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二〇一七，冬
去沈阳的飞机九成集中在浦东，凌空路是必经之路，沈阳也有凌空，只不过那是一个小区。梁波知道是因为女友杨绥。三年前的一天，他发消息问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她答凌空。他愣了，你来上海了？杨绥答，没啊，和父亲在小区里遛弯，看几个老头打扑克呢。他这才知道弄错了，对此既失望，又好笑。可他们在一起那么久，所有情绪加一起，到底是失落多，还是幸福多，他并不知道。
和杨绥已经半年没见了，最近一次是七月，中间去了一次大连，在海边待了三天两夜。十一他本想过去，买完机票同她说了，她静默半晌，说算了，怕是来了也没工夫见。最近母亲摔了一跤，自己两头兼顾，早已精疲力竭。梁波说，我过来的话可以帮忙照应。杨绥说，就算过来，又能待多久呢？何况你也没有看护经验，人在这里，我还得分心。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能把机票退了。十一月中，他计划去东北看她，结果先是母亲吃了老人和的过期酱菜，打了几天吊针，接着小阿姨女儿临近高考，她辞职回了合肥。梁父医务繁忙，向来不管家事，给祖母送饭便成了梁波的任务。一天两顿饭，精力全打散，别说去见她，有时一天下来，两人也未必能说上一句。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给她发去的消息，她常隔几个小时才回。几天前的晚上，杨绥给他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她坐在医院窗台边读书，光从玻璃打进，给侧影镀了一层柔软的绒毛。他问，谁拍的，拍得挺好。杨绥说，邻床家属，你不认识。他没说什么，将照片一点点放大，看清她手中捧着的是《恋爱中的女人》。离开上海前，她从梁家带走了几本书，这是其一。之前杨绥发消息来，说上午打车去医院，环保袋丢车里了，里面有钥匙、设计图纸，还有看了一半的小说。他问，是网约车吗？杨绥说，不是，随手招的出租车。关键这会儿也记不起是不是在车上丢的。梁波又问，你爸爸身体如何了？杨绥说，就那回事儿，这种病难道还有好的可能吗？
能理解她心情不好，但他也一样。两人一下午没说话。看完照片，他才明白，原来掉的是这一本。问包找到没有，她答还没。他上网找到沈阳出租车总部号码，一路打去，问询，求情，折腾了近两小时，终于找到了那台车的司机。司机说，东西确实丢在车上，那位女士走太急，在后面叫了好几声，愣是没回头，旁边又有交警，只能开走了。现在太晚，明天抽空送去。梁波听他口气，怕是明天也未必，客气道，朋友要得急，劳您今天加个班。您打表送去，多少我都按三倍计。司机同意了。过半小时，说是已经给到了。他付完钱，问杨绥拿到东西没，她说拿到了，口气里却并无失而复得的喜悦。
这是他们相处的规律，在一起怎样都好，隔段时间不见，例必起矛盾。圣诞已过，马上就是元旦，很快一月又过去大半，再等下去，便是过年。一月底，武汉有个里巷改建项目招标，他飞去和当地政府见了一面。除了他们公司，还有其他几家竞标，好不容易拿下，他跟大老板说，想提前休假。公司每年要拖到年二十八才放假。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无非结尾款，磨洋工，但一定得熬到那个时间。提前休假需走OA，层层审批下来，至少费一周。但这几年地产不景气，连累设计公司也萧条，一萧条便人浮于事。大老板把精力分摊在几个大项目，怕主将走了麻烦，对他就分外宽容。请完假，梁波便买了直飞沈阳的机票，鉴于去年的事，买时并没和杨绥说。
飞机落地时还有暮光，等他取完行李，走到打车处，天已全黑，恍惚间以为取了几个时辰。气温倒比想象得宜人。他从未在冬天来过东北，以为动辄零下几十度，大小毛衣带了四五件。也可能最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打车处全是空车，他上了一部，报了地址后，穿着单衣的司机放下计价器，问去哪里，他重复一遍，司机笑道，不是问你，是问我对面的那个兄弟。他这才发现司机在打视频电话，方向盘边挂着两部手机，一部做导航，一部聊微信，刚才黑漆漆的没看清，还以为是个镜子，心说这样不大安全吧，可是马上要见杨绥了，一切都可亲可谅。他微笑着听司机唱了一路的歌。K11的标志在夜空里熠熠发光，歌剧院是个斑斓的水上泡沫。快到酒店时，他给杨绥发了消息。她不知是忙还是震惊，直接打了过来，说得等父亲睡下后才能找他，最快也得九点半。他想去医院接她，她说不用了，还得先回家收拾点东西，“你在酒店休息吧，千万别折腾了。”
这家酒店在和平区，他每次来都订同一个，因这里离她家、离医院都不远。次数多了，他总觉得至少有两次住了同一个房间，这在概率上是极有可能的。那座烟囱依然高高耸立着，透过落地窗就能看见，依然无法分清下面昏暗的方块是工厂还是民居。唯一明亮的地方是太原街，街口用广告牌封着，好像重新装修过。中间的小吃摊罩着塑料棚，看去灯火通明，棚子衬得像个剔透的灯罩子。上次他们在那里携手散过步，还在二楼的餐厅吃了顿饭。他记起哪儿读过，这里原名春日町。当时日本人想在沈阳再建一个新银座。可这么多年过去，他们估计没想到，新银座姑且不论，旧银座也快不复存焉了。
他打电话给前台，叫了一份小馄饨，吃完两只觉得饱了，扔在一旁，脱去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原想休憩一下，没想到很快睡了过去。昏沉里手机大作，是杨绥打来的。说她人在楼下茶座，这里上楼要刷卡。梁波放下电话，看见手机里五六个未接来电，还有三四条未读消息，心里暗暗叫苦，迅速跑下楼去。
杨绥坐在茶吧的蓝丝绒沙发椅上，怀抱一只白色环保袋，袋子塞得鼓鼓囊囊，面前的玻璃圆桌上有杯干姜水，几乎没怎么动过。这个点了，除她之外，仅有一桌女客，听口音应来自江浙。杨绥起身拿包，他歉然道，对不起啊，刚才不小心睡着了。没事，她说，没等多久。
在电梯里两人没有拉手，进到房间，杨绥抽出围巾，脱了大衣，挂进衣橱，取出包里衣物，梁波拉住她，捉了她的手，坐在方凳上，道，不急，让我看看你。她笑了，有什么变化吗？梁波说，瘦了。她说，嗯，你胖了。梁波道，真的？她说，反正你也没瘦过。梁波伸手摸她发梢，道，你这个颜色很好看，都不用漂洗。杨绥说，我还想染个绿或蓝呢。你说哪个好？梁波愣道，绿了不像只鹦鹉吗？要么蓝色吧。头发白了也没什么。杨绥道，逗你呢。白了是没什么，就是掉得太厉害，早上起床经常看见枕上一大把。梁波沉默一会儿，慢慢道，我觉得，你什么样子都很好。你也是，她伸手轻抚他的脸，我们去床上说话吧。
两人和衣躺在床上，梁波关掉顶灯，留下夜灯和浴室灯。都关了吧，她说。梁波便拉下了总开关。屋内骤暗，室外反而明亮起来，天空呈现一片瑰丽的紫红，仿佛正酝酿着一场暴雨惊雷。坐了一天车和飞机，他原本很疲惫，但刚睡过，又上下折返，困意减了许多。杨绥压在他胳膊上，无知无觉地，像睡着了。干脆闭目养神吧，他对自己说，可思绪纷飞，也养不了什么。他抽出胳膊，轻轻甩了甩，搂住她。手机又响了，他跳下床，从兜里翻出手机。没有消息。是她的手机，搁在床头柜上。他望了眼屏幕。她母亲的名字。他将她推醒，她接过手机，手压在额上，蹙眉听完。怎么？他问。我爸又便血了，她说，我回去看看。包我先不拿了，但今晚未必能来。如果他没问题，我尽量过来，就怕到时吵你。你可以打我电话。
梁波说，我手机开着。实在过不来，也没关系。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房卡，塞进她手里，这你也带着。她点点头。梁波把围巾递给她，迟疑了一会儿，问，我能陪你过去吗？杨绥扎好围巾，打了个结。算了，她说，在医院熬夜很辛苦。你在这边休息。他想说什么，还是止住了：我帮你叫辆车。
他趿着拖鞋送她下楼，直至目送她上车。剩他一个的时候，酒店房间就显得太空，太饥饿，没什么能够填饱。商业街的灯火已经熄灭，天空仍然是一种暴雨欲至的紫红，只不过正从浅转浓。他躺回床上，揿下按钮，随着一声绵长的滋声，窗帘慢慢合拢，将最后一点光隔绝在外。人陷在柔软巨大的被褥，跟躺在墓地也差不多，他在一种难言的悲哀里，渐渐睡着了。
醒来已经十点，他睡出一身大汗，坐起后清醒片刻，拔去充电线，看了眼手机。只有一条工作讯息。他怀着抑郁洗了个澡，出来后却见手机震动。是杨绥打来的，问他睡醒没有。后半夜父亲情况稳定，她也趁机眯了一会儿，“想到你可能要多睡一会儿，就没吵你，待会儿我到酒店来，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
梁波问，伯父伯母知道我过来了吗？杨绥说，没有，还没和他们说。梁波说，嗯。杨绥道，我是怕说了，你不过去不行，可真去了，也很难办。梁波道，明白。就是怕以后不好交代，说人都到沈阳了，也不打个招呼。那倒不会，她说。梁波说不清哪里就是别扭异常，顿一会儿道，待会儿我去医院接你吧，正好出来找点吃的。
医大一院他没来过，杨绥说在门口等，他下车后发现门口空空，人在保安室。梁波把果篮和营养品递给她，说，你觉得不方便，我就不上去了，就说一个朋友送的。杨绥轻道，呀，你还是买了，还这么多。梁波撇开头，不去看她。上去吧，他说，我等你。
她上楼后，梁波坐在台阶上抽烟，看着街道往来的人群。对面马路的围墙刷着大字，鹅黄色背景上写着标语：“……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据说那里夜间常有站街者出没，乍看和一般的时髦姑娘没什么区别，但看上一会儿就能分辨。不是穿着，而是她们走路的姿势。看一会儿就知道，她们并不是真的要去什么地方，她们也不是在等待一个固定的人，这种松懈疲惫的姿态很容易将她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但现在路上空荡荡的，墙壁和道路看起来黯淡且陈旧。树木也不多，大部分是杨树、柳树及桦树。杨绥在南方第一次看见乌桕，问他是什么树，“像落了一地的毛毛虫。”
一根烟没抽完，她已经下来了，手里依旧提着那只果篮和部分礼包。你买太多了，她说，他们都不怎么能吃，我给其他床的分了些，还剩这么多，我想要么送给我小侄女去。你饿不饿？要是急，我们找个餐厅先随便吃点，垫垫肚子。要是不急，就把东西送了，走路过去。这包东西太沉了。还好，他说，那先把东西送了吧。
两人招手拦了一辆车。坐在车里，还能望见那只烟囱，高高地矗立着，吐出一柱白雾。大桥下是巨大的停车场，停满待售的二手车。建筑上的石灰掉了，脚手架和墙壁上爬满灰尘，写着醒目的“拆”字。他默然看着。杨绥在叫车停下。麻烦靠边，她说，我下去给个东西，很快就走。
车子在一家小超市门口停下，铺内几排货架上摆着零食和卫生用品。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件银光闪闪的羽绒服坐在货架边，像个浆了锡的轮胎。杨绥叫了一声，她便亲热跑来，赶着叫“姑姑”，杨绥问，你妈呢？你奶呢？小女孩望了一眼店里。在后边儿啊，杨绥说，要不今天去姑姑家吃饭？小女孩点头，叫“小妹儿”，另一个小孩儿也跑来了，穿了件黑底红花的羽绒服，呆呆地看着她们，杨绥摸了一把她脸蛋，正色道，去姑姑家吃饭，就跟姑姑睡了啊。小的瞬间跑得不见踪影，大的连连摇头，杨绥直起身。嗨，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东西拿去，帮我和你妈打个招呼，小女孩拎着果篮跑开，叫“小妹儿！妈！”，很快就不见了。
杨绥上了车。车子开出老远，她仍频频回头，半天才收回视线。她说，小孩子长得真快，个把月不见，好像又高了。梁波在旁看完了全程，问，她们是还没上学吗？杨绥说，不，大的上一年级，小的还在读中班。嗨，她揉揉右眼，握住他的手，出了会儿神，今天是周日呀。梁波道，不好意思，一不上班就过混了。
他知道她某些表达的意图，但诧异于她跟小孩相处得如此娴熟。以前她总把不要小孩衔在嘴边。梁波觉得，要不要都可以，不算什么必要和迫切的问题。可在上海的第二年，有回她经期推迟，怀疑跟上个月某次不戴套有关，十分恐慌。梁波强作镇定，笑道，有了我们就要好了，赶不上婚礼，就叫她做花童。她背对着他，半天没说话，蓦然回头，满脸泪痕。他一时错愕，不知说什么才好。虽然事后证明只是虚惊一场，后来谁也没提，却就此成了一个心结。
车子停在北二马路。杨绥说的那家日料店就在附近，走去大约三百米。梁波低头走了几步，停下笑道，不怎么想吃日料，就在这里吃吧。没等她回答，他几步踏进面馆，找了靠窗位置坐下。已经过了用餐时间，厨师在配餐台打瞌睡，服务员是个大姐，腋下夹了本菜单，慢吞吞走过来，问吃什么，菜单甩在桌上。所谓菜单只是一张封塑的粉纸，他看了看，我吃油泼面，你呢？杨绥道，跟你一样。梁波说，那两碗面，一碟酱牛肉，顺便给我些热水。等服务员走远，她问，怎么忽然想吃面？早知你想吃，附近有家本地面馆还可以，再走几步还有家上海面馆。梁波道，没什么，就是不想走了。他笑道，在这吃上海面？也真想得出。面很快上了，分量给得很实在。梁波吃了大半，抬头见她在碗里慢慢挑拣，道，怎么越吃越多？吃不下就算了。她点点头，放下筷子，喝了几口店家赠送的紫菜汤。他也不想吃了，招手买了单。去酒店的路上，梁波说，上次你就和我说过了，这里有家上海面馆。她低头看着路面，轻道，是吧。我忘了。
她居然忘了。以前她什么都不会忘。她记得每一个复杂的公式与人名。梁波想起第一次来沈阳，第二天下午两人去了彩塔夜市。去早了，摊子还没开张，只有一家卖土豆焖子的摊主在准备材料，旁边零星排着几个人。一条长道走下来，几乎没什么能看的。她有些窘迫，问他是否失望，他说没有，挺好的。他确实觉得挺好的，只要想象着她在这些宿舍楼间长大，背着书包走过这些散落煤渣的道路，他就感到和她的过去终于建立起了某些联系。傍晚两人各借了一辆单车，沿浑河缓缓骑行。她在前，他在后，他假装想要努力跟上她，拼命蹬着脚踏，她大笑着，骑得更快了。他在后面看着她因风鼓起的外套，看着灿烂的夕光洒在她身上，感觉太快乐了，快乐到害怕。
回酒店后，杨绥先去浴室洗澡，梁波在外等着，不知不觉又打开一包烟。有段时间他想戒，买了电子烟作为替代，但最近又开始复吸，于是自我劝慰说，不进肺的话，应该关系不大。他一边抽着，一边听着吹风机的声音，将烟灰掸进垃圾桶。声音忽然停了，杨绥走了出来，抖开头发，说，吹风机跳掉了，可能是烧坏了。他说，也许知道自己不大好用，所以自行断电降温。她没笑，一脸严肃，他也就当什么也没说过，将搭在沙发的浴巾递给她。她接过浴巾，擦起头发。他坐到桌边，开始翻看建筑图册。包里还有一本伊东丰雄的文集，谈日本“3·11”震后重建的，但他现在读不下任何字。杨绥擦完头发，去了浴室，出来时已经穿戴整齐，坐到方凳上，穿起袜子。梁波仍拿着书。手机响了，是同事Leo发来的讯息，问他项目进展如何，他读完信息，将手机放到一边，继续看书。手机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头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梁波苦笑，这么快就想我走？不是，她说，就是我待会儿下午可能还得去医院，一弄也不知什么时候。你忙你的，他说，我不妨碍你。她的脸慢慢涨红了，你怎么不懂呢？你在这边，我根本照顾不到啊。
见她一脸难受，梁波忽然觉得，也许自己真的不懂她。她也一样，对他很多方面所知甚浅。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明天早上十点有一班。明天？她问。是的，梁波说，明天。这么快。你觉得呢？看你。我都可以。他说，怀抱一丝侥幸。她停了一会儿。你要是定了，她说，就早点买票吧。他感到心发凉，下沉，像掉进冰冷的黑水。好，那就明天，他说。
她迟疑了一会儿，你会不会怪我？哪会，他说，我们之间，谈不上的。她踌躇片刻，又说，你要是不急，晚点也可以。不了，梁波道，就明天吧。公司还有事。
好，她说。她终于穿好了鞋袜。如果是十点的飞机，八点半得出发，你记得定个闹钟，这样还有余裕吃早餐。如果，她迟疑了会儿，如果来得及，明天早上来找你。没事，不用的，他说，我也未必起得来。她已经从衣帽架上取下包，开门前道，那我走了，去和我妈换个班。下午你睡会儿吧。明天早上我找你。他忽然很失望，不仅因为她的冷淡，更因为那些佯装的镇定、大度，还有所谓的尊严，如此脆弱，甚至经不起一句话的震荡。
梁波道，杨绥。她回头，怎么？梁波迟疑道，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吗？她看着他，还是从前那张脸，几无变化，可他觉得以前的她仿佛消失了，如今寓居在她体内的是个陌生人。她笑笑，没有回答。
她走后，他试过开电脑，看图纸，可是很快的，他又把电脑合上了。除了睡觉，他并没什么可做的。也不知怎么熬了一个下午，醒来时天已全黑，窗帘依旧紧闭。浴室传来水流的声音，温热而迟缓，黑暗里影影绰绰，是杨绥回来了吗？什么时候进的房间？他睁开眼睛，水流停止，人影消失，刚才的一切不是真的，她没回来，整晚都没有。他在等着手机不可能出现的提示。这些怀疑和痛苦，仿佛要把他肢解，丢弃到各处，他就在这种辗转反侧中再一次睡着了。
听见刷卡声时，他以为又是幻觉，闭着眼睛迟迟未动，再次睁开，却见杨绥笑盈盈地坐在沙发上。他下意识坐起。几点了？他问。杨绥道，六点。我来早了，说完脱掉鞋子，钻进他怀里，静静抱住他。就这一刻，他简直想流泪。很快地，她又爬起。去洗漱吧，她说。
餐厅在二楼，分区规整，食物琳琅，服务员多过食客。杨绥拿了一碗豆腐脑，一碗白粥，他拿了一片全麦吐司，要了一份欧姆蛋。杨绥笑道，这么少？不太有胃口，他说。她点头，我也是。她看了眼四周，舀一勺粥送进嘴里，这里人越来越少了，早几年还行。他不作声，欧姆蛋被刀叉划开，蘑菇、芝士、蛋液一起流出，淌了半盘，服务员走来，问他要咖啡还是红茶，他说都不用。服务员在时她一直很沉默，走后她却像要说什么，梁波打破沉寂，问怎么了，杨绥说，我想，要是你不方便，我来说吧—我们分手吧。他对此毫不意外。没什么不方便的，我觉得很好，就这样吧。他踢开椅子，提上行李。轮子摩擦大理石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酒店门口停着一辆的士，他见空着，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的士司机看出了他情绪不佳，起先没作声，之后主动说起自己，说他岳父有酗酒恶癖，被母亲怂恿着打自己的老婆，有一回把妻子的小指都打折了，还因此进了派出所。岳母出人意料地忍了好多年，只跟一对儿女抱怨。妻子卡在其中两头为难，常把脾气发在他身上，她年纪小他六岁，他且让着，可是，“你说我能咋办？我跟谁发呀？”到机场后，他帮梁波从后备箱取出行李，笑道，嗨，谁还不是个熬。梁波接过箱子，一时茫然，忘了说谢谢，等记起时车子已经走了。他呆在原地，过了一会儿才进门。时间还早，也无法改签，他拖着行李箱，在并不宽敞的大厅走来走去。
贰·二〇一八，春
杨绥二十二岁这年在多伦多一家事务所实习，她考虑长居加拿大，但始终踌躇难断。她跑去问导师，导师吉林长春人，和她算半个同乡，听完问题，他并未直接给出建议，而是说起家事，说父亲以前在东北工学院教建筑，西学功底很好，一九七五年，父亲在学校宿舍的公共浴室，用一块沾水的毛巾，一头绞住脖子，一头套在帘架，把自己吊死了。一个月后，大姐在学校自习室用父亲留下的剃须刀割断了颈动脉。小妹当时不到十岁。几年后，母亲认识了一个司机，司机是武昌人，两人决定去湖北定居。离开前，母亲找儿子谈了谈，导师声明不想离开，母亲便只带走了小妹。
他考到了普林斯顿，在那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随她来到了多伦多，在此定居，在一家外资事务所做了几年。后来，一家华人建筑事务所向其抛来橄榄枝。事务所在业内排名略低，但提供的职位是合伙人。他独自飞到海边，想了两天两夜，决定接受邀请，一做又是多年，中间失去了一个女儿。〇四年，母亲去世，小妹辗转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在飞机上，他梦见了他们，梦里他们才七八岁，大姐也在，笑盈盈地推着他们的秋千。秋千荡得好高，高过云端。醒来他还在三万英尺之上，去国仍有几万里。跪在母亲遗像前，听小妹平静说起她屡次动过的手术，他忽然觉得，在外那么久，不过一场梦。
很难说清什么样的路是最正确的，我们能走的，就已经是最好的。
很多年后，她仍不断想起导师这句话。他说的没错。确实，没有最为正确的道路，人所能走的就是唯一的，而唯一的，当然是最好的。
她初中时数学不错，全因为暗恋数学老师。为了叫他在桌前多停留一会儿，她不惜代价找来最难的习题。同学目她为天才，她也差点信以为真。高中打过几次奥数比赛，终于认清了自己智力平平，所谓神迹，不过是一股年轻的执拗，于是务实地选了建筑。去多伦多读书虽有奖学金，但家中经济实已每况愈下。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后，他转去做了夜班司机，作息昼夜颠倒。所以在大学里，她什么都做，什么都接，没有绘画基础，就在自习教室反复练习。梁波也就是在那间教室向她告白的。后来他说，觉得她那副模样很动人，“有股与众不同的劲。”怎么说呢，也许错误的时刻总有对的部分。
毕业后，两人回到上海，各自去了心仪的建筑事务所，并买了套屋子，作为同居的所在。她去他家吃了几餐饭，和他父母相处得不坏。结婚只是时间问题。迟早的，他这么说。她也这样以为。
一五年十一月，父亲查出胃癌，收到消息前，她和梁波正在英国的天空岛。那里草原广袤，茵茵绿地间疏落几栋花园小屋，粉紫云彩铺满天空。见到这里，便信了世界确有童话。梁波说，以后年纪大了，我们就在这儿买个房子，看看落日，种种蔬菜。呆腻了我们就回国。她说好，以后我们一半时间待国内，一半时间待国外。说时充满信心。童话如有结尾，也该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果晚上就收到了信息。她伏在旅店床上大哭，梁波抱紧她，抚她后背，安慰道，没事，没事。胃癌存活率高，尤其早期。治好了跟常人一样。有人三十多查出肿瘤，八十多才走。说不定比我们还长寿。
她有了希望。两人改了行程，提前回了国。他们曾计划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作为终点，但天空岛成了旅途的最后一站。
起先她还幻想着维持工作，但父亲的病总是好一阵，又迅速恶化下去。常常是清晨，蓦然醒来，看见两个未接来电，名字显示为“母亲”，于是战战兢兢地打回去，听母亲哭诉半小时，挂断再看时间，还不到六点；有时是在开会中途，又一个不速之电，只能熬到会议结束，再回拨过去—几无好消息。次数多了，画着图纸，洗着锅碗，仿佛也能听见有人正打来，于是速速擦干，找到手机。什么都没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已。所以隔段时间她就得换一次铃声。
两地奔走了一年后，她留在沈阳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长。起先是一周，十天，之后是一个月，两个月。还以为很难适应，结果发现并不难，这不过是她熟悉又忘却了的昔日生活：夏季游泳，冬日滑冰，和过去的同学和友人聚会谈天。规律而凝滞，陈旧又不同，习惯了之后就很难摆脱了。
一次喝酒，朋友道，最近与省政府合作了一个项目，想不想加入？薪水不低。酒瓶上的贴纸湿透了，可以轻易撕下，她在桌下揉挲着那团潮湿的纸球，对朋友说需要想想。打电话给梁波时，她提到工作，他充满愤怒：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已经做好决定，何必问我？
也许吧。她没辩驳，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做出决定，也许旁人看去更清晰。她说想回上海取点衣物，没说最重要的是回去看他，他说随便，就挂断了电话。她上楼，看见母亲在长凳上倦极打盹，父亲躺在病床，不知是醒还是睡。刚做完第几次化疗？记不清了。他的面容枯槁而陌生，手臂干瘦且起皱，忽然有那么一瞬，她觉得或许他走了对谁都好，对谁都是解脱。这时，父亲嘴唇翕动，绥啊，给我口水。她坐在床边，调好水温，将吸管头对准他，他喝下两口，吃力笑笑，累了吧。累了去休息。她摇头，盯着手机发呆。不一会儿，他招手，她俯下身，他说，我有笔钱，你妈也不知道，到时给你结婚用。
她背过身去，面对窗户，站定了几秒。
她没有哭。在病人面前，在母亲面前，她总显得意志坚定，积极昂扬，在独处时，克制而审慎，不让任何一种过溢的情感伤害自己。她提醒自己不必把他说的所有话都当真，否则压根受不了。可是这一刻，她忽然记起来，以前的每个周末，他带她去散步，总会在路口的面包房前停下。吃面包吗？他问。她点点头。他掏出钱包，数出几张，买一只填馅面包，馅心是加了大量糖精的苹果泥。她吃去边缘，剩下馅心，当作最终的犒赏，用手指抠着，慢慢吃掉。别和你妈说啊，他叮嘱。自此父女共享了一个甜蜜而发烫的秘密。秘密是糖精、麦香、铁锈与汗水的混合，炽烈地、引诱地扑来，隔了那么多年，依然能清楚闻到。
刚上学时，她嫌名字笔画多，写起来慢，吵着要改名。他没说什么。某个深夜她醒来，见他在昏暗的灯泡下举着一本《新华字典》，披着衣服，一页页地翻着。遇上捻不开的，他就舔下食指，把纸张搓开。第二天去学校前，她说不想改了，慢慢练，会写好的，是吗？可不，他说，就没我家姑娘干不成的事儿。
现在他再也不会这样说话了。柔慈和光辉已然褪去，恐惧和抑郁交替前来。化疗完回家，他独自坐在客厅看电视，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信号断了，画面全是噪点，他也就这样默默看了下去。有段时间他们想过去别的城市试一试，譬如北京，或者上海。往往中途就改了主意。他每次说够了，不想再治的时候，她觉得，也许他只是在试探她们对他耐心的极限。她只能在他疼痛愤怒时，像他从前所做的那样，握紧他的手，抚慰他，劝解他。他右手食指和中指那片大块的黄渍来自烟草，如今已经变黑。很多年前，他就为她戒去了。
眼下一切，无非领受。最后一次回上海是在九月，一六年的夏天还未完全过去。也许分开已成定局，两人都显得心平气和。对话间那种干燥而谨慎的距离，就像冬天里身体和涤纶布料需要保持的距离。夜里两人沿着斜土路散步，看见一个年轻人在绿化带边，于是站了一会儿，弄明白是有只猫受伤了，他想带去救治。那猫受惊得厉害，无论如何，都不肯出来。梁波主动提出帮忙，钻进灌木丛，待了许久，一无所获，反而手臂被带刺的荆条割出几道口子。最后那人打电话叫来了老手。老手到后，先开了一只罐头，等猫走近，砸下网兜，迅速收紧袋口，塞进猫笼。那是只半大橘猫，左耳受了伤，皮毛沾着血渍。橘猫被捕之后，草丛颤动，窜出一只白猫，十分瘦小，看去才几个月大，后腿有残疾，走路是蹦的。原来此前橘猫不肯出来，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它。她有些感慨，想说什么，梁波忽道，那人真有意思，救猫救到自己活不下去。
那人养了六只猫，都是从菜市场或路边收来的，才三十多平的屋子，“女朋友都挤跑了。”他在迪士尼修机器，那会儿迪士尼才刚开园，“如果想来玩，随时可以找我。”她说谢谢，想起的却是南汇没开发前大片青绿的稻田。
好像也就那一刻，觉得真的不在一个处境，也真的无法再对话。离开上海前，她从梁波书柜抽走了几本他高中时代的旧书。在他家时，她打开看过。他对小说兴趣不大，以前买书读，无非为了翻到某个谙熟于心的章节（康妮和梅勒斯的约会，渡边和直子、绿子、玲子的约会），躲进被窝打手枪。翻到最后，书里掉出几枚枫叶，色泽黯旧，质地脆薄，但形态完好。那些落叶究竟哪里来的？学校的行道树，还是某个秋日花园？
走前她把书塞进包里带走了。在医院的时候，她反复重读杰拉德在医院那一节，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了一个空壳，内部是巨大的黑暗，如此孤立无援，杰拉德尚且有戈珍，她呢？只有自己。
她带走了一部分，剩下的，拿不走的，以及忘拿的，她打电话给梁波，说以后未必能回上海了，叫他寄去。他只寄来了一部分。
包丢了的那天晚上，司机最后送来了，钥匙、图纸、钱包都在，就是没有书。她翻了又翻，始终没有。也许根本没带出门，也许打车前就丢了。她把这件小事当作他们关系终结的某个预兆。不是吗？她不断在遗失关于梁波的一切：起初是时间，接着是历史，最后是记忆。
他离开的那一刻，她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心碎。痛苦是缓慢凌迟，痛苦是出其不意。越快乐的时刻，回忆起来越痛苦。比如〇八年九月，两人开车去安大略湖露营。他开了许久，还没看见湖泊，这才发现弄错了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加油站，给他们指了方向。没等开到湖边，已近凌晨，露营泡了汤。回程路上她无意间抬头，看见房屋和岩石只剩黑影，漫天星光闪耀，银河横跨天宇，如被剖开的发光的鱼腹。这时天空窸窸窣窣降起流星雨，除了小型流星，还有火流星。后来她才知道当天正是英仙座流星雨，凌晨正是峰值，每小时最多可达一百颗。湖泊在东南，他们错开至东北，恰是最佳观赏位置。比如一三年的春节，他们在租屋包白菜饺子。他包得没一个像样，勉强凑了二十个，用抽奖得来的电磁炉煮了。饺子一个个被煮得皮开肉绽，他们就从浑水中捞皮子吃。
还有他清晨睡醒后的固定节目。
—以后开个视频专栏，叫作“梁波的拇指”。
他郑重地说，屈起拇指。
—现在两位朋友见面了。
两只拇指碰了碰。
—今天决定去爬山。
当然，无论爬山、攀岩、游泳，都一个姿势。无非是向前，奋力向前，仿佛有个看不见却绵延无尽的赛道。
她每每大笑着，挠他的胳肢窝。真希望时间别走了，就此停下吧。
父母俩是自由恋爱。外公不同意，母亲便偷跑出来，和父亲在机场旁租了间民房，住了两三年。没有暖气，没有窗户，就用报纸糊上。冬天搁碗水在窗台，不一会儿就冻瓷实了，凿出来能当冰尜抽。贫穷没什么，反而让他们更团结。是后来的平静击溃了他们。某个下午，母亲把她从幼儿园接出，说，以后就咱娘俩过了。她不懂为什么，但也没问。母亲租的屋子没有灶台，没法做饭。吃了几天泡饭，周日中午，母亲带她走了大半条街，找到一家餐厅，点了一盘软炸虾仁。她从小爱吃，但因为费油，家里很少做。埋头吃了大半，发现母亲未曾动箸，天真问道，你怎么不吃呀？母亲答，不爱吃。她信了。吃完说想看电影，母亲带她去了影院，只买了一张票。她拿着软纸，问，那你呢，母亲说，不爱看。可我怕黑，她说。没事，母亲蹲下身，怕的时候就抓住邻座，咱就不怕了。她出了影院，见母亲坐在潮湿的台阶上，身下垫着的报纸早已濡透。
睡的蚊帐有破洞，一夜四肢被咬出许多包。母亲终夜守着，她说，你睡，我给你抓。第二天她看见母亲将自己的裙子拆了，缝在破洞上。后来，奶奶去世，母亲回到家里，她和父亲关系就这样了，不见得比陌生人好多少，但至少比那些到最后连墓地都不愿靠在一起的好。他们都是好人：忠诚，勤勉，但好人也不能保证婚姻永远波平无浪。走不下去是因为疲惫，能走下去，或许还是因为疲惫。成年后，她和母亲心照不宣地，从未提起那次出走。有个阶段她看不上母亲，虽然她们曾在某个时刻里结过盟。可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发现她们那么相像：自以为冷静理智，实则冲动执拗。每当回忆起那一年，她都能看见幼年的自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背着书包，小腿垂在轮毂的两侧，双手攥紧母亲的后襟，身体随骑行的节奏轻轻摇晃。也就在那辆车上，人生的困惑与两难第一次攫住了她，一端是父亲，一头是母亲，到底该怎么选？她没答案。
如果叫梁波抛下一切来沈阳，他们之间也消磨至此，又该怎么办？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去过宁静、闲适的生活，而不是叫他一袋袋往身上扛砖块。她没去细想他是否也这样考虑，她只是自以为。
还以为已经做好了准备呢。还以为所有问题早已清晰透彻呢。得要到真的发生，才发现自己从未准备过。
隔壁家属姓卢，小她两岁，母亲肺癌三期。父亲恶化后转到了同间病房，住久了，也都熟了。她叫他小卢，他则叫她姐。有时他打水，会顺带帮她把水瓶灌满，或是捎份食堂打来的盒饭。他爱开玩笑，像生病前的父亲，饭量也大，像生病前的父亲。
有次他主动说起和初恋女友的分手：
“那回她在楼下等。我赌气没开门。她坐了几个小时，还是走了，再也没出现。其实那门没关，随便一推就能开。可她只是坐着干等，试下都不曾。”
也许梁波应该试着推一推，门一直敞着，从来都对他敞着，可他并没有。
我以后可能不考虑生孩子了。他说。她笑道，我也是。过一会儿摇摇头，我不知道。嗨，也是，他说，该找上你的，怎么也逃不掉。
听多了，她笑着叫他去找个女朋友，“怕啥呀，哪儿见不着女的。”
姐，他说，我这条件谁瞧得上呀，您看您瞧得上不。
她悄悄地红了脸。也许应该试试接受其他人，她想，譬如小卢这样的，聪慧知礼，无论说什么，都能懂。也有趣，毫无希望的时刻，乐观比什么都管用。也只有病人家属才知道彼此的软弱和无助。她记得无数个深夜那些在走廊节制而隐秘的对谈。他们坐在靠墙的椅边，病人的呻吟和咳嗽不断传来，他对她说，最难的时刻总会过去，“虽然你未必相信，但这是真的。”
会吗？她问。会的，他说，至少我是这样过来的。有一年在北京，找不到工作，住在顺义区的一家民房里，每天中午都去胡同尽头的一家山西面馆，要一碗刀削面，一碗五块钱。一天仅能吃上一顿。坐在室外冰冷的板凳上，他忍不住问自己，这样的面，还得吃多久？
“可你看，我不也熬过来了？现在可以吃八块钱的拉面。”
她大笑。可能人生最难的是等待。最难就是不知道得等多久。人总是在问自己，这碗面到底得吃多久？究竟还得多久？
也许一生就是那一碗面。年轻时总是想违逆什么，改变什么，后来一次次被击溃、落败，发现还不如往昔。她没能够爱上他，但她感激他带来的抚慰，意识到自己并非一个人。
已经是春天了。每个春天都差不多，今年无非更冷。从前的每个清晨，她打开手机，等他说出第一句话。现在的每个清晨，她起床、洗漱，沉默走向街道，将手捂在脸上，呵出第一口热气，看着白雾在空中成形又消失，再穿过街区，打上车，去到医院，注视着针尖和导管插入父亲的身体。某些早上，她走过马路，汽车飞驰而过，会期望着它们中的任意一辆碾过自己，或是从枕头上醒来，期待自己从未醒过。
可是不会的。她如常醒来，如常重复与昨日相同的事。还有人需要她。而他们除了她，别的什么也没了。
母亲近来常常当着父亲说起墓地，并不避讳他还活着。今天她又说了。外公祭日快到了，想找个人诵经。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也不觉得。还记得咱家墓地吧，母亲问。她当然记得。从市里开去，不过一个小时。这几年家族人丁凋敝，每年清明，扫墓的越来越少，甚至凑不满一席。他们老家在天津，曾祖父那代迁来。成年后她因工作去过一次，印象并不深，情感也淡漠，有时想起自己的来处，总觉得很奇妙。母亲去食堂打饭后，她换到床边，听见父亲在呻吟，问怎么了，他说想吃根雪糕。两口也行。这一个礼拜，他都在提雪糕，“想吃的时候没咋舍得吃，现在没机会了。”化疗的放射线灼伤了口腔黏膜，他张嘴就疼。她想，也是，事已至此，吃根雪糕又能怎样？忽然记起小时候的冬天，那些雪糕就摆在公园的地上卖，才两毛、三毛一根。每次补习结束，父亲接她回家，就给她买一根。
她冲到楼下，买了根德氏。当年他买给她的皇姑雪糕已在市场销声匿迹几十年，再回病房他已经走了。
据说临终时人会感到五脏六腑如烈火烹煎，他说想吃冰已是征兆，可她什么也不知道。
遗体被移走后，她坐在床边收拾剩下的被褥衣物、面盆水杯，还有那些肥皂、牙膏……人最后所需要的，那么多又那么少，人一生所需要的，那么多又那么少。全部收拾完，她感到了一点轻微的如释重负。轻微的，满怀罪恶的，却还是如释重负。紧接着是空虚。空虚汹涌袭来，几令她趔趄跌倒。
她应该多问几次。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多问几次。问问还能做些什么。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但和他给的相较，根本不算什么。
三年了。她无数次地设想过他的死，却从没意识到死原来是一种真切的不在，一种彻底的寂静。她三年生活的全部重心，正是这具毫无生气的病体。她如此依赖它。是它支撑着自己每天准时爬起来，洗漱，穿衣，煮粥，装好保温杯，在最不堪忍受的时刻，都能走进日光下，像其他人一样。
再也没人这样等着她了。还以为死亡是带着狰狞的面目渐次逼近，鼓槌却不会真的落下；还以为告别是真的发生，真正的离别还会延宕。可就像旅行，有时终点并不在你预设之内。
小卢走了，比她早一个月。他母亲决定回家，安详待死。他说得对，再难的时刻都会过去。无论是父亲的死，还是和梁波的分手。父亲去世之后，事情就变得常规了，有迹可循了。守灵，葬礼，火化，落葬。有迹可循总是好事，至少知道还能做什么。
至于梁波，他依然是她的置顶。她关闭了朋友圈的入口，却也会在深夜翻看他的：去踢球了，听了张新专辑，事务所做了新的项目。没什么，跟过去一样稀少，而今更少。岁月流逝，人要么变得更沉默，要么变得更啰唆。有时他多发几句，反而要勒令自己别多想。
父亲离开后的某天，她给梁波发了条信息。下午时梁波回过来，说节哀，过一会儿道，我们打个电话吧。电话打来，她才发现能说的极少。最近好不好？工作如何？身体怎样？一一答完，不知再说什么，只能挂了。过了几天，才忽然记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他忘了她的生日。难怪如此心神不宁。难怪期待什么却欲言又止，还以为是久别后的疏远所致。
最后一次见面，她曾问梁波，你怪我吗。梁波道，不会的，都能体谅。她想，可是我恨你呀。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她能理解他，但无法原谅他。以为不分彼此，一遇到事，始终你是你，我是我。所有僵局，总有一方要妥协，谁妥协合适？谁都不合适。好几个失眠的夜晚，她打开手机，打下几行又逐一删去。想他想得难捱，怀疑再也熬不过去的时刻，她也没去找他说一句话，允许自己流一滴泪。书里说，在马丘比丘高地，人们不哭，因为寒冷和高原让眼泪显得无用，不仅高原和寒冷之地，在任何地方，眼泪都没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