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火林把刘艳从自己心底里挖掉后，就一味地弄他的教育教学事业了，他凭着细致认真的劲儿，把课讲得让师生赞不绝口。那时，黄火林坚信：自己一定能当一名优秀教师。
生活之路并不平坦。
“一片红”迅速扩大。很快，“红色风暴”吹皱了平静的校园之湖。吹得老师成了“敌人”，吹得校长成了“走资派”，吹得学生成了最终革命派时，校园里便立刻沸腾了。红卫兵联合学生，先是造校长的反，再造教师的反。最后就造到黄火林头上了。他当时纵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他被红卫兵揪出房子，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口号声中，造反派不断质问，他就不断交待。可永远质问不完，永远也交待不清。
“黄火林，你为什么上课老板着面孔？”
“黄火林，你为什么走白砖道路？说！”
“黄火林，你为什么在大学就搞恋爱？”
“……”
问得没根没梢。答得粘粘糊糊。
黄火林很难堪。他一方面要态度和蔼，笑脸迎接，另一方面要严肃认真，毕恭毕敬。问题交待不清是根本问题，表情不好是态度问题。他交换幻灯片似地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低头立正，他无法找到最合适的表情来。
后来武斗开始了。
黄火林逃回了老家。
火红的年代终于熬过来了。全国开始复课闹革命。黄火林又回到了跃进中学，重操旧业。从此，学生们不再叫他黄火林，而改叫他黄老师。再过了几年，科学迎来了春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黄火林也迎来了事业的飞腾。物理作为高考科目，自然列为教学重点，黄老师就把他四年师大所学的全部知识都用在教育教学中。为了重视文化课学习，黄老师被提拔为理化教研组长。他成了学校的中层，成了校委会的一名扩大委员。白天，黄老师给高二年级上课，晚上给尖子生吃“偏食”。星期天，他又给社会青年复习班讲课。黄老师真有讲不完的课呀！他劲头十足，每天晚上总是讲到十二点。他讲课条理清晰，游刃有余，津津有味。他把那一批又一批因“十年浩劫”而形成的无知心灵引向知识的海洋。连续三年，黄老师所教的物理在全县高考中位居第一。由此，他一连三年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黄老师那一瞬竟如此辉煌！
岁月匆匆，转眼过了二十年，黄老师的工作依旧如初,又依旧是高三（此时高中实行三年学制）把关教师。改革的浪潮已翻滚到了学校。聘任、招聘、评定职称，双向选择一连串的动作让人晕头转向，眼花缭乱。一九八八年第一次职称评定显得神秘而严肃，作为大学生，作为具有二十一教龄、教育教学成绩连续三年位于全县首位的黄火林老师被全体教职工一致推选为学校职称评定小组成员。教师人人申报，人人过关，人人都得有一个职称。黄老师画圈圈，打钩钩，对全校除他自己外的每一位教师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老师们说，黄老师这回准为中教一级，因为谁的硬件指标都没有他硬。可是，结果终因首次职评的中级名额有限，平日把他跨不绝口、赞不绝声的张校长在自己一个人把的最后一关—“学校领导推荐意见”栏里将他推荐为“中教二级”。神秘的职称第一次批文下发后，黄老师难以接受事实，他傻瓜似地去问张校长：“是不是教育局打文时把我打错了？是不是拟文人笔下之误？
张校长说：“可能，可能，什么都有可能。”
黄老师对张校长一向很尊重，很忠诚。他请求张校长帮他去问问教育局职改办，看是否是笔下之误，能否纠正过来。
张校长精瘦精瘦，小脑袋，淡眉毛，猴头狗腮，黑脸上架一副大片子变色镜，他满口应允了黄老师的请求，并表现出对职称文件皱眉生疑，对局里领导，特别是专管职称评定的领导的“疏心”不满与愤慨。然而，张校长纵然也不去问教育局职改办，他心明如镜，自己亲自决定的还问别人什么？两个月过去了，张校长不是说他碰不上主管领导，就是说他事多忘了问。待职称与工资挂钩文件发下时，黄老师看着那“中教二级”直发呆。他一口气跑到距学校四十里的教育局，找见主管人一问，人家说，“是学校评你为中教二级，我们维持学校意见了。你们张校长亲自一个一个地当面讲，当面看了评审表的。”黄老师傻眼了，痴呆了。他一双沉重的腿不知怎么挪出教育局大门的。
气恨难消，怨气憋人。
黄老师一回到学校就去问张校长：
“为什么把我这定为中教二级？为什么要那么骗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为什么不按国家政策办事？……”
张校长黑脸一沉：
“名额有限！分了三名中一指标，正副校长，教导文任就占完了，还有老干事王老师，老骨干李老师都空放着，你……”
“噢，你说我不是官？官就比民能？——定律，定律！这是历代大定律呀！”
黄老师无奈地笑了，笑得很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