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向店员道：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店堂里贴有公告，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被许可重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人家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无法定性为“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被选掉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我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锺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2003年8月）
我 的 笔 名
笔名是Pen Name的汉译，而且是直译，但中国古亦有之。明清文人写作时常用的室名和别号，如聊斋、玉茗堂、渔洋山人、兰陵笑笑生之类，其实就是蒲松龄、汤显祖等人的笔名，不过当时没那么叫罢了。
新文学本是旧文学发展到近代，加上西洋和东洋的影响，才发生和长成的。周氏兄弟用过的笔名戛剑生和知堂，跟略早的百炼生和观堂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巴金听说取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首尾二字，西谛则有可能是CD的谐音，这便有了“西来意”。到蒋冰之署丁玲，万家宝署曹禺，不仅易名，而且改姓，才是古之所无，开了生面。
有本书名《方生未死之间》，我出生在这个“之间”，故多少受过些旧的影响。十四岁时用文言写了卷《蛛窗述闻》，署名“病鹃”，好像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却又无此本领，只留下了这一点幼稚的感伤的痕迹。
抗战胜利后回城念高中，一度想当文学青年，学着写新诗，写小说，刊出时用了个“杨蕾”的笔名。四九年后成了公家人，起初“杨蕾”还在做他的文学梦，但五〇年夏天小说《季梦千》一发表，立即受到公开批评，冯牧、林克二位写文章，说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原文如此，下同）。差不多同时，又收到了《人民文学》退回另一篇稿子的复信，说是“思想水平还不很高，没有写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我想，“缺乏思想性”是肯定的，“思想水平还不很高”这一句则越看越像是嘲讽，这思想水平实在也无法提高，又如何写得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还有“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来呢。于是只好将“杨蕾”从梦中喊醒，这笔名从此再没用过了。
与文学虽然绝了缘，文字工作却仍在做着，奉命写的短评社论不署名，有的文章却是要署名的，署过的记得有“柴荆”（财经）、“龚桥”（工交）、“辛文”（新闻）等等。最好笑的是，七十年代初以“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又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时，判决书中这些笔名（如果可以算作笔名的话）都成了我的“化名”。化名都有上十个，即使不是潜伏特务，也是“草上飞”一类江洋大盗了。
折腾二十多年后，终于平反改正，到了出版社，着手编我的《走向世界丛书》，每种书前得写长篇叙论，这是学术文章，必须署名以示负责。可又有好心的同志打招呼：“我们这里，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署为好。”此时我年已五旬，火气早已退尽，立刻从善如流，于是署上了不同的笔名，有“谷及世”（谐音古籍室），有“何守中”（倒读锺叔河），还有“金又可”（锺叔河之半）等等，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八四年当了总编辑，署什么名没人再来管，从那以后，我便只用本名，再没用过什么笔名了。董宁文君上次叫写“我的笔名”，即以此辞之，这次又叫我写序，更不敢佛头着秽，免得玷辱名家名作。但董君的盛情实在难却，只好讲点从前的小故事，聊备一格。如果书稿已经按作者姓氏笔画编排好了，便请将其放在全书之末，作为迟到的最后一篇吧。
（2006年8月）
平 江 和 平 江 人
祖父家和外婆家，两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平江人。我虽出生在长沙，只从七岁到十五岁在平江生活过八年，但这八年却是我的“形成期”，是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少年时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平江是我的故乡，我真正的故乡。
五六岁时在长沙，听陌生的长沙人问父亲“贵县”，如果答道“piang，gang”，对方脸上便常露出一丝异样。因为“江”读作gang（缸）他还能懂，“平”读作piang则长沙话里根本没有这个音节，他就不知所云了。
“县到县，一百二；府到府，二百五。”平江是长沙的邻县，相距比“一百二”远不了多少，但人们的感觉却一点也不近。长沙周边各县，除了平江，从前都属于长沙府。有一首关于“长郡十二属”的歌诀：“长（沙）善（化）（湘）阴浏（阳）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州。”长郡中学便只收这十二属的学生，远在安化、茶陵的亦可负笈来游，相邻的平江人反而无此资格。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以为和水系分布有关。长郡十二属的湘、资、浏、渌、涟、沩、洣等水都是相通的，平江却只有条从东到西横贯全境的汨罗江，它来自江西修水，到磊石山入洞庭，不属湘江水系。从前交通不发达，两地若不通舟楫，徒步翻山越岭，往来自然不便。抗战胜利后，我跟着一队挑夫，头天清早从平江县城出发，第二天傍晚才进长沙小吴门。挑夫们挑着重担一路小跑，我的两只脚都跑起了泡。
汨罗江是平江的血脉，平江话是汨罗江带来的赣方言，长沙话却属于湘方言。平江（尤其是东乡）的风俗，也多同于江西修水和铜鼓。共产党搞“湘赣边界的割据”时，曾建立过“平修铜县”，可见这里确实可以自成一域。四五年春节前，我随学校播迁到平江东乡一处名叫“马大丘”的山村，亲见各户杀鸡宰羊，都将鲜血涂洒在自家门楣上，这是只存在于这个区域的古老习惯，跟古犹太人过逾越节的仪式很是相像。
旧方志说，“平邑民多劲悍，俗尚古朴，性耐劳苦，俭啬力耕”。这也许是一般山民的共性，但平江人的“俭啬”和“劲悍”也许更为突出。读高小时我寄食某家，主人的祖父当过学官（县学教谕），家有恒产，他一件士林蓝布的长衫却极为珍重，通年难得穿上两三回，他家每日三顿吃的也大半是茴丝（红薯刨丝晒干，还要洗出薯粉来卖钱，然后再吃），只给我另蒸一碗白米饭。当地男丁除贫富两极外，大都学过一点“打”（技击），平江不肖生笔下的“王拳范棍”并非虚语。省城的妙高峰中学多收平江旅省子弟，校中流传过两句话：“长沙里手湘潭票，平江人的拳头箍捏得叫。”这第一句本是习语，意谓长沙人爱逞能，湘潭人好显摆；第二句则是说，长沙湘潭籍的学生嘴巴子厉害，动起手来却不是平江伢子的对手。
但在故乡生活的八年中，感受得更多的却是这些“俭啬”和“劲悍”中的温情。寄食时主人家睡得早，我夜里无处可玩，又无书可看。隔壁曾家有位六十多岁的“浣干娘”（“干”读如“官”），见我呆坐灯前或推窗望月，常来送给我一杯茶，当然是用极粗的“老妈叶”泡在大壶里，再从挨着火塘的壶中倒出来的，不是什么香茗，有时还搭上点炒豆子或红薯片，我都默默地接受了。父母亲来后我不再孤独，她便没有再继续送。父亲摆读书人的“格”，不允许随便接受别人的食物，我也羞于告诉父母，于是忘恩负义地连谢谢都没有对“浣干娘”说一声，直到我们全家离开这个山村。
读初一时，有个星期天母亲叫我到集上去买油豆腐。卖者是个彪形大汉，挑副大箩筐，一头装着三角形金黄色的油豆腐，另一头是一杆秤，几束稻草，和收得的钞票。此时我正废寝忘食地在看刚借到的一本旧小说，一边走，一边看。付钱称了一斤油豆腐，请其用稻草穿成两串，一只手提着它，另一只手还举书看着。回程走了一大半，猛然想起还没找回钱，这一惊非同小可，立马回头又往集上跑。幸亏油豆腐还没卖完，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那大汉说，还得找钱啊。大汉开始有点犹疑，“没找钱？不会吧？”又问我是张什么票子，一看，箩筐里确实有这样一张。此时生意还在做着，看热闹的人也拢来了好些，说话好像都偏向着卖者。这位彪形大汉却不仗势欺人，他说：“一箩筐快卖完了，你才来说没有找给你钱，老实说找没找我也记不清了。这样吧，我今天是三十五斤油豆腐出的门，现在来对对钱数，如果多出了钱，那就真的是没有找钱给你了。”于是过秤，数钱，结果果然多出了钱，虽然并不正好“如数”，他却仍然将钱找给了我。
这个卖油豆腐的彪形大汉，和梳着巴巴头的“浣干娘”一样，都是记忆中平江人的代表。但当时找回了钱，喜出望外，急着赶回家，也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
我怀念故乡，大半是怀念故乡的人事。当然，在故乡也遇见过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百年心事归平淡，回顾前尘，还是宁愿多想一想善的和美的，忘掉那些恶的和丑的。这倒不一定是害怕抚摸旧的创痛，或者有意为自家或别人隐讳甚么，只是不想破坏垂暮之年难得的平静，死时也不想咬牙切齿地说什么“一个也不宽恕”了。
忆及“浣干娘”和卖油豆腐的人时，昔日十二三岁的少年已经满了七十五岁，得到通知可以领离休干部的“护理费”了。而他们两位，恐怕半个世纪前即已投胎转世了罢。我祈愿他们仍然在故乡生活着，俭啬而又善良、劲悍而又正直地生活着。我更祈愿在这块由汨罗江哺育着的土地上，还能有六十余年前那样的好人，越多越好。
（2006年10月）
神 鼎 山
神鼎山在平江西南境，西距湘阴（今汨罗）界十里，南距长沙界六里。山顶三石鼎立，传说古时道士于此炼丹，丹成白日飞升，成了神仙。神仙当然是虚构的，那三块大石头的样子却实在有些奇特，也很好看。可惜“大跃进”时要用它烧石灰，弄来炸药炸得稀烂，一处好好的景观从此消失了。
从山中流出一条小河，流向一处叫鹅食盆的低地，最终汇入汨罗江。河水潆洄处有座斑石庙，供奉着“斑石神”，不知是否与山上那几块石头有关。但本地的石头确实多带斑纹，整体呈青灰色，斑纹却为黄色。小河中的卵石亦多黄斑，扁圆而长，叫黄皮石；还有种游鱼，形状和颜色跟黄皮石差不多，也叫“黄皮石”。据说这种鱼不好吃，人们很少捕它。“三年自然灾害”在当地留下的记忆之一，便是连河里的“黄皮石”也全被捉光，一条也没留下。
小河和神庙都在神鼎山左边，山前田畴平衍，称为田坪，历来为锺姓聚居之处。五百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有一户锺姓人家始于山麓造屋，自耕自食。过了好几代，这屋里才有人外出营生，家境渐好，便开始要子弟读书。可能是因为遗传因子的关系吧，读书的成绩却一直不好，不仅无人中举，连进学成秀才的都没有。直到清乾隆后期，才出过两位太学生也就是监生，都是捐得的“例监”，犹如现在花钱买来的文凭，不必去京城进国子监读书的。
监生要有钱才能买，可见神鼎山终于“发”起来了，人口也繁衍了。曾祖父生了七个儿子，伯祖父参加了湘军，不断升官，在左宗棠征西、李光久抗日（甲午之战）时，都当了营务处总办（后勤部长），也带过作战部队，以“军功”使曾祖父得到正三品封赠，并提挈我祖父（他二弟）成了湖南协标（军区直属部队）的一名“蓝翎侭先补用都司”，算五品武官，祖母向氏也得称“宜人”了。
祖父不如伯祖父能干，却喜欢“玩”，他后来干脆出钱在省城开了家旅馆，宜人和少爷放在老家，自己只年终回去一次，平时则住在长沙城中自己投资的旅馆里，夜夜看戏，吃花酒。祖母比祖父小十六岁，却早死二十九年，她去世时大儿子（即我父亲）才十岁，亏得曾祖母还在，给照顾着。祖父也不再续娶，两年后将儿子接到长沙来读书，自己仍很少管，照样“玩”，一直“玩”到老。他老人家的福气也真好，大儿子破例很会读书，等旅馆“玩”完，我父亲又大学毕业能挣钱了。民国五年他寿终正寝时，神鼎山的一份祖业居然还“敬守弗失”，这和“有子成材”同为他平生得意的两件事。父亲后来告诉我，祖父的遗言就是这么说的。
三十九岁的父亲从祖父继承了神鼎山的一厢房屋，还有年收五十石租谷的水田。此时他本人的收入已远过于此，当然不会回去当地主，于是将屋借给族人居住，租谷亦请其代收代粜，将钱送来长沙。如是者近二十年，直到“七七卢沟桥一声炮响”，民国二十七年秋日军逼近湖南，父亲才将母亲、二姊和我送回老家。
来到神鼎山，我才第一次见到生长在田土里的禾和菜，活动在屋场前的鸡和狗，游弋在池塘中的鸭和鹅，才第一次早晨醒来便听到鸟儿鸣叫，夜里开窗便望见明月当头。这一切，对于我都是多么的新鲜而有趣。
六七岁不知道耳目所不及的事情，更不会为之烦恼，这真是人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按年龄本该要上学了，神鼎山附近却没有学校。父亲此时年过六十，平时还留在长沙料理事务，又潜心学佛，常读佛经，虽然口口声声说要课子（教我和二姊，大姊和哥哥则去大后方上中学去了），大部分时间却是叫我们“自己用功”。二姊须帮母亲做些家务，还真能自己用功，我则素性贪玩，屋前屋后新鲜事物又多，书房里便坐不住，“自己用功”便成了自己游戏。
游戏需要伴侣，神鼎山屋场很大，居住的人却很少，儿童更少。曾祖父名下七房，有四房人财两旺，已经另行择屋（或建屋）搬开。留下三房，我们算一房，另一房是堂兄念兹，其子女多已长成，只有个小女儿和我同岁，却非常怯弱，见到我一口一个三叔，不好同玩。还有一房因贫乏不能自存，将屋子卖给了几户不共宗祠的远房本家（卖给外姓是不许可的），其中一户做“纸扎”的，却有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女孩，很是伶俐活泼。我常常跑去看她家做纸扎，先用竹篾扎成屋架，再用各色纸张糊成屋宇，还有纸轿纸马，玉女金童，都是准备烧化给死人的。看过一会后，便常常带着那女孩到门外去看白鹅划水，农夫犁田，或者捉蜻蜓，摘野花。
外面的路边和田塍上，秋天最美丽的花是雏菊，浅紫的花瓣，深黄的花心，细弱的枝条经得起揉搓，连枝带叶摘下一把来，可以随意编成花环或花束，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
摘花须得趁早晨露水未干时，才能玩上小半天，若在中午或下午大太阳下摘，则很快会萎凋，一点也不好看了。秋深露重，早晨到草丛中去会打湿衣衫，走近田边尤易弄脏鞋袜，花若长在高墈上，还须使劲攀扯，穿鞋尤其不便，所以常脱下来让她拿着，干脆打赤脚。倒是她整天光着脚跑进跑出，便无须采取这种措施了。
“文化大革命”中坐班房，无法排解寂寞，写过若干首七绝，题云《惜往日》，第一首便是写雏菊的：
薄紫浓黄小小枝，
露啼风笑总娇痴。
田边屋后同攀摘，
赤脚侵凉久不知。
到如今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情，那小女孩即使还在这世间，也早已“白头短发垂过耳”了罢。
这样过了一年多，也不知是不是经过一次“走兵”（第一次湘北会战），长了些见识的缘故，慢慢又不大想跟女孩子玩了，而渴望走远点去从牧牛儿游。这在我家本是悬为厉禁的，尤其在母亲那里。但走兵以后，禁令也稍稍松弛了。开头和野孩子之间还存在着情绪上的障碍，因为刚下乡时很受过他们的讥笑。一次是初见麦苗大呼“这么多韭菜”，刚好被他们听到；另一次是跟母亲到农家买菜，看到大碗蒸熟的红薯掺着晒干了的红薯藤（一种十分难吃的黑黑的东西），以为是霉干菜蒸肉，又大出洋相。但我确实从心里羡慕他们，口袋中又常有从“斑石神”庙旁小店买来的粗点心，条子糕、小花片、麻占之类，可以拿出来与他们同享，于是很快就彼此融洽了。他们对我也很慷慨，常饷我以各自从家中“偷”出来的红薯片或炒豆子。印象最深的一次盛宴，则是将钓得的小鲫鱼，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黄草纸包好，然后打湿草纸，在一处坟台后生起火来，将纸包的鱼烤熟，那个香和鲜啊，居然给了我两条。
（2006年11月）
悼 亡 妻
妻亡于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当天发出的哀启，是匆匆写成，由周实和王平两位朋友帮忙快印发出的，全文如下：
我妻朱纯已于本日凌晨二时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〇四年十月朱纯查出癌症，当时即已扩散，预告凶险。她却从容面对，说：“五七年没打垮我，七〇年没打垮我，这次病来得凶，人又老了，可能被打垮，但垮我也不会垮得太难看，哭哭啼啼。”〇五年九月她预立遗嘱，说她只要能动，就会活得快乐。两年多来的情形，确实如此。
朱纯一九二八年生于长沙河西，四九年八月进报社当记者，五三年和我结婚。五七年后夫妻协力劳动维生，她成了五级木模工。“文革”中我坐牢九年，她独力养大了几个孩子，送了我母亲的终。五十四年来，她照顾我和孩子远比照顾自己为多，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还是：“你不要睡得太晚。”
朱纯一生朴实谦和，宅心仁厚。我的朋友都是她的朋友，对我有意见的人对她也没意见。连家中的保姆，无论去留，从没有说她不好的。
朱纯能文，但无意为文，离休后才偶然写写，有《悲欣小集》，亦不愿公之于众，只印示生平友好。病后这两年多，她却发表了不少文章，最后一篇《老头挪书房》刊载于本月十一日《三湘都市报》，文中仍充满对生活和亲人的热爱，她自己却在文章见报十天后便永别亲人和生活了。
此时此刻，我和女儿们自然是极为悲痛的，但仍谨遵遗嘱，只将哀启发送给至亲好友和关心过她的人，不举行任何仪式，家中也不设灵堂，请大家不必来函来电更不必亲临。只请知道这回事：朱纯已走。如果觉得她还好，是个好人，在心里记得她一下，就存殁均感了。
也是因为有朋友帮忙，三百份哀启，一上午便寄发完了。
朱纯从来是一个快乐的人，虽罹恶疾，仍能不失常态，最后一次进医院之前，也不怎么显露病容。入院前半月还曾下乡游玩，和我商量想在乡下找一间小屋住住，说：“这不花多少钱，但得装上宽带网，好在电脑上和女儿、外孙女儿见面交谈，再写写文章。”
生病的这两年，的确是她写作最多的两年，一直写到去年年底的《老头挪书房》。
我于妻去世后出版的《青灯集》，一百二十三篇文章中的一百一十篇，都是妻在病中帮我打印，有的还帮我润色过的。她走了以后，过了八十天，我才勉强重拿笔杆，不到两千字的《谈毛笔》，前后竟写了四天……
朱纯病中还催着我“挪书房”，即是将客厅改为一间大书房，把挤在内室里的书大部分搬出来，腾出两间“工作室”。她原有一台电脑，又叫女儿买来一台，督促我“总要学会用才好”。可是如今，两台电脑搁置在两间空荡荡的“工作室”里，我则只能像杨绛先生来信劝勉的那样，“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了。
妻走了，五十多年来我和她同甘共苦的情事，点点滴滴全在心头，每一念及，如触新创，总痛。
《青灯集》印成后，南方冰冻，运输不通，幸得有关同志特别关照，以航空快递寄来，才使我能以新书一册，送到她托体的山树下，以此作为她的周年祭。当时我在心中反复默祷着道：
“朱纯啊，我不久就会来陪伴你的，你就先在这儿看看书，好好地休息吧。”
（2007年8月）
附 ： 老 头 挪 书 房 （ 朱 纯 遗 作 ）
搬入这栋高楼近六年，算是有生以来住得最宽敞的。装修由老头一手操办，他做过木工，有这方面的爱好。装修后，朝南一间客厅，一间主卧，还有一间做书房。书房三面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他就在这三面墙中读、写，因为阳台宽，光线暗，整天开灯，日子一久，就觉得不舒服了。
于是他便挪到北边他的卧室里去工作，这间房子较小，开了个单人床，摆了两个书柜，又放上一张书桌，来了朋友，只能坐床上，女同志总觉不便。家里的书又越来越多，自己买的，别人送的，到处都是，夸张一点说，简直到了脚都没得地方伸的程度。于是他又有了个想法，想在附近买套小点的房子，专作他的书房，我也赞成，便到处去看房子。
就在这时，我体检发现得了乳腺癌。这一下他比我还紧张，原来的想法立马冰化雪消，一家人都为我治病操劳。紧张了一年，我的病情逐渐稳定，居然还能写点文章什么的了。老头也慢慢恢复了神气，又来和我商量，还是要把客厅改成书房，说是我们家的客人多是来谈书看书的，来了客反正不能伏案，这样做正合适。我嘴上没反对，心里却说：你也七十多了，还劳神费力做什么。但转念一想，他的父亲活到九十岁，母亲也八十多，长寿因子一定会遗传，肯定还活得几年十几年，便同意了。
就这样，客厅里的大型布艺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机柜、装饰柜……通通都给女儿搬走。连我买来的一棵巴西木，几年来长得特别高大，一直冲到天花板，也送给朋友去了。三十平方米的大厅，最后只留下一张台球桌。
厅屋腾空以后，老头就忙了起来，东量量，西量量，左画右画，设计好找人去做。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做好的木器才搬进来。东西两边全是书柜，东边一排中间放电视机，顶上的格子放工艺品。朝南的大窗户下面则是一排矮柜，里面放特大开本的图书，还“组合”了卡片柜、文具柜，电话也移到了矮柜上。和矮柜成T字形放着一张大书桌，又配了两张可以拉动的矮方桌。我常常笑他“獭祭鱼”，写篇千字文，也要摊开好多书，这里查，那里找，“抄都没有你这样不会抄的”。如今总算有了摆书的地方，可以放开手脚“抄”了。一下子增加了上十个书柜，原来挤得一巴焦的书，从此各得其所，都有了归宿。
他的“自由”也带来了我的“自由”，如今老书房便由我独享。早几年我学会了电脑，在电脑上看新闻，查资料，同波特兰的女儿，洛杉矶、费城、凡尔赛各处的外孙女，以及省内外的亲朋好友们聊天，一切随我。活到七十七岁，我终于也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都是老头挪书房挪出来的结果，讲老实话，原来硬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呢。
（2006年12月）
我 爱 我 乡
今年满八十，离乡六十五年，真的已经很久了。
久虽久，一十五岁前的故乡景物，那天岳书院用整块青石板雕成的亮窗，走三阳街进城必过的鹰架桥，石碧潭对岸“开花一条线”的板栗树……仍不时出现在我梦里和心中。
如果不少小离乡，从小到老生活在本乡本土，石亮窗、鹰架桥、板栗树习见习闻，“乡”之前难加“故”，故乡景物便不会使我梦绕魂牵。对于我来说，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老实说还真不好回答。但我永远记得：
是故乡记录了我少小时的游嬉歌哭。七八岁时同男孩们捞鱼虾捉螃蟹，同女孩们捕蜻蜓采野花，笑声不断。进初中后知识初开，又曾在汨罗江畔对月临风，生发过幼稚的感伤，甚至无端落泪。
是故乡承载过父亲对我的慈爱。县中教员多是父亲的学生，所以他常来带我出校游玩，吃点东西，顺便查考学业，还曾给我指点，何处叫“秀野春光”，哪里看“碧潭秋月”，“平江八景”又还有哪一些。
是故乡留下了母亲勤劳的针线。抗战时穿土布，裁缝便是母亲，还有一年的两双鞋。昏黄的桐油灯下，她一边打鞋底，一边用“古老话”鼓励我：“‘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李次青、张岳龄，七篇文字锺昌勤。’平江出人，有锺昌勤，你也姓锺，要争气啊！”
是故乡给了我最初的智慧和经验。小学教“国语”的张先生油印丰子恺、叶绍钧的文章给学生作课外读物，初中教地理的李先生带学生用白纸板测验塘坝中水的透明度，培养了我对写作和自然的爱好，使我终身受益。
六十五年前，平江人家家都有神龛供着“天地国亲师”。老人告诉我道，这是前清时“天地君亲师”改的，改得好。好当然好，但“天”“地”“君”隔我们毕竟远了点，“亲”和“师”就不同了。头发花白戴老花镜吃力看书的父亲，手指套着针抵攒劲打鞋底的母亲，一身粉笔灰在黑板上写字画图教我的先生，他们和天岳书院的石亮窗、三阳街的鹰架桥、石碧潭上的板栗树……综合在一起，便是我心中的故乡——平江。
谁不爱父母，谁不爱恩师，谁不爱自己的乡——家乡和故乡呢？所有的亲人和师长都属于乡，所有的乡都属于国，爱乡也就是爱国了。
（2011年9月）
父 亲 的 泪 眼
我这一辈子，只见父亲哭过一回。
那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是校内公认的“左”倾学生。本来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但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说是快解放了，要留下来保护校产。学校里的三青团则坚持如期放假，要停止开伙，分掉伙食节余，于是打了起来。现在我右眼眶眉棱骨处的旧伤痕，便是当时被打的痕迹。
头破血流地被送进医院，校长通知了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他推门进来，直勾勾望着我的是一双泪眼。在床边坐下后，只哽咽着说了句，“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就哭出了声。我这一辈子，只见父亲哭过这一回。
父亲是个读书不少但对世事了解不多的书呆子。一九五八年，我被打成右派开除，要送劳教，按“政策”可以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找父亲商量，他却说：“我看（去）也没什么不好，就当成是出国留洋好了。”从前有条件的人家，子弟结婚生子后，才会送出国留洋。这时我也结了婚生了孩子，所以父亲这样说。他以为去劳教和去留洋差不多，都是离家几年再回来做事，我真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但结果他还是依了我，向统战部写信，将我接回了家。
一辈子最感激父亲的倒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小时候他不管我，让我自己看书，不像别家小朋友，连环图画都得躲着看。我与父亲之间的代沟很宽，他五十多岁才生我，相差两代人。从年龄上讲，他是我的祖父辈，“丈夫爱怜少子”，所以对我一点也不严。从四五岁开始识字看书起，我想看什么书，爱看什么书，都可以，他基本上不管。
父亲是光绪四年的人，应科举成了“佾生”，又进时务学堂，是梁启超的学生。后来他学数学，教数学，我的数学偏生学得不好。他晚年读庄子，读佛经，我也读不懂。
说是说不管，但父亲还是很关心我的。差不多十岁时，在平江老家，父亲有次从长沙回来，发现有位堂叔父给我看《金瓶梅》，是那种线装木刻有插图的本子。堂叔是有意要捉弄我，故意让我看那些木刻的“妖精打架”，我其实半懂不懂。父亲一见，问清了来由，抓起一根竹杠子就追着堂叔打，却并没打我。那次父亲真是生气了，满脸通红，厉声责骂他的堂弟：“你要害我，也不能这样害哪，下流坯子！祖宗有灵，也要你不得好死！”现在想起来，老家中的那位庆叔也确实荒唐，他比父亲至少要小二十岁，“读书不成”，当“少老爷”，几次从妓院里讨回姨太太，过一两年又“打发”走，父亲从来就不许我往他屋子里去的。老家那座大宅院够糟的，但父亲早就离开了老家，在外面读书，教书，直至解放后成为文史馆员。
父亲是一九六五年秋天去世的，享年八十八岁。和他同活在世上的三十五年中，我就只见他哭过这一回。他老人家去世已经四十七年，我也年过八十了。直到如今，每当想起父亲时，浮现在我面前的，还是老人家的一双泪眼。
（2012年3月）
两 首 《 水 调 歌 头 》
九十岁中风偏瘫后一直卧床，却又老而不死。日长夜更长，很多时候只能在回忆中苟活。经常忆及的，有两首《水调歌头》。第一首是朱正写在明信片上寄来的：
季子平安否，长令我无眠。
梦里依稀相见，执手为呜咽。
漱玉香笺锦字，烈马宝刀红拂，神采固翩翩。
煮酒论南北，豪语小孙袁。
一时时，一日日，一年年。
天涯咫尺，辜负三生石上缘。
长沙故人问我，为道贱躯顽健，书癖却依然。
千万善珍摄，寒食落花天。
时在一九六〇年，寄自株洲白马垅劳动教养所。已经在报社当过七八年编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过《鲁迅传略》的人，还得送去“教养”，可见荒唐，却是事实。我也是被送劳教者，却申请回家作无业游民了。
朱正和我一九四九年八月一同考取新华社和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我未入班受训即到《新湖南报》工作。他于五二年亦调来报社，二人一相见即相交相知，至今已逾七十年。那张明信片，却在我七〇年被捕抄家时收去，后来平反亦未蒙发还。这次才请他在笺纸上重写了一页，用作本书卷首的插图一。
第二首《水调歌头》，是王怡德写在半张信纸上，亲手送给我的：
廿载江城客，落落有谁知。
冰弦一曲清泪，三月暮春时。
寂寞绿榆芳径，零乱黄花轻雨，好梦惹愁思。
咫尺天涯远，相见已嫌迟。
人恹恹，思渺渺，恨依依。
倚窗竟日无语，立尽月华西。
不信此身长碌，天意从来难问，前路复奚疑。
留取心魂在，千里与君期。
时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暮春时”，原件随即被朱纯收检放在别处，抄家时得以幸存，故至今犹在，便将其扫描作为卷首的插图二了。
王是个单身女人，靠在私人诊所每月四五十元收入养母抚儿。其独子与我大女儿在小学同班，因而相识。后知其善读能文，往来渐多。这首词意思明白，我却无法回答，也不可能回答。当时便这样告诉了她，也告诉朱纯了。
一年后我被捕判刑十年，王几次主动找朱纯商量，以我老母名义多次为我写申诉（当然都毫无结果，但她能坚持这样做，朱纯能予以理解并坚决做主，我以为都是很为难得，确应感恩的）。朱纯这时一个人要养三个女儿，民办工厂月工资只三四十元，还要给我寄药寄东西，我实在不忍心再开口向她要零花钱（劳改犯买牙刷牙膏、信封信纸，有时还想买本把书，还是要花钱的）。王每隔几个月，总会用“表姐”假身份寄我十元八元，直到九年后我平反出狱。平反后我获赔六千元（按被捕时月工资五十八元的标准，还要扣除生活费），经朱纯同意，我带二女儿（大女儿此时已结婚离家）同往王家送上三千元，对她说：“这不过表示我们的一点意思，并不是还账；欠你的情谊，是无法还，也还不了的！”
朱正、王怡德和我都是辛未同年。朱比我只大三天，如今身体健旺，著述不辍，定能长命百岁。王比我还小一个多月，却在朱纯逝世满周年前也成了逝者。今生今世，此谊此情，真正无法还，也还不了了。
癸卯清明后三日写成，这大概是我偏瘫后所写超过一张稿纸的唯一的文字了。
（202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