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次，她醒来，发现还是发出去了，只有他的名字。他什么也没说。他既然坚持缄默，她便也当作什么没发生。她不原谅他，但她理解他。北方太冷了。每次下楼取快递，哪怕戴着手套，碰到铁皮的那刻，她都感到世界坚冷如冰，于是理解了他说的，很多处境无法让爱人经受。
现在她只在梦里见他。有些梦境不错，他说他会永远等她。永远，他说。有些则是提问：“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好像他不是在她的梦里，而是站在他的梦里向她提问，两个梦境就像彼此的倒影。有时他们什么都不做，并肩站着，沉默仰望空中黑压压的群鸟。它们振翅而去，并不在意寒冷或雨水。它们为何要这样？它们不会生病吗？他们凝视着那群飞鸟，看着它们有力地拍打翅膀，毅然向着高处，全不在意寒冷或雨水，甚至上方无垠的虚空。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除了梦境。在梦里，总有什么悄悄地，挣脱了控制。
已经是一八年的春天了。这个春天来了又去，很快就是立夏。夏天过去，冬天也不会遥远。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时间和人马不停蹄地往前，看起来进步，不过是马不停蹄地迈向死亡。她始终无法判断自己所做的是对，抑或错，她只知道，眼下所走的，就是唯一的道路。
很久之后的某天晚上，她第一次梦见了父亲，梦里他把后院的围墙用水泥重新糊了一遍。她握着他的手，爸，别做了，咱歇会儿吧。他们站在后院的厨房窗前，远远地，能看见母亲在水龙头下洗碗，他问，你什么时候能结婚啊。哎，我也不管你了，至少你妈能看见吧。她说，快了。我想快了。他沉默一会儿，道，很多事情，只有一次机会啊。他终于不像后来那么瘦，也就在此时，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梦，很快地，她将再次失去他。他也意识到了，说，别哭，孩子，这是梦。这只是个梦啊。她在无声的啜泣中醒了过来。是的，很多事情，机会仅有一次，失去，也便失去了。
叁·二〇一九，夏
梁波和凌美慧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那天梁母打电话叫他去趟医院，把表舅的报告给取了。走到三楼，他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他名字，并笑着走近了：“刚才还想怎么那么眼熟，想不到真是你。上海这么大地方，毕业了特意和同学约一次都未必能见上。”
虽然逆着光，他还是看清了她的样子：圆脸，黑裙，短发烫了卷。是凌美慧，以前和他一个部门，算他下属。和几年前相比，她无疑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总穿那种棉质的T恤，偶尔开会穿次西装，像偷了旁人的衣服。她问他是否还在原来的公司，他说是的，你呢。她报了名字。梁波听过。总部在闵行，成立不到十年，但几个商业项目都做得很出众。她问他有没有换过号码，他答没有。
还以为你换了，之前给你发消息，你没回，她说。他愣道，你发了？她说是的，祝福短信而已。他向她道歉，笑道，你的位置被人坐了。她回头望向队伍，沉默了一会儿。没事，她说，哦，我不住中山北路，换闵行了。梁波点头，也好，离公司近。她含笑着，不置可否地，朝他挥挥手，回到人群中去了。
晚上他回到公寓，拿出手机，一直翻到最后。他的手机换过几轮，但数据都在。以前杨绥常笑他太恋旧，他没解释，没说这么做只是想保留和她历年累积的聊天记录。分开的这一年，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刻，他都会拿出手机，读一读两人过去的聊天，像偷吃一种早已停产的糖果，甜蜜与心碎兼而有之。
和凌美慧的对话框在底下。新年和元旦她都发了。他读过，以为是寻常的群发信息，现在才意识到它们并不寻常，那些表情，那些图案都精心设计过。他回忆起白日的见面，发现她身上那种改变，不仅来自容貌，也非因服饰，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的变化。她化了妆，但仍难掩憔悴，憔悴背后依稀可见过去那个小姑娘的影子。
凌美慧曾是他的下属，离职前他请她在新天地的一家餐厅吃了顿饭。有几次加班晚了，他曾送过她回家。她是四川南充人，那会儿住中山北路一带，据说和一个室友合租。那餐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沉默着听台上的黑人女歌手唱歌，旁边那桌却相谈甚欢，他们也有幸恭听了旁人几十年的家史。结束后美慧给他发去一个网址，说是自己的私人网站，他打开看了看，里面除了建筑手绘图，还有模型、动画和摄影。看完后他想，也许离开是注定的。公司太小了，盛不下她。他发消息给她，半带自嘲地说，手机还在用。她向他请教一栋旧建筑改造，之后是关于千思板、阿鲁克邦铝复合板等部分新材料的运用。她给他发去几家酒店，几家公园的图册链接，聊了聊他们的设计。后来说到关于一个叫朱成州的山东同事。梁波以前和他很熟，常结伴去楼下吃午餐，被同事取笑是一对。后来朱成州所在的部门整个被撤，他也离了职。走前他送给梁波一支德产钢笔，梁波送了他一台可以绘图的电子阅读器，之后断了联系。美慧说，我们吃过饭。梁波说，嗯，小朱人不错。他没问后续，想必没什么后续。朱成州父亲早逝，母亲患有肝病，唯一的姐姐初中毕业后，嫁给了村里的电工。夫妇俩都寡言节俭，造了新屋没钱装修，就把塑料皮铺在地上。好几年过去，他们还是睡在地上。
他能感到她对自己的兴趣，几乎每次谈话都是她主动。她有如此众多的问题，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仍是她上级，尚可理解，如今她发展尚佳，他原地踏步，充其量不过多几年经验。他不知理由，但他乐见自己还存有某种微弱却真切的吸引力，而他曾经以为这一切早已消失殆尽。
杨绥父亲是一八年开春走的。葬礼结束后，她给他发了条信息。他祖母比她父亲早一个星期去世，但他并未在后来的电话中提起。亲人渐次离开，父辈缓慢凋零，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再常见不过的事。祖母已在养老院住了好几年，离世前记忆混成了一团，常把梁波当作儿子梁以正，甚至丈夫梁锦春。但梁波之前就有种预感，感觉杨绥那几天会找他。读完消息，他给她打了个电话，不知说什么，问候几句就匆匆挂断了。后来才记起那天是她生日，至少应该补一句生日快乐。可她又能多快乐？唯有咽下话去。最冲动的时候，他也曾想过去找她，后来觉得也许不打扰更好。拖着拖着，心境已变，想补都没机会。他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这种性格。以前他以为最大的阻碍是她父亲的病，人走了，也就免去了挣扎和选择，后来才知道，一个人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系列死亡的开端：她还有外婆，还有母亲。他要延续这样的等待吗？他从未真正理解过她的选择，他也从未想过为父辈牺牲什么。
一个向晚时分，美慧忽然打来电话，说今天正在1933老场坊看场地，难得来次市区，有空的话，不如一起去看场电影？但他几天前就和朋友约好了在广延路的一家私人球场踢球，那端顿了几秒，道，要么我来球场找你吧。
她到的时候，梁波已经进场了。他不大在状态，踢脱了脚，还摔了一跤。球场正在整修，道路被挖开了许多槽口，水泥管道扔在槽边，渣土车和压路车胡乱四停。中场休息时，他汗涔涔地跑到场边，透过围网铁丝，见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背带短裙，坐在那堆管子中间，像一个放学后等人回家的小学生。
真不好意思，他说，踢得稀巴烂。她走到围网边，抓住铁丝，笑道，别呀。你踢得比他们都好。
也许受了鼓舞，下半场形势逆转，他甚至进了个球，一下子拉回了比分。结束后他挥手跟朋友们告别，望见美慧遥遥站在场外，于是加快步子，走到她身旁。
他一时不知道去哪里。路面被施工队挖得面目全非、泥泞不堪，部分路段连路灯都被起运走了，稍不留神就会踩进积水的坑洞。两人沿着球场慢慢绕圈，他低头看见她的白球鞋，决定先带她回到大路边。以前每次来这踢球，为图省事他从不开车，这会儿才意识到是个莫大的疏忽。半小时后，他们才打到一辆的士。到底该去哪？看电影太晚，吃消夜又不健康。要么静安寺吧。不，她说，要是你没什么计划，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当然没什么计划。经过虹口公园时，他以为她或许是想去那里坐坐，看看夜间的鲁迅纪念馆或是环湖而生的密林。但车子继续往前，经过公园、大厦、餐厅，最后在曲阳路的家乐福超市停下。超市早已关门，她要去的地方在五楼，想上楼得绕到后门，再搭乘电梯。上到四楼，电梯颤动两下，忽然停了。两人吓了一跳，赶紧出了电梯。这层正在装修，地上散落着砸坏的石柱、石膏板和装饰板。居然有人，两个男人站在落地窗边抽烟，窗户玻璃都被卸走了，窗框绑着五六根交叉的铝合金条，他们就这样怪异地站在废墟和空洞中。两人没惊动抽烟者，静静下到一楼，改走楼梯。五楼全是饭店，除了一两家夜宵，基本都关了。沿着那些铺面走到最西，可以看见一扇刷成乳白色的木门，推开之后，是一条隐蔽幽暗的过道，沿途堆满压扁的纸箱、矿泉水瓶，一块布帘斜吊在过道尽头，入口摆着一张榆木矮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坐在桌后玩手机，背后贴着手写的价格牌：一小时十块，半小时七块。凌美慧把二十块钱放在桌上，招手叫他进去。
帘后原来是个舞厅。空间极大，但总有些年头了，霉尘挥之不去。天花板上悬着一只圆形彩灯，不断将彩光投到舞池。舞池呈长方形，四周立着方柱，柱上贴满菱形玻璃，靠墙则是成排的雕花老式木椅。两人找了贴近舞池的空位坐下。舞池里的男性都上了年纪。舞伴则年轻得多，可能不足他们年岁的一半。老翁们的手在女人臀部上流连忘返，不肯撤去。也不是完全没有六十以上的妇人，无非找不到舞伴，只能独舞而已。
乐曲变舒缓了，彩灯的颜色正从金属银过渡到海水蓝，之后是三种深浅不一的橙黄。其中一对从舞池退下，站在他们一侧，开始讨价还价，一个说五十，一个说一百，价格实在悬殊，谁都不肯让步。之前他们还在舞池时，男的将头靠在舞伴肩上，他起先以为是对恩爱情侣，听了几句，不免有些尴尬。他转头看美慧，她闭目端坐，仿佛在思考，意识到他盯着自己，便睁开眼睛，冲他笑了笑。
随着曲子重回嘈杂，一些原本坐着的人逐渐也加入到池子中。他估摸着俩人差不多坐了半小时，足够了。走吧，他说，我们出去走走，这儿太闷了。她说好。在楼梯上的时候，他问她是否常来，她说不是，之前一位朋友带她来过一次。什么样的朋友会带她一起来这里？这里不像老年迪厅，而是疯子和淫乱者的集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未免心情沉重。在舞厅，有几个瞬间，他曾想握住她的手，猜她不会拒绝，可最终却没那样做。
他们走到了二楼，音乐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只能听见脚步和心跳，仍在窄小的空间里盘旋。他们快走到出口了。已至深夜，万物静谧，夜空里看不见任何星星，对面的居民楼少数几户还亮着灯。
我送你回去吧，他说。她说好，随后跟司机报了地址。开到楼下，她先下了车，站在一旁等候。他原想搭同一辆车回去，见她在旁等着，便也下来了。
十年前这里还算郊区，现在已经建起了成排的公寓。她的公寓在二十三层，看起来刚入住没多久。墙壁刷了喑哑的砖红，客厅的黑陶壁炉下摆着克莱因蓝的大卫雕塑，叠放着英文的图册。姜黄色丝绒沙发上是黑白几何纹靠枕，茶几上的咖啡杯印着橘红色虞美人。画册上的样板场景，而不是真的生活。但日常该有什么，这里又欠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她煮起咖啡，又打开电视机，放起纪录片，《乐满哈瓦那》。两人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梁波看看手表，显示已经一点，于是起身说得回去了，明天大早上班。她也起身，说要送送他。走到电梯口，她却止步笑道：“那就到此为止了。”他点点头。电梯到了，他进入轿厢，看着她的脸慢慢消失在银色大门之中。
到此为止。他在之后几天试着回忆此次约会的种种细节（如果能称之为约会的话），都觉得最后这句仿佛别有意味，令他不免思量自己是否应该更主动。
和杨绥分手之后，他能感到生活正趋于平静与孤寂：健身，工作，偶尔去父母家。他也一点点适应了这种稳定、自由的节奏，谈不上多幸福，但也没有不幸，对于是否要做出改变，他没那么确定。可那天下午行政举着一沓话剧票，问大家需要不需要时，他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开口要了。票子写着《枕头人》，演出地点在兰心剧院。行政总有渠道搞到各类演出的免费票单，见梁波拿了两张，她笑问，有约会？梁波也笑笑，不作解释。行政又说，今天是新版首演，主创都会来。他发消息同凌美慧说了。她说真好，就是不好意思，能否多要一张？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麦克唐纳。没事，也就问问，不行的话，我让他自己去现场买票。梁波便又硬着头皮要了一张。
他对于三人同行深感别扭，可临时不去，又未免显得小气。话剧七点开演，六点半他居然已经到了。剧院外人山人海，混着不少黄牛。主创们在入口处，被人群团团围住，梁波避开他们，站在维护秩序的志愿者边等凌美慧，那里拉了一条红绸。她也到了，穿了一件浅蓝色牛仔衬衣，一条卡其长裤，头上扎了一条蓝底印花丝巾。比起前两次见面，她气色好了不少，看去容光焕发，旁边的男生想必是她口中的朋友，跟她一样时髦，紧身牛仔裤，白色衬衣，款式是梁波从没尝试过的那类，短发涂着发蜡，下颚干净得可以做剃须刀广告。两人挽着手臂，看起来很亲密。
这边分单双号入场，半途他们就走散了，到了会场才重见。位置在第二排，演员的每一句独白都犹如响在耳畔，情节被大量的声响弄得很碎。他没吃晚餐，胃部有些抽痛，想努力将注意力重新集中至情节，却很难做到。凌美慧和她朋友倒看得颇为专注。他找了个间隙，悄悄对她道，你们慢慢看，我去抽根烟。
剧场一楼是咖啡厅和零食铺，此刻空旷而寂静，原先喧哗拥挤的人群仿佛全被瞬移走了，连一小片碎屑也没落下。他走到剧场外，感到疼痛缓解后，回到门厅，给美慧发了条信息，说自己不进去了，“在外面坐一会儿。”她叫他稍等。几分钟后，她夹在中场休息的人群里走了出来，丝巾从头上摘了下来，披在肩膀上，对梁波说：“你还看吗？我不打算回去了，空调打得太低，实在吃不消，刚才就想走。”他问，那你朋友呢，怎么办？他呀，她道，没事。让他自己看吧。我们走吧，去吃点东西。我太饿了。什么都没吃就出发了。我也是，他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陈皮糖：先给你，抵抵饿。梁波撕开糖纸，放入口中。久违的酸甜在舌尖弥漫开，他对此有些意外。
附近有家墨西哥餐厅还不错，她说，想试下吗？
不太远就行，他说，什么都行。
夏季快结束了，商场的橱窗换了新的秋季装饰，星际旅行，气球宠物，枯枝落叶，橘系花卉。橱窗明亮温润的光线，仿佛将世界水洗了一遍。他喜欢产品按时更新，从不因个体的意志曲折改变，他也喜欢资本堆砌出的年轻自由、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活力，而意识到自己正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则会让他更愉悦。
他们已经走到了巨鹿路。这样算来，他们至少走了两公里。餐厅在四方新城物业楼的二层。向保安问地址时，他一度以为找错了路。他们在吧台边的长桌坐下，酒架倒悬着无数玻璃杯，顶灯透过玻璃，将彩光投下。墙壁四周悬挂着墨西哥面具，宽檐尖顶草帽，条桌上放着酷似蜥蜴的染色木雕。门前立着两只玛雅石像，石像怀抱水盆，盆中浅水漂着几朵鹅黄色缅栀子。坐下后她说，今天那位朋友的酒吧是我设计的，就在这附近。有空可以去坐坐。他点头说好。她迟疑片刻，又说：“他是同志。”
他接过服务员递来的果汁，时间正巧，让他避免了回答。无需她解释，某个时刻他已经知道了，也许是从她谈话的口气，那人的姿态中获悉的。他为自己将她搁置在这一处境中而惭愧。
我还以为你不大喜欢看剧，她说。
是的，他说，不怎么喜欢。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和杨绥无论到达哪里，都会找本地的剧场，看看有什么剧目在上演。看过《李尔王》，也看过《汉密尔顿》，但确实谈不上多喜欢。他对公众普遍报以热情的艺术（戏剧、绘画甚至电影），都谈不上多大兴趣。他偶尔会被触动，但多数不了解，更不迷恋。不少同事说他无趣，不过杨绥的观点却恰好相反。
餐厅人不多，他不免怀疑是否早已过了用餐时间。他旁边的窗户正对路灯，灰白的光笼罩着一株高大的香樟。几个健身回来的外国人走入树下，进入前厅，走进这座放大的圣灯。
她又说起别的。最近的项目，佘山的一个私人别墅。他打起精神，尽可能地给了些建议。对于她的那些想法，他真想说她进步良多，可很快他就记起她的网站，很早之前她已经如此了，而今不过更明晰。人不可能生长出他本不存在的东西。离开了那些问题和建议，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而她跟他交流的目的似乎也仅限于此。
她用叉子拨动芝麻菜，却不往嘴里送。它们卧在盘上，交缠在一起，像柔软翠绿的箭镞。他叫住服务员，问洗手间在哪里。
他不是真想上厕所，只是迫切需要抽根烟。去洗手间得拂开一片叮当作响、过分艳丽的珠帘。服务员穿着白制服蹲在帘后，见他过来，闪身让开。梁波在帘后站着抽完，冲净手上的烟味，回到座位。
我吃饱了，她说。
她其实压根没怎么动。塔可几乎还保持着原状，玉米片和牛油果蘸酱只浅了几分。点菜时他试过猜测她的喜好，现在发现全没猜对。
无论如何，他也饱了，没人提出离开，那就先坐着。杯中的冰块早已融化，果汁和酒渐渐变温、变稀，无法入口。餐厅的客人多了两桌，其中一桌像经年久别后的重聚。她支起手臂，袖子挽到肘部，撑头望向他们。幽香袭来，似有若无，冷淡也妩媚，令他想起雾霭中黝黯的岩石与苔藓，拒绝中蕴含着深层的邀请。这让他心跳加快。以前他送她回家，或是单独待在办公室时，从未留意过她身上的气味。
窗外的路灯亮得出奇，这让他涣散、失焦，发现凌美慧在注意他之后，他移开视线，招手买单。
走出餐厅，才发现其实坐了很久。除了日料店和夜宵摊还亮着红灯笼，绝大多数的店铺都业已关门。路口停着卖瓷器与卖鲜花的推车，小贩站在车侧，紧张而戒备，很快就从一个路口换到下一个路口。这样晚了，监管者和顾客都几不可见，只有水桶中的数十支飞燕草、洋桔梗在晚风中寂寥地轻摆。他还记得早几年，十多年前，这里有许多卖香水或手机的小贩，他们快速跟上行人，纸袋硬角碰触人们的腰际，“要伐？”他们问，声称那些货品都是正品，从附近的商场偷来。他们大多穿着浅灰色夹克，脸上有种饱经忧患的沧桑，说话时满怀希望和羞怯。他从不相信他们是小偷。那些手机拿回家后，不出意外，必是模型。这种生意，或说骗局，一夜间流行，又一夜间消失。也许跟新世纪的到来有关系。购物方式变了。一切都变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获取廉价而丰富的商品。
他琢磨着还有什么正在改变，什么业已消失，哪些铺面，哪些生活。物质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心灵。变化之初，我们往往毫无察觉，以为生活一贯如此，还将一贯下去，直到某个时刻，蓦然望去，才发现早已大相径庭。两人并肩走着，她低头发消息。有车经过，他伸手将她拉到路侧。之后走路的方式换成了一前一后。她总是比他稍稍领先几步。
快要走到环贸与新世界百货了。有光正拨开浓稠的黑暗。他抬眼看见巴黎春天顶楼巨大的LED屏。屏上不是广告女郎立体无瑕的脸庞，而是整饬有力的宣传标语，背景是交叠的鲜红的旗帜。有人在街头分发英语培训的传单。他曾经在这里遇见过两个传福音的小姑娘，仅一次。她们都很腼腆，其中一个加了梁波微信后，向他推荐过几次在线集会。他从没回过。
等待过马路的时刻，他问，十一有安排吗？要不来我家吃个饭。她回首看他，几缕头发被风吹到眼前，她伸手将它们夹到耳后。我不知道你会做饭。还可以，他说，可能比你预期的好一些。除了面食，他补充。你怎么知道我预期？她说。他没回答，惊奇地注意到新世界商场楼下的集市尚未休市，热闹更甚白日。他还以为这里只是个临时集聚的市场，供自由职业者们卖些服饰手作：首饰、线香、瓷器，等等，但规模比商场还大。她停下，弯腰试戴几枚耳坠，珐琅和亚克力材质的，对镜端详一会儿又放下。
没什么可逛的了，再往前也是一样。那么我回去了，她说，十一见。好的，他说，十一见。
已经连着约会好几次（究竟算不算？），他们还未牵过手。杨绥不喜欢牵手走路，她觉得这样不够安全。她离开后，许多过去的习惯莫名维持了下来，但这种维持，令他感到自己像一株凭屋而长的藤蔓，屋子拆毁后藤蔓还在，那姿势却空洞而虚幻。
她是否注意到这一切？梁波想。但她只是挥挥手，未加迟疑地转身，走下台阶，进入站台。地铁还未停运，她还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街上的人变多了，交错着，不知从哪钻出来的。他想起被放弃了的话剧，那些观众和主创想必也早已散场，零星分布于某班列车，或某个街道之中。他将手插进口袋，慢慢踱回集市。
九月还是艳阳天，进入十月后，天气忽然转凉了。凌美慧拜访时穿得像她刚进公司那会儿：牛仔裤，灰色套头运动外套，拎了一只系着丝带的红纸袋。梁波打开，发现里面是糖果，笑道：“怎么带这个？”自己做的，她说。他递给她一只小巧的粉灰色丝绒盒子。呀，她说，后来你又去买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他说，你戴着很合适。她放下耳环的那刻，他才想起此前从未送过她什么。当然，也算不上多好的礼物，确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耳环而已。她试戴了，没再摘下，这让他颇感宽慰。厨房是敞开的，他站在灶台边，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她半椭圆形的侧脸。她今天把头发扎起来了，看去下颌角线条分明。他说还得一会儿才能吃饭，没事，她说，慢慢来吧，不急。这里不错，她说。应该早点邀请你过来，梁波说。
他没说之前为什么没那么做。是他和杨绥共同设计了这间公寓。当时完全可以买套新的，但杨绥喜欢旧屋子，她喜欢旧物萦绕，觉得这样才安心。刚买下时，这里只有一张老式的双人木床，红色亮漆地板，钉在墙上的衣柜以及花哨上霉的佩兹利纹墙纸。房东在交通大学教物理，几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他把这间记忆之屋卖了，搬去了杨浦纪念路上的一家老年社区。梁波他们并没怎么做格局上的改动，最大的改动是厨房。封闭的砖墙打掉了，改成了一米高的敞开吧台，这样无论是在客厅或厨房，都能相互看见。
有必要吗？他问自己。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是否必要，可就是那么做了。隔板是她打的，墙漆是她刷的，有时他夜半醒来，看见昏暗中事物流动的影子，常觉得自己安睡在她留下的财产中，而他也不过是那些遗产之一。
他没说为什么，可她说，现在也不迟。
她提出想参观他的书房，他打开房门让她进去。门上贴着他写的春联（“观复吾行”）。梅雨季一来，纸张发潮，四角拳曲。书房本身没什么特别的，三面书柜，一面矮柜，中间是一方长桌。矮柜上悬着胡桃木百叶窗，打开只能看见黑黢黢的天井，所以叶片常年紧闭。他高估了他们的需求，书柜造得过于宽裕，大量的闲置空间被用来堆放杂物，除了建筑书，柜里能被称为书籍的只有杨绥收集的旅行手册，剩下的都是卷轴、画册、明信片、画框。杨绥有收藏小物习惯。他还记得她那堆搜罗来的冰箱贴：袖珍的亚历山大，断臂的维纳斯，内蒙巴花园壁画，罗塞塔石碑，阿尼莎草纸书，甚至还有秘鲁土陶和达摩……冰箱贴满了就塞进深柜，长出了青绿色的霉斑。既然如此，收藏的意义何在？
当时杨绥不肯回沪，打电话叫他把东西寄去，并未细到提及那些沉重芜杂的图册。他寄去一部分，期望她有天会因为某件难以割舍的东西回来，可她并没有。这些历年藏品，连带他，都被一并弃置了。梁波想过，哪怕只是为了这些物品，开口和他多说一句也好，哪怕一句。可同样的，她也没那么做。他不愿寄去，也不想扔掉，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待什么，又能等来什么。
美慧蹲下身，打量书脊，手指掠过它们。很多我都没读过，她说。我也没有，他说。他也蹲下，随机抽出一本，你看，塑封都没撕。
她笑了，撑住书柜，准备起身，手肘却碰到了书籍，碰落一件筒状物。她弯腰捡起。是他的字帖。你写的？是的，他说。
昨天临字帖，越到后面，气力越弱，写得越糟。写过大字的纸他很少乱扔，一般先堆于一处，再择日处理。
她抽出一张细看：“欧阳询。”
他承认：“是，没写好。”
她居然同意：“是一般。”
他十分尴尬，卷起字帖。别看了，他说，遏住轻微的愠怒，将字帖塞进书柜。
炖菜和汤已经好了，他叫她用餐。你们分开多久了？她忽然问道。
刚才她就看见了杨绥的相片，照片里杨绥坐在张掖的红色砂砾岩石上，背后是一辆白色吉普越野。那是一四年秋，他们在甘肃青海租车自驾了十五天，停下休息时，他随手给她拍下。他很喜欢这张照片，洗出后用四枚大头针钉在柜侧，已经挂了好多年。
也许不单单是照片。不管怎样，她都看出来了，看出他还有一部分扎在回忆，不肯出来。
一年，他说。
“为什么？”
像求职时会碰到的那类常规面试题：为什么离开上一个公司？为什么？
“我做得不够。”
没什么，她说，不够只是求自保。我也一样，总怕什么都没有。
是啊，怕什么都没有。可总有几个时刻，两手摊开，发现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杨绥舅舅是狱警，前年刚退休，年轻时出过一档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送一个犯流氓罪的大学生去新疆，途中犯人多次要求上厕所，舅舅同意出城后带他去芦苇地解决。甫一下车，犯人即戴着手铐就向芦苇深处跑去。他开枪警示，犯人仍拼命逃跑，被什么绊了下，犯人摔倒了，手揣进怀里，他未加迟疑，开了第二枪。这一枪正对心脏。围聚而来的众人揭开犯人衣襟，发现内里空空，但右手握成了一只拳头。
你猜拳头里是什么？她问。不知道，他说，棍吧，还是枪？不会是信吧。嗯，她说，他们掰开，发现里面空的，什么也没有。
还是在大连那次，他们站在夏末的海滨，她将鸟食撒在手心，招呼海鸥前来啄食，之后伏在栏杆，沉默着凝视水泥堤坝上成群的海鸥，看着它们落在长方形的铁皮餐桌，落在覆碗般的路灯底座。海风渐起，夜色缓缓漫上脚背，爬上小腿，侵入膝盖，她的脸和衣衫都融进了黑暗。她跟他讲起这个故事，他问她，如果是你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她说，可能跟我舅一样。人不在同一处境，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所有的假设也真的只是假设。手里有没有枪，区别是本质的。
后来那一年，他常常记起这一幕，想起他在那刻握紧她的手，发现她的指尖如此冰凉。广场的大雾，海上的寒气，正是在他们未曾留意的时候，悄悄集结、浓重，再也不肯离去。
他一直以为她坚强果决，后来发现，其实惘然才是那几年她的常态。这么长时间，他强令着自己不去想她，可今天总忍不住。他猜自己在美慧眼中，也是一副相似的模样。他不去谈论杨绥，只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忠诚。他竭力恪守着这种过时的忠诚，从恋爱到现在，一贯如此。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去西安谈项目，接待方问想吃什么，他说随便，牛肉拉面吧。他懵懂的模样引发了对方的大笑。后来他才知道，西行二十公里，有个寡妇村，男人们离开后，村中妇人因生计做了私娼，一次只收八块钱，事后还会奉上一碗牛肉面。光顾的多是离家日久的工人或是宣泄无处的穷学生。他方恍然大悟。也曾差点走入那处境。那是在长春，睡醒后的一个清晨，无意走入酒店后的某条狭巷，一家足浴店门口走出一个穿豹纹短裙的女人，上了年纪，也未打扮，头发松松扎着，垂几绺发丝在颈前。手抱浅蓝塑料盆，盆上印着史努比，腾腾冒出白气。她蹲下身，将水泼向门口的窨井盖。他第一次动了心，因为一个妓女极为日常的一幕。但他迟疑着，还是往前走了。多一步也就过了，再没回头。有些则是更奇特、他也无法弄清性质的机会：工作场合的某次暗示、某次调情。社交性的友善和真正的示好他总是很难区分。那是他判断的混沌地带。无论如何，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少有的、说不上是清醒还是惯性的忠诚。不是别的，是他喜欢。他渴求忠贞，与世人仿佛不同。他渴求成为一个好人，因为并无选择，因为如此才能受益，才可持续。
没什么的，他听见凌美慧在说，我也一样。人求自保，并没什么错。
餐毕她抢着洗了碗。他提及她的屋子很干净，她说，扔就行了。扔时千万别心软。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暗示他有太多应被扔去，屋子的混乱就是他心灵的写照，空间的褶皱藏着数不清的垃圾。他们这会儿正坐在沙发。她把玩着投影仪的遥控器，却并不打开。她瘦了些，某个角度看去，跟杨绥有点像，也许只是他习惯了在所有事物上找杨绥的影子。他撕开袋口，将酥皮牛轧糖放入口中，糖果很快融化，他尝出葡萄干与莓果干的味道。
他们坐了一会儿，她说她得回去了。不留下来吃晚餐吗？他问。不了，她说。他送她到楼下，告诉她附近有不少流浪猫。它们相当警惕，猫粮放置很久，也不会去碰一口。有些是家猫，生病了主人不想治，弃到草丛，就此成了流浪的一员。他半开玩笑的：“要是你有兴趣，可以收养一只。”
不了，她说，猫咪很黏人，睡觉时房门敞开，它会钻进去，睡在你的被褥上。猫喜欢看着人做事，而且必须知道你在做什么。一旦它们弄不明白，便会跳到高处，以图弄清。连上厕所它们也想跟着，因为担心你忘了把粪便埋起来。
真操心啊，他说，你养过？没有，她说，听人说而已，我朋友养过。她停一会儿，又说，这个朋友很有意思。他每天都很早起来，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一个女孩的家里。女孩还睡着，所以他只是打开冰箱，取一罐可乐，喝尽离开。如此过了大半年。
为什么是凌晨？他问，为什么不是其他时刻？
“因为那会儿他的女友还在睡觉。”
梁波点点头，不问为什么那人可以进去—也许有钥匙，也许有密码。都不是最重要的。女孩换了地址，他仍固执地前去。直到一天，她和他说不用去了，她喜欢上别人了。
就这样，她说。后来朋友没再去过，但女孩怀孕了。嗯，梁波说，然后呢？不知道了，她说，你怎么看？别人的事，他说，怎么评价都不合适。是的，她说，别人的事，随他们吧。是的，他笑笑。他听懂了，只是每个人都靠着那点藏起的记忆碎片在生活，犯不着一一拆穿。
肆·二〇一九，秋
那天梁波问她想不想去陆家嘴水族馆，“上海小囡的天堂”呀，她说去吧，去看看你们的天堂。去时是周日，排队花了半小时，但不用两小时，他们已走至线路的尽头，他感慨道，童年的庞然大物，成年后再看，不过是座袖珍塔，狭小且紧促。她说，早知如此，刚才应多待一会儿，看个痛快。他想了一会儿说，也不是不可以，我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小时候无意发现的。说完他带她搭乘自动履带，走入消防通道。通道走到底部，空间豁然开阔。原来经此可重返蝠鲼喂食区。玻璃幕墙前放着四把长椅，两人选了一张坐下，看着满屏海水，蝠鲼拖着细长的尾翼，庞大而温和地滑过幕墙。她想起某个电影中的一幕：海水自天花板上倾下，淹没床铺，人随之浮起。还有另一部，一只蝠鲼死在沙滩，人们跑去，把它翻了个儿，没有生气的眼睛朝向天空。它在死盯着什么呢，走出舞会的人们说。
她将左手悄悄向他移近，沉默中他伸手握住。过了一会儿，他问，还想再看一次吗。她说是的，还想。两人再次乘上履带，穿过头顶成群的游鱼和角鲨，进入通道。走到中途，她停下步伐，笑着倚在墙上，他也停下，低头吻了她。
出口连着速食餐厅。餐厅边的货架堆满玩偶，孩子们拉着家长的手，贪心地挑选着。他挑了一只中号海豚，拿在手里，晃了晃它的脑袋。跟你有些像啊，他笑着说。为什么不买白熊呢，她说，跟你更像。外面的雨下得没完没了，去我公寓吧，她提议，给你煮点东西。用餐时，她说去年酿下的梅酒还没启封，不如喝掉吧。一喝她就喝多了。在他身下时，她一直在发抖。高潮来得过于容易，不知是酒精作用，还是其他。她感觉快死了，但最终清醒过来，醉意褪去，起身将被子拉至胸口，散乱的头发一并向后捋去。床头柜立着一只亚克力相框，照片里她剪了短发，晒得黑黑的，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背景仿佛是在某个小城的风景区。梁波取来，仔细看了一会儿又放下，笑道，变化很大。是好还是坏的变化？她问。变化就是变化，没有好坏可言，他说，都挺好。她沉默着，屈身抱住膝盖。他伸手抚摸她的鼻梁，那里有一块小小的凸骨。你的鼻子很好看，他说。也就鼻子能看，她自嘲道。
她告诉他今年没回四川。房子今年年中才装修完毕，所以干脆留在这边过了个新年。父母是政府公职人员，退休又返聘去了企业，过了元宵，才请了几天假，来上海看她。他们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以补她没回去过节的遗憾。
父母都这样，他说。
他们过来一次不容易，她说，我们离上海太远了。他说，离得近也不好，全在父母羽翼下，做什么都觉得束手束脚。
“你不懂，有时回去，真觉得是两个世界。”
“你的病怎样了？”
“没事，只是肝功能有点问题，吃点药就行了。你呢？”
哦，他说，不是我，是给表舅拿报告，他查出了白血病。他没结过婚，和舅姥姥住在青浦乡下。几年前舅姥姥去世了，剩下他一个。
他告诉她，表舅从小聪明，曾经设计过一种单人棋牌，牌面是其自绘的古典战将：王翦，白起，李靖，韩信，卫青，霍去病，规则参照奇门。他送过一套给梁波，那副牌应该还在梁波家里，深埋于某个抽屉，褪色蒙尘，无人问津，规则也被他忘记了。
她不知道说什么。也许真有一个万能而任性的主宰，在人的身上倾倒灾难像倾倒垃圾。当然了，它也会偶发仁慈，比如安排一次经年后的重遇。
或许是感到她不想继续，他说起别的：想下棋吗？象棋？围棋？什么都可以。五子棋？飞行旗？她点点头。要么象棋吧。不用半局，她已知道他技艺平平。从前有一任，只要他愿意，五步之内，就会让你陷入无子可走的窘境。有那么一年，他们每次都在晚餐后下上几局。她的棋艺没什么进步，永远止步于那些年，而她人生的某些部分也永远停滞在了那里。
再来一局吧，他说，脸和脖子一齐涨红了。
她觉得那模样天真，令人怜悯，于是笑着说好。
炮二平三，再让一次。
她知道梁波对于自己的主动有些困惑，可该怎么说，每次坐在他车里，她就像坐在一五年的夏天。
一五年的六月，她走到和HR在电话里约定好的那座大厦，乘电梯上至二十八层，却见地上铺着灰色防尘毡布，落地玻璃门贴满黑胶布，根本没有公司运营的迹象，不由地呆立了片刻。绕了一圈，再细看数字，发现这里是二十三楼，按键“3”上沾了块黑渍，变成了8。经此乌龙，上到二十八，她在茶水间待了一会儿才出去。透过玻璃门，她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桌边，躬身向着图纸，专注且热切。她轻敲玻璃，他抬头，看向她，走到门边。你要找谁？他问。哦，我是来面试的。她说。他微微颔首，开门让她进去。她走出几步，回头再看，他已坐在桌前，看着图纸。
面试官们坐满了长桌的对面，一个月之后她才弄清了他们分别是谁。她还记得居中者戴的那副白色边框的眼镜，以及身上的浅灰色西服和白色西裤。还会有人这样搭配吗？像上世纪的流行。后来她才知道他就是老板。两天后HR再次打电话来，说她被录取了，“我们有半年试用期，但试用期薪水跟正式入职一样。”
她很高兴通过面试，报到时比要求的提前了一小时。HR将她领到部门领导前。正是昨天给她开门的人。他自我介绍叫梁波，颇为郑重地伸出手，同她握了握，把工位指给她—就在他对面那排的最左，靠墙靠窗。
时间久了，有那么几天，加班加到了十二点，他主动提出送她回家。车程不长，但总还可以聊点什么。开启话题的通常是梁波：最近的展览看了吗？觉得如何？新开业的那家酒店怎样？那会儿她还很腼腆，简单作答后看向窗外。他们正驶过卢浦大桥，路灯染黄悬在车窗的雨丝，钢筋斜拉索在夜色里快速向后掠去，江面一片漆黑。她感到不是在车上，而是在小舟上，风雨中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他们紧密地拴在一起。
很难形容到底是什么感觉—又该怎么说呢，在那辆车上，她总是觉得分外松弛。
那是她最勤快的一年。很多个深夜，办公室人都走尽，只有她还在，电脑和窗外大厦点着唯一的光亮。对面大厦的天台有个圆顶小亭，终夜亮灯，仿若有个马戏团正在此举行一场盛大的聚会，她却不在邀请之列。她深吸一口气，脱去鞋子，在桌下悄悄伸直小腿。通常也就那么一会儿。多数时间，她脊椎弯曲，盘腿坐在椅上，不知疲倦，蓦然抬头，发现已过凌晨三点，才关灯下楼，打车回家。一到这时，大厦周围仿佛存在着黑洞，吸食掉所有车辆。得要三十或四十分钟，才能等来一辆。可即便如此，只需睡上几个小时，她就再度投入工作，甚至还能匀出精力运营一个私人网站—得到三十岁之后，她才开始为精力的快速消退而震惊，为之于睡眠的强烈渴求而震惊。
楼下有条长道，两侧种满悬铃木，下班后的多数时刻，她穿过松林色的树荫，快步走向公交车站，穿过十字路口，经过首饰店、服装店、咖啡店、蛋糕屋，看见成群的人们身着华服，坐在墨绿的遮阳伞下，明亮的LED灯串缠绕在枝干，晶莹如含露的花朵。空气里掺杂着欧芹、胡椒和肉汁的气味，夏日午后打翻在厨房的气味。美甲店和咖啡店中间还夹着一户，看去昏暗而狼藉。户主六十来岁，生过小儿麻痹症，脸上和身体有大片疤痕。夏天他的两只手常常从背心的同一个袖口出来，人就坐在成堆的纸箱垃圾中，将奶锅搁在大腿，抬起那只唯一能用的胳膊，将煮糊的泡面往嘴里送，筷子与面条贴脸而过。第二天早上，那些泡面几乎原样不动地倾倒在路边，被清洁工一一扫去。
又能怎样？不过一种显而易见的警示，提醒她这里，这座城，还有多少被自己罔顾的真实。可是遥远的真实又何尝重要？真实是握起水杯，指尖上那点近在咫尺的滚烫，真实是站久之后，小腿痉挛传递的痠麻，真实是被触碰、能感受的当下，需得有形有质。她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自己的真实世界，反而其他的：主义观念，他人生活，革命历史，遥远得多，虚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