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在公元1206—1368年。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
蒙古早期展现了中国宗教宽容的最后版本。在哈剌和林（现位于蒙古国境内）蒙哥大汗的宫廷内，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和谐共存，它们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但蒙古人保持了世俗化的特征，将所有宗教都圈养起来，并不受任何宗教的支配。
在蒙古宫廷，发生了最早的东西方宗教大辩论，西欧的天主教教士与穆斯林、道教教徒举行了教义辩论，最终却握手言欢。
蒙古时期最激烈的辩论仍然是佛道大辩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老子化胡说。辩论多以道士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统一的蒙古走向分裂，不同部分的蒙古人也皈依了不同的宗教，元朝的蒙古人成为藏传佛教徒，而西方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争取蒙古人的目标未能达成。
“蒙哥大汗要受洗皈依基督了！”一位景教修士得意地告诉传教士威廉·鲁布鲁克。
蒙哥大汗是蒙古人的第四任大汗，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之后。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在他死后，忽必烈才登上大汗之位。
传教士鲁布鲁克是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向蒙古宫廷派来的使节团成员。他从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坐船出发，纵穿黑海，在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之后改走陆路，从俄罗斯大草原越过亚欧边界，进入蒙古人的地界。
他们先见到了当地的一位蒙古人首领，又见到了金帐汗国首领拔都汗（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的儿子撒儿塔。撒儿塔把他们送到拔都那里。拔都再次把他们送往蒙古都城哈剌和林大汗蒙哥的营帐。
鲁布鲁克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布鲁克东行纪》。 鲁布鲁克所记载的蒙古之行 ，应该成为中世纪纪实文学的经典。鲁布鲁克的笔触非常冷静，描写细致，甚至带着点儿现代史学的味道。他不仅记录史实，还记录蒙古的社会、风土、人情、宗教。我们通过它对蒙哥时期蒙古的了解可能比其他来源都多得多。
蒙哥大汗坐在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皮衣，皮衣上有斑点且有光泽，像是海豹的皮。他的鼻子扁平，中等身材，约有四十五岁。年轻的妻子坐在他身旁。一个很丑陋、已长大成人的名叫昔里纳的女儿，同几个小孩一起坐在他们后面的一张床上。
蒙哥大汗像是一个遥远的乡下人，可就是这个处于荒山野岭的乡下人，却成了半个世界的主宰。
而令鲁布鲁克最吃惊的是，他发现蒙古人的周围并不缺乏宗教人士。他本以为蒙古人是落后、孤陋寡闻的野蛮人，却发现在哈剌和林，各个宗教的传教士都在围绕着蒙哥大汗嗡嗡叫。
这里有穆斯林，也有道士，甚至有不少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也分成几类，人数最多的是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相信耶稣有独立的人性和神性。景教徒在逃离迫害之后，在中亚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派别，又被蒙古人的近亲克烈人、汪古人所尊奉，最终传给蒙古人。
除了景教徒，这里甚至还有来自德意志、法兰西的基督教徒，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在蒙古的草原上。当然还有俄国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来自金帐汗国的领地。
但在蒙古宫廷真正形成气候的，只有景教（也算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鲁布鲁克发现，这三大宗教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互相配合，共同从蒙古人手中捞取好处，又排挤对方，希望多占一些利益。
虽然三大宗教围绕在蒙古人周围，但鲁布鲁克发现，蒙哥大汗真正信奉的仍然是蒙古人的萨满教。以传教为己任的鲁布鲁克感到有些失望。
但就在这时，一位景教修士跑过来神秘兮兮地告诉鲁布鲁克：蒙哥大汗就要信基督了，他第二天就要受洗。
在西方，受洗是件很大的事情，意味着一个人将终生皈依基督，而一个大汗（世界上最辽阔疆域的主宰）受洗，意味着整个国家都皈依了基督教。当鲁布鲁克听说蒙哥大汗要受洗时，大吃一惊，他请求第二天与景教修士一起去，作为目击者，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第二天，修士并没有来叫鲁布鲁克，反而是蒙哥大汗专门叫人来请他。鲁布鲁克向大汗的营帐走去时，正好看到那位景教修士和几位教士离开，修士拿着十字架，其余的人拿着香炉和福音书，看来，他们已经给蒙哥大汗施洗完毕。
但就在这时，几位穆斯林突然出现在蒙哥的帐外，他们也是来给大汗施洗的。于是，穆斯林和景教修士一样，做了一遍仪式就离开了。
穆斯林离开后，几个僧人突然来到现场，他们也带着法器，进入大帐舞弄了半天才结束。
鲁布鲁克惊讶地望着这一切，终于弄明白了，基督徒的施洗仪式在蒙古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蒙哥大汗在所有节日里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把大家拉来当点缀，图个吉祥乐呵。在他看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是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为蒙古人祝福，所以他不偏不倚，全部利用。他认为，这些人的施洗和萨满教的驱魔仪式一样，都是在祝福他健康长寿，除此之外没别的用处。
当鲁布鲁克再见到那位景教修士时，修士仍然坚持蒙哥大汗只相信基督教。鲁布鲁克想拆穿他的谎言，但景教修士坚决不承认。
被法兰西派来的教士鲁布鲁克和蒙古人在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他在这里观察到世界上少有的奇景，这里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汇集地，当其他地方的宗教派别在流血厮杀时，这里的宗教却在和平共处。在他的笔下，也详细地记录了一件件有关信仰和哲学的大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生在蒙古宫廷中的宗教大辩论。
有趣的是，这些辩论不仅被法兰西人记录下来，也被中国人记录了下来，于是，现在的人们能够详细地了解蒙古宫廷的辩论是什么样的。这的确是一次次思想的巨大碰撞。
蒙古人的宫廷辩论主要集中在蒙哥四年（公元1254年）到蒙哥八年（公元1258年）之间，发生的原因是，各方面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希望掌握这个征服者部族的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行动。参加辩论的包括道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记录者主要是佛教徒和基督徒。
这样的辩论，也表明了在蒙古人统治的特殊时期内，虽然他们允许汉族区域利用儒教进行统治，但实际上蒙古人更尊重的，还是儒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元朝很晚才有了科举制度，因为蒙古人对于儒教本来就是轻视的。
法兰西人记录的大辩论
据鲁布鲁克记载，蒙哥四年（公元1254年），首先发生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的大辩论。这三个教派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皈依。其中所提及的偶像教可能包括道教和佛教，由于鲁布鲁克将它们看作错误的宗教，不加区分，没有注意到佛教和道教之间也有着根本的冲突。
鲁布鲁克在哈剌和林时突然得到消息，说蒙哥大汗要举行一场宗教大辩论，题目是：谁的宗教是正确的？
译文引自《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 鲁布鲁克这样记载蒙哥派书记来传的话：“这里有你们基督教徒、撒剌逊（穆斯林）和脱因（偶像教徒）。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最真的。” 因此大汗希望这些人在一起辩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辩词写下来，以便蒙哥大汗能知道谁赢了，谁说的是真理。
作为客人的鲁布鲁克也获准参加，他和景教徒一起组成了基督教阵营，面对的对手是穆斯林和偶像教徒。他立刻积极地进行充分的准备。
为了各个击破，他专门制定了辩论技巧，决定先击破偶像教阵营。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支持只有一个神，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穆斯林取得共识，共同击败宣称有很多神的偶像教徒。一旦击溃了偶像教徒，基督徒再和穆斯林决裂，争论有关穆罕默德到底是不是先知的问题。
为了准备更充分，鲁布鲁克甚至专门扮演偶像教徒先和景教徒辩论，寻找偶像教的弱点。同时，他们还规定了出场次序，由鲁布鲁克首先发动攻击，万一鲁布鲁克失败，也不至于引起整个阵营的崩溃，而景教徒还可以继续发动进攻。
辩论的日子终于到了，蒙哥大汗派出三名书记做仲裁人，这三人分别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偶像教，以此表明仲裁是公平的。
鲁布鲁克首先出来，望着对面的偶像教徒，偶像教徒阵营先推出一个汉人。后者试图从“开天辟地”和“灵魂归宿”这两个话题来辩论，可是鲁布鲁克却认为，应该从“上帝（神）的唯一性”这个话题来谈。最终裁判同意先谈上帝。
到底先谈什么，也反映了不同信仰的关注点不同。偶像教徒往往最重视的是灵魂的转移，甚至专门带了一个据说已经投胎三次的三岁小孩子做表演。鲁布鲁克却认为，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督徒只相信一个神，偶像教徒却相信很多神。
在辩论上帝问题时，偶像教徒果然又谈到世界上有许多神，上面第一个是最大的，下面有许多次级的，以此类推。而且除了天上有神之外，地上也有神。
鲁布鲁克坚称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这个神是全能的、善的。
但最后，他们仍然是鸡同鸭讲，双方都不能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想。他们对神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神更加思辨，也更加抽象，包含在整个宇宙之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可是偶像教的神的形象却是具体的，每一个神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有无数的缺点。他们不理解，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又怎么管得了这么大的世界，毕竟，神出现在这里，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那里。而对基督徒来说，神是抽象的，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的地方。
由于不能理解对方对神的定义，这次辩论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不会有结果。但鲁布鲁克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在他看来，自己胜利了。
偶像教徒们闭嘴退出。按照策略，基督徒接下来要和穆斯林决裂，争论穆罕默德是不是先知。但就在基督徒气势汹汹地想上场时，穆斯林却聪明地推脱了，说他们赞成一神论，基督徒不管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
就这样，辩论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之后，穆斯林、基督徒开始想方设法相聚言欢，而偶像教徒却拼命灌酒。
鲁布鲁克从欧洲过来，习惯于你死我活的辩论，却不知道这里的宗教人士也和蒙哥大汗一样，学会了和平共处。他们并不想争个你死我活，只愿意一起从蒙古人身上捞取好处，又何必争个你死我活呢？
《鲁布鲁克东行记》：“我们蒙古人，”他（蒙哥）说，“相信只有一个神（腾格里），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神赐给你们《圣经》，而你们基督徒不信守它……他赐给我们占卜师（萨满），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译文出处同上。 当然，蒙哥大汗虽然尊重各种信仰，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归属，那就是本民族的宗教：萨满。在一次谈话时，他告诉传教士：蒙古人只相信一个上帝（腾格里）。 这表明蒙古人到这时还没有皈依任何一个外来宗教。
在送鲁布鲁克回欧洲时，蒙哥大汗写信给法兰西国王，其中强调了西方必须归顺东方，否则上帝（腾格里）将会派蒙古人去惩罚他们。当然，他已经开始准备所谓的惩罚，一次新的西征——旭烈兀西征，这次西征打掉了伊斯兰教的哈萨辛派，更直接毁灭了巴格达的哈里发。但最终，旭烈兀创建的波斯汗国信奉了伊斯兰教。鲁布鲁克经过的金帐汗国也信奉了伊斯兰教。
不过，元朝却向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信奉了藏传佛教。不管是蒙古人的哪一支，都没有信奉基督教。
鲁布鲁克经历的大辩论，是蒙古历史上对信仰最宽容的时刻。蒙古人的宽容到了中原却逐渐行不通了，佛教和道教的争斗，让他们有些茫然。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就在鲁布鲁克大辩论之后的第二年，蒙哥大汗的宫廷内又发生了第二场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换成道教和佛教。
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成吉思汗曾经从内陆招过去一个老道士丘处机，成吉思汗向他询问长生不老的方法。丘处机属于道教的一个新的支派——全真教。全真教在金朝时由王喆（王重阳）在陕西创建，后来他到山东招了七个徒弟，其中之一是丘处机。丘处机善写炼丹和延长寿命的顺口溜，让人误以为他会长生不老之术。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到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就派人把他找去。
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从山东经过蒙古，一直到中亚才见到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汗面前，他只好说实话：“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听后，觉得他没用，就把他送回山东。
这次见蒙古大汗却给全真教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个教派借着“注意力经济”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中原道教的霸主，甚至逐渐开始侵袭佛教的地盘。
在和佛教的斗争中，这个教派拆佛寺、改佛像，将佛教逐渐排挤开，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除了武力打击之外，全真教再次祭起心理战术的大旗，又找到《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宣称老子创立了佛教，甚至老子（或者他的徒弟尹喜）就是佛陀。
当佛教和道教严重对立之后，佛教徒想到了当时的中原霸主蒙古人，向蒙古人申冤寻求公道。
与蒙古人联系的僧人是少林寺长老福裕，他托人找到蒙哥大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向其叙述全真教打压佛教的情况。阿里不哥又向蒙哥大汗上报，将全真教掌门人李志常、少林寺长老福裕等人带到哈剌和林，在万安阁举行了一场辩论。参加的人除了佛、道两派，还有丞相钵刺海、翻译合剌合孙、学士安藏，以及其他亲王贵戚。
据《大元至元辩伪录》记载，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处：第一，福裕整理了道教打砸抢占的五百余处佛教地点，请求蒙古人做主，要求道教归还；第二，要求证伪《老子化胡经》。
唐朝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福裕提出，《老子化胡经》说老子生于五运之前，也就是天地之先，可是根据《史记》，老子和孔子都出生在周代衰落之后。甚至他列举了一首唐诗，这首诗也说老子生于战国时期。 最后他反问：如果老子是大贤，应该辅佐国君安定百姓，可为什么他放弃中原的混乱不管，反而跑到西方去了呢？
蒙古人最后支持了福裕的提法，要求道教徒归还部分寺院，弥补损失，同时烧毁《老子化胡经》。
这一次辩论是对全真教发展的一次重大打击，掌门人李志常从此信心全无，第二年就去世了。
但佛道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一次辩论地点在蒙哥大汗的都城哈剌和林，由于路途遥远，去的人不多，且辩论没有充分展开，影响力有限。而归还寺庙、烧毁经版的做法更是引起普遍的敌视，最终，蒙古人认定，必须让佛、道两派再来一次更加正规的辩论，从理论上解决《老子化胡经》的问题，才能够解开佛、道之间的矛盾。
三年后，双方矛盾激化。蒙哥大汗要求弟弟忽必烈在后来成为元上都的开平府，再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辩论会。
被剃头的道士
根据记载，双方都派出“精锐部队”参与此次辩论。参与的人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这些人都来自蒙古的疆域，属于中原之外的区域。中原僧人则有三百余名参与。
道士方面则有道士张真人、蛮子（即元朝的第四等人南人）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
中立方，作为证人和裁判的也有两百余人，有蒙古人的丞相、达鲁花赤等高官，也有忽必烈的谋臣，以及汉朝儒教的代表姚枢、窦默等。
这一次辩论最大的看点，是佛、道双方的一次打赌。打赌的起因是这样的：忽必烈问双方，如果输了有什么惩罚？道教一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不敢明着回答。僧人一方倒是干脆，说按照西方的惯例，输掉的砍头谢罪。忽必烈最后定规矩：不需要砍头，如果佛教输掉，就让僧人蓄发戴帽；如果道士输掉，就剃头当僧人。参加这次打赌的双方各有十七名代表，这份代表的名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辩论开始后，佛教选择进攻，问道：《老子化胡经》真的是老子说的？
道士回答：是老子说的。
僧人开始设疑：如果是老子说的，那么僧人剃发受戒的规矩也应该是老子定的，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步骤，不妨说一说。
材料来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表10 佛、道打赌人员名单
道士回答：剃发是你们的事，老子不管。
僧人反驳说：受戒这种小事你都不知道，《老子化胡经》明显就是假的。
接着双方又争论佛是什么。道士回答佛是好人，后来又说佛就是觉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觉知觉信，无所不觉，这就是佛的真义。
僧人立刻反驳：你的这种对佛的定义，无非是拿对孔子的定义来套佛，可你们为什么不把孔子当作佛呢？
说到这里，圆福寺长老还和儒士姚枢开起了玩笑，问他道士对佛的定义是不是和儒教差不多，姚枢说是。圆福寺长老说：看来道士不光偷佛经，还偷你们儒教，你们要小心看好不要让道士当面偷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部分内容被当作了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接下来到了呈现证据的时候。道士们把《老子化胡经》和《史记》一起呈给忽必烈，作为老子是佛陀的证据。
忽必烈对于《史记》印象深刻，问道士这是什么。道士回答，这是中原有名的皇帝的书，集成起来作为古今凭证。
这句话惹恼了忽必烈，忽必烈随即问：除了中原之外，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皇帝？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继续问：其他地方皇帝的话是不是也管用？道士只好回答管用。忽必烈反问：为什么其他地方的皇帝都没有记载老子的事情呢？
就在道士们沉默之时，那摩国师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般驴马之人百事不晓！
那摩国师过后，到了吐蕃人八思巴国师出场，他问：老子留下的根本经叫什么？回答是：《道德经》。
八思巴继续提问：《道德经》上有说老子化胡的事情吗？
回答是：没有。
那么什么上有说？
回答：《史记》上有说。
八思巴立即举出西天的“史记”——频婆娑罗王的记载，说佛天上天下、十方世界都没有第二个，又怎么能是老子化的呢？
道士们对于频婆娑罗王的来头不知道，不能反驳，吃了大亏。最终皇帝发现道士们已经无力辩驳，作为裁判的姚枢也乘机宣布佛教获胜。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古代中国的中原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古代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古代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过分看重古代中国文化。
但对于古代中国的道士来说，中原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中原，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儿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儿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们，二者之间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古代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士辩论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都是雕刻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僧人。
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僧人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安排到不同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上述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原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不管是参与辩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辩论的儒教，这些中原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就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另外，中原人的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这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原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元朝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中原。但元朝的统治者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语系佛教，实际上，汉语系佛教经过唐朝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元朝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古代中国内陆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元朝人之后，明朝作为元朝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的思想代表。清朝统治者虽然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朝一样，这只是为便于管理，其本质上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时期统治者的选择，也注定了古代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
古代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朝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更没有在意。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19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