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孔子办教育
孔子不但好学，而且对学习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学习在他这儿是什么？是改造人们的自然品质，使其拥有健康的人格。《论语·阳货》篇中记载有孔子和高足子路的一段对话，孔子问子路：“你听说过‘六言六蔽’吗？”子路回答：“没有啊。”孔子就说了如下的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段话是说，一个人如果天生气质偏于仁厚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愚蠢；如果偏于智慧，聪明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放荡，冲撞规矩；如果只知道讲信用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贼，就是不讲原则的江湖义气；如果偏于直，好实话实说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绞，即说话不讲分寸，瞎正直，尖刻伤人；如果偏于勇敢，胆子大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乱，不守秩序，明火执仗打砸抢；如果偏于刚，疾恶如仇但不好学，容易出现的弊端是心胸狭隘，不能容人，且对待别人易狂躁。
你看，关于学习，这是多精彩的言论！所谓“六言”，就是仁、知、信、直、勇、刚；所谓“六蔽”，就是愚、荡、贼、绞、乱、狂。“六言”和“六蔽”一一对应。孔子这段话，其实是承认每一个人的天生气质都是好的，但若不加学习，就容易产生种种流弊偏差。
为乘田，为委吏：做人唯有本色难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孟子·万章下》
所谓的学，就是自我觉悟，自我打磨提升，自知并且自制。实际上就是要经由观察他人的长短得失来警示自己，使得每个人的美好气质都能得到发挥，而不至于堕入流弊。这在孔子的教育中是做到了的。
例如子路，孔子曾认为他“好勇”，可是到了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时，季康子问：“子路可以从政吗？”孔子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子路做事果敢，从政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呢！你看，经过孔子多年的教育，子路就不再是“勇”，而是“果”。“果敢”是经常连用的一个词，就是说，经过孔子的教育，原本“好勇”的子路，在气质上已经是升级版了，他已经从“好勇”的自然气质中升华出一种新品格：果。也就是说，子路做人做事，不再是单纯的气质流露，经过学习，以及对天生气质的觉悟与打磨，他已经确立了一种新的人格。他的天生气质偏于勇，现在有了分寸，有了拿捏，有了做人的智慧，这种气质作用于行为，会有益于社会群体，他就能够从事文明社会生活的创造。由“勇”而“果”，就是自然升进，就是“好学”的结果。什么是孔子所谓的“学”？改造我们的气质，这就是学。
前面说过，孔子少年好学，可他的学不是或主要不是在学校。以他的出身而言，孔子应该是进过学校的，可是他的大多数知识和觉悟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孔子少年、青年时的身份是卑贱的。孔子大概二十三岁结婚（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七岁），可能结婚前后，母亲就去世了。《孟子》里面记载说，孔子少年时给人家放牛羊，也曾给人当过库管员。有人曾问他，你是怎么放牛羊的呢？孔子说，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尽量让牛羊茁壮。学生们也曾问，你是怎么做好库管员的呢？孔子说，没有什么奇特招数，做到账目清楚而已。这就是卖什么吆喝什么。《中庸》讲，君子要“素其位而行”，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做得精，就是学问。
总之，孔子少年时代好学，是从生活中学，说起来就是认真做事。不单认真做，而且认真想，认真观察体味。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敏于事”。他地位卑贱，早年干的一些事情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不干的。到了晚年以后，有人就奇怪，孔子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会呢？他那样多才多艺，什么事情都在行，像百科全书。当时吴国的一位太宰就问孔子的高足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听了，就顺杆往上爬，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意思是，我们的老师是天生的圣贤，所以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孔子知道了子贡对吴国太宰的回答，就说了一句话：“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
这个话我们很熟悉，鲁迅先生写的《孔乙己》，主人公孔乙己就曾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文绉绉、酸溜溜的。这话什么意思？孔子的意思是，因为我少年时身份卑贱，不是那种生来就有好身世、好背景的人，爹死得早，有母亲需要养活，所以做什么能挣钱养家糊口，我就去做什么。放牛羊，管仓库，我都干过。那些有“君子”身份的人，需要这么多的手艺吗？人家并不需要。
从这个故事中，一是可以看到孔子早年的一些状况，二是可以看到孔子这个人的本色。老话说，做人唯有本色难。孔子中年时曾做过鲁国的大司寇，成了有身份的人，随着他的声望日著，身边常有一大帮学生跟着，甚至也有鲁国的一些贵族相跟随。这时候说起自己的早年来，不怕人知道自己早年卑贱的底细，不藏着掖着，这就是本色。做到这一点很难！别人夸他是圣人，学生也顺杆往上爬，孔子却说“吾少也贱”，所以干过不少“鄙事”。孔子，一个很本色的人！本色，就是不俗气。人们说《论语》有很好的文学性，就在从其中的言谈能见出孔子的人品。
有教无类：孔子办教育，不问贵贱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通“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荀子·法行》
因为孔子有如此本色，所以在有条件办教育时，他能广泛招收那些同样“少也贱”的人。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就是办私家教育，就是办“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平民教育。孔子后来被尊为“万世师表”，仅就办平民教育说，他也当得起这个尊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孔子的生日曾经被设定为教师节。说来说去，孔子的本行是“穷教书”的！请注意，孔子办平民教育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孔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人，他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一束脩”是由十条小肉干捆成的干肉条；另一种解释说，人到了十五岁后就该束发修身了，所以“束脩”指的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按照第一种解释是，只要拿一点点学费，我就教；按照第二种解释是，我教过不少十五岁束发修身的人。第一种解释更好些，就是“有教无类”。什么叫“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学，我就教。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犁牛”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杂毛的牛，犹如今天所说的“狸猫”就是杂色猫，狸猫的“狸”与犁牛的“犁”都通“黎”，杂、众多的意思。还有一种是耕牛。不论是杂色牛还是耕牛，当时都是不上档次的牛，都是在地里干活拉犁、做粗重活计的牛。孔子的意思是，牛犊通身赤红、两角周正，可有人竟因为它的爸爸是粗笨犁牛、出身卑贱而舍弃它，不把它献给山川神灵，恐怕山川神灵也会觉得舍不得吧？文献记载，周人祭祀山川神灵的牛，要用通身赤色无杂毛的牛犊，而且刚冒出头的犄角要周正。孔子这样说，只是在强调这样一点：英雄不论出身。
孔子办教育，主张“有教无类”，就是打破身份限制，不问贵贱。在《荀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人当着子贡的面说：你们老师办教育，门庭太杂乱，什么人都有，出身卑贱的，犯过错误的，还有市场里当牙行的市侩之徒，什么人都招收，你孔门儒家的门庭太杂乱了。我们知道，孔子教人，有所谓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子贡这个人善言辞，孔门四科中他属于“言语”科。子贡怎么回答？子贡说：越有名的医生门前病人越多，而且看什么病的都有；越是好的弓箭修理厂，七扭八歪的弓箭越多。但是经过医生的治疗，经过修理厂的矫正，有病的人可以恢复健康，七扭八歪的弓箭可以重新使用。同样的道理，孔子办教育，就是让那些有问题的人可以成为健康的人重返社会。这话够精彩！很好地表达了孔子办教育不分出身门第、不挑挑拣拣的精神。
礼下庶人：孔子兴办平民教育的文化意义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史记·鲁周公世家》
孔子办教育是很有突破性的。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一点儿历史，了解古代封建制度下教育权利的问题。
大家知道，周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西周制度意义上的“封建”，不是后来说的“老封建”“思想封建”的意思。西周建立之初，人很少。周人打天下，把殷商王朝干掉了，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从地域上来说，东到大海，西到今天的陕甘，北起燕山内外，南到江汉平原，这么一大片地方。这么大的地方要统治，怎么办？当时，商王朝虽然亡了，可还有一大群殷商遗民。从人数上讲，殷商遗民总得在百万左右。周人呢？周人灭商时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可以推测，史书记载周武王灭商时是三千虎贲之士直捣敌穴，擒贼擒王，一个早晨就把商纣王灭了。按照古代五家出一兵来反推，五家出一兵，三千的五倍为一万五千户。一个家庭里少则五六口，多则七八口。算来算去，多则十余万，少则七八万，就是给它翻倍，也就二十万左右。
这样少的族群，面对那样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异姓异族，周人聪明地采取了封建制。周王将自己的亲人和盟友如姜太公等靠得住的人，分封到各地去，让其建立城邑驻扎下来，每人统治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这就是分封诸侯、封邦建国，也就是“封建”。这是一种控制战略要地并且化整为零的做法。如北京，当时是燕国，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向北通往今天的东北，向西北通往内蒙古草原，所以这个地方是咽喉要路，需要封建一两个国家。
在周初，封建了五十几个这样的诸侯国家。可是前面说过，周人群体一开始人很少，至多不过二十万。本来不多的人分出五十几个邦国，一个邦国所得的人数就很少，至多不过几千人而已。这样少的人要建一个邦国，控制一大片地区，谈何容易，所以他们要修一个城邑，夯土建造城墙，将自己围在其中，这样才安全，才有控制广大乡野的条件。这样的城邑，就是“国”，说白了就是由土墙围起来的城郭。国就是“郭”，城郭的意思。住在“国”中的人，主要是征服者，也就是随着西周封建制的实施，从今陕西移过来的一批占领者，他们要依“国”而居，所以称“国人”。当地居民还住在原有的村落里，称“野人”。“野人”是与“国人”相对而言的。
文献记载，西周建立后很重视兴文教。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只在“国”的范围内办文教。至于野人，只要不造反、按时交赋税就可以了。所以，尽管西周礼乐文明很发达，但一直到孔子出世以前，大体是“礼不下庶人”的。这里的“礼”，可以理解为文教。不过呢，历史在发展，而且周人用封建方式统治中原广大地区，政策上的主导倾向是讲究周人与其他人群融合的。
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记载，周人办教育主要是在“国”中办，“野”的范围内的民众，也就是周人而外的原有居民，是享受不到周人所办教育之泽的。到了春秋晚期，“国”和“野”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了，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孔子站出来，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不论你是谁，不论国人还是野人，只要你来学，他就教。别的先不说，就“有教无类”这一点，孔子的做法的确石破天惊，十分了不起！
孔子的学生很多是野人、穷人。例如子路这位孔门高弟，有记载说他只比孔子小九岁，是卞（今山东泗水县境内）之野人。子路年轻时很粗鲁，喜欢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佩戴公猪皮鞘的宝剑，初遇孔子，咦，国中人，还文绉绉！见了就来气，上前就要欺负孔子。结果呢，就像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孔子“设礼稍诱子路”，不用多费事就把子路收服了，而且一服永服，子路追随了孔子一辈子。野人出身的子路，虽然粗鲁，天性却纯真，稍露一点儿美妙的东西给他，就足以让这位血性汉子折服。《论语·公冶长》篇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一个好的道理，在没有把它付诸行动之前，就不听其他新道理。多么诚挚实在的人！
有学者注意到，《论语》中“人”和“民”是有分别的，孔子的教育理想就是尽量把没受过教育的“民”，即普通老百姓，转化为受过教育的“人”，使其成为有品格的“君子”。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教育理想，孔子的确值得敬佩。相反，两千多年后，有人居然提出办“贵族教育”，倒车要开到两千多年前去，不能不说太悲哀了！
西周封建制有很了不起的一个方面，就是各国可以因地制宜，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封建体制，是“一国多制”。《史记》记载，齐国的始封君姜太公和鲁国的开国君主伯禽分别被派遣到泰山南北去建国，姜太公穿着夜行衣就去了封地。到地方的第二天，就和当地莱人打了起来。抢夺生存地盘，不打才怪呢！打跑莱人之后，姜太公三下五除二，只用五个月就把国家建成了，并向周公报告。可是伯禽呢？这位周公的儿子伯禽去建立鲁国，足足用了三年才把新国建成，才向他的父亲周公汇报。
周公就问：“姜太公，你的国怎么建得那么快？”姜太公说：“太简单了，我的策略是尊贤尚功，谁有功我用谁，另外我广开鱼盐之利，从其俗，简其礼，所以国家就建立得快。”周公又问伯禽：“你的国怎么建得这样慢啊？”伯禽说：“我要变其俗，革其礼，移风易俗，时间就得长点儿啊！”据说周公听了这两人的汇报之后，感慨地说，鲁国早晚要受制于齐国！
司马迁这样写，很明显是事后诸葛亮。但这样说也有其真实内涵，那就是齐、鲁开国路线不同。姜太公因俗简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发展经济。伯禽是另外一种气质的人，他要改变当地的习俗，开创新的社会风尚。伯禽在文化上大有作为，但没怎么重视经济。姜太公和伯禽的不同建国方略，对后来齐、鲁两国文化影响至大。今天两国都属山东，但山北山南，一个有发达的经济，一个有深厚的文化。
鲁国的文化传统，与周公、伯禽都有关系。据《尚书》记载，周武王病了，病得不轻，于是周公就把列祖列宗的牌位摆上，自己剪了指甲、头发，拿着玉璧，对祖先神灵问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要选一个人上天伺候你们？你们是不是选中了发（周武王名发）？”周公继续说，“你们不要选发，选我旦（周公名旦），让我去，我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周公这样说，表明他懂得许多当时的巫史文化。另外，在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里面，有一件大祝禽鼎，器物上的铭文记载，周公东征时举行驱鬼打鬼的仪式，由一个叫禽的人来操办。有学者说，铭文中的“大祝禽”就是伯禽。有可能爷儿俩在宗教仪式方面都很在行。
另外再看看《左传·定公四年》关于鲁国封建的记载。当时封建诸侯，王室总要赏赐一些贵重东西给诸侯，封建鲁国时，给的人才和器物，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大小官员）、彝器（各种祭祀典礼用器）。对比其他诸侯国，鲁国得到的宗教神职人员和祭祀礼器明显更多。因为周公旦对周王室有大功绩，所以周公死后，周天子还特意颁发了一部周王才配享有的礼乐给鲁国，让他们去祭祀周公。总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臣韩宣子到鲁国访问，看了鲁国丰厚的文化传家宝，由衷地赞叹：“周礼尽在鲁矣！”还有一种说法是，春秋时期诸侯要观摩周礼，就得到鲁国去取经。
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鲁国这样的诸侯国之所以能诞生孔子这样的人，是有原因的。鲁国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刘向《列女传》记载了一个故事：齐国人攻打鲁国，打到鲁国的边境，望见一个鲁国妇女带着两个孩子逃跑，这两个孩子一大一小。齐军离得远的时候，妇女逃跑是抱着小的、拉着大的；快被追上时，这个妇女把小的放到地上，把大的抱起来继续跑。齐国将军纳闷，问怎么回事。那位鲁国妇女就说：“大孩子是别人家的，小孩子是我的；你们离得远的时候，我是怎么方便怎么跑，现在被你们追上了，你们要是想杀人，我就不能让别人家的孩子受难了！”齐国将军听了说，算了吧，这个仗别打了，鲁国人那么善良，连一个山泽妇人都能持节行义。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鲁国的风俗不错是真的。
这里说到一个名词“礼乐文明”。简单地说，所谓“礼乐文明”，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王室推行的文明，特点是许多大事都要经典礼来办，典礼上要吃饭、奏乐、歌唱，各种礼仪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互相尊敬，当然也讲究等级差别。“礼乐文明”推行数百年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而衰落了，可是它的一些精华要素，经过孔子的提纯，就变成了儒家思想。
鲁国本来是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但是鲁国文化影响了孔子一生，又因为孔子影响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
因材施教：啐啄同时，发挥教与学的积极性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论语·为政》
孔子的教学是启发式的，不搞填鸭或死记硬背那一套。孔子教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意思就是教学调动两头的积极性，老师教，学生动脑筋想问题，到学生想通又没通、想说却找不到适当语言的时候，老师从旁点拨。这就是启发式教学。为更好地理解启发式教学，可以举一个禅宗的例子来解释。禅宗说老母鸡孵蛋，孵到一定程度以后，小鸡在蛋壳里吮声（啐），老母鸡在外面啄，一啐一啄，小鸡就出来了！这叫“啐啄同时”，师生两头同时努力，将两头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尤其是要将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与此相关的原则就是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问孔子：“我们听到一个好的道理，是不是马上就可以付诸行动？”孔子说：“那怎么能行？你有父亲，还有兄长，总得回家商量一下吧！”后来冉有也问同样的问题：“听到一个好的道理，是不是马上就可以付诸行动？”孔子说：“对，应该马上行动！”孔子两次回答，学生公西华都在场，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却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解释说，子路这个人性情急，做什么事都心急火燎，老想走在别人前头，所以要给他撤撤火；可冉有在行动方面事事求稳，能不做就尽量不做，所以得激发他。这就是典型的因材施教，孔子留下了很多很好的事例。
孔子有一个最喜欢的学生，就是颜渊。孔子曾经说，我给颜渊上课，我说什么他都没有不同的意见，笨笨傻傻的样子；可是仔细观察他，私下生活却处处照着圣贤道理做，把学到的与生活的实际结合得很好。颜渊实在不愚啊！古代做学问讲究实践，德行的学问就是德行的生活，颜渊课堂上虽然不提问，话说得少，但是践行得很好。另外，从孔子说颜渊不提反对意见对自己没帮助这件事上，可以想见，孔子的课堂是很活跃的。当然这里说的课堂是宽泛意义上的。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争辩，有的甚至还对老师提出反对意见。
还有一回上课，冉有、子路，公西华、曾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较早的学生）一起陪伴老师，闲谈中孔子就问：“你们平日总说没有人了解自己，假如有一天有人欣赏你，要用你，那你拿什么回报人家呀？”话音还未落地，子路噌地站了起来，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套想法。结果，“夫子哂之”（《论语·先进》）。“哂”就是露出牙齿笑，潜台词就是：看看，老毛病又犯了！后来孔子说，我这话还没落地，还没叫到子路，他就站起来“放炮仗”了。为人要讲礼让，治国也要讲礼让，言语之间都不谦让，遑论那些治国理想呢！孔子接着主动提问冉有，冉有做了回答。之后又问公西华，公西华也做了回答。几个人问完了，孔子又问曾皙：“点（曾皙，名点），尔何如？”孔子问曾皙：“你怎么想的呢？”注意，《论语》这里有简短却传神的描写：“鼓瑟希，铿尔。”原来在师生谈话的时候，曾皙在那里弹曲子！这就是孔子教学令人神往的地方了！
看古希腊柏拉图教学的那幅壁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沉思的，也有相互高谈阔论的。孔夫子的学堂可能没这么热闹，但很文雅，谈话的场合，有人在那里鼓瑟，很艺术，也很雅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