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暮色中的起飞
作者：锺叔河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副标题：念楼散文选
出版年：2024-4
页数：296
定价：82.00
装帧：精装
ISBN：9787020185719
作品简介：
本书为锺叔河历年散文作品的精选集，按题材分为“书话”“琐谈”“往事”“自述”四部分。所选篇目，从1946年的《蛛窗述闻》弁言，到2023年的《两首〈水调歌头〉》，时间跨度长达七十七年，基本涵盖了作者各个时期的重要散文作品。
锺叔河无论是编书作序，还是忆人忆事，都自成风格。文字质朴清明、言之有物、散淡平和又充满温情，读来只觉婉而多讽、余味悠长。
作者简介：
锺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著名出版家、学者、散文作家。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编辑、记者；1979年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并编成“走向世界丛书”；1984年调任岳麓书社任总编辑，推动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1994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著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小西门集》《笼中鸟集》《书前书后》《念楼学短》《记得青山那一边》《大托铺的笑话》等；2023年出版《锺叔河集》（全十册）。
文 前 插 图
▲朱正写给锺叔河的《水调歌头》
王怡德写给锺叔河的 《水调歌头》
自 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邀我出一本散文选，我意外地感到高兴。
从十八岁辍学就业，到六十几岁离职休养，四十多年的干活时间，若将其“天下三分”，大约一分在描画工程画，一分在从事搬运、种茶、木匠等体力劳动，只有一分是在当编辑匠。有时虽不免还是要动动笔，如制图时写“技术要求”，劳动时写交心检讨，编稿时写“出版说明”，那些都只能算文字，难得称文章，与文学更相隔十万八千里。
一直到快要离休和离休以后，应朋友之请，我才开始写点文章，发表在报纸刊物上，并且陆续印成了书。但我认为，它们恐怕仍难称文学作品，更不是作家们的“纯文学”，最多只是些还看得过去的文章罢了。想不到它们竟能入“人民文学”之门，在我自然是意外地感到高兴了。
当然，我从学生时期起一直就觉得，在咱们中国的传统上，文章和文学从来便不是全等（请原谅在此处用了个数学名词）的。虽未必最好却是最普及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其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和最后一篇《五人墓碑记》便都不是什么“纯文学”，左丘明和张溥亦从不曾被定位为什么“（文学）作家”。但谁都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两篇好文章，值得读和值得印行的好文章。
本书所收七十六篇文章，有七十四篇都是出版社曾雪梅君从已出的集子中选出来，书名也是她拟的。我只增入了开头和末尾的两篇，并按文章内容将其分为四辑，均依写作年月先后编次：第一辑十九篇写的都是书；第二辑十八篇题材比较琐碎；第三辑十九篇多为关于往事和故人的记叙；第四辑十九篇则全是自述，并附一篇吾妻遗作。分是这样分，但四者的界限本不分明，而是很有点模糊的。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九十三岁锺叔河于家庭病床。
书 话
《 蛛 窗 述 闻 》
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夏夜冬闲，父老聚谈所闻所见可喜可愕之事，予辄挤坐其旁，欣欣然不肯或去。时日既久，颇多积累，惧失记忆，乃于课假中择其雅驯者述之。方丈小室，足不出户，惟尘窗老蛛，蠕蠕网际，一似为予伴侣者。既成此卷，乃弁数言，且命以名。
民国丙戌夏六月下浣之七日。
（1946.7）
【说明】 《蛛窗述闻》作于抗战胜利后我读初中二年级暑假期间，是模仿古人用文言文写的一卷“笔记”，仅写成四十一则（第四十二则只写了个题目），此为其弁言。海豚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曾将全稿影印出版。
《 知 堂 书 话 》
我一直还算喜欢读书的，然读书于我亦大不易，一是不易有闲，二是不易到手，三是不易读懂。有时便只好找点说书谈书今称书话的这类文章看看，舔眼救馋，掬水降火，不免为三百年前的陶庵所笑了。
使我感到不满足的是，这类文章虽不算少，真正值得读和经得读的却不算多。奉命来骂或者来捧某一种书的，为了交情或者交易来作宣传做广告的，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君的秤砣来大声宣布权衡结果的，我都不大想看。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它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中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或者感到兴趣的事物，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读书的体会，只要能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虽然鸠摩罗什早已说过，嚼饭哺人，反致哕吐，说明这是一件多么不易讨好的事情；但在被哺的方面，若能像薛蛟或刘海哥那样，一口吞下别人（？）吐出的红珠，五百年道行便能归我所有，亦不可谓非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在我所读过的这类文章中，周作人可算是写得最好的。今从其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把以书为题的文章选辑拢来，编成这部《知堂书话》，以飨与我有同嗜的读者。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于此类，因系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成一集，作为书话的外编。所录各文，悉依原本，不加改削；惟明显的排印错误，则就力所能及，酌予改正。如《秉烛后谈》新民印书馆印本第四十八面第九行，印本作：
说文，亡从入从 「，非 「 「 之 「 ，为有亡，亦为亡失。
颇不好懂。原来这里有两处手民之误：一是把“亡从入从 ”的“ ”错成了引号“ 「 「”的“ 「”；二是把作者批给排字工人看的“非 「 「 之 「”也排成正文了。真不知道启明老人当日拿到新印的书时，脸上会是怎样一副表情，恐怕也和我们今天一样，只能无可奈何发出几声苦笑吧。
至于周作人其人和他的学问文章，我是没资格来谈的，因为知道得实在太少，虽然他在晚年也跟我有过一些接触。张宗子《〈一卷冰雪文〉后序》末节云：
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的书多。”
我所明白无误确确实实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的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吧！
（1985年10月）
末 世 官 僚 地 主 魂
明末遗民叶绍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却更喜欢读他写的《窈闻》《续窈闻》和《亡室沈安人传》，这是悼念他的爱女和爱妻的一组文章。
《甲行日注》所表现的是国恨，这几篇文章抒发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脆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而出，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写道：
自赋归来，仅征藉数亩之入，君或典钗枇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曰：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这样的夫妻生活，恐怕只有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文人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佣，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这样，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逃佛遁世，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为在专制倒台、传统崩坏的时代，才容得一点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表露，这也就是“亡国之音”往往比较动人的原因。黑格尔不云乎：“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古代汉族士大夫文明“暮色”笼罩的时代乎？但留得几首好文章，此时代亦即值得后人纪念。我们本不是凤阳朱的家奴，大可不必为改朝换代而痛心疾首于三百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亡国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庐作“甲行”的叶绍袁，也是不错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写的《窈闻》《续窈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夫愚妇。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羡，无救我女之亡。”但沈安人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她在《季女琼章传》中写道：
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裂尽，血泪成枯。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会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文人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银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还可以着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肯出家写《甲行日注》的。
（1986年5月）
《 曾 国 藩 教 子 书 》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袴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凤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我是喜欢读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史书上的记载。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纨袴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一年）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三年七月，纪鸿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却不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云：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都已经过时，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专制制度下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1986年5月）
铁 算 盘 及 其 他
现代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器物，恐怕大都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近代科技的产物。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人初旅西洋，等于从古代跨入近代，对于我们今天习见惯用的事物，他们当时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洪勋游历瑞典，初见到手摇计算机，把它叫做“铁算盘”，随后又改叫“铁板数”。他在《游历闻见录》卷八中记道：
铁算盘亦长方形，面为铁板，有隙宽三分，横列数行，隙中露数目字，间以空白。旁有小柄，以手拨之令转；下嵌一条，可左右推移。加减乘除，皆有位置。欲用何法，当先推条于何位，乃拨出待算之数列于上行，则应得之数已在下一行，略拨动即转出，无少差忒，可免误笔遗珠之患。
这种手摇计算机，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使用，但“铁算盘”和“铁板数”两个译名都没能流传下来。
一八七六年发明的电话，此时瑞典首都已经相当普及，在洪勋眼里却还是新鲜东西。他记道：
以小木匣悬壁间，内贮一钟，外筒二，筒大盈握……两人自相问答，音在筒内，一听一言，彼此百十里，与面谈无异。
电话英文为Telephone，洪勋按对音称为“德律风”，这个译名倒是流传比较久远。直到抗战时期，“德律风”有时还和“麦克风”并用。
洪勋在斯朵阁姥（斯德哥尔摩）曾被诺贝尔的叔父“邀至其家”，得以了解黄色炸药自发明以来的重大改进。诺贝尔将自己发明的炸药名为Dynamite（希腊文“威力”的意思），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作“达纳炸药”，洪勋则全用对音记作“地柰米脱”。书中叙述诺贝尔最新改进成功的安全炸药“已经国家试验准行”，“药力之猛，胜于向来地柰米脱炸药，而价较廉，亦极稳妥”。他还到郊外试验场，亲眼看到用作试验的安全炸药“糖形而米色”，用纸包裹，每条粗如拇指，长约四寸。这种炸药久浸水中不坏，置于火中不燃，以引药（雷管）引爆后，一小条能使六十斤重的铁球飞起三丈高，落在十丈以外。
瑞典的钢铁工业和制造工业素称发达，洪勋在瑞典参观过矿山、铁厂、钢厂、枪炮厂、造船厂和“铁器博物院”，记载均详。他对炼铁高炉和炼钢转炉的介绍，在中国要算最早的。高炉“以巨砖砌成圆形，围二丈许，高三丈。下旁有窦，以砖泥封固，矿质、煤炭自上口倾入。厂内地上铺黑沙泥，甚松。划泥为槽十数行，长六七尺。既熔，凿窦，令流入槽内。以次递满，即成生铁”。我在湖南曾长期参加工业生产劳动，知道像这样的炼铁炉在湖南直到“大跃进”前后始建成数座，工艺亦未超过洪勋所见的水平。
瑞典远处北欧，和中国交通却并不晚。洪勋在斯德哥尔摩时，有位女郎不识中文，却手摹中文楹联数副，前来请教文义，说是其祖上康熙年间到中国带回的。参观“铁器博物院”时，洪勋又在题名录上看到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华人参观的题词。后来到克利斯底盎斯城，又有二十岁左右的华裔青年来访，其人已不识中文，不通华语，服装更已完全西化。但瑞典人亦乏通中国语文者，彼此只能用法语交谈（洪勋带有法语译员），曾登报招聘通中国瑞典语文的人，“久之无应者”。
瑞典官方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客人非常友好，但因互相了解究竟不多，有时不免闹出笑话。书中记载，瑞典主人每次见到洪勋，必定用恭维口气说：“相信您一定又写了不少好诗。”“也许您此刻正准备写诗。”原来此人从不知什么书中见到，中国士大夫是镇日饮酒赋诗的。有次一富商设家宴款待洪勋，事先听说中国宴请贵宾必定要用燕窝为主菜，而他以为燕窝便是普通燕子的窝巢，“遣人往乡野林间求之不可得”，于是在宴会上一再表示对不起，“极道其抱歉之意”。后一事仿佛记得曾在什么闲书上见过，以为是造作出来的笑话，不料竟是洪勋亲身的经历。
清政府光绪十三年从六部和翰林院考选出“长于记载”的官员十二名出洋游历，洪勋时任户部主事，为十二人之一。他于十三年仲冬出洋，十五年夏天回国，除瑞典外，还曾游挪威及南欧意、葡、西等国，有《游历闻见录》十二卷。他的思想比较开通，所以见解平实，态度明达，为一般只想“发洋财”“开洋荤”的洋务人员所不及。如《婚嫁》《跳舞》诸篇，完全没有轻薄荒唐的内容。《画院》篇介绍西画讲求实物写真变形比例关系，和中国文人遣兴之作不同，亦不津津乐道模特儿裸体画。《西医治疾》和《医院》，述说自己牙痛甚剧，在马德里求医，“用机轮转小磋，去齿中之黑者至根际……痛顿止，谓永不复作”，于是论曰：
中国以医为杂技，与占课言命风鉴堪舆者流……虽间有专门名家，而庸手杀人正复不少。西人则郑重其事，书院中必设医学为一科……人之称之也与国之进士及各业教习同，谓之铎克瑞，译即深于学问人也，其重民命如此。
“铎克瑞”即英文doctor，也就是博士，洪勋对它的介绍在中国也要算很早的了。
（1991年2月）
地 理 学 家 的 观 察
地理学家邹代钧的《西征纪程》，观察细密，叙说翔实，颇不同于一般官员的出洋记载。因文言文比较难读，先选择两段今译如下：
（新加坡）路旁多槟榔树和椰子树。槟榔树高五六丈，直干无枝；叶片都生长在树干上，其大如扇；鸡蛋般的果实聚结成房，好几百颗紧簇着中心；剥开果壳，里面是满满的白肉，本地人嚼槟榔时吐出的口沫却是鲜红的。椰子树非常之高，也没有枝条；树梢上摇曳着几条稀疏的叶子，好像在长杆的上端束一把菖蒲；瓠瓜般的大果实挂在树头上，坚硬的外壳里边是一层白质，有半寸来厚，嚼起来味道有点像胡桃肉；果实中间则是一腔果汁，大约有一升左右，清冽如水，甘美如荸荠，是解渴的妙品。取果汁去白质以后的空壳，正好充当容器。《吴都赋》所云，“槟榔无柯，椰叶无阴”，看来确实不错。
船过（马尔代夫群岛北部的）弥尼科伊岛，岛长约三十三四里，宽不过五里，地势低平，一望都是芦苇。……这一带的岛屿都是珊瑚形成的，珊瑚是海水中的虫，活时本是软体，固着在礁石上，从海水摄取食物，繁衍很快。新虫生，旧虫死，死去的虫的骨骼堆积成为树枝状，新生的虫继续在上面做窠。如此生生不息，珊瑚树愈长愈大，变成石质，加上泥沙填塞，最后露出水面形成岛礁。这种岛出水不高，因为珊瑚虫离开海水便死了；但低于海面一百七八十尺，珊瑚虫也不能生存，所以珊瑚岛礁只能出现在浅海。澳洲东北太平洋中的珊瑚岛礁连绵三千多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其次就是这里的马尔代夫群岛了。
我的译文虽然拙劣，仍不能尽掩原文的优点。
古时读书人大都缺乏科学精神，他们主要是从灌输给他们的经书，而不是从大自然本身来认识周围的世界。他们宁愿相信“腐草为萤”，却不肯抓起一把腐草、捉来几个萤火虫，认真观察研究。在这方面，邹代钧是一个难得的例外。这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相当有科学素养的家庭——湖南新化邹氏，有名的地学世家。他的外高祖吴建轩著有《地理今释》，曾祖母吴夫人独传父学，熟知郡县沿革，祖父邹汉勋著述更多，叔父邹世贻曾主编《大清一统舆图》，他本人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他的侄子邹永煊创办亚新地学社，侄孙邹兴钜编著地图多种风行全国，侄曾孙邹新垓从清华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继续从事地图编纂出版，曾任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邹氏一家八代都是地理学者，邹代钧实为其中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不出文献考据的范围，但从十七世纪徐宏祖、顾炎武、顾祖禹诸人以后，渐倡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风，逐步成为一门“实学”，邹氏之学正是代表。邹代钧幼承家学，二十岁即刊行祖父遗著，尽读历代舆地之书。及至门户开放，西学东渐，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先后成书，邹代钧读后，觉得欲深明外国地理，不能不亲往外国调查研究。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刘瑞芬以驻英使臣往伦敦赴任，邹代钧便托曾国荃介绍充随员同行，《西征纪程》即为他历时四十一昼夜旅行三万余里的纪录。
《西征纪程》除对地貌、生物有真实生动的描写而外，还对沿途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不少考证，订正了魏、徐著作和古书中的错误。例如徐书说埃塞俄比亚即《元史》中的马八尔，努比亚即《元史》中的俱兰；魏书说马八尔即今埃及，俱兰即今埃塞俄比亚。邹代钧过红海埃塞俄比亚海岸时，指出徐、魏都弄错了，因为《元史》记杨廷璧从泉州出海，船行三月抵锡兰，阻风乏粮，船人劝杨到马八尔，说可从陆路往俱兰；而从锡兰到埃塞俄比亚远过万里，差不多等于从泉州到锡兰，岂能在阻风乏粮的情况下匆匆赶到？邹代钧进一步考证道：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与锡兰只隔一道海峡，《元史》中的马八尔应即此地，俱兰亦应相去不远，可能即《宋史》中的注辇、《明史》中的小葛兰，这几个地名都是“一声之转”。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船到马赛，上岸后邹代钧往游动物园，第一次见到长颈鹿。《西征纪程》记云：“有兽马首鹿身牛尾，长颈，前足高于后三分之一，有二短角，西人名为吉拉夫（英文Giraffe的对音）。”邹代钧查《汉书》：“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后汉书》：“符拔形似麟而无角。”《明史》永乐十九年，“周姓者往阿丹国，市得麒麟、狮子以归，麒麟前足高九尺，后足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又弘治三年，“撒马尔罕贡狮子及哈剌虎”。邹代钧对古书中这些记载做了研究，认为哈剌虎即吉拉夫，符拔也是，但《汉书》所说长尾应该是长颈，《后汉书》说无角是因为角太短藏在毛内不易看出。他说《明史》记述大体正确，但吉拉夫就是吉拉夫，和传说的麒麟不是一回事，“谓之为麟，不亦诬乎”？
本来嘛，科学就是要认真，要使名实相副，凡事要寻根究底弄个明白。皇帝老子敕修的史书也未见得无错，错了就是错了。长颈鹿本来不是鹿（正跟熊猫本来不是猫一样），当然更不是子虚乌有的什么麒麟。邹代钧宁肯照着本音叫吉拉夫，不肯跟着别人喊麒麟，这种认真的态度总是可取的，虽然在以西狩获麟为祥瑞的人看来未免杀风景。
（1991年3月）
清 朝 人 看 外 国 戏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到西洋去看戏，他们所留下的记载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史料。可惜这些人大都只注意光怪陆离的布景灯光和袒肩露背的洋女夷娃，很少介绍戏剧故事情节，以致后人无从知道他看的是什么戏，史料价值也就小了。只有张德彝是难得的例外，其《六述奇》稿中记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在圣彼得堡麻林斯吉戏院观剧云：
所演系俄三百年前事，俄被波兰征服，有一小王子出奔。当波人追觅时，遇一老农名苏萨年，勒令导往。苏初不允，继而慨然诺之，暗令其子急驰告警。苏引众兵步行一昼夜，入旷野深林，又值天冷，大雪烈风。众兵举刀追问，苏谅王子必闻信而逃，乃大声疾呼曰：“王子所居，我亦不知，令领汝等至此，不过少延以令之逸耳。”众兵怒，杀之。……
——这是著名的俄罗斯歌剧《伊凡·苏萨宁》。
张德彝的《五述奇》稿本记在伦敦观剧，详叙故事情节者尤多，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述在维多利亚戏院观剧：
所演系英国六七富绅一日闲谈，谓不知至少若干日可得周游四大洲，有谓须百日者，有谓须三个月者，唯某甲谓只八十日足矣。于是互相约定，果能往返八十日，则赢金镑十万，甲遂于某日率一仆偕一自备资斧之美国人某乙于辰初起程。
接着历叙在印度救出火焚殉葬的王妃，在美洲遭“面涂五彩，顶竖鸟翎”野人的袭击，在立文浦（利物浦）海口外锅炉爆裂船沉获救等表演，主角某甲终于在第八十日卯时返抵伦敦：
斯时某丙在家谓众曰：“甲乙一去，至今八十日矣，论时仅剩一点钟，恐未必能来也。”正言间，钟鸣七下，当鸣至第三下时，甲忽突入。丙曰：“汝来何如是之洽耶？”甲曰：“吾早到矣，因见手套不新，另买一副，故延迟一点钟耳。”于是丙输十万金镑，而甲成巨富焉。
——这是根据凡尔纳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地球》编成的戏剧。
《六述奇》稿本记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柏林戏院观剧：
国王被弟毒死，弟乃报后称王，当时后子哈米蕾年幼，未知伊父身故之由也。及其长成，一夜出游，遇鬼于途，即其父之魂灵，向伊诉其当日如何遇害。哈闻之大怒，急思代父报仇，究不知其事确否，乃在王前献戏，令优伶照伊父所言者演试，暨演至王弟毒兄时，王与后皆战栗惊走。
之后王子误杀礼官，礼官之女成疯，礼官子遂与王子决斗，王乃设下毒剑毒酒，必欲置王子于死地。结果：
二人比剑，先礼官之子被刺，王即举毒酒一杯，贺哈之能，哈辞未饮。既而再比，哈亦被刺……彼此夺剑，哈得毒剑，礼官之子亦被刺且重，即时跌倒。又王后因渴，误饮毒酒，坠地而毙，七孔流血。因此哈明其情，乃推其叔仰卧，勒饮毒酒，饮毕即崩，哈亦跌死。
——这是大名垂宇宙的《哈姆雷特》（张德彝译作哈米蕾），此一节恐怕也是中国人观看莎士比亚名剧最早的记述。
同年二月三日，张德彝又记其在朔斯皮拉戏院观剧：
所演系瑞士国将改民主之前，有某省总督，为人暴虐，民多不服，多结党欲叛。有某甲善射，百步之外，星点能中。一日甲将持弓箭入党，告其妻以打猎，甲之子年十三岁，亦随往。其省城中某处立有高杆，上置总督帽，下有兵卒看守，凡人过者，皆须脱帽，以示恭敬，否则执以治罪。甲因过未免冠，被执……总督谓：“知尔善射，今赐汝一橘，令尔子立于百步外，置其头上，射之中则赦尔自主自由，否当杀之。”……甲乃跪天祷告，既而箭发中橘，官民见之，齐声称贺。搜其身，另得一箭。问：“尔此箭何用？”甲云：“若伤吾子，备此以射汝者。”……
——这是德国作家席勒的剧作《威廉·退尔》。
张德彝并没有多少思想和文采，他的唯一长处只是记得多，记得细。因此他八次出国所留下的《述奇》，在许多方面，比许多有思想、善文笔的人所作的游记更有价值。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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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金 花 在 柏 林
赛金花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一年在柏林住过两年，关于她这一段生活的情形，世人知之甚少。张德彝《五述奇》记述了带赛金花出洋的“状元星使”洪钧出使德国的经历，十二卷三十万字中，有不少赛金花的资料。本文介绍全引稿本原文，只将日期折成公历。
一八八七年十月廿九日“（自上海）驾小船行里许，登德国公司萨轻轮船……酉正星使官眷到，彼此分住各舱……星使携有如夫人一（即赛金花），女仆二，男仆二，庖人二，缝人一，剃发匠一。统计当时同船前往者上下共三十六人”。十一月二十九日船抵热那亚，洪钧一行换乘火车，十二月三日到柏林。当时中国使馆在柏林万德海街，为租用的一所花园住宅，租金每季三千八百五十马克。
东南北三面皆有敞院，院虽不广大，而花木甚繁，布置可观，正东一面为尤甚。头层楼前敞厅一大间，厅前横一白石桥，左右各石阶十九级……桥对面一水法（喷泉），系圆池中立一抱鸭石孩，水自鸭口出，高五六尺……在西南角有台可以眺望，盖临小河，河之两岸，碧树两行，整齐可观。对岸大道，多是高楼，河中舟艇亦多。
这就是赛金花在柏林三年居住的地方。
万德海街的房子共三层，餐厅、厨房和仆役住房在底层，张德彝等十多位未带眷属的官员住二层，洪钧、赛金花与带夫人的陶榘林和谢芷泉住顶层，陶谢两夫人也就是赛金花在使馆内的女伴。赛金花到柏林后第一次看戏是十二月八日“在喀尔街兰滋园看马戏”，即由“陶谢二夫人陪洪如夫人另坐一间（包厢）”。
赛金花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初二。十月初一（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四日），“支应（庶务员）通知参赞，除支应外，代同人具知单，谓明日为钦差太太生辰，拟具礼物恭贺云云”。翌日“支应亲赴武弁卧房，令其登楼通报，言明众人祝贺；既于午正约众下楼食面，六碟四碗”。可见赛金花与使馆里的其他男性，虽同在一屋，界限却颇分明，应酬时也是不能直接接触的。
《五述奇》逐日记事，琐屑不遗，连馆中几处厕所分配使用的情形，照明灯盏的布置和管理，甚至陶夫人所雇洋女仆“肮脏不堪，遗滴月经于楼板”都作了记载，对洪钧的某些毛病也不为隐讳，所记赛金花和洋人的交往却只有寥寥几次，而且有直接接触的均只限于洋妇。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二日农历新年团拜后，洪钧宴客，赛金花在楼上招待女宾，“有女客六，为金楷理（使馆外籍官员）之妻女，银行主人蒲拉坨之妻女，及陶谢二夫人”。
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七日“金楷理生辰，星使及诸同人皆有馈赠。星使送‘万寿无疆’瓷盏（盘？）一个，宜兴茶壶一把，孔雀石镇纸一个，茶叶二瓶。姨太太送金银刀叉一份”……
一八九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星使如夫人约普拉索之妻、日本参赞井上胜之助之妻、瑞乃尔之妻、李宝之妻及杜蒂母女并陶夫人晚酌”，庆祝洪钧升授侍郎。
洪钧和赛金花一同外出的记载仅见一则，即一八九〇年七月六日“星使偕其如夫人及三洋妇，乘车赴五道门内照相馆中，由窗内看‘枪会’人经过……自巳正过至未初始毕”。
关于赛金花单独外出的记载也只有一则，一八九〇年一月三日“酉初，星使之如夫人披粉红银鼠讷勒库（披风），乘双马大车，携洋仆赴税务司夏德家吃茶”。顺带说一句，中国使馆没有备车，这双马大车系从车行雇来的。洋仆亦使馆所雇，洪钧、张德彝等人出门时则携之同行。
关于赛金花与仆役的关系，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九日记：“星使原带二女仆，一老一少，其少者早经遣回，老者赵姓，迩因星使如夫人喜洋婢厌华妪，遂亦遣随芷泉夫人回国。”洋婢先后有马丽、李娜、莫莉、黎那等人，“所畜之黑黄灰白等色猫大小廿余，楼上楼下昼夜呼号”，当然是赛金花允许的。又一八九〇年六月十六日记：
星使所带二庖人皆丁姓，盖叔侄也。侄系由叔荐故至此，叔掌灶而侄佐之。自本月初间，忽星使之如夫人谓自来所造菜味不佳，宜改用其侄烹炒。星使传谕如此，因而叔侄口角争斗。经武弁及他跟役与之调处，其叔终觉气愤，至是禀假回国，星使允准。
对女仆遣少留老，对男仆却遣老留少，编赛金花故事的人如果得知此种情形，未必不会加以利用。
洪钧对赛金花确实是宠爱的，但并没有给她以公使夫人的名分和地位。在使馆内她只是位如夫人，对外她也从未参加正式礼仪活动。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皇宫举行盛大舞会，四日前即送来请帖九张，舞厅中“置金椅一圈，自正面德皇左右，先坐各国头等公使夫人，再则本国各大臣之夫人及各国二等公使、参赞、随员之夫人”，唯独中国使馆无女宾出席。同年七月三日晚皇室为王子结婚“帖请各国公使夫妇、随员等在广泽园看戏”，次日又请“各国公使及其妻女等”入宫观礼，洪钧都没有带赛金花去。
赛金花在柏林使馆“两次怀孕”，第一次是小产，第二次于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丑初生一女，取名德官。她奶水不多，而且很快就止回了，故只能“买好牛奶哺女，每日一里特，早卯晚酉各送一半”，还专门雇了位德国保姆。女儿满月时，金楷理送了银器数件，陶榘林送小洋车一辆和花被小褥，庆霭堂送了“八仙庆寿”铃铛等金银器皿。其他人送的银钱，洪钧则“收后改作赈捐”了。
张德彝于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离柏林回国。洪钧和赛金花比他迟了半年多，那时小德官已经两岁，洪钧是五十二岁，赛金花还只有十九岁。
附带说一句，历来写赛金花总喜欢炒作她在德国时结识瓦德西，说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两人便演出一段风流公案，还牵涉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可是在这部三十万言的稿本里，关于瓦德西的却一个字也没有。
（1991年9月）
理 雅 各 译 《 四 书 》
说我乐见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七年）英译《四书》出版，朋友也许觉得奇怪，因为我既不能读理雅各，也并不很喜欢《四书》。理雅各的译文属于十九世纪，林语堂称之为“严谨的学者风格的著作”，但也指出它“因过分依字直译而使人读来费力”，我不通英文，不过从郭筠仙王紫诠记述中略知其译事而已。
《论》《孟》《礼记》皆中国古典，数典忘祖在中国是担当不起的罪名，何况孔孟的思想言文确有其美善，即使不提倡也是不会磨灭的。和“集注”一体的《四书》却是宋儒所命名，以《四书》和“四书文”为标志的儒家之理学化，政教之齐一化，读书之功利化，未必是孔老夫子本来的主张，对汉民族的消极影响却实在太大。我读过一点“五四”先贤的文章，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局者提倡读经曾经表示反对，现在也就不准备改悔了。
可是，正如我不懂音乐，也没听过柏林、维也纳演奏的交响曲，却无碍我崇拜贝多芬一样，我虽不通英文，无法翻阅二十八卷The Chinese Classics，对于理雅各的工作却是尊重的。他译中国的经书，并不等于他放弃西方文化观念而“改宗”孔孟之道，当然更不同于中国儒生的“天天读”。作为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首任教授，他和西方杰出的埃及学家、东方（阿拉伯）学家、原始文化学家一样，把自己整个一生献给了对不属于本国本民族人文的研究，解读和译述文献典籍便是他研究的主要内容。他二十五岁开始服务于“英华书院”，二十八岁起定居香港，垂三十年，四十三岁开始译书，又历时四十载，直至八十五岁高龄时才出齐五巨册的《中国经典》，在英国为至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巨大业绩。六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远方外国的古籍，四十年工夫成就五本书，这是何等的精神！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今之中国读书人如我者，对此不亦当感激，而更多的则是惭愧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