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成在厅里开了三天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回来后就召开局党委会，研究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问题。会上决定由办公室朱主任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李天成回到办公室，接到市**办孙主任打来的电话。孙主任在电话里说，李局，快派人来吧，你们民政局的瞎子太厉害了！李天成忙问怎么回事，孙主任说回头再给你细说，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说完就挂了电话。李天成预感到事情严重，要不然久经沙场的**办主任不能急成这样子。于是就赶忙吩咐朱主任去处理一下，因为朱主任还同时兼着局里的**办主任。
下午上班的时候朱主任来向他汇报：瞎子是局属企业纸箱厂的一个内退职工，叫胡三太。每月260元的退休工资顾不了生活，就在街上摆了个纸烟摊。别说瞎子眼看不见，可耳朵和手感特好。钱递给他，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多少钱，找钱也从不出错。据说，连假钞也能摸出来，有些人拿不准自己的钱是不是假钞还要找瞎子给摸一摸。胡三太耳朵好使，而且手不离棍。有的街头小混混欺他眼睛看不见想偷他盒烟抽，往往手还没拿到烟就得先挨一棍，接下来一顿臭骂，吓得小混混们再也不敢来捣乱。胡三太脾气不好，这恐怕是生理有缺陷的人的共同特征。也有人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有一次，市里查卫生，办事处通知三天内不准出摊。可他照出不误，还说你们是搞形式主义，我不会给形式主义捧场。办事处的人急了，强行收了他的烟摊。这下捅了马蜂窝。他也不去办事处，让儿子领他到区里，质问区长，究竟是老百姓的生活重要，还是你们搞花架子重要？区长刚解释几句，胡三太掂起棍子向办公桌上一扫，暖瓶茶杯咣咣当当碎了一地。区长惹不起他，就打电话让办事处还了他的烟，并且交代办事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以后瞎子卖烟的事可以不管。胡三太有了尚方宝剑，就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最近市里成立了综合执法队，重点清理违章占道问题。执法队看他是盲人，没有没收他的烟，只是让他把烟摊向里边挪一挪。他自以为有尚方宝剑，不但不挪，嘴里还骂骂咧咧。可他不知道执法队不归区里管，见他不识抬举，就把他的烟摊撂上汽车拉走了，并让他一个星期内到执法队接受处理。这次胡三太又故伎重演，他让儿子把他领到市政府找市长告状，大概还想讨一把市长的尚方宝剑。站岗的武警不让进，他掂起棍子就抡。小战士躲闪不及，头上给挨了一下。市**办孙主任赶过去让他有什么事到**办谈。他说我不去，你们**办都是糊弄人的地方，屁事办不了。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弄到了**办，我去的时候他还在大吵大闹。我刚说了句我是咱局办公室的朱主任，他就说我不管猪主任狗主任，能给我把烟摊要回来就是好主任。后来我就打电话把纸箱厂的任厂长叫来了。任厂长叫他先回去，有什么事厂里帮助解决。他不回，非要见市长不可，否则就让儿子把他的铺盖搬来，晚上就住在**办。看好说不行，任厂长就对他说，这地方恐怕你住不成，派出所的人正找你呢！说你妨碍战士执勤，又把人打伤，按治安管理条例要拘留15天、罚款2000元。胡三太急了，说蹲班房就蹲班房，只是我没钱。任厂长说，你没钱不要紧，不是还有内退工资嘛！每月260元，八个月也就够了。胡三太说，你们好胳膊好腿的欺负我这残疾人。任厂长看他软下来，这才又对他说，听我的话先回去，谁也不要找。由厂里出面到执法队交涉，让他们看在残疾人谋生不易的份上，能把烟摊还给你。这两条路任你选，我不强求。胡三太看看也没别的办法，就说，厂长，我听你的。你一定要保证把我的烟摊要回来，全家人就指它生活呢。任厂长说，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只是以后别把烟摊摆在人行道上，既给政府找麻烦，也给自己找麻烦，你说是不是？然后就把他扶到厂里的车上，送他回家了。
“这个小任还有点办法。”李天成说，“残疾人谋生不易。朱主任，你过几天再问问厂里，如果他们和执法队交涉不下来，你出面给帮一下忙。”
朱主任答应着，刚想走又转回身：“李局长，我给你说件事。往年开民政工作会议，准备材料都在宾馆开几个房间，今年是不是还按惯例？”
李天成问：“得开几间房？”
“也就三四间吧！”
“在局里不行吗？”
“局里杂事多，人来人往，质量怕难以保障。”
李天成沉思一下说：“我看今年就改一改，不要开房间了。如果嫌局里事杂，可以在家里写。不管怎样，到时候得把材料拿出来。”
朱主任有些为难，可还是说：“我给他们做做工作。”
一连几天，市政府门前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平静。一拨又一拨上访的人群拥挤到这里，门前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上访的群众。形势十分严峻。
李天成接到苏市长的电话急忙驱车往市政府赶。走到离市政府还有一百多米的十字路口，车就被执勤的交警拦住了，打手势要他们绕行。于是李天成弃车步行，让司机把车开回去。
李天成走到市政府门前，立刻被两条横幅震惊了。一条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另一条是：请政府救救我们下岗工人吧！李天成的心猛地一沉，立刻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工人阶级按老人家的话说是最有组织纪律性最有战斗力的队伍。战争年代，他们跟着**浴血奋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解放后，他们又以忘我的热情建设着自己的国家。多少年来，人们都为自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而自豪，可今天他们竟然喊出了如此令人心颤的口号。虽说改革中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但形势恶化到这种地步，这是李天成万万没有料到的。
李天成来到市长办公室，主管民政工作的文副市长和秘书长吴兴都到了。苏市长态度严肃。他说，现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市委刚开过常委会议，决定尽快出台一个综合性实施办法稳定局势。中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加快实施再就业工程，给政策，给岗位，确保实现今年百分之六十的再就业目标；二是确实把最低生活保障落到实处，应保尽保，不留死角。天成，最**障这道防线是你们民政局在把守着，市委要求你们立即调查**现况，十天内向市政府写出报告。情况要摸透，措施要具体。李天成知道形势的严峻性，说请市长放心，我回去就进行部署，保证一周内拿出方案上报。
李天成回到局里就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落实市委常委会议精神。鉴于社会处南湘臣处长患肝癌住院，决定由主管副局长林强任组长，社会处副处长何燕为副组长，又从全局各处室抽调22名人员组成调查组，分赴全市八区对**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四天后向党委会议汇报。
第二天早上，李天成站在局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像指挥打仗一样目送八路人马先后出发。然后他回到办公室，打开文件夹刚看了两页，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李天成抬头一看，急忙站起身迎上前去。
进来的人正是社会处处长南湘臣。南湘臣患病住院已经半年。李天成到民政局之后，曾到医院去看过他。这人五十多岁，按文件规定已经到了退二线的年龄。李天成来民政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关于南湘臣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少。局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他是个工作狂，原则性又特强。还知道他干了二十年的基建工作，可家里经济一直不景气。他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下有二个上大学的儿子，爱人下岗已经二年，全家开支都靠他每月千把块钱的死工资。他没有储蓄，房改时买房的二万多块钱还是处里的同志借给他的。去年，他不知因为什么事和主管的林副局长吵起来，吵的很凶。办公室的门闭着听不清，他事后也没向任何人说，只知道没过多久他就由基建处调到了社会处。他平时很少看病，去年年底组织体检时才查出他得了肝癌，而且已到晚期，这才不得不住了医院。有人说他是累病的，也有人说是被林副局长气病的。
李天成握住他的手，拉他在沙发上坐下。问道：“湘臣同志，你病得这么厉害还来干什么？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嘛！”
“李局长，我来向你报到！”南湘臣说。
“报到？报什么到？局里又不缺你一个人。”
“不，李局长，这次调查我一定要参加。**这一块你没有我熟悉。这一块情况很复杂，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调查完了问题也解决不了。”
“嗯？”李天成很感意外，“为什么？”
“这一块欠帐太多。如果按市委的要求应保尽保，我担心市财政负担不了。再说，有人不一定会同意如实上报。”
“财政能不能承受那是市长的事。咱们的任务是把底子摸清，拿出方案。既然调查了就要据实上报，这点你不用担心。”
“既然是这样，李局长，我陪你走几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就知道情况多么严重了。”
“好，咱们就组成个第九调查队！”李天成说完忽然笑起来，“你个老南啊，又把我给绕进去了。好吧，这次我听你的。四天后你必须听我的，立刻回医院去！”
“李局长，多给两天时间吧，让我参与把方案拿出来行不行？”南湘臣在恳求。
“不行！”李天成回答的斩钉截铁。
热心的居委会主任马大娘带领李天成、南湘臣和处里的小赵下去走访。路上，马大娘对他们说，他们要去的第一家男的叫郭立，父亲去世后他是接班进城的。家里除了两口子之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娘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
“家里几个人下岗？”李天成问。
“一个半。”
“怎么叫一个半？”
“男的单位垮了，只有下岗。女的单位形势也不好，没有多少活，就让工人分成几班轮换上班，这叫轮岗。其实一个月也上不了几天班，开不了仨核桃俩枣。”
郭立的家在二楼。这是一栋式样很老的旧楼。楼道里堆满了破烂杂物，一辆没泥瓦没锁的破自行车斜挂在栏杆上。
马大娘刚要伸手敲门，忽听门里“呯”的一声，似有什么东西摔在地上。接着就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你算什么男子汉？除了耍酒疯、打老婆，你还有什么本事！”
马大娘不好意思的说：“两口子又闹气了。咱们换一家吧？”
李天成朝他摆摆手：“不用，就来这家。”
马大娘敲了两下门，屋里一片忙乱。又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女主人把他们让进屋去。
李天成迅速打量一下这个两室一厅的家。说是厅，其实就是一个七八平米的空地方。屋里的摆设不用斜视就尽收眼底。一个老式半截柜上放着一台十八吋的黑白电视机，一个三人沙发破得透出棉絮，一张圆形的折叠式饭桌和四只木凳子构成了厅里的全部摆设。屋里弥漫着浓烈的酒精味，靠墙的撮箕里是打破的酒瓶碎片。
马大娘看了一眼闷头坐在凳子上的男子说：“郭立，不是大娘说你，你怎么老惹桂英生气？常言说家和万事兴。眼下虽然日子苦点，可两口子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说还有政府帮助咱们，困难不是一时的嘛。这不，连市民政局的李局长和南处长都看你们来了！”
李天成刚想说话，里屋的老太太开口了：“立儿，你就让我走吧！你姐虽说是在乡下，可总还有几亩地，也不能叫娘饿着冻着。你顶个名是在城里，可你的日子过的太难了。”
女主人忙给他们倒了杯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茶叶喝完了，我给你们放点儿白糖吧！”
李天成伸手拦住了她：“不用，不用，这就很好！”然后让女主人坐下，请她把家里的情况谈一谈。
女主人未曾开口又啜泣起来。
南湘臣说：“小郭，你先谈谈吧。”
郭立瓮声瓮气的说：“有什么好谈的，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我的脸无处放啊！”
“那你也不能拿老婆撒气！”马大娘瞪他一眼。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女主人抹了一把眼泪说，“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下岗已经一年多了，可他以前是印染厂染布的，离了印染厂到哪里去找工作？现在各单位都在搞减员增效，下岗的一拨又一拨，农村的人也涌到城里来，要找个下力的活都难。不怕领导笑话，郭立他曾经混在劳务市场的民工堆里找活干。也有黑砖厂的老板到劳务市场找力工，也相中他年轻有力气，可人家清一色只要外地工，一听他是本地口音愣是没人要。半年多了，满打满算挣的钱还没有四百块——还不够有钱人一顿饭钱！我们单位说是轮岗，这不，昨天就该上班了，厂里捎信来说再歇一个星期。厂里没活儿谁也没办法。我们当工人的不怕下力，问题是现在连个下力的地方都找不到。郭立是独子，又是接班进城的。他孝顺，说他妈一个人在农村也不是个事儿。跟着姐姐又怕乡亲们笑话，非要把他妈接到城里来。来就来吧，虽说我不是婆婆生的，可总是人家的媳妇。生活难点我们不怕，可看着婆婆跟我们受罪，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啊！女儿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赶上她爸下岗，我们厂里也不景气，让孩子也跟着受委屈。”说完，她把一双断了带子的凉鞋拿给大家看，“我女儿今年十八岁了，正是爱打扮的年龄。可孩子的凉鞋破了，我们连给孩子买双新鞋的钱也挤不出来。我说我用线把鞋带给你连上，凑合着再穿几天。孩子说没脸往同学面前站，气得哭了一场，饭都没吃。孩子哭，郭立心里就难受，一个人干生闷气。自打下岗后，他把烟酒都戒了。我怕他愁出病来，今天早上我就到我弟弟那里要了一瓶酒两盒烟，想让他消消愁。不成想好心落个驴肝肺，他说我是羞臊他，给了我一巴掌，把酒瓶也摔了。马主任，各位领导，您说说俺这日子可咋过啊！”
李天成的眼眶湿润了。过去他只知道农民生活难，没想到城市里还有这样困难的家庭。他问郭立：“小郭，你下岗为什么不进再就业服务中心？这样不就可以领到下岗生活费吗？”
郭立目光黯淡，叹口气：“我们是集体单位，人家不让进。”
“不进再就业中心还可以申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嘛！”
郭立说他不知道还有这挡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手续。南湘臣就交待他写个申请，把家庭人口、收入写清楚，然后让居委会盖章交到街道办事处。
临走，李天成让南处长给这家人留下500元钱暂解燃眉之急。女主人千恩万谢，反使李天成心里更加难受。
马大娘又领他们走访了几家。正应了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一家四个“工人阶级”，月收入总共不到600元。老太太甚至到菜场上去捡菜叶。小儿子铤而走险参加了一次抢劫，至今还关在大牢里。每走访一家，李天成的心灵就受到一次震撼，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内疚。许多人居然不知道政府还有这笔针对困难群体的资金，更不知道该如何去领取，我们的民政工作还不到家啊。
李天成回到局里，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忽然想起再过几天就要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还不知道会议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于是，他把办公室主任叫来想问问情况。
朱主任见局长发问，迟疑了一下才说：“情况不太理想。”
“嗯，为什么？”李天成把目光停在朱主任脸上。
朱主任有些不大自然，许久才嗫嚅说：“他们……他们对不住宾馆有些情绪！”
李天成勃然大怒：“不住宾馆就写不成材料啦？你去告诉他们，耽误了会议日程，让他们一个个都给我辞职！”
朱主任第一次见局长发这么大的火，吓得不敢多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李天成又把他叫住：“这样吧，你明天按排他们跟随南处长下去搞调查，我看回来后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调查结束了。在汇报会上各组都汇报了自己的调查情况。全市的应保率只有6％，这使参加会议的领导们都大吃一惊。在随后的党委会上讨论给市里的报告时，分歧却出现了，而且争论的很激烈。有的人主张如实上报，让市里尽快采取措施以稳定局势。有的人不同意应保率只有6％的说法，说如果按此数字上报，等于民政局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市里对目前的集体上访正在恼火，一旦追究起责任来，有十个民政局也承担不起。再说，即使报上去了，市里的财政能负担得起吗？这不是让市领导为难吗？李天成耐心的听着双方的争论，偶尔转动一下手中的钢笔。双方争论累了，会场也沉寂下来。大家都在等待一把手最后的表态，这大概也是我们所有会议的通例。李天成没有正面表示他同意哪一方的意见，而是语气平稳的问：“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家里有没有下岗的？”见无人回答，李天成又说，“如果我们家里也有人下岗，我们又会怎么想呢？不错，我们手中大大小小都有一点权力，即使家里面有人下岗也会通过各种关系再安排他们上岗。可那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该怎么办呢？大家设身处地的想想，在国家给我们公务员年年长工资三年要翻一翻的时候，那些下岗的工人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金都拿不到，他们又会怎么想呢？他们能不闹事吗？社会能够稳定吗？前几天我翻阅了一下咱们局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时写的局志。就拿咱们民政福利企业来说，别看他们现在处于困难的境地，可他们也曾辉煌过。他们那时给国家创造的利润等于国家投资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我们的工人同志现在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作为国家公务员能对他们的困难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吗？在座的都是**员，我们党从闹革命的那天起，为的不就是要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吗？是啊，现在方方面面都有困难，市里的财政也不富裕。但是，砸锅卖铁也得让这些困难群体吃上饭，否则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而没有稳定改革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我赞成如实上报。如果由此引出什么不良后果的话，我是一把手，我担着。”
李天成一番话虽然声调不高，但入情入理。除一个人保留意见外，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持保留意见的人就是主管**工作的副局长林强。尽管保留意见组织原则是允许的，但此时他的态度难免给人以逃避责任之嫌。人啊，在事关自身利益的时候良心有时候是会被狗吃掉的！
不久，市里就根据民政局的报告很快下发了文件。决定每年拿出一亿五千万元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并就最**障金的发放对象、领取办法等问题在广播电视和报刊上反复宣传，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