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其祝卜”“观其德义”：孔子赞《易》
中国有一部很古老的书叫《周易》，这本书本来是占卜用的。远古时代就有占卜。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空间中，不能预知未来。这样的局限性，就使得预测未来，既有哲学的探问，也有各种类似算命的瞎猜。中国古人探索之路就是占卜，还为此发明出了两种占卜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是甲骨占卜和蓍草占卜。
甲骨占卜在中国起源很早。据考古发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有在龟甲上面刻纹的情况，在裴李岗文化遗址曾发现一片龟甲，上面就画着一只像眼睛的符号。龟甲之外，也有使用牛的肩胛骨和其他骨头占卜的。占卜过程，通常要对龟甲或者牛骨进行一番整修，再在它的上面刻上一系列丁字形状的刻槽，写上所问之词，然后用火灼烧丁字处，烧到一定热度时，卜骨就“噗”的一下开裂，出现裂纹，占卜者就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吉凶。
另外一种占卜的方式是使用蓍草。这就要用到算术，以五十根蓍草，拿出一根来不用，放在一边，也就是“卦一以象天”，然后把剩余的四十九根蓍草随意分成两部分，之后按四根蓍草一组地数，最后总会有剩余。把两部分的剩余加起来，会得出一个数字。把这个数量的草拿出来，把剩余的蓍草再分、再数，再得出一个数，再拿出来相应的数量。之后再将剩余的分为两部分，再数再余。最后把三次得出的余数加在一起，得到一个数字，这就是一个卦爻。如此算六次，得出六爻。之后还有变卦、不变卦的推算，很复杂。这些都记录在《易传》“大衍之数五十有五”那一节。用蓍草占卜的方法演变下来就成了《周易》这部书。就是说，《周易》本来是一本占卜算卦的书。可是，后来它却成了表达中国哲学思想的大著。这种转变是从孔子“赞《易》”开始的。
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能从《周易》当中生发出一套中国式的哲学体系，甲骨占卜为什么就不行呢？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占卜时龟甲爆破的裂纹，太没有规则，没人知道它会往哪儿裂开，龟甲的不同，以及灼烧温度和空气湿度不同，种种原因都会导致龟甲上的裂纹不同，难以预知。古代巫师靠那些裂纹占卜，若不是信口胡说，就是靠他对所占之事或人的观察与了解。察言观色往往是这类人吃饭的本事。人类认识事物总要有一定的规则依循，可是实在难以从甲骨占卜中看出一种规则来，但《周易》不同，用蓍草算，有数理规则可循。
五十以学《易》：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史记·孔子世家》
我们都知道，《周易》中有所谓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又称为八经卦。八在中国是多、多样的意思，比如说四面八方、五行八作乃至胡说八道，其中的“八”都表示多甚至没边没沿的意思。八经卦代表了天地间的八种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每一卦都是取万物的象。八经卦两两组合，就组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又称为六十四别卦。
以六十四别卦中的泰卦为例，泰卦由上下两个基本卦构成，上为坤，下为乾。乾代表阳、刚，坤代表阴、柔。两个卦一阴一阳，按照中国古代思想，阳在下，阴在上，阳要往上升，阴要往下沉，这就产生了一种交合，即事物都要回归它的本位上去，要各尽其性，阴要实现阴的性质，阳要实现阳的性质，它们一经交接互动，便会产生新事物。所以泰卦就代表了万物化合，天地交泰，是大吉之卦，故宫里就有交泰殿。与泰卦相反的是否卦，坤阴在下，乾阳在上，事物就没有发展性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周易》中的卦是有规则可循的，八卦无外乎阴阳、刚柔、内外等。因此，孔子和他以后的儒家先哲们才能从《周易》中阐发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道理。
孔子早年似乎对《周易》不感兴趣，对占卜也一样。《论语》中记载，孔子曾经为此骂过一个人，这人名气很大，就是鲁国的重臣臧文仲。臧文仲这个人在鲁国有贤臣的声誉，政绩不错，但是孔子却看出了他的一个缺点。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zhuō），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什么叫“居蔡”？“蔡”就是占卜用的大龟甲，“居蔡”就是保存大龟甲。孔子说臧文仲盖了个极为华丽的房子，就为保存龟甲，这样做事的人，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呢！《论语》中也谈到过《周易》，孔子讲：“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又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还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这个“人而无恒”中的“恒”指的是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恒卦的卦辞，强调的是要有恒心。孔子这里说一个人要是没点儿恒心，就连巫医也做不成，是令人羞辱的，只要懂得了恒卦这一意义，那还用得着占卜求神问鬼吗？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占卜、算卦一类事情是不以为然的。
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在他晚年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变，从传世文献看，《论语·述而》中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是说再给我几年来学《周易》吧，我可以使我的人生没有大的过错。《史记》也说孔子晚年好《易》，“读《易》，韦编三绝”。古代简册是用牛皮做的带子编连在一起的，孔子晚年反复读《周易》，简册的带子断了好多次。
在传世的儒家文献中，《周易》除了记录前面讲到的八八六十四卦，还有所谓的“十翼”。“翼”就是翅膀，引申为羽翼、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对《周易》的注解，所以又叫《易传》。《周易》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很高的，“五经”中有它，“六经”中也有它，后来发展到“九经”“十三经”，《周易》一直都占据一席之地。打开“十三经”，头一部经典就是《周易》，但到北宋出现了变化。
北宋的学风里有一种疑古思潮，这种思潮就是对经典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汉代以来是经学的时代，经学的学风一直是老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说，讲经典要讲究家法、师法。独尊儒术以后，几百年的国家考试中一直坚持重师法、家法的传统。你若想做官参加国家的考试，得先问你学问的出处，你跟谁、从哪家学的经，考生要先报告这些信息。然后，根据你的师承来考你，回答问题时，要求必须用本门的学说作答。如果答成其他老师、其他门派的说法，对不住，就算你错！从汉代开始的这种考试方法到魏晋南北朝也还大体如此。但是到隋唐后就出问题了，隋唐结束了几百年的南北分裂，实现了大一统。可是，在南北朝时，南方重视的经学家和北方不一样，国家统一后科举要考经学，怎么办？于是，唐朝初年由朝廷主持，委任了一些学者，疏解汉魏以来各经的旧传师说，编成《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承认的正统经典学说。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就在这部书里面。
说起来，从汉到唐，特别重视经学，到了北宋，疑古思潮专门同师法、家法作对。关于《周易》的“十翼”，这时站出一个人质疑，他就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说，过去都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这样的说法有问题。他说，你看《易传》中总出现“子曰”，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十翼”的文字不是孔子的手笔！欧阳修这个观点好理解，我们现在写文章也总是引用某人说，恰恰就证明这个文章不是“某人说”的那个“某人”写的。欧阳修读书眼睛很敏锐，发现了这一点。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很多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由老师说、学生记下来的，口称老师，很自然。所以，欧阳修的说法是他不了解上古文献形成的特点所致。
在古代，这个怀疑到此为止了。欧阳修以后的学者，研究《周易》大都还是承认“十翼”是与孔子有关的。而且，宋代欧阳修疑古，也是要回到经典本身去寻求理解的。宋学与汉学的一个区别，就在立意上，宋学更强调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用自己的脑袋去读经，而不是不加思考地接受。总之，宋代起码还没有发展到由此否认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地步。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古史辨”兴起，新的疑古思潮出现了。疑古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而且怀疑的声势相当浩大，同时还伴随五四以来“砸烂孔家店”的潮流。在《周易》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彻底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钱穆在解释《论语》中孔子那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时就否定了其与《周易》的关系。钱穆从标点上解释这话，他说应该点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把“易”字换成“亦”，断到下一句去。“易”字写成“亦”，在汉代就有这样的做法，钱穆捡回了汉代的老版本，将本句解释为“加我数年，五十开始读书学习，我的人生也可以无大过了”。如此一来，这句话就和《周易》没关系了，就可以认为，孔子赞《周易》的说法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但是，钱穆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话很明显与孔子自己说过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矛盾，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了，又怎么会等到晚年再好学呢？
吾求其德：孔子如何看《周易》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
——《帛书易传·要》
《周易》到底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个学术史上的千古之谜，到了1973年开始峰回路转。这一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遗址三号墓被发掘清理，发现了总量达十余万字的珍贵帛书文献。据推断，这些帛书是战国文献，其中就包括与《周易》相关的文献。在关于《周易》的文献中，有好几篇文字是孔子和学生或者后学讨论《周易》的内容。其中有一篇被定名为《要》，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子赣（就是子贡）谈《周易》的内容。这篇文章中写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是说孔子晚年的时候很喜欢《周易》，片刻不离，坐下来就放在席子旁，走路时就放在书袋里，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与《史记》“韦编三绝”的记载相符。
如此痴迷《周易》，引起了子贡的注意。子贡就问老师：“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抏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意思是，老师啊，您过去说过，没有德行的人才会整天求神问鬼，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整天占卜，学生我很是赞同。可是您现在怎么也整天拿着《周易》看个没完呢？孔子怎么回答？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回答很妙，孔子说：我看《周易》，把占卜这个事情放在后边，这个“后”在这里与“松柏之后凋”中的“后”同义，都是“不”的意思。既然不看它的占卜，那要看什么呢？孔子说要看里边的德义。
孔子还说：“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我们知道占卜这种事情是巫史的吃饭活计，巫和史本来就是一群人，干的都是占卜预知未来的营生，只是分工不同。有人烧骨占卜、算卦占卜，有人把占卜及其应验的情况记录下来，这样的文献后来就变成了史。今天，我们不是把甲骨文当作重要的历史文献吗？记录保存文献的人，随记录保存的范围扩大，就成了史；还在那里占卜的，就还是巫。到了汉代，司马迁所在的太史衙门里，还有一大批占卜、算卦、看风水的人。孔子这里说，我看《周易》是为了求其德，与巫史那些人看的是同一本书，走的却不是一条路，所得结果也不一样，我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在传世的《易传》中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句子。
总之，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沉重打击了“古史辨”学派的说法。新材料解决学术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赞《易》：以哲学眼光读《周易》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周易·系辞下》
那么，孔子又是怎样“赞《易》”的呢？赞者，辅助也，引导也。简单地说，赞《易》就是帮助人们理解《易》的哲理蕴涵。我们知道，《周易》本来就是占卜、算卦的书，可是孔子赞《周易》，不是看它的占卜，而是看它的“德”和“义”，实际上就是看《周易》中蕴涵的人生哲理。这正合孔子的先进性，是孔子的了不起之处。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面对一本算卦的书，能有这样的态度，实在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了。今天的一些人，看《周易》还把它当作算卦的书。对这些人来说，几千年的进步算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那么孔子对《易》又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呢？大约有如下几点吧。首先，从《周易》里，他发现了忧患情绪，忧患是人生重要的智慧。在传世本的《周易》中，孔子就说过，易的兴起是在中古。“中古”是就孔子而言，是指殷周变革之际。孔子认为，《周易》是“中古”时有忧患感的人作的。说忧患是人生智慧，是因为越是关心未来的人，越对未来没有把握，孔子说“临事而惧”，就是指有忧患意识的人。做事之前大大咧咧，总觉得自己不含糊，没有不败事的。老话说，有“事前诸葛亮”，有“事后诸葛亮”，还有“带汁的诸葛亮”。带汁的，就是失败后哭鼻子的。不懂得忧患的人就容易成为“带汁的诸葛亮”。那么，什么叫忧患情绪？忧患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性思维，使人能够看到事物可以朝着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转化，并对此担忧。忧患的价值在于激发人去思考，想办法促成事物好转，这是超前的思维，是着眼于未来的思维。
首先，孔子认定，《周易》八卦的创立是由于有忧患的意识。有了忧患情绪，就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迷信的占卜，想通过算一卦决定未来的动作，就像《小二黑结婚》里那位二诸葛，通过看皇历来决定明天要不要种地。孔子赞《易》的目标，则是促成另外一种忧患的精神，那就是靠树立德义来趋避福祸。实际上《周易》本身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忧患”这个概念，是孔子“赞”出了这一点。实际他是提醒人们，从事物发展的角度上关注未来，由此戒惕自己的行为，这才是忧患精神。
这一点，在《周易·系辞下》中也有很好的表达：“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就是在讲忧患，安宁的时候不要忘了危险，存在的时候不要忘了消亡，国家治理得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好形势下往往掩盖着相反的趋势，有了警惕之心才可以安身保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向前，不发展，光是躺在老本上，是躺不了多久的，等到你发现自己落后了，就已经晚了！所以说“十翼”中有一种超前的、忧患的、着眼于未来的、寻求发展的情绪。这就是一种忧患的精神，“精神”与一般哲学概念不一样，中国人讲精气神儿，一个人活着就要讲一股子精气神儿，像孟子说的“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人要有精神。一个时代的领导者和他治下的人民，始终保持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对这个时代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以上是孔子对《周易》在精神层面上的理解，那么在纯粹哲学概念的角度，孔子又是如何理解《周易》的呢？孔子将“阴阳”观念与《周易》中的卦象结合起来，就有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阴阳两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这里的“阴阳”就成了一种对世界的概括，成了世界上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阴阳”的概念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任何事物都是两种力量在相互作用，事物的发展是因为其内在有动力、有冲突、有阴阳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动态的，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循环变化的。这是在讲事物的发展论，是从宇宙论、本体论的角度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从人生智慧的角度讲，凡是一件好事，它总会带着一个消极的东西，就像吃药，在治病的同时，也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这里边就是一种阴阳辩证。这启发我们对待事物，不能只想好的一面。阴阳哲学是中国人理解事物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孔子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个综合的工作，也就是把《周易》中神秘的、巫术的符示系统上升为对天地的概括。这就是孔子“观其德义”的表现，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
最后，孔子通过看《周易》，承认世界是变动的。老话说《周易》是“变经”，中国哲学史上也认为一阴一阳可以导致无限变化的可能。在马王堆出土的文献中，孔子曾高度赞美过龙。他说龙善变，可以上九天和仙在一起，也可以下深渊与蛇在一起，它可以极阳，也可以极阴。世界既然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那么人也应该顺着阴阳、顺着世界变化走。孔子这样的理解，表达了中国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那就是世界是变化和连续的存在。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世界的小亚细亚，泰勒斯曾经提出水是构成世界的基质，在他之后，又有人说世界是由火构成的，再后来又有人说世界是粒子构成的。不管怎么样，西方最早的哲学家总是试图找到构成世界的最小的基质，致力于将世界上纷繁复杂的现象磨碎开去，以找到最终的那个基质。这是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他们不相信现象，坚定地认为现象背后一定有本质。这种信念带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剖析现象来找出世界最基本的构成，于是原子论、真空论就出现了，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基础。
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我们也知道金木水火土，不过古人从来不单独讲它们，从来不说世界是由金或水构成的。金木水火土在中国人这里，不是相生关系，就是相克关系。就是说，中国人总要把这五种物质放到一个动态系统中去考察，这样的思考方式在《尚书·洪范》篇里就有记载了。所以说“变化”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孔子用它来阐发《周易》，从而提出一种变动的宇宙观、世界观。
当然，这种哲学观点不完全是由孔子发明的，在孔子之前就已有这种认识。孔子能独辟蹊径，将这种认识注入《周易》里，从而碰撞出新的学问，这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中庸之道：进德修业、改善世界的方法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
最后一点要谈的是孔子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中庸思想。《论语》中讲过一些关于中庸的思想，但中庸这个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是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说中庸之德太难了，一般民众不知道它已经很久了。当然，在《论语》中孔子曾讲到自己“无可无不可”，但是正面说到“中庸”二字就只有这么一次。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庸思想的提出与孔子晚年好《周易》有密切关系。尽管《周易》本身只是一本算卦的书，但它使用了一套有趣的符示系统，这套系统充满了一对对相生的概念。有阴必有阳，有刚必有柔，有内必有外，有吉必有凶，这些都是两两相对的，形成有趣的对偶。这样互相对峙的关系中，就有一个“中道”的问题。如在刚和柔的两极之间，就有一个不刚不柔、亦刚亦柔的中间状态。所以孔子在赞《易》时提出中道思想，实在是因为《周易》语言非常适合来表达“中道”这个重要概念。中道原则，说白了，就是做事尺度如何拿捏的智慧。因此也可以说，孔子晚年赞《易》，目的就是要建构儒家的实践论。中庸之道，是做事的智慧。
《论语》中虽然只提到过一次中庸，但是儒家却有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就是《中庸》。《中庸》是“四书”之一，按照《史记·孔子世家》和《孔丛子》等文献的说法，它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孔子六十九岁时，孔鲤年五十而卒，在孔子七十三岁去世时，子思应该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是可以听祖父讲学的。据说子思在孔子去世后，访问祖父的学生，搜集孔子晚年与学生谈论中道原则的内容，由此写成了《中庸》这篇大文章，中庸之道就在《中庸》篇中得到了大规模的阐发。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什么意思呢？仍需要从孔子的赞《易》中获得理解。外在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矛盾，变动不居，总是在阴阳、刚柔等两极之间变化。人也就要在这个纷乱的、两极化的、动态发展的、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找出一条平衡之道，即中庸之道，进而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这就是“中道而行”，也就是“中庸”的意思。中庸者，中即中道，庸在这里就是以中为用，执中而行。《易传》讲“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中庸》里也有这句话，差异很小。“庸言”“庸行”，就是符合中道原则的言语和行为。一个“庸”字，常使人想起庸庸碌碌，是的，中道而行，由不得人露才扬己，显示个性，采取的举措因为不偏激、不矫情，所以显得平平常常。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世界，抓住机会，就必须除掉主观、意气等能显露“我”的东西，平心静气，客观忠实，才能做得成事。相反，张扬夸诞，就是华而不实。《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而时中”，什么叫“时中”？孟子赞美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就是能把握瞬息之间的平衡。就像打靶子，最初级的射手趴在地上打，人不动，靶子也不动；高级的射手，人在动，靶子也在动，能不能在这样的动态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考虑到靶子移动的速度，以及风速等外在的干扰因素，并在恰当的时机一枪命中，这就是“时中”。
在《中庸》这篇文献中，尤其是开头几段，应该有子思发挥的内容。这部分很重要，子思很有哲学天分，是他把从《易传》里的天地阴阳中获得的“中道”启示，发展成主体的心性建构问题，意义重大。《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话有点儿抽象，特别是其中的“已发”“未发”，各种注本和解释围绕着它不断纠缠。
前边讲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时说到，孔子与子夏对人性有一个发现，叫“礼后乎”。人类为什么有礼乐文明？因为我们有个“美质”人性的好底子。正是人性的这种高明才保证出现了文化、文明。“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指的就是我们高出一般动物的那点儿人性，是老天爷单独给我们的。沿着这个人性走下去就是“道”，修这个“道”就是“教”。《中庸》接下来说，人生下来都会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当我们把这些情绪适度地表现出来时就需要“和”。这就是说，人类生而就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潜藏于人性之中，小孩子“哇”地一降生，就先天带来了。只要智力没问题，一生下来，喜怒哀乐等，就在一个活脱脱的生命中了。这就叫“未发，谓之中”。老天很公平，给了每个人一样的情绪系统。发达的情绪系统会随生命成长，逐渐发挥作用，这时就容易出问题，因为作用有好有坏。所以重点不在于“未发，谓之中”，那是遗传的结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重点在于怎么把这个情绪控制好，也就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为什么同样是人，同样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有的人成就大，有的人成就小，刘邦、项羽争天下，为何最终刘邦赢而项羽就输呢？论才气，项羽比刘邦大得多啊！
这就涉及一个心性的修养问题，也就是控制情绪。情绪是魔鬼，我们今天说处置任何事，一旦让情绪做了主，处置的手法就会失当，就会不得要领。在这个充满阴阳刚柔、复杂多变的世界中，要想善于应变，需要首先建构好自己的精神主体，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就需要修养，需要经历，需要磨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致中和”。
《中庸》中接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做事，就是主观世界影响客观世界。主体“致中和”，措施得宜，属于客观世界的万物就会各归其位，这就是“赞化天地”。否则，就是乱来，世界要大乱。西方古希腊哲学讲究的是理性控制情绪，中国人却说中庸，说对喜怒哀乐的“致中和”，不说理性，其实“致中和”就是理性状态。《大学》也有阐述中道而行的内容，如谓一个人对自己的手下，你爱他，对他的评价、使用就不得其正，就会偏心眼；你恨他，也不得其正，还是会偏心眼；你怕他，也会不得其正。可见，只要是让情绪做主，就会不得其正，只有把情绪中和起来，才是中道，与西方所说的理性控制情绪异曲同工。
看来孔子赞《周易》的结果，不仅提出了对于客观实际的理解，更提出了一个进德修业、改善世界的方法论，也就是“中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