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好比流水，
可以干，不可以浊。
一
第一次见到那孩子，大约在四年前的夏季，大约。
下午三点多，我拖着拉杆箱走在北京南站附近一条马路右侧的人行道上。很热，虽已到了下午，仍无丝毫爽意。因列车上开空调，我怕凉，穿上了薄绒衣。下车匆忙，没脱，并且连薄西服也穿上了。等候出租车的人排起了长队，调度员说我们那拨排队的人估计得等一小时。这使我甚感意外，不愿等，心想站外也许反而会较快就能坐上车，于是离了站。尽管绒衣和西服是薄型的，一到了外边，还是顿觉身上濡热难耐。若当街脱下两件上衣往拉杆箱里塞，我嫌麻烦。何况，拉杆箱已塞不下了，怕硬塞而弄坏拉链，那岂不太糟了？便说服自己加快脚步往前走，希望能尽快拦住辆出租车。不一会儿，汗流满面，内衣湿矣。马路上驶来驶去的出租车不少，一半空车，却没一辆因我在不停招手而减速。我忽然意识到，网约时代早已开始，一辆接一辆驶来驶去的空车肯定是别人所约的，它们为路边招手之人而停的时代已成历史。这可怎么办呢？我不会网约，何况我手机上并没下载网约软件。
正犯难，见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大男孩的背，戴长舌帽，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也拖着拉杆箱。我断定他和我一样是从南站出来的，原因同样是不愿在站内用一个小时等车。
这年头，像我这把岁数的人跟着年轻人的感觉走往往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的老年朋友常对我这个在新现象面前每每不知所措的顽固分子如此教诲。
于是我加快脚步缩短和那大男孩之间的距离。他穿的是浅黄色制服和短裤，有多处兜那种，短袖翻领衫则是浅蓝色的，中间有一排美观的白浪花；而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暴露的胳膊和腿都很红，显然是晒的。那么，他必定是从某海滨城市返京的。也必定，几天后他的胳膊和腿都会变黑的。
他一直走到一处立交桥的桥洞那儿才站住，而我已走近了他。他感觉到我在紧跟着他了，转身疑惑地看我。
我笑笑，尴尬地问：“这儿容易打到车吗？”
他说：“怎么可能！我在这儿等家里的车来接我。在这儿等不晒，比马路边清静。”
大男孩有一张单纯又阳光的脸，气质聪慧，顿时使我联想到了《聊斋志异》中那些善良而才情内敛的小书生，他们是蒲松龄笔下追求起美好爱情来不管不顾的狐仙、鬼妹们喜欢的类型。
我识人的经验告诉我，向这样一个大男孩寻求帮助是会被耐心对待的，又问：“如果我让家人帮我约车，应该告诉家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他反问：“您自己不会？”
我不好意思地说：“是啊，落伍了。”
他笑道：“许多老同志都不会，这是你们不必在乎的短板。但你不能将自己定位在这儿，咱俩不同，我刚才说了，我是在这儿等自己家的车，我家里的人不止一次在这儿接我了。没有准确名称的地方，网约车的导航仪是导不过来的……”
他说时，眉目间一直呈现着笑意。分明地，助人对他是件愉快的事。他的口吻和他脸上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像一位负有监护责任的大人在向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作解释。
在立交桥的阴影下，他的脸看去似乎更阳光了。
“那……”
虽然我特受用他对我的善待，内心里却不免焦躁。
他左看看，右看看，指着一处有明显的拱形大门的小区说：“告诉你的家人，让网约车到那儿接你。”
于是我与儿子通电话，之后谢过大男孩，与他聊起来。
我以为他是初三生，他说他已经高二了。我猜他是偏文科的学生，他说恰恰相反，他的理科成绩更优些，考大学也会选择理科专业，只有在高考特别失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选文科的哪一专业。
他的话使我这个在大学教了十五六年中文的人颇窘。
他看出来了，笑问：“您是大学老师？”
我说：“曾经是，教中文的，退休了。”
“哈，请原谅，希望没伤害到您的尊严！”
他笑出了声。一种开心的笑，其声不高，却爽朗。
我受他那笑的感染，也笑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说只提供一个小区的名称约不到车，还须提供什么街或什么路。
我不知南站属于什么区，而我站在什么街或什么路的立交桥下，大男孩竟也不知道。
“老师别急，我立刻就能替您查到，分分钟的事儿。您穿得也太多了啊？起码可以将西服脱下搭手臂上吧？您那样儿我看着心疼！”
他掏出纸巾包递向我，我擦汗脱西服那会儿，他快速地在手机上查我们所处的位置；我因为遇到了他庆幸不已。
儿子用短信告知我，已替我约好车了。
大男孩说：“您应该转移到小区大门那儿去，您儿子替您定的准确位置肯定是那里。”
我说：“不急，还有五六分钟呢，陪你说会儿话，你怎么对我称呼您、您的？”
他笑道：“您是长辈嘛。”
我说：“可你还开始叫我老师了。”
他说：“您曾是大学教授，我是高二学生，称您老师太应该了呀。”
脱下西服后，我身上不那么热了，约好了车心里也不焦躁了，于是我们之间进行了以下愉快的对话。看得出，有个人陪他说话，也正符合他的心愿。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是教授？”
“您自己说您曾在大学教书嘛。到了您这种年龄，普遍而言，退休前都会熬成教授了。”
“熬”字由一个大男孩口中说出，使我脸上有点儿挂不住。
他看出了我的窘态，立刻道歉：“对不起，用词不当，应该怎么说好？‘修成’？还是‘进步成’？”
我也看出，他那种一本正经的虚心请教的样子是装的。那会儿，这阳光大男孩表现出了他调皮的一面。
我没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一个陌生人对你自称曾是教授，你一点儿都不怀疑？从小到大，没人告诫你别和陌生人说话吗？”
他郑重地回答：“您问的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小时候，我爸妈都告诫过我，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小时候姑且不论，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朗朗乾坤，光明世界，一名高二男生居然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将来的人生还有什么出息呢？如果中国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中国的将来岂不堪忧了？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是很有一些识人经验的，我对自己的经验也很自信。从面相学来看，您绝不会是一个可能对他人构成危害的人。”
我也笑了，如同当面受表扬。我虽老了，对于受到表扬还是挺开心的。
和这个路遇的阳光大男孩闲聊，的确使我愉快，遂又问：“你对我一直称呼您、您的，而我却一直称呼你、你的，你没有任何不平等的感觉吗？”
他的表情又郑重起来，像大学生毕业前经历论文答辩似的，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口吻回答：“这是一个伪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问题。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早已成为人类关系中约定俗成的一般礼貌现象，又一般又普遍。如果在咱俩之间居然反了过来，那么……”
“那么怎样？”
“那么只能是以下情况，我为主，您为仆，而主仆关系是人类封建关系之一种，封建关系才会使人产生不平等的感觉。不过，值得思考的倒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动力，使全人类在您、你的称呼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共识？老师，您怎么看？”
他期待地注视着我，那时他脸上有种求知若渴的表情，我任教时偶尔能从学子脸上见到的表情——偶尔。
和这样一个大男孩说话，不但愉快，简直还十分有趣，我享受。
然而他的手机也响了。他接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她开的车快到了。
大男孩通完话，向我伸出了一只手：“那么……”
倏忽间，我觉得我已喜欢上了他，竟有点儿不愿握过手一走了之。
“先别……我的意思是，咱俩加上微信怎么样？”
我这么说时，脸红了。自从我也开通了微信，第一次向人提出这种请求。
他收回手，意外地张大了嘴，用略显夸张的表情无声地说：有必要吗？多此一举了吧？
“我希望交你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话几近于倚老卖老。但话既出口，倘遭拒绝，岂不是走得太没面子了吗？为了顾全自己的老脸，我冲他耳边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怕他还是对我一无所知，又厚脸皮地说出了我的几部代表作。
“哈，哈，太像小说了吧？让您高兴一下，我看过您的作品！……”
他的上身旋转了一下，那是许多人高兴时的肢体语言。
该我说“那么”了，趁热打铁地掏出了手机。
“我加您吧，会快些。要是让我妈看到我和陌生人如此亲密的样子，肯定大吃一惊的……阿牛？您的网名太好记了！”
我见自己的手机上显示他的网名是“王六郎”，不禁再问：“《聊斋》中那个王六郎？”
他说：“对！我特喜欢那一篇。《聊斋》中关于男人之间情义的故事很少，《王六郎》那篇可视为佳作！不多说了，您约的车也该到了，您快到马路那边去吧！要走斑马线，老师别闯红灯呀！……”
结果我俩并没握一下手。
当我站在马路那边的人行道上了，转身回望时，他妈妈开的一辆宝马X5已停在他跟前。
“阿牛再见！”
他朝我摆摆手，坐入宝马了。
但我后来并没通过微信与“王六郎”交流过，一次也没有。我既无那种习惯，也找不到什么可与一名高二男生交流的话题。再说高二正是高考前发奋苦读的冲刺阶段，我不忍滋扰他。但我承认，有那么几次，在较闲而又心情好时（人在闲适之时心情大抵是好的），受好奇心促使，点开过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内容甚少，仅有几段读书心得。给我留下印象的却不是他的读书心得，而是他开出的一份歌单，列出了他喜欢听的一些歌——《黄土高坡》《信天游》《天边》《鸿雁》《草原之夜》《乌苏里船歌》《沧海一声笑》《涛声依旧》《这世界那么多人》等。
除了莫文蔚所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他爱听的那些歌，也是我爱听了多年的歌。
受他影响，我听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同样爱听，并且成了“莫粉”，后来听了她不少歌，都爱听。
至于“王六郎”关注过我的微信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即使点开过也等于白点，因为我的微信如同一张白纸，我从没往微信上发过任何文字，也从没转发过别人的任何内容——至今仍是白纸一张。
然而我每每回忆起认识“王六郎”的那一个夏季的下午——那条北京南站附近并不太宽的马路，那处小区的拱形院门，那座车辆可转弯的立交桥下的阴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每当我忆起时，耳边就会响起莫文蔚的歌声：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里敞着一扇门……
二
第二次见到“王六郎”，也在夏季的一个下午，也在三点多的时候；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在我家里，他坐在双人沙发上，旁边坐着他母亲，一位五十几岁、容颜保养得极好的女士。特别是她那双手，白皙如瓷，给人一种看去不真实的感觉，肯定连家务活都许久没干过了。她穿着得体，上衣啦，裙子啦，鞋啦，包啦，显然并非从一般商店买的。她给我的熏过香的名片上写着她是室内家装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我随口问了一句她那公司有多少人，她矜持又低调地说不多，才二十几人，是由她丈夫任董事长的什么医疗器械经营公司分出来的一个子公司，由她全面负责而已。我觉得两类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却没说出我的困惑来。
“我的公司人虽不多，在京城的业内还是有些名气的，某些影视明星和歌星的豪宅是我的公司装修的，今后您和您的朋友如果有需要……”
她说以上话时坐得更端正了，脸上也流露出了几许成功女性心理上的优越感。
“妈，别说那些行吗？”
她的儿子低声打断了她的话。那时，“王六郎”刚喝一口矿泉水。他们母子无须我待茶，“王六郎”带来大半瓶矿泉水，而他母亲带的是保温杯。他打断母亲的话时并没看她，打断后也没看她。并且，语气分明是不满的，尽管他那短短的话是低声说的。在他母亲略露愠意一时怔住之际，他开始翻一厚沓用夹子夹住的A4纸，那些纸上印着他写的诗。
那女士虽是“王六郎”的母亲，我却怎么也对她热情不起来。我不喜欢她身上那股子高人一等似的优越劲儿。尽管我是主人，她是客人，而且是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即使在她不说话时，在她默默打量我的装修简单，家具不但都很一般，而且都已很旧的家时，她内心里早已习惯成自然的那股子优越感也还是难以隐藏。特别是，当她不说“我们公司”而说“我的公司”，不说“北京”而说“京城”后，我觉得自己对她的不佳印象难以改变了。如果我和“王六郎”几年前没有过那么一种“交情”，我是不太欢迎那么一位女士成为我家的客人的。是的，我不但将自己和“王六郎”几年前在一处立交桥的阴影之下愉快地交谈过十几分钟那件事，视为大千世界中的一种老少缘，还一向视为一种交情。当然啰，他们母子成为我家的客人，乃因我与另外几个人的交情在起作用——他们母子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什么亲戚！所谓“人际”往往便是如此——两个人一旦成了朋友，不但各自的朋友不久也成了朋友，连“朋友的朋友”们，后来也往往会成为朋友，甚至可能比与起初的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处得还亲密。几天前，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通话，说他的朋友的亲戚的儿子是位青年诗人，希望当面得到我的鼓励和指导。
我问：“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他反问：“现而今还有专业的诗人吗？”
我说：“已经没有了。”
他说：“你问得多余嘛！”
我又问：“什么样的青年？是高校的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又反问：“有区别吗？跟诗有直接关系吗？”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承认他也不清楚，但不愿在中间传话了，只能由我当面问了。
我说：“我是写小说的，对诗是外行。”
他说：“在我们真正的外行看来，你们都是文学那个界的人，总比我们内行吧？这事儿你必须认真对待，而且要表现好点儿。别忘了不一定哪一天，你也许又会求到人家！”
他说的“人家”也就是他的朋友，是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内科主治医生，北医三院不但离我家最近，还是我就医的定点医院。对于他的提醒，我缺乏不认真对待的底气。
于是“王六郎”母子就出现在我家里，坐在我对面，而我以招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之。
起初我并没认出“王六郎”来。毕竟，我与他立交桥下匆匆一别后，已时隔三四年没见过了。他仍穿制服、短裤和T恤，但脚上却随随便便穿了双拖鞋，还剃过光头，刚长出极密的一层黑黑的头楂。他坐得也特端正、特安静，不主动说话。他为自己那些打印在A4纸上的诗定名为《无聊集》，三个黑体大字下边是他的网名“王六郎”，括弧内打印的五个字是“真名王任之”。下边一行字的字号与集名的字号相比，小得反差分明。
“王六郎！”
顿时，我连对他母亲也有了亲近感。
“六郎，居然是你吗？太使我意外了！”
我有点儿激动。
他困惑地定睛看我，仿佛不明白我何出此言。
我启发他回忆：“忘了？三四年前，在离南站不远的地方，一座立交桥下……”
他竟摇头，仍定睛看我，困惑漫出双眼，弥漫在他脸上。
我大惑不解了——他临行前，不可能不知道将去谁家嘛！
“阿牛，想起来没有？”
他又摇了一下头。
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并且没法从他的表情得出结论——他究竟是成心装出从没见过我的样子，还是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梁老师您……以前认识我儿子？”——他母亲也困惑了——不，她脸上的表情证明她内心里充满了疑惑。
“妈！你问得有必要吗？”——他又对他的母亲不满了。这次说话时扭头瞪了他母亲一眼，他母亲被那一瞪，内心里显然生气了，笑笑，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我从她的眼里洞见了一股隐怒。
我只得讪讪地说：“是我认错人了。老了，记忆常出差错了。”
说完，我向“六郎”要过诗集，戴上老花镜，低头看了起来。按说，他或他的母亲，应先将诗集寄给我，待我全部看完再约见我，可他们母子并没那样（也许都是急性子吧），并且已经成了我家的客人，已经端坐在我对面了，我就半点挑理的意思也没流露。好在不是小说而是诗，并且多数是古体，七律、五言绝句之类，翻几页看几首，讲几句勉励的话，指出某方面还有待进步，这么做了也算完成朋友交给的“任务”了。
第一页第一首诗仅两行，题为《自嘲》：
螳螂误入琴工手，
鹦鹉虚传鼓吏名。
“六郎，啊不，王任之，‘无聊’二字你过谦了，是不是已经有些名气了呀？”
我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已经欣赏起来。古体诗强调“赋、比、兴”。而兴嘛，又强调境界之高远。那两句诗在“兴”一方面虽显格局不大，但在“比”这方面，还是挺有意趣的。
“王六郎”，也就是王任之少女般腼腆地说，名还是有了点儿的，不过其名体现在网上。
“我写诗，主要是为悦己，如果同时也能悦人，对我而言写诗就不无意义了。我胸无大志，有点儿意义又符合个人兴趣的事，我在进行的过程中就愉快。人生苦短，愉快又挺少，比起自寻烦恼来，悦己亦欲悦人的生活态度，也算是一种挺积极的态度吧？”
自从进入我家的门，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后，“六郎”第一次开口说了那么多话。那番话他说得极畅快，我觉得是他的心里话。
我抬头看他，他母亲忧郁地看我。我郑重地说：“完全同意！”
“六郎”就微笑了，他母亲也笑了。
第二首诗头两句将我震住了：
半截云藏峰顶塔，
两来船断雨中桥。
人在西园山翠里，
斜风细雨度清明。
湖上雾隐巫山脊，
江山对君凝愁容。
一身作客同张俭，
四海何人是孔融。
“哎呀，哎呀，六郎……不，王任之啊，你的诗呢，对不起，请你们允许我吸支烟……”
我摘下眼镜，用目光四处找烟，却没发现。
他母亲惴惴不安地说：“如果孩子写得实在太差，您只管往直里说。他不会生气的，我更不会。”
“六郎”却说：“吸我的吧。”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支烟，他按着了打火机。
我深吸一口之后批评地问：“年纪轻轻就开始吸烟了？这可不好。”
他惭愧地说：“正打算戒。”
他妈却说：“如果你想陪老师吸一支，就吸吧，妈批准了，不必非忍着。”
我说：“我也批准了。”
他笑道：“不了，没那么大瘾。”
而我朝“六郎”竖起了拇指。
他母亲说：“老师表扬你了，那你就干脆戒了！”
我说：“能那样最好。但我这会儿最想肯定的是——王六郎，不，王任之，你这首诗我写不出来！你天生有一颗诗心！这首诗写得很棒，江湖山海居然都写到了，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尤其好！总而言之，王六郎，王任之，如果你能持之以恒，在诗歌创作方面是很有前途的！……”
我夹烟的手发抖，年纪老了，什么毛病都有了，稍一激动手就抖。那时的我，仿佛伯乐意外地发现了千里马。
“谢谢老师肯定，我那不过就是写着玩写出来的一首诗，在苏杭旅游时触景生情……”
“六郎”那时的表情相当平静，只不过脸上闪过了一丝具有嘲讽意味的微笑。那是一两秒内的事。我捕捉到了，但没往心里去。
“这是什么话！儿子有你那么说话的吗？找打！老师您别计较，我儿子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他情商太低，您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
他母亲也显得颇为激动。
我接着说，希望能看完全部的诗，之后再约一个日子，用更从容也更充分的时间，与“六郎”详详细细地谈他的诗。只有那样，才不枉他们母子登门讨教的诚意。
那时，我这个门外汉，似乎是“诗圣”“诗仙”了一般。
如果我没说那番话就好了，后来种种令我烦恼的事就可避免了，与我完全无关了——起码对我就好了。好为人师往往会自我打脸，正所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我送母子二人出门时，那母亲有意让儿子走在前边。当她的儿子已在门外了，她在门内小声对我说：“我太不喜欢他的网名了，王六郎，听起来多古怪啊，希望您能劝他改改。”
我笑道：“古怪的网名多了去了，他的网名其实挺有文化内涵的。但既然你当妈的难以接受，我会相机行事的。”
当我家只有我自己了，我拿起“六郎”的诗集坐下，将诗集放膝上，又吸着一支烟，低头看着《无聊集》三个字，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那个“王六郎”王任之，他究竟是成心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还是的确忘了我俩怎么认识的了？我俩明明加了微信，他的确将我忘了分明不可能。
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
左思右想推测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有，我明明是在夸他的诗，那时他脸上闪过的具有嘲意的微笑，究竟又所为何由呢？
也是越想越违背情理。
索性不想那么多了……反正日后还会见到他，疑惑总能释然的。
三
第二天上午，“六郎”的母亲与我通了次电话，恳切地希望我下午再单独“接见”她一次。
我不解地说：“您太急了吧？您儿子那么厚的诗集，我还没来得及再翻翻啊！”
她说：“和诗没太大关系，所以我得单独见您，有些情况不得不预先告诉您了！”
“和诗没太大关系？另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我之疑惑更大了。
她说：“三言两语讲不清的。我儿子已经去过您家了，我怕他单独再去。他那么大人了，我也看不住他呀。何况我公司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也不能整天把自己牵他身上啊。如果您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怕您再见到他后，会发生什么对您不好的事。我不是说肯定会发生，但是万一呢？……”
我听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如置身于空调的出风口。她既已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除了及时见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王任之，我儿子他……我可怜的儿子，他大三还没上完就辍学了……他，他已经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六郎”的母亲说完以上话，低下头，掏出手绢，捂住脸嘤嘤哭了。
我顿时僵住，陷入无语之渊。除了吸烟，不知如何是好。
那女士告诉我，她儿子大三时摊上了几桩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事，曾有企图跳楼的举动，精神上也开始显出异常来，使她和丈夫极度不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将儿子送往回龙观精神病院，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治疗。他刚出院不久，有些诗其实是在精神病院写的……
“院方怎么诊断的呢？”
吸完一支烟，我终于心情平静了，也能够问出我想了解的话了。
“结论是初期精神分裂。医生说只要以后别再受刺激，或许能好。”
我说：“会那样的，我们都该相信医生的话。”
其实我说得特违心。我的亲哥二十二岁初入精神病院时，资深而善良的医生也是那么说的。当年我哥大一没读完，相比而言，“六郎”比我哥幸运。但我哥如今已八十了，仍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认为常住精神病院大抵也会是“六郎”的命运归宿，但我哪里忍心将我知晓的普遍规律告诉他的母亲呢？有时候，直率近于伤天害理啊！
我又问：“究竟是些什么事，严重地刺激了你儿子呢？”
她说首先因为这么一件事：与她儿子同宿舍的一名同学新买的折叠手机丢了，不知怎么一来，她儿子成了怀疑对象。但那件事很快就水落石出——公安机关调看了多处监控录像的资料，最终发现是那名同学自己忘在食堂的餐桌上后，被别的专业的同学“捡”去了。第二件事是失恋——她给自己的儿子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位影视明星的女儿，已演过几部电视剧了，虽然演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但人家女孩的父亲也算是圈内大佬，母亲出身于老革命干部家庭。她作为母亲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家女孩在演艺界不久就会红起来的。她儿子也答应了处处看，第一件事发生才几天后，两人处掰了，她儿子接连数日变得像哑巴。第三件事就是，前两件事发生后，紧接着期末考试了，她儿子竟有三科不及格，名字上了告诫书。而她儿子所在的那所大学，虽不是“双一流”，也不是“985”，却老早就是“211”了。专业也不错——应用物理。她儿子在班上虽然不是拔尖的学生，但总体成绩一向在前十名内……
“那，您认为，哪件事对您儿子的负面影响最大呢？”
“当然是第二件事啰！我上次来您家说过的，我儿子智商不错，情商不行。那么好的姻缘，结果让他给谈崩了。别的不论，我那二十几个人的公司，平均下来，一年也就挣个几百万。可人家女孩子，有一年连演戏带接广告，轻轻松松就挣了一千多万！还是税后！如果我们两口子有那么一个儿媳妇，将来省多大心啊，连孙儿孙女的人生都不必考虑了！又是我儿子多大的福分啊！唉，遗憾了，太遗憾了！命里没那福，遗憾也挽救不了啦，既成事实嘛！我可不愿提这事儿了，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觉得窝囊！至于手机那事儿，我和他爸当时就没太当回事儿！两万来元的一部手机，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算什么呀！只要儿子特别喜欢，即使一开口就要十部，我们当爸妈的眼都不眨一下就会给买！独生子嘛，不当宝那也是宝啊！可我儿子不赶那种时髦！为第一件事，我和他爸一起去了次学校。老师和校领导听了我们的话，认为我们说的在理，所以才请公安介入了，为的就是早点儿还我儿子个清白嘛！清者自清，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嘛！第三件事就更不是个事儿了！补考就补考呗！事出有因，加把劲儿，用学习实力证明自己不是一败涂地就行了嘛！……”
那女士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竹筒倒豆子般说了那一大番话。看得出来，那些话憋在她心里很久了。
“主要是第二件事！人家女孩子和他分手后，转身就跟一位导演好上了！以现而今的成功人士的概念看，拍过两三部长剧的导演肯定就是成功人士了嘛，哪位不是八位数的身家呢？”
“八位数是多少？”
我一时算不过那账来。
“过千万甚至几千万啊！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家庭半点优势也没有了。我儿子就更不值一提了！等于还处在一无所有的时期嘛！一无所有再加上情商低，既不会好好哄人家，更不肯放低自尊哈着人家，人家姑娘干吗非跟你处下去呀？老师，毫无疑问，正是这件事，将我儿子的精神体系轰垮了！……”
我以为她的话已经说完了，不料她又格外强调、重点分析地做了两番补充。她第一次成为我家的客人时，自然而然话里话外所流露的是难以掩饰的优越感。第二次坐在我对面时，由于谈到了她儿子那无可挽救的恋爱，她竟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卑，仿佛她的儿子及她的家庭错失了被册封为“贵族”的良机，因而也错失了大量财富似的。她内心里不但对儿子大失所望，其实也存在着幽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她并没说出那种话，但她的表情没骗过我的眼睛。
我十分诧异。
除了默默吸烟，不复有话可说。而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家的客人（特别是一位女客）无话可说的情形，乃是十分尴尬的处境，对双方都是那样。
“梁老师，我……我觉得自己作为母亲有责任使您知道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您了。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您要是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只管问吧……”
她打破沉默的话，使我不得不开口了。
我感谢她特意来我家一次，没拿我当外人，告诉我那么多不宜对外人道的事。我说的是真心话，被信任是一种好感觉。我说我暂时没什么还想了解的了，并且保证，即使她没陪着，她儿子独自来我家，我也不会将她儿子当成危险人物。对于我，她儿子不但一点儿不危险，而且还曾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向她讲了三四年前我与她儿子认识的经过。
“还互加了微信？哎呀，哎呀，你们爷俩这不是有缘吗？我说你们爷俩，您不介意吧？”
她又有点儿激动了。由于新话题的产生，我和她终于都从尴尬中解脱了。
我说：“有什么介意的呢？本来就是缘分嘛，按岁数论，我俩就确是爷俩的关系啊！”
我说的还是真心话。到那时为止，“六郎”曾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仍没受到任何损坏。我内心里除了对他所遭遇的三件事抱持同情的态度，除了对他居然退学了，居然还住了一次精神病院深感惋惜，并无别的什么反面看法。
“这孩子，从没对我提过，我对天发誓，他可一个字都没对我提过！我回去一定审问他，数落他！”
那当母亲的又生儿子的气了。
我赶紧说：“千万别！何必呢？不论什么原因，都没有认真的必要。如果我想知道，以后慢慢会知道的。那么，您不是也知道了？”
“您认为，诗……我的意思是，写诗这件事，能使我儿子的病逐渐好起来吗？”
在泪翳后边，她眼里闪出希冀的光。
我略一犹豫，含糊地说：“对于他，目前有事做总比无事可做好，爱写诗是对任何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我觉得，也许……不，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诗会使奇迹发生的。”
我说违心话了。
“跟您聊了聊，心情好多了，太感谢您了！如果我儿子将来能成为诗人，我们夫妇会接受那样的现实的！反正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养得起他。儿子成了诗人，那也不是多么丢人的事对吧？”
她终于站了起来。
我肯定地说：“对。不是不是。”
“您刚才说，您儿子的精神体系……据您所知，究竟是怎样的体系？”
在我家门口，在玄关灯下，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是我唯一主动说的话，也是最想问的问题。
“啊，是啊是啊，我是那么说过，我儿子自己经常那么说，可他说的是思想体系还是精神体系，我记不大清了。反正精神也罢，思想也罢，在我这儿都是一回事儿。也许他那时就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了，精神不正常的人还不都是由于思想出了问题？要不才二十几岁的人会自以为有什么体系？”
“对不起啊，我的话也许问得太冒昧，您和您丈夫，双方的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呢？”
她的话促使我问了另一个问题。
她说医生也那么问过了，绝对没有。
送走她，我又独自吸了支烟——一边吸烟一边与朋友的朋友通了次视频。朋友的朋友的脸刚一出现，我就不留情面地将他斥责了一通。他被训了一会儿才明白，我是因为他没告诉我“爱写诗的孩子”住过一次精神病院而生气。
他一脸无辜地替自己辩解——他的朋友也没告诉他，若非听我说他也不知道！
朋友的朋友一脸慈悲地说：“那么这事儿你更得认真对待了，帮人帮到底，不许当一般事儿来应付！”
四
“阿牛老师，拙诗您又看了一部分没有？”
“全拜读了！”
“那，肯再赐教否？”
“欢迎光临，时间你定。”
“那，如果我单独去呢？”
“同样欢迎。”
我和“王六郎”终于进行微信联系了。对于我，像互用代号的单线联系方式开始启用，感觉古怪，颇神秘似的。
两天后他又出现在我家，还是那一身，脚上穿的也仍是拖鞋。这次他倒特随便，居然替我清洗了烟灰缸，之后坐下，大大方方地吸烟。
我说：“经我允许了吗？”
他笑道：“谁跟谁啊？在你家连这点儿自由还不给？”
我严肃地说：“只批准你吸一支。”
“此时此刻，一支足矣。君子言笃，我戒烟那话仍算数。”
他也表情庄重起来，怕烟灰落茶几上，将烟灰缸向自己挪近了些。
他一那样，我反而因自己装严肃不好意思了，笑问：“买不起鞋了？穿双拖鞋到处走很有派头？”
他也笑了，亦庄亦谐地说：“有派头当然谈不上，一不小心成了诗人，不是想体会体会诗人那种落拓的范儿什么感受嘛。”
“上次在我家，为什么装作从不认识我？”
“制造点儿悬念，好玩呗。生活中要是连点儿戏剧性的情节都没有，岂不是太无趣了？”
“动机如此单纯？”
“单纯的人，无复杂之念。人一患了精神病，想不单纯都不能了。”
在我心中形成大困惑的事，经他那么一说，仿佛是我自寻烦恼了。偏偏，他又诚恳地加了一句“对不起，害您想多了”。
“我没往多了想。你……果然学了理工科？”
我愣了愣，一时搞不清他的话究竟是荒腔走板的疯话还是正常人的正常话，明智地转移话题。
他却说：“您已经向我连发五问了，能否容我插一句，也问问您呢？”
我又一愣，只得说：“好吧，请问。”
“我妈又来过了？或者，与您通过话了？”
“没有，绝对没有。你也想多了。”
我不假思索就立刻否定，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否定得那么干脆，还否定得那么快，没过脑子似的。
“这就不对了。上次我们并没谈过我的专业，如果我妈没来过，您也没跟她通过话，您怎么知道我学的是理工科呢？”
他注视着我又问，几近无邪的眼睛像看着主人的狗宝宝的眼睛。
我不但发愣，简直还有点儿羞耻了。
“六郎啊，别忘了你是为什么来的。你应该理解，我的时间是宝贵的，咱俩你一句我一句逗闷子似的聊些不着调的话，这算怎么回事？有意思吗？”
我又一次试图转移话题，也就是转移到关于诗的方面。
“那么好吧，当我没问，咱们开始谈诗吧。我必须向您声明，您上次特别欣赏的那首诗，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
“别……人？”
“对，古人。具体说是清代诗人们写的。”
“诗人……们？”
“对，我从四位清代诗人的诗中各抄两句，组成了那首七律。”
“你……为什么？”
“起初是因为喜欢纳兰性德的诗。也不是多么喜欢，我们那所理工大学有老师开了那么一门选修课，为的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不知怎么一来，许多女生都喜欢上了。后来我认为，纳兰氏的诗并非多么好，浮丽缠绵而已。女生们喜欢的更是他的豪门身世，还有他的样貌，据说他的样貌像小鲜肉……”
“别扯远了，谈重点。”
“重点就是……”
据他说，恰恰由于对纳兰性德的诗不以为然，促使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古诗到了清朝一代，究竟还有怎样的气象可言，于是在图书馆发现了一部书——《雪桥诗话》，之后成了枕边书，每每爱不释手……
我边听边在百度上查，还真查到了那么一本书，严格地说不属于诗集汇编，而是一部关于清代诗人以及他们的诗事掌故的小百科书。
“六郎”交代，在他的诗集中，大约凡是入我法眼的，都是他从《雪桥诗话》中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拼凑成的。
“还是没说到重点，究竟为什么？”
“说了呀，您没注意听吧？”
“我一直在注意听，你说的是关注清诗的起因，并没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一句都没说！”
“您恼羞成怒了？”
我确实有几分恼羞成怒。他这句话点醒了我，使我立刻意识到，对于一名住过精神病院的青年，一名曾给我留下深刻而良好印象的青年，一名求知欲挺强的青年，我既已邀人家来了，若不能善待他，那么我的表现太糟糕了。
“我有吗？怎么会！六郎，你应该明白，咱们爷俩肯定是有缘的，我很在意这份缘。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没必要兜什么弯子，更没必要互相挑理、抬杠，你说对吗？”
我做出和颜悦色的表情，希望接下来的交谈气氛不再令我神经绷紧。
“百分之百同意。我想在我妈先于我又来了一次之后，您最想知道的肯定是，主要是什么原因使我住进了一次精神病院是吧？”
我万没料到他竟如此单刀直入，然而却已点头。
“我妈肯定已对您说过，她认为主要是失恋原因，医生、护士也是那么认为的。我住院不久，从医生到护士到患者，就都私下说‘又住进一个失恋的’！噷，这世界怎么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