。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在北宋意识形态分裂史上，有两个人物没有被后来的理学家尊崇为道统，但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却比其他人都大得多。南宋的朱熹等人喜欢给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脸上贴金，可即便没有“二程”，理学家仍然可能发掘出其他人来填补“二程”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争斗，就不会有理学产生的环境。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争斗，看上去是因为改革问题，但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北宋创建以来，文官地位逐渐提高和稳固，他们当中就产生了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思考：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唐朝的自由太多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韩滉专制镇海，积聚财货，德宗遣其子皋往求，得百万斛斗，以救艰危，即当时朝廷事势可见矣。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瞻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民猾户，望吾毫发之惠不可得也。” 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
文人们总结以上两点经验，认为既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又要让人们听从皇帝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归儒教，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居其位，不要乱了纲常规矩。
北宋初年和中叶，人们在撰写历史时都特别注意遵循儒教的这套规律——赞扬那些听话的人，批评那些不听话的人。从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开始，就把这套原则贯彻到字里行间。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更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在这种精神之中产生了北宋的保守主义。
北宋的保守主义和现代的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现代保守主义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基本上以主张小政府为主，也就是政府少管事情；而北宋保守主义只是提倡人们要遵从于儒教礼法，而在治理上并不推崇小政府。
《宋史·欧阳修传》：“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 保守主义最初也只是一个理念。比如，欧阳修本人虽然提倡儒教礼法，但是在谈到具体政策时却是实用主义者。北宋前期的大臣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政治结构、经济、军事都有涉猎，基本上是通才。比如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他一生中担任的官职也非常丰富，曾经担任都城最高行政长官知开封府，也担任过掌管军队的枢密副使，还担任过最高行政官员参知政事。史书称他为军政、民政、财政的通才。
保守主义在这时是没有完全和实用主义分离的。即便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看上去已经无法共存，但在表现上仍然是联合的。
而掀掉了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温情面纱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执。
与欧阳修等人不同，司马光基本上是一个清流官员，他编纂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却对实务性工作并不够了解。他在修史的过程中，对于任何企图改变先人做法的事情都充满了警惕，任何对儒教礼法不尊重的事情都会引起他极大的愤怒。王安石则正好相反，雄心勃勃的他一心做实务性改革，对于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之所以要改革科举制度，掌控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推进改革的手段。
两个人一个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个采取完全保守主义的作风，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开始了有名的“熙宁变法”。皇帝想要变法，并非匆忙推出，他曾经广泛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请他们讨论，看谁能够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财政。在大臣们的反馈中，主要的意见分成两类，各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代表。
《宋史·食货志下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司马光虽然认为问题很大，却提不出具体的措施，希望从长计议。 王安石则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搞活民间经济。
如果仅仅从二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来看，显然王安石的态度更值得推崇，司马光的做法只不过是在等死。既然宋朝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拖延不是办法。王安石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当初的范仲淹也是一致的，范仲淹也认为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才能带来最小的副作用。
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保守主义的得势，也就不会有社会思潮的急剧封闭化。
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出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他，许多改革者都会有这个缺陷，这就是：他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试图以大政府来指导社会，结果不仅指导不成，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关于变法的内容并非本书的探讨范围。 简单地说，王安石想建立一套框架，以政府插手金融、贸易、运输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官员对经济插手之后，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搅乱了社会经济。
他的变法在某些方面也有好处，比如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可以解决一定的缴税公平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副作用远大于好处。到他下台后，新法大部分都被废除。
不过，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遗产反而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带来的党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改变了人才录取标准，并直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新上台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只是因为想上台而已。
改革失败后，司马光等人上台，王安石下台。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了容忍的风气，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斗争，改革派下台，保守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再次找到改革派，把保守主义者打入禁区。双方的斗争最后耗尽了北宋王朝的元气，不仅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在精神上也趋于分裂，无法抵抗更加凶猛的女真人。
受排挤的苏轼
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是苏轼。
司马光是1019年生人，王安石是1021年生人，苏轼是1037年生人。 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 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两派的反对。苏轼在文采上非常受到大家的赞赏，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总是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苏轼在哲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继承了唐朝文人的传统，对儒教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反而对于佛教和道教充满向往，希望能够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由于力主宽容，他对于道、儒的意见也更加接近于二者的哲学本意。
这一点，从他的学习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宋史·苏轼传》说他最初学习儒教的经典和史书，对贾谊、陆贽等人非常佩服。到后来读了《庄子》后感慨地说：我以前心里面有见解，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这本书，就见到了我的心里话。
对于道家，他并不认同道家所编造的各种神仙体系，而是回归到道家的原点：无为而治，也就是汉朝提倡的黄老之术。
《上清储祥宫碑》：“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术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乐奇技，符箓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札，不能以致刑措。汉兴，盖公治黄老，而曹参师其言，以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此为政，天下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其后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 他对于道家的看法，集中反映在碑文《上清储祥宫碑》里。上清储祥宫建于宋太宗时期，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失火，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开始重建。最初使用的是皇帝拨款，后来太皇太后曹氏认为不应该动用国家的钱，“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变卖自己的财产才建立起来。苏轼对太皇太后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既尊重信仰又不连累社会的好办法，并阐述了对于道家的看法。他认为黄老之术才是道家的本源，而所谓的方士之术只不过是道家的末流而已。他希望皇帝能够接纳汉朝文景时期的经验，采取黄老之术，清心省事，薄敛缓欲，重新回到不用兵而天下大治的境界。
《南华长老题名记》：“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对于佛教，他也没有按照印度佛教的本意去理解，而是认为佛教是一种与儒教相通的信仰，只不过儒教管世间，而佛教管出世，至于出世还是入世，二者的法门都是一样的。
在打通了儒道释之后，苏轼对于政治的看法也相当清楚，就是：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交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对于这种做法，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以及当时已经悄然兴起的道学家们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注定只是个边缘人物。
苏轼的一生就反映了他的边缘化。最初，他以文采得到欧阳修等人的赞赏，似乎前途远大。但他还没有熬到当高官的时候，就碰上了王安石改革。
由于反对新法的急功近利倾向，得罪了王安石，苏轼只好出京到地方任职，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现山东潍坊诸城）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地方任职时，他身体力行地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抵消新法带来的危害，仿佛是专门在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坏处，结果得罪了新党。新党借助他给皇帝上表里面的牢骚话，再加上几首诗，以文字狱给他定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没有杀大臣的传统，但这一次，新党差点儿将他置于死地，可见新党对于苏轼的敌视。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上台的是司马光的旧党。最初，司马光以为苏轼是自己人，将他召回中央担任官职。但此时苏轼又主张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不应该都废除，应该就事论事，将好的保留。这种意见又给他带来了一大堆敌人。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用信仰代替了实际的做事，看问题也不是看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看它是否符合信仰。
苏轼最终发现无法和他们共事，只好再次要求外调。这一次，他到杭州担任知州。在杭州，他仿佛是为了证明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好的地方的，就开始兴修水利（王安石变法有“农田水利法”），疏浚西湖，将西湖的淤泥堆积起来成了苏堤。
之后，他在地方职务上来回漂泊，担任过颍州（现安徽阜阳）、扬州、定州的知州。宋哲宗亲政，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成了新党的眼中钉，被贬到惠州（现广东惠州），之后又被贬到海南岛。宋徽宗大赦时，苏轼得以北归，却在北归的途中死去。
这个宋朝最有文采且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的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又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朝的问题：在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剩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和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苏轼的遭遇说明了夹杂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中间派不可能有出路，北宋晚期的政治只能在这两大派别之间颠簸。
在北宋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缺钱，实用主义始终比复古主义领先一步，也更受宠。但也正因为实用主义更加受宠，北宋一灭亡，它也就成了替罪羊，受到人们的鄙视，无形之间又让复古主义者得了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成了道学先生乐园的原因。
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而复古主义的兴盛，又锁死了古代中国摆脱封闭的最后机会。
在王安石之后，两派的斗争继续。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皇帝，实际掌权的是宣仁太后（宋英宗的皇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新法。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召回新党的章惇等人，恢复新政，打击旧党。
七年后，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此时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一批被章惇等新党贬斥的旧党成员。
向太后执政只有几个月就死去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宋徽宗得到亲政的机会。他立即着手制定政策，大肆打击旧党。就连新党的章惇也因为曾经反对宋徽宗继位而受到打压。一年后，羽翼丰满的宋徽宗推出党籍碑，在党籍碑上刻了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宣布对这些人永不任用，两年后又增加到三百零九人，这些人中，除了真的旧党，也包括苏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反对皇帝继位的章惇等人。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发挥警示作用。
而蔡京，则是实用主义者在北宋的最后代表，就是他彻底毁灭了实用主义者的名声，使得这个派别退出了历史舞台。
蔡京一直被当作奸臣的代表，但他也是一个想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在他上任后，北宋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政治体系。而且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已经不再是司马光式的复古主义者能够解决的了，必须依靠实务派来找钱。蔡京作为宰相，自然要把执政的重头戏放在这上面。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还是蔡京的改革都很现代。王安石主要利用政府直接插手经济，而蔡京则主要利用金融工具。他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纸币和盐钞，盐钞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以盐为抵押品的纸币。这些信用工具出现在宋朝，绝对是革命性的。
但是，只有到了现代人们才会明白，一旦政府掌握了操控经济的手段，它就必然使用这些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在西方，人们在把这些手段交给政府时，也会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的限制，防止滥用。但在宋朝，防止政府滥用的立法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政府在缺钱时必然将其用过了头。
当蔡京发现盐钞的发行可以为政府筹集款项，或者印钞票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时，就发行了过量的盐钞和纸币，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扰乱了社会经济。
北宋末年的社会紊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无力对抗金兵的入侵，灭亡了。北宋的灭亡给了复古派足够的口实，仿佛这一切都是新党造成的。但即使没有新党，财政不足、官僚系统扩张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人去解决。新党虽然失败，但他们还是敢于面对问题，去提出解决思路的。更糟糕的旧党却连问题的存在都不承认，或者认为，依靠回归古代的儒教传统，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蔡京已经彻底败坏了实用主义的名声，到了南宋时期，实用主义已经萎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让位于高谈阔论的复古主义者。
但在浙江南部地区的永嘉（今属温州）和永康（今属金华），却产生了实用主义的一个小小分支——事功主义。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
此时的实用主义与北宋的实用主义不同。北宋的实用主义是与内部治理（特别是经济事务）相结合的，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蔡京，都是以改革和解决政府治理、财政问题为导向。而到了南宋，实用主义却是和军事相结合的，所有的实用主义者几乎都是主战派，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收复中原，必须做出改变，改善政治治理，加强军事。
《龙川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龙川集·卷二十·又甲辰答书》：“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 陈亮上书给皇帝时，把那些复古主义的道学家骂得一塌糊涂，说他们都是些不知痛痒的人，当两个皇帝都被抓走之后，还在那儿低头拱手谈性命之学。 他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声称自己墨翟、杨朱、子贡、子思都采纳，不在乎是儒是墨。
陈亮一生以教学为主，参与政治的机会不多。而叶适则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据《宋史·叶适传》记载，在南宋韩侂胄北伐中，叶适是个积极的推动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最终北伐失败，韩侂胄被皇帝杀掉，叶适也成为替罪羊下野。
作为实用主义者，叶适认为儒教经典也不必尽信，对于道学家提出的道统，他也认为荒谬，希望综合一切有用的学问，不要故步自封在小圈子里。
但是，不管是陈亮还是叶适，都已经无法撼动南宋道学的地位。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是道学经过北宋的奠基，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枝繁叶茂，绑架了古代中国未来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北宋时期，还是另一个传统的开始：对出版业的控制。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近千年前的出版控制政策如何产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八·论雕印文字札子》：“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版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中谈到对于出版控制的问题。他说，最近都城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因为这篇文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版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同时鼓励告发，并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居“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朝的印刷革命，后者使得他的文章被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十七年前，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和宋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西夏多次打败宋军，到最后，北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支付岁币。同时辽国也要求北宋增加岁币，否则就要开战。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据《宋史·富弼传》记载，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皇帝又要授予他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耻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