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为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作活广告，把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此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在宋朝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秦始皇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阻止了信息的传播。那时的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朝，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但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版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唐朝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朝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末，雕版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宋朝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版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版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雕版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朝的钞票叫作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以避免人们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朝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这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宋朝时，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都城开封和临时行在（都城）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路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都城，政府的势力太大，所以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而两浙私人资本发达，已经成了私人出版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民间还善于发现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的，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就没有人办不到。
在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就在此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十三年，他的文章就已经成了全国性的畅销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宋朝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也能方便地了解政治、军事的变化。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是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
为了保全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朝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些人的面子没地方搁。
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朝的文化发展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人家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声中回到朝廷。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锋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据《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地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据《宋史·徽宗纪》记载，皇帝下令，把一些人列为“元祐奸人党”，共一百二十人（后来增加到三百零九人）。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仍然感到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却没有想到回旋镖正中自己的脑门上。
从此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朝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这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朝，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皇帝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此时，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
古代中国禁书之时，没有想到会有人弯道超车。
大约在明朝建立八十年后，西方的出版家谷登堡也终于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起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谷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古代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也给西方的统治者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或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伏尔泰在法兰西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排斥胡格诺教徒时，荷兰人却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利用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传播。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朝。在汉朝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到了宋朝，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朝已经成了繁荣社会的一个尾声。随后，古代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古代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