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的人文主张
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的孔子，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文献，以传承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发展到孔子那个时代已经数千年了。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之后的西周礼乐文明时期，更有《诗经》《尚书》《易经》等各种文献出现，此外还有不成文的礼俗等，文化的累积已经十分雄厚。进入春秋，随着老贵族的没落，这些文明的遗产面临散佚的危险，是孔子率先站出来，对前代文明成果加以整理，使其在未来得以广泛流传，并对文化发展施以全局性的影响。孔子从年轻时期就注意文献整理这方面的事情，到晚年更是倾注了主要精力和热忱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
适度损益：孔子的文化观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有所谓“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乃至“十四经”“二十一经”等说法。但一开始只有“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经中出现最晚的是《春秋》。前“五经”含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内容；《春秋》，顾名思义，记录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而且是因为人们相信它经过孔子笔削，才有资格成为经典。“六经”中的《乐》，因古代条件所限，失传了，所以只有“五经”。后来之所以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乃至“二十一经”之说，是因为一部经典还有附属的文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说儒家六艺，有九种，有经、传、记、群书等。经而外的这些传、记和群书，不是解释经的，就是与经有关的。
例如《春秋》为“五经”之一，但是，若把解释《春秋》的《公羊传》《穀梁传》和史料编年体的《左传》，即所谓“三传”也算作经，那“五经”就有八种了；又如在《仪礼》《周礼》而外，还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把这两种“记”也加入“经”的行列，那就更多了。现在流行的“十三经”中的《礼记》，指的就是《小戴礼记》。总之，“经”从“五经”到“十三经”乃至“二十一经”，就是把一些附属性质的传、记、群书也加进去的结果。今天，大家常说的还是“五经”“十三经”，前者是基本的经典，后者则是由基本经典加上注释与解读的几部书构成的。
今天能见到的经孔子之手整理的只有“五经”。那些解经的著作，不少也都与孔子相关，如《礼记》就有孔子大量关于礼的论说。据传统文献记载，“五经”没有一个不与孔子有关系。于是，在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就有了这样一种“群山万壑赴荆门”的大景观：孔子之前的主要文化累积，都百川奔腾地经过了一个“荆门”，之后才又流向四方，这道“荆门”就是孔子整理文献形成的“五经”。
孔子做这事是有其背景的。这不是别人派给他的任务，而是他自觉主动承担起的历史责任。这与孔子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假设一下，面对这些文化遗产，老子是不是有心思去整理它们呢？老子的观点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得越多，离道越远。以这样的态度，我们很难想象，老子有兴趣去收拾打点这些丰富的文化积累。法家人物能不能做这种事情？法家人物从一开始就讲“法后王”，一门心思要烧《诗》《书》。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百姓有了知识就难治了，所以法家人物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那么，其他学派呢？比如说有些学派重视概念分析，形成所谓的“名家”。“离坚白”“合同异”的出新之说是他们的兴趣点，他们大概也没有文献整理的志向。墨家很注意著述，经常引用古老的经典如《尚书》等，可是他们的出身、行业、特有的思想观念，都限制了他们在文献整理方面的能力。看来看去，只有儒家，只有孔子，不但有这方面的志趣，而且还能做得好。
孔子重视他那个时代的古典文化，是因为在文化上他是一个“损益论”者。什么叫“损益论”？《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是在问，未来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可不可以推测未来？孔子的回答是，要想了解未来，先看过去，看历史。他说，殷商文化的建构，吸收了夏文化，但有所增，有所减，也就是有所损益；周文化的建构，对殷商文化有所增，有所减，也是有所损益。孔子说，据此可以推知，未来百代的文化发展，应该也会遵循损益规则。这就是“损益论”的观点。
孔子在人文上持的是一种讲究延续加变革的改良主义观念，他不是个“革命论”者。儒家有一个革命论者，是孟子，他认为一个王朝腐败到底了，人民就应该起来推翻它，打倒它，这叫诛杀独夫民贼。读《论语》，看不到这样的言论。孔子把思考的焦点聚集在了文化延续和适度的损益上，在他看来，文化就像一条河流，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地蒸发，也不断地汇聚大小的支流。文化的要素应是要损不好的，要益好的。如何做到这点，在于文化延续中的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如果出了像桀纣这种暴君，怎么办？孟子态度鲜明，孔子就隐讳得多。孔子不谈革命，相反，《论语》赞美周文王在“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时候，依然服侍于殷，对周武王则颇有微词。其中的缘故值得细究。然而，就是打倒了暴君，铲除了暴政，文化的发展还是得延续，还是得适度地损益。
损益论的文化观，还与人生观有着某种联系。损益，是承认人类文化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承认从最初的简陋到“郁郁乎文哉”的进化。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眼光“平视”的文化观。生斯世也，为斯世也，由损益而来的“郁郁乎文哉”的世界，之所以要全力维护它，是因为它是人安身立命、成就非凡人生的世界。它不是抬头向天，像有些文明所设定的超凡入圣的世界，认为人类世俗的一切，都是束缚，都是枷锁，人们应该摆脱它，一脚把它踢翻，然后才能跟那个最高真理相结合。孔子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人可能生存的，就只有这样一个在一代代的延续累积中形成的文明化了的世界。人们行住坐卧、生老病死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所追求的神圣非凡的精神生活也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平凡的人生是在这个世界，超凡的人生也是在这个世界。
美国学者史华兹在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曾作过一个比较，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几乎找不到信仰中的优秀社会曾在历史中实现过的迹象。也就是说，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为人类早期的文化是不完美的，是应予批判的。尽管他们不是要求仰头，像印度教、佛教那样摆脱这个世俗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前代的文化基本上也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处处要指出其不足的态度。
像柏拉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建构未来世界，完成美好的人生必须从概念分析入手，以此摆脱人生的愚昧无知。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在广场上看到两个小青年关系亲密，就问：你们这种关系叫什么？青年回答：我们这是友谊。苏格拉底就问了：什么叫“友谊”？请注意，“友谊”作为一个概念被提了出来。于是他们就展开了对“友谊”这个概念的分析。大家就举例子，举一个例子，经苏格拉底一分析就被否定掉，再举一个例子，还是被否定掉。最后到这场辩论结束，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友谊”。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这样做，固然可以起到“认识你自己”的警示作用，但是，对于“友谊”这个概念的无知，换句话说，不晓得“友谊”的概念是什么，就不能与他人有“友谊”了吗？生活中难以用概念分析搞清楚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人在世间的生活就不进行了吗？例如什么是“美”，不是到今天还弄不出一个准确、统一的定义吗？可是日常的审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西方一些学者对于这种太过于“方以智”的思考已多有反思。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概念分析的方式，而概念是一种理念形态，任何现实的事物与理念形态的概念相比，都是残缺的，都是不完整的。在这样一种认知下，他们对前代所有的文化都持批评态度，也是很自然的。可问题是，在对“美”的概念没有认清之前，就不审美了吗？在把“善”的概念弄清楚之前，人们就不去行善，做一个好人了吗？正因如此，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在他与安乐哲合著的《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中就批评西方重概念分析的做法，说他们导致的弊端是该做的好事一件也不做，不该做的恶事，全做了。
回过头来看孔子，首先他没有抬头看天、看上帝、看超验的大梵的兴趣。他主张“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认为前人所创造的一切就包括生活的价值，学习它，遵循它，吸收好的，剔除坏的，就可以成就好的人生。而且，剔除坏的，保存好的，也不是概念分析。例如“勇”，如果让孔子说，孔子会告诉你，子路身上有勇敢，你看到了吗？这不是一个概念问题，一做概念分析就很麻烦，反而找不到实质。孔子的人文态度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不进行概念分析。
《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就是一个大致合乎理想标准的人，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一个“君子”，他要有智慧，不贪心，勇敢而又多才多艺，有文化。这不奇特，奇特的是孔子的指点方式，他没有纠缠于什么是“智”“勇”等概念的辨析，他没有把人在生活中显露的诸多优秀品质化为诸多知识概念，而是描述这些特殊品格的状态。什么是智？臧武仲的人生有“知”（智）的特点；什么是“不欲”，公绰的身上有这样的特点……这些人也都不是完人，他们身上却有不同寻常的闪光点。这些熠熠闪耀的品质，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就去学。孔子的学做人，学做“成人”，是希望大家披沙拣金地去学做人。这有点儿像鲁迅先生写小说，典型化手法，用当时上海人的打扮，绍兴人的小毡帽，北京人的鼻子、嘴脸等，典型化就成了阿Q形象。
孔子人文观念的特点是人文的标准不在抽象的观念领域，也不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净土或者兜率天，人文就在你我身上，人文是凡人身上呈现出来的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彩，它们交相辉映形成的世界就是人文的世界。这样的人文世界，有它深厚的传统，这就是文献典籍中无限丰富的矿藏。孔子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整理典籍的大任，他要深入那个丰富的人文世界，打点它，损益它，蒸馏它，升华它。这样伟大的工作，首先就表现在他的课堂教学中。
如何做好人：向典籍汲取营养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
《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典章制度，亦即人文经典；行，好的行为，好的品格；忠，做人忠诚负责任；信，信实。文行忠信不是四门课，而是贯穿在教学中的基本精神。料想孔子教学中对典籍的解读，就有这四个方面的阅读体会。
《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学生问老师几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和结局为何不同，孔子不答。不答，大概就是笑眯眯地看着南宫适，表情中已经有了答案。等学生转身离去，孔子则由衷赞叹，称这个学生是“君子”，能“尚德”！看古书懂得吸收其中的德行。这就涉及南宫适说了什么，他说到了四个属于过去的人物。一个叫羿，来自东夷的部落首领，“羿善射”是说他擅长射箭，整天射箭打猎，结果被人杀死了；还有一个叫奡，“奡荡舟”，说他善驾船。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未必是确解，但很有意思，说他可以陆地行舟，形容他力气大。这两个人，一个擅射，一个力气大，都不得好死。可是，禹和后稷，一个是夏人的祖先，一个是周人的祖先，他们老老实实地种地，结果子孙拥有天下，分别建立了夏王朝和周王朝。南宫适这样评价古人，表明他读书得法，知道应该汲取什么，所以孔子赞美他“尚德”，有“君子”的眼光。四个人物，都有点儿传说性质，但神话也罢，真实人物也罢，读书能体会德行的价值，就是“怪力乱神”，也可以读出有用的东西。
读文献典籍，学什么，吸收什么？《论语》中，从尧舜一直到活着的冉有，从古到今，这些人物都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谈论的内容，谈论这些人物身上那些作为人的各种品质，可以学习的各种特点。这是孔子的人文态度，一种非常平实的，也可以说非常接近事实的人文态度。超越的上帝和大梵在中国难以生根。中国人的信仰，与那些放弃日常生活，不要日常人伦，而与一个超越的至上神精神结合的思维方式差异太大，中国人一般不容易接受这种东西。要想做个好人，就踏踏实实过好日常生活，显示出有价值的品格，堂堂正正做个人，便是菩萨道！这是我们所讲的孔子的人文观点。
有这样的人文观点，那些记载了过去文化的文献典籍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春秋晚期文化断续之际，孔子才那样急切地挺身而出，整理各种经典。这是他的精神动力。实际上“六经”包含的内容很多，如占卜，它不是孔子的职业；诗乐，掌握在乐官手里面，也不是孔子的职业。但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礼坏乐崩”之际，很多专业人员都不干了。
《论语·微子》篇中就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春秋时期“师”大概都是盲人，眼睛不好使，耳朵却灵，对音乐敏感，他们的专业就是负责礼乐的演奏。但《论语·微子》篇透露，太师挚已经走了，不在鲁国了，跑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古代天子诸侯用饭都奏乐，“亚饭”大概就是上第二遍饭时奏乐的官，也跑到楚国去了。因为没人管饭了，拿不到俸禄了，所以亚饭干、三饭缭、四饭缺都跑了，跑到哪里的都有，有的去了齐、楚、蔡、秦，有的去了黄河之滨的某地区，有的跑到汉水流域，还有的跑到海边，反正哪里给钱，哪里给俸禄，就往哪儿跑，给饭吃就做，不给饭吃就不做。虽为专业人员，但对自己专业的文明价值却全然无视！
孔子则不然。孔子把被这些专业人员丢弃的东西看得很重。当这些专业人员不行的时候，他却以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身份站了出来。他博学，能把专业人员的事拿过来办，而且办得很出色，这是因为他不仅懂专业，而且懂文化。这类工作，他早年就主动去做了，但晚年投入的精力最多。这就是孔子，你就是再不喜欢他，也绕不开他。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若不是他站出来整理文化遗存，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