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14号失踪的第三天，小马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内打着蜘蛛纸牌作为午休消遣。两点钟，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想了解下此次事故的相关情况。
“您好，贵姓？”
“我姓卢。”
“卢记者好，是这样的，如果您开着录音机，咱们就不聊了，我个人代表不了政府，至于具体情况及救援进展，此前我们也都通报过了。”
“嗯……那如果我们只是了解下渔业的基本情况呢？应该不会让您为难。”
他思忖片刻。“我尽量回答，但我还是得说，卢记者，我个人无法代表政府，只能作为朋友，简单聊聊。”
“好。我之前查资料，看到一个数据，说全国范围内，每年每十万渔民死亡或失踪四十人，但有学者测算后，说数据明显偏低，每年每十万死亡或失踪人数应在两百左右，因为许多渔民没有承保，还不包括致残、砸伤及瞒报的，至于我们这边，据说每年死亡或失踪人数是三十三人……”
“‘这边’包括哪些？”
“整个象山港。”
“不是官方数据，我们很难同意。”
“您观察、统计下来呢？”
“既然有公开数据，那就以此为准。”
“嗯……我们之前采访时听说受损船只已近服役年限，出海前的那次船检，船工发现底板出现了三到四厘米进水，但政府检验部门却说没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检验不在我们这边，但既然允许出海，我想应该有充分理由。还有，当时我不知道你们采访的是不是一线船工，但每次出海前检测，查出一些问题我想也是正常的，否则年检的意义在哪？但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细节，我个人确实很难回答。不知道卢记者是否清楚，渔业下面分好几个部门，有养殖、产业、船检……现在还有休闲渔业，光执法部门下面就有渔政、渔监等等，各部门相对独立，不是您所有问题我都能回答。”
“明白。家属那边曾表示，搜救中心反应不及时，各部门间相互推事。同编组船只报警三小时后才有救援行动。”
“救援中心肯定是第一时间反应的。”
“这个跟我们了解的情况不符。”
“那只能建议您再核查一下，一般来说，除非信号问题与极端天气，从接到电话到派遣救援，中间极少有间隔，但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事并非我们负责，无法提供详细记录，还是应该找找相关部门。”
“嗯，失事船只据说是危险系数最高的钢质帆、帆涨、帆张—”
“没这个说法，要么是帆张渔船。”
“嗯，帆张……属淘汰整改之列。”
“是，各地都在做渔船的更新换代工作，但实际操作起来肯定需要一点时间，我想这个您应该也能理解。”
“我个人有个疑问。”
“您说。”
“我想，船只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出海，是否跟处境艰难有关？听说省内渔船亏损比例是二八，只有两成渔船能够赚钱。”
“是吗？我不知道，您从哪儿看来的？”
“……如果船只本身造价很高，加之购入的是温台等地的淘汰渔船……”
“你弄错了，”他出声打断，“贵的是执照，买的也不是淘汰船只，而是捕捞证，证件规定了你的渔船功率、吨位，作业范围及时限。但证件数量是有限的，打个比方，我们每年的发放量只有五千张，老的想扩规模，新的想加入，怎么办？海区就那么几个海区，数量也就那么多数量，怎么办？只能去别的地方购买。”
“……我想说的是，既然渔船存在那么多运营难题，为何这几年政府仍一再下调柴油补贴？”
“为什么？”他笑笑以降低讽刺，“你说柴油补贴的存在是为什么？市场行为市场调剂，有什么问题？补贴的必要性在哪里？一面高喊市场自由，一面责怪调控不力，要么你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对方不作声了，他和缓口气：“不好意思，卢记者，就像我再三强调的，以上都是我个人意见，并不能代表政府。”
对方道谢后挂断。小马坐在电脑前，瞪着面前的红桃草花，不免埋怨自己欠缺冷静。他关掉电脑，拿上钥匙，打算去码头那里散个步。
村委会居岛屿西北位，是一座两层高的砖石小楼，公务员总共五人。大门出去后右拐，经防汛防台形势图及振兴乡村规划表，穿过老街，再右拐一次，就是滨海大道。这条崭新宽阔的水泥路建于七年前，由上任书记主理。书记个头高大，皮肤黝黑，唇上蓄了一抹短短的小胡子。他是村内第一批中专生，做过二十年船老大。上任后，他去各地渔村考察了一圈，认为近海渔业颓势难改，必须发展三产。他辗转找到浙江工业大学的一位老师，委托设计了村徽和商铺。村徽由圆圈、梯形及波浪构成，用了红白蓝三色，直观得无需深究，沿海商铺的造型创意则取自集装箱，可移动、可组合，书记个人颇为满意，但他的继任者私下却和人说像个工棚。总之，和所有良好意愿一样，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几年下来，除了这条大道，什么也没建成。被征用的地皮保持着被犁开的状态，一畛畛地荒芜了下去。木头木脑的脚手架和推土车代替了被推倒的建筑，成了大地全新的附属，野草和尘土在铁皮上横躺竖卧。村委会用竹篱笆将荒地围了起来。没过多久，田旋花与阿拉伯婆婆纳就毅然越过了边界，在水泥和黑土间拓出了一片自由领地。
暗绿丝绒沿着大道阔步向前，到达海岸后忽然奋起一跃，跃上海岬，攀上岩层及悬山。如果站在半空俯瞰，本岛仿如一把松散粗劣的扶椅，三高一低，椅面下倾，倾入东海。与之相对的是三座并肩矗立的小岛，居中的最大，像一尾满身白斑的灰鲸，迟缓地平展着两侧鳍肢，凫在不很清澈的水上。
女人们在码头左侧的沙地编织渔网。小马看见林和富也在其中，一只胳臂夹着渔网，另一只手举着梭子，费力地劳作着。身边停着他的旧自行车，脚边是带着网兜的保温杯。他是个老鳏夫，圆滚滚的大脸，谦卑的笑容仿佛焊在了脸上。他老婆瘫了十年才撒手离去，现在他仍然习惯了什么活儿都干。见了他，小马忽然记起，之前的新闻弄错了一处细节。报道称，失踪者共十四人，实际为十三个，林和富本该在船上，但当天他上货时被装满冰块的泡沫箱砸伤了左手，林老大便没让他上船。
想起报道里的疏漏，小马对自己问答中的简慢便有了轻微的谅解。渔船尚未返航，码头泊着几艘运输船，船体用蓝漆刷着“海霞渔业”的字样。保安林国祥在金利商行门口背手而立，眼睛紧盯着几个正在卸货的外地船工，身旁的路灯下是两只肚皮朝天、早已死去的鲨鱼。
小马上前递了根烟，保安接过，饶有兴致地问起老村委改民宿的事情，小马含糊道：“还早吧。”
“书记呢？”
小马撇撇嘴，意思是正坐帐军中呢，他半开玩笑地问保安想带谁住，“这么猴急干嘛？”
“啊呸，我挣的这点钞票……从早到晚，吵都吵不完。”
他假装关切地吵架对象是谁：“总不会是老婆吧？”
当然不是，保安迅速否认：“外地的。”
那人二十来岁，可能刚做船员，对规矩简直一无所知，还想把电瓶车带上船，幸亏被他及时拦下。对方不服，试图硬闯，他干脆拉起围栏，要求对方出示船员证。对方不肯，骂他是狗：“给了你多少钱？干得这样卖力。”僵持不下时，有人正巧经过，劝说了两句，年轻人才把车子推走了，回来时嘴巴仍然很老。保安记得，其中有句“日个脓包”，他问这算哪儿的话，“湖南？贵州？江西？”
“贼配生的东西，”保安说，“我做船老大时，他毛都不是。要不是人多，早就扇他了。”
说到这里，他涨红脸，呼一口气，鼻毛在风中轻轻招摇，小马安抚道：“是怕被偷吧，一台车少说要两千块。”
“谁要偷他？本地人谁要偷那破车噢？”保安略略愤怒地举高了香烟，烟灰抖抖索索地落在他工服袖子上，小马退后两步，以免烫到自己，“电瓶车带上船会炸的啊！”
小马说是，保安发泄完毕，又问：“你知道那天劝和的是谁？”
“哪个？”
“林老大。”
啊，小马不再敷衍，他确实吃了一惊。他这才反应过来，保安说的是开渔日当天的事。
“那人应该是林老大船上的，不然怎么肯听他？我就知道，这种人一定会吃亏，”保安说，“不过那天他们开船就比人家晚了，这个你知道的吧。”
今年的开渔日和中秋是同一天。本地渔船共六百六十七艘，按每艘十人计，码头当时至少聚集了六七千人。除船员外，还有一些是卖牛仔裤、滑雪衫及烤鸡腿的临时摊贩。本地保安因此全体出动，市里又格外抽调了一队海警以维持秩序。开渔的爆竹响起后，渔船们纷纷擎着黄灯，驶入黑暗，唯独05714号留在原地。林老大的老婆詹细芬先回了趟家，之后带着香柚、雪梨、佛香返至船上。但渔船仍连接三次冲海不成，远远落在了其他船只后面。
“注意到了吧？”
小马不无尴尬地说没有。看完开渔他就走了。他们邀请了数家媒体参加开渔节，但最终只来了两家小媒体，其中一家还是私营文化公司。仪式四点四十八开始，三点钟，天空飘起细雨，雪窦寺来的高僧在停车库搭了个临时雨棚，勉强做完法事。小马则一直陪着媒体，主要是给摄影撑伞，防止器材被淋湿。他印象最深的是蒲团不够了，一部分信众便直接跪在一次性桌布上。塑料太薄，他们膝盖全沾了泥，像被土地敲了印章。想到这里，小马不无怨怼地记起，媒体仅在网上发布了两条短视频，浏览量奇低，还不包括干部自己贡献的。
保安还在说早上的事。上午十一点，05714仍困守浅滩。此时细雨告停，天色阴沉依旧。早秋渗入骨髓的寒意让看热闹的村民逐渐失去了耐心。除保安及警察，多数人都离开了码头，各忙各的去了。直到十二点半，05714号才跟在一艘运输船后缓缓离港。
保安认为，如此不顺已是征兆。他提及林老大有次也是临到出海，一名船员忽然被砸伤手臂。那次船只开到半途，发动机忽然坏了，十二个人漂了一天一夜，遇到一艘过路船才回来。九二还是九三年的事？
小马没回答。他知道这件旧事，虽然当时他才四岁。但他不想再听保安不着边际的分析，或者说，让他更加不快的是那些洋洋自得的判断和评价，那些嚼了又嚼的讯息与传闻。他盼望着最好来个什么人赶紧打断他们，就在这时，保安像是见到了什么似的蓦然大喝一声。小马回头望去，发现是一对父子在试驾无人机。俩人追着飞机，差点跨过了安全带。机器通体雪白，闪着红灯，像蹒跚初飞的乳燕，在陌生的气流中飞得很不稳当。
他趁机脱了身，沿着防潮堤坝，慢慢向前走去。太阳重新回到了云层，海面看去灰蒙蒙的。远处悬山上的树林已经变成了黑色，树梢挂着几缕薄纱。天空阴郁而浑浊，向下迫近铅色地平线，海天交界处就像一张纸上淡淡的折痕。再下去就是船厂，渔船都在那里检验、维修，锈迹斑斑的巨轮排着长队，仿佛悬浮在陆地尽头。他停下脚步，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到了晚上，在电视前守了两小时后，小马终于意识到自己多虑了，新闻报是报了，但只是一条滚动字幕：
参与本次海上搜救的船艇有：中国海监7029，7018（搜救指挥船），中国渔政3014，3033，3056，中国海警2204，1302，东海舰114及附近作业的十余艘渔船。东海救助局派直升飞机参加海上搜救，分别是海巡0730，东海救119。参与救援的船只共计二十一艘，为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救。
批示者的名字。救援机构的名字。失踪者的数字。只是数字，没有名字。数字做了更正。他思忖媒体换了报道方式，是否跟上级部门施加了些许压力有关，还是事故已成旧闻，大众注意力早被新的热点取代。规模历年最大？可以这么说。上次失事是三年前，搜救规格也是历年最高。字幕静静滑过，紧随其后的是明星之子吸毒及潮州客车自燃通报。他把遥控器还给母亲，自觉松了口气，但仍有股沉重挥之不去。
失踪的十三个人分别是船老大林国枢，大副林忠善，二级助理船副童胜宽，助理船副王清龙，二级轮管林良坪，轮机长方万堂、曹文懋，船员林国成、林尚福、谌祖贵、谌志刚、应朝华及段庆军。除了家属，还有谁还记住他们的名字？
9月17日凌晨，出航不到二十四小时的05714号消失在了AIS系统中。同组B船老大林国权在十二点二十八分接到一条信息，A组船老大林国枢问他在不在，声音听去很急，他答说在，问怎么了，林国枢未做回复，他追问到底怎么了，对方仍无应答，船只信号已经湮灭无寻，他随即报了警。
当晚海风四级，不算坏天气。按家属说法，搜救中心直至三小时后才展开救援，错过了黄金救援期。事发第一天，省电视台找到了一位匿名船工，对方透露了渔船底板渗水等细节。这在家属内部引发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部分家属去了林老大家，追问真相何如，不过这位新晋寡妇和她们一样，对此一无所知。连着五天颗粒无获后，詹细芬便提议家属们一起去观音山祈福。虽然此前有过不愉快，但还是有五六名本地家属参加了此次祈福活动。一行人包了一辆十座小巴，开到山上，并住了一夜。半夜一个家属忽然发起高烧，找了个师傅诵经才退。下山后她们收到了一条讯息：一艘岱山渔船捕到了失踪船只的渔具。网到渔具的位置和船只最后出现在系统中的位置相去不过六十海里，海水流速3-4节，移位远小于推测。搜救船只随后在附近集中展开了搜救，并未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漂浮物。
通告由市渔业局统一发布。到了晚上，因为气象中心通报未来二十四小时有十级大风，搜救中心被迫撤回四艘防风能力较弱的船只。第二天早上八点，小马上班时发现村委办公室被愤怒的家属给占满了。
他花了点时间才把家属面孔和船员名字对应起来。虽然面孔各异，但诉求都很一致：目前仍在七天救援期间内，为何要撤回船只？
“大姐啊，”小马苦着脸，“说起来真不怕你们笑话，一艘钢制渔船服役上限也就二十五年，我们设备至少十七八年没换过。现在哪艘渔船不能抵抗十一级大风？可执法船有时遇到八九级的都够呛。赚钱的时候你们十二级台风都不避不回，现在出事了，十级以上的台风也要我们这样的小船救援，不现实的对吧？”
手机响了，地址显示是辽宁营口，他做了个暂停手势，接起发现是银行的推销电话，问他需不要私人贷款，小马在其介绍利率时挂断了。
说到哪儿了？哦台风—“其实不用急，我们只撤回了四艘，还有十多艘一直在海上搜救，我们承诺，台风一停就即刻返回。”
家属们连茶水也没喝一口就回去了，小马没想到的是，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到了下午就成了过兑付期的支票。搜救中心打电话来说，推断船只已沉，所以改由测绘船舶前往勘测。撤回的船只不再回派，“救援船只数量足够了。”
小马略过“单波束、多波束”等术语，追问道，目前VIS和AIS系统中仍未发现有和其他船只的碰撞痕迹，船只难道是自沉？
“不是不可能。”
“会不会太快？一艘轮船少说也有三四百吨，彻底下沉怎么也得五六分钟。B组老大说几秒就看不到了，这个情况相当罕见……”
“得找到沉船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的难题不就是找不到吗？”
“这不正常么？已经第六天了，还有一天就停止，最后一天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大？互保协会那边保险金额已经发放到位，签字的话差不多三天就能打款。”
他想说什么还是放弃了：“让保险公司自己联系吧。”
放下电话，他在桌上拍了一拳，同事小樊诧异望来，他挥挥手说没事。小樊也是驻村干部，比他小两岁，晚来一年，人还老实，就是话太多，很多话他便不想讲。他理解搜救中心复杂的轻松，但他无法轻捷抽身。林国枢曾救过他。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小马独自跑到海边游泳，左小腿忽然抽筋了，快失去知觉时被在码头补船的林国枢一把捞起，后来他妈便让他拜了干舅。
他想不起来当时怎么会独自跑去海边，未必是胆大、疏忽，而是他就想那么做。很早之前的事了。过去岛民们彼此熟识，不知隐私为何物，谁捕到大鱼，谁更换船只，谁热衷捐款，谁一毛不拔，谁轧姘头，谁快死了，全都一目了然，但现在知道林国枢是小马干舅的人不多了，许多人都离开了岛屿，在城内置业定居。搬迁的理由其一是教育。岛上只有一所小学，原先在老街，后来迁至村口，四层砖砌小楼代替了到处漏风的卵石平房，还建起了人工草坪和塑胶跑道。但再好的设施也不能替代师资的流失。还想打渔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好几个也曾壮志踌躇地登上渔船，两天后晒脱一层皮悻悻搭船回家，再不提出海二字。这些年，大家愈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点钱的岛民都不愿让子女在这儿将就，就读的多为民工子弟。况且，即便在村中读完小学，中学咋办？
屋子还在，但大多成了没有人气的空壳。烟酒商行被两家超市抢走了不少生意，早餐铺对面照相馆的主营业务成了拍摄外地船员证件照，旁边的五金店倒闭后变为太平洋保险的临时理赔点，地上电线绳索蛇样盘结，看去有如毁圮的建筑工地，水泥墙壁贴满各式办证招工广告，饭店琳琅拉杂，什么都有：江西炒菜、贵州米粉、广式烧腊、兰州拉面……唯独少了村民最喜欢的鱼饭。一个不起眼的门帘写着“塑业创新基地”，以及“穷人想什么，想想？”还能想什么，除了钱？这里日渐陌生。留下的人则以守旧为傲，靠着酒精自我麻痹。他比那些冥顽不灵的老人好些，还能接受变化，不愿接受的就把自己埋进了墓地。反正要死，越快越好，再晚些，那点茔土也要被不断外扩的马路给侵占，就此荡然无存了。
头七过后，小马下班前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晚点才能到家，饭随便做，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去超市买了几盒糕饼香火。从村委会去林家得经过村小，今天学校门口挤着不少人，和往日气氛大不相同。他有些好奇，但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林家位于老街以北，过去属于还算显赫的屋子，这几年新楼层出不穷，它夹在其中，显得寒碜老旧。门口的地垫流浪汉似的歪斜着。紫铜大门锁得很死，小马在地垫上蹭了蹭鞋底，重重地叩了下门环。
门开了，院内飘着浓重的香火味。很早之前詹玉芬就做了居士，在家中设了个佛堂。堂内长案新添了张遗照。遗像是早年照片放大的。相片中的男子蓄着唇髭，带着一顶哈尔滨买来的靛蓝色假海军帽，单薄羸弱，年轻得像跟她有隔阂。天井中的水池搭着三把干透的拖把，拖把脚下是两盆矮金橘，树枝上扎着红结，果子和叶片无精打采地垂着头。小马把糕饼递给她，她客气地说不必要的，随手却把礼盒放在了墙角。小马磕完头，詹细芬领他到餐厅落座。餐厅十分简陋，一只碗橱，一个圆桌，几把方椅，地上铺着大理石，温度比天井还低。纱布罩下是一碟鱼干，一碗咸菜，看去放了很久，小马怀疑倘若送检，超标的亚硝酸盐估计够毒死半头大象的了，所以被盛情留下吃饭时，他推说近来牙疼，吃不了什么。
“还是不吃长眼睛的东西？”
“不吃呢……别麻烦了舅妈，我妈还等我回去。”
“奇怪，什么不长眼睛？上辈子该不是个大师父？”她伸手捏住他胳膊，隔着衣服揪起一块肉，“还好，一点也不瘦。”
“酒喝太多。”
“你爸当年也爱喝。”
小马丧气地解释说不是爱喝，是免不了。性质不同。
“姗姗这几天回来没？”
“她多忙？我说这几天不急，等差不多了再回来，事凑一起办……还是在老家好，你跟你妈离得多近。”
“女孩儿在市里好。”
“是这么说，但一年也见不到几回。”
表姐林珊珊在宁波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小马前段时间听闻表姐经人介绍，认识了个民法律师，对方年纪不小，不知进展如何。他不想细问，以免引火烧身，被问为什么迄今仍是一个人。他有过女友，俩人为大学同学。女孩老家山东泰安，毕业后随他来到杭州，在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做天气预报。他对科研毫无兴趣，毕业后回到老家，考了事业编制。那时不少人会说他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得，但对他自己来说，这一选择十分平常，其中并无崇高或特别的成分。有段时间，每个周末他都会叫一辆金杯开去奉化火车站，再搭乘动车去杭州。女孩跟人在保俶路一带合租，他去了，俩人就住在二所附近的湖光饭店。服务员、前台都跟他混得很熟，知道什么时刻收拾房间最合适。可没什么用，半年后女孩提出分手，后来他才知道是找了所里的同事。
他不愿细究他们在一起多久了，虽然夜深人静时也会冷不丁想一想。他不急于结婚，但跟上次的失意没太大关系。不是她的问题，至少不全是。他回忆当时跟她一起逛街，她在影楼的婚纱前流连，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不耐烦。他也不喜欢这样动荡、颠簸的两地往返。如今正好，谁的选择都是选择，哪种结果也是结果。他偶尔怀念她绷紧的大腿肌肉，好几回做到套子掉里头了，他趴下身，掌心压平起皱的床单，伸出两指，捏紧橡胶口，小心钳出，倘若不慎碰到，她会下意识地退缩、绷紧—
顶上方形天空的颜色正在变暗，黑夜带着分量直直砸下。詹细芬却没开灯。小马抬头才发现灯管空了，问怎么回事，她说昨晚灯管开始频闪，今天下午“啪”地炸了，里头的白块块飞了出来，“吓人吧。”估计是镇流器坏了，小马说，过几天空了给你重安一个。
“这种事早说啊，给我打电话就好，反正也近。”
“没什么事，能有什么事？方便了来吃饭。”
小马随口便应，隔了会儿告诉她今天小学门口围了不少人，不知怎么了。
“是吧，没注意呢。”
小马略略伤感地觉得舅妈反应较之前慢了许多，考虑到她身处的困境，那些手续，账单，程序，倒是可以理解。她说起十多年前林国枢曾捕到过一次遇难者，“说是朝鲜的，还穿着救生衣。”
“现在还没别的消息，”小马仔细辨别着舅妈话里的多重意味，羞惭地说，“我们什么也没发现，除了网具。”
她扶桌站起，颤巍巍地从客卧取来一盏油灯：“很多人都说船只到年限了，哎，我们九六、〇四年都换过船，离年限还早着呢。”
小马说是，将视线从她暗黄浮肿的脸上移开。五点多，他告辞离去，走到一半却莫名不安。钥匙，钱包，手机都在，都在袋里好好揣着，可仍觉不安，迟疑片刻，他跑了回去，发现舅妈趴在桌上。
小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生锈的自行车把她送到了村卫生所。所内只有上了年纪的男医师在，量了血压，说是偏低，但具体原因不知道。所里没有任何像样的设备支持更为细致的检查，医生建议去市医院做下脑CT。她缓过来了，号称只是低血糖，闹着要回家，那打两袋葡萄糖吧，医生说。
输液挂上了，俩人守着两大袋滴液，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巴望药水尽早见底，但它不争气地总不见少。她难为情地要求调快些，小马严正拒绝了，等他精疲力竭地沿着滨海大道走回家时已经超过了八点。海边没什么人，两个小年轻骑着摩托车从旁经过，声响大得好比拖拉机，强势地压过零星的犬吠。岛上几乎家家养狗，但没人养猫，他习惯了也不觉奇怪。穿行在路灯投照出的一段又一段长光中，他忽然想起中秋那天在码头看烟火彩排的景象，空中交替着雀绿、橘金、胭红，再一并褪去。抬头看去，月亮从当日那块闪亮、浑圆的银饼缓缓蜕变成了今天这枚尖锐、亮白的鱼钩，远处的电厂在黑夜中猎猎燃烧，像滚烫的钢水无止流泻，仿佛能烧到世界末日，不像那天的火花，窜耀了一下就没有了。
小马在老街买早点时才终于弄清那天傍晚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村小放学后，有个男人总在女厕门口徘徊。被留下打扫卫生的小女孩们隔着几米开外的距离一个接一个地跑去围观，最大胆的那个则镇定地进了厕所，在水池边洗了抹布，甚至还洗了手，回到教室后却突然红了脸。那天正好一个二年级女老师在，听见孩子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并不时发出阵阵嗤笑，便追问怎么回事。起先没人说话，最后一个班干部举手嚷道，有个男的在厕所门口挠痒痒。她纳罕地跑去看了看，发现对方站在男女厕的过道，上衣大敞，裤子褪到脚踝，手里握着一个灰暗发红的东西，像那里被开水烫伤了一样。她愣了会儿，看清是怎么回事后，把那些嘻嘻哈哈跟过来相当多事的女孩们搡回了教室，然后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冷静，给校长打了个电话。
据说那人是一个外地船工，这倒没什么稀奇的，大家诧异的是别的，按照女孩们的说法，他出现了至少一周多，为何能如此自由出入？老眼昏花的保安没被开除，但群情激愤的家长们决定自行接送。
有人在追问后来怎么处理的，小刘师傅没回答，油条不够了，大饼还多出几张，他戴上袖套，从容地打开油锅。他老婆在旁套纸袋。俩人速度都不快，大家耐心等着。排在小马后面的老人忽然发起小火，咕哝道：“越来越不行了！”说罢拂袖离去，不知抱怨早点、师傅还是学校。众人僵立片刻，摇摇脑袋，又开始闲聊。小马对老人倒很熟悉，每天早上路过阿发水果店，总能见到他坐在若明若暗的内屋里拉二胡。
滚热的油烟让空气变形融化，小马心不在焉地想起过去的小学，那时候课桌烂出了窟窿还在用，洞眼大得能容一个小孩儿胳膊通过。他喜欢上课时把手塞进抽屉，清数历年攒下的水浒卡片，为此挨了不少教棍。木棍虽举得高，落下来却不痛。班主任是个五十来岁、说话结巴的老头儿，烟瘾奇大，一下课就在走廊抽烟。办公室的鱼缸养了只巴西小龟。小马被抓去罚抄，总会趁其不备，从口袋掏出小浣熊干脆面进行投喂。操场是块沙地，秃得寸草不生，左角安了个石头滑梯，磕破脑袋、撞出鼻血的倒霉孩子不在少数。起风时尘土漫天，一下雨又成了泥塘，他们就在泥坑里打架、掼炮、赌博，个个脏得像是用泥块刚捏出来似的。现在的孩子，怎么说呢，与其说是安静规矩，不如说是忧郁死板，打架对他们来说就像野蛮人的行径，他也想到，一个失事船员的孩子就在村小读书，有无可能正是目睹者之一？
他带着温热的思绪及油条踱入办公室，小樊一见就问，听说了吧。
“什么？”
“有人捕到遗体了。”
“哪个位置？”
“188/6海区。”
“跟上次没差多少啊？”
“还是那一带。”
“之前怎么没找到呢？”
是奉化的一艘渔船捕到的。放了十个钟头的渔网，起网时出奇的轻，船员们看见花蟹和红虾中现出一片黄色雨衣。他们把渔网和那些不安分的四下爬动的生物清理干净，从遗体所着工装的内侧袋找到一本船员证，然后通报给了搜救中心。
搜救中心再次派出了测绘船舶，这次他们找了疑似沉船—33米长，8米宽，高出泥面5米，主机功率396瓦，各项数据基本吻合。四名潜水员多次尝试进入舱内施行遗体捕捞，终因水深作罢。此时距离船只失踪已过了十五天，保险流程也已走了大半，船员家属基本都签了字。
新闻只说发现了遗体，未提及遗体的具体情况。作业时他身穿的雨衣雨靴使其在盐水、鱼吻及其他海洋生物的侵袭中勉强保住了完整。死者叫谌志刚，贵州人，未婚妻叫朱绮。不知为什么，小马对她印象颇深：蒜头鼻，马尾辫，圆脸蛋红扑扑的，不爱说话，看去很腼腆，眉眼间却有股不甘驯服的劲。她在超市里做促销员，做得很懈怠，没人时爱靠在货架上玩手机，脖子后面有枚六角形文身。她住村北，那里的屋子由卵石、瓦片和杉木建造，迄今逾六十年。经年累月，风侵雨蚀，木梁屋顶朽烂不堪，门头挂着“危房小心”的警告，但一点也没影响房东的租赁生意。住在这儿的多为初来乍到的外地船员或船员妻子，因为便宜，每月才两百块钱。留居的时间再久些，他们大多会换到那些九十年代或是世纪初建造的更新的屋子里，那里的月租金大概在五六百，贵的也不过八百。船员年薪八到十万，在这生活不太会是问题。
小马给朱绮打了个电话，说了大概，她听完说，知道了，公婆会来处理的，你们直接打给他们也行，停了片刻，她说了自己的问题：俩人只办了酒席，并未领证，在当地可算定亲，但在这儿可能就失效了，“我想问问，这个情况的话，能领到保险金么？”
“没领证的话那在法律上就比较弱势，”小马说，“不过具体还是看各家做法的，这个最好跟他父母商量，说不定会分一些。”
朱绮“嗯”了一声：“他还有一个等着结婚的弟弟……”
小马沉默片刻，那头电话已经挂了。朱绮曾是少数几个不愿签字的家属之一，他这会儿才明白是为什么。涉及这样一笔巨款的分割，他不愿细想内中龃龉，跟他也没关系。他只需知道，谌志刚父母将会从贵州赶来（那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得从大方山内赶到贵阳龙洞堡机场），辨认签字，就地火化，领走骨灰，他们不会在村中多作停留。谌志刚的叔叔谌祖贵是个老光棍，所以保金也将由两人一并领走。他只需要知道这些，够了。
发现遗体并未带来实质的影响，理赔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中。但发现之前，另一个船员段庆军的家属邬幼琴曾跑到村委，指明要找小马。她在海丰饭店做服务员。海丰是村内唯一带客房的旅店，由现任村支书的妹妹所开，大部分客房都被长期预定，所以并不对外开放。规定没那么严格的时候，政府招待都选在海丰。小马和她打过几次照面，只能算点头之交，那天她忽然跑到村委，不免令他有些意外。电脑还开着，扑克也晾着，他伸脚踢脱插线板，屏幕瞬间黑了下来。
她先说自己原先也是渔民，村子就在长江边上，小时候白条多得只要站在岸边就会往你怀里蹦。后来就捕不大到了。政府提出禁渔，说了好几年，大家没当回事。去年年中，村委要求今年一月之前上缴所有船只。随后，他们雇人在岸堤挖了只深坑，用铁锤将征去的船砸成了木板和铁皮，淋上汽油，点起大火，全都烧了，剩一点铁条钢丝，被老头老太太们捡去，卖给了废品站。
丈夫老家和她家相隔不远，同样祖辈打渔，一离开船就睡不着。刚刚上岸那几天，他半夜溜回船上睡，早上再偷偷溜回来，直到最后船被砸了个稀巴烂。烧船的时候，丈夫就在旁看着，回去后生了场大病。
上岸买房有部分补贴，但杯水车薪，他跟着几个邻居在附近工地找个活儿，离家二十公里，于是买了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他没怎么骑过车，第一天上班就摔了一跤，还好摔得不重。后来他把座椅调矮了，像个儿童车，快要摔倒时，就用脚掌抵住地面。他在工地做小工，干了一个月，肩背处处是伤，最严重的一次，腋下被铁钉划了道两拃长的口子。后来听说这里可以打渔—当然，全然不同，可某些方面也差不多。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但仍需贴补，所以他们跑到这儿打工，他做船工，她做服务员，想着能做几年是几年。
小马听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半天才想起摸出纸杯和茶叶给她泡上：“那你现在怎么考虑？”
“很多人说，船不是自沉，不然速度没那么快。但也不是让大船撞了，因为如果是的话，你们应该能在那个，那个系统中看到，两公里外它就会报警。”
她说话平翘不分，“自”发成“志”，还有南方少见、又迥异北方的儿化音。
“是这样，大部分事故跟瞭望不及时有关，但问题是，航行轨迹也不一定准确，有时船老大自己也会关掉导航，”他想了想，补充道，“我不是说一定，就是有可能。你知道……”
“哦，关掉，会的，会这样。”
“或是信号不好，掉线之类的……”
“飞机出事，也有好几年才能找回的。”
“什么意思？”
“福建有艘船，漂了一个多月，漂到了台湾，同胞给送回的，还有海南那边，有人漂了一年多，靠着打渔、接雨水活下来的。”
他明白了：“那边海况十分复杂，一般来说，失联之后就没有回来的案例。”
“是吗？”
他退后一步：“至少我经手的没有。而且这次时间也较偏久了，越久概率越低。”
“也不单是这些，”小马停顿了会儿，“怎么说呢，你们也是打渔出身，知道这种事情虽然不比车祸，风险总是有的，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多少也有思想准备。”
“哦，没有，我们没这样想，连保险都没买。”
“怎么会？”
他又不知道说什么了。按照规定，所有船员都得参保，个人险在一百一十万左右，根据从业时间、年龄籍贯存在一定差异。但这几年差异正逐步缩小。今年据说保额完全一致，加团体险，一个遇难者能赔一百五十万左右，村民们普遍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他到年纪了，又算临时船工，所以没想那么多。”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问问，团队一般一起参保，那也有四十万。”
“不是钱的事，”她把水杯放在脚边，小心扶稳，“完全不是。我只是想找到人。”
谁不想呢，小马说，可是无论救援还是捕捞，都是个太过复杂的事情，很多时候，跟个人意愿没太大关系。
还需要钱，需要资源，倾国之力所费不赀仍一无所获的不在少数。这样的私人船只飘在大海上，真微如一蝼。现在不像过去，人命值钱了许多，以前渔民们在海上讨生活，知道大海慨然馈赠的同时也可能掠走什么。一代代人靠经验，靠智力，靠勇气，去生存，去博弈，剩下的听天由命。现在变了，更多靠仪器，靠导航，靠雷达。船舶技术日新月异，人员也换了一批又一批，新船员不用培训多久即能上岗，老人们渐渐退出了这项古老的营生。经验在技术面前不值一提。科学才是新的神祇。风险成了可被测算、估量的东西，以至人们快忘了这片蓝色疆域还蕴藏着什么—它们从未真正离场。
小马很沮丧，每次出事他都不可避免地感到沮丧。人们问责、调查、核实、反思，在灾难中总结教训，以求点滴进步，只是每当灾难和事故袭来，命运露出尖利獠牙，死亡坦然走入筵席，人的所有准备都显得徒劳且可笑。
小马答应继续跟进，她默然片刻，起身离去。快一点了，她不能待太久，还得上班。小马叹了口气，将没动过的茶水泼在窗前的文竹上，捏扁纸杯，扔进桶里。透过玻璃，他看到她匆匆走出大门，走进那片几何形的阴影中，蓦然记起她也住村北，与朱绮相邻。那排三厢房最东住了个哑巴，没活儿的时候她们聚在院内看电视，声音哇啦哇啦响。三个女人盯着屏幕万分专注，令人不免好奇哑巴到底能听到多少。他想起朱绮，想起她的问题，她的文身，她的睡床：缤纷，潮湿，温郁，女性的气味。温郁，缤纷，潮湿—或许还有另一个人的气味。
后来几天，每到午时她都会搬着椅子坐在居委会门口。小马独自在办公室，远远地看见她穿了件褐里吧唧、皱不溜秋的外套，停在那条明亮反光的白泥坡道上，像镜面上一摊肮脏污秽的蛾尸。经过的人虽不多，但谁都忍不住瞥一眼，好几天他坐在桌边，看着烈日下的身影，想的都是同一句话。看你能坚持多久。
坚持不住的是他自己。大姐，进来喝杯茶吧，他听见自己殷切的语调，坐会儿吧。她没动弹，小马一屁股坐回椅子，隔会儿站起，探头再看，发现她仍在那里。
大姐，他语气愈发殷勤，这样，你先进来，坐那儿没必要，进我办公室，咱聊聊。
她起身，提上板凳，靠墙放着。坐那儿吧。他轻拍了把墙角硬木沙发后背，给她倒了杯茶，顺手把茶几上画着圈儿的报纸给取走了。
“今天就你？”
“这几天基本就我，其他人在处理别的。保险的事你和保险公司联系过没？那边怎么说？团险到底给不给？”
“不是钱的事情。”
那应该找过。而且没什么结果。
“你们是没法捞还是不想捞？”
小马没接话，过一会儿道：“你知道，大部分家属都已经签字，走理赔程序了。他们都接受了这个结果，而且目前是有定论的。”
“什么定论？”
她原本捧着水杯，蹙眉盯着几根漂浮打旋的茶梗，这会儿将头抬起，直视着他，他手指交叉，平心静气地回敬过去：“什么定论你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能有个好结果，但我也不能给你虚假的—”虚假的什么？他停下，在空空的大脑里爬梳剔抉，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信念？希望？都不好，不够准确。
她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头发稀疏，白的远比黑的多，皱纹深镌在眉心和眼尾，而眼睛因为衰老和不如意被拉成了三角。嘴抿得很紧，皱缩得像一枚镍币，你可以忽视，但你深知那正是愤怒的中心：固执而难缠的长相。固执而难缠。
“七天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的？”
“这是国际惯例，好吧。黄金救援期七十二小时，水上救援七天也是往多了算。市级搜救可扩延到半个月，家属要肯出资，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随便。但我也得照实说，这样做意义不大。有什么意义？每增加一天，幸存的百分比削减多少你知道吗？”
她压根没听：“第五天还在救援期，为什么要回撤？撤回后也没再加派，不是吗？”
他有些结巴了：“搜救中心做出的决定。”
“但是，”他想了想，又镇定下来，“说真的你与其为难我，不如直接去码头找点熟悉的渔船问问情况，在这坐着有什么用？渔船整天在海上，捕捞区域也相近，说不定还能问到点消息。”
她抓着左手拇指没作声，从他这个角度看去，像两只手在拔河角力一样。
“你肯定跟搜救中心和渔业局打过电话，那边什么说法我不知道，我想应该差不多，但具体态度上，我不信他们有我们这么大耐心……政府部门都这样做事，我们也不用干别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