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200—1506年。
从道学到大一统
宋朝的政府控制力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那么道学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威。但宋朝灭亡之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比较落后，它对于南宋哲学和科举的照葫芦画瓢，最终确立了道学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辽金元时代，科举仍然显得幼稚，且时断时续。明朝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及僵化的课本，终于将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从在唐朝的灵活运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文。
从受迫害到被尊崇，形势反转得如此之快，不管是道学家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
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道学被禁十五年之后，人们已经开始热情地呼吁恢复道学的地位，甚至要将它确立为政权的统治思想。
事实上，恢复道学的思潮从韩侂胄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韩侂胄禁止道学几年后，就意识到自己树敌太多，开始有意识地放松管制。
但道学真正的解放，却源于韩侂胄在四年前的死亡。由于北伐失败，金军要皇帝用韩侂胄的人头换和平，韩侂胄被杀后，人头被送往北方。之后，南宋以岁币增加50%（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并一次性补助对方三百万贯的代价换得和平。
韩侂胄死后，皇帝放弃了优化改革，南宋进入僵化等死的阶段。皇帝意识到与其追随改革派的进取之心，不如采纳道学家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政治中引开，去讨论那些天理问题。这种姑息疗法使得道学再次得势。
《宋史·李道传传》：“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嘉定初年（公元1208年），著作佐郎李道传上书请求尊崇道学，他的提议包括：重用道学人才、提倡道学著作、尊崇死去的道学家（“二程”、邵雍、张载、朱熹）。但这一次，皇帝仍然无法从变化中回过味来，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几年后，据《宋史·魏了翁传》记载，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再次提议尊崇“二程”和周敦颐。这一次皇帝开始认真考虑该问题，他下令给“二程”、周敦颐、张载加谥号，算是对道学的一次承认。
宋宁宗由于参与了对道学的禁止，还磨不开面子，无法全面废除自己之前的政策，对于朱熹仍然不闻不问。他死后，宋理宗继承皇位（宋宁宗无子，宋理宗只是他的养子），这位养子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先皇的政策。
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据《宋史·朱熹传》记载，宋理宗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为徽国公。
《宋史·理宗纪》：“（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 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更是能让道学家们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宋理宗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送入孔庙，享受从祀的待遇。与此同时，原本从祀的王安石则被请出孔庙。朱熹的著作《四书集注》也成了官员们的必读书，确立了未来在科考中的统治地位。
宋朝文庙制度参考《宋史·礼志·文宣王庙》。 宋朝的文庙制度发展，可以看作政治斗争的延续。历朝历代在供奉孔子时，除了在大殿里供奉孔子像之外，还一起供奉孔门弟子和历代先贤。这些人又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配享，一般只有对儒教贡献最大的一人到数人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些人的塑像比孔子的塑像要小，位于孔子塑像两侧面南背北，共同享受香火。第二个等级叫从祀，列入这个等级的人也有塑像，位于孔子塑像两侧的东西厢，东面的面朝西方，西面的面朝东方。一般享受塑像待遇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以及后来对儒教贡献很大的学者。第三个等级也叫从祀，却没有塑像，只有画像，位于大堂周围的东西走廊内。
宋朝最初享受配享的只有孟子一人，而从祀有塑像的，是孔子最著名的十位弟子，号称“孔门十哲”，其余有画像的还有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命儒二十一人。孔子的封号是“至圣文宣王”。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之时，封孟子为邹国公，颜回为兖国公，享受配享待遇。同时，增加荀子、扬雄和韩愈三人享受从祀（画像）待遇。
宋徽宗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新党在蔡京的聚合下重新执政，为了加强凝聚力，他们开始神化王安石，把王安石说成当代圣人，结果荆国公王安石也加入配享行列，和颜回、孟子一起被塑在孔子身旁。
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又追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临川伯，让他也加入从祀（画像）行列。到此时，孔庙之中一共有配享三人、从祀（塑像）十人、从祀（画像）九十七人。
但王安石配享的时间是短暂的。到宋徽宗下台后的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道学家们开始反攻，“二程”的重要弟子、右谏议大夫杨时请求剥夺王安石配享的权利，最后皇帝下诏，把王安石从配享降为从祀。
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画像被逐出孔庙。
宋理宗时期，道学家们终于得势，此时的主战派和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市场，王安石也就被请出孔庙。具体来说，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皇帝借着考察太学的机会，废除王安石，同时把道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请入孔庙，列于从祀的地位，这是朱熹第一次进入庙堂。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从祀的名单中又加入张栻和吕祖谦。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封曾参为郕国公，孔伋（子思）为沂国公，二人和孟子、颜回一起享受配享的待遇。到此时，配享一共四人，从祀（塑像）十人，而从祀（画像）一百零四人。由于后世统治者都继承了宋朝的理学，配享就再也没有变化，直到今天，孔庙中仍然是这四人配享。到了元朝，据《元史·祭祀五》记载，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四圣”的名称就来源于此。从祀的名单仍然有所变化，皇帝根据兴趣或删或加，但规模基本上保持下来。
宋朝的灭亡对道学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宋朝仍在，其内部斗争迟早会激化，随着道学变得越来越无力改善政治和社会，道学说不定还有被废除的那一天。但宋朝灭亡后，作为继任者的元朝当时还没有能力辨别道学的优劣，只能一味地接受传统，这使得道学固化在制度之中。明朝这个保守的朝代为了控制社会，更是继承了元朝的制度和统治思路，将道学神化成统治哲学，并禁锢古代中国数百年。
辽金：选择前朝课本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财政密码》。 与通常认为古代中国是十几个朝代的循环不同，本书认为古代中国从汉朝以来的大一统历史实际上分成三个大的周期。 第一周期从秦汉延续到南朝，经历秦、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陈）共十三个政权，这个周期中的财政、经济、政治制度都是连续变化的，每一个政权都继承了前朝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直到南朝陈，这一套制度体系才随着政权毁灭。
第二周期从北朝的北魏开始，北魏建立制度后，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承，并由北周传给隋唐，经过五代，直到两宋后垮台，一共经历了十四个政权。
第三周期从辽开始，经过金、元，到明、清，一共经历了五个政权。宋朝的道学之所以能够统治第三周期，恰好在于它出现在第二周期的末尾，在第二周期灭亡之前上升为统治哲学。而第三周期的政权多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他们在汉化的过程中，将前一周期中的统治哲学照搬，结果道学固化成第三周期的思想基础。又由于第三周期各个政权的保守性，道学（理学）越来越僵化，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
在第三周期中，最早尝试利用儒教进行统治的是辽。在唐灭亡之后、北宋建立之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治契丹时期，其大儿子耶律倍就是一个汉化派，试图依靠儒教来统治契丹人。根据记载，阿保机曾经问部下：作为国君应该敬奉天地诸神，可是神灵宗教众多，我应该首先尊崇哪一个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学习其他游牧民族的做法，敬奉佛教。但阿保机否决了，认为佛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
《辽史·义宗倍传》：“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这时，耶律倍说：中国最大的圣人是孔子，已被供奉万世，我们既然要占领中原，就应该首先敬奉孔子。
耶律倍虽然最终没有继承皇位，却将儒教引入契丹，从此，辽国兴建孔子庙，并由太子率领年年祭祀。
《金史·选举志》：“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 辽朝由于是初创王朝，许多制度都很原始，比如，辽国也采取了唐朝的进士科考法，但由于各种杂项的官员太多，官员中进士比例最高不过三成。
本书所谈的金国考试制度参见《金史·选举志》。 辽朝灭亡后，北方进入了金的统治时期，其制度比起辽朝已经相对完善，科考法则也模仿唐朝和宋朝的做法。不过，金国的科考与唐朝更为相近，不仅考儒经，也考文章和词赋，以及其他专科。
金朝的考试分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后来又创造了女直进士，也就是专为女真人开设的，还曾经加过制举宏词科，为那些非常之士开辟门路。所以金国的考试一共是七科。在这七科当中，词赋、经义、策论三科的中选者被称为进士。律科、经童两科的中选者被称为举人。考试分成四等，分别是乡试、府试、省试、殿试，四次都考取了，就授予官职。
政府开设的学校包括几类，最早开设的是国子监，后来又设太学。地方上则有府学和州学，形成相对完善的学习体系。金朝的教育制度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善，是因为它在北方继承了北宋的疆域，也继承了北宋的人才。
至于所用课本，由于理学还没成气候，金朝的科举大都是沿用前人的课本。这些课本以五经、史学为主，加上少量的其他典籍（《老子》《荀子》《扬子》）。这里也可以看出金朝的另一个倾向：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以拼凑前人的资料为主。到了后期，可能由于组织难度，甚至把经义和策论科目都取消，只用词赋来录取人才。由于词赋是最简单的，这样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放宽了人才录取的标准。
材料来自《金史·选举志》。 表9 金国课本使用情况
《金史·熙宗纪》：“（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金史·熙宗纪》：“（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金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但皇帝已经非常重视儒教。对于儒教最重视的是金熙宗皇帝，南宋绍兴七年、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金和南宋刚形成了稳定的疆界不久，金熙宗就学着宋朝的样子，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 第二年（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熙宗皇帝又亲自到孔庙去祭奠，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
金朝这种带有一定灵活性，却又十分虔诚的学习方法，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金人选择前朝课本苦读，到了元朝，元人就把前朝课本换成宋儒理学的课本，但是对于课本死板的崇拜却毫无变化。到了明朝，这种做法更是变本加厉，就让学习变成巨大的思想包袱。
元朝画瓢
元太宗窝阔台九年（公元1237年），中书令（宰相）耶律楚材开始为蒙古江山制定一项长治久安的规则：科举制度。
耶律楚材是曾经在金国当官的契丹人，当蒙古人不断地对金朝的中都（现北京）进行打击时，金宣宗逃难到南京（汴京，现开封），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守卫中京，耶律楚材就在中京担任左右司员外郎。
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中京，耶律楚材作为俘虏，被成吉思汗选中，开始为蒙古人的大业出谋划策。在此之前，蒙古人倾向于将耕地变成草场养马。而耶律楚材逐渐使蒙古人意识到，耕地比草场更重要，农耕能够提供更多的税收。
《元史·耶律楚材传》：“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元史·太宗纪》：“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元史·太宗纪》：“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 到了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的建议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蒙古人之前主要靠掠夺获取财产，再交给色目人拿去放贷，产生利息，所以蒙古人对于色目人非常倚重。而耶律楚材则通过征收土地税和商业税，获得大量收入。 这种试验成功后，耶律楚材以征税为借口，开始建立元朝的统治机构。元太宗窝阔台三年（公元1231年），蒙古人开始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建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并设立左右丞相。 耶律楚材帮助窝阔台编订中原的户籍，设立税收制度，甚至仿照金朝推出纸币。 之后，为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他开始设立学校和科举制度，为雏形中的中央政府选定官员。
在此之前，蒙古人选择人才大都是掠夺式的，还有各种江湖人士投靠。蒙古人最重视的，是色目人中的商人，他们能够帮助蒙古人理财，由此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耶律楚材试图通过正规化制度来减少非正规的理财商人的影响力。
南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在灭亡金朝三年之后，元朝的科考制度开场了。
根据耶律楚材的规划，科考被分成三科，分别是策论、经义和词赋。其中策论以考实务为主，而经义以考儒术为主，词赋以考文采为主。考中的人不仅可以免去赋役，还可以担任官员。
从耶律楚材制定的考试规则中可以看出，元朝最初的考试制度继承自唐宋的传统，唐朝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目，兼用诗赋、策论、算术、法条、历史、经学等各种学科，虽然元朝取消了法条、算术、历史等考核，但保留了诗赋，与经学并行，并兼顾了策论，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考试体系。
《元史·太宗纪》：“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第二年，在耶律楚材的组织下，考试大获成功，这次考试一共录取四千零三十人 ，大都是当时的名士。这次考试也为元朝统治初期输送了大量人才，保证了政权的平稳。
但可惜的是，这次考试并没有持续下来形成制度，蒙古人最终证明自己是缺乏耐心的。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掠夺财物，靠建立制度收税来慢慢获得财富的吸引力，比不过快钱的诱惑，当耶律楚材正在孜孜不倦地为元朝建立制度时，蒙古人却开始挖自己的墙脚。
窝阔台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开始把征税权外包，有富人给蒙古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就获得了一年的征税权，至于他们如何横征暴敛，官方就一概不问了。如果有人反抗，则由官方出面镇压。最后，征税权已经拍卖到二百二十万两，又有更多的财富流入包税人的腰包。
《元史·耶律楚材传》：“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耶律楚材对于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痛心异常，却毫无办法。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被边缘化并郁郁而终。元朝由于无法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最终成了短命王朝。
耶律楚材试行科举制没有成功，元朝混乱中度过了几十年，直到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才再次开始科举尝试。此时的元朝已经到了中期，统治混乱，汉化派和保守派互相争斗，使得政治的进程异常曲折。
元仁宗时期，元朝的政治正好倒向了汉化派一边，经过了几十年的统治，由于秩序的恢复，中原的读书人也恢复了对于治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程朱理学经过若干年的沉淀，已经成了当时的显学，这时候恢复科举，已经无法避开程朱理学的影响了。
金朝所选择的课本大多数都是老课本，内容来自从汉朝到唐朝的宽广时域，再加上对于词赋、历史的考核，使得儒教学问对读书人的束缚很小。可是元朝能够得到的课本大都已经理学化，这就导致元朝的科考必定是理学化的。
这一点也许蒙古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选择了最流行的课本，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另外，让蒙古人兼考词赋、经义、策论、历史等科目是做不到的，由于政治制度过于简单，科考必须简化再简化，才能推行下去，到最后，科考将词赋、历史、算学等全部砍掉，只保留了最容易考核的经义，加上时务策，而经义又采取当时最通行的四书，五经由于过于繁复，也很少使用。这样，历史上最单调的科举考试就出现了。
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十一月诏中显示元朝的考试是这样的：每三年考一次，对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两场，第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共五条，会背就通过；第二场考时务策一道，要求五百字以上，比现在的高考简单得多。对汉人和南人，则分为三场：第一场考明经，在四书内出题；第二场考诏诰章表，也就是检查考生的应用文能力；第三场考时务策一道。
课本主要选择四书，而四书又选用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余五经也主要以朱熹的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元朝的科考好像是专门根据朱熹设计的。
宋朝的理学革命在宋朝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当它成为统治哲学时，整个社会都快崩盘了。之后，宋朝理学在蒙古人手中却被无意间发扬光大了，这对于宋朝皇帝来说，也许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但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化来说，这绝不是福分。
明朝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古代中国历史上教科书的发达，来源于明朝的科举制度。
在唐朝，印刷术刚刚兴起，出版商们印行的大都是宗教、实用性书籍。宋朝，由于科举考试范围很广，进士科目考试更偏重于能力和实务，很难通过一两本粗糙的教科书就能准备得当，因此，宋朝的出版业以出版文人的文章文集为主。
到了明朝，政府出版的考试教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占据了主流市场，四书五经大行于世。而这三套七部（五经各一部，四书、性理各为一部）的所谓“大全”，粗制滥造，明朝的科考就成了一种批量生产废品的工厂，将科举制度演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唐宋的科考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优秀的文人，而元朝虽然实行科考，却将原本内容丰富的考试极度地简化，导致考试内容过于偏向朱熹的理学，成了文化的禁锢。
明朝本来应该避免元朝的失误，重新回到唐宋传统。但是，由于开国者的封闭和小农意识，明朝不仅没有避免这种做法，反而将元朝的错误更加放大了。
明太祖朱元璋从开国之初，就对文人不信任，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设立特务机构来防范大臣，同时又破坏官制的完整性，取消了宰相。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朱元璋对于任何能够被解读为反皇权的思想都充满警惕。这种警惕甚至让他瞄准“四书”之一的《孟子》。
《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明史·钱唐传》：“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在读《孟子》的过程中，明太祖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皇帝把臣民当作草芥，那么臣民就把皇帝当作寇仇。 这句话惹恼了朱元璋，就算君再胡作非为，臣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决定将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废除并逐出孔庙，他还下令任何敢为孟子说情的人都以大不敬论处。后来刑部尚书钱唐强谏，朱元璋忍住没有治罪。孟子的配享地位最终也得到了恢复。 不过，朱元璋为了对付孟子，出了“洁本”的《孟子》，将对皇帝不利的话全部删掉，明朝所学的就是这个阉割版。
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出于统治的需要，朱元璋在刘基的帮助下，恢复了科考，但为了让人们只学那些听话的内容，皇帝开始对考试内容做出限制。
首先，他意识到，元朝的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完成了限制思想的工作。而刘基又帮助朱元璋更进了一步，发明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将文章写成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这样，考生们就只能学习四书五经，写作八股文，也就不用学什么诗词歌赋了。考试有专门的考房，考卷是糊名制的。
在朱元璋时期，根据刘基的安排，所用的课本主要是：“四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易经》采用《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采用《蔡沈传》及古注疏，《诗经》采用《朱子集传》，《春秋》采用《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及《胡安国传》《张洽传》，《礼记》采用古注疏。这些大都是理学课本。
《明史·解缙传》：“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但就算这样，明朝的皇帝仍然担心人们的思想失控，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编纂一套教科书，“教”会人们怎么安全地思考。据《明史·选举志》记载，这套书由中书庶吉士解缙提出 ，但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编撰，解缙也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明成祖时期，皇帝终于下决心编纂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四书大全》（一部）、《五经大全》（五部）和《性理大全》（一部）。
七部“大全”可以说是中国教科书最糟糕的典范，受到了后人激烈的批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一方面它编纂得极为仓促，带着粗制滥造的痕迹；另一方面它抄袭严重。由于元末的战乱和靖难之役，古代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创造性的时期，这时如果编纂大部头著作，大都是抄袭前代而来的。
比如《四书大全》，主要抄袭了元朝倪士毅的著作《四书辑释》，稍作修改之后刊行。倪士毅的作品本来就错误很多，经过修改后，错误就更多了，而这本书成了明朝文人学习“四书”的标准著作。考生们可能没有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反而对于《四书大全》了如指掌，这样考出来的学生到底有多少真的领悟，的确令人担心。
其余的“大全”，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到数个蓝本。《周易大全》糅合了元朝文人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以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书传大全》以南宋蔡沈的《书集传》为抄袭对象。《诗经大全》抄袭了元朝刘瑾的《诗传通释》。《礼记大全》抄袭了元朝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大全》采用了元朝汪克宽的《春秋纂疏》。
而《性理大全》则主要采纳了一些解说“四书五经”之外的关于理学的文章，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邵雍的《皇极经世》等。
这七部“大全”就构成了明朝文人的学术世界，至于七部之外的文章和学问，是读书人不关心也学不到的，因为其余的学问对于做官毫无用处，考不到，学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就这样，古代中国的哲学从宋朝的程朱理学，在极端保守的明朝科考机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造就了古代中国历史上最僵化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