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啸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在张饭桌旁坐了。
小酒店的主人是个跛子，撑着两根拐杖，慢慢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却不更向三人望上一眼。
这个跛子，就是东邪黄药师的弟子曲灵风。
许多读者都指出这是金庸小说的一个小漏洞，比如网上有人纠正说，蚕豆、花生两种作物“都是中国本土所无，而后才逐渐由国外传进来的。蚕豆又名胡豆、寒豆、罗汉豆，大概在元代才由波斯传入中国，到明朝时才普遍种植。花生则是出自美洲的农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在美洲之外的地区传播，大约1530年才传入中国，由沿海传入内陆地区又经过很长时间，直到清代乾隆末年花生仍然是筵席珍贵之物，寻常人很难吃到”。
这个纠正未必正确。蚕豆确实又叫作“胡豆”，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豌豆、蚕豆皆有胡豆之名。”又说，“《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蚕豆）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一般认为，蚕豆早在汉代便从西域传入了中国。生活在南宋的曲灵风当然可以吃到蚕豆。
花生也确实被普遍认为是来自美洲的作物，但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远早于1530年，因为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的《常熟县志》已有关于花生的记录：“落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而生于土中，故名。霜后煮熟食之，其味绝美。”分别成书于1504年与1506年的《上海县志》与《姑苏县志》也都有花生的记载。还有一些微弱的证据显示，明代之前中国已发现花生，如元末的《饮食须知》载：“近出一种落花生，诡名长生果，味辛苦甘，性冷，形似豆荚，子如莲肉。”不过，支持花生为明代传入的证据是最充分的。如此说来，生活在北宋的乔峰与生活在南宋的曲灵风，都不大可能用花生下酒。
蚕豆与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正好对应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引入域外农作物的高峰期：汉代（余波延续至唐宋）与明代（余波延续至清代）。
一般来说，汉代传入的域外农作物，多沿陆上丝绸之路进来，原产地一般在中亚、西亚一带，许多记载都将这些域外农作物的传入归功于张骞，其实由张骞带入的域外农作物只有两种可以确证：苜蓿和葡萄。其他的农作物（包括前面我们提过的蚕豆）应该是张骞之后陆续传入中国的，只是托了张骞之名而已。明代传入的农作物，则通常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多数为美洲作物。
有个简便的方法可以大体上区分域外农作物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抑或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前者的名字通常都带有一个“胡”字，后者则通常都带有一个“番”字。但凡事都有例外，不可绝对而论。
带“胡”字的农作物是很多的，比如蚕豆原称胡豆；原产伊朗的核桃，称胡桃；原产欧洲南部及中亚的大蒜，称胡蒜；原产地中海及中亚的香菜，称胡荽；原产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黄瓜，称胡瓜；原产非洲的芝麻，称胡麻；胡椒原产于天竺；胡萝卜从伊朗传入。这些作物的传入时间大致都是在汉代。还有洋葱，不要被它的“洋”名迷惑了，它更早的名字叫“胡葱”，原产于中亚，也是从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
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作物后来的名字都不带“胡”字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史料的记载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胡人石勒，特别讳忌“胡”字，诸多带有“胡”字的名称只好都避讳改名，如胡荽，“石勒改曰香荽”（高承《事物纪原》），胡瓜也因“石勒讳胡改名”（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带“番”字的农作物也不少，如番豆、番茄、番薯、番荔枝、番木瓜、番石榴、番蒜（即芒果）。番豆即花生。番茄又称“番柿”，原产南美，明代传入，明人《群芳谱》载：“蕃柿，一名六月柿，茎似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缚作架，最堪观。火伞火珠，未足为喻。”可见其最早是作为观赏性植物引进来的。番薯也是美洲作物，大约明代万历年间从东南亚引进。番荔枝、番木瓜、番石榴都是美洲水果，约明清时期传入。马铃薯也是原产于美洲，名字虽然不带“番”字，但有些地方称其为“洋芋”，到底还是泄露了它的舶来身份，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明末清初。
此外，还有两种大名鼎鼎的美洲作物，那就是玉米和辣椒。
玉米，中国人原来称之为“番麦”“西天麦”，这一名字透露了它是海外传入的信息。一般认为，玉米是16世纪率先引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因为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记述说：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留青日札》成书于1573年，可知至迟在明代万历年间，田艺蘅的家乡已多有人种植玉米。
但又有学者发现，成书于1560年的《平凉府志》也有玉米的记载：“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据此，玉米应该是1560年之前就从陆路传入了中国西部。总而言之，玉米这一原产美洲的域外农作物，到底是什么时候、沿什么路线传播到中国的，学界还未有定论，但不会早于明代。
辣椒的原名也带有一个“番”字，叫作“番椒”，说明这一作物也是从海外传进来的。目前见到的关于辣椒的最早文献记载，是成书于1591年的明人笔记《遵生八笺》：“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从“味辣”与“甚可观”的措辞来看，辣椒在明代万历年间，似乎既被当成辛辣调味料食用，又被作为观赏性植物。
清代李鱓《蔬菜图》上的辣椒
不过，又有一些微弱的证据显示中国古代可能也有原产的辣椒物种。学者曾在云南发现原生态的野辣椒，近代植物学家蔡希陶等人在编译《农艺植物考源》时，据此提出一个观点：云南西双版纳、思茅、澜沧一带分布有一年生的涮辣椒及多年生的小米辣，只是南美洲栽培普遍些，我国古代没有普遍栽培而已。还有报道称，1986年考古学者在四川成都的唐代垃圾坑中，发现有完好的辣椒出土。
不过，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云南、贵州、四川、两湖等地流行吃辣椒的饮食习惯，应该形成于清代。据清末《清稗类钞》《蜀游闻见录》等文献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之人日二餐，喜辛辣品”；贵州“居民嗜酸辣”；“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清代之前，却未见类似的记载。
有意思的是，辣椒与玉米这两种明代才广泛种植的域外农作物，都被金庸写入宋朝背景的小说中。《天龙八部》写道：“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神雕侠侣》写道：杨过“走了一阵，腹中饿得咕咕直响。他自幼闯荡江湖，找东西吃的本事着实了得，四下张望，见西边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于是过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
这也是金庸小说的小漏洞，因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生活在南宋的杨过是吃不到玉米的；而北宋时的大理人家，也未有在菜肴中放辣椒的饮食习惯，那时候云南有没有辣椒这一作物也很不好说哩。
张翠山在冰火岛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会得坏血病
有网友问：《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殷素素，还有谢逊，三人在靠近北极的冰火岛生活了那么多年，那冰火岛上又没有什么蔬菜与水果，他们为什么不会得坏血病？
这个问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曾在网上讨论了一阵子的问题：为什么几乎没有听说中国古代的航海员会得坏血病，而西方航海员在大航海时代却饱受坏血病的困扰？据称18世纪时，在西方船员死亡案例中，因坏血病致死的高达50%。后来人们才知道，船员之所以容易得坏血病，是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C。维生素C为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但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无法自己合成维生素C，只能从食物中摄取。
古代中国航海员很少得坏血病，而西方航海员却相反，原因只能从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寻找。我们知道，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主要是水果与蔬菜，而水果与蔬菜都极难保存，不是理想的航海食物，西方航海员在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基本上都吃不到水果与蔬菜，因此才容易得坏血病。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员又是从哪些食物中获得维生素C的呢？让我们先从中西航海帆船的排水量说起。以前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航海都靠帆船。如果要说当时中西帆船最大的不同点，那就是中国帆船船体巨大，西方帆船相对而言要小得多。一位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甚至戏谑地设想：假设郑和统率庞大船队跟葡萄牙人达·伽马带领的三艘“破帆船”在海上相遇，“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之后，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那些挡路的蜗牛，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
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在西洋帆船面前，郑和宝船的确无异于庞然大物。不妨来看出土文物的对比。巴拿马的考古人员曾在海底发现一艘古帆船残骸，相信这是五百年前随哥伦布航海时沉没的比斯凯那号（La Vizcaína）。比斯凯那号是双桅帆船，排水量100吨。而1974年从泉州后渚港发掘出土的南宋沉船，据估算，排水量达600吨。
泉州古沉船还不是宋代最大的海船。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述了一种叫“木兰舟”的巨舰，是从大宋开往木兰皮国（非洲西部的穆拉比特王国）的巨型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还有一种更大的木兰舟：“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中国人的造船技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达至顶峰。曾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说，郑和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尺寸，有125.65米长，50.94米宽。据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席龙飞的考证，郑和宝船排水量超过万吨。如此说来，就跟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舰差不多。
船体巨大在航海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船体大，即意味着可以装载更多的粮食、淡水。对航海员来说，淡水非常重要，除了日常饮食离不开淡水，如果淡水充足的话，还可以用来发豆芽、种菜、养猪。而要在船上开辟出种菜、养猪的空间，也需要有足够大的船体。
清初《封舟图》上的中国帆船
中国人至迟在宋代就发现豆芽可以作为美味的食物。北宋苏颂的《图经本草》载：“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说：泉州人习惯在七月十五中元节前，用水浸泡黑豆，等发芽后，用糠秕置于盆中，铺上细沙，再将发芽的黑豆移置其上，盖上木板。等豆芽长一些，换成桶覆盖。三日后豆芽便成了，洗干净，加油、盐、料酒、香料炒一下，便是一道可口的美味了。
从理论上来说，船员只要在船舱中储存好黄豆、绿豆等豆子，以及有充足的淡水，出海后便可以经常发豆芽，换言之，即经常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豆芽。
你要说豆芽的维生素C含量并不高，我也没意见。但豆芽并不是中国古代船员唯一能够吃到的蔬菜，还有其他蔬菜也可以吃。哪来的蔬菜？自己种呗。
在船上种菜以供食用，这不是我们的想象。元朝时访问过杭州、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中国的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者曰“喀克姆”（Kakam）。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一艘大船可载一千人。“镇克”大概是“船”的讹音，“曹”应该是“舟”的转音，“喀克姆”则是“货航”的讹音。我要说的是，这么大的船体，便可以辟出空间来种菜。伊本·白图泰确实看到中国船员在船上种菜：“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禾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等于木桶。”种草比较奇怪，估计是伊本·白图泰不认识的菜。
除了豆芽等蔬菜，中国航海员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茶叶——茶叶也是富含维生素C的食品。曾经随郑和下西洋的明朝人巩珍，在他的《西洋番国志》中收录了一道永乐皇帝的敕书，敕书的内容，就是批准拨给郑和船队出洋使用的物品，包括茶叶等食物：“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航海员只要每日饮茶，便不会太缺乏维生素C。
郑和船队翻译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一书中，记录了下西洋航线上各个海岛的物产，其中最多的就是蔬菜与水果，如黄瓜、菜瓜、葫芦、茄子、萝卜、胡萝卜、椰子、甘蔗、西瓜、苹果、椰枣、葡萄干，等等，这些都是比较耐放的，肯定会被郑和带到船上，供船员日常食用。另外，中国本土盛产的传统水果——柚子，也很耐存放，也是非常理想的航海食物。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船体是不是足够大，可以储存更多的食物？在这方面，中国帆船比之西洋帆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中国人的航海帆船可以储藏更多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中国航海员才没有患坏血病之虞。
回到张翠山、殷素素在冰火岛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倚天屠龙记》，就会发现冰火岛其实并不缺乏富含维生素C的食材，尽管那里没有蔬菜，但有野果，小说写道：“殷素素定要他将母鹿放了，宁可大家吃些野果，挨过两天。”金庸还提到张翠山与殷素素生吃鱼肉的细节：“这一带的海鱼为抗寒冷，特别的肉厚多脂，虽生食甚腥，但吃了大增力气。”生肉可是含有大量维生素C的，很少吃蔬菜的因纽特人之所以不会得坏血病，就因为他们保持着吃生肉的饮食习惯。
其实，宋代及之前的中国人也有吃生鱼肉的爱好，流行于宋朝的美食——鲙，就是生鱼片、生肉片，跟今天的日本刺身没什么区别。宋人捕捉到新鲜的鱼，特别喜欢临水斫脍。我们可以想象，出海远航的宋人，未必不会在海上垂钓，钓到海鱼，则临水斫脍。总而言之，中国航海员日常摄取的维生素C，应该是充足的。
（本文参考了网上关于“为什么中国古代航海员没有得坏血病”讨论的部分意见）
宋朝的江湖好汉不吃猪肉吗
江湖豪客向往的理想生活似乎就是“大碗吃酒，大块吃肉”，用《水浒传》里梁山好汉阮小五的话来说：“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诸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江湖好汉们大块吃的肉，究竟是什么肉呢？
似乎不是猪肉，想必是牛肉、羊肉。我们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写道：乔峰来到北边要冲长台关，“第一件事自是找到一家酒店，要了十斤白酒，两斤牛肉，一只肥鸡，自斟自饮”。《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第一次在张家口的酒店请黄蓉吃饭，也是跟店小二说：“快切一斤牛肉，半斤羊肝来。”《神雕侠侣》中，郭襄在安渡老店宴请江湖群豪，由于身上未带现钱，便从头上拔下一根金钗，递给店小二，说道：“这是真金的钗儿，值十几两银子罢。你拿去给我换了。再打十斤酒，切二十斤羊肉。”我们发现，金庸笔下的大侠们到酒店打尖，点菜时几乎都不点猪肉菜肴。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行走江湖的侠客对店小二说：“快切一斤猪肉来。”是不是显得很俗气，显不出江湖好汉的豪气？
《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时代背景均是宋代。那么，宋朝的江湖好汉爱吃羊肉、牛肉，打尖从不点猪肉，是不是说明在宋人的饮食习惯中猪肉很不受待见呢？之所以提出这一设问，是因为网上有一种流布颇广的说法，认为宋朝人不喜欢吃猪肉，而喜欢吃羊肉。该说法的依据是宋人笔记记录的一首苏轼的诗《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据说苏轼因此发明了红烧肉，人称“东坡肉”。
《猪肉颂》是否为苏轼所作，其实是有争议的。不过在北宋中期，黄州人确实不太吃猪肉，因为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提到黄州的肉类消费：“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但以黄州一地的饮食习惯，能否得出“宋人不喜欢吃猪肉”的判断？显然是不能的。
如果仅仅是网文这么写也就罢了，学者中也有持类似看法者，这就值得探究一番了，比如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张竞先生在《餐桌上的中国史》一书中便辟出一节，专门讨论宋朝时“猪肉为何被打入冷宫”。张竞先生判断猪肉被宋人打入冷宫的依据有二：其一，从苏轼《猪肉颂》一诗“可知宋代的猪肉价格很便宜，人们不太喜欢吃”；其二，《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收录的餐馆菜肴中，“没有一种是用牛肉或猪肉做的菜，而羊肉做的菜有8种，鸭肉、兔肉做的菜各有3种，鸡肉、鹅肉做的菜各有2种”，同书“州桥夜市”条记录的夜市菜肴中，用猪肉作为食材的只有“旋炙猪皮肉”一种。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先来看《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所记载的餐馆菜肴：“二色腰子”就是用鲜猪腰、鲜鸡腰做的名菜；“肉醋托胎衬肠”是猪肠灌肉；“猪羊荷包”则是用猪肉或羊肉做馅的包子。“州桥夜市”条收录的夜市菜肴除了“旋炙猪皮肉”，还有“猪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猪杂”。《东京梦华录》记录了许多以“猪脏”为食材的小吃，如灌肺、炒肺、腰子、肚羹、猪胰胡饼，等等，人们宰杀一头猪，决不可能只吃猪杂而将猪肉扔掉，显然在宋人的日常菜谱中一定有许多用猪肉做成的菜肴。
《东京梦华录》的其他记载也可佐证北宋时东京居民对猪肉的消费量是十分庞大的，甚至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东京梦华录》说：每天有一万头猪经南薰门赶入城内屠宰，换言之，东京居民每天居然要消费一万头生猪；每日早晨，“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城内“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这些肉铺所售卖的肉类，既有羊肉，也有猪肉，既有生肉，也有熟肉，还可按顾客的要求切割。描绘北宋东京市井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里正好画有一家肉铺，挂着半边猪羊肉，铺内屠夫正在操刀切肉。
南宋时，都城杭州居民的猪肉消费需求更加旺盛，我们来看《梦粱录》的记载：“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每家肉铺每天卖出的猪肉“不下十余边”，一边大约就是半头猪；如果遇上冬至、春节这样的节日，销售量更大，各家肉铺每天都能卖掉数十边猪肉，肉案前操刀切肉的屠夫有六七人，顾客随便唤索，屠夫按吩咐将肉切出来。至午饭前，各家肉铺挂着的猪肉、骨头都卖光了。这是面向城市终端消费者的肉铺。
此外，还有供应餐饮行业的猪肉批发市场，在修义坊内，生意也很火爆：坊内两街都是屠户，每天屠宰的生猪不下数百头，宰好的白条猪成边批发，都是供给城内外的食店、酒店及盘街卖肉的流动小贩的，因此修义坊又名“肉市”，每日三更天开市，至天色大亮时闭市。而按另一本南宋笔记《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记述，杭城诸饮食店中，一家大店每天消耗的肉猪就有上十头。这样的大店在南宋杭州城不知有几多呢？谁说宋朝人不喜欢吃猪肉？正因为猪肉消费需求旺盛，杭州城出现了两个猪肉行会：北猪行与南猪行。
即便是乡村，农家菜谱中也有猪肉。陆游的乡村诗就多次写到猪肉，如《游山西村》一诗写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说的是农家用腊酒、鸡肉、猪肉招待客人。《与村邻聚饮》一诗写道：“鸡跖宜菰白，豚肩杂韭黄。”说的是两道美味的农家菜——鸡足炖茭白、猪肩肉炒韭黄。《秋词》一诗写道：“乡闾老稚迭歌舞，灶釜日餍猪羊烹。”说的是丰收之秋，乡亲们烹猪宰羊、载歌载舞，庆祝丰年。
由于猪肉是宋人餐桌上的常见肉食，宋代的生猪养殖业也相当发达——乡村里农家自己食用、待客的猪肉尚可自养自宰、自给自足，城市居民消费的猪肉必定来自市场供给，这就催生了以生猪销售为目的的养猪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画家特意画出了一群正在城郊觅食的猪，显示东京城外就存在发达的生猪养殖业。每天经南薰门赶入城内屠宰的那一万头生猪，至少有一部分就来自这些养猪场。元人笔记《续夷坚志》提到北宋时洛阳永宁县有一屠肆，“豢猪数十头”，这家屠肆同时又是养猪场。宋人笔记《春渚纪闻》中有一个叫韦十二的养猪户，养猪规模更大：“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杭州）、秀（秀州）间。”数百头猪的养殖规模与今日的养猪场相比，当然不算什么，但放在八百年前，可以算是养猪大户了。
从上述这些记载，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宋朝人不喜欢吃猪肉”“猪肉被宋人打入冷宫”的结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肉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养猪业
当然，在北宋的宫廷肉类消费中，羊肉的确是最大宗的消费品，猪肉的消费量远逊于羊肉。据《宋会要辑稿》，熙宁十年（1077）内廷用肉，羊肉多达“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假设宰一头羊可得40斤肉，一年43万多斤羊肉需要宰杀一万余头羊，也就是说，内廷每日要吃掉28头羊；而猪肉的用量只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仅及羊肉的百分之一。难怪北宋的士大夫说，“御厨不登彘肉（即猪肉）”，“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陈师道《后山谈丛》、周煇《清波杂志》）。这一饮食习惯应该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嗜食羊肉的影响所致，“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周煇《清波杂志》），流风所及，北宋上层社会（包括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层）亦以食羊肉为尚。
但“御厨止用羊肉”“御厨不登彘肉”并不意味着宋代上层社会不食猪肉。皇室虽然食用猪肉远少于羊肉，但一年也要吃掉4000余斤猪肉，日均约12斤。士大夫阶层中更不乏嗜食猪肉之人，如官至宰相的张齐贤可谓是大胃王，很喜欢吃肥猪肉，每顿可吃数斤。
还有苏轼，宋人说他“性喜嗜猪”，尤其“喜食烧猪”（周紫芝《竹坡诗话》），听说河阳猪肉甚美味，苏轼竟派人跑到河阳买猪，结果派去买猪的人喝醉了，给猪跑掉了；好朋友佛印和尚知道苏轼好这一口，因此经常用烧猪招待他。
东京大相国寺内有家饭店，叫“烧朱院”，主厨也是一位和尚，法号惠明，厨艺高超，“炙猪肉尤佳”，远近闻名，真宗朝名士杨亿是惠明和尚的朋友，时常带着同僚到大相寺吃炙猪肉，“烧朱院”之名即是杨亿所取。（张舜民《画墁录》）
也是在真宗朝，汝州太守赵学士每次接待他敬重的客人韩亿（后官至参知政事），都会设猪肉宴。韩亿的好友李若谷是赵太守的门客，每当他肚里馋虫被勾起来、想吃猪肉宴时，都要给韩亿写信：“久思肉味，请兄早访。”（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你看，在这群北宋士大夫中，完全不存在“贵者不肯吃（猪肉）”的情况。
到了南宋时期，“御厨止用羊肉”“御厨不登彘肉”的传统也被打破了，宫廷对羊肉的消费量呈断崖式下降，绍兴年间，御膳羊每天只有一头，猪肉的消费量开始超过了羊肉，一份南宋皇室菜单《玉食批》显示，羊肉菜肴只有酒煎羊、羊头签、羊舌签，以猪肉为食材的菜品则有酒醋白腰子、焙腰子、煠白腰子、荔枝白腰子、猪肚假江鳐等，羊肉在御膳食中不再拥有一枝独秀的地位。
尽管在南宋士大夫的心目中，羊肉的地位仍然是尊贵的，就如陆游《菜羹》诗所描述：“鸡豚下箸不可常，况复妄想太官羊。”太官羊要比鸡肉、猪肉更难得，更珍贵，但同时，陆游也认为，猪肉与羊肉是一样美味的，所以他又有一首《蔬食戏书》诗写道：“东门彘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羊酥。”看来苏轼所说的“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不过是北宋时期黄州一地的情况而已，不能代表宋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要说宋代的猪肉价格比羊肉便宜，倒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人们不太喜欢吃。宋代猪肉比羊肉便宜，原因并不是宋人不爱吃猪肉，而是生猪供应量远大于羊肉。
至于武侠小说中的好汉为什么喜欢叫店小二“切一斤牛肉／羊肉来”，而不是喊“切一斤猪肉来”，大概是因为武侠小说的作者觉得：吃猪肉太平淡无奇了，吃羊肉或者牛肉才更能显示出江湖好汉的气质与气概。其实，江湖好汉也是吃猪肉的，《水浒传》中，开酒店的顾大嫂为接待邹渊、邹润，吩咐伙计“宰了一口猪，铺下数般果品按酒，排下桌子”。行走江湖的好汉盘缠不多，打尖时点一份猪头肉，那可比大块吃羊肉、牛肉更划算。
乔峰为什么要吃狗肉
金庸《天龙八部》中，丐帮帮主乔峰嗜酒，也经常吃狗肉，他对帮中陈长老说：“我和你性情不投，平时难得有好言好语。我也不喜马副帮主的为人，见他到来，往往避开，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的。”乔峰为什么要吃狗肉？也许是因为狗肉很美味，很诱人。
金庸在另一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对狗肉之美味诱人有过生动描述：“范遥心念一动，走到厢房之前，伸手推开房门，肉香扑鼻冲到。只见李四摧蹲在地下，对着一个红泥火炉不住扇火，火炉上放着一只大瓦罐，炭火烧得正旺，肉香阵阵从瓦罐中喷出。孙三毁则在摆设碗筷，显然哥儿俩要大快朵颐。”这瓦罐烹煮的正是狗肉。范遥“走到火炉边，揭开罐盖，瞧了一瞧，深深吸一口气，似乎说：‘好香，好香！’突然间伸手入罐，也不理汤水煮得正滚，捞起一块狗肉，张口便咬，大嚼起来，片刻间将一块狗肉吃得干干净净，舐唇嗒舌，似觉美味无穷”。
尽管狗肉美味，但在今天，狗肉该不该吃，却是一个时有争议的话题。乔峰是宋朝人，吃狗肉是不是也会面临舆论压力呢？
我们先来看宋代之前的情况。不妨这么说，中国人自古就有吃狗肉的习惯，至迟在先秦时期，狗肉就进入了祖先的食谱。《礼记》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狗肉在先民食谱上的地位如同猪肉，是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味。
古人还明确将狗分为三类：守犬、田犬、食犬。《礼记》又载：“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唐人孔颖达注释说：“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无名。献田犬、守犬，则主人摈者既受之，乃问犬名。”守犬与田犬都有名字，可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客人，客人接受后，要询问狗狗的名字，而食犬则没有名字，它的归宿是盘中餐。
秦汉时期，狗肉又从贵族的食谱扩展至平民的餐桌，由于吃狗肉的市民多了起来，市井间还出现“屠狗”的职业。刘邦麾下大将樊哙发迹之前就是一名杀狗卖肉的屠夫，《史记》与《汉书》都说：“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
这个时期，狗肉的地位，似乎还高于猪肉与鸡肉，因为《盐铁论》称，汉朝人祭祀时，富人用的是牛肉，中产用的是羊肉与狗肉，贫者用的是猪肉与鸡肉。当然，所有的祭肉，最后都会被人们吃进肚子里。这时候的人们吃狗肉，显然是不会有舆论压力的。
但到了唐宋时期，狗肉不但从祭台上消失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不再吃狗肉，唐朝的长安、洛阳市井间虽然也有屠狗之人，但基本上都是豪横犯法的恶少年。唐人张守节与颜师古给《史记》《前汉书》作注时，还专门解释了樊哙的职业：“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显然唐朝市场上狗肉已相当罕见，读书人对“屠狗”的职业很陌生，所以才需要特别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饮食习惯的变化？我的看法是，首先，随着养殖业的发展，可供人们食用的肉类更加丰富了，羊肉、猪肉、鸡肉、鱼肉的获得都比狗肉更经济。其次是佛教教义的影响。早期汉传佛教允许吃肉，包括吃狗肉，南北朝时期的佛典就有僧人化缘狗肉的记载，但到了唐朝，唐三藏翻译的佛经已明确提出：“凡诸比丘，不应食狗及以鸱鸮，并诸鸟兽食死尸者，咸不应食，若有食者得恶作罪。”
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是“以犬为地厌，不食之”。宋代志怪小说集《括异志》中有一个“误食狗肉”的故事，反映的正是道教的饮食禁忌：一个叫作张焘的士子，有一日误食狗肉，晚上便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被黄衣使者抓到一处宏丽如同宫阙的府邸，有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吃狗肉？”张焘自辩：“我不是故意吃的。是误吃、误吃。”对方这才原谅了他。醒来时，张焘汗流浃背，知道自己刚才在地府走了一遭。这样的宗教观念对民间饮食行为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的。
宋代的一部分士大夫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吃狗肉，比如苏轼就认为，狗狗是人类的伙伴，不应该被食用。熙宁末年，苏轼在徐州当太守，当地城厢设有“杀狗公事”，管理屠狗事务。苏轼欲禁止屠狗，想要取缔这个“杀狗公事”，但他的僚属说，“近敕书不禁杀狗”，屠狗并不犯法。苏轼问：杀狗合乎礼制吗？僚属说：合礼制。并引述《礼记》的一句话来说明：“烹狗于东方，乃不禁。”苏轼反问：《礼记》还说“宾客之牛角尺”（接待宾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长），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屠牛？僚属无言以对，因为中原农耕王朝一直都严禁屠杀耕牛，这在农耕时代是非常合理的。
苏轼接着说：“孔子曰：‘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死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这里苏轼引用了“孔子埋狗”的典故，来说明狗不可杀，狗肉不可吃。孔夫子养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葬，并说：“我听闻，旧的车帷子不要丢弃，可用来埋掩死去的马；旧的车盖也不要丢掉，可用来埋掩死去的狗。”苏轼很认同孔子的仁爱精神，认为家养的狗死了，都应埋掉，不忍食其肉，怎么可以为了吃肉而将狗活活杀掉呢？
南宋李迪《猎犬图》
徐州官府最后有没有禁止民间杀狗卖肉，苏轼没有明说。不过宋徽宗时，宋朝政府确实下令在全国范围禁止屠狗：“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举报屠狗的人可以领赏二万钱。不过，这次禁止屠狗的理由比较奇葩，因为宋徽宗生肖属狗。当时的太学生都拿这条禁令开玩笑：神宗皇帝生肖属鼠，却未听说昔日禁止民间养猫。
以我的推测，太学生之所以反对禁止屠狗，应该是觉得禁令的理由太荒谬，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吃狗肉。如果让太学生吃狗肉，他们是不会吃的，因为按宋朝人的主流观念，屠狗椎牛是黑社会的标志，那些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才喜欢吃狗肉，以吃狗肉的行为表达他们的反叛姿态。比如北宋初，京城有无赖之辈，“相聚蒱博（赌博），开柜坊（赌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徐松《宋会要辑稿》）。南宋时，宣城县境内，也有无赖恶少年啸聚一处，“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假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洪迈《夷坚志》）。
请注意，在宋人的叙事中，屠狗之徒是什么身份？都是“亡赖恶子”“无赖辈”，属于黑社会群体。这些人干的又是什么营生？“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开柜坊”“私销铸铜钱”，尽是违禁之事。
宋朝寻常人家的日常食谱里，已经不见狗肉。我们去看《东京梦华录》收录的北宋东京常见肉类食品，《梦粱录》列出的南宋杭州城流行菜品，都没有狗肉。宋朝以降，尽管吃狗肉者不乏其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吃狗肉已被认为是一件不怎么体面的事情。
金庸武侠世界中，丐帮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为什么喜欢吃狗肉？除了因为狗肉美味，更因为乞丐正是社会边缘人，不会以吃狗肉为耻。乔峰跟着帮中弟子一块喝烈酒、吃狗肉，也是因为他是江湖中人，不受主流社会舆论压力的约束。假如乔峰不是江湖好汉，而是宋朝的一名士大夫，那么他应该是不敢公然大啖狗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