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孔子归国
孔子漂泊十四年后返鲁，但是政治上仍然坚持理想，他是一个不妥协的老人。孔子返鲁时，鲁国的执政者是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国君是鲁哀公。回到鲁国后，孔子依然是“发愤忘食”，教育弟子，编修经典，也关心政治。
国老议政：“编外”老大夫的坚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
孔子出走的时候是大夫，回来后季康子还让他当大夫，只是不给任何职权，表面上很尊敬，称孔子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冉有的话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意为孔子是国老，鲁国有些事需要听一听孔子的意见才能施行。当时孔子应该是拿了一些俸禄的。
孔子一回到鲁国，季康子就问，你的学生，都谁有政治才干呢？我们要任用啊！季康子还着重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仲由就是子路，这是问子路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意思是，你说仲由啊，这个人很果敢，从政对他来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孔子这里用了“果”字。《论语》中孔子常骂子路，批评子路“好勇”。但是经过多年的开导、矫正，孔子已经不再用“勇”来说子路，而是用“果”来评价他。也就是说，子路已经从“勇”这一自然品性中生发出新的品格，那就是“果”。“果”就是做事干练，果敢，不优柔寡断。孔子说，他有这样的品质，从政是完全可以的。
季康子还问到了子贡：“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说子贡这个人非常练达，“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政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难的呢？季康子又问到了冉有，说：“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艺，本义是种庄稼，庄稼种得好，长得茂盛，这是本事。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从政也是没有问题的。
由此可知，孔子返鲁后，季康子任用了孔子的一些学生。说起来，在孔子返鲁之前，孔子门人就有在鲁国被任用的。《左传》记载孔子回鲁之前的几个月，鲁国与齐国打仗，冉有就做了鲁国的将领。又如子贡，孔子回来前五六年他就已在鲁国从政，在外交上有突出表现。孔子回来了，季康子问问孔子，这也许只是表示客气，给个人情而已。
鲁哀公也曾向孔子问政。尽管鲁哀公没有任何实权，可他也想有所作为，消灭三家势力。智小而谋大，最后他因此举失败而出走，死在了国外。他的遭遇令人哀伤，所以称他为哀公。关于孔子答鲁哀公问政，在《论语》之外，儒家的另一部经典《礼记》也记载了不少，这里我们只谈《论语》的记载。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鲁哀公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才能让民众对政治统治者心悦诚服呢？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字面的意思就是拿正直的去矫正邪恶的，这样民众就服了。作为政治圈中的上层，你的政策是对的，你举的人才没有贪污，没有品德上的瑕疵，也就是能选拔公正的贤才，老百姓就服气。这些人上台，没有把柄，正直，就可以纠正一些错误的为政举措，老百姓就服气。所以说，选举一个什么人上来，老百姓就可以看清楚你为政是什么德行。你选举的人有问题，为官有不光彩的事，老百姓马上能看到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就叫“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鲁哀公这样问，大概是想要收民心。
孔子这样答，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对学生樊迟也说过这样的主张。《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什么是政治智慧呢？作为一个领导，不知人便不能善任，知人善任才是最大的政治智慧。结果樊迟听了半天听不明白，孔子就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句话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举直的，纠正歪的，歪的也就变直了。结果樊迟听了更是一头雾水。樊迟见了子夏，就问：“刚才我见到了夫子，我问他什么叫智，夫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什么意思啊？”子夏一听，说：“富哉言乎！”接着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舜有了天下以后，从众人里选出了皋陶做司法官，结果怎么样？不仁者就走开了，那些坏人、德行不好的人，一看你举了皋陶做官，得，我们没有市场了，‘不仁者远矣’。又说商汤有了天下，从民众中选人，最后选了谁？选了伊尹，伊尹是著名的宰相，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
《左传》还记载了一件事情，是个反常现象。孔子老年回到鲁国时，鲁国十二月份，还在闹蝗虫，蝗虫叫螽，《诗经》里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蝗虫繁殖力强，古人曾经拿它来祝愿子孙繁盛。但是到了十二月还在闹蝗虫，就太不正常了。要注意，春秋时的十二月，是周历，周历的十二月份相当于夏历的十月份，可夏历十月份也该冷了，不该闹蝗虫了。于是季康子就来问孔子闹蝗虫的原因。孔子说，我听说过，心宿的第二颗星火星在天空见不到了以后，万物就开始蛰伏，不应该再闹蝗虫了。用现在的话说蛰伏就是“入蛰”了。孔子接着说，可是现在呢？在晨昏之际还能看到火星，只是偏西，这不是因为别的，不是老天爷变了，而是历法官员出错了，正确的历法还不到冬天。历法在当时属于高科技，这是孔子博学的表现。这里孔子回答季康子的问话，是属于好言好语的，但下面两件事可就不这样了。
一是季康子患盗，鲁国盗窃现象严重，治安不好。季康子就此事问于孔子，在前面我们讲过。
还有一件事，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杀无道就有道，后来法家学派专门讲这个观点。法家从商鞅到韩非子都讲八个字——以杀去杀，以刑去刑。有这样一个说法，商鞅之法，弃灰于道——即把炉灰倒到马路上了——就要断手足。这样做，不是刑法太重了吗？是重了，但由此可以防止人们再做其他更大的错事。法家认为，垃圾扔到马路上，顶多罚五块钱，你下次还倒。所以有些法家打比喻说，你看慢坡地，高三十米也能爬上去，如果垒个十米的高墙，就谁也爬不上去了。严刑峻法就是要垒一个十米的高墙，防止人们犯错误。这就叫“以杀去杀，以刑去刑”。道理也说得过去，秦国政治就是这么干的。可是呢，干了十几年就垮了台！从季康子对小民磨刀霍霍的架势，可知法家这一套，是来自没落老贵族的政见，但孔子反对这一套。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证明了孔子的反对有道理。
这就是孔子的不妥协。季康子是执政，好心好意问你，你若不同意，可以和颜悦色地说。但是，看到了吗？“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话说得多厉害，无异于直接打脸！这是孔子的本色，周游列国为什么不得志？如果在错误的政治观点面前和颜悦色，也就不用那样没完没了地碰壁了。所以说，孔夫子的人格底色，绝对不像有些人讲的，到处讲和谐，就好比上了电梯，主动跟别人打招呼，气氛不就活了吗？这种说法让人觉得好笑！这是孔子吗？这不是孔子！不然，他就不会周游列国，到处都不得志了。
藏富于民：批评好聚敛的上位者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左传·哀公十一年》
回国以后，最让孔子痛心疾首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孔子回鲁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的冬天。就在这时候，为了提高次年的财政收入，季康子及其手下的大高参、二高参，包括孔子那位做了季氏宰的学生冉有，提出来要用“田赋”，就是采取一种新的税收政策来加大财政收入。具体内容是根据每家的田亩数量征收一种用于军队开支的费用。
鲁国早在鲁宣公时期，就已开始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民众有多少亩土地就抽多少税。后来鲁成公时又实行“作丘甲”，古代四邑为一丘，丘就是一个行政单位，一个行政单位要出军事上的开支，具体说是每一丘都要出国家制铠甲的钱。这都是加重民众负担的做法。现在又想根据田产征收另外一种赋。“赋”是什么呢？赋字从“贝”从“武”，收这笔钱，是因为任何人要过太平生活，都需要有人来守卫国家，需要军事开支，所以“赋”是专门支付军事这笔钱的，与税不一样。总而言之，鲁国又要扩大财政收入。
执政者搞这样的“财政改革”，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冠冕堂皇。不过，在鲁国，有个大臣叫孟献子，执政比季康子要早几辈，是孟氏家族的，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意思是说国家宁愿有贪污犯，也不要有聚敛之臣。什么意思？国家出几个贪污犯不算大问题，贪污犯是错的，老百姓恨他，但贪污犯伤害老百姓有一定的限制；若是出了“聚敛之臣”，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政策颁布下去，全国的民众都要增加负担，都要倒霉。对国家的危害，比几个贪污犯大多了！这话是贤者之言，所以被儒家写到《大学》里。
季康子想增加当权者阶层的收入，这事要做得好看，有更大的合理性，最好是访一访国老，让孔子这样有声望的人同意，可就上上大吉了！所以孔子刚回到鲁国，季康子就打发冉有来就增加税收的事征求孔子的意见。《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季氏要增加百姓的负担，扩充军费，满心想让孔子赞成。季氏心想：你孔子周游十四年，我让你回来，还给你大夫一样的身份，把你当国老敬奉着，对你这么好，我这儿想敛点儿财，你还不拍巴掌赞同吗？所以季康子派冉有来问。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孔子对此，就一句话：“丘不识也。”我孔丘不懂。之后一言不发，只是两眼瞅着冉有，实际是瞪着他，心里有气。冉有沉不住气，近乎哀求地对孔子说：“您是国老，都等着听您一句话再行动，您怎么不说话呢？”孔子还是一言不发。
冉有代表季氏来问意见，这是公事。孔子只是瞪着冉有看，不说话。公事传达完了，按礼法，就该是私下之间的见面谈话，即古称的“私觌”了。冉有就以学生的身份问老师对“田赋”的意见。《国语·鲁语》对此也有记载，这时孔子才说：“求，来！女不闻乎？（冉有，你过来，你没有听说过吗？）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鲁语下》）
孔子说，过去周家的先王经营土地，是借助百姓的力气耕种贵族家的田地，只出力，不出租税，而且，还要根据距离的远近决定出力的多少。那时候国家也养军队，但养军队的钱是根据人口情况来征收的，不是以田产为根据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每一家的经济状况，富裕的多出，穷困的少出。征用劳役也要考虑到人的老幼。这样的话，那些鳏寡孤独有病的弱者，只缴纳很少的钱，每一年的税收也不过出一定量的禾秆、草把和米粮而已。在先王，这就足够开销了。现在他季孙氏要想遵循先王法度，周公当时制定的文献典章不是都还在吗？要是他不怕犯罪，铁了心要打破先王法度，那他愿意征田赋就征，还问我干什么！干不法的勾当，还要叫上别人给你吹喇叭、抬轿子，何必呢！孔子眼里揉不下沙子，说话不留缝子。经历十四年漂泊后依然如此，这真是出乎冉有和季康子之流的意料！
孔子在这件事上不妥协，就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真豪杰！古代农业社会，农民一年的收成就那么多。政府下手狠点儿，老百姓受穷就多一点儿。在这点上，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坚决反对无端地向民众多征赋税，这成为儒家经济观念的重要内涵。此后两千多年，秉持这种观念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这一观念成为后世儒生、士大夫乃至文学家反抗横征暴敛的精神原则。
汉武帝打匈奴，打着打着，国库空了。怎么办？他就想让富人们摊派，富人们不愿意出钱，有人就给皇帝出馊主意，让他们相互告发，弄得社会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汉武帝死后，霍光秉政，召开“盐铁”会议，儒生站出来谴责汉武帝的行为，有助于汉武帝政策的终止。在中国历史上，用儒家这条原则反对横征暴敛，抗议暴政，绝非这一次，而是很多次。增加赋税有几回不是出于统治者的私欲？古代的王朝，钱多了好干些什么？不是用在面子上的制礼作乐，就是大兴土木，建楼堂馆所，要不就是穷兵黩武。投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能说没有，但少得可怜！所以，从孔子开始的儒家经济观念，即节俭开支、少向民众伸手的思想，是很值得重视的。
孔子的高足有若也说过这种话。《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鲁哀公说今年闹灾荒，我的府库财政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就说，为什么不采用十分税一的做法呢？鲁哀公苦笑说，我现在已经抽到十分之二了，还不够呢，怎么让我十分税一呢？有若就说，老百姓足，你君主才足，老百姓都穷了，国家最终还是穷。
有若的观点来自孔子，概括地说就是“藏富于民”。这涉及一个问题，人们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那么，一定要问一问，谁是“大河”，谁是“小河”。民富才是“大河”，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历史上的例子，如英国，一个老牌殖民国家，谓之日不落，研究它崛起的历史，就是民富，民富了以后税收宽、税源宽，民富了以后产业发展快，投资也快，社会迅速向前发展。反过来，古代王朝的政府一般很有钱，也很奢侈，但老百姓普遍穷困。普遍穷困的结果是什么？老百姓一穷，就要节省过日子，市场上的商品卖不出去，工商业就没法发展。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也有大商人，可是这些商人想要发展，怎么办呢？就是卖盐铁，卖国家控制的这些资产，从政府那里得到特许，经营这些“国榷”之物。另外，就是伙同政府一块儿盘剥欺负老百姓。明清时期，国家向民众征粮，往往不要粮食，而是要折合的银子。结果导致农民粮食生产越多，粮价越低，要出更多的粮食，才能折合成政府要的银子数量。这时候，以低廉价格大量收购农民粮食的就是这些商人，他们大肆囤积，等到青黄不接时再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政府一边压榨农民，商人就在另一边贱买贵卖，两方合伙，就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长远的结果，是全社会消费严重乏力，最后，农业、工商业都得不到发展。商人没办法，只能卖奢侈品，卖盐，社会产业结构继续畸形发展。长期地看，让民众手里多点儿钱，要比政府官员手里多点儿钱好。
哪个是“大河”，哪个是“小河”？民富才是真富，民富才是“大河”。查看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没有“富民论”，大多是“富国强兵”。最后呢，国也不富，兵也没强，老百姓更是普遍贫困得要命！想想这些问题，孔子下面的话就弥足珍贵了：“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君子真正有德行的政治，是什么？向民众派发红利的时候要厚、要多点儿，做事要取一个适度的中庸之道，需要征税收的时候要以少征为原则。
但是这一次碰撞，孔子还是失败了，到了第二年，《左传·哀公十二年》里明确记载：“用田赋。”孔子跟冉有说的一点儿用也没有。
孔子晚年回国，眼看着这样一些老贵族的执政者做这样的事，心情肯定好不到哪儿去。有一次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这帮从政者怎么样？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这帮人的政治器量，一斗一桶而已，不值一提。孔子这一辈子，净跟这样一些老贵族打交道了，一个“噫”字，表达的是，他看这些人是何等恶心！
坚守礼法：反对弑君自立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论语·宪问》
季氏要伐颛臾，做事之前，派子路和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颛臾是鲁国东部蒙山下的一个小国，是上古东夷部落建立的一个古国，也是鲁国的附庸。过去鲁国人要祭祀蒙山，颛臾人就为鲁国人尽地主之谊，接待鲁国人，提供落脚地。季氏却因为颛臾离自己的封地费邑太近，就想灭掉它。
孔子有一个观点是“兴灭国，继绝世”，灭了的国家应该让它再兴起来，断了的世系应该让它再连起来。人人都有宗族，都愿意一直往下传，任何家族都不希望断了香火。但是，有些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春秋时期大国兼并小国，专干把人家邦国、世系弄灭弄断了的事。孔子认为这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他要“兴灭国，继绝世”。现在，季氏要伐灭颛臾，冉有和子路都在给季氏做家臣，被季氏派来问孔子。结果，孔子狠狠地骂了冉有和子路一顿，还让他们俩回去提醒季氏家族，说你们去打吧！我担心季氏家族的真正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你季氏光想着灭掉他人，从不想还有势力正盯着你们，找你们的空隙呢。
萧墙之内的忧患，有人说指的是鲁哀公，是鲁哀公要收拾季氏家族。也许吧。经孔子这样一说，好像伐颛臾的事就作罢了。就是说，可能这次孔子的意见起了点儿作用。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季氏伐颛臾。到底伐没伐颛臾，文献看不到，看不到不一定没发生。只是有学者据没有文献记载这一点推测，认为孔子的话对季氏产生了影响。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人给他起外号，叫他“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向不可能挑战的人”。返回鲁国后，孔子还真做了一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事情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齐国的大夫陈恒杀掉他的君主齐简公。齐国，姜太公建立的国家，传到春秋末年的时候，传不下去了，被陈氏家族夺了权。孔子得知此事后，反应强烈。《论语·宪问》记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按照周代礼法，弑君者，是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孔子坚持礼法。陈恒就是齐国的弑君者。他的家族是春秋早期从陈国迁到齐国的，两百来年后却开始篡权。孔子知道鲁哀公管不了这种事，能管这件事的“三桓”当然也不会管，以他们的本心，还恨不得弑君自立呢！但是，孔子明知道如此，还是要沐浴而朝，这是在尽一个大夫的职责，是在坚守礼法。按照西周封建的列国关系准则，邻国发生违背礼法的事，其他国家有责任去纠正它。礼法放在那里，既然没有经过合法程序宣布废除它，就应该在需要的时候高举它，起码可以表示一下自己的是非观，表示人心还没有死绝。
现代人读到这件事情，一定觉得孔子真迂啊，明知碰壁，还要去做。请注意，孔子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其精神的可贵之处。现代人读史，最差劲的表现是顺着一种所谓进步史观来看过去，以为后来的一定好于以前的，陷于肤浅而不自知。
以陈氏篡齐而言，孔子就不如一般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进步”。这需要简单说一说陈氏是怎么上台的，上台以后又是如何对待百姓的。姜太公的后裔齐景公在位时间很长，有五十多年。他在位时，晏子说过，在齐国卖鞋的都失业了，而卖假肢的赚钱！这话把齐景公治理下的黑暗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很多人都被砍了脚，不穿鞋而改用假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是多么残暴！就在这时候，陈氏家族开始收买人心，拉拢老百姓。他们向老百姓放债的时候，用大斗，收债的时候，却用小斗；山货在山上什么价格，卖给老百姓还什么价格；海货在海边什么价格，卖给老百姓还是什么价格。一时间，大家都认为陈氏好。
其实，他们大斗出小斗入，不过是收买人心。后来陈氏杀姜姓君主，得了好处的老百姓不作声，还跟从他们，不知不觉就被野心家骗了。何以这样说？孔子在世的时候，陈氏大斗出小斗入，可是等到孟子到齐国，看到的却是“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公孙丑下》）。请问，陈氏家当年大斗出小斗入的精神哪儿去了？这就是野心家。
有些人说陈氏是新兴地主阶级，上台实行新政治，对历史发展有好处云云，这种看法完全错了！野心家一旦得了势、上了台，翻过脸来就收拾老百姓。谁家的辣椒水都一个味，对百姓，都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新上台的野心家，对待百姓，不比老贵族好一点儿。
孔子谈历史，不言革命，只言损益，或许就是因为看透了一点：革了别人的命，上了台的新贵，到头来，照样给小百姓灌辣椒水儿！不择手段上了台，就可以为了不下台而不择手段。孔子坚持礼法，真是迂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