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南游
孔子周游中原列国，遇到的尽是些昏聩的诸侯，现在却有一个好消息。在陈国时，孔子听说楚国当时在位的楚昭王是一位有仁爱之心的君主。有一次楚昭王生病，天空中出现了不祥的兆头，一个巫（巫和医本是同源的，古代的医就是从巫分化发展过来的）说：“这是您犯病的征兆。不过我有办法，我掐诀念咒，可以把您身上的病转到大臣身上去。”楚昭王听了，一笑，说：“我得病不好，大臣得病就好吗？算了，你也别给我转移这个病了，就让它在我身上待着吧！”楚昭王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病，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现，颇有仁者气派！
据记载，当时楚昭王正因为陈国受到晋、吴的攻击，而率军前往救援，驻扎在离陈国都城不远的地方。他听说了孔子在陈，就派人和孔子通消息。这就有了孔子游楚的事情。
陈蔡绝粮：君子可以忍受逆境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
孔子想游楚，在陈蔡之间，却遭了大厄，差点儿没饿死。
在此之前，孔子也曾到过蔡国，但蔡国的当政者不用他。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吴国伐陈，楚昭王为救陈而率师驻扎城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此时楚昭王令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城父在今天河南襄城西南，空间上在陈国西边、蔡国西北。孔子既然是前往“拜礼”，就从蔡国的某地出发，经过陈国向西北方向走。不承想走到陈蔡之间，被困住了。也有另外的说法，说孔子之所以被困在陈蔡之间，是有人要谋害他。《史记》说，听说楚国要用孔子，陈蔡两国的大夫们坐不住了，他们合谋，认为孔子到楚国后会危害他们，于是决定发徒役将孔子围在陈蔡之间的荒野上。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当时的陈蔡两国，一个与楚结好，一个是吴的盟国，两方势同水火，不大可能为孔子的事合谋。孔子在陈蔡的野外被困七天，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当时陈国方面为抵抗吴国而坚壁清野，津关戒严，任何外来宾客都无法接待；而蔡国正在谋划南迁首都，靠近吴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孔子经过陈蔡之间，公私两方面都找不到接济，所以就断了粮，挨了饿。
关于在陈蔡绝粮的事，古代文献多有记载。说孔子和他的学生七天没吃的，就快到大限了。随从的学生们面黄肌瘦，饿得爬不起来。可是，他们看看老师，孔子还在那里诵读、歌唱、弹琴，好像没事似的。大家都奇怪，老师怎么这样扛饿呀？其他同学听老师在那里诵读弦歌，越听越觉得饿得慌，子路则不然。他是越听越生气，憋不住就一脸恼怒地来见老师，见面就问：“君子亦有穷乎？”人家真正的君子，也会遭受这样的艰难吗？言外之意，我们跟您老人家学道，最后落得这样的田地，饿得前胸贴了后背，难道有志于君子之道的人，就该是这样的下场？
孔子看看子路，好像又看到了当初师生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卞之野人。孔子平静地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是啊，是真君子就能忍住现在的逆境，若是小人，到现在，为了吃饭活命，就会无所不为了。说完看看子路，仿佛在问：子路，你现在要做君子还是小人？子路一如当初的真挚，听了老师的话，马上就想通了，于是坐到孔子的身旁一声不响，学着老师的样子，专心去跟辘辘饥肠作斗争了。以上是《论语》透露的当时情况。
看《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内容要丰富得多。孔子知道，像子路这样因为饥饿而质疑自己所坚持之道的弟子，不在少数，不得不管一管大家的精神了。于是，他先把子路叫过来，问子路：“《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孔子引了《诗经》两句诗说，我们不是老虎、犀牛，却流落在旷野，是我们的道有问题吗？不然何以沦落至此？子路也纳闷，就对老师说：“莫不是我们还不够有仁爱，还不足以取信于所有人；要不然就是我们还不够有智慧，人家还不能让我们行道。”孔子听了，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是这样吗？仲由，假如有仁道的人必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这样的事吗？假如真正有智慧的人在行道上必能获得别人的许可，那还会有王子比干被挖心而死这样的事吗？”孔子的意思是：子路你真傻啊，行道就有危险，就应该做好遭遇艰难困苦的心理准备啊！
接着，孔子叫子贡过来，用同样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话问他。子贡用他聪明的头脑想了想，说老师的道太伟大了，以天下之大都容不下，于是他顺便劝孔子，说老师您何不降低一下您的道的标准呢？这样就可以通行无阻了。孔子听了，就批评子贡说：“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大意是说，好的农夫只能保证自己种好庄稼，却不能保证一定有好收成；巧匠只能保证自己手艺精致，却不能保证活计能符合每一个人的心意。君子只管沿着正路修道，怎么能为了让别人容下自己就牺牲自己修道的标准呢？
最后，孔子又把颜回叫来问了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是，老师的道太伟大，所以别人不能容您；然而越是别人不能容您，越发显得您所修之道的伟大，这不是老师的耻辱，而是当政者们的耻辱。颜回这样说，深合孔子之意。
孔子有一个绰号叫“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个绰号，就是在孔子南游时，南方的一些士人给他起的，还告诉了孔子的学生。这里正有孔子（还包括颜回）的真精神：顺着世道而为，可能会做成一点事，甚至是大事，但算不得什么；而为了美好的理想，逆势而为，明知做不成，却绝不放弃，这才是疾风下的劲草，风霜中的松柏！这才是真儒特有的大豪杰精神！
以上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与子路的对话虽有演绎成分，但大体可信。孔子与子贡、颜回的对话，或许采纳了传说，却也颇能显示孔、颜精神。《荀子》对陈蔡绝粮之事的记载，只有孔子和子路的对话。比较《论语》和《荀子》的记载，后者多了如下的内容：“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大体是说君子求诸己，至于道能不能行，自己的遭遇如何，可归之于天。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叫“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这是儒家修道做人的根底。
与叶公论道：什么是善政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述而》
饥饿没有再延续，按司马迁的说法，是楚国人帮着解了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一年（鲁哀公六年，前489年）的秋天，楚昭王死了。孔子周游列国最后的希望也断掉了。不过，南游的孔子还是见到了楚国的一位贤臣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就是寓言“叶公好龙”中的叶公。那则好龙的寓言讽刺叶公不好真龙好假龙，是否与他最终不能用孔子有关，不得而知。另外，孔子见叶公，也可能是发生在孔子往来于陈蔡之间的时候，比绝粮之事早。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了。
当时叶公是楚国的地方大员，孔子南游，子贡、子路先去联络叶公，为孔子到楚打前站，接洽各种事宜。当时楚国的势力向北发展，已经到达了今河南南阳、许昌一带，镇守这一带的就是叶公。
子路来和叶公联络，叶公就问：你们的老师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想，子路跟随孔子这么多年，却是灯下黑，一下子被问蒙了，答不上来。子路回来把这事跟孔子一说，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意思是，你怎么不说，我老师这个人，读书讲学，一发愤就忘了吃饭，精神乐观，忘了忧患，虽然年纪不小了，却从不觉得自己老。
这就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保持的精神状态，发愤讲学，精神昂扬，不服老，也不觉老。孔子周游列国，一直找不到知己，找不到任用自己的君主，到处碰壁，但还是“乐以忘忧”，这就不简单了。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研究一个人成功的主要因素，发现智商占一半，还有一半就是情商，有人甚至认为“情商”的比重可能还要多些。坚定的意志，不挠的精神，这些都是情商高的表现，不属于智商。精神上，孔子不是有人说的“丧家狗”，相反，他乐观得很！这里，“乐以忘忧”实在堪称儒家人生的特定旨趣。儒家讲做人，讲究的就是一个“乐”字。富也乐，穷也乐；得志乐，失志也乐。这就是“孔颜乐处”。孔子讲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孔子说他自己在穷困时也不失其乐。他称赞颜回也是如此：“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处穷困不失其乐观，就是贤。
子贡曾经问孔子，说一个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好倒是好，但“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穷困中不失乐观，正是儒家要求的人生态度。基督教讲人生即有罪，佛教讲人没出生就苦，而儒家则讲究“乐”，乐观向上的“乐”。这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精神。孔子周游七十余个邦国，到处碰壁，却始终乐观，非常难能可贵！因为他有“居易以俟命”（《中庸》）的精神，所以不会流于愤青的狂狷无状。
据说孔子在负函，见到了叶公。叶公就问孔子：什么是好的政治？孔子回答：“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好的政治，是老百姓在你的领导下都欢乐，远方的人都想投奔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治内的老百姓幸福指数高，治外的老百姓想移民到你这里来。这话虽简单，却对什么是好政治下的好国家作了准确的概括。一个国家政治好不好，得看老百姓生活得高不高兴。关起门来自己吹嘘自己多么好，也不算数，要看你的国家是否发展向上，是否对外国人有吸引力。
他们还谈了一个“直躬”的事情。“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叶公说：“我们这儿有个人叫直躬，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父亲。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国法嘛，不告发就是窝藏包庇啊！”孔子就说了：“我们那里不这么讲。我们那儿是父亲偷了羊，儿子替父亲隐瞒；儿子偷了羊，父亲替儿子隐瞒。相互包庇之中，就有一个‘直’道在其中。”
这实际是一个伦理学上的悖论，老子偷东西犯法，儿子能不能告？叶公的意思是可以告，孔子的意思则是不可以告，不但不告，还得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叶公是站在国家角度，孔子则是站在家族立场。父子之情是天伦，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伦。是要天伦，还是要人伦？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作者还是站在了天伦的角度。此无他，任何国家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深受最初始的关系影响，父子关系就是最初始的关系。破坏了它，国家关系也就难以维持。孔子说父子相隐是“直”道，就是因为父子关系是最初始的关系，父子最亲，两者不论哪个有了错误，另一方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隐瞒。相反，告发的行为则是经过了计较，有私心在起作用，就不“直”了。所以，一个社会，可以因为包庇窝藏而治人罪，但儿子告发父亲，则不宜提倡。
也有个“度”的问题。偷一只羊，罪过不大。若是滔天大罪，则不然。在《左传》这部与儒家关系甚深的经典里就有“大义灭亲”的故事。卫国贤臣石碏，因为自己的儿子石厚助纣为虐，与弑君自立的州吁搅在一起，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石碏就设计把州吁和不肖子杀掉了。儒家认为这是正确的。由此可知，在亲情和国法之间，儒家是分轻重的，并不是一味袒护某一方面。
孔子跟叶公谈是谈了，但最后还是没有留在叶公那里。说到底，当时的所有当政者，都是“叶公好龙”，孔子的高远理想难以施展。经过此事，孔子也许看清了现实。
鸟兽不可同群：回应隐士们的冷言冷语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论语·宪问》
南游的历程中，孔子师徒还遇到一些有知识而无地位的人物，他们的灰心丧气与冷嘲热讽，同样让孔子深感失望。
这些人被视为隐士，且一般都被认为是楚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孔子经历的陈蔡之地，只是现在归楚国管辖而已，楚国向北征服诸侯，晋国也不甘示弱，两方南征北战，陈蔡之地就成了争霸战争中来回拉锯的地方。这里的诸侯国家今天被这个征服，明天又向那个输诚，战乱不已，生灵涂炭，弄得这里很多的士人也因此失魂落魄。这些士人读过书，也懂得很多事，但赶上这样糟糕的世道，就一个个灰心丧气，都一味地逃避现实。孔子南游，没少遇到这类人。
有一次孔子迷了路，找不到渡口了，看见两个老头子在田里合力耕种。《论语·微子》记载这两个人，一个叫长沮，另一个叫桀溺，大概是《论语》的编者姑且给他们起的名字，他们的本名无从知晓了。孔子使子路问津，长沮就问：“夫执舆者为谁？”执舆即执辔，手挽着马缰绳。这就是说子路给孔子执舆驾车，子路去问津，孔子就得代为执舆。子路回答：“是孔丘。”长沮一听，提高了嗓门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回答：“是。”长沮就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啊！”说罢就埋头干活。子路没办法，转而问桀溺。桀溺发话：“你又是谁？”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那位徒弟吗？”子路说：“是。”桀溺就说：“坏人坏事如滔滔洪水，天下到处都是，谁又改变得了这种情况？你呀，与其跟着‘辟人’之人跑，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辟世’之人过日子！”说罢继续挥动耙子耙地。“辟人”之人，指周游列国的孔子。“辟世”之人，指长沮、桀溺。
子路把这些话告诉了老师。孔子听罢，怅然许久，最后，抬起头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子路，对天下所有的长沮、桀溺这类人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人只能与人在一起生活，不能与鸟兽异类活在一起。这两个人好像是“辟世”了，可还不是得两个人合伙才能耕种，才能活下去？“辟世”，说着容易，真“辟”得了吗？不过是矫情罢了。既然最终还是得生活，现在世界乱了，总得有人出来改造它。如果大家都避世躲开，就太不负责任了。若天下变好了，也就用不着我孔丘出来改造它了。这几句话，一竿子戳到底，把所有隐士的短都揭了，也把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表达了出来。
还有一次是子路与孔子走散了，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遇上一位用杆子挑着大筐的老汉。子路问：“你见过我们夫子吗？”老汉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夫子啊？”（《论语·微子》）他骂孔子不劳动。孔子的确对学生学生产方面的事持反对态度，不过不是反对所有生产劳动，而是反对学生仅用劳动的方式改造世界。在孔子看来，这叫“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人，不能指望单靠种粮、种菜，应该关心“道”的层面上的事。
孔子是一个反对实业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世界，想问题太直接、太现实不行。孔子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就包含着这样的道理，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怕吃不上饭挨饿，就去种地，孔子说，遗憾得很，世界上挨饿的全是种地的农民。这话发人深省。孔子这样说，是想敲打那些太功利太现实的人。有志向改造社会，就要在分辨是非善恶和完善社会政治的方面多用心。老汉骂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是不了解孔子，孔子少年时什么活计没干过？大概老汉就是一个因怕挨饿而“耕也”的人吧。
挑筐的老汉骂了一阵后，见子路没地方去，就把他带到家，给他煮了一锅黍米饭，还杀了一只鸡。招待得还不错呢！后来“鸡黍”就成为文人交往的伙食标准了，像东汉的典故“范张鸡黍”，孟浩然的诗句“故人具鸡黍”等，都是从这里来的。杀鸡煮饭之际，老汉还把自己儿子叫过来，说，你见一见，这是孔子的高足子路。第二天，子路找到了孔子，把昨天的遭遇讲给老师听。孔子说，你再去找他，跟他讲：你看你是个隐士，可是你家里也有伦理，你有儿子，而且你还让儿子跟客人相见，你能有小家的伦理，怎么能够忘记天下苍生也要有秩序、有人伦这样的大伦理呢！
还有一个叫接舆的楚地人，他曾追着孔子的车，一边跑，一边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凤凰啊凤凰！你的德是何等不济啊，过去的事情不可挽回，未来的日子还可以追补呀。罢了吧，罢了吧！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些危殆不可救药的人啊！他边跑边唱，像得了精神病。孔子想下车跟他谈谈，他却快步跑开了。
当时，社会上有不少灰心丧气的人。孔子要坚持自己的入世精神，就得在精神和心理上跟这批人作斗争。孔子在到处碰壁之余，还要不断听着这些人的泄气话，这也是一种折磨，如果经不住，也可能会被打垮。这就是孔子周游后期的特殊经历。
决意返鲁：求仁得仁又何怨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第十四个年头，孔子和他的一些学生又来到了卫国。
现在的卫国，已经不同于过去。卫灵公死后，南子的权势却不减，新的卫国君主就掌握在她手里。卫国的政局很微妙。当年太子蒯聩因为要杀南子，被逐出卫国。卫灵公死了，麻烦就来了。谁来继位呢？卫灵公晚年，想立另一个儿子公子郢，可是郢不答应。流亡晋国的蒯聩，有个儿子名辄，也叫卫辄，留在卫国，卫灵公死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成为卫国的新君主后，大权就操在南子的手里。这时候，蒯聩仍健在，而且还与晋国的执政赵简子关系密切。赵简子看重蒯聩，完全是因为觉得他可以成为搞乱卫国的筹码，奇货可居，就收留了他。等卫灵公一死，年少的卫辄继位，赵简子看可以给卫国添乱了，就送卫辄的父亲蒯聩进入卫国。南子派人阻挡，蒯聩进不了都城。这时赵简子手下的一位高人就出了一个主意。谁呢？阳虎。若干年前，阳虎投奔了晋国赵简子，现在他也在护送蒯聩的队伍里。眼看蒯聩进不了都城，阳虎就选了十来个人化装成穿丧服的卫国人，去骗守门人开门。于是蒯聩进了城并长期盘踞在这里，等待机会。晋国给蒯聩撑腰，照说蒯聩很容易把大权抢过来，但这时的齐国、鲁国都支持卫国，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就形成了儿子在都城做君主，父亲却占据另一个城邑，双方虎视眈眈的危局。
这正是孔子十余年后再次来到卫国时面临的复杂微妙的局面。应该就是在这一次来卫国时，孔子在与子路的一次交谈中，狠狠数落了子路一顿。子路看清了卫国当时棘手的局势，所以想探探老师的想法，他就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路问，假如现在卫君要用您主政，您先从哪里下手呢？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孔子说，我要先正名，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做父亲的要像个做父亲的，做儿子的要像个做儿子的。孔子说这话，很明显，针对的是当时卫公辄和他父亲蒯聩之间“父不父、子不子”的糟糕状况。
子路一听，顿时就跟老师杠上了，怼了一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有您这样迂腐的吗，这还怎么正名？子路口无遮拦，居然当面用了“迂”字来说老师。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蒯聩和卫公辄父子俩，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其实是南子在和当年的太子较劲，是小妈和嫡长子在对抗。更要命的是，外部还有晋国、齐国等列国相争的复杂背景，那个“名”是说“正”就能“正”的吗？
孔子跟其他学生不抬杠，可对子路不一样，立马变得光火起来，说话像连珠炮：“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先骂一句“野小子，子路”，之后就是一口气的成串句子，一句顶着一句，鱼贯而出，语速很快。《论语》此处的记言，颇能表现人物当时的神情口吻，描写得惟妙惟肖。说到底，尽管这么多年到处碰壁，孔子的政治理想，一点儿也没变。
恰在这时候，鲁国派人来接孔子了。派的是谁呢？冉有。冉有奉季康子的命令来接孔子回国。季康子是季桓子的儿子。季桓子晚年多病，有一次坐在车上看鲁国城，看到高大的城墙，感慨地说：当年要是不把孔子弄走，这个国家应该很强大吧！这也是人老了，慢慢就想明白了一些事，但也晚了。他嘱咐儿子季康子，一定要把孔子接回来。父亲这样交代，季康子当不当一回事也难说。可巧，孔子的学生冉有任季氏宰，他多才多艺，能打仗。另外，孔子还有一位学生樊迟当时也在鲁国。他俩在一次与齐国的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季康子见他们打仗本事都这样大，就问他们跟谁学的，冉有就说跟孔子学的，顺便还说了老师一大堆的好话。既然学生都这么厉害，老师应该更了不得。所以，季康子才派冉有来到卫国接孔子。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孔子就住在卫国，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冉有等人只能等着。当时孔子有一些学生在卫国做官，大家猜测他是不是也要在这里从政。冉有不知怎么办，就向子贡讨主意。
子贡说，我去问问老师吧。子贡要问孔子，怎么问？说老师你是不是想给卫公辄干事啊？这样问，不是子贡的水平。子贡善言辞，这会儿就表现出来了。他问老师：“伯夷、叔齐何人也？”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他们对彼此相互让位而离开父母之邦，以致最终饿死的做法后悔吗？他们会因自己不得善终而恨这个世界吗？孔子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他们那样做，是为实现仁者之道，而且他们也得到了仁者之道，又怨个什么呢？
孔子这样回答，子贡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出来就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师对伯夷、叔齐互相让位的做法是肯定的。既如此，对现在卫君的做法自然就是不赞成了。师生问答像是打哑谜，这是建立在师生的相互了解之上的。
当时还有另外一件事，促使孔子下决心离开卫国，那就是孔文子想要攻打另一位大臣大叔疾，孔子劝止了他。眼看卫国要有乱子，一向都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孔子，才不会把自己和这样的是非搅和在一起呢！他马上乘车，与冉有等弟子一起回鲁国去了。
这时，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的冬天，距离孔子当年出走他邦，已经十四年了。这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八岁的高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