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而好古”：《尚书》与《春秋》
孔子教学，文行忠信。其中的“文”，就包括历史典籍的研习讲论。南宫适向老师问“羿善射，奡荡舟”之事，子路、子贡问管仲、召忽节操之不同，都是明证；而且所教不仅有“古代史”，还有“近现代史”。要教史，必然要搜集历史典籍，《尚书》因而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不但如此，孔子很可能还是中国最早以私人身份编修历史的人，这就是他与“五经”中另一部历史著作《春秋》的瓜葛。
孔子的学术中何以要有史？
孔子的治学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说明孔子一定关注历史方面的文献，但孔子表达文化理想的方式，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在思辨中缔构一个“理想国”，而是在讲史、述史和修史中寄寓自己的思想。当南宫适对古人作出“尚德”的理解时，孔子之所以高兴，是不是也有自己理解历史的方式在学生那里有所呼应的因素呢？
《尚书》有真有假：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史记·孔子世家》
《尚书》，按照传统的讲法大都认为经过孔子的筛选和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已经衰微，礼乐已经废弛，《诗》《书》也残缺不全了。于是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就是给《书》编排次序，上自唐尧、虞舜，下到春秋的秦穆公，是孔子选《书》范围。《史记》还说“故《书传》……自孔氏”，是说《尚书》的传承是从孔子开始的。
研究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实际上很困难。为什么？按照汉代纬书的说法，古《书》有三千二百多篇，孔子从中选出一百余篇，编为儒家教材。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强制民众烧毁《诗》、《书》、“百家语”以及秦之外的列国史书等文献。直到汉代建国以后的第二代皇帝惠帝，才废除了秦代的“挟书之律”（在秦代，身上带有《诗》《书》等书籍是犯法的），《尚书》才开始恢复传授。当时，济南有位老先生伏生，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抱着百篇《尚书》逃匿，秦亡国后又出来授徒。汉文帝时，朝廷知道伏生懂《尚书》，就让著名的晁错到伏生那里受学，抄录。实际伏生那里的《尚书》也不全，只有二十八篇。晁错抄录时是用当时的字体写的，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就是当时的字体。后来有人又发现了一篇，经认可，加入二十八篇中，这就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由来。
到汉武帝时，又有新发现。汉景帝时封建的一位鲁恭王到曲阜建立邦国，这位王爷很喜欢建筑楼堂馆所，拆除孔子家老建筑时，在屋子的夹壁墙里发现了用战国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当时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就用“今文”整理这批文献，他本想建议朝廷立于学官，不想时值汉武帝末年，宫中发生了“巫蛊”事件，朝廷大乱，事情就被搁置了。一直到两汉结束，多出的十六篇始终没有人传授。曹魏、西晋时也没有它们的消息。不想到了东晋，有一位名叫梅赜的人，声称自己有从孔安国那里传下来包括鲁恭王发现的十六篇在内的《尚书》，还有孔安国的传（注释）。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尚书》。此后，这部《古文尚书》流传，连唐代的“五经正义”都以它为经文。到了宋代，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的这部《古文尚书》，最后到清代才定了案，认定梅赜所献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是伪书，其中比《今文尚书》多出的篇章是伪造的。
这就是研究《尚书》与孔子关系的困难之处，汉代以前的古本《尚书》已经见不到了。资料残缺不全，研究起来困难很多。不过，关于《尚书》也有新材料问世，在清华大学收购的一批战国竹简中有一些类似《尚书》和《逸周书》的篇章，据专家说，其中有的篇章就是秦汉之际失传的，如《咸有一德》篇。
虽然《尚书》丢失了不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教过学生《尚书》。在《论语》中，孔子就曾引用过《尚书》的句子“孝乎惟孝”。同时像南宫适说到的羿、奡，可能也出自失传的《尚书》，他所说的禹和稷，则确实见于保存下来的《尚书》。《尚书》做过儒家的教材，这是毫无疑问的。
周公之德：《尚书》的核心内容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那么，孔子想让学生从《尚书》中学点儿什么呢？就仅存可信的《尚书》而言，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二十几篇文献，大部分都与周公有关。就算百篇《尚书》犹存，记录周公言行的文献所占比例也是很高的。由《论语》可知，孔子晚年身体不好，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由此可知，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不仅仅在意识层面，还在下意识层面，孔子连睡觉都梦见他，念念不忘的情感是何等深挚！
假如《尚书》真是从众多古史篇籍中选出的，那么，高扬周公之德，就是孔子编选的寄寓。什么是周公之德？有一本书叫《尚书大传》，是济南伏生作的，这本书也残了，现在能看到的版本是清代学者辑佚的。在残缺的《尚书大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周武王灭商后，向姜太公征求意见：众多的殷商遗民怎么办？姜太公的意思是能杀就杀，杀一个少一个。武王觉得这样做不行，就又问另一位大臣召公。召公说，有罪的就杀，无罪的不杀。武王听了，觉得这样做杀人仍太多。最后就问周公，周公说，无罪的不杀，有罪的也不杀。而且，不但不杀，还要“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殷商时有房屋的人，可以继续住在其房屋内，殷商时有田地的人，可以继续耕种其田地，一如其旧。《尚书大传》说，周武王听了这个建议，旷然若觉天下已定！什么叫周公之德？这就是周公之德！一个征服者，一个胜利者，能对被征服的民众包容，这就是德。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看到这种记载，常梦见周公也就很自然了。
《尚书》有一篇《康诰》，过去都认为这篇文献是封康叔到卫国去做诸侯时的“命书”，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不同意见，拙文叫《〈康诰〉非“诰”》，讲它不是官样“命书”，而是封建仪式结束之后，周公对自己的弟弟如何治理卫地殷商遗民的谆谆嘱咐，不是那个“命书”的“诰”。康叔与周公为同一母亲所生，是所谓“文王十子”之一，很有才干，所以周公选派他到殷商遗民较多的地方做诸侯。周公的嘱咐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康叔你到殷商那儿去治国，建一个周人的国家，首先要向殷贤民学习。殷商五百年多贤王，虽也有中衰，幸赖代有贤人，才能转危为安，有许多好的治国经验值得学习。周公这样说的时候，可是在周初啊！刚刚战胜了强大的殷商，就能提出要向手下败将的殷商学习，这是何等的心胸！
第二，周公又说，康叔你去了以后，不要用我们周人的法条治殷商遗民，我们周人起源于西北，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的法律条文，你不要拿这些去给殷商遗民断案子。你那样断案子，他们如果不习惯，就会觉得我们欺负他们。怎么办呢？你就用殷商的法律统治殷商遗民，他们才习惯。多开阔的政治心胸，允许在一些诸侯国，因地制宜地实施与周人不同的司法。实际上还不仅限于司法，比如丈量土地的尺度，在晋国用的戎索（就是戎人的尺度），在鲁国用的则是殷商的尺度。西周分封建国规模宏大，实际是“一国多制”，这与周公的心胸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三，对殷遗民要宽容。他们爱喝酒，由着他们；他们喜欢牵着牛车到各地行商，也要允许他们去做。但是卫国的周人喝酒就不行。周公对康叔说，酗酒的周人，你不好处理的，交给我。
《尚书》中，周公对召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周人取得了天下，有无边的幸福、欢乐，也有无边的忧患！能在胜利之后说这样话的人，性格多么沉稳，心智多么有深度！今天能看到的《尚书》，大部分都是周公对殷遗民和自己兄弟的讲话。从这些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也能深切感觉到这是一位强调学习、具有忧患情怀、有着宽大包容的心胸的人物。孔子与周公虽隔了数百年，心灵却是相通的。
《尚书》选篇从尧舜开始，《尚书》开篇就是《尧典》。《尧典》开篇又怎么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严格要求自己，修成了光辉的人格，以此他用德行凝聚了自己的九族，使自己的家庭变得亲睦，由此外推，进而团结了各个族姓的民众，协调了天下所有人群的关系，所有的人民在他的德行感召下幡然变好。这分明是后来儒家讲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大格局啊！《大学》篇的“在明明德”的“内圣外王”思想格局，不就是《尧典》篇开头部分的一个儒学的翻版吗？“内圣外王”之道，在《尚书·尧典》就讲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尧典》是什么时期的著作？过去都认为是后来儒家写的文献，照这样说，它的“内圣外王”，也就没什么新奇。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我对此曾有考证。简单地说，拿《尧典》与可信的西周中期的文献《吕刑》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尧典》与《吕刑》高度相似。再拿《尧典》的一些句法、用词等，与西周中期的金文相比对，也能发现相当高的一致性。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出土文献丰富的今天，再把《尧典》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就显得不入流了。因为新资料和老材料，都可以证明《尧典》的写作完成于西周中期。
在弄清《尧典》是西周中期的文献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家的思想文化建构确实是“吾从周”的。儒家一些重要的思想就是从西周文献中提炼出来的。把《大学》与《尚书·尧典》关联，就能说明这一问题了。这好比，周文化是粮食，孔子和他的学生就从粮食里酿出了酒！《论语》表明，内圣外王这一思想之酒的酿制，就是从孔子开始的。《宪问》篇：“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不就是《尧典》的儒家思想版吗？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没有全然相信《尧典》对尧的赞美，他认为《尧典》说得有点儿过头。圣贤也是人，人按照一定的理想去做事，难免不完满，难免有缺陷。
春秋笔法：“王道”面前人人平等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更多的是孔子用《尚书》做教材，在教学生时提炼其思想精华。那么，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有关系，一是认为没有关系。
后一种观点实际只是疑古思潮下的一个态度，并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为支撑。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所谓孔子作《春秋》，并不是凭空而写，而是在鲁国原有《春秋》的基础上修订的，古人称此为笔削。孔子对《春秋》的文字加以修改增减，以此表达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据说当时孔子曾向一些学生口授，学生及学生的后学口耳相传，代代相传，就有了《穀梁传》《公羊传》这两本书。这两本解《春秋》的书，实际是到汉代才写定的。鲁国原来的那本《春秋》叫“不修《春秋》”。
例如《春秋·庄公七年》有“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霣（陨）如雨”的记载。《公羊传》解释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那一年四月恒星突然不见，接着就落下了很多的陨石。原本的鲁国《春秋》说那些陨落如雨的星，在离地面一尺的时候又返回了。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君子”也就是孔子将“不修《春秋》”的记载，改成了“星霣如雨”，像下雨一样落下很多的陨石，意思就准确了。
古人言：“《春秋》道名分。”孔子所修的《春秋》，是讲名分的。什么叫名分呢？就是“正名”思想，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例如鲁隐公三年（前720年），周平王死了，《春秋》这一年记“秋，武氏子来求赙”，周大夫跑到鲁国来求赙，赙就是陪葬品。《春秋》把这件事写下来，表示讥讽、指责。周王室做这样的事情，不符合王者的身份。这就是道名分。
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是接着“王官采诗”而来的，“王官采诗”活动结束，就有《春秋》出现。孟子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王者之迹”的“迹”是说一种人，周王派他们到各地去采集反映民声的诗，采集以后拿回朝堂去演出，实际上就等于把各地的实际情况汇报到周王那里，有点儿像当今的报告文学。社会哪个方面出了问题，这些“报告文学家”挑一个典型人物或事迹，表现他们的境遇，揭示社会问题，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谱成可唱的诗篇，上达朝廷，这就是“采诗观风”。孟子说，这样的王者制度没有了，各国的《春秋》一类的史书就开始记录各国的历史。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táo）杌》，鲁国的史书则叫《春秋》。它们所记录的事件都是齐桓、晋文这些霸主的事，行文则用史官的体式。孟子接着就说，孔子曾经明确表示过，他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隐含在文字、事件中的内涵，被孔子私下拿到了！很明显，孔子与一般史官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把握历史事件、人物中所隐含的精神含义和人生真谛。这些话出自孟子，孟子离孔子很近，应该是可信的。
另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还转述了孔子这样的说法：“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说世道衰乱，人心坏了，大臣可以杀君主，儿子可以杀父亲，比动物世界还不如。人道堕落，孔子很恐惧，于是他作《春秋》。可是“作《春秋》”这样的事，这样的责任，本来是周天子该承担的，因为他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权责，谁犯了错误，记录下来，用权力加以纠正。孔子没有这个权力，但他有理解历史的权利，有评价历史上所有人、事的是非的权利。周天子做不了的事情，他可以拿起那春秋之笔来做。说起来，那支春秋之笔，原本孔子也没有资格拿，因为他不是职业史官。但是，周天子负不起应负的权责了，史官也不负责任了，但这个世界的是非还要有人管，于是，孔子以私人身份站出来管。这是“王道”与王权的分离，是有大风险的。所以孔子说，知我者，是因我作《春秋》；不知我者骂我，也是因为我作《春秋》。孔子说这些，其实是亮明自己的态度，是“知”是“罪”，由他去！人间正义的维持，再难再危险，也得有人做。这就是孔子的豪杰气概！
世界歪斜了，孔子要救这个世界。伊尹、周公，要救世界，用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孔子靠什么？只有靠他的“春秋笔法”。再举个例子说吧。打开《春秋》，就是“郑伯克段于*”一句。句中的“克”“郑伯”，都有含义。郑伯就是郑庄公，《春秋》为什么不称他“郑庄公”呢？因为他不像个君主。为什么不说是“郑克段于*”，而非要加一个“伯”字呢？那是因为讨伐段是郑庄公的私意，非郑国的国家意志。称他为“郑伯”，《左传》说：“称郑伯，讥失教也。”“伯”，在这里是大哥。有学者说是庄公的爵位。错。大哥负有教育引导弟弟的责任，可是郑庄公不然，称他“伯”，是挖苦他没尽好大哥之责。“郑伯克段于*”就等于说“哥哥打赢了弟弟”，这话多难听！春秋笔法要的就是这效果。“克”本义是“胜”，可我们今天还在说“克”这个“克”那个，或者说“克夫”，仍是很难听的词。“郑伯克段于*”，郑国的大哥克弟弟。弟弟叫段，怎么不称段为弟弟呢？因为他做人也实在不像个弟弟，所以只写他的名字段。在哪儿“克”的？在“*”。这一个“克”字，非常讲究，非常有力。原本周文化很重视兄弟情，尤其是同母兄弟。今天说的“朋友”这两字，有学者考证在金文里是指亲兄弟。另外，考古上有一个发现，周王朝建立之前，周人的墓葬，有的不是两口子埋在一起，而是把哥俩埋在一起。尚亲情，重手足，是周人固有的传统。《诗》篇里更是高扬兄弟之情。结果到了春秋初期，诸侯之家亲哥俩开始相克，老大处心积虑要把弟弟“克”了。一个“克”字，在这里，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春秋笔法”。
《春秋》的道名分，不是软的欺，硬的怕。《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有过这样的描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周游列国之后，知道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了，于是就用他的一支春秋之笔，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定一个是非，以为天下的仪表。司马迁说，为了维护是非，孔子的《春秋》不惜“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什么叫王事？就是王道。“王道”代表“真理”，不论天子，还是诸侯、大夫，谁做错了事，谁大胆僭越，谁恣意妄为，都要被贬斥、被声讨，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王道”，就是真理。
司马迁认为，这就是《春秋》精神。什么精神？在“王道”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司马迁继承《春秋》精神，写作《史记》，受了宫刑。因为什么？因为他给李陵说情吗？那是小事。有材料记载，司马迁写《景帝本纪》，就是汉武帝父亲的本纪，汉武帝读了以后，咬牙切齿。汉景帝为人阴险，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司马迁一一给记了下来。汉武帝一看，居然这样写我老爸，就要找机会报复，让司马迁断子绝孙。《春秋》精神在《史记》这儿是得到了继承，但到后来班固写《汉书》，就不行了。也可以说《春秋》精神到《史记》就断了。后来的史家，虽然有的时候也使点儿小伎俩，用点儿曲笔什么的，但都不能坚持《春秋》是是非非的大精神了。
礼仪与华夏：《春秋》丰富而开放的精神内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
孔子修《春秋》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由研读《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也就是“春秋三传”，可作如下简要的总结：
第一点，反对聚敛。像《春秋·宣公十五年》记载“初税亩”，《公羊传》《穀梁传》《左传》的解释，都是“非礼也”，都表示反对。为什么“初税亩”就“非礼”呢？增加税收，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你没有取得民众的同意，就强行增加税收，而且是翻倍地增加，这就是聚敛，是暴政。所以《春秋》郑重地记录了下来。
第二点，反对用暴力手段灭人家宗祀、灭人家国家。要把那些灭了的国家恢复起来，把那些绝了的世系延续起来，把那些跑了的贤才请回来。春秋时期那么多经久远年代传下来的国家、族群，都被强国灭掉，孔子认为不人道。今天，我们也会对一个主权国家无端被强权灭掉表示愤慨，全世界也都会愤怒。在这一点上，孔子是有他的道理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民族都想延续下去，强权为了自己的私利，灭掉弱小的国家、族群，是不合理的。
第三点，赞美那些为捍卫文明做出贡献的人。例如管仲，对齐桓公霸业起了大作用。《论语》记载，孔子赞许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这样的评价，就管仲的具体事迹而言，体现在《左传》，是鲁闵公元年（前661年）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诸夏危亡之秋，是管仲挑破沉闷，高举起民族大义的旗帜。体现在《穀梁传》，是鲁僖公九年（前651年）对齐桓公召集诸侯“见天子之禁”的赞美。该年《春秋》经文有“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的记载，《穀梁传》说：“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一般齐桓公会盟，《春秋》不记日子，为什么这一次葵丘之会却记了“戊辰”的具体日期？《穀梁传》说，是因赞美此次会盟。赞美什么？其一，赞美这次会盟不强迫诸侯。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此次会盟提出了“天子之禁”，亦即提出了列国在处理国内外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准则。具体说有：不要堵塞泉水，不要阻碍遇荒年的邦国向邻国购买粮食，不要随意更换嫡子继承人的位子，不要以宠妾取代正妻的地位，不要让妇女干预朝政诸条款。《穀梁传》赞美这次会盟，赞美齐桓公，就是赞美会盟的实际谋划者管仲。从葵丘之会的主张，不难看出管仲的大志向，绝不仅限于攘除夷狄，他要匡扶的是已经倾斜的天下。
第四点，强调文明是判断华夏与夷狄的标准。孔子赞美管仲，是因为他捍卫了文明的生活方式。那么，孔子对“夷狄”是什么态度呢？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的态度吗？不是。孔子晚年，《论语·子罕》篇显示，不是“欲居九夷”吗？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那地方简陋落后，孔子不是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吗？这起码表明，在孔子，夷狄虽然文化落后，却是可以改善的。夷狄既不是神，也不是兽，他们也是人。他们与华夏的区别，在孔子看来，只是文明的程度不同。孔子这样的精神，在作《春秋》口授大义时，应该传授给了学生。于是在《公羊传》中就表达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谁是夷狄？谁是华夏？《公羊传》说，谁做事符合礼义的要求，谁就是华夏；谁不符合礼义的要求，谁就是夷狄。《公羊传》认为，就是周文王的直系子孙，也可能成为新夷狄。还说，当时的华夏就快要变成新夷狄了！
《公羊传》提出了一个区分人群的重要标准：谁是夷狄，谁是华夏，以文化分。
这是一个很开放、很理性的标准！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谁遵循中国文化，谁就是中国人。文化至上，文化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即使你是周文王的子孙，但如果做事像夷狄，那你就是夷狄！结合《论语》，如此开明的态度，应来自孔子对夷狄的看法。儒家有出息的后学，将孔子对夷狄的态度作为判别夷夏的标准，是发扬光大的表现。这样的标准，对后来我们中华民族几次大的融合作用巨大。举一个例子说，犹太人，进入欧洲千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和社区。但是，古代一支犹太人在北宋时期进入中国的开封，没有多少年，就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了。这是让西方人感到很吃惊的事，这与人群以文化划分的理性原则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