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参政。百家争鸣的诸子著作，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安顿当时那个已经混乱了的世界的。百家争鸣出现的一个机缘就是春秋到战国的天下大乱。那么，怎样安顿这个世界呢？儒家有儒家的办法，道家有道家的办法，法家也有法家的办法。诸家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办法。这类内容在整个先秦思想史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司马迁给孔子写了一篇《孔子世家》，前人评点司马迁这段文字，认为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不用”。“不用”是这篇文字的题眼，“不用”就是不被任用。孔子学了文武艺，本事很好，要德有德，要道有道，要什么有什么，可就是没人用他！也可以说，孔子落寞了一辈子。他这个人有才干，也有从政的兴趣，就是不被任用，周游列国找机会，到头来只是到处碰壁。
何以如此呢？这就需要了解孔子从政的理念，了解孔子对政治的理解。今天许多人想从政，你问他为了什么，有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有不少小九九。这可不是孔子从政的志趣。刚才说的这些人，孔子骂他们是“斗筲之人”，“斗筲”就是水筲、水桶，量很小，而且大概不得善终的也不少。孔子对政治有他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见于《论语》中，可以分这样三点来说。
名正言顺，事成礼兴：做事要称职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
孔子对政治的第一个理解，说来说去以两个字为核心：正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大意是：如果名分不正，做起事来就不顺，逻辑上就不通。你逻辑都不通，事还怎么成呢？所以社会的世道人心就会疙疙瘩瘩，老百姓也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正名”。什么叫“正名”？就是要名实相符。正名，用现在的说法，比如说做一个老师，你称职吗？这就要拿教师守则来核对。符合要求，说明你称职；不合要求，说明你是混子。这又叫循名责实。在中国古代，“名”属概念、要求之类，拿这个概念和要求去衡量你实际的所作所为，就叫循名责实。这也就是孔子“正名”的意思。
孔子跟齐景公有一段对话很出名，就是那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对话。什么叫“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就是正名。我小时候看过一种解释，说君再不好，也是君；臣再好，也是臣；父亲再不好，也是父亲；儿子再好，也是儿子。可是，后来大了，自己去看《论语》，再看这句话的解释，麻花儿满拧儿，满不是那么回事！这才知道我小时候看到的解释来自两汉时期董仲舒和《白虎通》的作者们。
孔子的本意其实是循名责实，用现在的话说，党员有党章，团员有团章；有人说我非党也非团，那你总得是哪个市的市民或哪个村的村民吧，总得有个市民守则或乡规民约；最不济也有个乡村风俗约束你的行为吧！有这些守则、规约或者风俗，横穿马路、打架斗殴的坏事情就有管束，等红绿灯、尊老爱幼的好风尚就有标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你说我们做教师的，有教师守则，规定上课不许迟到早退等。所以所谓的循名责实，就是干什么像什么。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要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论语》中记载孔子思想的文字，“君君，臣臣”恐怕只能这样理解。这就是孔子对政治的第一个理解。
政者正也，身正令行：以文教引导民众走正确的道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孔子对政治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政治要引导民众走正确的道路。孔子说过：“政者，正也。”“政治”的“政”，是一个“正”字加一个“攵”。这个“攵”很有意思，意味着政治是一种文教。“文”是什么？是一种德行，一种美德，一种善。这是中国古代对政治的定义。
有一次季康子问关于政治的问题。孔子就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治就是引导民众走正确的路，你如果行得正，老百姓没人敢行不正。第一句话是对政治的定义，第二句话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什么要求？政治家要身正。这就是老话说的身正令行，未正人，先正己。大家看《赤桑镇》这部戏，包公铡了他侄子以后，跟他嫂子说的就是“未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这里面带有强烈的中国色彩。英语的“政治”是politics，从古希腊语来的，本义是“城邦的事情”。把“政治”定义为“城邦的事情”，是说这种事情需要大家来管理，这就是政治。我们古人讲“政者，正也”，汉字“政”，就是“正”。事情要不要管？当然要管。但是超越“事”这一层，还有价值上的取向，需要以文教引导民众。
《论语》第二篇《为政》，开篇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的本意是引导，引申了就是“治理”的意思。治理一个国家，一群人，假如就用政令命令大家，对不听从令的人用刑律法条整饬，不听话的要打板子、罚款，随地吐痰要罚款，横穿马路也要罚款，这就是“齐之以刑”。“刑”是什么？“刑”的本意就是模型。什么东西一上了模型，就得就范。“齐之以刑”就是逼你就范。孔子说，这种政治最后的结果就是民众千方百计免于刑罚，为了免于刑罚什么都干，这就会变得无耻，没有羞耻心。反过来说，“道之以德”，用德行来引导民众，用风俗、用礼法、用文教、用文化来规范大家，老百姓就有耻辱心，人们就“格”。“格”者，汉代有碑写作“恪”，意思是敬。这句话是说老百姓不但会有自尊心而且会恭敬上司。这才是好政治。
孔子强调“德”“礼”，反对“刑”，初看上去好像他反对宪政，反对法制，其实他这句话本不是在谈政治体制，而是谈政治理念。孔子的意思是行政管理，要注意维护民众羞耻心。这是高一层的政治要求。试想，谁犯了点儿小错误，你就打他，就抓他去蹲监狱，多伤一个人的脸面！他的确是被惩罚了，可是由此变得无耻了，你挫伤了他的自尊自爱，他什么也不在乎了，就要变成社会的敌人了。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一些人从监狱出来以后更坏了，为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羞耻心了。没了羞耻心，什么都敢干，对社会的危害可就更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认为，好的政治一定要尽量少用刑罚，一旦用刑罚，伤了一个人的自尊心，就等于给这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潜在的敌人。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秦朝皇帝听法家的，以杀去杀，用严刑重罚统治民众，才十几年老百姓就造了反。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只犯了一点儿错误，就把他整个自尊、自爱挫伤了，他想横竖都是死。如果一个国家把百姓弄得都不怕死了，就太危险了。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况且人们活的可不只是个生死问题，还有一个尊严问题。人在这个社会上奋斗、生活，不都是为这点儿自尊心吗？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点儿道理。所以，好政治要尽量少用刑罚。真正理想的法治恰恰要维护人的尊严，真正的法治社会也是靠美好的风俗来维持的。
孔子强调，政治要教化民众，要用文德，好的政治应该尽量维护大家的自尊心。正因如此，他反对刑杀，反对为了治安杀人。《论语·颜渊》篇记载，季康子患盗，这个季康子是季氏家族的掌门人，当时鲁国季氏家族掌握了国家大权，所以他也是鲁国的执政。这个人虽比孔子年轻，但是老贵族比较重视礼仪，一些虚头巴脑的面子活儿，他还是讲究的，所以看上去他也尊重孔子，跟孔子也问点儿什么。他感觉鲁国的盗窃现象多了，就问孔子怎么办，话里话外都露出要杀一批人的意思。孔子就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什么意思？如果不是你们这些领导者，你们这些贵族起了鼠窃狗盗之心，如果你们欲望能够少点儿，那么即使奖励老百姓，他们也不会去做贼的！这话就等于伸手给了季康子一个嘴巴子。看孔子这样说话，大家该明白了吧，为什么他老不得志，对当权者这样说话，谁还用他！可这才是孔子的本色。孔夫子绝对不像有些人讲的，处处和谐。他要那样的话，早就升官发财了。孔子正言厉色，指责当权者先把风气带坏了反而想杀老百姓，他反对这样做。
《论语·颜渊》篇还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把无道的人杀了，人们就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了。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大权在你手里，干什么动不动就要杀人呢？孔子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你要是好了，老百姓肯定跟着学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中的“君子”是在位者，“小人”指不在位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照孔子的理解，当时天下大乱，谁负责任？绝对不是小民！尽管抢东西、盗贼、小流氓多了，可是这个责任不在民众。
儒家的文献《礼记》里说，老百姓看在位者，不是看他讲什么话，而是看他怎样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聪明着呢！儒家这样说，是强调当政者身正令行，给民众做个好榜样，不要动不动拿手中的权力挫伤这个，挫伤那个，最后给社会树敌了。
举贤任能，后继有人：将权力交给贤德的人
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
孔子对政治的第三个理解是强调“举贤才”。在“举贤才”这事上，孔子讲话难免有所隐讳。
《礼记》的《礼运》篇高度赞美尧舜。《中庸》里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认为尧舜之道最高，最可取。
在古代传说中，有的人是感生，即感天而生，就是神或上天生的孩子，很神圣。例如商人的始祖契（xiè），周人的始祖后稷，都是感天而生。可是那位舜却是有父母的普通人。舜的父亲是瞽叟，顾名思义就是瞎老头。瞎老头娶了个妻子生了舜，结果其妻不幸死了。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舜的弟弟象。瞽叟眼瞎心也瞎，他爱后老婆生的孩子，就变着法地欺负舜。这就有好多传说了。例如，舜去修房顶，下面的人就撤梯子；最严重的一次是舜去淘井，瞽叟和象就往井里填土。不过呢，他们怎么也没害死舜。舜一边提防他们，另一边对父亲、母亲和弟弟，还一如既往地孝悌。舜是大孝子、大圣贤，可他家庭环境并不好。《尚书》记载说，舜的家庭，父亲“顽”（顽劣，老不正经），母亲“嚣”（吵吵嚷嚷，唠唠叨叨），至于那个象，就更坏了。舜的家庭环境虽非常糟糕，但是他的孝悌之道做得好。当时的帝王尧知道了舜的情况，就把他选拔上来，最后还把权力给了他，于是舜就领导了后稷和商契，成为新一代帝王。
孔子的学生对这件事情不理解，说舜是人类生的孩子，怎么可以领导后稷、商契这些“感天而生”的人呢？孔子说，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舜贤明。孔子的观点是，英雄不论出身，有德无德，不在于你是不是出身华贵，是不是全身长着非常漂亮的羽毛。如果凤毛鸡胆，飞不高也飞不远，羽毛再漂亮也没用。孔子的标准很简单，谁贤德，谁就应该在位。即使是感天而生的人，贤德不足，也得要贤德的人类之子来管理。
《论语》中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仲弓“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就是可以南面做诸侯。这话在当时说得多少有点儿过头，因为周代是周文王的子孙掌权，诸侯都是世袭的。周文王、武王打下天下来，天下就成了他们家的，父传子，家天下。可孔子却说自己的学生仲弓，论德行的话完全可以做诸侯。为什么孔子认为尧舜好？就在于这样一点：尧没有把手里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一位贤人——舜；舜也没有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另外一位贤人，就是禹。照老话说，这叫“天下为公”，是大同世界才有的美德。父传子，则是小康时代的现象。小康比大同，就差得远了。大同思想并不见于《论语》，可是这思想应该就来源于孔子，他只是没明说，是后学们把这样的意思说出来了。孔子为人很小心谨慎，不做那些于事无补、于己有害的事情，所以有些话，他不愿意明说。
关于举贤才，在《论语》中也有记载。孔子老是说“举贤才”，有人就问了：“老师啊，你整天说举贤才，可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怎么举呀？”孔子回答：“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你跟人打交道，总认识一两个有才的吧？把你身边的贤才举上来，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也会帮你举。关键得有爱贤才的心意，还得把这心意亮出来！
说到举贤才，《论语》中孔子还赞美过一个人，这就是卫国的公叔文子。公叔文子这个人平日做事，不一定都好，但当他自己升迁的时候，他把有才干的家臣也推荐给了国君，孔子说这个人有点儿气派，当得起这个“文”字。公叔文子的“文”，是谥号。古代人死后给他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就是谥号。孔子说，公叔文子这个人死后的谥号是“文”，看其他方面可能高了些，但就他能向君主推荐人才这一点说，他当得起。
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做过宰，相当于后来的县令。有一天，他来见孔子，孔子就问：“女得人焉尔乎？”（《论语·雍也》）意思是，怎么样，你在治理之地发现人才了吗？你看，孔子很注意这样一点，就是到一个地方去做官，在努力治理好民事之外，还要注意发现人才。子游这个人很聪明，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更是孔门十哲中的一位。他说，还真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澹台灭明，字子羽。子游说子羽是个贤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子游说原因有两点：第一，子羽没公事绝不到自己的办公厅来套近乎；第二，观察子羽的表现，他走路从来不抄小路。俗话说，人怕有外号，地怕有小道。方方正正一块田地，你为了走路径直踏过去，踩出一条道来，你是方便了，可是田地却受害了，这种行为叫苟且。子羽不图自己的方便，表明他是个方正、不苟且的人。子游由此判断他是个有德行的贤才。子游这样说，孔子当然很高兴，一是子游善于观察人，二是他发现子游也很不简单。子游说子羽品德方正，不巴结长官，能够从不巴结自己这一点上看到对方的人品，太难能可贵了！这种精神，在后代也有人继承。例如，司马光做了宰相之后，他挑选谏官，专门挑跟自己不认识、没交情的人。这种事情看似简单，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谈话，与学生谈历史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其中就有一个故事，讲到春秋时期了不起的郑国政治家子产。大家如果读《庄子》，应该知道“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故事有原始民主气息。乡校里一些有身份、有水平的人，对郑国的政治提出批评。有人就向子产建议，干脆把乡校拆了，看他们还上哪儿去发牢骚骂人。子产听了，就说，拆它干什么？他们在那儿骂，骂是一种消气的方法，不让他们骂，他们的反对情绪就会郁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就像修堤坝拦河水，拦到一定程度不让外泄，早晚得决堤。那损失可就大了！留着乡校，让有不同意见的人把意见表达出来，这样对郑国社会反而更加安全啊！据《左传》记载，子产死后，孔子还流着眼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可是有一次弟子在孔子面前赞美子产时，孔子却说：“你们都说子产很好，我也同意，但是我觉得子产有一点不如子皮（子皮就是罕虎，是子皮推荐子产代替自己做执政的）。子皮能推荐贤才，让辈分、资历都不如自己的子产来执政，并且始终站在子产后面给他支持。可是，反过来再看子产，他一死，郑国的朝堂还有人吗？”的确，子产死后，子太叔执政，郑国就乱了。这就是子产不如子皮的地方——不注意举贤才。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干好自己任上的事情之外却没有把人才培养出来，这也是失职。曾国藩打完太平军后提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再看李鸿章，只做事，不怎么举贤才，结果在他活着的时候，事业就败了。这就是分别。同样，有人赞美管仲，孔子说，管仲的确不错，但不如鲍叔，为什么？管仲能上台，完全是鲍叔极力推荐的。可是管仲一死，齐国的霸业马上中衰，也是因为缺少人才。这些都是儒家文献中强调举贤才的故事。
举贤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义。江山可以代代相传，但是你得把权力交给贤人，让贤人来治理。所以到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虽然高度专制，甚至有哲学家说这样的政治其实是“反政治”，可社会还能维持繁荣强盛和发展，举贤这一点是关键。说到举贤，就难免说到汉武帝，说到科举制。汉武帝上台后，为了使汉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把眼光投向了社会大众，发布诏书让各郡按人数比例举贤才。一开始，朝廷实权还在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手里，地方官员不拿皇帝的话当回事。五年以后，窦太后死了，实权交到了年轻的汉武帝手里，他再次发诏书求贤。这一回，皇帝还说了狠话，说再不举贤才，将会被视为藐视诏书，这是杀头之罪！这一下，地方官不敢马虎了。于是，汉帝国就开始了正规的察举制。之后到了隋唐，察举制又逐渐变成科举制。
过去大家读《儒林外史》，觉得吴敬梓跟科举制过不去，所以写了《范进中举》。是的，察举制、科举制都有诸多毛病，特别是科举制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说弊端甚多，问题严重。但在“用人还得有规矩”这一点上，这些制度毕竟还是维持了一定的体统。就说清朝吧，八旗勋贵之后可以凭借先代功勋受封官职，就是“荫封”。可是一旦接受荫封，就不能下科场跟一般贫寒士子争科名了。为此，有人就拒绝荫封，靠自己的本事下科场去挣功名。俗话说，有烂秀才、烂举人，没有烂进士。现在参观一些古迹，进士留的题诗，诗是诗，字是字，可见此话大体不假。至于唐宋的科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诸大文豪，哪个不是科举出身？就是明清时期，进士中成大事、立大业的也不在少数。科举何尝亏负国家？任何制度都会存在问题，不断改善才是关键。
大体来说，正名、教化、举贤，是孔子政治思想中比较重要的三点。
孔子也很想从政，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孔子一生中，也有那么几年时间他从了政，而且做到了大夫以上，只是时间不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