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侠客浸得筋骨麻木。正在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就听南面的铁篦子外，水向上一搅，一双手捋住铁篦子，由分水裙内掏出火筒打开子母口，抽出火折子晃着了，向牢中一照，遂说道：“三位哥哥多有受难，恕小弟救护来迟。”语毕，将火折放在火筒之内……
成书于清代的神魔小说《济公全传》也出现了火折子：
三个人把鼻孔塞好，华云龙把熏香盒子点着，一拉仙鹤嘴，把窗纸通了个小窟窿，把仙鹤嘴搁了进去，一拉尾巴，两个翅膀一扇，这股烟由嘴里冒进屋子里去。此时陈亮、雷鸣来到楼房上前坡趴着。三个人觉着工夫不小了，把熏香盒子撤出来收好，把上下的窗户搞下来，三个人蹿到屋里，华云龙一晃火折把灯点上。此时那三位姑娘都被香熏过去，人事不知，这乃赵员外一个侄女两个女儿。
但是，除了少数江湖题材的清代评书与小说，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很难检索到关于“火折子”的记载。很可能这种点火方式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古人最常用的点火工具，其实并不是传说中的火折子，而是火刀（又称火镰）、火石与火绒。生火时，火刀与火石相击，迸发出火星，火星落在火绒上，燃烧起来，便可以作为火种。清人笔记《乡言解颐》将火刀、火石与火绒列为日常生活必备的“随身宝”：“钻木映日，皆可取火，而总不若火镰之便。乡人谓与火石、火绒子为随身三宝，非谬赞也。”行走江湖的大侠们，想必也需要带着这“随身三宝”。
从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评书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关于火刀与火石的记载，比如元杂剧《张生煮海》有段唱词是这么说的：“小生张伯腾，早到海岸也。家僮，将火镰、火石引起火来，用三角石头把锅儿放上。你可将这杓儿舀那海水起来。锅里水满了也，再放这枚金钱在内。用火烧着，只要火气十分旺相，一时间将此水煎滚起来。”
成书于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水浒传》写道：“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石，随即发出火来，点起五七个火把。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
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写道：“且说小西叫声：‘哥们，谁带着火镰打火，咱们进屋去照照，还有贼人没有？’杨志答应，立刻打火引着火纸，进房点着灯，搜了搜，只彦八哥一人，也把他上了捆绳，拉到外边。”
大约在宋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制跟今日火柴差不多的引火工具，叫作“发烛”，又叫“引光奴”“火寸”“焠儿”“取灯儿”。晚清时西洋火柴传入中国，老北京人还将火柴称为“洋取灯”。
宋人笔记《懒真子》载有司马光年轻时秉烛夜读的故事：“温公尝宿于阁下，东畔小阁侍吏唯一老仆。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看书至夜分，乃自掩火灭烛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发烛点灯著述，夜夜如此。”司马光住在书阁中，大约晚上8点钟即叫老仆先睡，自己则读书至大半夜，才灭烛睡觉，大约凌晨3点钟又起床，用“发烛”点灯，在灯下写文章。这里的“发烛”便是宋朝人使用的“火柴”。
那么“发烛”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据北宋陶谷《清异录》的记述：“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意思是说，夜里黑灯瞎火的，如果有急事要起床，取火点灯是件麻烦事（想想古时是没有打火机的），于是有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将杉木削成一小条，杉条的一头涂上硫黄，从形态看，跟今天的火柴很接近，用它来引火点灯非常方便，因为涂有硫黄的一端碰到烧红的火炭之类，便可燃起火苗。在陶谷生活的北宋初，市场中已有这种火柴出售，叫作“火寸”。
我们从南宋画家周季常、林庭珪所绘的《五百罗汉图·供养弥陀图》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火寸，看起来与今人使用的火柴没什么两样。不过，今日的火柴可以自发火，火寸则似乎不能自发火，只能作引火之用，使用时，或许需要先用火镰、火石敲出火种。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也记录了南宋人使用“发烛”的情况：“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南宋杭州市民将松木削成小片，薄如纸，又将硫黄熔化，涂于木片顶端，用来发火点灯，名字叫“发烛”或“焠儿”。有人考据说，“焠儿”就是“燧儿”，含有“燧木取火”之意，且《南村辍耕录》明言“焠儿”可以“发火及代灯烛用”，因此，这时候的“发烛”是能够通过摩擦起火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南宋人使用的“发烛”就跟后来的洋火柴没什么区别了。不过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史料证据来支持这一猜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在北宋时，“发烛”已经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日用小商品了，从《清异录》的记载“今遂有货者”便可以看出来。《武林旧事》“小经纪”条收录的南宋杭州小商品中，也有“发烛”：“……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鸡食、鱼食、虫蚁食、诸般虫蚁、鱼儿活、虼蚪儿、促织儿、小螃蟹、虫蚁笼、促织盆、麻花子、荷叶、灯草、发烛……”
南宋《五百罗汉图》中的火柴——发烛
到了清代时，又出现了一种叫作“火煤子”的点火器具，从史料的记载看，这种“火煤子”跟宋朝人的“发烛”差不多，使用时需要在火源点火。我们看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提到的“火煤子”：“（账房师爷）拿簿子往桌上一推，取了一根火煤子，就灯上点着了火，两只手捧着了水烟袋，坐在那里呼噜呼噜吃个不了。”
但此时已有一种不用点火的“火煤子”，又叫作“火煤筒”“火纸筒”，一般用竹筒或金属筒制成，里面填充有燃烧着的火绒，平时圆筒有盖子盖着，使火绒因为缺氧而处于半燃烧状态，使用时拧开盖子，用口一吹，或者用力一晃，火种便复燃。我们从清代的一些小说、笔记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火煤筒”。来看三个例子：
《七真因果传》：
王玉阳见房门半掩，用手推开，果见长生子陪着一个绝色的妓女坐在床边打瞌睡，玉阳一见忍不住笑，桌子上有个火煤筒，拿过手来，轻轻将火敲燃，向着长生子脸上一吹，煤火乱飞，扑在那姐儿面上，烧着细皮嫩肉，猛然惊醒。
《儿女英雄传》：
只见一个人站在当地，……左手拿着擦的锃亮二尺多长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个火纸捻儿。只见他“噗”的一声吹着了火纸，就把那烟袋往嘴里给楞入。
《埋忧集》：
吾乡有戴姓者，以赌博倾其资，家中素无长物。一日暮归，将上灯而无油，探囊中，止余钱三文，遂止，和衣上床睡，因思明日朝餐尚无所出，辗转不寐。忽闻窸窣有声，一偷儿穴墙而入。戴潜伺其所为，偷儿出怀中火纸，略一吹嘘，火光四照，遍觅室中，无可携取。
说到这里，你会恍然大悟：这“火纸筒”不就是武侠小说中的火折子吗？是的。所谓“火折子”，便是清人常说的“火纸筒”了。江湖人（如《埋忧集》记载的小偷）有时会随身携带这种“火纸筒”。
不过，“火纸筒”决不像古装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奇，一吹就着，一晃就亮，功能赛过打火机。事实上，要将“火纸筒”吹着，是需要技巧的。而且，“火纸筒”保存火种的时间也有限，不可能几天几夜都不熄灭，所以古人一般将“火纸筒”用于抽水烟。至于习惯夜行的江湖好汉们，为保险起见，还得随时带着火镰、火石与火绒子。
郭靖、黄蓉家里有没有棉被
中原武林的冬天是寒冷的，大侠们虽然身怀绝技，但也是怕冷的，即使运起《九阳真经》的真气可以御寒，但识九阳神功的也只有张无忌一人，对绝大多数的江湖人来说，在寒冷的大冬天，身上是需要穿一件大棉袄的，睡觉是需要盖一床棉被的。因此，在金庸塑造的武侠世界里，棉被是常见的日用品。你看《神雕侠侣》中，黄蓉“将儿子放在丈夫身畔，让他爷儿俩并头而卧，然后将棉被盖在二人身上”；《倚天屠龙记》中，武当弟子殷梨亭“将无忌拉入房中睡下，盖上棉被，又生了一炉旺旺的炭火”；《鹿鼎记》中，“韦小宝掀起棉被一角，只听得屋外人声杂乱，他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太后派人来捉拿我了。’从床上一跃下地，掀开棉被，说道：‘咱们快逃！’”
《神雕侠侣》的故事发生在南宋。有网文质疑：宋代有种植棉花吗？没有棉花，郭靖、黄蓉家何来棉被？这类“宋朝没有棉被”的说法在互联网上传播甚广，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考证说：“如果翻阅大量的文献记载，在宋元之前，史书中并未有过棉花的记载，而棉花真正的种植地乃是在印度和阿拉伯。同时根据如今棉花的种植地可知，就算是棉花真正传入我国，也是在中原王朝的边疆所种植，并非为普通人所拥有，更遑论做成棉衣、棉被。”
棉花确实源自域外，但引入中国的时间其实非常早。中国古人种植的棉花，主要是非洲棉与亚洲棉。非洲棉原产于埃及，大约于公元3世纪经陆路传入我国新疆，据《梁书》记载，高昌国便出产棉花，并出现了棉布交易：“（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文献所说的“白叠子”就是非洲棉，用非洲棉织成的布叫“白叠布”。吐鲁番晋墓曾出土棉织品、棉籽，经鉴定即为非洲棉。
唐朝时，内地已经从边疆引入非洲棉的种植，长安市场中也有“白叠布”出售。据《唐书·地理志》记载，今河北省境内的幽州、冀州、易州、莫州、沧州、邢州等地向朝廷上贡的土贡中就有棉花；唐人编写的《四时纂要》中也有“种木棉法”，指导农民如何种植棉花；唐传奇《东城老父传》则载，长安人贾昌一日“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杜甫也写有“细软青丝履，光明白氎巾”的诗句，“白氎巾”即“白叠布”。只不过唐时白叠布是稀罕之物，比较名贵，非寻常人家所能购买。
亚洲棉原产于印度，至迟在汉代已经从海路传入中国的海南岛，《后汉书》提到的珠崖“广幅布”，便是指海南岛出产的亚洲棉布。之后，亚洲棉逐渐从海南岛传入大陆，至北宋时，川蜀、岭南都出现了棉花种植业，据《宋会要辑稿》，宋太宗曾令川峡诸州“织买绫罗、绸绢、布、木绵等”，可知四川此时已出产木绵布；彭乘《续墨客挥犀》则说，“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多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可见岭南的木棉种植业相当发达。
宋人说的“木绵”，即是棉花。绵本指丝绸，而棉花纤维洁白、纤细，如同蚕丝，但又产自草木，所以古人便将棉花叫作“木绵”，意即产自草木的丝绸。后来，人们又造了一个新字：“棉”，用来称呼棉花，以区别于作为丝绸的“绵”。宋人袁文《瓮牖闲评》说：“木绵，亦布也，只合作此‘绵’字，今字书又出一‘棉’字，为木棉也。”但由于“棉”字产生未久，使用范围不广，宋人还是习惯将棉花写成“木绵”，有时则写成“木棉”。
为什么有人“翻阅大量的文献记载”，却发现宋元之前的史书“并未有过棉花的记载”？因为棉花在宋代文献中多被记作“吉贝”“木绵”“木棉”，若不了解这些名词的源流，当然找不到棉花的记载。
还有一些朋友阅读文献资料，可能很容易将宋人笔下的“木绵”“木棉”跟木棉科的“英雄树”木棉相混淆，其实宋人所说的木绵、木棉只有七八尺高，春天二三月播种，入夏枝叶渐茂，到了秋天即开花结实，花为黄色，果实为青色，成熟时，果皮四裂，绽出白色棉团。（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符合这一描述的作物只能是棉花，而决不可能是今日的木棉树。
南宋时期，棉花的种植范围更广。福建、浙江、江西、淮南都有大量农户种植棉花，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木棉，江南多有之”；“闽、广多种木绵”；南宋政府在浙东、浙西征收的夏税名目中，已含有“木绵”。如果棉花种植者太少，决不可能征税。说不定，郭靖、黄蓉夫妇居住的桃花岛上就种有棉花。
学界旧说认为，元代之前，从北路传入的棉花只种植于边疆，未能向中原推广；从南路传入的棉花也限于海南、两广、云贵一带，无法向北推进，直至元朝，历经五百年栽种、培育的南路棉花才逐渐传入长江中下游。但这一旧说早已被老一辈宋史大家所打破，漆侠先生的《宋代植棉考》《宋代植棉续考》，王曾瑜先生的《中国古代的丝麻棉》《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都以确切的史料证实，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岭南、福建、浙江、江西、淮南、川蜀等地都出现了棉花种植业，植棉业大面积推广于内地，非于元代，而是始于宋代。不知今天为何还有那么多网文说着“宋朝没有棉花”的车轱辘话。
清代《御题棉花图·采棉图》石刻拓片
当然，有了棉花不代表就有棉袄、棉被，因为人们种植棉花，主要是为了织布，而且棉花不能直接填充于被套，还需要一道技术：弹棉花。我曾收到一名网友留言，说弹棉花是元代才出现的，因此宋代并没有棉袄、棉被。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宋代是有弹棉花技术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载：“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这个过程便是弹棉花。宋诗《木棉布歌》中的“乌镠笴滑脱茸核，竹弓弦紧弹云涛”，描述的也是弹棉花。不管将棉花用于纺织，还是作为棉袄、棉被的填充物，都需要先弹棉花。毫无疑问宋人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
苏辙的《益昌除夕感怀》诗则确凿无疑显示宋人已经可以穿上棉衣，因为这首诗说：“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木绵裘”相当于今天的棉袄。苏辙之孙苏籀亦有一首《闽中秩满》诗写道：“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吉贝裳衣”便是棉布衣。苏辙之兄苏轼也有一件棉衣，是儋州土人送给他的：“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苏轼《和陶拟古九首》）有了这一件棉衣，足以抵御海南岛的海风了。
苏辙还有一首《次韵子瞻独觉》诗提到棉被：“午鸡鸣屋呼不起，欠伸吉贝重衾里。”诗中的“吉贝重衾”就是棉被。在寒冷的冬天，棉被的保暖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所以白居易老人家才说：“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白居易《重题》）南宋有一个叫华岳的读书人，获赠一床棉被，非常兴奋，也写了一首诗致谢赠被的友人，宣布从此不再担心冬天太寒冷：“一床浪卷芙蓉皱，十幅香重锦绣开。不怕夜寒侵斗帐，却愁春梦到阳台。”（华岳《谢刘判院》）需要注意的是，宋时尚没有“棉被”一词，一般叫作“重衾”“绵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传为南唐画师顾闳中的作品，但从画家笔下的家具形制来看，都是典型的宋式家具写照，因而此画当是南宋画师的摹本。图中画有被子，堆在床上，高高隆起，显然不是薄薄的被单，而应该是厚厚的棉被。
除了图像史料与文献记载，我们还有实物为证。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墓曾出土一条保存完整的棉毯（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此毯制于南宋淳熙年间，长2.51米，宽1.18米，纯由棉花织成，双面起绒，棉纤维经化验，确定为古亚洲棉。由此可见南宋时江南棉织技术之发达。郭靖、黄蓉夫妻生活在植棉业、棉织业方兴未艾的江南，且拥有整个桃花岛的产业，家道殷实，家中少不了有几床棉毯、重衾、绵衾。
▲宋摹本《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棉被
浙江出土的南宋拉绒棉毯
南宋之后，经元代黄道婆改良与推广棉织技术，明代朱元璋令天下农民种植桑麻木绵，中国的植棉业与棉织业更加繁盛，逐渐取代了丝麻。兴起于元明之际的武当派大概率用上了棉被。及至清代，棉衣、棉被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日用品。一份成书于清代的社会救济章程《得一录》说：“贫人买夏帐、棉衣、棉被等，哀怜让价，勿使不成。”可知当时的穷人也会购买棉衣、棉被。至于成功混入皇宫生活的韦小宝，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肯定实现了“棉被自由”啦。
有没有大侠戴眼镜
金庸笔下，似乎没有一名侠客是戴眼镜的。按理说，古人也会有视力问题，比如年岁大了就容易得白内障、老花眼，读书多了就容易得近视眼——陆游对此深有感触：“少年嗜书竭目力，老去观书涩如棘。”（陆游《夜坐闻湖中渔歌》）。杜甫很可能就有老花，因为他在《小寒食舟中作》一诗中自谓“老年花似雾中看”；欧阳修则是近视眼，因为宋人笔记《石林燕语》有明确记载：“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由于晚年近视，欧阳修看不了案牍，只好让别人读给他听。江湖中人尽管修炼武功，但没有证据显示武功能够免疫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像《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天天躲在曼陀山庄内读武功秘籍，大概率会得近视；《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那么大岁数了，极有可能得白内障或老花眼。
得了白内障，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唐宋时期的医师已能熟练地运用针刀给白内障患者做眼科手术了，此即“金针拨障术”，苏轼亲眼见过一位叫王彦若的眼科医生怎么做白内障手术，觉得很神奇，便写了一首《赠眼医王生彦若》，说王医生“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王彦若就如一名武林高手，手中针如斤斧，患者眼中翳如破屋，王彦若运针如风，三下五除二就将眼翳给去除了。
近视、老花的视力问题则需要用眼镜矫正。假如王语嫣果真得了近视，有没有机会佩戴眼镜呢？《天龙八部》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恰好前两年有一部以北宋为时代背景的连续剧《梦华录》，剧中有个杜夫子，正是近视眼，所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副手持式眼镜。这一设定引来了一些质疑：宋朝人真的可能用上眼镜吗？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1958年，聂崇侯先生曾发表论文《中国眼镜史考》，即提出“宋朝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眼镜”。聂先生的论文提供了两条很重要的文献记载为依据，我们现在转引出来讨论。
第一条文献依据来自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意思是说，老人家眼睛老花，看不清书中小字，这时候用一副“叆叇”掩目，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叆叇”是古人对眼镜的称呼，音为“爱戴”。连续剧《梦华录》里杜夫子用的手持式眼镜，就叫“叆叇”，看来编剧是做了一些文史功课的。
《洞天清录》原书已佚失，但部分内容被元末陶宗仪收录进《说郛》，所以能流传至今，但《说郛》收录的《洞天清录》并没有提及“叆叇”。“以此掩目则明”这段文字其实来自《通雅》《正字通》等明末训诂学著作的转述：“叆叇，眼镜也。《洞天清录》载，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元人小说言，叆叇出西域。”因此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南宋《洞天清录》并无关于“叆叇”的记载，相关文字实是后人添加的。但我觉得，《说郛》收录的《洞天清录》是残缺不全的，很可能关于“叆叇”的内容佚失了，明末方以智编写《通雅》、张自烈编写《正字通》，都引用《洞天清录》对“叆叇”的记载，这不太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也许他们见过更完整的《洞天清录》文字。
再来看第二条文献依据，是北宋刘跂《暇日记》记述的一则故事：“杜二丈和叔说，往年史沆都下断狱，取水晶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出乃知，案牍故闇者，水晶承日（有的版本为“承目”）照之，乃见。”史沆是北宋苏洵的同乡兼朋友，他在担任司法官时，可能得了老花眼，因此曾使用水晶制成的眼镜阅读案卷。不过，此时的眼镜，形制应该不似今日我们熟悉的带镜架双片眼镜，更可能是单个镜片，无镜架，使用时以手持着，就如使用放大镜。
无独有偶，西欧中世纪（13世纪中叶）也出现了类似的“阅读石”，是用玻璃制成的凸透镜，可放大字体，教会神职人员用它来阅读经文，之后意大利的工匠在“阅读石”的基础上发明了简易的眼镜。也许宋代的“叆叇”也是循着同样的路径发明出来的：北宋时，有老花眼的史沆用水晶制成凸透镜，放大字体，方便阅读卷宗；南宋时，人们将凸透镜加工成“叆叇”，供“不辨细书”的老人家读书时使用。《正字通》又记载说：“元人小说言，叆叇出西域。”那么也有可能眼镜是西域人带到中原地区的。
不管怎么说，假如《正字通》关于“叆叇”的记载是可靠的，则我们可以相信，南宋时期，供老花眼之人使用的眼镜已出现在少数人的生活中。生活在北宋后期的王语嫣也许用不了“叆叇”，但用水晶凸透镜阅读武功秘籍还是有可能的；而生活在南宋后期的黄药师则有机会使用“叆叇”。
至于生活在明末的华山派掌门穆人清（可能会老花），生活在清中叶的红花会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余鱼同（可能会近视）则毫无疑问可以用上眼镜，因为到了明代，关于眼镜（“叆叇”）的可靠记载已逐渐多了起来：
明景泰朝官员张靖之见过一副眼镜，“（镜片）如钱大者二，形色绝似云母石，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纽之，合则为一，歧则为二。……老人目昏，不辨细书，张此物加于双目，字明大加倍”。（张靖之《方州杂录》）
嘉靖朝人郎瑛少年时，也听说过眼镜，因为他在《七修续稿》中记录说：“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后来有朋友送了他一副，“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可开合而折叠”。
万历朝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亦载，提学副使潮阳林公家中有一副眼镜，镜片大小如钱，质薄而透明，“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时人不知道此物叫何名字，询问田艺蘅，田艺蘅说：“此叆叇也。”
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
明代画家绘制的城市风情画《南都繁会图》与《上元灯彩图》，也都画有戴眼镜的老者。眼镜被市井风情画画家捕捉到，绘入画卷中，说明眼镜已不是很罕见。
从明代的这些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获得几点确凿无误的信息：（一）一部分明代文人或老者已用上了眼镜；（二）眼镜是双镜片的，大如铜钱，有镜架，可折叠，佩戴时用绳子缚于脑后；（三）眼镜基本都是老花镜；（四）此时眼镜尚未大众化，还比较名贵，一副眼镜的价格是四五两银子。
不过，清代顺治朝之后，眼镜便越来越便宜了，叶梦珠《阅世编》记述说：“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这是清初老花镜的价格，近视镜则略贵一些：“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叶梦珠相信，近视镜的价格很快也会降下来的：“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
▲明代《南都繁会图》中戴眼镜的老者（右下角，“兑换金珠”广告招牌下）
明代《上元灯彩图》中戴眼镜的老者（右下角）
明末清初，不仅眼镜已经商品化，“遍地贩卖，人人可得”，而且眼镜的制造也实现了本土化，“苏、杭人多制造之”，不再依赖于西洋进口。更值得一说的是，本地眼镜制造商的技术水平不逊于西洋人，当时苏州有一个制作眼镜的大匠，叫孙云球（字文玉），制镜技术极高明，能磨出24种不同度数的近视镜、24种不同度数的昏眼镜（老花镜），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进行选择（孙云球《镜史·孙文玉眼镜法序》）。
从理论上说，《碧血剑》中的穆人清如果得了老花眼，是可以托人到苏州找孙云球配一副昏眼镜的，因为他们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金庸老爷子给他笔下的侠客们配备了刀剑、暗器、夜行衣、金创药、火折子、折扇、首饰，却没有给任何一名江湖人配眼镜，未免少了一些趣味。倒是张纪中制片的电视连续剧《鹿鼎记》、周星驰主演的香港电影《鹿鼎记》中，都出现了韦小宝戴着眼镜耍酷的造型。这个造型设计挺有新意的，也没有脱离历史，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来看，让韦小宝戴上眼镜，可比让他带着一沓银票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