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其时年过七十，他告诉我，光绪末年他从东洋考察回来教书，也油印过讲义。一切器材都是从日本买来的，管理教材的人不知使用，故须亲自动手。他说，日本人常用毛笔蘸上专用的写液，在蜡纸上写字或画图，装上油印机便可以印了。这种毛笔写绘成的油印品，不知有老先生看见过没有，我是没有见过。
不记得是曾纪泽还是薛福成的日记里，有他在伦敦用“糖印法”印文稿的记载，此“糖印”是否即油印，疑莫能明。如果照先父所言，则油印技术系十九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春渚纪闻》卷二有《毕渐赵谂》一则，云毕渐考取状元，赵谂居第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版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这至少也是道君皇帝时的事，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不过这“渐”字印成了“斩”字的“蜡版”，和近代工艺技术造成的蜡纸恐怕不是一回事。
百年前的新技艺，如今已成陈迹，文明的嬗变也真快，不都是经过油印这类琐屑事物的兴替显示出来的吗？但愿研究物质文明史的专家们能多告诉我们一些这类事情，胜于空洞的大道理多矣。
关于油印，经常忆及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五七年失业后一度想以刻钢版维生，但我的字一直写不好，别人一张蜡纸八角九角，我则只能挣六毛七毛，终于不得不舍此他图。二是解放前夕搞学生运动，颇做过些刻印传单的工作，几个同学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搞，既紧张，又兴奋。现在垂垂老矣，对年轻人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热情，自以为还能给以同情和理解者，无他，不过因为蜡烛光下瞎忙乎的记忆未能泯灭干净而已。
（1998年1月）
协 操 坪
第一次到协操坪在六十几年前，原来只能从天井里看白云的五岁的我惊奇地发现，头上的天竟有这样的高，脚下的地竟有这样的宽。
从旧地图上实测，抗战前的协操坪，东西宽至少一里，南北长不止三里。在五岁小孩看来，当然一眼望不到头。就是现在，长沙市内也还没有这样一个广场。
长大后才知道，协操坪古称大校场，历来是长沙驻军操练的场地。清朝末年，湖南编成新式陆军第二十五协（旅），下辖两标（团）步兵，一营炮队，官兵共四千三百零四名（《清史稿·兵制》）。大校场成了第二十五协的操坪，慢慢人们就称这里为协操坪。附近扎兵的地方，也各依部队番号，叫做四十九标、五十标、炮队坪。这些地名现在多已湮灭，历史上却曾经大大有名。辛亥革命湖南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就是从四十九标出发攻打抚台衙门。一九三〇年红军占领长沙，也是走四十九标进城的。
我是为了寻找趋趋草，才跟邻家小学生第一次来到协操坪的。趋趋草是一种野草，长沙人叫蟋蟀做趋趋（趋趋二字是记音，本来也许应该写作蛐蛐，但字典上趋和蛐虽然都注作qū，长沙人发音却有不同，而且清代经学大师也用过趋趋一词，所以就这样写了），秋天趋趋开始叫时，趋趋草也抽茎出穗了。它的茎和穗细长而柔韧，可以挽成结子，两个小孩各执一茎，将结子穿在一起，拉扯看谁先断，以定胜负。这是没有资格捧趋趋罐的小男孩的游戏，我们也把它叫做“斗趋趋”，其实不过是斗趋趋草。
那时我家住红墙巷，平时活动的范围，上不过羊风拐角，下不过兴汉门。在这条顶多两里长的麻石街上，趋趋草十分稀罕，故须往远处求之。协操坪在拆城墙后进入很容易，虽然还得过铁路。这里已经久不驻军，成了一处人们可随意进去自由活动的空地，遍地长满了野草。这里的趋趋草，比小学球场旁和巷内井边上多得多，也茁壮得多，挽成的结子更加结实。草地上有蝴蝶和黄蜂，有时还可以抓到蚱蜢。捉住蚱蜢的后腿，看它不停地叩头，也是十分有趣的。草中还点缀着许多小花，花瓣或浅紫，或白里带红，花芯则一律鲜黄，十分惹眼。本来平坦结实的地面长了草，雨后绝不泥泞，只觉得温软，大太阳晒着也不像麻石那样烫人。泥土和青草散发着清新的气息，闻起来比卫生香和花露水舒服得多。总而言之，第一次到协操坪，我就发现了一个比我原来的世界大得多，也新鲜得多的世界。
在第一次之后，又跟别人去过几回，我便独自一人也敢到协操坪去了。当然这得趁父母外出的机会，得在他们回家之前赶回，还得请求用人们不要声张。心情虽然紧张，因此更加有趣。我也更喜欢一个人前去，扯够了趋趋草，便坐在或干脆躺在草地上，看天上云的变幻，听草中虫的嘤鸣。这时四周总是非常寂静，从没有人来打扰我。在这里，我开始了对大自然的爱，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我想过，这里的风和阳光是多么的好，没有人拘管着是多么的安逸。也想过，跑回去以后的晚饭会多么的香，晚饭后“斗趋趋”会多么有趣。那时我当然还不会想，协操坪为什么会如此清静，四十九标棚户里的贫民为什么不到这片空地上来找门路寻生活，贫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见四处游荡，寻衅闹事？若是那样，我一个人也不敢到这么清静的地方来了。难道在日本人打来之前，长沙城里真这么安宁，人们都能各得其所？长沙居民真这么少，少得不必到处乱钻，谋占有限的生活空间吗？这些问题，我至今还是回答不出，只知事情确是如此罢了。
可是，正如《金瓶梅》里的诗句所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七七卢沟桥一声炮响”（这是抗战八年中作文用熟了的起句），打破了我在协操坪中的白日梦。长沙大火前夕，我被匆匆送到平江山区，不久后入学读书。战时乡村的学校生活简陋而紧张，缺少宽大的活动空间和安静的休息时间，协操坪便成了我怀想以前安闲日子的背景，成了我和乡下同学说不完的话题，也成了我梦魂萦系着的想象中的乐园。
过了十年，胜利后第二年的秋天，我到长沙来念高中，才又见到协操坪。这时的协操坪和我都已今非昔比。我早过了玩趋趋草、捉蚱蜢子的年龄，已经读过《茵梦湖》和《父与子》，开始在日记中写着自作多情和无谓感伤的句子。经过八年抗战接着又打内战的协操坪，和整个长沙城一样，也大不如前整洁清静，开始显得拥挤破败，增加了不少吵闹喧嚣。出小吴门到省立一中，得经过协操坪的南部。炮队坪军路侧的右边，这时已成为一处汽车保养场，停着许多破旧的美国汽车，还有更破旧的日本汽车，老远就闻到使人头晕的汽油味。左边则架起了一道很长的铁丝网，铁丝网后不见有什么飞机，却挂着显眼的告示牌，大字写着：
机场重地
不准擅入
如敢故违
射杀勿论
这几行字立刻使我感到，在这块本来自己有份的土地上，我却成为一个无权无告、随时可以被射杀的人了。
接着从省立一中去高工（两处都有不少平江同学），我特意不走大路，而走上了纵贯协操坪中央的一条小路。小路上匆匆来去的，多半是佣工和负贩，看得出都在为生活奔忙。这条小路在我记忆中本来没有，是这些人在这几年中用脚板踏出来的，完全破坏了协操坪往日的宁静。路旁所见小孩，全都光膊赤脚，已不似儿时游伴衣履周全。地上的趋趋草还依旧，长得也没有过去那样齐我膝盖高了。
进高中后，我很快就投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好几次附近学校的学生在协操坪边集合，出发到市中心游行，高喊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老实说，那时的内战隔我还很远，至于饥饿隔我就更远了。为什么从小怕热闹，不喜欢随大流的我，会热心参加此类活动呢？我想，那些霸占我心目中的乐土，散发出难闻气味的外国汽车，还有那露出恶狠狠凶相，威胁着要“射杀勿论”的牌子，它们在我心中激起的愤怒，至少是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罢。
于是，我喊着反对国民党的口号，唱着“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歌子，在协操坪迎来了解放军和共产党。
又过了十年，我早已由学生成了干部，又由干部成了右派。协操坪也早就成了“山那边哟”一样的好地方，南部的“飞机场”上盖起了一中的大片新校舍，中部盖起了规模更大的展览馆，还修了条展览馆路，占据了协操坪的中心。展览馆再北，剩下小部分协操坪，改名叫省体育场，旁边也盖了许多馆舍和办公、生活用房。总之这里是一派新气象，只是空地却已大大缩小了。
反右斗争的后期，省直机关在省体育场召开大会，右派分子也被召参加。我们报社的五十多名右派列队入场，正站在那里等开会。忽然有个右派大声向监管人员报告，说另一个右派站在队伍里读俄文字典，“不像接受教育的样子”。本来那人只是默读，并没出声，众目睽睽，谁都不以为怪。这个当场作出积极“接受教育的样子”的右派分子的公开举报，使得所有的人包括监管人员在内都为之愕然。我原本诚惶诚恐在准备听候处理，这件事却使我猛然觉得世间竟有如此之丑，正如二十多年前在此猛然觉得世间竟有如此之美一样，感慨系之，本来想努力接受教育的心思反而淡化了。
又过了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省体育场又改名东风广场，成为革命群众集会的场所。我虽摘了右派帽子，仍属于“二十一种人”，没有参加群众大会的资格。不料却有人检举了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就是“为反动文人金圣叹翻案”。于是有次东风广场的宣判大会，便把我押去“陪判”。八月长沙骄阳似火，革命群众有草帽遮阳，有水壶解渴，不停地扇风，还一个个汗如雨下。我是被押去示众的人，既不许破帽遮颜，又不许乱说乱动，更无人供给饮水。呆呆地站立在火炉般的红太阳下，只希望它快点落向西山；可是它却绝对无意于退位，一直高踞在最上头。
东风广场的面积，仅仅为过去协操坪的若干分之一，容纳的人却常常号称十万十几万，起码是过去的十几倍。地上的草全被踩死踩光，顽强的趋趋草也不见踪影了，只剩下一片赤裸的沙砾地，阳光照射下特别炙人。在高音喇叭声中，望着插在死刑犯背上高高的标子，我心想：金圣叹当年临刑时，情况不知如何，怎么还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鼙鼓三声响，
西山日正斜。
黄泉无客店，
今夜宿谁家。
如果我现在被捆起来插上标子，在自己扯过趋趋草、憧憬过“山那边哟”的地方告别这个世界，倒也是人生难得的遭逢，只不知会不会允许我作诗，若能允许，倒可以凑成这样四句：
红日科头晒，
高高不肯低。
黄泉凉快点，
好去斗趋趋。
我想，金圣叹死时还可以写诗留下来，要算是幸运的，死后三百年却真是不幸。如今骂他是反动文人，却大捧其李卓吾；其实金李二人并无不同，都是正统的异端，都写白话评小说，也都是因为语言文字而送命的。有人指责金圣叹，说他死得不够勇敢，写打油诗是在自己鼻子上涂白粉，装滑稽小丑。我觉得，如果自己并不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却要挖苦被砍头的人的表现，这至少是不仁，也太欠公道了吧。临刑赋诗，即使真是想“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也是金圣叹的自由；这自由以他五十三岁的生命作代价，同为人类，只当哀矜悯默，岂能肆逞刀笔，妄加讥评。何况于情于理，被屠戮者怎会为屠夫解脱。指责他的人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能否如此镇定从容，不失常态，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站在东风广场中的这番遐想，回忆起来还像昨天一样清楚，可是时间却又过去了三十年，真是“三十年一世”啊！
一九七九年我又成了一名干部，工作单位仍在协操坪旁。此时群众大会已极少召开，东风广场的名称依旧，却不再流行。体育场的旧名也似乎没有恢复，实在也无从恢复，因为新的体育场馆已建在别处，这里只剩下几副球门，立在一片空地上，不成其为什么场了。不时还有些少年儿童或老人自己带着球来此玩球（足球或门球），地上的草也就长不起来，未能成为公共绿地。前几年，我早上有时还到此走走。但在既没有花草也没有行道的沙场上散步，实在没有多少兴趣，慢慢也就中止了。只听说有时在此展销商品，又开过彩票。这些事都与我无关，当然更不会去凑热闹。偶尔经过，三四十年、五六十年前的往事，难免像老电影的片断一样浮现在眼前。今年我已六十八岁，两次脑出血后，自觉来日无多。虽非长沙籍，却算老长沙，也想照长沙人的老习惯，开始收一收自己的脚印，协操坪便是我列为头一处收脚印的地方。
于是，我前几天又到了协操坪（不，只能说是协操坪旧址的一角）。几副球门还在那里立着，只是几年来西边和南边又建起了二十几层的高楼，天空显得更小了。挨着东边的高楼，场地上又加盖起一排排平房，挂着俱乐部、幼儿园、气功中心之类的牌子。不到十几分钟，绕场一周已毕，兴犹未尽，又到相邻的展览馆大院中看看。这里是六十年前协操坪的中心，正是当年扯趋趋草的地方。展览馆早已名存实亡，“大跃进”时热火朝天的气象不复可见，原有房屋被许多单位分割。大院里还新挤进了好几栋高层建筑，现代结构的玻璃幕墙把老馆舍完全压倒了。我是晚饭后出来的，很快夜幕降临，新建筑上的霓虹灯一亮，现出是某某娱乐中心、某某舞厅。的士一辆接一辆开来，下车的多是入场候客的浓妆艳抹的小姐。楼群间留有一片空地，当中一个不再喷水的水池，四周全是水泥地面，寸草不生，趋趋草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1998年3月）
偶 然
一九四九年八月考新干班，在我全出于偶然。读书时惟愿进大学学地理或考古，没有想过弄文字，更没有想到会在新闻出版界度过一生。
使我偶然这样做的唯二（不是唯一）原因，是我偶然结识了两个人，梁中夫和尚久骖。
我志不在学文，而喜看课外书。不只是看小说之类的文学书，而更喜欢看《亚洲腹地旅行记》《克鲁泡特金自传》（克氏是地理学家）这样的书。除了书的内容外，亦为它们的文字所吸引，觉得实在比许多小说的文笔还要好。我自己作文的成绩马马虎虎，低班中却有个广东同学谷士钧，常用金驼的笔名在《湖南日报》的“学生版”上发表诗和散文。就是他，有次把我带到中山图书馆附近某处，介绍我认识了编“学生版”的梁中夫（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地下“新闻支部”的书记）。
印象中的梁中夫，在第一次和我见面时，穿一条灰色西装裤，系一副“玻璃”（当时叫尼龙）背带。背带通常是大个子系的，梁的个子比我和谷士钧两个中学生还矮，又瘦，却系了副背带。也许就是这点异常的感觉，使我将一面的印象保存到了今天。
我从小喜交友，但以有共同兴趣共同语言者为限，谷士钧即是其一。随着一天天长大，交友范围逐渐扩大到外校，其中有周南女中的尚久骖。尚又介绍我认识了刘国音（刘音），称之为“周南的萧红”。尚和刘的文学知识都比我多，刘国音和谷士钧一样，已经在长沙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由于他们的影响，我也开始学着在校内的壁报和油印刊物上写点东西。有篇《河之歌》，从壁报上取下来，谷士钧拿去给梁中夫看，几天后便在报上登出来了。
《河之歌》的发表给了我意外的喜悦，这种幼稚的然而却是强烈的激情，居然使得我愿意亲近起文字来。其实班上在“学生版”发表文章多的同学还有位曹修恕，他以如心为笔名，写过不少议论社会政治的杂感。有次梁中夫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试着写点如心那样的文章。”那次他急着要上理发厅去，未及多谈。他说：“生活上我一切都不讲究，只有理发是例外，小剃头铺子实在太脏。”
那时我们特喜欢写信。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我和尚久骖的通信频率，已经密到两三天一封。我也和别的男女同学通信。刘音来信署名里澄，有几封偶然保存下来，五十年后她自己也见到了。这时除了上课，看书，游行，喊口号，许多时间全用在看信和写信上，写时还带着一个十八岁少年的感伤。梁中夫叫我写稿，我却写得很少。有次学如心的样写了篇杂文《滚向太阳去》，署名天马（刘音有封来信即用此称呼），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如《河之歌》，但老梁还是把它登出来了。
我忙于写信时，同班的地下党员宾新城（初中时的好友，是我帮他代考，把他弄到本校来的），批评我“温情主义、自由散漫”。梁中夫也对我说：“你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太浓，这不好。”他的态度，倒比只大我两岁的宾温和得多。
解放后，父亲是民主人士，兄姊都成了干部，我本可继续读书。但一则受了批评不服气，二则尚久骖来对我说，新华社和报社办了个训练班，她已由周南的组织介绍报了名。于是，谷士钧叫我同去找梁中夫，我立马就起身走。
报名，考试，无须细说。发榜之前，报上先登出一个“代邮”，叫我和宗柏生等四人即去招生处一谈。尚久骖、谷士钧和我猜想是怎么回事，谷说：“可能是我和尚久骖已经录取，你却要补考，快去吧！”我匆匆赶到营养餐厅，廖经天同志对我说：“报社急于要人，你就去报到，不必来受训了。”他写了个纸条，折成方胜状，上写“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要我立刻去。我问他尚久骖、谷士钧取录没有，他查了一下，说：“尚久骖取了。谷士钧嘛，也取了。”我放了心，随即往报社报到，第二天便跟柏原、柳思、刘见初四人一道下了乡。
后来才知道，尚久骖取录后，家里不让她来。谷士钧榜上无名，老梁安排他到新华分社学译电，他没有去。少年时的好友，就此分散了。
偶然的遇合，就这样决定了人的一生。五十年前的往事，回想起来，真如一梦。
（2000年1月）
学 《 诗 》 的 经 过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这一节，是孔子对《诗》的评价，也是孔子对“小子”们的期待。作为“小子”的我，对之却只有惭愧。
“七七”抗战军兴打破了在长沙进小学的梦，六岁的我被送回湘北山村老家。方圆十余里内，只有教《三字经》和《包举杂字》的村学，读书人家不会送子弟去。于是耽搁些时后，便让我到同时避难在乡的李洞庭先生家去学《诗》。
李先生的诗文都有名，当过何键的秘书，解放后被聘为文史研究馆员，可称名师，但他却确实未能引起我学《诗》的兴趣。本来我从小便对鸟兽草木的事情好奇，他却连“关关雎鸠”是什么鸟都不说，只大讲其“后妃之德”，这岂是连男女之别都搞不清的幼童所能了解的呢？一味地要求死记硬背，更使我产生反感，觉得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不如看牛伢子唱的“人之初，摸泥鳅；性本善，捉黄鳝；狗不叫，打起叫”有趣。
李先生是进过“优级师范”的老秀才，更可能是碍着和我家的“世谊”，并不打学生。为了拉住我不去跟看牛伢子玩，他真费了不少心，“君子恶居下流”不知对我说过多少遍，但终于还是“孺子不可教也”，便对父亲说，“世兄聪明有余，沉潜不足，还是以送进学堂略加拘束为好”，叫我不要再去了。学《诗》学了小半年，匆匆点完《国风》，《小雅》只开了一个头，便告结束了。
既为名师所弃，又有长辈管着，无法去从牧牛儿游，只好每天若干时坐进自家书房“用功”。我究竟也还不是那样的不可教，从长沙带回来的读本和课外书，有些还是愿意读的。当“鸡兔同笼”把我搞得头昏脑涨时，有时也拿起堆在旁边方桌上的《毛诗》诵读几页，作为调剂。没有李先生那口巴陵话在耳旁灌着，自己读起来还顺口些，渐渐居然多少有了些兴趣。
《豳风·七月》八章，章十一句，篇幅最长，我却最常读它，最早能够背诵。这却全不是由于督责，而是它的音调铿锵，节奏明快，读来似乎有种快感，故并不觉苦。“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和当时农村生活还相仿佛。“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与冬日所见农民白天上山，砍了茅草捆起一担担挑回来，晚上在堂屋里用松光照明，将茅草搀稻草搓成绳索或编成草鞋，情形更是一模一样。“绹”，郑笺云，绞也，平江话则只指用绳索系牛羊。古今语演变小孩不能究其异，却能识其同，亦足以满足好奇心。尤其是“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几句，一步一步越来越近，颇有动感。而旧家墙外便是田野，蚱蜢子踢腿纺织娘扇翅膀，是捉在手里见惯了的。七月秋风起后到草丛中抓蟋蟀，再冷则野外渐难寻觅，“灶趋趋”接着便在屋里登场了。这些都是乡下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七月》写的正是这活生生的情景，一旦明白了，自然觉得亲切。还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读到这儿往往便会想起年头各家各户“办春酒”的情形，这在平江乡下是极普遍的习俗，沦陷时期亦是如此。平常主要以红薯充食的人家，到春月也要杀一只鸡，砍几斤肉，弄一尾鱼，加上豆腐百叶干菌干笋，当然更少不了自家蒸的谷酒，邀亲邻聚一餐。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等于集体改善十天半个月的伙食，补充一点长年作苦的体力。我虽出旧家，亦早成寒素，大鱼大肉等闲不容易吃到，这时便可代表不在家的父兄列席去大嚼几回，迄今思之犹有余味，八九岁时当然更不禁口水满腔。
如果这也算是在无师以后继续学《诗》的话，学到流口水想吃酒炒鸡的程度，真可谓无出息了。但说也奇怪，倒是这样“学”过的若干篇，至今却还有印象，甚至记得。
十一岁入学后，国文课一直没有教《诗》，自学也没再学它。直到“参加”后开始领薪水，自己买书买了部《四部备要》，中有“据相台岳氏家塾本校刊”的《毛诗》，字大悦目，有时才又读一读，亦不外《蒹葭》《兔爰》《黍离》《风雨》《七月》《无羊》《谷风》这几篇，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熟悉的圈子里。目的亦只在追求主观的感受，毛传郑笺从来不看，《备要》别本《注疏》七十卷和《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更懒得去翻。严格说来这当然更不能算“学”，只是随便看看罢了。
我以为，对于我辈非学者的普通人，老祖宗传下的古典这份遗产，其实际的价值本只有两点，一是欣赏，二是寄托。欣赏不限于自家的东西，外国的也是一样，也许因为新奇，还更觉可喜，这和“老婆别人的好”同是一理。寄托其实也差不多，希腊先贤即是孔孟诸子，尼禄便等于秦皇帝，人情物理固无分古今中外也。不过我们究竟不懂希腊拉丁文，即英法语亦难通晓，“风雨凄凄”这类句子却能望文生义，至少四个字总还认得，故于本国的古典占有优先享受的权利。不能或不愿欣赏古典固然不会妨碍做国民，国民要能欣赏古典亦须具备一起码的条件，这就是觉悟（即自觉和悟性），而研究能力无预焉。拿《郑风·风雨》三章来做例子，“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的自然现象谁都见过，却只有孤独寂寞的人这时才会特别希冀感情的慰藉，写出这种希冀便成了诗，它的力量是超时空的，故能于千载而后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就和《诗序》所云“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一点不相干了。好端端的文学作品，偏给加上教化的意义，历来的诗教便是如此，我所厌烦的也在于此。
后来读周作人《郝氏说〈诗〉》，得见郝夫人王照圆瑞玉对《风雨》三章的解说：
《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嘈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亦夫妇之辞。
首章注又曰：
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这些注解我觉得比毛传郑笺孔疏朱注都要好，好就好在只将“君子”看成故人或爱人，反正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风雨”也只是烘托创作气氛的“设辞”，别无象征乱世的微言大义，看似平淡无奇，却全合人情物理，不以意识形态为准则，故最难得，亦深得我心也。这是不是在学《诗》呢，我不知道。不过在感谢郝氏之余，又悟到历史上正统经师之外各家关于诗学的论说，其实也可以看看，如郝懿行王照圆夫妇的见解，若无周作人为之发扬，我便不会知道了。周氏还在《读〈风〉臆补》文中叙述他学《诗》之效道：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和“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少此种感觉，唯“垂死病中惊坐起”及“毋使蛟龙得”各章尚稍记得，但也只是友朋离别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兴观群怨未知何属，而起人感触则是事实，此殆可以说是学《诗》之效乎？
拿周氏的这些体会来和自己比，岂止上下床之分，简直有天渊之别，这也就是他博览群书广涉诸家的结果（像《郝氏说〈诗〉》这样的文章，他就写过多篇）。我们当然无法像他读得那样多书，但能有他写的这样文章读读，或可聊补于万一乎，非所敢望矣。
爱因斯坦通俗著作《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浅说》的自序中说，他想将书写得尽量浅一些，使没学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的人看得懂，故将读者层次设定为“具有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程度”。我的学《诗》，是否“具有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程度”呢？自己的答案只能是否。本来我是中学还没有毕业的，以此种程度来说《诗》，当然没有资格，只能够说说自己学《诗》的经过，希望这总还是可以的罢。
（2001年11月）
做 挽 联
我生于上一个辛未年，按“男算进，女算满”的惯例，已经六十六岁了。六十岁以前，很少考虑死的事情。有如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想到高考，总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我还早哩。近几年，讣告里慢慢出现了同辈的人，于是开始对死有了亲近感。死者即使是父兄辈，亦不禁产生一种“吾与尔犹彼也”的悲哀，想以文字表示悼念的心情也比过去迫切一些了。文章写不出来，有时便凑几十个字挽联充数，虽然始终做不像样，感情却总是真实的，因为所哀者不仅仅是亡人，其实也包括了自己。
头一回写挽联是为了魏泽颖君。他是解放前的农学士，我哥哥的老同学，对我也很好。这是个真正的老实人，一直兢兢业业在农业院校服务，不知怎的却“含冤去世”了。大学里为他补行追悼仪式时，其遗孀要我代做一副挽联。他们夫妇都是老地下党，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合唱《流亡三部曲》时相识，进而恋爱结婚的。我代拟的挽联是：
生死两茫茫，可怜谨慎一生，丹心白发年年事；
悲欢何历历，永忆流亡三曲，碧海青天夜夜心。
上联首句是东坡词，下联末句是义山诗，信手挦扯，可见我之腹俭，此为才学所限，没有法子。不过委托人却没说什么，我也算是捎带去了对老魏的一点哀思。
接着是挽杜迈之先生。杜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加入民盟的老盟员，曾在昆明办《民主周刊》，在长沙办《民主报》。一九五七年夏天，民盟湖南组织曾考虑恢复《民主报》，妻是《民主报》的旧人，有意归队。我当时头脑简单，以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的会允许办非党报纸，也想跟着她一道去，结果成了“同人报右派集团”一分子，而杜先生亦未能幸免。杜的灵堂设在省政协，我送去一副挽联：
遗爱在人间，民主周刊民主报；
道山归岳麓，屈原祠庙屈原魂。
我以为杜先生一生活动，不离追求民主，这和屈原惓惓于君国一样，麻烦是自找的，但其志可哀，其情可悯。所谓“道山归岳麓”，是以岳麓代表整个长沙。岳麓山下本有座屈贾祠，即原湖南大学一舍旧址。
接着是挽“糊涂博士”熊伯鹏。解放前长沙《晚晚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糊涂博士”的弹词，记得有一篇题为《春去也》，另一篇题为《别了秦淮》，把南京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水流花谢的情形，刻画得淋漓尽致。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只和编“学生版”的梁中夫有些接触，不知“糊涂博士”为谁。长沙解放后，我成了报社的编辑，因为妻的关系，慢慢认识了严怪愚、康德、蓝肇祺等老报人，虽然他们这时已是“民主人士”，不算同行了。此时才听说，写《糊涂博士弹词》的熊伯鹏真的糊涂，居然弃文经商，不参加革命。很快，他便在“五反”运动中成了长沙“八大奸商”之一，被判了不短的徒刑，别了湘江，真的是春去也。一眨眼过了三十年，我们夫妇“改正”之后，去看也“改正”了的蓝肇祺，在蓝家才见到这位久已知名的“糊涂博士”。据蓝说，博士从前爱喝酒，常豪饮，劳改多年，无酒可喝，如今既老且病，已经不能喝了。
博士的死讯我是间接听到的，挽联做了一副，却来不及写了送去：
博士不糊涂，刻意伤春复伤别；
弹词今绝响，可堪无酒更无人。
下半截两句七言还是集唐诗，因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只得这样将就。
今年初，少年时的朋友尚久骖八十多岁的母亲去世，我倒是闻讯就和另一位友人杨赞赶去吊唁的。尚老伯是民国初年北京美专学生，陈师曾、姚茫父的弟子，留学法国。尚伯母六十多年前曾习医，后来相夫教子，使十一个子女都学业有成，大儿子是航天工程师，四女儿是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久骖也是著名的作家。老人家驾返瑶池，可算是福寿全归了。但在五六十年代，尚老伯因历史受审查，工资待遇上不去，这么多儿女的衣食学费，也够难为她的。儿女大了，又是孙子外孙子，她简直没有一天安闲过；幸而孙辈资质都好，一个个大学毕业，便是她最大的安慰。开追悼会那天，我因血压骤升，未能前去，挽联是由妻送去的：
为儿孙含辛茹苦六十年，早著令名传戚友；
有子女测地航天三万里，应无遗恨在人间。
春夏之交，唐荫荪兄又因癌症去世。荫荪只比我大两三岁，建国前参加工作时，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当时我少不更事，狂妄得很，荫荪兄学识均优于我，却能宽容我的幼稚无知。一九五七年“同人报右派集团”，他也是一分子，处理时我是“双开”，他则送农场“监督劳动”。六一年摘帽后，他从屈原农场（多有意思的名字）来长沙，送了我几条熏青鱼，我则赠以影印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帖。荫荪善书法，通英文，多才多艺，而又与人无忤，很好相处。他善饮，我则素不能饮，近十余年在出版社同事，偶得好酒，必请他和龚绍忍兄来家帮忙“解决”。去年他不幸得病，病情一直是瞒着他的。有次我们到医院看他，他已消瘦得厉害，还笑着对我说：“你事多，不要再来了；你那瓶酒，我还是会同老龚来解决的。”住院数月，他自觉稍好，要求出院回家继续治疗。我们同他爱人商量，能不能接他再到我家一次，使他开开心。他爱人认为可以，同他说后，他非常高兴，立马要来。于是我们将唐、龚两对夫妇都接来，做了几样荫荪喜欢吃的菜。五粮液当然不敢给他喝，便以优质衡阳“壶子酒”代之，由他爱人掌握，让他略饮了一点。后来他爱人说，这是他病后最开心的一天，可惜那天他举杯时的音容笑貌已不可复见了。
荫荪兄的告别仪式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主持的，我和朱纯送去的挽联挂在礼堂右壁上：
生太不逢时，五七年间，何必想办同人报？
死只是小别，二三载后，好去相寻往者原。
“同人报”的事上面已说过。“往者原”系周启明译卢奇安《宙斯被盘问》中所用译名，那是希腊神话中死者的一处乐土，“在那里没有雪，没有风暴，也没有烦恼人的别的事情，死后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开怀畅饮”。我想，荫荪兄在生前，一定憧憬过这样一个地方吧。我也很愿意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再见到平易近人而又不乏情趣的荫荪兄，我们再也无须担心，再也无须受怕了。这瓶为他留着的五粮液，也可以带到那里去供他开怀畅饮了。“二三载后”，这时间，也许会更快一点到来，也许会再慢一点到来，但总归是会到来的，不是吗？
（1996年6月）
【补记一】 今春尚老伯又以九十九岁高龄去世，久骖以照护痴呆丈夫无法回长沙。我去吊唁时，想起五十多年前到尚家门前叫久骖出来玩的情形，那时尚老伯还只有四十多岁，而我和久骖如今已是七十上下年纪的白发翁媪了。逝者如斯，少时朋友，恐亦无多相见时矣。于是又送了一副挽联：
百岁老人星，都道是天上神仙，凡间祥瑞；
满眶从子泪，全为了少时朋友，一世交情。
（2000年4月）
【补记二】 今年春节打电话向久骖拜年，发现她声音低哑，大异平时，询知医诊为心衰症，我和朱纯都很担心。而天各一方，在乌鲁木齐又别无熟人，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心里则确实惦念着。只能想她比我还小两三岁，平素精神又好，总会康复起来的吧。谁知元宵前夜她在长沙的弟弟告知，说她已于前日凌晨去世。两个儿子都远在国外，丈夫又因老年痴呆症早被送入医院，身边无人，够凄惨的了，思之不禁泪下。她弟弟叫我写一副挽联电传到她单位去，一时心乱如麻，眼前只有一幅五十多年前剪着齐耳短发笑嘻嘻说要到新疆去看天山的小姑娘的面影，无暇亦无心多想字句，匆匆写得两行，在电话中念给她弟弟听了以后，在家中供起久骖的照片，当场就焚化了。望着火光熄灭时飘逝的一缕轻烟，心想，就让它代表我的心魂，往西天去寻呼少年时候的朋友吧！挽联是这样写的：
当时带笑上天山，何堪五十年雾露风霜，梦想地成埋骨地；
此际含悲怀逝水，怎奈三千里关河障隘，寻呼人是痛心人。
语言文字真是最无力的东西，表达不出人心里最深切的悲哀。但是，人只有人的力量，我又能有什么法子呢？
（2002年2月）
念 楼 说
念便是廿，念楼便是我住的二十楼。桐乡叶瑜荪君为镌二字直额，堪称竹刻佳作，因恐损伤竹材，不敢用钉子钉，遂将其陈于客厅。另求雕塑家雷宜锌令手下人为模铸一件，固定在门上。
有友人见到这两枚题额，望文生义，问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答以不是，只是廿的换一种写法。
这本是真话。但转念一想，如果只是如此，何不径写廿楼或二十楼，岂不更为简明；那么自己心中原也以为“念”字比“廿”更为可取，更有意思一些吧。这也是真话。
到底念字有哪些意思更可取，自己本来也不很清楚，说不大出，于是便来翻字书，先翻《说文解字》，第十之下：
念，长思也。
而思字篆文上为囟（不是田），下为心。《说文》云：
囟，头会脑盖也，象形。
今人仍将婴儿头顶骨未合缝处称为囟门，正是“头会脑盖”。囟字恰像四瓣头顶骨合成一个天灵盖，装着整个人的脑子，此即所谓象形。上为脑（囟），下为心，可见思是用脑用心的事。念为长思，更得长用脑，长用心了。
再翻《汉语大字典》，二二七四页念字的义项有八：
一、思念；怀念。
二、思考；考虑。
三、念头；想法。
四、怜悯；怜爱。
五、念；诵读。
六、同“廿”。
七、佛教用语，指记忆。
八、姓。
后四项系专用，此处不必说。前四项中二项和三项是智力活动，用的是脑子；一项和四项则属于感情，用的却是心。下面就分别从用心和用脑两个方面来找例子看看。
心里放不下，感情上念念不忘的例子，可以举出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
念武陵人远，
烟锁重楼。
惟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终日凝眸。
两个念字，一往情深，真是辗转缠绵，不能自已。但用情须有能交流的对手，三生石上的缘分可遇不可求，两情相悦而才智又堪匹敌的，更邈矣乎难得。李清照这一片深情，怕只有赵明诚差能领受，张汝舟便不够格，等而下者“更隔蓬山一万重”，我们的女词人就只好“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了。
用脑子想事情，想去想来终于千虑一失的，也可以举出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齐人蒯通往说韩信，劝他脱离刘邦，避免兽尽狗烹的下场。韩信听了以后，对蒯通说道：
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对于性命攸关的大事，智如韩信，岂有不念之理。一念就念了好几天，“后数日，蒯通复说”，而韩信念的结果，却是“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谢绝了蒯通。
韩信这一念之差，对刘邦来说，是天上掉馅饼，大大的好事；对于韩信自己，却完全错误，简直错到了底。
李氏之念，念之在心，用的是情。韩信之念，念之在脑，用的是智。李的情商和韩的智商，较我辈凡夫，高出岂止百倍。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李不幸佳偶中殂，再嫁又遇人不淑，感情生活乐少悲多；韩则被戮于钟室，还夷了三族，使得一千九百多年后的郑板桥犹为之痛哭高歌“未央宫里王孙惨”。可见智商和情商再高，念得再多，结果亦未必有益，甚至还会有害。马克思有言，“思考使人受难”。连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都这样讲，可见念之深思之切未必是什么好事。用“念”字来作楼名，真的还不一定十分妥当呢。
好在早已故去的爹妈给我的脑子并不灵，心思也不活泛。儿时初学四则应用题，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师：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再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这样的题目何必做？事实上我也确实很少做对过，气得老父亲翘起胡子大骂“下愚不移”。一不移就不移到了现在，自己也年逾古稀，本就不灵敏的脑子和心思更加懒得多用，料想总不至于再惹什么麻烦了吧。“念楼”二字既已刻上铸上，也就不想再改了。
（2002年9月）
买 旧 书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在光绪年间。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编》，也在光绪年间。一九四八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阳街旧书店中随意乱翻，偶尔在书牌上发现了三味堂，从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个典故，并非只在绍兴才有用作题名的。寻求这种发现的快乐，便是我从小喜进旧书店的一个理由，虽然那时读不懂现在也读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长沙的旧书店差不多占满了整个一条南阳街。那时习惯将刻本线装书叫做旧书，以别于铅印洋装的新书。学生当然以读新书为主，但有时看看旧书的亦不罕见，教本和讲义也常有线装的。四八年冬我正耽读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和罗稷南译的狄更斯，但仍常去旧书店。叶德辉在长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贺歌诗编》尤为我所最爱，却无力购买。有次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长沙叶氏”刻的《双梅影闇丛书》，因为卷首残破，四本的售价只有银圆二角（一碗寒菌面的价钱），便立刻将其买下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头几年，是旧书最不值钱的时候。地主家的书，只能集中起来用人力车或木船送到长沙城里卖给造纸厂做原料。街头小贩担头挂本线装书，一页页撕下来给顾客包油条或葱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门习见的风景。这真是有心人搜求旧书的大好时机，可惜我那时正因为爱看旧书不积极学习猴子变人受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一个大包袱，正所谓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眼睁睁错过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