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到疲癃残疾的程度，生活不能自理，其苦可知。病则无论大小，一上身便是苦，因病而死更是痛苦的历程。无疾而终的死，死者当时也许并不特别痛苦，但越是神志清明，越难割舍世间的爱，这便是大苦楚。尤其是未死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即使他并未宛转悲啼，那种永诀时的无力、无望、无助的感觉，真是人生最悲痛的苦情。至于本人，如果世间之苦都已吃尽，到头来的死倒成为一种解脱，若是能够想得开也就是明智一些，至少在“等死”阶段总可以少点恐惧，少点挣扎。
凡人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条件去求不死药，通常只希望慢一点老，少一点病，晚一点死。殊不知任何生物的老、病、死，十之七八决定于种性遗传，十之二三才决定于生活方式，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便是顺其自然——勿倒行逆施以促其死，亦勿胡思乱想妄图长生。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说希望过高失望更苦，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到马路上去白跑也是自找苦吃。
好几年前游美国红木（Redwood）公园，一连几十里参天蔽日的红杉，树龄至少在两千年以上，有的树身上凿个大洞过汽车，仍然枝繁叶茂。而朝生暮死的蜉蝣，即使幼虫时全喂它人参鹿茸，羽化后也绝对活不到第二天。
既然如此，既然老、病、死反正要来，何不像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以后那样，就等着他来问“这是为什么”好了。在等待期间，想吃还是吃，想玩还是玩，顺其自然，不亦可乎。兰德诗云：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说得多么平静，多么旷达啊，此即是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还有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的丘吉尔，九十高龄时有人问他对死持什么态度，他回答得更干脆：
酒店关门我就走。
真是警句，无怪乎他拿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因话录》中也有一节写裴度的，谓度不信术数，不求服食，每语人曰：
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时至则行”译成白话便是“到了时候就起身”，这和丘吉尔、兰德的意思都一样，却比他们两位早说了一千多年，所以更加难得了。“鸡猪鱼蒜，逢着便吃”，比起现在有些老同志为了多活几天（其实这亦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白咽口水那副可怜相来，不仅态度潇洒可以加分，也着实多享了不少口福。
裴度为中唐第一名臣，史书说他“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曾率师平定吴元济叛乱。曾国藩受命统率四省时写信给弟弟道：“东南大局，须用如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乃可挽回，非一二战将所可了也。”他和丘吉尔一样是打过大仗看透了生死的人，故深知生老病死要来就来，唯一明智的态度只有“时至则行”。火萎了，酒店要关门了，赖着不走也是不行的。所以还是顺其自然，“鸡猪鱼蒜，逢着便吃”为好，这实在是最省事最明智的办法。裴度活了七十六岁，死时“神识清明”，死得有尊严得多，舒服得多。
（2003年11月）
古 人 写 书 房
古埃及和巴比伦五千年前就有了书，但那时的纸莎草书卷和黏土书板，模样和现代的书很不相同。中国的简策（册）起源于西周，去今也差不多三千年，那用皮条或麻绳“编”起来的，近时在长沙、江陵、临沂还出土过，虽然皮和麻都已腐朽，只剩下一支支的竹简了。
一支竹简上最多写十多个字。《老子》五千言，两面印不过几张纸，竹书却有一大堆好多斤。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试想五车书得有多大的房子来装。因此古人读书放书，也必有专用的书房，写书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我所知，“书房”一词（包括其别称）却出现较晚。“秘阁书房次第开”“仰眠书屋中”和“书斋望晓开”，都是唐人的诗句。我读古书少，不知博雅者能告知更早的例句不。
查《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七十五至第一百十六卷宅、堂、斋诸部，有关于卧室、药室、佛室的叙述，而独无书室。唯“椅榻屏架”条中有云：
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书肆中。
这些“图史”即书看来主要是为了陈设，而不是为了读的。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读书趣味和生活情调，精致化到了最高程度。李笠翁《闲情偶寄·居室部》只有一节论“书房壁”，却颇多精义：
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石灰垩壁，磨使极平，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棂共为一色。
这种四白落地的装修法，本来最适宜书房，不仅采光好，朴素处也与读书的氛围正合。
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是我最佩服的文章。书中说“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又说“大父至老手不释卷，每至于夜分不以为疲”，写到他自家亭园楼阁的篇目也不少。有《梅花书屋》一篇云，“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造书屋一大间”，之后却只记叙前后的花木，言不及书。又《悬杪亭》云，“余六岁随先君子读书于悬杪亭”，也只介绍其建筑的奇巧。只有《天镜园》写到了读书生活，算是唯一的例外：
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这种境界，在六面钢筋混凝土中的我辈心目中，恐怕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如今很有权或很有钱或既很有权又很有钱的人，当然营造得出“受用一绿”的环境，再加上高科技设施，享受肯定要超过张岱的水平。但他们身心俱忙，“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味道只怕也难领略。
但张岱也只写了这一小段，接下去写的便是春老时运笋过园：
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中人曰：“捞笋！”鼓桨飞去。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一百多字的文章便写完了。
我猜想古人会读书，会写文章，何以却不多写自己的书房呢？大约他们把读书只看作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未必都有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志向，也不会个个像刘禹锡似的想作秀出风头，所以写不出也不想写《求阙斋记》和《陋室铭》那样虽以书房为题而意实不在书房的“古文”来。亦犹人人都要“居室”，写《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的究竟也只有白行简一个人吧。
（2004年10月）
盛 世 修 史
《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张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一九九八年北京出版，却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一九三八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余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余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余万字，至一九三九年秋（仅仅一年时间），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并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搜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
现今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湖南省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放得心，难道夏仁虎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参加过《北京市志稿》的编纂，一九八八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加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
（2005年10月）
清 朝 的 官 俸
公务员工资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清朝的官俸（也就是那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却是相当低的。人们常说“升官发财”，那时候升官其实并不能发财，除非做贪官。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本地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年薪了。
清朝不设宰相，一品当朝的大学士便“位极人臣”了。但升官升到大学士，亦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一百八十石），按全年十二个月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有银三十两、米十五石，这又如何能发财呢？
那时候，随你做好大的官，自己使用的人，上至幕友师爷，下至门房仆役（更不必说红袖添香的女秘书了），都得自家雇用；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必须自备。何刚德《春明梦录》云：
大臣许坐四人肩舆，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少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二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后做到五品郎中（司局级），五品官年俸银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京官廉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各部首长）司（郎中等司官）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讲到他自己，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何刚德“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
这些都是公开的额外收入，此种收入“以户部为较优”，但即使升官升到户部尚书侍郎，光凭额外收入生活仍然只能是清贫的。何刚德的乡试座师孙诒经为户部侍郎，兼管三库，有次说家里有菜，留何吃饭，六个碗里盛的却不过是些炖肉和炒肉；还有一次，“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系之地说道：“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是表彰了，那“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是谁，他的官俸是多少，食鱼翅的银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春明梦录》却没有说。
（2006年2月）
童 心 和 童 趣
写童年，写儿童，若能写出童心和童趣，读来便会觉得温馨，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微笑，虽然对于饱尝世味的成年人来说，这微笑有时也不免带上一丝苦辛。
古人笔记很少记述儿童生活，能特别注意童心和童趣的更少。所见者如史悟冈《西青散记》：“幼儿学步，见小鸟行啄，鸣声啁啾，引手潜近，欲执其尾。鸟欺其幼也，前跃数武，复鸣啄如故焉。凝睇久立，仍潜行执之，则扈然而飞。鸟去，则仰面谰哞而呕呢，鸟下复然。”要算最为生动。
还有舒白香《游山日记》所述：“予三五岁时最愚，夜中见星斗阑干，去人不远，辄欲以竹竿击落一星代灯烛。于是叠几而乘屋，手长竿撞星不得，则反仆于屋，折二齿焉。”沈三白在《闲情记趣》中，则说他儿时喜欢凭空想象，“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只可惜此外就再难见到。
史书和其他正经书中的儿童，则不是神童，便是孝子，从娘胎里一落下来便看得出他后来的成就，反正个个都是“小大人”，根本不见童心和童趣。如《宋史》写周岁的曹彬，“父母以百玩之物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一手执干戈以卫社稷，一手持俎豆行礼庙堂，“鲁国公”的模样俨然，印把子早抓到手里了。
《唐书》写三岁的谢法慎，“母病，不饮乳，惨惨有忧色，或以珍饵诡悦之，辄不食”。其实索乳乃是幼儿的本能，常见有母死后幼儿还在索乳的记载，得珍饵不食尤其不合三岁孩子的情理，却偏要这样写，无非是为了说明他生而非常罢了。三岁的谢法慎如此，四岁的孔融亦是如此。融“与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由此宗族奇之”。这让梨的故事从汉末流传下来，事情真相究竟如何且不说，记述的目的只在于取得“宗族奇之”的效果也就是宣传，这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宣传，即难免作伪。和“孔融让梨”比美的另一故事是“陆绩怀橘”，《吴志》说六岁的陆绩在袁术拿出橘子来招待时，偷偷将三枚橘子藏在怀中，辞别时不小心坠落地上，“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既然“欲归遗母”是行孝的好事，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何必偷着藏之怀中呢？即使在今天，小孩子这样做，也是要受家长和老师批评的，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露了马脚再“跪答曰欲归遗母”，虽可称机智，却不够诚实，天真的童心早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孝道”异化了。
有人说，欧洲到十五世纪才发现人，十八世纪才发现妇女，十九世纪才发现儿童。在中国，从儿童本位出发来看儿童，写儿童，恐怕更是德赛两先生来了以后才有的事。放翁诗“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的意境的确很好，却只能是“已入老境”痛感到“白发无情”的人才有的体会，被父师督责着在“青灯”下课读的儿童是不会觉得“有味”的。因为他们所读的书，并不会是《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就连《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故事，也没有格林兄弟那样的学者来收集整理，编成书来提供给他们。摊在灯盏前面的，不过是三味书屋中要背的“上九潜龙勿用”和“厥土下上上错”一类东西，读来又怎么会有味呢。
（2006年3月）
自 来 水 之 初
“人之初”耳熟能详，其实所有事物都有“之初”，下面便来谈谈中国的自来水之初。
抗战前长沙城里没有自来水，井水咸苦，饮用得买河水，也就是卖水夫从湘江里挑上来的水，须以明矾净化。若是买“沙水”（南门外回龙山下白沙井的水），那就贵得多。
北京人过去买“甜水”饮用，也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王渔洋诗中写道：“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好，清波一勺买千钱。”可以为证。但即使是用“甜水”泡茶，茶杯“三日不拭，则积满水碱”。难怪已故的邓云乡先生要在《北京乡土记》中感叹：“当年吃口好水是多么不容易啊！”
北京的自来水到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才开始筹办。上海因为有租界，市政建设走在前头，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即有英商组织自来水公司，三年后静安寺到小东门一线便开始供自来水了。后来，人们便将这看成中国的自来水之初。
最近翻看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记》，才知道同治末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南京便办过“转江水入城，分数百小管遍达”的自来水。虽然这只是为了解决“江南贡院”一万一千多间“号舍”的饮水问题，仍可视为中国城市中的自来水之初。
贡院是当时各省逢“子午卯酉”（三年一次）举行乡试（考举人）的地方。每试三场，每场三日，入场后即封门，内外交通隔断，一人一间号舍，食宿均在其中，食物是装入“考篮”带进场的，饮水却不能不就地解决。
《见闻琐录》的作者是江西人，他说，江西贡院位于东湖旁边，“湖水不流，一城污秽皆聚其中。闱中井皆湖水渗入者，以其水烹茶，入碗中，碗面有黄油一层，其味咸，饮之令人腹痛”。士子入闱，在沉重的考篮之外，还得带上一个满盛河水的竹筒，但此水“一日即尽”，第二天第三天还得喝井水，三场下来，很少有人不生病的。
江南贡院比江西贡院规模大得多，情况同样是“井水秽极，士饮多病”。《见闻琐录》说，梅启照（小岩）到南京当藩台（主管全省民政财政）后，下决心改善贡院饮水条件，办法是“转江水入城，院墙外设东西两台（水塔），安两锡管，分灌入墙内，复分数百小管，遍达号舍，自是士不饮井水，颇便之”。这里叙述得简略了一些，但江水先“转”到“东西两台”上，再通过“锡管”直送到每个号舍，供给上万名士子饮用，已经是自来水的雏形了。江南贡院遗址如今乃是南京一处旅游热点，听说那里陈列有科场考试的史料，自来水之初其实也可露露脸。
梅启照在南京做了几年藩台，光绪三年（一八七六）升任浙江抚台，旋即入京任兵部侍郎，光绪七年又出任东河河道总督（制台），提升之快，说明他是有治绩的。在江南贡院首创自来水设施，也可算是他的一桩治绩。他后来因王树汶案办理不善被革职，回南昌后，还建议当地照南京的法子“转水入闱”，但下台后的话没有人听，“当道托以无费辞，遂无如之何矣”，这却是后话了。
（2006年6月）
洗 马
中国重礼仪，重称谓，离退休人员聚会，“老局长”“老书记”之类招呼声不绝于耳，极少听到喊名字。儿时见父辈宾朋交往，多以使用古称为敬。林纾写信给蔡元培反对北大改革，本来该称蔡校长，偏要称“鹤卿先生太史足下”。鹤卿是蔡元培的号，不直呼其名还算通例，但因蔡是前清翰林，有修史之职，便用汉以前的官衔“太史”来称呼他，就有点可笑了。而当时的风气确是如此，不如此反而要被认为失礼。
现在电视屏幕上多演“历史剧”，模拟古人口吻常常出错，称谓甚至错得十分可笑。如乾隆皇帝叫太监“给和大人搬把椅子”，曾国藩夫人喊“国藩呀”……当然，笑过之后，又觉得不必计较这些，反正鲁迅《故事新编》也是这样编的，人家学鲁迅难道可以指责吗？
且说汉朝太子太傅的属官中，有太子先马十六人。古时“先”“洗”相通，读音亦同，有时便写成太子洗马。《后汉书·百官志》旧注云，先马“职如谒者，太子出，当值者在前导威仪”。“在前”就是在太子之先，也就是“太子洗（先）马”。当时洗马地位并不高，仅为七品。从晋代起，人数减少，职责变为“司经”（管理书籍），得用文人，梁、陈时“尤为精选，皆取甲族有才名者为之”，品级于是逐渐提高，到明朝已为从五品，比状元特授的翰林院修撰还高两品，算是高级文官了。清康熙后不立太子，仍于詹事府设司经局洗马，以备翰林升转，属于士大夫心目中的“清华之职”。
明朝弘治年间，杨守陈原任吏部右侍郎，却请求解除部务，到詹事府当洗马修纂史书。耿向定《先进遗风》说，杨有次请假回乡省亲，途中以“洗马”身份入住驿馆。驿丞无知，以为“洗马”是在宫中洗御马的芝麻绿豆官，便大大咧咧地问杨：“你负责洗马，一天要洗多少匹马呀？”
听了驿丞的话，杨守陈并不生气，反而想开开玩笑，回答道：“这没有规定，想洗就多洗几匹，不想洗就少洗几匹。”这时又听说有位御史要来住，驿丞对七品御史奉若神明，便要杨守陈让房间。杨说：“让是理所当然，但等老爷来时再让，岂不更加显得恭敬。”驿丞也表示同意。
御史进门，见了杨守陈，立即行礼，因为既是他的学生，又做过他的下属。驿丞也顾不得向御史老爷请安了，慌忙跪下磕头如捣蒜，求杨大人原谅。
关于洗马的笑话，还有陆釴《病逸漫记》所云：“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戏曰：‘君职在洗马，所洗几何？’刘公应声曰：‘厩马皆洗过矣，独大司马（兵部尚书古称大司马）洗不得也。’闻者为之绝倒。”这是两位大人彼此寻开心，与驿丞无知而又势利的表演不属同一层次；至于今之编剧、导演和演员属于什么层次，那就不好说了。
昨夜偶看电视剧《云南铜案》，一心想给“左都御史”（一品）钱沣做小妾的丫头片子，也在大庭广众中一口一个“钱沣”。这位钱大人写的字，是六十多年前当小学生时临过的，所以特别觉得好笑，想了想，又笑不出来了。
（2006年6月）
恬 笔 伦 纸
《千字文》说“恬笔伦纸”，蒙恬造笔和蔡伦造纸从此得到普遍承认，秦始皇的将军和东汉时的太监也从此登上了文化名人的宝座。《千字文》成书于宋，其实宋时便有位马永成，著了部笔记《懒真子》，对此提出过疑问：“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
这一问问得好。本来嘛，蒙恬是秦时人，如果笔到秦时才造出来，秦以前经史百家的文字又怎能书之竹帛，流传至秦，焚都焚不尽呢？
《懒真子》还举出了不少先秦时的证据，如《尔雅》曰“不律谓之笔”，《曲礼》曰“史载笔”，孔子“绝笔于获麟”，庄子描写“舐笔和墨”……结论是“古非无笔”，毛笔非蒙恬所造。但接下去又说，蒙恬虽然不是笔的发明人，用兔毛制笔却是从蒙恬开始的，理由是“《毛颖传》备载之”，将小说家言作为文献根据，这就明显不对了。
蔡伦造纸之说出于《后汉书》，其实《后汉书》也只说，蔡伦由小黄门（小太监）做到尚方令（总管太监）后，监督管理过宫中应用器物（包括纸）的制造事务。所云“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者，只能是专业造纸的工匠，决不可能是自幼即被阉割如今身居高位的蔡伦。事实不过是由蔡伦呈进的一批纸张特别好，“帝善其能”，予以奖励，“蔡侯纸”就这样出名了。
至于蒙恬造笔，根本就于史无据。《史记》历述蒙氏三世为秦将，始皇命恬破齐国，逐戎狄，筑长城，修驰道，都言之凿凿，而无一句说到造笔，只说“恬尝书狱典文学”，不过是少年时的一种历练。而秦法繁苛，书狱者众，难道都得等这位将门之子造出笔再来“书”么？
蒙恬后五百多年，张华写《博物志》，才说“蒙恬造笔”，《志》中其他内容，如说“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则化为青真珠”之类，多不可信。但因为蒙恬是名人，蔡伦也是名人（太监中名人不少，赵高、郑和、刘瑾、魏忠贤、李莲英皆是也），后人便将笔和纸的发明权归之于他们，此皆“名人效应”，去事实甚远。
《懒真子》不信蒙恬后五百年张华的《博物志》，坚持“古非无笔”，却相信蒙恬后一千年韩愈的《毛颖传》。但《毛颖传》压根就是一篇寓言体的游戏文章，“毛颖”就是一支毛笔头。文章假托秦始皇命蒙恬伐楚，军过中山（历史上并无其事，只因中山之地多兔，兔毛制笔，故如此写），“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于章毫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聚而束缚”意思便是扎紧兔毛制成笔头）。秦始皇遂封毛颖为管城子，命其掌书记，常侍左右，呼为中书君。后颖年老发秃，始皇嬉笑曰：“吾尝谓君中书君，而今不中书耶？”（“不中书”即“写不出好字了”之意。）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是大名人，《毛颖传》亦是篇好作品，此文一出，“管城子”和“中书君”便成了毛笔的别名，直至如今。但游戏文章毕竟不能充历史文献，《懒真子》作者却奉假为真，对之五体投地，居然将《毛颖传》“备载”的当成史实，自己原有的一点质疑精神完全缴了械。
民智未开之时，群众惯于吹捧名人，膜拜偶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他们，总希望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人间的业绩也总往他们名下挂。小炉匠奉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做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全都是偶像崇拜的表现。
轮车、舟楫和锄犁，乃是追求文明进步的多少代人不断创改的成果，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伟大人物灵机一动“造”出来的。笔和纸也一样，也决不会是谁和谁的发明。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中发现的毛笔，杆用竹管，一寸多长的笔头全用兔毫。西汉时的麻纸，近年来也多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这都是蒙恬和蔡伦之前的制成品，是否定“恬笔伦纸”的铁证。
话虽如此说，但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崇拜偶像上了瘾也难得戒除。如果有人硬要相信“恬笔伦纸”，正如硬要相信三宝太监用木头造得出比巡洋舰还大的船，比哥伦布还先发现美洲，也只能由他吧。
（2007年1月）
谈 毛 笔
朱纯走后，她生前常用的毛笔挂在那里，我觉得不该太冷落它们，前几天磨了墨来试写了几个字，却总不顺手，究竟是自己手劣，还是笔头干久了的缘故呢？由此便想起了几十年来我和毛笔的因缘。
五岁时初习字，就是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人、口、刀、尺”，之后才用石笔在石板上写1、2、3、4，再后才用钢笔在洋纸上写a、b、c、d。这钢笔并非派克式的自来水笔，而是长木笔杆带短钢笔尖，蘸上蓝墨水只能写洋纸，也就是现在通用的机制纸。毛边纸宣纸则不属于“洋”，而是国造，造来专供墨笔写汉字的，绝对碰不得钢笔蓝墨水。这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种文化也。
我从来就不是国粹主义者，但总觉得毛笔写毛边纸的感觉，比起石笔写石板和钢笔写洋纸好得多。石笔和钢笔用过几年之后，一丢开就再也不曾拿起；自来水笔相随甚久，它拼命与时俱进，但如今亦已少用；只有老模样不变的毛笔，倒一直和我不离不弃。想起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抗战八年是我的小学初中阶段。小学全用毛笔，只算术课用石笔进行过演算。初中亦以用毛笔为主，钢笔则写写英文。小县城里不少同学无法购置玻璃瓶装的蓝墨水，只能将钢笔尖插入铜墨盒蘸取墨汁，大家亦视为固然。我没这样寒酸，习字课必交的大楷两张，用的笔是中号“横扫千军”，临的帖是旧拓《玄秘塔》，楷法却不争气，三十二个大字常常得不到一个双圈。国文成绩马马虎虎，但规定“小楷誊正”的作文，总是懒得另起草稿，拿起本子写两页便匆匆交卷，以致批语常带“惜字迹潦草”之类“老鼠屎”，无法带回家去。
离开学校后当编辑，改稿也用毛笔，五十年代的规定是，改稿用蓝笔，审稿用红笔，终审用绿笔，七八年中三种笔都用过。这种类似文字检查官的工作本就令人厌烦，毛笔蘸红墨水亦远不如从砚池舔墨舒服，牢骚一多，成了右派，笔杆儿也弄丢了。为了免祸消灾，家中一度不蓄纸笔，但终究还是憋不住，拉板车时写信给周作人，又不得不弄来一支一毛二分钱的毛笔，外带一小瓶墨汁和几张“材料纸”。此信居然在八道湾保存下来，“文革”中进了鲁迅博物馆，物归原主后，周丰一又将其复印寄我了。我“文革”劳改九年，亦居然未离开毛笔，奉命写标语口号，照样子鬼画符，仍可大笔挥洒，只是得当心别写错了字。有位难友就是一不小心，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险些儿被枪毙，好在这些事情终于过去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此话如果当真，则我与毛笔同忧患已七十余年，不可谓不久长。惭愧的是至今仍写不好毛笔字，此盖限于天资，非人力所能强。但是对于毛笔，我总是怀着一份情意的，承认它是汉字文化的要素之一，不忍见其破败凋零。几年前，香港鲍耀明先生来信，托买“长沙名笔鸡狼毫”，记忆中六十年前自己用来写作文的正是“彭三和”此种出品，便四处去打听，方知彭氏公私合营之初还保留了招牌，“大跃进”中即归澌灭，鸡狼毫早已降为普通品牌，经营户因利薄早不愿制作供应了。后来总算托人买来几支，还是“加料”的，试试却根本不行，只因笔杆上还刻有“鸡狼毫”三字，勉强寄往香港，鲍先生自不免失望，我亦为之歉然。
鸡狼毫不行了，是否毛笔的前途就没希望了呢，我看也未必。毛笔是书写汉字的专用工具，只要汉字不灭，它就会有用场。全世界所有文字中，只有汉字的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电脑技术再发达，书法总不能不用毛笔和宣纸。东亚和南洋用筷子吃米饭的人，差不多占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这些人能用筷子即能用毛笔，即不用毛笔亦能接受汉字。汉字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植根于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自不必悲观，那么毛笔也不必悲观了。
“笔”和“筷”都是“竹头字”，笔筷都取材于竹，竹子和水稻又都是禾本科植物，其产地范围正好涵盖了汉字文化圈。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历史上，这一现象似乎也值得研究，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研究。
（2007年5月）
汉 字 与 中 国 文 化
语言是从猿到人的标志，文字则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标志。我们的汉语和汉字，无论从历史的悠久来看，还是从使用的广泛来看，都称得上是全球第一。这块金牌，别人想夺也夺不走。
四大文明古国加上古印第安都是文字起源地，但是汉文以外的其他古文字都已经死掉了，没有人再使用它们，没有人能认识它们，除了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
如今的伊拉克人、埃及人用的是阿拉伯文，印度人用的是印地文和英文，墨西哥和秘鲁用的是西班牙文。只有我们三千年来一直在使用汉文；汉字拉丁化既已不再提倡，看来汉文今后也还会继续使用下去。
殷墟出土的甲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仍然一看就能明白。甲文的字形跟简化汉字虽有差异，认起来却并不比书法家的狂草更难；对于爱玩图章的朋友们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
有次看电视，正在讲英国保守党，偶来的一位中学生忽然说道：“一个党连名字都不会取，为什么要叫保守党？”其实，“保守”并不完全是贬义词，汉字三千年来一直在用，便是它保守性强的缘故。
汉字很能保守它自己的特点，由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门中进来马即是“闯”，屋里养了猪（豕）便成“家”，“有木也是棋，无木也是其，去掉棋边木，加欠被人欺”，几百个单音字可以组成成千上万字、词。比起别的文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汉字所用的字数总是最少的，这更是它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和优点。
所有古文字最初都是象形和指事（结绳也是记事），而且最初都不规范；汉字却早早实行“书同文”，规范起来了。威尔斯《世界史纲》说，汉字的“结构过于精细，格式过于死板，用法过于麻烦”，这也是强求统一和规范的结果。人们要熟练掌握如此繁难的文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智力，于是便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役使文字。而他们在役使文字的同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为文字所役使。
别的古文字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写的人较多，有时还分属不同的族群，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求简求快，楔形文字便逐渐变成为一种音节文字，埃及石碑上复杂而富于装饰性的图案文字也逐渐变成了音符——字母。结果全世界的文字（包括借用汉字偏旁作字母的日文）都成了拼音文字，除了汉文。
“书同文”的汉字，对于“大一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人叫Father、Mother，德国人叫Vater、Mutter，法国人叫Père、Mère，听起来的差别，远小于北京人叫爸、妈，下江人叫爷、娘，广东人叫老爹、老母。如果书不同文，燕赵、吴越和南粤，又如何可能成为“一家”呢？
中国的面积和人口约等于欧洲，如今欧洲有三四十个国家，和春秋时的中国差不多；说是说要建立统一的欧洲，但一部宪法在一个国家（爱尔兰）全民公决中被否决，便只能作废，统一谈何容易。
正因为统一的文字有利于文化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君王一统江山，掌握汉字的士大夫自然会也不能不用它为君王的统治服务，并且谋取本身的利益，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本是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文字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威尔斯《世界史纲》），这又是汉字和汉文化保守性带来的坏处。——“保守”虽不完全是贬义词，但也不完全是褒义词呀！
汉字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千字文所能罄。因为看了威尔斯的书，想到了这些，才胡乱写了这一篇。我总以为，汉字的特点所由形成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以及它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的好坏两方面，的确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2008年8月）
当 官 不 容 易
赵力行君写了本新书《当官不容易》，我没当过官，对此缺乏亲身体会，但从杂览中得知，当官的人，若要当一个清官，当一个敢于不和贪官同流合污的清官，委实是不容易的。
清人《履园丛话》和《归田琐记》都记载过“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事迹。康熙时他做江苏巡抚，严拒馈送，传檄公示道：
一丝一屑，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拒一分，民受惠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
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而且说到做到，谁知却惹恼了总督噶礼。
噶礼为满洲亲贵，习惯贪污受贿，张伯行要当清官，很碍他的事，便不断向皇上打小报告，说张“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理案牍”。康熙四十九年江南乡试，噶礼伙同考官贿卖举人，得银五十万两，张伯行上疏参他。他却抢先出政治牌，反告张包庇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奏云“《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为友，不肯捕治”，都是要杀头充军的罪名。
督抚互劾，朝廷不得不派大员来查。噶礼有钱有势多方活动，张伯行生活清贫不会交际，于是认定：贿案虽然属实，其罪只在考官，噶礼应予免议；张伯行虽与戴案无涉，参噶礼却是“妄奏”，当革职赎徒（罚款抵刑）。幸亏康熙想做明君，想保清官，另派人来复查，“复谳仍依原议”。这下圣心不悦了，谕云：“噶礼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着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就是要群臣会议，来评判噶、张的是非功过。但察奏的结果，仍是“互劾失大臣体，皆应夺职”。
皇上明明讲了“此议是非颠倒”的重话，为何还不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要混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呢？岂不是俗话所说“贪官人缘好，人人都想保；清官自管清，个个都不亲”的缘故么，当清官委实不容易呀。
但康熙毕竟可算是位明君，他需要保全“天下第一清官”。噶礼政治上整人得利，利令智昏，又揭参江宁知府陈鹏年《重游虎丘诗》“诽谤”，想再制造一桩文字狱，以转移视线，并立功补过。这回却打错了算盘，康熙正在为群臣不明是非生气，遂谕云：
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又欲害之……互劾之案，大臣往谳，皆为噶礼所制。尔等应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这样张伯行始得留任，噶礼则终被革职。几年后他谋杀母亲未遂被赐死，则是别一案件，与张伯行无关了。
这是二百九十多年前的事情，如今已经没有皇帝，靠圣天子“保全”已不可能。清官贪官则总还是有的，我耳目闭塞，只能从报纸上找例子。督抚（省部）级的贪官至少有一陈希同，其制造“政治大案”的手法亦仿佛噶礼乎？清官如张伯行者则尚未找到，希望他再不容易也要坚持下去，总得让我找到才好。
（2008年9月）
往 事
黄 鸭 叫
水陆洲在长沙城西湘江中，洲长十里，南北略与老城区相当而南端更长。湘江大桥跨洲而过，汽车可从一道支桥下去，向南直达“橘子洲头”，这一路上卖“黄鸭叫”的餐馆，少说也有二三十家。长沙口音“黄”“王”不分，故招牌多有写成“王鸭叫”的。“黄鸭叫”一斤三十元，“白鸭叫”一斤六十元，都是过秤后做好上桌的价格。做法只两种，水煮和黄焖，区别仅在加不加酱油而已。如有外地朋友来长沙，又是无须讲排场的，这里不失为一个招待便餐的好去处（如无公车可用，叫出租车则稍为难）。因为“黄鸭叫”的味道实在不错，而且座位上可浏览湘江北去的景色，也比坐在卡拉OK包厢里的感觉好得多。不过客人如是来自北方和沿海，就得先交待店家一声：少放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