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的小朋友自然比我小时幸运得多，到时候就会上学，学校里有老师，家庭里还有爸爸妈妈，都在关心着他们读书，而可读的好书又是这样的多。随时随地都有人给小朋友以指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当然是今天的小孩子的幸运。但是，我想，一个人最好还是从小孩时起就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心，培养自己的思想；这才能在长大成人后真正懂得世界上的事物和生活，而这是不能由老师和爸爸妈妈代为做主的。
至于我，我在羡慕今天小朋友的同时，还是忘不了我小时候的第一位老师——列那狐。如果没有它，我也许比现在还要平庸，还要少读许多书。虽然我早已老迈，仍然只是个平庸的人，也并没有真正读懂几本书；但如果要我更加平庸，更不懂得读书，更不懂得世界上的事物和生活，我毕竟是不能甘心的。
（1996年11月）
沿 着 岷 江 走
从九寨沟出来，汽车一直沿着岷江走。岷江从岷山中冲开一条深谷，谷底最深处是奔腾的江水，水两边是仰角不小于七十五度的高山，车路就开在山腰的石壁上。从车窗中伸出头朝下看，岷江显得特别窄，不要说比湘江，就是比浏阳河也要窄得多。岷江水则显得特别的清，急流扑打着横亘在江中的大块岩石（看得出是先前从两边高山上滚下来的），迸裂成一团团雪白的浪花。中午阳光照射江面的时候，浪花把江水衬映成亮丽的碧蓝，使我觉得非常之美。这和湖南习见的河水，那种总是黄得那么脏，总是在上面浮着泡沫和污物的河水，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
在觉得非常之美的同时，我在心中又忍不住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眼下这条窄窄的河，这条看起来甚至比浏阳河还窄得多的河，却会被古人一直认为是万里长江的正源呢？
万里长江是现在的称呼，古时它只有一个字的单名：江。现在的江、河都是通名，古时则是专名，“江”指今之长江，“河”指今之黄河。现在所谓的江河，古时都称为“水”，长江称江水，黄河称河水，汉江称汉水，淮河称淮水；江、淮、河、汉合称四水，亦称四渎，指中国四条最重要的河流。而“江”居四渎之首，它最长最大，故亦称为“大江”。《尚书》说“岷山导江”，《说文》云：“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岷山，入海。”《水经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尚书》是十三经中居首位的经书，《说文》是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古典，《水经注》是权威的舆地专著，都说岷山是“江”的发源地，都说岷江是“江”的正源。
现在大家知道，长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入云南境称金沙江，进四川至宜宾和岷江汇合。实际情况是，金沙江的长度比岷江长，水量也比岷江大。所以，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是主流，而岷江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从有文献记载的古代起，直到西洋的地理学传来，人们偏要撇开金沙江，偏要把岷江作为大江之源呢？
沿着岷江走，一面看，一面想。在漩口以上，岷江一直被岷山紧紧地挟持着。“江出岷山”，一点不假，岷江确实是从岷山的夹缝中冲“出”来的。可是我注意到，出了漩口，岷山对岷江的挟持就一下放开了，而且是突然的放开，彻底的放开。岷山“引退”以后，在岷江前面的，是大西南唯一的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南北长约三百里，东西平均宽近百里，现称成都平原；它的面积有三万平方里，足可容纳东周列国时一个大诸侯国。
沿着岷江走，一路上我看见的山都是青山，看见的水都是碧蓝的清水。《长恨歌》写了“蜀江水碧蜀山青”，是先有蜀山万木之青，才有蜀江流水之碧。（不过我又看见，从阿坝州不断开出大卡车，一车一车装的全是粗大的原木，照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只怕蜀山也青不多久了。）这种“碧如蓝”的清水，从北到南流经成都平原，流了不知多少年；因为它不像湖南的河水那样饱含泥沙，所以并没有多少淤积，没有改变这里的地形地貌。在这块平原上耕作的农民，从来不需要采用大禹的爸爸鲧的蠢办法——堙，就是辛辛苦苦将泥土筑成堤来防水。因为年年筑堤，越筑越高，堤外淤土也越来越高。及至堤外的泥土高过了堤内，便再无水利可言，只剩下水害了。成都平原从来没有水害，而正好大兴水利，这也就是秦太守李冰能于此地建立不朽之功的客观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李冰纵为贤太守，也做不成李冰，而只能做西门豹。
成都平原上的先民，得天独厚（其实应该说得地独厚），有了比西南其他地方优越得多的条件，于是很早就创造了比其他地方先进得多的，以水稻和蚕桑为主要作物的农耕文明，创造了“天府之国”。
还记得十多年前初访四川时，正好三星堆文物运抵成都。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端，抗战时期这里曾发现有鲜明地方特征的古青铜器，引起过中外学者的注意。这次新出土的文物，更大大震惊了世界考古界。感谢朋友们的安排，让我进入库房仔细参观了半天。那高达两米峨冠跣足的“神君”铜像，那巨眼方耳的巨大人面造型，那纯金制成精雕细刻的“权杖”和面罩，对我的感官和心灵的震撼，老实说比国家博物馆里的商鼎周盘还要强烈。从此我才知道，当殷人周人在中原搞“礼乐征伐”的时候，古蜀人在三星堆上也创造了即使不说更加精美，至少也是毫不逊色的文明，这就是岷江水在成都平原上浇灌出来的果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样的水这样的土，才在先秦养成了三星堆的艺师，在秦时养成了都江堰的工匠，在汉时养成了司马相如、卓文君这样的才子佳人，在三国时养成了诸葛丞相麾下北伐南征的将士，在唐时养成了李白和杜甫这对照亮千古诗坛的双子星，在宋时又养成了眉山苏氏的“一门父子三词客”。正是这些辈出的人才，正是这里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优秀的素质，才大大提高了这一方水土的知名度。总之，是自然条件创造了生产条件，生产条件又创造了人文条件。《说文》和《水经注》以及其他无数的文献和文章，亦无非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而已。
这时我想起了金沙江。金沙江虽然源远流长，可是在流进四川和岷江汇合之前，它一直被高山峡谷更加紧紧地束缚着，简直没有半点施展的机会。有的江段谷深千米，山脚是热带丛林，山顶却终年积雪；有的峡谷据说老虎可一跳而过（因此留下了虎跳峡这样的名字），绝壁悬崖，水深流急，自古难以通行。勇作“长江第一漂”的人，在金沙江上漂了几百里，竟未见到一处可以栽种作物的河滩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的居民，还在陡峭的石头山上刀耕火种，记事还得靠刻木结绳，还没有达到四千年前三星堆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当然更不能设想他们修都江堰，乘高车驷马，说什么“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了。
因为存在着这样大的差距，所以金沙江的名气不能不远逊于岷江。本应属于金沙江的大江之源的名分，也就不能不归之于岷江，而且一归就归属了两千年。
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慨叹好山好水位置不在中州人文荟萃之区，以致湮没而名不显。柳先生所慨叹的，岂只是永州的山水，恐怕还是被贬谪到永州的人吧。我沿着岷江一路下来，先想着岷江，后想到金沙江，想到大江之源的名分，亦不能不重有感焉。庄生不云乎：“名者，实之宾也。”那么，这个“实”又是什么呢？
没有《岳阳楼记》，就不会有今之岳阳楼；没有《滕王阁序》，也不会有今之滕王阁；没有崔颢和李白题诗在上头，更不会有今之黄鹤楼。由是观之，“名”还得以文而传，这“实”难道就是二三文人的不朽之文吗？
若无天府之国的稻熟桑繁，三星堆上的酋长巫师怎能征集起铸造重器的人力物力？秦太守李冰又怎能组织实施开凿离堆分内外江的巨大工程？司马相如念念不忘的高车驷马，靠文君当垆卖酒无论如何置办不成。许慎和郦道元也好，李白和杜甫也好，苏氏父子也好，若是不能温饱，又如何能写出不朽的文字？再进一步想，人文的发达还得以生产的发达为前提，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只有社会生产的发展，才是我们求索的这个“实”呢？
岷江占了天府之国的地利，创造了一度最先进的生产水平，享大江之源盛名垂两千年，而现代地理学、测绘学一来，终不能不把这个“名”移交给过去默默无闻的金沙江。长度几千几百几十几公里，流量几千几百几十几秒立方，现在都可以精密测量、准确计算。过去写成的一切文字，两千多年来享有的名声，结果仍不能不服从于现代科学的裁定。归根结蒂，恐怕只有科学，只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才是最终的“实”吧。
沿着岷江走，我一路上胡思乱想，汽车却渐渐离开了岷江，山势也更加散开退后。过青城山时，视野越来越开阔，路越来越平直，路旁的农田越来越成片，民居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在青城大桥上，见不久前还在逼仄两山间盘旋冲突的江水，这时已占有相当宽广的河床，河床的一部分露出了堆积的卵石。这些卵石，比湘中常见的大得多，较之上游横亘江中的庞然大物，则显然已经多次解体，由一而变成了若干千百，棱角也早被逝者如斯的流水磨圆了。这时我突然深深敬畏地感到了时间的力量。霍金写了《时间简史》，其实时间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历史，超过了人的思想力所能及的范围。人能创造历史，却创造不了时间，更改变不了时间。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石头，历史，还有伟大而渺小的人类。
（1997年3月）
【补记】 这篇文章写好后，在报上看到，距成都四十公里西南的龙马镇，考古发现了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都市文明的重要遗迹——大规模祭祀的祭坛，说是比黄河流域发现的遗址大约要早一千年，和公认为世界都市起源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大致同时。旋即又得知，一九九六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一项即为“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包括都江堰市的“芒城”、温江县的“鱼凫城”、郫县的“古城”、崇州市的“崇河城”、新津县龙马乡的“宝墩城”等处，此龙马乡想即报纸上的龙马镇。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第一层级的地位，应已无疑。
（1997年4月）
游 离 堆
旅游本是消闲的事，集体旅游尤其是被别人“接待”时，却往往弄得比平时更忙，前两次游都江堰的情形便是如此。匆匆地瞻仰了二王的庙貌之后，走过摇摇晃晃的索桥，上金刚堤看了看“鱼嘴”，主人就催着上车，要赶到青城山去吃白果炖鸡。若要想多盘桓一会，便只能就地午餐，放弃道观中的盛宴了。虽然我瞅着江边小饭店里挂着的腊肉和江鱼样子都挺诱人，料想烹制出来的味道未必比那炖鸡差，坐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岷江的江景，却挡不住主人硬要以“道家名菜”款待的热情，同行的大多数也主张客随主便，于是只好像邓小平在长征路上那样——跟着走。
这次因为晕车，半路上脱离了集体，得以自由之身在灌县待了三天，这才畅游了整个都江堰，自然也包括了我久已向往却两过其前而不得上的离堆。
金刚堤上望离堆，是下游左前方一处石矶，矶头林木茂密，隐约可见楼台；因为相隔有好几里，望去仿佛在烟云缥缈间，更加引人游兴。两地间看来应有路可通，可是却没有任何直达的交通工具。更加奇怪的是，人们所游的“都江堰”，都似乎并不包括离堆；堤上所在多有的导游，也总是含糊其辞，不明白告诉你去离堆怎么走。
其实离堆乃是都江堰工程的关键，也是都江堰景观的核心。两千多年前李冰修都江堰，最艰巨最着力的大手笔就是凿离堆，开宝瓶口。也只有在离堆这里，才最能看出李冰利用地形巧夺天工的伟大创造力，最能看出他为成都平原千秋万代立下的不朽功勋。
离堆是李冰的创作，是李冰改造江山的产物。岷山千里送岷江，送到这里分手时作临别一抱，这一抱形成了岷山山脉最后一座奇峰——玉垒山。江水渴望摆脱山的纠缠，山却偏要伸出一只脚来钩住她。李冰将这只脚从胫部凿断，使之和山体分离，成为孤立在江中的一个大石堆，故名离堆。在离堆和山体之间凿开的这个口子便是宝瓶口，两千两百年来养育成都平原百万生灵的生命之水，全都从这个口子中泻出，这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手中那只向人间遍洒甘露的宝瓶呀！
这次我又一次从金刚堤上望离堆，决定从此直走过去，于是便沿着堤岸朝前走。只见江左边玉垒山前游人如蚁，都要过桥上金刚堤，又由原路走回去。像我这样不回头的人却是绝无仅有，从离堆那边走来的人就更没有了。
走了不一会，一座铁栅门将大路拦腰切断，原来是堤上的管理机关。但是在堤外的滩地上还有一条小路，有指路牌写明“往飞沙堰”。又走了一会，脚下的小路渐渐向右偏移，江水则不断地逼近，后来竟淹上了路面，我不能不涉水了。好在水还浅，涉了两次，共计不过百米，若是水深须绕道，路就更远了。
涉江我不以为苦，因为江水只浸没我的鞋帮。这时我的触觉，大异于平时赤脚浸雨水或自来水。一种强烈的、直沁到心里的凉，是刺激，也是快感。水又极清，滩地上遍布的卵石，到了水中，变得十分晶莹美丽，竟使得我忍不住几次弯腰去摸摸。然后掬起一点冷水湿湿自己的额头，心中想道，这可是李冰引来的雪山之水呀！
我涉水时正走过飞沙堰。飞沙堰的“堰”即都江堰之“堰”，亦即李冰留下的六字真言“深淘滩，低作堰”之“堰”。身临其境，我才看清楚，它原来是布置在江中的，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位置的，用以导江分流调节内外江水量的水工设施。水小时则导水多入内江，首先满足成都平原的需要；水大时则导水多走外江，不使多余的水进入成都平原。再加上宝瓶口这道可靠的节制阀，便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水旱无忧。这种“堰”的结构，在四五十年前，还是以竹编长笼内装卵石，也就是二王庙前石刻治水三字经中说的“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旱”了。如今“堰”虽已改用现代混合结构材料，位置则以钢丝绳系定（仍可调节），其创意和发明权仍不能不归于李冰这位永远的天才。
当天上午涉水过飞沙堰的只我一人。有对年轻男女，原来走在我前面约百数十米，不愿涉水便打转了。其实去离堆本不该走这条路，从灌县城出南桥，就可以买票进“离堆公园”，用不着打湿脚。问题是“离堆公园”何以不属于整个的“都江堰景区”，岂“主管”不同，利益矛盾所致欤？
过了飞沙堰，就上离堆了。圣人云，行不由径。我却是独自一人由别径上离堆的，因此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上离堆后，先进伏龙观，观踞离堆之顶，楼阁三层，气象雄伟。最上层是留待外国朋友和领导同志登临的，我辈只能到二楼。如果来一点阿Q式的自我安慰，则看宝瓶口也正以二楼为好，因为三楼离水面太远，一楼则太近。
从二楼北望，只见岷江从远处雪山下奔来，被江中的“鱼嘴”分为两道，左为外江，右为内江。有几条堰斜在江中，起着“分四六”的作用。内江这边的水，全部奔向楼右，拥挤着闯入宝瓶口。瓶口既窄，水即变深，呈墨绿色，流得更急，作风雷声。楼临宝瓶口一侧，下凭峭壁。倚栏看水，人面距水只十余米，水花飞溅，凉雾袭人。楼中人少，故无脂粉俗气，尽可口鼻并用，恣意吞吸江水带来的雪山的清冷的气味。此时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已与江色江声江流江灵交会合一，只觉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快和兴奋，简直像东坡在赤壁舟中，飘飘乎羽化而登仙了。
楼临江设带椅围栏，栏即长椅之靠背，布局类似苏杭等处的“美人靠”。倚栏既久，便在长椅上半躺半坐，耳听两千年来不绝的涛声，心想华阳古国秦汉至今的流变，不知不觉竟从上午十时许坐到了下午一时许，连饥饿都忘记了。
宝瓶口上空有游观索道，却不直通伏龙观。坐在缆车中，脚不落地，身不由己，匆匆一瞥，恐怕领略不了多少大自然的美妙和天工开物的雄奇。再远望二王庙后新建的观景台，更是迷茫一片。从那边看离堆伏龙观，恐怕也不会更清楚，怎能像这样身历其境，看得真切。
伏龙观是道观，名称也含有厌胜的意义，这且不必管它。反正这里现在已命名“李冰纪念堂”，建筑却还一仍旧制，未加改动。我以为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是很高明的，在玉垒关前降伏岷江之龙的，本不是甚么太上老君、旌阳真人，而是血肉之躯的凡人李冰。观中联匾不少，都是赞颂李冰的，年代多属清朝，也有民国时的，而绝无新作，这和旧式楼观的环境也显得协调。不像长沙城中，游观处多见现代诗词、领导题字，时代色彩虽浓，历史气氛反而淡薄了。
有一副对联，写作者是抗战期间某县的一位田粮处长，全文是这样的：
此日去庄襄二千余年，潭影波光，夜夜照秦时明月；
其水溉益州一十六县，豚蹄杯酒，家家祝太守祠堂。
它没有被收入几乎所有的名胜楹联集，却似乎比集中登录的许多联语还写得好些，挂在宝瓶口上尤为合适。
李冰在秦国任蜀郡守，时为公元前二五六年至前二五一年。作者从秦庄襄王算起，至今已历两千两百多年。在这两千余年中，在蜀郡（益州）即今之成都地区，做过太守和相当太守一级地方官的，少说总有千人左右。而老百姓为之建立祠庙，家家具豚蹄杯酒替他祝福的，不知能有几人？旧话说，“一世为官，十世为娼”，足证旧时地方官为民所恨，身后所得的只有诅咒（虽然在位时颂德政的决不会少）。如李冰者，真正难得。
李冰只留下一座都江堰，还有“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如今许多地方却是“不淘滩，高作堰”），自己并没有作什么宣传。可见为老百姓做好事，必须实实在在，使一个地方的居民世世代代看得见摸得着，而不在乎搞什么“形象工程”，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在成都地区从古至今的上千位“太守”中，当时吹嘘更起劲，声势更煊赫，上头的路子走得更伸，后来的官做得更大的，恐怕不会很少，却都未能留下千秋万世的美名，只能被归为“十世为娼”一类。而离堆两千余年前的潭影波光，却仍旧在为富庶的成都平原生色，这就是李冰的太守祠堂香火至今不绝，共产党政府也为它挂上纪念堂铜牌的原因吧。
伏龙观正殿没有二王庙中的彩塑金身，却有一尊高两点九米重四点五吨的李冰石像。这并不是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而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物，是一九七四年从四米多深的河床中挖出来的。石像刻工古拙，衣冠执笏（？），前襟刻有题识三行：
故 蜀 郡 李 府 君 讳 冰
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月廿五日都水掾
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建宁为东汉年号，元年即公元一六八年，去李冰时已三百多年，都江堰自须整修。都水掾是地方政府中管水利的官员，整修工作当然由他负责。《水经注》记载，李冰建堰时，曾“作三石人立水中”，以为观测水位的标志（“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此时三石人恐亦已残损，故须重造。李冰不可能为自己造像，尹龙长等人于建宁元年为故太守立像，却表达了后世的民意与人心。
石像出土时，还挖出了另一个石人，头部已失，短衣持臿，乃是筑堰役夫的形象。究竟这是李冰时所作，还是尹龙长重造的呢？也难考究了。我真希望以后还能作更深入的发掘，把埋没在江底的“三石人”都挖出来。几吨重一个的石人，总不会化为乌有。听说在尼罗河入海处，考古发掘出来的狮身人面像，大大小小达几百尊，成为一大景观。埃及能做到的事，我们亦应能做到。我更希望不久的将来，在宝瓶口前，在飞沙堰上，能够立起造型更美也更伟大的三石人，以李冰为主，配以役夫的代表和传说中李冰的儿子。这样来恢复秦汉当时的景观，体现景仰先贤的用意，岂不比为古今帝王将相树立“光辉形象”更有意义？
都水掾大约等于现在的市水利局长，尹龙长和那位做对联的县田粮处长，一个处级，一个科级，虽非地方行政首长，大大小小也是个官。若问他们的后世该不该为娼，老实说我不知如何回答。不过他们在修堰修观时，不去请新老长官写字题诗，而宁愿为古人立像挂联，这一点总是可取的，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比较明智的。君不见明朝天启年间，普天下地方官抢着为九千岁建生祠，后来改朝换了代，刚建成的生祠又拆都拆不赢么？与其辛辛苦苦搞那些现在建成以后又要拆，现在挂起以后又要摘的东西，何如学这两个小官，至少他们的创作连同他们的名字，还可以反射出一点秦时明月的光辉，直到如今。
在李冰像前，我低回久之，觉得口渴。观中设有茶座，我喜独游而不喜独饮，只好买了罐马蹄汁，喝了以后，顿觉腹内空空。此时已过了下午四点，遂步出伏龙观，走向公园大门。一路上花木披离，庭园布置亦颇可观，还有引水造成的池榭，尽可流连。我却为饥所驱，匆匆出了公园，向左转不远，便看见南桥了。
南桥也是灌县一景。桥头有卖烧嫩玉米的，玉米棒子的大头插有竹扦，正好手持，遂买了数枚，携以登桥。
桥横跨在从宝瓶口泻出的江水上，长数十米而颇宽，建有桥楼，重檐覆瓦，彩绘壮丽。桥上禁止通车（下游不远有桥通车），且不许商贩停留，两侧却设有带木栏杆的游廊，极便行人驻足。我站在来水一侧游廊上，只见江水如百万疯牛，狂奔怒吼。石桥墩朝水砌成尖形，再以成排圆木屏蔽，有如小型的“堰”在外护着，导使急流尽可能勿直接冲向桥墩。尽管如此，屏蔽的圆木仍多有被水冲得皮开肉绽的，看得出需要不时更换。
此时江声仍大，虽不及宝瓶口上，在桥上谈话仍必须高声。我注意到两岸市廛繁盛，人烟稠密，而绝无人在江边洗涤、玩水，更没有水上运输的。以此询问桥上一老人，他说，水太急了，又冷，一跌下去就没命了，谁敢去。问他大热天有人下去洗冷水澡否，答云没有。又问有船没有，亦云没有，要到下头才有。
从南桥上看宝瓶口，两边石壁藤萝悬挂，上头古木森森，中间江流迸出，从人们脚下咆哮而过，又是平生未见的奇景。此时所处方位，对于在金刚堤上走向离堆时而言，已经回转了一百八十度，离堆又到了我的左手边。伏龙观的黄瓦红墙，掩映在蓝天绿树间，却比堤上看来明亮得多。
过了南桥不远，左首就是上玉垒山的正门。老城隍庙在山顶，山势既高且陡，但有缆车代步。这时候，“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诗句，又蓦然浮上心头。无奈天色已经向晚，巴蜀书社派来接我回成都的两位同志和漂亮能干的司机小吴，可能正在等我去吃水煮活鱼，只好等下次再来登临。好在已经畅游了离堆，又陪李冰过了小半天，这一日总可以说不虚此行了。
（1997年4月）
看 成 都
活了几十年，到过的城市虽不很多也不很少，光凭一些“景点”已经难得引起我的兴趣了；何况城市里本就没有多少自然风光，新的建造和装饰既难脱俗，展览馆加游乐场的内容更不堪领教。这次到成都，感觉才略有不同。
到成都前先在郊县转了几天，突出的印象是：这里的水不是浑的而是清的，清清的水面上还常见有水生植物，开着红的白的花；这里的土不是红的而是黑的，密密麻麻长满了各种作物，连小山丘顶上都难见到裸露的泥巴，不像“血染的土地”雨天粘鞋底，晴天又真能把你的赤脚割出血；这里的农舍也不学城里样（学也学不像）贴瓷砖造平顶，搞得不伦不类，而是一色的小青瓦，白粉墙，还拥着一丛丛青翠的竹子。一路看来，虽然没有山阴道上的好风景，却能使人觉得舒服，心想如能歇下来住住倒也不错。难怪羁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时，还写得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这样的诗句。
跟同行的朋友说起，他笑道：“看来你还没有到成都，就对成都有好感啦！”
其实我这是第三次到成都，对成都的好感并不自今日始。我知道别的城市所有的俗媚和喧嚣成都都有，但这里总还多保存了一点古色古香，多保留了一点清净，也就是说，它要比别处多一点本土文化的气息。
上次到成都，曾在街头看到菜担上卖新鲜胡豆瓣，嫩豆粒剥去了壳，绿得格外鲜明。长沙人也吃嫩蚕豆，菜场上却只卖带壳的蚕豆粒，甚至只卖蚕豆荚。大多数人家的厨房里便只能将蚕豆连壳下锅，若想吃嫩豆瓣只能自己动手一粒粒去剥，有时便懒得耐这个烦了。于此可见，成都的食事要比长沙精致得多。菜场上卖蚕豆剥皮不剥皮，看似无足重轻，却可以由此判断两地居民生活要求和生活质量的高下，这就和“人文”也就是文化程度有关了。
城市亦犹如人，各有各的历史经验，各有各的文化性格。此盖由居民过去现在的食、衣、住、行，以及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造成，只能从街头巷尾而不能于宾馆招待所观之，会议室中自然更看不到。故我每到一处城市，总喜欢不要主人陪同（老朋友例外），避开充当门面的“形象工程”，到残存的老街区走走。虽不必有什么发现，即使看看方物，听听方言，只要有异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习见习闻，也就能够满足，觉得至少比坐在客厅里敬茶烟，听服务小姐用普通话打招呼有意思一点。
这次到成都依然故我，住下稍事休息，便漫步出门，朝背离繁华大道的方向走去。不久便走到条老商业街，在门脸上见到一块小小的旧木匾，黑漆底子上有三个凹刻填绿的字：
诗 婢 家
显得很是特别，近去细看，方知是赵熙题名的一家纸笔店。
赵熙乃清末成都名士，光宣间，在京城和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衍（对钱锺书作“石语”者）等人结社吟诗，有《广和居题壁》二首，讥刺庆亲王父子（奕劻和载振）认陈夔龙（贵州人）妻为干女、朱家宝（云南人）子为干儿的丑事。其一云：
公然满汉一家亲，干女干儿色色新。
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
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恋母辰。
宝贝相参留此种，清明他日上谁坟。
借典故习语明指“朱陈”“云贵”，以“宝贝”暗示朱家宝振贝子，“清明”隐寓满汉，既巧妙，又尖刻。其二云：
一堂两世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
照例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亦唤爸爸。
岐王宅里翻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
儿自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挖苦得比前些时传诵的“淡抹浓妆总入时”还过瘾。
赵熙又是王闿运掌教成都时的学生，对我这个湖南人更多了几分亲切。我觉得，这次运气够好的，一出行就见到了“诗婢家”。这个“诗婢家”当然反映了前清名士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女权主义者难得认同。我则视之为文化的化石，以为这方小小木匾历百年刀兵水火而无恙，正说明成都人看重文人和人文，看重出过文人的自己城市的历史。虽然店中陈列的商品，除了几刀宣纸几支碗笔，已与普通文具店无异，我仍于此处低回了一会，咏味着“儿自弄璋爷弄瓦”，想象着当年北京城里的热闹劲，还有赵熙写出这些诗句时的得意相。
大概这次真是跟赵熙有缘吧，第二天又见到他写的字了，这是早餐后继续漫游的收获。在转过几个弯后，忽见街道一边没有房屋，栏杆后为大片绿地，树冠上一碑矗出，遂寻得入口进去看。原来乃是一高大的方尖碑，碑身四面一样，都刻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一行大字，书法却各不相同，旁边有牌示说明是赵熙、颜楷、张澜和另一个人（名字我忘记了，好像也是位翰林公）分别写的。这种方式很是别致，字也都写得很好。
八十多年前发生在成都的这场“动乱”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李劼人的《大波》和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对此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赵尔巽当时动用了军队，枪杀的“暴乱分子”丛葬在少城公园一块空地上。辛亥革命胜利后，暴乱者成了烈士，民国初年便由川汉铁路公司出钱，在丛葬处修建了这座碑，并且成了少城公园中一处重要的景点。有意思的是，赵熙得的是前清的功名，又没有参加革命，只因为有文名，善书法，就请他来题碑，这也是成都人重文之一证。如果当时不重文而重官，就该请都督、将军们来题，万一有幸请到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这座碑恐怕也就难得留到今天。
少城公园已改名人民公园，我以为这倒是一大败笔，哪个公园不是供人民游憩的呢，那么都可以叫人民公园，人民公园也就不成其为专名了。少城公园却只此一处，早已随着李劼人的书而名满天下，孤陋寡闻的我也一见保路死事纪念碑即知其名，又何必多此一举来改呢？大概这不会是成都人的本意吧。
从少城公园出来已到中饭时，我不追求美食，但也想找个有特色的食处，忽见有招牌上写着：
公 馆 菜
知道是一家餐厅，看那门楼也确似旧时公馆，遂立即步入了。步入后先看公布的价目：魔芋烧转弯每份二十五元，鸡汁豆花每份十二元，并不算贵。服务员安座奉茶毕，客气地递上一份菜单，却使我开了眼界。
菜单为三折手本式，普通白纸上加朱丝栏印着疏朗的黑字，很是雅致。内容先说到过去成都有名的公馆里食不厌精多蓄名厨的情形，接着逐一介绍了三十二道“公馆菜”的特色和来历：“三味蒸肉”为张大千所创，曾在成都招待过张学良，后来二张在台湾见面时还谈起过；“甜烧白回锅”为“傻儿师长”范绍增爱吃的甜菜，以糯米饭炒芝麻夹走油肉，最宜“傻吃”；“徐氏鸡汁”本是潘文华公馆中餐饮之物，羊市街一徐姓老板将其推向市场，抗战期间牛奶缺乏，曾接收订户，装瓶供应……这些食事掌故既提高了食客的兴趣，又丰富了成都饮食文化的内涵；而成本大概只跟一个牛皮纸信封差不多的菜单，也成了收效不差的广告，印制得又是多么的不俗。我照单要了一份凉粉鲢鱼和一份鸡汁笋丝，吃得很是开心。
吃过以后，将菜单小心地折好放入口袋，带着满足的心情走出菜馆，一面想到长沙也有过田老大题诗问“何必庖丁善解牛”的李合盛，曾重伯吟咏“麻辣子鸡汤泡肚”的玉楼东，还有谭组庵家名厨开的半仙乐，名菜则“潇湘”的滑溜鸡球，徐长兴的“一鸭四吃”，“曲园”的叉烧鳜鱼……现在大都消失，或者名存实亡，汤泡肚尖已多年不见上桌，餐馆登广告也只能靠“口味蛇”“麻辣小龙虾”之类长沙人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来支撑了。
照我看，饮食实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内容。尤其对旅游者来说，所谓地方风物、民俗民情，一大部分都要通过口舌来领略；一个城市历史的精粗美恶，完全可以从箸匕杯盘之间见之。如果说，有没有老招牌、名牌菜，是这个城市饮食行业的水平问题；那么能不能做亮老招牌，炒红名牌菜，则是一个重视不重视自己的传统、能够不能够发扬光大它的问题了。饮食店要出名，宣传工作固不可少，而宣传工作要做得高明，就不能不讲求方法，小小一份菜单也可以看出文化高低的不同。
现在似乎每个城市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要出名，所以名菜、名酒、名景、名人都成了可资利用的资源，甚至酿成了争夺战。要名的目的其实还在于要利，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免遗憾的是，主事官员们领导经济政治工作的水平虽高（至少我愿意这样认为），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底子却未见得十分清楚，“搭台”又往往靠的是只对美食美女之类“文化”有兴趣的人，故这个台总难搭得好。
四川不愧为文化积累深厚的省区，有如王谢门庭，非小家子暴发户可比。几年前到自贡看恐龙博物馆，见前厅题词陈列不以官阶为序，放在最显著位置的一幅上题的是：
祖 龙 居
落款是谁我忘记了，反正并不是什么大官大名人。此题词妙用古典，又十分切题，我很是佩服；而组织安排者能“识卿子冠军于俦人之中，擢以为上将”，尤其使我佩服。
成都为四川首善之区，华阳古国两千多年的流风余韵，在这里自然有更深厚的积淀，不会只仅仅在一幅小匾一份菜单上表现出来。这里游观之处很多，有些地方的经营布置也具见匠心，感受得到很浓的文化气，薛涛井所在的望江公园便是一例。
薛涛井当然是附会出来的东西，薛涛墓更已声明为“文革”后所建，但万里桥边有过一处枇杷门巷总是事实，有唐人诗文为证。薛涛这位颇有才情而不幸堕落风尘的女子，千百年来引起过无数诗人和爱诗人的深切同情，浣花溪畔的望江亭也就成了游人常到的景点。在这里立碑刻着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这首诗真可说恰到好处：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张王乐府读得再熟的人，见了这首情景交融的好诗，也会忍不住要再默诵一遍，遥想当年元九小杜诸人的诗酒风流，为自比“二月杨花轻复微”的才女感到难过的吧。这次我重访望江公园，主要便是冲着这块诗碑来的。
默诵过王建的诗后，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也同薛涛校书唱和过的诗人的另一首诗：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唯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这首《长沙过贾谊宅》，写情景不逊王建，意境却更为深远。如果在长沙贾谊宅前立一块碑，把它刻在上面，岂不也能为“寂寂江山”添几分诗意？
贾谊故宅应该说是三湘七泽第一名人胜地。屈原在沅湘间行吟没有留下什么实迹，炎帝舜帝的事更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凿空徒贻识者之讥。贾谊宅则文献足征，一千四百年前成书的《水经注》里写到湘州（长沙）时云：
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旁有一石床，才容一人坐，流俗相承云谊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
这并不是神话传说。一井（顺便说一下，最近掘出吴简的古井也是上小下大，该井与贾谊宅中之井直线距离不过里许，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一石床（才容一人坐）、一大柑树，恢复当非难事，大概用不了造“杜甫江阁”的千百分之一吧，可就是不见真的恢复。若将薛校书来比贾太傅，将“枇杷花里闭门居”来比“寒林空见日斜时”，恐怕都要算高攀；可怜太傅祠堂却比不上枇杷门巷的一角，真正是“湘水无情吊岂知”了。
望江公园其实比杜甫草堂、武侯祠更宜游息，因为地较偏，人较少，“旅游点”的气味较淡，文化味自然较浓。园中虽然也有两处扯起广告招徕顾客，但限于一隅，吹吹打打的音响也较小。
园的主体是一个大的竹类植物园，栽着各种各类的竹子，十分幽静。我在竹林深处找一条长椅坐下，听着摇动枝叶的风声，闻着长着青苔的土气，喝着随身带来的矿泉，十分惬意。尤妙的是四十分钟只见四五起游人走过，有两起听口音是本地青年，也不见别处年轻人常有的霸气和流气。看样子他们原想休息，见我“独坐幽篁里”不弹琴亦不长啸，像是贪图清静，便识相地走向别处另寻座位去了。
这种除了自己还能想到别人的态度，即古人所谓仁，亦即是谦和，使我非常感激。再看各处长靠椅和单个的坐凳，上面偶有从梢头落下的叶片，却绝无脚踏或口吐的污迹，更未见有被故意破坏损毁的。有位打扫卫生的中年女工，也只在游人走开后才打扫；若有人在她工作处停下来，她便立即转移到别处去了。后来我还在府河边人来人往处见到一位女青年专神读一本厚书，一直没有抬头。又在文殊院后花园无意碰上一双男女，他们本来坐得比较拢，见有人来也就大方地分开来。这些小事都说明成都人知书识礼者较多，公园坐椅之洁净良有以也。
竹林中有一片开阔地，由暗而明，眼界为之一开，路旁有石山上刻着园名：
读 竹 苑
这名字取得既雅而实，我想可能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还见有六七根、两三根簇立在一处的长短不一的石柱，石质多为成都常见的赤褐色沙岩，柱上凿有长方形的孔。乍看以为是建筑遗迹，近前见其形制不一，上面刻的联语也不成对，才知是从各处移来废物利用，布置成读竹苑中一小景。这些残石柱有近处矮小竹丛和远处高大竹林掩映，加上精心栽种的花草衬托，起到了仿佛是断碣残碑的视觉效果，殊可称为巧思。分散的竹丛中还布置着一些天然形状的石头，有些刻着画竹和题诗，作者多为近代蜀人，不一定很有名，诗画却都还不俗，很少湖南习见的豪言壮语和模仿的“毛体”。有一首：
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
请看大幅潇潇竹，满耳丁东万玉空。
是画家自题风中雪竹的，我头一回见到，觉得也不太一般。
薛涛井旁刻着人所熟知的王建诗，读竹苑中刻着十分生疏的雪竹诗，我以为都是好的：第一是诗好，第二是地方选得好，故生熟咸宜也。
在众目所视处题词是很不容易的，文辞、字体都要耐得看，尤其要紧的是须出新而又须得体，这不是我辈凡夫胜任的事，的确要有点文化修养才行，“读竹苑”和“祖龙居”便是题得好的例子。还记得二十年前游苏州（苏州也是好地方，但总嫌人太多，上海气太重），在诗人陈去病墓近处有座不显眼的坟，葬的是嘉庆（？）年间带头闹事被杀头的一位姓顾的织机匠。小时读过张溥《五人墓碑记》，知道苏州有尊重义士的传统，所以这位连名字都记不得的顾机匠也有人帮他建了坟立了碑，碑阴刻的四个字是——“义无反顾”。这是我曾经见到的最妙的碑铭，“义无反顾”用在顾姓义士的坟上真是再恰当也没有，足可以打一百分。
看成都说成都，我却说到别处去了，这恐怕不大合乎作文之法。但我的意思却是一贯的，即是希望城市能够多保留一点历史文化的痕迹，该恢复的得恢复，如果本来没有，也就不必急于来造吧。
（1997年4月）
油 印 的 回 忆
电脑打印越来越方便，“传统的”油印已经被淘汰，偶尔走进文具店，再也见不到油印机、誊写钢版和三角牌蜡纸一类东西了。
五六十年前，这些东西在偏僻山区还是难得的器材。高小的女老师教唱《万溶江》，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学去借油印机，当她将毛边纸上用蓝油墨印成的带简谱的歌词散发给我们时，那高兴的面容在回想中还浮现在我眼前。
进初中在一九四二年，教导处有部油印机，某次开运动会，几位年轻先生带着几个喜欢在壁报上出风头的学生，想油印出一份特刊，我还自告奋勇去推滚筒。可是教导主任硬是不准，说是土纸虽然不缺，油墨却难买到。本来嘛，那时正值抗战紧张，一切工业制品极为匮乏，夜间自习也只能两人合用一挂茶油灯（在平江当时茶油比桐油便宜），竹灯座，瓦灯盏，草灯芯。
油印品也有非常精致的。有位国文先生刚从蓝田国师（《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毕业，带有一部默存先生尊翁教授文学史的讲义，比二号铅字还大的工楷直行，用深褐色印在米黄色的竹制纸上，装订成宽幅的线装本。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哪一天能读得这样的书就好了。后来见到某北欧画家的自画传，童年的传主站在厕所坐板前，注视着板上开出的一排大小距离不同的便孔，自言自语：“何时才能坐上这最大的孔？”大概跟我当时的心情也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