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勒索郑克塽：1334300两银子。（第四十九回 ） （十二）追讨郑克塽旧欠：1万多两银子。（第五十回 ）
合计一下，不计零头，韦小宝的贪污数字至少有300万两白银。而宝马、豪宅、翡翠、珍珠、白玉等难以估值的财物，以及具体数目不明的礼金（如南归沿途官员的贿赂；施琅的“一份重礼”），尚未计算在内，如果计算在内，恐怕数字要翻一番。就按300万两白银计算吧。那300万两白银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韦小宝生活在康熙朝前期，我们不妨来看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地丁银的收入是2727万两白银，盐课是276万两，关税是120万两，此三项以白银征收，合计为3123万两；此外还有以实物征收的田赋，为690万石粮，加230万束草料，折算成银子的话，大约是900万两。也就是说，康熙年间，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约为4000万两白银。韦小宝一个人搜刮到的钱财，相当于国家岁入的7.5%。
再来看康熙年间的宫廷开销。康熙二十九年（1690），皇帝曾授意将宫廷每年的开销列成清单，并跟前明宫廷开支做了比较。查得：前明宫中每年用金花银96余万两，如今这笔钱都拨充军饷；前明宫中冬季用上等木炭1280余斤、木柴2680余万斤，如今只用木炭100余万斤、木柴700万斤；前明负责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每年用银24万两，如今是3万多两；前明宫中所用床帐、舆轿、花毯等项，需用银2万余两，如今这笔钱都省了下来。（参见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著作《盛世启示录》）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清代银锭
换言之，韦小宝的贪污额，如果以康熙年间的膳食标准，足够内廷安排100年的膳食。当然，到了晚清，官场腐败严重，几乎无官不贪，情况又不一样。道光皇帝想吃粉汤，让内务府做预算，内务府报出的经费是75000两白银。按内务府的算法，御膳房要做粉汤，得先另盖一间厨房，这需要一大笔钱，还得请几个专职的御厨，又需要一笔钱，还要添雇一帮打下手的，端盘送菜的，也需要钱，一笔笔算下来，共需经费6万两银。另外，常年费尚需15000两，加起来是75000两，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实际上，这内务府的官员肯定也是韦小宝一样的角色，银子显然都进他们腰包了。
如果以康熙年间的官员薪俸标准，一个高官又需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够攒到300万两白银呢？我们知道，清代俸禄制度承自明朝，实行低薪制，在雍正朝推行“养廉银”之前，清朝官员的合法收入都很低（灰色收入不计在内）。按顺治十年（1653）定下的俸禄标准（顺治十年之前的俸禄更低）：京官正从一品岁给俸银180两，禄米90石；正从二品银155两，米77.5石；正从三品银130两，米65石；正从四品银105两，米52.5石；正从五品银80两，米40石；正从六品银60两，米30石；正从七品银45两，米22.5石；正从八品银40两，米20石；正九品银33.14两，米16.557石；从九品银31.5两，米15.75石。外官俸银与京官同，但不支禄米。
略计算一下便可以知道，一名生活在清初的一二品大员，差不多要工作2万年，而且不吃不喝，才可以靠工资攒下300万两白银。由于合法收入低，清朝很多官员都要靠陋规等灰色收入来维持体面乃至奢靡的生活。雍正朝推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员的合法收入才出现一个飞跃。养廉银的多少根据官阶的高低、职务与任职地方的不同而定，大致来说，一二品大员每年的养廉银有一二万两，七品小官每年也有几百、上千两。相比之养廉钱的数目，俸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使计上养廉钱，一名清代一二品大员如果单靠合法收入的话，也需要工作100多年，才可以攒到300万两白银。
如果跟清代升斗小民的收入相比，韦小宝这贪来的300万两白银就更是天文数字了。清初下层小民的工薪水平跟明代的差不多，晚清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说：“如工匠一节，国初（清初）每工只银二三分。”一名工人的日工价是0.02-0.03两银子，他们必须不吃不喝、做牛做马工作30万年，才可以赚到300万两银。
再按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研究，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为6.45两白银（康熙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应该略低于乾隆时期），韦小宝的贪污数目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的46万倍。
如果将韦大人贪来的300万两银子折算成人民币，又值多少钱呢？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换算的参照系。我认为，以货币对大米的购买力进行换算，是一种比较合理、靠谱的方法。
在韦小宝生活的清代康熙朝前期，即17世纪下半叶，流通的主要货币为白银与铜钱，银钱的汇率约为1：1000，即1两银子可以兑换1000文钱。市场上大米的价格一般在每石300-800文之间，我们取其中间值，以每石500文钱计算（这个数值也便于折算）。清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而现在商场中一斤普通的大米，大概要卖4块钱。这几个关键数目弄清楚之后，我们便可以建立一个大体上有效的换算等式：
1两银子=1000文钱=2石米=300斤米=1200元（只对清代康熙前期有效）
根据这条等式，韦小宝腐败清单上的300万两银，换算过来，大约值36亿元人民币。这个“韦老虎”，单就账目一清二楚的银子，折算成人民币，就有如此之多。若说他不是“大老虎”，那谁才是“大老虎”？
韦小宝真的可以从怀里掏出一大沓银票吗
金庸的其他小说极少写到银票，但在《鹿鼎记》里，银票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韦小宝的怀里每天都揣着一大沓银票，行贿时掏出几张，不管是宫中太监，朝中大官，还是江湖好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银票降服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韦小宝生活的清代前期，哪里有什么银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行银票的票号呢。
中国第一家票号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初年（1820年之后），比韦小宝时代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
据民国燕京大学陈其田教授的《山西票庄考略》：
大概是道光初年（一八二〇年代），天津日升长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长所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长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北京日升长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业。
“日升昌”就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
票号的经营业务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发行银票等，跟银行差不多。所谓银票，就是票号开具的存款凭证。由于票号对银票的兑现采取“认票不认人”的原则，即某票号发行的任何一张银票，不管任何人持有，都可以到该票号的所有分号兑换成白银。银票因此获得了流通的功能，人们都将银票当货币使用。
雷履泰成功创办“日升昌”票号之后，众多资本雄厚的山西商人纷纷仿效，开设票号，人称“山西票号”，或“晋商票号”。这些晋商票号的总部，多设在山西平遥。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县城，隐藏着一大批中国的早期金融家，以及大量金融机构，可谓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东方的华尔街”。
据徐珂《清稗类钞》，晚清京师的票号、钱店、香蜡铺还发行一种叫作“钱票”的纸币，“钱票宽二寸许，长约五寸，中记钱额，盖方印，左角又盖发行各铺之图记。票额至不等，都凡七种，有一吊者、二吊者、三吊者、四吊者、五吊者、六吊者，并有十吊者”。一吊，即一吊钱、一贯钱（一千文）。
然而，由于钱票的价值全凭钱店、香蜡铺的信用，不具法偿地位，一旦发行钱票的商家不讲信用，钱票便形同废纸。事实也是如此，每年年终或端午、中秋前，都有一些商家“歇业潜逃”。可以想象，这种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必被使用者淘汰，果然到清末时，钱票已“日渐消灭”。山西票号由于信用极好，则在晚清迎来发展的辉煌期。
守信用，是山西票号的显著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晋商笃守信用。”晚清庚子事变期间，北京的山西票号遭受乱民洗劫，连账簿都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票号便无法核算存款数目，也难以核对储户资料。但山西票号还是决定：只要储户持存折到票号，便可立即兑现存款，不用核实账目余欠，也不管银两数目多少。
山西票号虽然因此损失惨重，却借此树立起响当当的公信力。经历过此事的“尉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后来回忆说：“至是之后，（票号）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
我们想说的是，票号的辉煌期、银票的兴盛期，是在晚清。韦小宝要生活在清代中后期，怀里才可以装上一大沓银票。而在“日升昌”票号出现之前，至少从史料方面来看，中国是没有票号的，当然也就没有相当于货币的银票。我们今天看以明朝为历史背景的古装剧，常常可以看到，剧中人动辄掏出一叠一叠的银票，这是创作人员不了解历史所致。其实明朝人写的《金瓶梅》等世俗小说，都只写银两，从不提银票。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世俗小说，才常常提到银票。
不过晚明时候，倒是出现了一种“会票”，明末的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会票实际上就是甲地汇款、乙地兑现的票据，功能与银票差不多。
但是两者的差别也非常大：其一，开具银票的票号，是金融汇兑专营机构；会票则是个别商号兼营，这些商号在京师与家乡之间常有钱款往来，因而顺道兼营白银的汇兑。
其二，票号打出的广告是“汇通天下”，一些大的票号，分号遍布国内各大城市与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等华商密集的国家，也设有票号分号，因此银票的汇兑非常方便，差不多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而会票由于是个别商号顺便兼营，分号有限，汇兑不便，流通功能也就受到限制。不妨说，会票乃是银票的初级形态。
清代银票
总而言之，那种可以像货币一样使用的银票，韦小宝时代是见不到的。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期（即韦小宝生活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琐碎交易一般都是使用铜钱，佐以碎银，大宗交易则用银锭。但以白银为支付工具，使用起来的麻烦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不但因为白银沉重，异地搬运困难，而且，白银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以称量货币的初级形态流通于市场，明清政府似乎一直都未曾设想将白银铸成规定面值的银币、银元，以政府信用发行，直至清末时才出现光绪银元。
作为没有完成标准化的称量货币，白银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交易时需要鉴别银子的成色、称量银子的重量。因为一些私铸者在银子中加入锡、铅等普通金属，冒充足银。高纯度的银锭在熔铸—冷却过程中，会形成水纹一样的纹理，因此称为“纹银”，但市面上许多纹银却是伪造的，给交易造成了额外的麻烦。就算不计较作伪的问题，由于铸造技术与衡器本身的原因，民间各个炉房、银号各行其是私铸的银锭，成色与重量都不一样，号称足银的未必就是足银，号称十两的也未必就是十两。交易的时候，还得验看、衡量。
清代纹银
而且，各地、各行业用于衡量银子重量的衡器标准也不统一，比如在湖南号称“一两”的足银，按清代的国家库平，却只有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因此，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白银结算，实际过程非常复杂，不但需要验看银子成色，称量银子重量，还要换算量衡标准。如果是长途贸易，更加麻烦，需要使用人工将沉重的白银从一地搬运到另一地，为了保障途中安全，又需要雇请保镖。
假如这个时候出现了以白银为本位的银票，或者国家发行标准化的银币，那么这些额外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然而，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成为通用货币之后，居然没有出现使用起来更便利的银币或银票，所以我对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对“康雍乾盛世”的商业发达程度，是非常怀疑的。
镖局是个什么组织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镖局是经常出现的江湖组织。《倚天屠龙记》中有虎踞镖局、晋阳镖局、龙门镖局、燕云镖局，《侠客行》中有西蜀镖局，《碧血剑》中有会友镖局，《鹿鼎记》中有武胜镖局，《书剑恩仇录》中有镇远镖局，《雪山飞狐》中有五郎镖局、飞马镖局、平通镖局，《鸳鸯刀》中有威信镖局，《白马啸西风》中有晋威镖局，《笑傲江湖》中有福威镖局，少主人就是林平之。
然而，事实上，镖局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在《倚天屠龙记》的时代，即元朝末年，人们还不知道镖局为何物呢，因此不可能出现什么虎踞镖局、龙门镖局。即使到了《碧血剑》与《鹿鼎记》的时代，即明末清初，武侠小说所描述的那种镖局也尚未诞生。
有人将镖局的历史追溯到明代的“标行”，因为明代有些世俗小说写到“标行”，比如《金瓶梅》就写道：“西门大官人……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不少人据此以为西门庆家开了镖局。但是，明代的标行只是销售标布（明代松江所产之棉布）的商号，跟镖局完全是两码事。显然，西门大官人并不是开镖局的，而是布行老板。
不过，镖局最早的写法确实是“标局”，我们在清代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标局”的记载。如《旧京琐记》载：“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收入颇丰），颇驰名于北方。”这里的“标局”即是人们常说的镖局。何以见得？因为《清稗类钞》记述了同一个人：“贯城李者，京师镖局之一，《施公案》所云神弹李五后是也。”
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上的商队，可以看出有携带弓箭的保镖护送
那么为什么最早的镖局要称作“标局”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镖局的产生跟标行有渊源，因为标行需要长途贩运标布，为防止途中被盗贼抢劫，往往要雇用保镖，当时这些保镖被叫作“标客”。袁枚《续子不语》中一位人称“韩铁棍”的韩舍龙，在布商之家当佣工，干起活来非常有力气。有一日，主人叫他跟着标行的人押运布匹到京城，途中遇到强盗拦路抢劫，标行的人死的死、伤的伤，韩舍龙手无武器，情急之下，居然将路边一棵枣树拔起来，对着强盗猛扫，群盗登时溃散。从此之后，韩舍龙便成为一名押运标布的标客，不再当佣工。
另一种说法认为，标局的“标”字来自明末的“标兵”。标兵，即明代中后期由督、抚、镇、道等统领的士兵。明末魏禧《兵迹》载：“临清北路一带有标兵，善骑射，用骏马小箭，箭曰‘鸡眼’，马曰‘游龙’，往来飞驰，分毫命中。巨商大贾常募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贼不敢伺。”这些脱离了兵营的游兵散勇，借着高强的武艺，为商客充任保标。这便是镖师的来历。
不管标局究竟来源于标兵还是标行的标客，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标客、标兵干的其实就是保安、保镖的活儿。其后，有些标客立起字号，开了标局，客商若要贩运贵重的商货，可到标局雇请标客。这时候的标局，类似于保安公司。此时应该是明末清初之际。
到清代中前期，标局承担起运货的服务，客商只要将货物交给标局，支付一定的佣金，标局便负责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货商不必自己押货。这时候，标局就是一个物流公司了。
也是在清代，“标局”有时又被写成“镖局”，大概因为“镖”字更能体现出行走江湖的刀光剑影吧。到了清末民初，新兴的武侠小说如《三侠剑》《侠义英雄传》，都称“镖局”而不称“标局”，“镖局”遂取代了“标局”，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也沿用“镖局”之说。其实武侠小说中的镖局与清代史料中的标局是同一类型的商业机构。我们从武侠小说中看到的镖局，基本上都是物流公司。由于镖局非常讲信诚，跟江湖上各路人物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又有镖师押货，所以将商货交给镖局，不但方便，而且很安全。镖局的生意也就做得风生水起。
有文献记载、有名字可考的第一家镖局，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18世纪中后期），叫“兴隆镖局”，创办人是山西拳师张黑五。近代学者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考证说：“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镖局的嚆矢。”清代镖师走镖之时，沿途会喊：“合——吾——”据说这“合吾”就是“黑五”之谐音。
兴隆镖局也出现在金庸的《飞狐外传》中，总部设于山西大同府，总镖头叫作周隆。《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时候兴隆镖局应该诞生了。
镖局由清代的山西人所创办是毫不意外的。因为明末清初之际，山西商人已经是华北最活跃、最有实力的商帮，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商货与白银进出山西，必须有可靠的标客押运、护送。此外，山西民风尚武，是形意拳的发祥地，盛产拳师，且许多山西拳师都有给晋商当保镖的经历。换言之，既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大量晋商需要安全的长途物流），又有充分的供给资源（山西拳师众多），山西镖局便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到山西平遥古城旅游，便会发现平遥城内随处可见的无非是两样东西：票号遗址和镖局遗址。
我们知道，票号也是山西人创立的。在山西商人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之前，中国是没有专门汇兑银子—银票的金融机构的，只不过在明代时，一些大商号会向客户开具一种叫作“会票”的票据，持有会票，可以从该商号兑换银子。但会票的使用范围有限，货币功能非常弱。
正是由于从晚明至清代前期尚未出现票号与银票，会票的货币功能又不健全，市场对镖局的需求才被放大。因为当时的大宗、长途贸易通常都使用现银，为了避免银两在异地转移的过程中遭受盗贼抢劫，往往需要请镖局押运：“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运输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号护送，故保镖事业，厥时甚盛，精拳术者，亦大有用。”（严慎修《晋商盛衰记》）
直至乾隆初年，山西布政使严瑞龙在《为请严禁保镖胡作非为事奏折》中还提到，西北各省的富商大贾前往东南购置绸缎布匹，得“囊挟重赀，动至数万金，骑驮数十头，合队行走。有等膂力过人、身娴武艺之徒，受雇护送，带有鸟枪、弓箭，名曰‘保镖’，所以防草窃、杜剽掠也”。
“银镖”（即替客户押运白银）是清代镖局的两大主业之一，另一主业是“物镖”，即替客户押运货物。我们前面讲过，镖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物流公司，即使是押运作为货币的白银，也是采用物流的思路——将押运物原封不动地从甲地送到乙地。
这种做物流的思路，用于“物镖”是可以的，但用于“银镖”，显然就比较落后了。因为白银是货币，两锭银子只要成色、重量一样，那它们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没有任何区别。说到这里，忍不住想起一则笑话：有位先生好不容易淘到一张一百元面值的错版钞票，很是高兴，交给太太保管。太太说，放心，保证存得妥妥的。几天后，丈夫问：那张钱藏到哪里去了？太太说：我存银行账户了，谁也偷不去。丈夫气得暴跳如雷。太太说：有什么好生气的，明天就取出来，又少不了你一毛钱。这个傻太太犯的毛病，是混淆了收藏品（错版钞票）与货币的区别。
对明清时期的人来说，白银不是收藏品，而是货币，即一般等价物。假设一家商户要将一千两银子从京师带到山西，他根本就不必对这一千两银子进行物理搬运，只要将银子存入京师的某个机构，换成一纸票据，然后带着票据来到山西，再凭票据到那家机构的山西分支兑现成白银，便完成了将一千两银子带到山西的货币转移。这是汇兑的思路，做金融的思路。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诞生的金融公司。
由于票号的汇兑与镖局的银镖之间存在着业务重合，也就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以物流思路经营银镖的镖局，是不可能赢过以汇兑思路经营银票的票号的。因为前者成本巨大，而且效率极低。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嘉庆年间（19世纪初），山西拳师戴二闾在河南赊店开设广盛镖局，生意一度非常红火，因为清时赊店地处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南船北马咸集于此，秦晋盐茶商人尤其多，大量白银在这里集散，因而需要镖局护送。然而，到了道光年间（约19世纪中叶），随着“蔚盛长”等七八家山西票号在赊店开设了分号，商人转移白银通过票号汇兑就可以了，不用镖局走银镖。广盛镖局的生意从此江河日下，很快就宣告歇业。戴二闾回了山西老家，侄子戴广兴则留在赊店改营“过载行”，专职做物流业。所谓“过载行”，就是货物运输中介，货主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某地，可以交给“过载行”，由“过载行”联系货轮、车队，组织货物发运，并代理货物承收。
那么为什么在山西平遥，镖局与票号却共存了近百年呢？说来原因并不复杂，平遥是很多山西票号的总部所在地，由于票号的一些分号存款多而取款少，另一些分号则存款少而取款多，因而平遥总部时常要给各地调拨银子，各分号也要将一部分存款以及利润（都是白银）运回总部，这类白银的异地转移是需要物理搬运的，而只要是物理搬运，就离不开镖局，正如现在各家银行的营业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叫运钞车武装押运钞票。因此，在平遥，票号繁荣，则镖局兴盛；票号衰败，则镖局式微。
不管是票号，还是镖局，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商业组织，而不是武林帮派。记住这一点之后，我们今后再读武侠小说，也许会有特别的阅读体验，比如看到镖师出场，我们会心想：咦，这不是送快递的小哥吗？
丐帮帮主的财富知多少
在金庸笔下，两宋时期的江湖，第一大派是少林寺，第一大教是全真教，第一大帮则非丐帮莫属。丐帮帮主，从乔峰到洪七公，都是盖世大英雄。那么问题来了：宋朝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叫作丐帮的江湖组织呢？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种类似于丐帮的乞丐行业组织，而且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它出现的时间也正是在宋代。不过，它的名字似乎不叫丐帮，其首领也不叫帮主，而是叫作“团头”“丐首”“丐头”。
冯梦龙辑录的《古今小说》收有一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就介绍了南宋时杭州的乞丐行业组织：“话说故宋绍兴年间，临安虽然是个建都之地，富庶之乡，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户中有个为头的，名曰‘团头’，管着众丐。”故事中的金玉奴，是一名富家女，她父亲就是杭州的丐头——你没有看错，当叫花子的首领也是可以发家致富的：“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团头了，挣得个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放债使婢；虽不是顶富，也是数得着的富家了。”
团头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按乞丐行业的例规——
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那团头见成收些常例钱，一般在众丐户中放债盘利。若不嫖不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
原来，众丐平日需向团头缴纳“日头钱”，并服从团头的权威，以此换取组织的照应：当雨雪天气，众丐无处乞讨时，团头要负责熬粥供养众丐。团头则将收到的“日头钱”用于放贷盘利，理财投资，慢慢地便积累下过人的财富。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乞丐团体，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型组织，众丐必须完全服从命令，如同奴仆一般，对团头不得有丝毫触犯。团头具有收税（日头钱）的权力，而且这团头之职似乎还可以世袭，杭州金家至少干了八代团头，金老大是第七代，后来他又将团头之位传给了族人金癞子。如此看来，下一任团头为谁，完全由上一任团头指定。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南宋杭州乞丐团体又类似于一个公积金管理公司，众丐上缴的日头钱有如公积金，当遇上雨雪天气、乞讨不到食物时，可以从公司那里获得救济，而公司用于购买救济粮的经费，显然来自公积金。团头还是特别具有经济头脑之人，并不打算将手头负责管理的那一大笔公积金沉淀起来，而是拿出来用于投资，借钱生钱。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分明是晚明文人整理的小说，不能用它来证明宋代已出现了丐帮。有道理。不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其实并不是冯梦龙原创，而是根据明朝中期（16世纪上半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的一则记录改编而成，原文如下：
宋时，杭丐者之长曰团头，虽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团头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诗，心欲嫁士人，人无与为婚者。有士新补太学生，贫甚，无所避，又得妻之资，罗书而读，遂登第，授无为军司户……
由于《西湖游览志》所辑录的乃是历史掌故，而非文人的虚构性创作，“宋时，杭丐者之长曰‘团头’”之说必有所本。换言之，田汝成应该从宋元文献中看到过有关杭州团头的记载。只不过这文献今天可能已经佚失了。
其实，从宋人的记载，我们也不难推断宋代已有乞丐行业组织。据《东京梦华录》，北宋东京内，“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东京城的各行各业都有“规格”（即行规），什么行业穿什么工作服，都受规格约束，乞丐也不例外，衣着必须严格遵照行业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如果没有一个类似行会的组织来统率、管辖众丐，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么井然有序的。
北宋陈襄编撰的《州县提纲》也提到乞丐组织：“常平义仓，本给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岁仲冬，合勒里正及丐首括数申县，县官当厅点视以给，盖防妄冒。”意思是说，常平仓、义仓是官方设立的福利救济机构，每年冬春，各县的常平仓、义仓照例要给不能自存的穷人发放粮食，乞丐也在救助范围内。因此，每至农历十一月，官府会要求各里正、丐首统计需要接济的人数，然后报县汇总，县官核实后，即按统计人数发给粮食，由各里正、丐首领回，分发给受救济的人户、乞丐。
丐首即众丐之首，既然有乞丐之首领，当然也有乞丐之组织。丐首的职责是每年冬季协助官府登记需要救济的人口名单。其职虽说微不足道，但毕竟也是权力，后来便有丐首将这一权力用于寻租，只有那些向丐首行贿的乞丐，才有机会被丐首列入政府救济的名单；而且，众丐领取到的救济粮，往往要分给丐首一半。丐首因此捞到不少财富。
发展到清代时，乞丐组织已经相当严密，甚至出现了黑社会组织的特征。据《清稗类钞》记载，各县都有管理乞丐的头目，叫作“丐头”。不管是本地的乞丐，还是外来的乞丐，都受丐头管辖。在县里开商店的商家，要按时给丐头纳钱，然后便可以从丐头那里领到一张“葫芦式之纸”，上面写着“一应兄弟不准滋扰”，商家将这纸贴于大门，众丐见了，便绕行而去。如果仍有不晓事的乞丐上门讨钱，商家可召见丐头进行责罚。
乞头虽然身份是叫花子，但财富远胜于一般市民，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二：（一）众丐乞讨到的钱，丐头要抽取若干；（二）过年过节或举办红白喜事，商铺与人家要给丐头赏钱。此外，凡有新乞丐加入，必须向丐头贡献三天的乞讨所得，名为“献果”。
丐头持有管辖众丐的信物：杆子。“丐头之有杆子，为其统治权之所在，彼中人违反法律，则以此杆惩治之，虽挞死，无怨言。杆不能所至辄携，乃代以旱烟管，故丐头外出，恒有极长极粗之烟管随之。”金庸笔下的丐帮“打狗棒”，大概就是从杆子演化而来的。
清时京师的丐头，向来还分为“蓝杆子”“黄杆子”两种：蓝杆子统辖普通的乞丐，黄杆子统辖八旗出身的乞丐。这班八旗子弟尽管沦为乞丐，却自视为高等之丐，只在端午、中秋、年终这三个时间点才出门讨钱，而且他们决不挨家挨户乞讨，而是两人做伴，来到商店门口，一人唱曲，一人敲鼓板。伙计必须拿钱打发他们。如果给钱少了，或者慢了，此商店必被黄杆子乞丐纠缠不休，直至生意歇业。有人说，蓝杆子、黄杆子便是金庸小说中丐帮污衣派与净衣派的原型。
那为什么丐帮最早产生于宋代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宋代是城市商业繁华、土地兼并严重、制度对人身束缚大大弱化的历史时期，因此，人口流动十分频繁，无数游民从农村流入城市。这群游民当中，有许多人沦为乞丐。你去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可以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找到几名乞丐。出于生存之需，城市乞丐们当然希望能够结成共同体，相互救助。
其次，宋代也是一个民间结社非常发达的时代，《梦粱录》与《武林旧事》记载的南宋杭州结社，可谓五花八门：演杂剧的可结成“绯绿社”，蹴球的有“齐云社”，唱曲的有“遏云社”，喜欢文身花绣的有“锦体社”，说书的有“雄辩社”，表演皮影戏的有“绘革社”，剃头的师傅可以组成“净发社”，变戏法的有“云机社”，热爱慈善的有“放生会”，喜欢炫富的贵家夫人结成“斗宝会”，写诗的可以组织“诗社”，好赌的可以加入“穷富赌钱社”，连妓女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翠锦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乞丐
其中，跟武术有关的会社有“英略社”（由棍棒武术爱好者组成）、“角抵社”（由相扑高手组成）、“锦标社”（由射弩爱好者组成）等。这是合法的结社，此外又有不合法的地下结社，《宋史》中便记录了两个地下结社：其一，北宋扬州一群恶少年，结成“亡命社”，在乡里惹是生非；其二，耀州的豪姓李甲，纠合了数十人，结成“没命社”，横行霸道，若敢与他们作对，“没命社”便推出一个，与对方以死相斗，不下数年，便成为乡人之患。
以宋代游民之多、民间结社之盛，出现一个类似于丐帮的组织是毫不奇怪的。只不过真实的乞丐结社并不是什么武术门派，而是一个行业组织。宋人称行会为“团行”，团行的首领称“行首”，“团头”之名大概正出自此。而乞丐组织首领的团头，与其说他们是武功高强的大侠，倒不如说他们是一群很有经济头脑的生意人。
江湖门派哪来的经济收入
许多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疑问：江湖中那些门派，哪里来的经济收入，居然可以养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闲人？按理说，一个帮派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每日开销不是小数目啊。
这个问题曾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说：“少林武当还算有点儿香火钱，那五岳剑派啊、各类山庄啊，不会真的搞个旅游胜地创收吧？”有人说：“除了杀人抢劫、收保护费，实在想不出来他们赚钱的第三种方法了。”也有人说：“可以挖藏宝图啊，娶首富之女啊，开快活林啊，当杀手啊。”
说实话，这么煞有介事的讨论，其实显露出许多网友囿于对历史的有限了解，所能想象到的江湖门派的经济收入也就剪径抢劫、收保护费。
其实，古代那些门派，经济收入之多样化，资产与财富之雄厚，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收保护费？那也未免太简单了。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江湖中的很多门派，并不仅仅是武术共同体，更是一个个经济实体。《倚天屠龙记》中的海沙帮是私盐贩子的组织，《笑傲江湖》中的排帮以伐木放排为生，清代出现的青帮控制了漕运，镖局则类似于货物托运加保险公司。不过，这些江湖帮派的财富量级，要是跟以少林、全真教为代表的寺观经济实体比较起来，简直就是拿乡镇企业与集团公司相比。
《旧唐书》载：“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唐代寺院占有的财富，一度是天下财富的70%以上。那么寺院靠什么积累了如此之多的财产？
寺观的财产当然包含了来自赏赐与施舍的收入。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赏赐与施舍”，可不是指“香油钱”之类的毛毛雨，而是大片大片的田产，大笔大笔的金银。金庸《笑傲江湖》写道，任盈盈接任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后，拜访恒山派，在恒山脚下购置良田三千亩，奉送给恒山派的无色庵作为庵产。三千亩良田不可谓不多，但民间团体的捐献跟官方的赏赐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据《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记载，唐初，高祖李渊曾赏赐少林寺“寺前件地，为常住僧田，供养僧众”，“合得良田一百顷”。一百顷等于一万亩。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再赏赐少林寺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又依《均田令》分给每个僧人三十亩的“口分田”。
据全真教碑铭《神山洞给付碑》的记述，蒙古汗国乃马真后称制四年（1245），大汗下令划拨给莱州神山洞道观田产：“莱州神山洞乃古迹观舍，屡经兵革，未曾整葺。今有宋德方率众开凿仙洞，创修三清五真圣像，中间所费功力甚大。其山前侧佐一带山栏荒地，除有主外，应据无主者尽行给付本观披云真人为主，裨助缘事，诸人不得诈认冒占。”这个获得汗廷赏赐的莱州神山洞，为披云真人率众开凿而成。披云真人又是谁？他是《射雕英雄传》中终南山全真教“全真七子”之一刘处玄的徒弟宋德方。我们知道，刘处玄还有一个师弟，叫作郝大通；但我们未必知道郝大通居住的先天观拥有数十万贯的财产。
金元时期，汗廷与贵族对全真教派的赏赐非常慷慨，如张志敬执掌全真教之后，主持修缮泰山、华山等四岳庙和济渎庙，得到汗廷鼎力资助，“岳渎庙貌，罹金季兵火之余，率多摧毁。内府出元宝钞十万缗付师，雇工缮修”（《玄门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元廷拨给张志敬十万贯宝钞，用于修缮四岳庙、济渎庙。又如祁志诚辞去全真教掌教职务，返云州金阁山修建崇真宫，“王公贵人及远近信道之士，皆乐为佽助……今皇太后道过云州，遣使致香币问遗。驸马高唐王奉黄金五十两，为藻饰之费”（《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元廷皇太后、驸马及其他王公贵人、善男信女都给崇真宫捐款。
北京白云观壁画中的王重阳与全真七子
明朝的皇帝则对武当山各寺观给予空前的支持，永乐十年，朱棣下旨，称武当实是真仙张三丰的修炼福地，不可不加礼敬。于是朝廷拨款在武当山建造了张三丰的道场。成化十二年（1476），朝廷又划给了武当山自然庵一大片田产：
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大岳太和山兴圣五龙宫自然庵，乃羽士栖真之所。上为国家祝釐，下为生民祈福者也。其地东至青羊涧，西至行宫，南至桃源涧，北至明真庵为庵中永业。恐年久被人侵毁，特赐护持。凡官员诸色人等，毋得欺凌侵占，以阻其教。敢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武当山明代敕书碑记》）
有了官方赏赐与民间捐献的良田与钱物，少林寺也好，恒山派也好，全真教也好，武当山也好，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衣食无忧。
但寺观的产业决不仅仅是一些供耕种、租佃的田地，实际上寺观对于市场与商业的涉足之深，也许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他们的商业触角伸至种植业、纺织业、碾硙业、制盐业、制茶业、工艺品制造业、店铺业、饮食业、仓储业、药局业、金融业等行业。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每月都会举办五场大型集市，供百姓交易，是京师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四方商人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都汇集于此，大相国寺的尼姑也趁着热闹，占尽地利，做起了生意：在两廊摆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都是诸寺尼姑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另据张舜民《画墁录》，大相国寺内还开有饭店，厨师是一个叫惠明的僧人，特别擅长做烧猪肉，远近闻名。
朱彧《萍洲可谈》则载，南宋江西抚州莲花寺出品的莲花纱，是驰名的奢侈品品牌：
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撚织之妙，外人不可传。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
莲花寺制造的莲花纱，价格比寺外纱要贵二三成。
而据元代《玄都万寿宫碑》的记载，元朝初年，隶属于全真教的绛州玄都万寿宫，“辟田园，广列肆，增置水硙，凡所收入，斋厨日用之余，率资营缮之费”。可知玄都万寿宫介入的产业包括农业种植（田园）、开设店铺（列肆）、经营水力磨坊（水硙）等，其收入足够支付道观的日常用度与建设经费。
宋元时期，水硙、水碾等手工业十分发达，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力生产技术。而很多水力磨坊都是寺观直接经营的，如北宋天圣年间，京兆府的逍遥栖禅寺斥资三百余贯钱，修建了一座大型水磨坊。磨坊设有磨亭五间，每间为七架梁结构；又建有客馆、僧房，可供僧人、客人歇息。（《重修鄠县志》）南宋绍兴初年，乔贵妃的弟弟与开元寺合作，开了一间碓坊，每日获利千钱。南宋末年，在蒙古人治下的大都，水门外的金河上也修建有水磨坊，磨坊的西侧另建了一座道观，磨坊收入归道观所有。（《元一统志》）全真教的掌教尹志平将这一道观命名为“龙祥观”。
寺院还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的拓荒者。我们现在如果需要贷款，通常都是向银行申请。古代还没有银行，怎么贷款？找当铺。当铺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放贷机构。而当铺所代表的古典金融机构，其实就是寺院创立的，只不过不叫“当铺”，而叫作“寺库”。
开创寺库金融业的僧人是生活在北魏的昙曜和尚，据《魏书·释老志》，昙曜利用“僧祇户”所缴纳的地租“僧祇粟”作为本金，“俭年出贷，丰则收入”。
宋代时，寺院开设的放贷机构又称为“长生库”，陆游对寺院设置长生库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虽然陆游对长生库这么看不惯，但放贷业务确实是北魏至唐宋时期寺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汉学家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写本，收录有敦煌净土寺僧侣的年度结账报告，报告显示，敦煌寺院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收入就来自放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