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美容院比城里简陋，但也有喷雾器、美容床与美容仪。三层玻璃柜靠墙站立，摆满各式高罐，白底红边的标签写明药草粉剂功用，粗粗看去，有白僵蚕、七味子、白术、人参，等等。两张床各躺一位女客，老板娘阿丹穿着拖鞋岔腿坐在圆凳上，正给客人刷面膜，见我进门，她努嘴道，坐，那里有吃的。
柜旁设一银边大桌，我弯起手指，叩叩桌面，猜不出什么石料，抽出半截长椅，坐了下来。桌上堆满苹果、柑橘、柚子、花生糖、陈皮糖、葱油饼干，想起环保袋里的橘子，悄悄拿出，并入柑堆。
桌边坐了个男孩。他一只脚勾起，压在另一条细腿下，嘴巴微张，伸长脖子，呆呆盯着电视。那里在播一则动画。才七八岁，已架起很大的黑框眼镜，几乎占掉半张脸。眼镜一溜到鼻尖，他就不耐烦地推一下。
电源冷不丁被拔去，男孩发出一声惨嚎，耷拉着头，无力地下楼去了。我无事可做，瞪眼看她工作。床上两人虽都涂着面膜，仍可看出一个年长，一个年轻，年轻的染了黄发，发根却是黑的。阿丹用硅胶刀刮去年长者的面膜，打来一盆热水，浸入纱布，拧到半干，将残余擦去，依序涂上爽肤水，润肤乳，保湿霜。一切已毕。女人起身，将缩至胸口的红毛衣拉到肚脐，捋下腕上的皮绳，咬在嘴里，对镜挽出新髻。
阿姨多大？她抬眼看我，六十。不像，我说，最多四十。阿姨可以办张卡，以后常来。她笑笑，对阿丹道：“走了。”阿丹没回答，她正低头用指腹试探另一张面膜干硬，末了对我说：“那是我妈妈。”
阿丹擦去面膜，重复之前步骤。待第二个女人起身，我迟疑片刻，还是告诉她，做完白了很多，“可以常来。”她表情莫测，抓起落在衣领的头发，拿起挂在衣架的车厘子色提包。等鞋声落定，阿丹铺好毛巾被，坐回桌边，似笑非笑道：“那是我表姐。”
怎能一屋都是亲戚？我顿时哑口无言。阿丹说，表姐在超市上班。今天可得三倍工钱。“闲着也是闲着，哦？”她推来蜜橘，“吃嘛，你吃。”
“下午本来还有两个客，临时有事不来了。你想去哪儿吗？我带你去逛逛。”我说想买个电动车，听说在镇上骑电动比开车方便，她嗤之以鼻：“谁说的？你有驾照吗？现在开电动车也要驾照了知道吗？”
“但你也算找对了，我有个大哥就是开车行的，”她抽出纸巾，擦了擦手，“走吧，我正好把儿子送回家。”
她从厨房拎出儿子：“半天没写几个字，铅笔倒削了好几只，混蛋不混蛋？”她拍着他的屁股，催促孩子上车，“快点，快。”
他坐后座，我坐副驾驶，刚沾到椅子我就知道裤子湿了，起身一看，坐在了没喝完的豆浆袋上，地垫还躺着半块鸡蛋饼。她上车捡起蛋饼和袋子，抛到窗外，朝后怒吼道：“你烦不烦？”他本在咯吱咯吱地咬红薯饼，这回彻底消停了。她伸长手臂，从后座扒出一件红白条纹的旧T恤，胡乱地揩了揩椅垫、后视镜、储物盒，将衣服扔回后座。T恤软绵绵地挂在座椅上，跟男孩一样沮丧。
“你结婚没？”
“没。”
“要求太高，谁也看不上。”
不是，我说—她已经启动了。车子开得极快，依次掠过竹器铺、酿酒坊、木材厂、家具店、电器行、炒粉摊。我心惊肉跳，不由拽紧拉手。惊慌稍定，她却一脚急刹，停在一家铺前。
那里站了几个中年人，背手看车，一言不发，蓦然转身，朝外吐出一口浓痰。穿夹克的小个子走到车边，扶住窗框，探头看眼，又缩回脑袋：“你小姐妹呀？克饭没？”她没好气：“屁，今天刚认识。”他抛来香烟，她稳稳接住：“给你介绍生意啊，阿哥。人家要买电动车，你给她好好介绍介绍。”
“都好车啦，没差的，阿妹啊，我哪有次货的喔？”
下去看看，看个仔细，她对我说，扭头问儿子：“你下去吗？不去在车里喔。”他哼一声，摇摇头。她把手机丢给他：“只能看两集。记住了。”
小个子自顾去了对面。过马路时，阿丹说，这头二手，那边新车。不要买二手，便宜归便宜，万一有什么问题，麻烦死了。
但新车比旧车至少贵一倍，他们在门口抽烟，我在店里搜寻合眼缘的车子，看着价目，心里不免泛起嘀咕。他们抽完烟，我也挑好了。店主打开链条，解出车辆。我骑上，慢慢开了一圈。车头乱撞，差点弄翻一排新车。店主连连惊呼：小心，小心啊。
“怎样，还要试吗？”
我点点头，又试了一辆白，一辆黄，觉得还是绿的好。
店主说：“这辆是不是？两千三。全镇就我货最齐，价最低。要找到比我贵的，不收你钱。”
我说我没驾照。
“考考又不难，国道下去就是考试点。喏，就那里嘛，我指给你。”
“阿哥，”她捉住他的手，“你又不急咯，人家买早了只能落灰，一个月光停车费也要不少。”
“走吧，我先把儿子送回家，”她对我说，“今天不急，你再看看，但我阿哥这里肯定最便宜，最实在，这点你放心。”
她家离车行不远，在广场东侧，毗邻建材市场。那里几排民居不单是住宅，兼做店铺，卖门窗、瓷砖、地板、灯具、石米，等等。阿丹家在第一排正中。屋前耸立一株高大古榕，长长气根垂下，如仙翁须发。紫铜大门沉甸甸的，一推门，一团尘霉先行扑来，光却望而止步。水磨石子地浮一层薄灰，轮胎印、脚印清晰可辨，四壁白墙晦暗不堪。唯一扇窗向北而开，铝合金条好比监狱，后院闪现一角，可见杂置的木条纸壳。窗与梯相对，走下一个妇人。是美容院的年长女人。她像忘了之前，和善地冲我笑笑。男孩下车，飞快跑到她身旁，她拉住他的手，带他上楼去了。
门很眼熟。我说，啊呀，阿丹问，怎么？我说，你父亲是不是捡过一部手机，她答，没听他提起。我说没错，应是这里。那天我去燃气公司缴费，交钱时发现手机丢了。一路摸回下车点，又问了一圈商户，都说没见到。想自认倒霉时，一个男人忽然跑来，问我是不是在找东西，问清模样后，痛快交还给了我。那人个子不高，年龄也不大，但头发花白，右眉居中有个肉痦。
“哦，可能是他……是也不奇怪。你是不是常丢东西？”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对。
“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粉？”
我刚想答，她抢道：“想吃还不见得有。找找吧。”
已近午后一点，店多已打烊，服务员坐在圆桌边吃大锅饭。本地粉店只做上午生意，因做粉的米浆极易发酸。我们找了又找，遇到两家还开着，一家“细娥”，一家“好再来”。细娥家的桌子铺到檐廊，还有不少老人小孩坐在阶上等着。一桌刚吃完，没等服务员收走碗筷，另一桌已急不可耐地坐下。她拉住服务员，问：“要等多久？”
“很久的喔。”
“到底多久？”
“很久的喔。”
我们站等了十分钟，队伍毫无缩短迹象，她改了主意：“算了，换一家吧。”
“好再来”铺内只有三四个客，脚下工具包敞着，应是着急上工的瓦匠。老板娘独自在后厨举着不锈钢滤勺过滤粉，六只海碗在柜台依序排开，分别为葱花，香菜、豇豆、鱼腥草、萝卜酸，还有一只满是黑油，浸着烧蔗，一种猪油网裹炸的肉丸。阿丹皱眉道：“应该不怎样，随便吃吧。”
我们要了两碗。粉很快上了，她挑吃几口，放下筷子，微笑道：“你胃口真好。这种我就不怎么吃得下。”她把烧蔗夹进我碗里：“没动过，你吃吧。你住阿香那里？”
我说开始是的，但现在换了。不远，隔栋楼而已。
“你觉得她人怎样？”
“很好啊，很热情。”
“你认识她这么久，没发现她有个特点？”
“什么？”
“她喜欢跟有钱人一起，我不一样，和谁都能交朋友。”
我默然不言，很难表示同意，可也不想反驳。我问刚才她母亲和表姐在美容院聊什么，她说，哦，她们在讲我弟弟丢了我又跑掉的事情。
见我表情错愕，她噗嗤笑了：“真的，很早之前的事了，那时他才五岁。”
“我跑掉是初中时候的事了，她们还在讲……你吃完没有？吃完走吧。”
“去哪儿？”
“找地方坐。在这干嘛？”
我赶在她前付了账。她想找家奶茶店，镇上新开了一家“茶颜观色”，在桔香南路上，还有一家“梁小糖”，一家“大口九”，但都没开。今日中秋，镇上过节，只有杂货铺如常营业。我们回到美容院，看了会儿电视。天色很快暗下，阿丹问：“晚上你怎么安排？要是一个人，不如去我家吃点？你没什么不吃的吧？”
我答没有，但不用，“太麻烦你们了。”
“这么客气干嘛，家常便饭而已。”
见推辞不下，我提出想先回去一趟，洗漱下，并换件衣服。好吧，那早点来，她叮嘱，我们吃饭早。
我洗完澡，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洗到一半，排水管裂了，皂水全涌了出来，淹没了阳台。我四下乱翻，没找到脸盆，只找到纸杯。没舀几下，纸杯就塌软不堪，我换成袋子、瓶盖、手……一切能用之物，好不容易才收拾完，精疲力竭坐在阳台，坐了许久，等记起吃饭，已过了八点。我打电话给阿香，说今天去美容院了，认识了阿丹，还差点去她家吃饭。阿香问，为什么是差点？我说，叫我早去，现在都八点了。那有什么，她说，我们这边常捱到十点。
我跟她要来号码，打给阿丹，道歉说去不成了。阿丹在电话里没说什么。我猜她可能生气了。挂完电话，我看着手机，看着我和他最后的对话，怅然，迷惘，无事可做。我披上外套，去超市买了盒打折的苏式月饼，走路去江边。
天已转凉，但还有人套着郁金香色的救生衣在浅水处游泳，击得水面乒乓作响。路灯在岸沿投下曼陀罗形状的光辉，江面零星飘着几只易拉罐和饮料瓶，打着旋，像小船。我找了节台阶坐下。旁边一对情侣，年纪很小，像刚上完晚自习的高中生，身后灯柱锁着两辆捷安特自行车，跟他们一样，头颈相偎。天空覆满灰白鱼鳞云，月亮藏身在后，映出幽蓝虹彩，像黑池中的一泓熔浆。
这是一座幽僻袖珍的三角洲，狭长如足。从融江逆流而上，为古宜、从江及榕江，向下则为珠江，乘船可抵梧、广二州。公路不通时，镇民靠运河水道外联贸易，江上常泊渔民人家。现今渔船仅存十余只，且小且破，常驻大洲铁桥侧，油漆被江水朝朝剥落。一个月前，上游飘下一具尸体，短暂浮现后沉入河底，一名钓鱼者目睹了前后，跑到最近的河西派出所报了案。公安、消防、海事、渔政都来了，引得镇民竞相围观，兴奋探讨如何让尸体浮起。有人建议广撒香烛贡品，有人干脆请来一尊南海观音。人、车、神折腾大半宿，一无所获，至凌晨，才兴致不减地散去。第二天暴雨急注，雨停后，雾锁江面数公里，尸体顺势而下，漂入另一个县域，车船一一撤走，徒留持箧、施无畏印的南海观音守在桥墩。
今天陶像还在，慈悲地望着众生。已近九点，游泳者离开了浅滩，月亮始终只露半张脸。情侣分食起月饼，我也拿出饼盒。电话忽然响了，是阿丹。
“你在公寓？我和几个小姐妹去夜宵街嘬螺丝，去不去？”
不去了，我说，吃过了，正看电影呢，看完睡了。
“少来了，这样吧，我来找你，拿点吃的给你，很快就走。你住几号楼？”
我把地址报给她，迅速跑回公寓。还好，还来得及收起散落在床的内衣。刚收拾完，门就响了。我开门让她进来。阿丹把东西搁在池边，啧啧叹了一阵：“这里挺好。阿香装修时我来过，当时还是毛坯。”
“月饼你应该不吃的哦，所以给你拿了点别的。我阿姨啦，退休在家很无聊，学人做什么烘焙，吃不完到处送。桶里是我妈炖的桃胶牛奶。”
屋内只有一把椅子，阳台上还有两把，我带她去阳台。她不坐，站在栏边看江水。半空中一朵蓬软的白云缓缓向西山行进。
“大洲去过吗？”
“去过。本来还想租那里，又怕晚上太黑。”
“那里人是不多，大部分都搬走了。”
“我弟弟出事的地方就在那里，”她指洲头，“他在那里不见的。”
“那天我，阿旭，他朋友，还有一个女孩一起去那里玩，大洲那种小山头，矮矮的，不怎么高，更像土坡。我和我朋友在这里，阿旭和他朋友在那边。我们披红纱扮娘娘，他们搞什么‘登基大典’，他想下河滩拔根芦苇做手杖，一下去人就不见了。另外一个小孩，当时也才五六岁，吓呆了，半小时才跑来跟我们讲。我跑回家里，把他们叫来……山头河里找遍了，怎么也找不到。我舅妈当时在渔政做事，派了两艘船帮忙搜救，搜了大半个月，什么也没捞到。我妈就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实在不行就把河道抽干。她真的找人把河道抽干了，我们看见河底有很多烂木头，碎瓷器，废铁片……很多东西，就是没那个，尸体。”
“有人就说，大洲那边很多水鬼的，可能被水鬼抓走了。大洲靠近升旺沙厂那里有个三角洲，去游泳的话，经常能在水底看见一群小孩在游泳，近了就看不到了。那里的水很深，每年都会淹死几个人，不可能有小孩在那么深的地方游泳，所以应该是别的东西。几十年前这边有渔民抓过一只水鬼，模样像猴子，全身红色，头顶有个水囊，捞上岸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囊里的水变浅，变干。水彻底干掉后，它就死了。”
“但我妈说，没有尸体，那肯定被人拐跑了。有段时间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阿旭，梦见他被一个穿白衣的男人扛走了，人挂在男的肩膀上。后来那几年真的一直有消息传来，叔叔舅公，表姐姨婆，大伯二伯，很多人都来说，哪里哪里见过，每次他们一说，我们就全家跑过去。最接近的一次，就是一个姨婆写信来说，他们村里一对夫妻忽然多了个小孩，跟我爸爸小时候很像。她没见过我弟弟，但带过我爸爸。我们一路摸到盘县，真的找到那户人家，开始都觉得像，看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不是。”
不过她喜欢那些寻人之旅：窗外倒插苍绿群山，山涧迸溅清澈溪流，卵石被冲刷得白如头骨。瀑布冲过峭壁又急落而下，车子转弯或碰到砂砾，人就像豆子一般弹起，咚地撞上车顶。
“哎，你知道吗，我弟弟出事前已经丢过一次。”
“他出事不是九月嘛。八月的时候，我妈晚上带他出门，去给一个表姑送西瓜。他年纪小，又怕黑，走不了多远，就不肯走了，一定要我妈抱。我妈手里还有一只瓜，白天又做了一天事，快累瘫了，怎么可能抱他？所以她骂了几句，往前走了几步，再一回头，人就不见了。她吓坏了，跑回家找我爸，两人找了一夜没找到，早上五点多，一个邻居跑来说，在他家附近的玉米地见到了阿旭，一个人坐在玉米穗下，模样很呆，但衣服很干净。见人没事，他们也就放了心。可从那时起，他就变了，变得很胆小，很爱夜哭。晚上常做噩梦，梦见一个背水桶的白衣男人，很高很高的，衣袖垂下来，说要带走他。”
“如果我们有经验，就知道该找人收惊。不过那时我们都不懂，家里又忙着做生意、还债，阿旭一说做梦，一夜哭，我妈就扇他巴掌。次数多了，他也不敢讲了。慢慢地，我们也以为他好了。”
“他真的很胆小的，一个苹果两个人分，每次都是我来切，切成一大一小，我拿大的，在他那份上又咬一大口才给他，他从不讲什么……我很少梦到他。前几天我妈问我今年他几岁，我说二十六，她说你算错了，少算了一岁。”
“好啦我走了，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叫你出去也不肯，好无聊的你。我们自己烤东西吃，不知几好玩。你早点休息，我帮你把门带上。回头你去店里把桶拿给我就好。”
“也不急的，”她停步，转身说，“我来取也行。还有，你需要什么，回头跟我讲就好了。”
阿丹带来的蛋黄酥味道很好，并不逊于沪上知名面包房的出品。她走后，阿香给我发来一个舞狮视频。她老家在百色，中秋例必舞狮，三组身披金红毛衣的青年壮人正在龙纹高桩上闪翻腾跃。我坐在湿漉漉的阳台，边看视频边吃糕点，视频一次次地播放着，高桩没有尽头，他们的体力也没有极限。
第二天仍是假日。她发消息说，中午来吃饭。为避免昨天的失误，我提早一小时出门，在广场散步以打发时间。那里有个儿童乐园，满目碰碰车、过山车、旋转木马，白天看来灰扑扑的，晚上亮灯后，大不一样。景观树旁立着三只自动售卖柜，饮料还在，瓶内却是空的。玻璃不知被谁被打碎了，黏满死去的蚊虫。我估摸差不多了，走到她楼下。门难得开着，她父亲在楼下做工，电焊声不时传来，但直到开席，他也没出现。
桌上是玉竹鸡汤，番薯叶，南瓜梗及苦瓜牛肉。每盘分量不大，但品类不少，也摆了一桌。她大概提前嘱咐过，说我不大吃辣，所有菜都没放辣椒。但这一要求显然令大厨无措，每盘都带着一股生涩与窘迫。
儿子也不在，去哪儿了？
“他外婆家。”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两人沉闷对着一桌菜。她每盘只夹几筷，我吃完一碗，还想添饭，她催促道：“吃完没？吃完送你回去。”我抓紧扒完，刚站起身，她母亲已施然而下，不紧不慢地擦桌收碗。我抬头看钟，还不到半小时。
路上有一阵我们没说话。过曝的街道与刚才的昏暗内室形成强烈的比对，让一切分外不真实，她开口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很奇怪？”
我说还好。
“就是很奇怪。”
“我不跟你讲初中时跑掉嘛。就是那天阿旭不见了，他们赶来，我爸爸跳到河里捞人，我在河边哭，她一脚把我踹到河里，说‘哭哭哭，怎么死的不是你？’还好有人看到了，把我救了起来。要不是那人，我早死了。从那时起，就很恨她，一直都不肯跟她讲话……那几年家里也出了很多事情。我弟弟丢掉没多久，家里工厂又被淹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镇上发起洪水。洪水冲垮了河堤，浸没了县城和老街。后来不知谁说麻石电站要倒，消息传开，人人走上了逃亡之路，河西菜市场的跑到了东边山的扁嘴岩，鹭鹚洲的跑到德胜峰，大枧村的跑到高岭头。她至今仍记得几千人在路上竞跑的盛景。镇妇科医院被淹，病人家属避走不及，被困在了医院；县火车站也倏然垮塌，旅客与火车一同搁浅在车站。后来政府用直升机空投赈灾物资，一箱箱的矿泉水和方便面从天而降，砸进深深污水。人们慌忙避开，等箱子落下，又一哄而上，有婆老缺乏经验，直接伸手去接，被砸断了手臂。所有人都笑她贪心。
他们向住在雨岩的二伯借了间屋以暂避。一楼是腥臭扑鼻的猪圈牛栏，二楼才是厨房和睡房。吃饭时绿头苍蝇乌泱泱赶来，怎么也打不尽。洪水退去，他们回到洲头，发现所有木材和家具都被泡烂。父亲将残货卖掉，又借了些钱，在河东广场买了块地，造起新居。他放弃木材生意，重操装修旧业。债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母亲再不提找弟弟，而是去掉了节育环。一年后，妹妹阿莹出生，父母带她住在作为工棚的后屋，她一个人住在新屋地下室，床边、楼梯井里堆满空的半空的油漆桶，四甲苯、天那水、聚酯漆的气味刺激得她彻夜难眠。后窗正对一条臭水沟，夜半惊醒，总会见到许多高瘦细长的鬼影在路灯下徘徊，她记起弟弟失踪前的噩梦，吓得提被蒙住眼睛。也是要后来，很久之后，她才知道，那些都是人，吸毒的人，所以也是没名没姓的鬼，无父无母的兽了。她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些或人或鬼或兽俱已消失不见，灯下只有荒凉的硷尘。
“去河边走走。”
河滩边的老屋建于五六十年前，大部分都被拆去，残余一地碎瓦烂砖，以及被鼠蚁刨空的木梁。杂草长得比人还高，蓬蓬如树。剩下几栋的石墙上也被刷了猩红的“拆”字，大字撑开一枚红圈。一座大厦孤独矗立，像荒漠上的一杆旧旗。大楼住户多是回迁户，但没什么人气，大部分窗户都贴着纸条，蒙着灰尘。
“阿香有没有跟你说，她有个长租客就是这楼的业主。他不肯住这，说晚上很阴，在她那住了大半年，现在还住着。”
“但很多人都说这楼很怪，整一块地都很奇怪。”
自洲头往西，沿新华街向下，两侧为整修后的骑楼，白墙重新粉过，木头门窗也被新的雕花门窗所取代。邮局、药局和影院虽则不再营业，仍葆有昔日风韵。中间过道停着十多辆小吃车，不锈钢操作台崭新光洁，仿佛未经使用。店铺门口的货架挂满成排的槟榔。交错纵横的电线密密驻着麻雀，见人经过，呼啦一下垫脚飞远。空气里散发着松木、鸟兽与腐泥的味道。走到尽头，可见一座古雅的基督教堂。铁门终年锁着，靠墙的双层木柜放满黑皮圣经，供人随意取用。几块青石一路铺抵洲尾，石上覆满苔藓，苔中生一古榕，遍地香梗红纸，一尊石碑半插泥地，载着树名、树龄及立碑时间。
“这是新碑，旧的断了好多年。之前说是上面写了什么，但也没人知道。那碑的年纪跟树差不多，至少两百年了。它是我们的干娘，小孩子身体弱或生病，过来拜拜就好。”
“我弟弟小时候很喜欢在树下埋东西，那种赌博赢来的水浒英雄牌，塑胶兵人，玻璃弹珠，都装在月饼盒里，埋到树下。一回挖着挖着，‘铛’一声闷响，铁锹碰到了一件硬物，他继续刨掘，挖出一只红土陶罐，揭去盖子，对光一照，是发黄的骨头，分不清是人还是动物。他折下一根树枝捅进坛内，一只骷髅转过脸，空眼眶盯住他。他吓得魂飞魄散，丢下铁锹就跑了，半路想起，只能硬着头皮回去捡。坑洞还在，铁锹也在，坛子却不见了，不像有人拿走的，像是它自己长脚跑掉的。哎，他真的……老遇这样的事，你说是不是不好？”
“你一直住镇上吗？”
“不是，我们是从布龙岭迁下来的。”
布龙岭。遍野香杉。红褐树皮裂如龙鳞，铁灰湿雾弥漫山间，终年不去。为了她和弟弟读书，父亲举家迁至山下，在洲头租下两亩地，造起一栋二层小楼。一层做厂，二层住人。刚落脚时举步维艰，四周俱为疏林荒地。父母每天做到很晚，依然赚不到什么钱。可最穷的时光回忆起来却也是最好的。她记得一家人围坐在铁锅捶扁的火盆边取暖，炭里常埋几只红心番薯，等不及熟透就扒出吃掉。屋子背后种着大片烟草。晒干后的烟叶很硬，她和弟弟用一种特殊的斩刀将其切丝，切完手也会变得黄黄的，洗都洗不掉。
“我爸爸是布龙岭的，家里一直做木工。来丹洲修学堂，被我妈妈看上了。她跟他跑到山里。我阿公阿婆气坏了，她强着不肯回去。我过百天后，她才带我回了一次。五六岁时，我外公他们走了，他们一走，她更不想回去。”
她自嘲：“逃跑是家族遗传。”
“你初中就离家出走了吗？”
是的，严格来说，是初三，中考之前。
熬到初二，她再也不想读了，每天摊开课本只想睡觉，惹得老师暴怒，卷起搜出的杂志，重敲她头顶心。她干脆不再去学校。每天早上，快走到红土堆上的四层校舍时，她就转身，后退，跑进草丛，钻入谷堆，或是躺在河滩，瘫在树下，消磨整天，嚼草叶，打水漂，直到最后一点天光云影消逝不见。那时的小镇是一座阔寂、平坦、灰暗的鸟笼。她跟阿清、阿黎几个女混混日渐熟悉，由此学会了抽烟，跳舞及溜冰，也学会了在午后检票员不注意，溜进镇电影院的后门，看上半部电影。
一天阿清说有个表姐在桂林，可以想办法带她们找份工作。她带上历年压岁钱，又从父亲钱包偷出几十块，凌晨自家里遁逃。坐在火车上，阿清才支吾说起表姐只是“干姐”。桂林火车站下车后，两人给她的BP机打去电话，坐在花圃边等她，那边回过来，告诉她们怎么走，她没法来接了。
去那儿得转两趟车，巴士转公交。车子踅行巷间，友谊商场和香江饭店新鲜别致，令她忽视与老街相似的骑楼。车子驶入郊区，停在厂房前，她们走进宿舍。两室一厅，四壁水泥，地砖皴裂，满是泥垢。厨房窗台上摆一盆玉竹，一盆西红柿。西红柿衔结数枚青果。大的阿姐住，小的之前可能有人住过，有床，但没草席。从床架开始，一根钢丝延伸到窗，挂满干的半干的衣服，像人摊开空落落的手臂。她们在硬纸板上铺草席睡觉，压低声音，兴奋地聊到半夜。门忽然开了，有人进来，脱了鞋子，进了隔壁。连着几天都是如此。她们白天洗碗，洗衣服，白天满街晃荡，看见招工的牌子就进去，问能不能干。服装店老板娘嫌她们太黑太结实，但旁边玻璃门上常年贴着招“暑期工”告示的鱼馆老板，反觉得结实是优点，提出先试用一个月。第一天，她打坏了一只勺，第二天摔碎一只碟。第三日被调去洗碗。红色澡盆泡沫泄了一地。泡几天皂水，手就毛糙了。九点半打烊后，老板还得开一刻钟会，总结一天得失，通报开除名单。这叫她紧张，于是洗得更快，更多，更小心。她没再砸碎盘子。半个月后，她被开了，这才明白无关做得如何，他们赶在试用期结束前，以免费、无限地使用劳动力。她没拿到一分钱。她晃游街市，最后在超市找了份绷塑料袋的活，每天从早六点站到晚九点，躺下时脚跟浮胀到无法挨床。
某天醒来，桌上多了小笼和米粉，不再是白粥豆角。她们都没动筷子，知道干姐有话想讲。干姐开口问她们有无长远打算，“在这玩几天住几天没问题，接下来呢？”
房子不是她的，所以没法留人住，她说她在南昌有个朋友，“你们去找她，我给你们买票，看看那里有没什么能做的。”
不用阿姐开口，她们也知道住不了太久，门口的男鞋，夜晚的声响，都让她们无法不注意。去南昌的火车上，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她预感南昌之行不会很顺利。
春姐如约接站。她收留下她们，三人同住一间。整个屋子就一间，纸板隔出分区。她们睡地上，春姐睡床板。没有风扇，早上起来，人和衣服全然馊透。凉水冲冲且当洗过。冷不丁爬出一只黄色大蟑螂，她们惊叫不已，春姐淡然踏住：“哈，孙悟空。”
年龄太小，进不了工厂，本地商贸不发达，打零工非长久之计。春姐说，还有另外一类工作，“来钱快，年纪小是优势。就是得去杭州。”
春姐说她已经在那儿做了好几年。
她们辗转去了杭州，工作地在黄龙。春姐帮他们找了间屋子，在宝石山一弄，离黄龙仅两站路。两个女孩住一间，楼下是意面餐厅，一到饭点，屋里溢满洋葱、罗勒的气味，起先她还以为是谁有狐臭。工作昼夜颠倒，夜里没法睡觉，只能白天补回。但对她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她们慢慢知道，春姐是“中间人”。半年后，阿清说想回家。她送阿清去车站，求她别说出自己下落。阿清同意了。
她迅疾适应。她勤快，质朴，很难被当作竞争者，她有胆识，够机敏，遇客人无理取闹，也能妥善应对；她高大，壮健，女孩们渐渐习惯了遇事找她。她手下有了十多个女孩。
“是很挣钱，也很无聊。”
阿丹以此总结在杭州的十年生活，摇摇头，然后问：“你呢？怎么会想来这里？”她笑着推我，“是找男朋友吗？哎，这边的男人是有几好，傻不傻。”
那年四月，我从上海搬到了镇上，第一晚住在广场旁的天和城酒店。酒店建了约二十多年，外墙看去不错，符合他们对外宣称的三星标准。凌晨三点，隔壁响起撞击，我的床也震荡不止，天快亮时才停下。我勉强睡了一会儿。十一点多醒了，洗了个澡。吹头发时发现沙发垫下有管用过的针筒，绣花布套对光一照，全是烟洞和霉斑。我迅速退了房，提着行李，从广场出发，沿桔香南路一直往下，想寻找新的落脚地。在一家濒临倒闭的商场五楼，我发现了一家名为星瀚的电影院，决定看部电影再说。和商场比起来，电影院不算简陋，靠墙摆着两台娃娃机，四把坏掉的按摩椅，还有三副易拉宝。仅有一部电影上映，一部国产战争片。等开场的时候，我兑了几枚游戏币，玩了会儿娃娃机。什么也没抓到。那天是周一，整场观众只有我和一个美团外卖员，每次我说不清因剧情还是处境哭，他都会大感兴趣、不加遮掩地望过来。电影结束后，我没立即离开，而是坐着发了会儿呆。保洁员过来清场，我起身，去厕所洗了把脸，抽了些纸巾，塞进背包侧袋，搭影院的观光电梯下楼。此时天色已晚，灯光像磷火，倒映在玻璃，赤橙青蓝绿，在幽暗的街景中错落闪烁，我想今晚很可能得再回酒店。就在这时，我读到了电梯上的一则招租广告，从照片来看，房间澹雅有致，且就在影院隔壁。我打去电话，说想先看看，对方说好，很快赶到。她三十出头，个头娇小，圆眼睛，圆鼻头，笑起来很有感染力，我按照广告落款叫她“兰小姐”，她说，叫阿香好了。她带我看了几间，不厌其烦。那些房间除主题颜色、细节布置略有不同，其他方面几乎一样。实景和图片相差不大，无非按比例缩小。令我困惑的是她的布置策略：餐桌上的雏菊以为是真的，结果是塑胶制品，衣柜边的凤尾竹以为是假的，揉搓叶子后却发现是真的。真与假，大和小，就这样混淆着，颠倒着。瓶旁有一本便条签，大概希望住客留下自己的入住体验。我翻了翻，发现没写什么。入住者大概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最后我选了墙壁刷成淡绿、床头挂着黄绿流苏挂毯的那间。因为它楼层最高。
屋子共三十平。卧室贴靠厨房，厨房紧挨厕所。厕所用了老式的蹲坑，吃饭时常飘来下水道的气味。但与其说是逼仄局促，不如说精简紧凑，生活上并无任何不便。麻烦的是天气。五月的南风很快给了一个下马威。食物在冰箱内急遽腐败，衣物怎么也晒不干。进入七月后，飓风从东向西，狂暴地卷起沙砾与垃圾，掀翻招牌，将高楼民居笼在尘网内。骤雨随至，久久不歇。江水暴涨，漫过堤岸，冲垮植被及山屋。雨停后，镇民赤脚踩在大桥栏杆上，呆呆地看着涨水，无视桥面越来越宽的裂缝。干部们带上红袖章，来到街道，开始清淤抗洪。抗洪的照片上了本地报纸。暴雨时下时停，洪水退下又涨起，上游水库好不容易才抵住了压力。洪水警报彻底解除后，守水库的人回到镇上，说再涨四米就得泄洪，县城距离被淹只有一步之遥。我在楼上，做饭，洗澡，工作，和桥上那些人一样，对危险浑然不觉，直到某日天晴踏上阳台，差点融化在翻滚的热气里。
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暧昧与温存—夏时热出人命，秋冬寒入骨髓，更遑论蚀毁一切的南风与潮湿。雷暴之夜，闪电劈闪，烧熔天宇，本地人称之为“走蛟”，皆称早年有龙。阿丹有次跟我说，大建设时期，军队带着大型钻探机械进山，说是垦荒，众人当然知道是托词。机械隆隆而作，山石大片坠落，蛟的哀鸣昼夜不息。钻山最后一日，工程队队长梦见一个方脸军官，嘱咐他另择时间，因为他们要过路。队长醒来后思忖再三，汇报给上级，上级不以为然，坚持如期推进。机器钻至一半，山洞塌方，压死了二十八个人。附近不少村民都在漠漠烟尘里见到一支部队踏正步经过，却没有任何声响，再仔细看，军服都是旧的。他们挖掘受难者遗体时，还能看见许多沾满血和尘土的断手，雕塑一样，凝结着曾经涌动的活热岩浆。
现在的阴天白日，坐在阳台，仍能听到不绝的炸山声。没有哀鸣，没有云影，唯有暴雨大雾，说着它们的狂怒与不曾离去。我不禁想起阿丹的故事，困惑于为什么她愿意说给我听，是把我当作一个潜在客户，还是觉得我是外乡人，跟此地不相干？
去丹洲得坐渡船，往返船票和门票一起售卖，岛民乘船免费。售票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了件灰色保安服，一张垮脸红彤彤的，不知是喝多了，还是晒多了。艄公也很老了，旧灰布衫挂在身上，枯瘦的手臂青筋暴突。时间风干了他。他抽完一袋水烟才肯开船。开出几里，岸上忽然传来叫喊，艄公停下，调转船头，划回岸边，抽出木板，送上沙地，船尾抵及砂石，轻轻地震了震。有人提着一大袋生猪肉，大步上船，木板跌出许多烟尘，落在水面。我直身望向舷窗。远山渐已泛红，日光浓滟依旧。光线渡穿湖面，撞在河床，于船壁织出璀璨的光斑。湖水清澈碧绿，映出水草的每次拂动。对面有人正赶着一群水牛缓缓走过。
阿丹舅舅家在岛屿最南，是一栋三层高的民宅，镂空栏杆镶着淡绿瓷砖，门窗也是奶绿色的。每层三间，单间都造得很大，很高。门前有个院子，铺了水泥，院外是大片的柚林。许多柚子因为来不及采摘，烂在了泥地。最左的厅堂堆满柚子，累累如黄金之海。
“我外公他们走掉以后，宅子就空了，家里出了一件怪事。舅舅有次推门进去，觉得屋子很暗，里面有个东西，门一开就跑了。他就看到一眼，说那东西长得像小娃娃，白白的，很活泼，满屋跑动。有人说，就是一种空屋精，不用怕的。很多长时间没人住的屋子里都有。但我舅舅觉得不吉利，推倒后建了栋新的。”
“秋婆！”
一个穿着蓝布衫、宽布裤的妇人走出厅堂，眼眶凹陷，身形瘦小，夹杂华发的青丝扎成一束，像马鬃，细长地垂到腰上。
我们坐在院中一张木纹剥蚀的板凳上，舅妈拿来两只印花玻璃杯，一只暖水瓶，红彤彤的、印着牡丹双喜的铁皮水瓶，木塞早就开裂，瓶口也已变形。她颤颤地倒了两杯，倒得很满，水结出透明的凸壳。
“够毋够？未够有。”
“无使，够啦。”
“她问你要不要水，”阿丹说，“你要的话我帮你讲，这里大部分从广东、福建一带迁过来的，据说因为打仗过来的。很久了，两三百年了。我外公他们那一支来自汀州。我只跟我妈妈学了一点客家话，他们也不怎么会讲那个，普通话。”
喝完水我们打算离开，舅妈跑到楼上，阳台挂着一排油汪汪的鸭子。她叉下两只。又去厅堂，挑出四只大个柚子。“迩两只碌仔汝带走，屋下里背恁多，”她撩上衣摆擦起眼睛，“汝么个时节再转来？有闲多转来下。”
“嗯，”阿丹说，“得个空啦。”
在丹洲书院的一间偏屋，我注意到门口的立牌。“费孝通避难遗址”。七七事变时，二十七岁的费孝通乘坐广东籍父亲的渡船，来岛上躲避战乱，共计三月有余。这间屋子跟我那间大小接近，唯其不同，这里只有一间单卧。深夜如要解手，得沿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劈开一人高的芒草，踏经空旷的前厅与学堂，穿过波浪线形的影壁。影壁同样嵌满就地取材的鹅卵石，工匠们依深浅浓淡、大小形态，镶成各式花卉。白日孩童的琅琅读书声悄不可闻，花窗外的蝉叫蛙鸣清晰可辨。圆月碧空高挂。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距离他妻子王同惠离世不过两年。一九三五年，他偕新婚不久的王同惠在广西金秀瑶乡做田野调查。深入腹地之后，他跌入虎阱，王外出求助，临行前他嘱咐：“向水而行，水处必有人家。”王久去未返，他体力不支睡去，在短暂的梦里，他看见她坐在水边等待，醒来知是不祥，强忍脚痛，爬了一天，途见水牛，循迹找到村民，恳求他们帮助。七天后，众人在高山峭崖下找到了她的遗体，河水就在其身侧。
后来的一年，他回祖地开弦弓村养伤，拄着双拐广采乡邻，写出《江村经济》。他将书题献给了她，后来所发文章，一概署名“江同”。没想到仅一年，战火烧至全国。故地重游之时，他又会怀有何种心境？当然，说是故地，也并不相同，万千大山，她埋骨的那一座，不知要走多少公里，且有重重江水相隔。他从未描述过这里，但在家书中，他曾这样写道：“天阴无雨，北风不烈，独站路口，听广播《白毛女》歌曲，久已无此闲情。看大田麦色一片青葱，究系江左腹地。春已临近。……干校晒棉场上有一只小八哥，啄食道旁，行人往来，跃飞肩上，依依如旧友。路边草药多种，有野菊、蒲公英、枸杞，掬摘盈把。”
那些描述会让你想起这里：荒城，古树，野草，村屋，雀鸟，行人。只是这里没有麦田，也不总是阴天。那些鸟雀扑棱飞来，又扑棱飞远。我站在门前树影下，试着分辨脚下药草：天南星，威灵仙，独脚金，萝芙木……能够认出的始终有限，也未必是他曾踏足的那些。和他旧屋一起成为遗迹的是登岛日军焚烧后的一根堂前旧柱。炮火熏燎，烧出焦黑受损的心脏，却依旧凌厉地刺入天空，像梵高画作里的那支黑树，永续地燃烧。人们途经这里，慢慢读出青砖上的刻字，再迅速把它们忘掉。他睡过用过的床与书桌还在，虽然没有围栏，可是落满了灰尘，任谁都不会想坐。
很难想象他的处境，那些晴天雨季，蛇虫瘴气，古城渡船，水井人家。也很难猜测当时他究竟怎样想。在他一生漫长的飘零里，这里又算得了什么？三个月的暂居，和他跋涉的一个世纪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座孤岛，一座驿站而已。什么也算不上。
“他江苏的，跟你一样。”
是啊，我说，不过不大一样，他比我厉害多了。
“这里漂亮哦？让阿香改个民宿几好，”阿丹抬脚跨过门槛，“院子那么大，空着好可惜。”
车子停在码头。阿丹没走来时国道，而是换了另一条路。光线倏然昏暗，林木愈发高大，阴沉。她开到一株雪松旁，树下矗立两只垃圾桶，没有桶盖，垃圾早已溢出，散发一股难以忍耐的恶臭。
我找到了恶臭的来源。某个冒失的司机把狗轧死后扔在了这里，要不是轧得太不成形，说不定会被捡去吃掉。有人轻敲玻璃。三十来岁模样，穿一件印着“energy”的黑色T恤，腆出圆肚，带茶色眼镜，头发用发蜡抹得很光。她下车，两人在车头简单聊了几句，她回到车里，拿出钱包及钥匙，说：“下来啦，我们换一辆车。”
我没问为什么，开门下车，将自己规矩塞进副驾驶。新车是一辆黑色皇冠，比之前的干净且好闻。后视镜下挂着一道狭长的黄红平安符，中控台黏着一瓶矮墩墩的车载香水。
男人把车开走了，车尾自负闲适地吐出灰黑的烟，阿丹忽然红了脸：“我老公是不是长得还好？我们是初恋。”
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他有口吃的毛病，她和一群女生跟在他后面，学他说话，他被激怒了，放学时将她堵在车棚，抢走书包，撒了一地课本。她骑车追去，夺回书包，打到他流鼻血方罢休。初二后她常去他家杂货铺买烟，他家火机十有九瞎，能打出的用不了几次就废了。她倚在柜台，按住点火器，一只只试过去，他在旁期期艾艾，还好的，还，还好的嘛……都差，差不多的。她翻个白眼。还，还好……好个鬼喔。随手拿起一只，赌气递他：你打，打给我看。蓦然发现自己也染上了他的毛病，绝望地咬住舌头，不作声了。他父亲穿着女士睡衣，躺在藤椅内闭目休憩，脚下一只火盆终日烧着，等到盆内的炭快要咽气，他才揭开盖毯，拿起靠在椅边的铁钎将其捅旺。后来她才知道他父亲不是懒，只是生了慢性肝病。他母亲蹲在门口，用生满冻疮的手灌腊肠，五彩糯米和红薯干都在冷风里吹干了，吹瘪了，瘦得可怜。她不读书后，他也不读了，开始跟着庆哥要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