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杀，陈氏父子和江、徐均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也被“放归”。时务学堂则由旧派接管，改为湖南大学堂，校址也从此处迁往落星田了。
三贵街南出小东街（后拓修成中山西路），学堂故址在两街交会处，系清朝大学士刘权之故宅。刘权之亦文化名人，《四库全书》在事诸臣，正总裁皇六子、皇八子等，副总裁梁国治、刘墉等，总阅官德保等，都只挂名不做事。排名其后的总纂官、总校官和总目协勘官，才是实际的工作班子。总目协勘官负责各书校勘编辑，事最繁，任最重；刘权之为其首席，是《四库全书》的“第一责任编辑”。
入民国后，刘氏后人衰败。学堂迁走，这里卖给商家，成了“泰豫旅馆”。一九二二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在这里留下了如下题记：
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
现在的屋主人陈先生抗战胜利后在长沙从事营造业，买下“泰豫”这片地产，建楼成立“中原公司”，并在三贵街一侧为自己盖了这栋私宅。最使他得意的是，还以重金购得了这件梁启超墨宝，后来并刻石立碑，嵌在院内北墙上。
四九年八月以后的事无法详谈，只说三点：（一）中原公司的楼早成了市粮食局用房，如今又成了职工宿舍；（二）题记原件已为湖南大学收藏，偏偏展示在戊戌时反对“时务”最力的岳麓书院里；（三）几经周折，屋主人对房屋的所有权终于得到了承认，遗憾的是“时务学堂故址”的地位却一直“妾身未分明”，陈家“文革”中被抄走的两大箱文物，最后被送到了省图书馆，至今也尚未归还。
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而有案可稽有字为证，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这一处故址，却一直不被重视，真不能不使人叹息。
我总希望有谁能拿出修三皇五帝陵墓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钱，为“时务学堂故址”留一纪念。为当局诸君计，能借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氏父子和蔡锷诸人的大名，岂不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长沙的知名度，也不必再和庐山去争朱熹，和成都去争杜甫了。此事曾与屋主人陈先生谈及，他亦首肯。
陈先生名云章，字思默，长我二十岁。数月前曾往访，并摄影留念，我自己还在梁启超题碑前单独照了一张。
（2004年7月）
蓑 衣 饼
儿时看小说，先注意所写的吃食。梁山好汉熟牛肉下酒，一吃好几斤，无从效仿；贾府上的茄鲞炮制为难，又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儒林外史》写的云片糕呀，肉心大烧卖呀，这类普通的吃食对我才最有吸引力。
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路上吃个不停，“橘饼、芝麻糖、粽子、烧卖、处片、黑枣、煮栗子，每样买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个饱”。当时不懂得这样描写的用心，因为自己老是觉得零食吃不够，于是对马二先生的口福十分艳羡。第二天他在吴山的茶室里，“见有卖蓑衣饼的，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这蓑衣饼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
饼的形状，通常总是扁平而圆，跟我这个以米为主食的人更为熟悉的粑粑一样，无论如何不会像蓑衣。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饼，又是怎样“打”出来的呢？想来想去总不得其解，去问大人吧，又无法启齿……
成年人往往不会知道，儿童的好奇心若不得满足，其失望盖不下于游戏与零食之短缺，于身心都会有负面的影响。这蓑衣饼之于我便是一例，幸亏时间能冲淡一切，心中的疑惑慢慢也就淡化了。
十多年前离休后，陪从未到过下江的仲哥去游杭州，在吴山高处久坐时，脑子里忽然“沉渣泛起”，这里不正是马二先生吃蓑衣饼的地方吗？便到路旁一家“饼屋”去问讯，店员却一脸茫然。其实，马二先生吃饼是在茶室，本该去茶室问；但这里的茶室和长沙一样，大白天也双扉紧闭，一副只许“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样子，老哥俩实在没有勇气去敲门，虽然那门上挂的小小牌子写明了正是“服务时间”。
于是，人虽然上了吴山，仍未能打听出蓑衣饼的究竟，未能解决五十多年前的疑问。
近来无事乱翻书，关于蓑衣饼才略有所知。徐仲可《云尔编》引《元和志》云，“蓑衣饼以脂油和面，一饼数层，惟虎丘制之”。施闰章诗云，“虎丘茶试蓑衣饼”。汤传楹《虎丘往还记》云，“予与尤子啖蓑饼二枚，啜清茗数瓯，酣适之味，有过于酒”。于是徐氏遂谓，此饼“苏州早有之”。
范祖述的《杭俗遗风》，则专门介绍了吴山上的蓑衣饼，这正是马二先生吃过的。《龙灯开光》篇谓“城隍庙居吴山之中，其左右约里许，开设茶店甚多……茶则本山为最，饼则蓑衣著名”。《年市喧哗》篇引新年竹枝词之六云，“约伴同行各自忙，城隍山上闹瀼瀼，茶坊开水休思滚，一饼尝来便罄囊”。案云，“茶肆中均售蓑衣饼，其价不等，竟有每饼价值千文者，食主若不问价，即受其欺，尝闻有一乡老，见蓑衣饼，食之而甘，连食数枚，及结算，须钱五六千文，乡老瞠目结舌，倾囊中钱与之，不足，质以衣，乃出，其欺生客如此”。
《杭俗遗风》范序署同治二年著，去《儒林外史》成书不到百五十年。马二先生当时“戴一顶高方巾，一副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模样亦去“乡老”不远，打饼吃了，却只收他十二个钱。百五十年间古风消失之快，可以想见。
蓑衣饼的“打”法，也是细看袁子才《随园食单》后知道的，乃是“干面用冷水调，不可多揉；擀薄后卷拢，再擀薄了，用猪油、白糖铺匀；再卷拢擀成薄饼，用猪油熯黄；如要盐的，用葱、椒盐亦可”。这才恍然大悟，这岂不是我们长沙也有的酥油饼么？难怪苏州也“早有之”了。江浙话说“酥油”，外地人听来便成了“蓑衣”。那时出门旅游者大都读过几句书，作诗文不愿用市井俗语，“青箬笠，绿蓑衣”却是烂熟于胸中的，于是“酥油饼”成了“蓑衣饼”。口头语上升为书面语言，也就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弄来弄去，杭州人自己笔下写的也是蓑衣饼，《杭俗遗风》便是一例，甚至还附会出苏东坡和南宋朝廷的故事来。
自己的推测毕竟不敢当真，只好打电话向杭州的友人请教。赵相如君转问几处西湖名店以后，证实了“蓑衣饼”就是“酥油饼”。姚振发君更为热心，不仅为我拍摄照片，详述制作过程，证明《随园食单》所说不差，还抄寄来清朝人丁立诚的四句诗，“吴山楼上江湖景，饮茶更食酥油饼；酥油音转为蓑衣，雅人高兴争品题”。诗不见佳，我却只要有“酥油音转为蓑衣”一句就够了。
儿时的念想，在生活经验丰富的人看来，不过是幼稚的梦呓；但在我心中，蓑衣饼的疑问不解决，偶尔想起来，总不免遗憾。现在好了，五十多年的疑问总算是解决了。
（2005年12月）
送 别 张 中 行 先 生
张先生以散文作家出名，其实他首先是一位学人，是一个思想者。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是周作人的学生，看得出周作人的文学观对他的研究和写作有很大影响。他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编教材，写普及性的书，这同样看得出他的学养。
在普及古典诗词的书里，他写的《诗词读写丛话》，我认为是最好的，比王力的《诗词格律》好。王力的书很成功，但讲的是诗的格律，而《诗词读写丛话》的内容更充实，不仅谈到了格律，对诗的欣赏与写作也给出了很切实的指导。他对古典诗词很有理解，不仅读得多，而且很用心，文字也写得更好些。
当然这本书也是在“人教”出版的，但张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人。现在，一般的人随随便便就称大家名家，但我真心地认为，张先生是可称大家的。
张先生对生活和人生的态度，都显出了他作为一个学人的本色。他博览群书，而且很有理解。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
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位思想者。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信”，对于凡事都存疑，头脑不容易发热。
一九九一年，我笺释的《儿童杂事诗》出版后，张先生很喜欢，写文章夸奖了这本书。不久后，我去北京，张先生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连忙对他说：“这怎么可以呢？即使不序齿，也只能行客拜坐客嘛，何况未曾谋面您就写了鼓励我的文章。”最后我说，“您年纪大了，走动不方便，还是我去看您吧。”于是我去人教社看了他，他请我在旁边一个小馆子里吃了饭。
那次饭后，张先生又有一篇题为《书呆子一路》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写到我和他这回的见面交谈，过誉使我更加惶恐。文章随后收入《负暄三话》，题目也正式改为《锺叔河》，想不到他写的这一回两人初次的见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他讲了我很多好话，我却连书都没有送他几本。我的书，张先生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我还说一件小事，民国时期《北京晨报》的副刊登过很多周作人的文章，后来这个报纸改成了《新晨报》，很难找。我要去北图查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当时任继愈当馆长，他是张先生的同学，张先生就请任继愈派人帮我找，并且将找得的资料复印件寄给我了。
他的书出版之后，总会题赠给我。他说：“你要什么书，我就送什么书给你。”我知道张先生是搭公共汽车出行的，他去寄书是很累的事情。张先生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这样古道热肠的人，走掉了就没有了。
张先生一直很看重我，对我过分的奖掖，我无法向他表示感激。现在郑重通过贵刊，表达我对张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我年纪大了，写文章太动感情。老成凋谢，晨星寥落，这些老辈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伤。
张先生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他的修养和境界都是因读书而有。他写的《顺生论》，受到很深的佛学影响，也是读书和思考的成就。
（2006年3月）
我 和 李 普
和李普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年份应该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议我将《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导言）辑为一书，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只写了十三四篇，成书还嫌单薄，感到为难。李普却极力鼓动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确实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东西。你写这些文章（按指丛书叙论），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功夫，也未必太费事吧？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
真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
李普比我年长一十三岁。我一九四九年开始学当新闻记者，还没有学成就“开缺”了。他的“记龄”早我十年，这时已是新华总社的副社长，除了是湖南同乡这一点外，和我并无半点“关系”，仅仅看了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就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我写信，是不是惊醒了沈容，挨了她的骂呢？这种对书对文字的热情，在一般三八式老干部身上，是并不多见的，也是我深为感动的。
后来我写的书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正好到北京开会，拿了本新书到三里河李普家去送给他，并对书稿没给新华出版社表示歉意。这些几句话就说完了，但李普、沈容夫妇热情地留下我扯谈，并留吃中饭。沈容说：“我为你做发菜，这可是我的拿手，难得吃到的哟！”那天他们的女儿亢美正好在家，沈容满面春风，老太太显得比小姑娘活跃得多。她进厨房忙乎一气，又来客厅听我和李普“乱谈”一气。我们从湘乡烘糕、永丰辣酱（李普是湘乡永丰人）谈到曾国藩，又从谭嗣同、大刀王五谈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最后谈到了平江人李锐。李普说：“我这位同乡（曾国藩）和你这位同乡（李锐），都是值得认认真真写一写的啊！”
从北京回长沙后不久，我就发病了，在马王堆疗养院住了八个月。李普到新华社湖南分社来听说了，请分社刘见初同志带路到马王堆看我，教给我用手指“梳”头之法，说是有通经活络之效。我于“气功”向来不怎么相信，人又极懒，硬是没“梳”过一回。当时他大约也觉察到了我的不热心，于是再三叮嘱：“要以曾国藩为戒啊，太拼命，是会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乡只活了六十一岁，确实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开南京那样才叫拼命，写点小文章，讲点风凉话，是无须拼命，也确实不曾拼命的。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一九八六、八七年间，李普和沈容再来长沙，又枉顾了寒舍一回，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住在一条名叫惜字公庄的小巷内，汽车开不进，家里又没装电话，适逢下雨，敲门进屋时，他俩的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朱纯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热水瓶，里面却是空的，忙到厨房去烧水，却不会打开煤气灶，只好请他俩自己动手。为此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沈容是又发现了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书呆子的开心的笑，李普是理解和宽容的笑，我则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一九九三年我离休后，一度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到北京去寻读一点书，这得先找个不必花钱的住处，自己开伙。卢跃刚愿意借房子给我，但那儿距北海（我要寻的书在文津街老书库）太远，车路不便，只好放弃。李普得知后，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
你一人来也好，贤伉俪一起来也好，均所欢迎。每天跑图书馆，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车也要有人照顾才好。住毫无问题，想住多久住多久。
十月十一日信云：
吃饭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别要我说清这一点。她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三人吃饭跟现在我和她两人吃饭一样做，并不多费事；如贤伉俪同来，则沈容与尊夫人一同做饭。总而言之一句话，热烈欢迎。何时来，住多久，悉听尊便。吃饭毫无问题，绝不要你操心。
此时李普家已迁居宣武门外西大街新华总社院内，有公交车直达北海，十分方便。他们家住八楼一大套，另有一个单间，但不能另行开伙。他们越是说“吃饭毫无问题”，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为长住那里每天三顿都去外面吃，会显得矫情；不这样吧，又怎能让两位年过七旬的“副部级”天天给我做饭？踌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扰的决心。延至一九九四年初又一次发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还想做点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这里写的尽是一些琐屑，不涉及党国大事，也不涉及学问文章。但从这些琐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这个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即之也温”，愿意和他保持联系，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前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为沈容的离去而难过时，我也为李普承受住了打击没有趴下而欣慰。在读过作为讣文寄下的《红色记忆》和书前的贴条以后，我十分追念单纯而热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曾有这样一位贤妻。我想，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李普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遗憾的了。
中国古时最重五伦，“朋友”在五伦中居末，我却以为是最根本的。比如说夫妇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对，就因为他们既是夫妇，同时又是最好的朋友。父子如大仲马、小仲马，兄弟如苏轼、苏辙，亦莫不如此。君臣一伦，在共和国中好像是废掉了，其实依然存在着，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即是证据。那么有没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也应该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则去朋友不远矣。当然，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视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仅毫无朋友之情，也不讲朋友之义，那就只会得到“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果，彼此都灭绝伦常，灭绝人性了。话说到这份上，似乎有点离题，质之李普，以为然乎否也？
（2006年5月）
古 长 沙 片 鳞
彭国梁撰《长沙沙水水无沙》，介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人笔下的世相，谢冰莹写大椿桥贫民窟，田汉写月湖堤小茶馆，严怪愚写又一村游乐场，都颇有看头，差不多比得上《清嘉录》和《燕京岁时记》一类古人笔记中的描写。
欲知古时本地风土人情，本来只能看笔记，因为这才是当时文人的自由创作，与官修“正史”只记录帝王将相们“相斫”不同。长沙很不幸并没有《扬州画舫录》和《汉口竹枝词》这样的专书，只有从平常浏览中发现一鳞半爪。
《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千五百年前，书名涵盖了长沙，书中写明是长沙的却只有一条：“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效。”记得日本投降后初到长沙，住玉泉山观音庙旁，常见人来庙里烧香求子。四月初八为菩萨生日，香火特盛，许愿还愿者特多，倒不限于求子了，供品则多为水果米糕，并不见薄饼。这和送子娘娘取代九子母一样，都是风俗既在传承又有变化的例证。
宋朝文莹的《湘山野录》作于湖北荆州，长沙亦只寥寥数条，都是写官场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倒是写过长沙僧寺开当铺，自称长生库，说六朝时有个姓甄的人“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束苎中得金五两，送还之”，结论是“此事亦已久矣”。束苎即成捆的苎麻，里头的五两银子，猜想是哪个和尚私自藏匿来不及转移的，可见清净之地未必干净，佛寺搞创收由来久矣。
周密《癸辛杂识》也是南宋有名的笔记，云：“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钱）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潭指潭州即长沙）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做得出皇宫内院御用工匠做不出的东西，说明当时长沙银匠的工艺水平确实是“甲天下”的。但这手艺好像未能传下来，民国时这里的著名银楼佘太华、李文玉等，都是江西师傅在掌本了。百工之事本是市廛中很重要的一条风景线，我做过几年木匠，对此类记述尤其感到亲切。
记长沙工匠手艺的，还有民国时杨钧的《草堂之灵》，卷九“记巧工”第一个就是丁字湾的石工邹自运。丁字湾距长沙四十里，盛产麻石（花岗石），这本来只是一种建筑材料，很粗，邹却能将整块石头雕成养鸟的笼子，“精细与竹制者相埒”。“他石匠刻成石马，忽损一耳，请救于邹，邹取铁锤将完好之耳亦行敲去，观者大骇，不知所为，乃徐徐刻垂耳状，较前美观，众人皆服。”有大官宦家想为自己建一座“乐善好施”的牌坊扬名，邹说：“这四个字是不容易做的啊。”要价千二百两。宦家斥其索价太高，他笑道：“工价可以商量，不过我早就晓得，这四个字是不容易做的啊。”其手艺固然巧，辩才则更巧了。
笔记虽然可以写风土人情，写的仍多是作者熟悉的士大夫生活，像上面这些市井和草野间的事情，尤其是限于一地的，就得耐烦披沙拣金，若偶有所得，就格外喜欢。曾读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乃是清朝道光年间长沙一位翰林公的读书笔记，卷六最后一条却介绍了好几首“吾乡土歌”，极为精彩。其二云：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客不吃路边茶
蜜蜂子不采罢园花
原注：“罢，犹落也，言园中花之将落者也。”其三云：
十里长亭赶送郎 郎去求名到他乡
郎送姐的金心戥 姐送郎的好茴香
其五云：
不曾见灯花会结果 不曾见铁树会开花
好马不受两鞍辔 好船不用两桨划
好女儿不吃两家茶
结语云：“隐语双关，古心艳语，俨然汉魏遗音”，给“吾乡土歌”以极高的评价，真实地将其记录下来，不删不改，态度比“大跃进”时的“采风”好得多。
此书卷九还记过长沙正月初九的“玉皇暴”，三月的“观音暴”，九月的“重阳暴”，说“吾乡谓狂风起为暴”，到现在这还是长沙居民要防备的，所谓“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江边走”也。卷八考订《楚辞》“些”字，“以吾乡音叶之，实读若‘俄’去声，至今长沙一带，每语收声必有此字，其辞涉哀郁者，尤非此不能达也”。上回黄永玉来长沙讨论过这个“些”字，为了说明问题，曾拿了本《山带阁注楚辞》给他看，可惜《思益堂日札》当时不在手边。
（2007年7月）
钱 锺 书 和 我 的 书
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从远东走向远西，从东方走向西方。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起步，比欧洲人从西方走向东方至少晚了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双方在走向外部世界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丛书》是我进入出版界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我到出版系统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这部书。出版社是朱正介绍我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朱正在牢里就谈论过有关的问题，朱正《述往事，思来者》一文中也写到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我那时候常考虑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
钱锺书先生的夫人跟我去世的老伴朱纯通过一些信。杨先生今年九十八岁，是朱纯和我的前辈，朱纯是以仰慕者的心态和她通信的。朱纯去世后，杨先生继续和我通信。早几天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谈到钱先生对《走向世界丛书》的关心，还有他热情为我的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的故事。
钱锺书先生我原来并不认识，见到他完全是由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她在我一九八四年一月到北京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这个人很怕旅行，北京至今都只去过四次，身在湖南，连湖南第一美景张家界亦从未去过，不是没机会去，机会很多，而是怕坐车。那次是指定我去北京开会，会后到了《读书》杂志，董秀玉跟我说，钱锺书、杨绛跟《读书》的关系很好，经常为《读书》杂志写文章，钱先生说湖南出了套《走向世界丛书》，编书的那人如果到北京来，希望能够见见面。董问我有兴趣去没？我说有兴趣去，她便陪着我坐公共汽车，去了三里河钱家。那时《读书》杂志好像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社里的小汽车还轮不上我这样的客人，虽然范用对我很客气。
那一次我又晕了车，无法聚精会神谈话，临走时连自己的地址都没有留给钱先生。钱先生写信给我，也是寄给董秀玉托她转寄的。信中对《走向世界丛书》还原译名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光绪年间译名极不规范，郭嵩焘是湘阴人，就按湘阴话记音；黄遵宪是广东人，就按广东话记音。要想弄清这是什么人、什么地名，相当困难。有个同事杨坚英文比我好，《伦敦与巴黎日记》的译名今释主要是他做的，亦难免有错，但多是我自己的错误。这是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
随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钱先生在信中说，你写的导言很有意义，最好能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我愿为作序。董秀玉他们也表示愿出这本书，沈昌文、秦人路几位还约我座谈过。但当时《走向世界丛书》出书紧张，一个月出一种，薄本子，十几万字，不是现在这样厚厚的十本。每种书都要写导言，导言字数最少的一万二千字，最长的达三万五千字，都得在这一个月内写成付印，所以很忙，实在没时间另外写书。拖到三月间发了病，脑出血两立方厘米，侥幸没死，医生和家属迫令作康复治疗，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大半年，才将书稿完成。碰巧中华书局李侃到长沙开会，来疗养院把它拿过去了，就是不久前第三次印行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按：二〇一〇年第四次重印改名《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书虽然没有在三联出，但是钱先生的序一直印在卷首，这永远是我的光荣。
钱先生的序文有三份手稿在我这里。别人或者会以为钱先生有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改”掉的是他对我的奖饰之词，他的文章当然不需要改。我“改”过的稿子，他又誊一遍。他自己也喜欢改，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幽默地说自己，“文改公之谥，所不敢辞”。哪怕是写一篇这样的小序，他也习惯了一改再改，硬要改到“毫发无遗憾”才行。这三份稿子，现在都在我这里。有机会的话，我想介绍一下这三稿，讲一讲钱先生作文的认真。
（2009年1月）
猪 的 肥 肉
肥肉好像只属于猪。人们也吃肥牛、肥羊、肥鸡，吃时却不见有猪这样厚这样肥的肥肉。这种肥肉如今已很少人吃，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却是求之不得的美食。那时的我已因右派“罪行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被开除公职，成了街道上的“闲散劳动力”；父亲则仍为“民主人士”，每月还能凭券去某处食堂买一份“特供菜”。我以父亲的名义去买时，总想买到肥肉，越肥越好。
有回风闻特供“扎肉”，此本长沙名菜，系将“肥搭精”的大块肋条肉连皮带骨用席草扎紧，酱煮极烂而成。这次因为肋条肉不够，部分以净肥肉代之。老先生们择肥而噬心情迫切，到得特别齐，都按规定先坐好位子，连食堂旁边平时堆放旧桌椅的杂屋也挤满了人。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时已七十多岁，进了杂屋却没争得座位，只好将就坐在屋角的酱菜坛子上。谁知坛子盖并非“永不沾”，老先生坐上去浑然未觉，乃至扎肉到手，人站起来，叨陪末座的我才发现，他的西装长裤屁股上已经湿了两大块，颜色跟真正的酱煮扎肉差不多了。
幸运得很，我买得的竟是一块净肥肉。肥肉不易上色，而是煮成了半透明的浅黄，很像烟熏腊肉的厚肥膘，更是诱人，加上油香扑鼻，害得我直吞口水。
一路小跑着回家，老母亲已将三人的“计划饭”蒸好，熟肉无须下锅，匆匆分切成片，每月一次的家庭会餐立即开始。母亲细声细气讲了几句：“真没见过这样的扎肉，无皮无骨，也不见一点精的。”父亲却满心欢喜：“肥搭精哪有这样香，精肉还会嵌牙齿哩，没有骨头更好，可食部分不是还多些吗？”
这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块肥肉。
提供此种肥肉的猪，古时叫豕。马牛羊鸡犬豕，是为“六畜”，均系野生驯化而成。马牛羊鸡犬还多少保存了一些野性，只有豕到“ ”下成了家猪，完全不像山林中的野猪了。野猪据宋人笔记《癸辛杂识》说“最犷悍难猎，其牙尤坚利如戟，虽虎豹不及”；日本人用汉文写的《和汉三才图会》，也说它“被伤时则大忿怒，与人决胜负，故譬之强勇士”。前几天长沙本地的报纸上，还登载过猎人被野猪咬成重伤的新闻。我不曾遇见过活野猪，只吃过它的肉，都是结实的精肉，一点也不肥。家猪皮下这一寸多两寸厚的肥膘，完全是它投降人以后被豢养的结果。
古农书《齐民要术》总结的农家养猪的经验是：“圈不厌小，处不厌秽。”这两句话下原来都有注释，译成白话便是：猪圈越小，猪活动少，便越容易肥；猪圈越泥泞污秽，猪日夜滚在泥污中，便越容易平安过夏。后来《兽经》介绍有人养大豕，亦云：“是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意思是得将它养在大型厕所中，让它吃它最爱吃的人粪。周作人在《养猪》一文中，讲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和俞平伯同游定县，大便时听到“坑里不时有哼哼之声，原来是猪在那里”；当时在定县平民教育会工作的孙伏园请客，席上有一碗猪肚，同席的孙家小孩忽然说道，“我们是在吃马桶（里的屎）”，弄得“主客憬然不能下箸”。可见从古至今，猪的食性一直如此。回想起自己买得“特供”肥肉时那副馋而傻的宝相，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人利用野猪贪吃和“恋凼”的弱点，将其改造成家猪；猪也自愿接受了改造，于是“坚利如戟”的牙渐渐退缩，一身肥膘渐渐长成，终于成为食用油脂的供给者。其肉作为厨房原料的地位却一直并不高，元代宫廷食谱《饮膳正要》将其列为第十八，排在牛、羊、马、驼、驴、犬各种肉之后，说它“主闭血脉，弱筋骨，虚胞人（使人发胖，且妨碍运动），不可久食”。但是对于腹中饥饿油水不足的人来说，肥猪肉仍然是富有吸引力的。东坡诗云：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似乎可以作我这则小文的佐证。猪肉“富者不肯吃”，只求“饱得自家”的苏东坡却是要吃的，不仅要吃，还肯用心考究煮的方法，“慢着火，少着水”六字，至今仍是烹制东坡肉的不二法门。因而又想，那回“特供”的如果不是扎肉而是东坡肉，少了几根席草，还能多点汤水，父亲岂不会更加高兴了么。
（2009年1月）
罗 章 龙 书 自 作 诗
抽刀断水水长流，语不惊人应便休。
五十年来无限憾，山林朝市各千秋。
罗氏自云此诗作于一九七八年，写成条幅赠我却是一九八八年的事。此时他已年近九十，但气色仍佳。
一九四八年在长沙，当时我正读高中，因家住河西，假日常去湖大阅报室和学生自治会等处留连。有次路遇一位身穿灰呢大衣、戴着黑框眼镜、手拿几册图书的中年人。同行的湖大外文系学生雷君告诉我，此人为经济系教授罗仲言，他和另一位教授李达一样，过去都是共产党。
罗仲言即罗章龙。他比毛泽东小三岁，一九一五年两人以“纵宇一郎”和“二十八划生”的署名结交，随后同组新民学会，同在北京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个人聚居小屋，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一九二〇年北大建党，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李大钊负责领导，张任组织，罗任宣传，毛泽东则回湖南建党。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毛、罗同时进入九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五人的中央局。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苏联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硬塞进政治局掌握大权，罗章龙随即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对抗，被政治局宣布开除党籍。他于是进大学教书，成为了经济学教授。
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带着岳麓书社出版的《椿园诗草》到北京去看罗章龙。他已被安排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当顾问，住上了“部长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主动给我写了这幅字。写的诗却是《椿园诗草》中《炎冰室杂咏》九首之六，我看过了几遍的，于是便笑着问他：
“下一首还有两句，‘众口悠悠安足论，吠尧桀犬本寻常’，看来你老人家的牢骚不小呀。还有‘炎冰室’这个斋名，对世态炎凉恐怕也深有感触吧。听说你老早就申请恢复党籍，不愿跟李达那样重新入党，结果并不顺利，是不是啊？”
“没得的事，没得的事。”他也笑着，连连摇手。
“你老也不想想，建党党员，三届中委，这样的资历，若是恢复了党籍，位置又怎么好摆呢？”我还是笑着问。
“没得的事还要问，你也是匹湖南骡子，太倔了。”话虽如此说，他仍然满面笑容。“语不惊人应便休”，看来他真是“休”了，一切都放下了，想开了。他一面笑，一面又拿出一本《椿园载记》来要送给我。这是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印的，内部发行，乃是他的回忆录，一九八五年已经寄给我了的，无须再要，便辞谢了。此书的第一节为《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最后一节中又谈到汪精卫误认他为铁路工人，向他表示“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可读性很强。
（2011年12月）
自 述
我 家 的 摆 设
在我家客厅里，也有一个通常所谓的“博古架”，但架上摆设的既非古董，亦非玩物，而是多年来留下的几种本人的手工制品，计：
竹有盖，全筒一，高十三厘米，长径十二厘米。上刻竹叶数片，题“斑竹一枝千滴泪”，一椭圆小印文曰“沁园”，下镌小字云：“叔河作于一九七六年”。其时我正在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队劳改，劳动之余刻以寄意，因有伟大领袖的诗句，得以保存下来。“沁园”是我妻小时名字的谐音。
竹筒二，高十八厘米，由三件组成。上为由竹节琢成的圆盖，周边经反复打磨后呈蛇皮纹，颇肖一蛇盘卷而不见首尾。中为一节竹身，仍刻竹叶一枝。下为另一节，刻汉碑体“不可一日无”（是从《石门颂》中集的字，“可”字和“日”字还是拆拼成的），小印“此君”字用瘦金体，连读即“不可一日无此君”；字句乃是剽学王子猷和苏东坡，算是附庸风雅。
细木工刨一，长二十五厘米，“海底”（工作面）宽五点五厘米，高五点二厘米（底板一点五厘米在内），前手柄连底板高十一厘米，后手柄高九厘米。刨身用血椆，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均用梽木，木楔用花梨小片改制。此刨制于一九六七年，其时我和妻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我兼搞一点机械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故仍有余时做一点由兴趣而不是由功利驱动的小玩意。木工刨中国、日本、欧洲的形制均不同，日本的宽而薄，刨削时系从前往后拉，欧洲和中国的均系从后向前推，而中国刨手柄在刨身中部，左右相对，长刨刃口超出工件时易往下行，不如欧洲式手柄在刨身前后，木工使刨如钳工用锉刀，刨身较短而刨削反易如法也。
细木工刨二，尺寸略如刨一，但刨一切削角为四十五度，刨二则为六十度，利于切削硬木、节疤、端面。此刨全用紫檀，系“文革”中“破四旧”砸烂的红木家具之“废物利用”。手柄较为矮壮，后手柄与刨身后端为一体，因良材难得，故不愿再镶嵌别种木材也。此刨亦作于一九六七年。
《韩熙载夜宴图》手卷一，全长约四米，高约四十厘米。图系海外复印件，尺寸与原图完全一致，首尾有“夜宴图”篆书题名及印鉴题记，印工精美，见者或疑为摹本，其实不过是一本挂历而已。我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开除，未接受劳动教养的处分，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一度以绘制教学挂图维生。有的挂图是用布画的，两头加上一圆一方木条即可悬挂，而用纸画的则须装裱，所以我又学会了裱糊工艺。一九八七年迁入展览馆路新居，客厅有一面长近六米的墙壁，无物可以装饰，恰好香港中华书局给我寄来了这本挂历，故技不禁发痒，于是把它裱成长幅，贴在墙上，七年来还很骗了些赞赏或惊奇。及至我说明这是由挂历改制的时，还有人硬是不相信。后来居室重修，壁上换成了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又把它改裱成手卷，摆在架上，作为纪念。
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一九四九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一九五七年后，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归了队，坐办公桌又忙了起来，业余时间也无复操刀使锯的自由。如今已经离休，照理说应该有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了，可是八楼上连钉一口钉子都怕妨碍邻居，只好仍旧以编编写写打发光阴，真真苦矣。
（1996年9月）
我 的 第 一 位 老 师
——列那狐
因为抗战逃难，我十一岁才进小学读六年级；但很早我就自己开始看书了，图书便是我最早的老师，我记得的第一位老师是《列那狐》。
那时我大约五岁，已经通过“看图识字”认识不少字了。牛字旁边画着一条牛（印象最深的是这条牛身上一块白一块黑，和我所见的黄牛大不相同），食字旁边一碗米饭一双竹筷。但这单调的“看图识字”，我已经不想再看了。
连生表哥比我要大十多岁，他看的《天雨花》我一点也看不懂。可是真应该感激他，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找来了一本开明书店出版、郑振铎翻译的《列那狐》。一打开那灰绿色的封面，洁白的洋纸上印着的精致而又生动的钢笔画，立刻深深地将我吸引了。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穿着教堂神父长袍的列那狐，小帽旁伸出一双尖尖的毛耳朵，正在一面教它的兔子学生们拼音：“克里独！克里独！”一面伸出爪子去抓一只胖胖的小兔子的咽喉。其他的小兔则吓得缩起脖颈，恭恭敬敬地捧着大大的课本，眼睛却睁得圆圆的，从书页后面紧张注视着这位狐狸老师……
我的心和全身都紧张起来了，仿佛自己也站在诚惶诚恐的小兔子中间，成了它们中的一个。这种紧张，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有趣啊！
这本书中的字，我顶多认得一半，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书上的图画，同时半懂不懂地看着书中的文字。
列那狐跟狼打架，先让婶母把橄榄油擦在自己头上和身上。“橄榄”二字我不认识，去问连生表哥，才知道原来是那种咸不咸甜不甜一点也不好吃的干果，还被表哥奚落了一顿。字虽然认识了，我还是不明白，打架为什么要擦油？干巴巴的橄榄又怎能榨出油来？再去问表哥吗，那可不敢，在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会把书抢走说：“看不懂就莫看，真讨嫌！”那时候，当然我不会知道油橄榄和“青果”的区别，更不会知道拳击手在出台前曾经要涂油——听说现在的健美运动员也还是这样的。
于是，我只好半懂不懂地看下去，有的地方慢慢地也就看懂了。有的当时自以为懂了的，其实倒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滑稽。列那狐在打架中使出绝招，猛击狼的睾丸。丸字我早认识，是从咳嗽时给我吃的橘红丸纸盒上认识的。橘红丸很好吃，有桂圆大一颗。可睾丸是什么东西呢？冥思苦想了好久，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眼珠子啰。平日大人告诫我不准打架，“打坏了眼珠，眼睛就瞎了”。前几天，汪小小拂了我的眼珠一下，不是痛得我眼泪水直流吗，痛了还不敢告诉大人。那么，一定是眼珠子了，不会错。不然的话，怎么一碰那宝贝，狼就痛得大叫，成了列那狐的手下败将呢？
就这样，列那狐把我引进了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
在这前后，我也曾看过别的有插图的书。孔融让梨，陆绩怀橘，是大人们常让我看的。我也曾想过应该学着做，可是却很少有机会。家里买了梨和橘，总是由大人来分，而且总是把最大的分给我。其时我便只想到吃，没想到要让了；实在也无人可让，哥哥姐姐都出去读书去了。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牛妈妈被牵去杀，牛娃娃眼泪大颗大颗地滴着，也曾使我难过，我想我决不应该杀牛。只有这件事情倒是真的做到了，几十年来我不仅没杀过牛，而且连鸡鸭都没有杀过，也根本不会杀。但是牛羊猪鸡鸭鹅这些肉，有得吃时我还是吃的，而且吃了也并不后悔。因为送《护生画集》给我的汪先生，他家就天天买肉，他家小小也常吃五香牛肉干的。
列那狐很狡猾，常常干坏事，还想方设法逃过惩罚。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它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正如我没有想到过燕子和麻雀是好还是坏，天上的云和风是好还是坏一样。我只知道列那狐是一个有趣的家伙，是一只能使我兴奋和快乐的小野兽；而我却并不是野兽，只不过是一个小孩罢了。列那狐是我在书的森林里游戏时的同伴，它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我也没有必要在大人们不断对我施加教训的时候，再去从森林中的它那里接受更多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