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梅贻琦和蒋梦麟等联大决策层认为，郑天挺在蒙自时为租借房屋、建筑校舍、安排教职员与学生之伙食，以及学校保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干练，已经为人称道。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还专门跑到郑天挺家里，给他留了纸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我们印象里的西南联大，是学生们努力治学，教授们艰苦教书，大家在战争中怀着战斗的心情，为中华民族留读书的种子、未来的希望。但这一切背后，并不代表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三校之间的矛盾，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郑天挺的日记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琐事：罗庸教授和闻一多教授都要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两人相持不下，要找郑天挺。生物系女助教的房子被男职员霸占，要找郑天挺。学生宿舍被偷了被褥铺盖，要找郑天挺。赵西陆要评职称请升讲师，游国恩等不同意，“此难通过之”，来找郑天挺。朱自清推荐一个叫张敬的女士当国文系助教，结果有人举报张敬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和罗常培有绯闻，罗以权谋私，这件事也需要郑天挺调停。蒋梦麟太太的司机老徐和教授们发生口角，教授提议辞掉老徐，蒋太太不同意，还是需要郑天挺来说合……一地鸡毛，光看看我已经要炸裂了。
可是郑天挺不仅一一调停得当，还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做学问。比如到观音殿读《明实录》，临睡之前读《东维子文集》：“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
他曾经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史书，五叶至十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
……
当然是做不到的，为了不让人打搅自己，他甚至不得不把房门反锁，换得一点时间，给学生出考试题：“反扄房门，作书，记日记，出试题。数日来惟今日得此半日闲，然而研究考试又逼来矣。”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印象里，郑天挺似乎只有一次生了气。年末考评，校中有人说郑天挺难以服众，理由有二，一是容易迟到，二是魄力不足。郑天挺说，我喜欢睡懒觉（其实我看都八点起来，比我好多了），所以第一件事你批评得对，但是第二件事，不说别的，“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我恨不得穿越过去，帮郑先生说一句，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更何况，在这些日常琐事中，在这些夹缝求学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故去的妻子。有人介绍他续弦的事，他坚决不同意，主要还是为了五个孩子。看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与蒋梦麟前妻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发生口角，他更笃定不能续弦，因为“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郑天挺作为旁观者深受刺激，认为不让“前房儿女”受委屈的唯一办法，是不续弦。但我相信，多半原因仍旧是郑天挺心中，对于妻子周稚眉的那份爱与思念，斯人已去，感情却刻骨铭心无可替代。
每年妻子的生日、忌日，甚至入院的日子，他都念念不忘，每每登记。到了后来，朋友们知道夫人忌日将至，会主动来看望他，陪他散心：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
看见梅花，想起妻子：
坐石鼓，久而忘去，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过年在别人家里吃到一道十香菜，猛然想起这是妻子的拿手菜：
在华亭寺逵羽见具年菜，遂念及吾家年时所备与夫人之忙，不觉泫然。
喝酒打牌过了头，想起的是从前夫人的告诫：
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
听到其他女眷吵架的事情，回来忆及过去夫人之处世原则，想的是我夫人就不是这样：
余……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
抗战终于胜利了。
1945年9月初，郑天挺到达重庆，准备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学。十月到上海，见到了三表姐。三姐支支吾吾，这时他才得知，之前留在北平，帮他照顾孩子的弟弟郑庆珏已在这年清明去世了。
这位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的高材生，在沦陷区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他日常很少说话，看上去脾气很大的叔叔从来不让孩子们进入自己的房间，也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因为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郑庆珏的病情迅速恶化，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去世。郑天挺在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后，整整一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自己从前拍的家庭录像里“亡弟亡室之像”，日记里说：“吾负弟矣！吾负弟矣！”
他对孩子们也充满愧疚，郑晏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还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十二岁的孩子体重仅二十多公斤。”
条件如此艰苦，儿女们的读书成绩仍然优异：“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余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女儿郑晏这样回忆父亲回来的那天：
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郑晏《郑天挺日记中的家人》
1946年2月2日，又是一个除夕夜，距离郑天挺失去妻子，已经过去了九年。郑天挺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雯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雯儿是大女儿郑雯，之前在北平读伪北大，郑天挺得知，跟出版社借了钱，让她到昆明读西南联大。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
好景不长，1946年7月12日，郑雯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友人李君告诉郑天挺：“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一开始，郑天挺还不相信：“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他的日记在这一天骤然而止：“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五年之后。
1951年6月9日，郑天挺有了一本新日记本。他专门题下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一年后，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做清史研究的郑天挺显然更适合留在北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要服从组织分配。南开也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历史学家谢国桢回忆，五十年代初期，南开大学搞教改，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每写完一章讲稿，须要试讲一次，由教务处、历史系负责同志来听讲。“郑先生总是叫我不要着急发慌，叫我坐下来吸一口纸烟，慢慢地谈。他坐在一旁，慢慢地听着，讲完之后，别位同志提出意见，郑先生总是不着一语；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给我。”
他从北京带去一株太平花树苗，这是他的好友张伯驹所赠，是“用故宫里的‘御苗’压条培育的”。郑天挺的邻居辜位廉回忆，种树的时候，郑天挺告诉他，太平花原来生长在深山中，“传说宋朝时被花匠从成都选进开封御花园，仁宗皇帝看到盛开的此花，喜爱它的素雅清香，遂赐名太平花。”1960年，郑天挺搬家时，把太平花托付给辜位廉照管。但1968年春天，太平花被人偷挖走了。郑天挺听说花丢失时，十分惋惜。
1966年，他的学生田余庆去南开看望郑天挺，发现“郑师所住楼房不供暖气，原因是住户普遍贫困，宁愿领一点烤火费自己生炉取暖。那时郑师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儿子郑克晟回忆，郑天挺刚到南开的时候没有宿舍，按照学校规定，一位教授只能住一间房，儿女们来看望父亲的时候只能睡地板。困难时期，郑天挺每次开完会回到食堂，根本什么菜也没有，“每个人只能打到一勺酱，然后自己再去买主食吃。”
“文革”期间，郑天挺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了。做思想检查时，“诚恳从容，给人以坦荡荡的印象，在压力下不乱方寸。对同人提意见，也是平和务实，没有留下一句过火的言辞。”红卫兵在家门口贴了很大幅的标语，他的日记也被查抄，幸好，经过审查，这些日记并没有被销毁，一直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里。为郑天挺平反之后，相关部门归还了郑天挺的日记，每本日记上留下了题签，是红卫兵写的。
无论受到怎样的对待，郑天挺都是这样温和从容。十年浩劫后，他编写的教材丢失，可是他毫无怨言，继续投入工作。针对南开历史系没有文博专业的情况，郑先生努力争取，最终在1980年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共识，使南开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病逝于天津，享年八十二岁。在女儿郑晏和儿子郑克扬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没见过他和一个人吵架，也没发过脾气，他不爱出风头，也不站党派。”
他最终的遗憾，仍旧是一生没有时间读书治学。不知道到了生命最后，他是否想起1938年岁初，他和罗常培、陈雪屏等友人游玉泉街书肆，无意间，买到一副曾国藩的“描金红蜡笺行书”对联，上面写着：“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
参考文献：
1.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中华书局2018-1
2.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6
3.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1
4.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
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
6.俞国林：《“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西南联大诸人劝郑天挺出任总务长》，文汇学人2018-2-2
7.郑晏：《郑天挺日记中的家人》，文汇学人2019-1-4
8.《辛德勇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暇亦学的总务长”》，澎湃新闻2018-10-2
9.《“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读书报2018-1-28
10.《专访郑天挺之子郑克晟：父亲最初并不想做西南联大总务长》，澎湃新闻2018-2-1
11.《郑天挺95岁女儿口述：父亲在西南联大，我们在北平》，澎湃新闻2018-1-25
12.刘宜庆：《郑天挺：烽火岁月中的家事与国事》，同舟共进2018年第9期
13.辜位廉：《郑天挺先生植下太平花》，今晚报2019-10-8
[1]本篇引文除特别标注，均引自《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林徽因
一个建筑师的遗憾
4月1日是4月的第一天。
4月1日是西洋的愚人节。对于很多人来说，4月1日是张国荣的忌日。而我的4月1日备忘录上，永远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1955年3月31日深夜，北京同仁医院病房，这个躺在床上“看上去如纸片”的女人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我的丈夫。护士说，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她没有等到明天，几个小时之后，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没有陪在她身边。
沉默的，一句话也没有。
尽管，在朋友们的眼中，她是一个说起话来完全停不下来的人。尽管，在讨厌她的那些人眼中，她是一个永远需要站在舞台中央的人。
这个女人便是林徽因，她去世时不过五十一岁。
一
死亡并不是毫无征兆的，1955年初春，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刚刚生了孩子，生产之前，林徽因跟女儿说，已经在给她张罗婴儿用的衣被，生了孩子，可以到清华来坐月子度产假。然而等孩子满月，林徽因已经住院了。梁再冰抱着孩子去医院，想让姥姥看一眼外孙子。医院说，林徽因得的是肺病，孩子不能探望。当梁再冰看见母亲时，她惊呆了：
一个多月未见，我一见到妈妈立即从她的脸色上感到，她快要离开我们远行了。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梁再冰不知道的是，在十年前的重庆，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父亲梁思成和他们常常称呼的“费姨”费慰梅曾经请重庆一位有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Leo Eloesser）博士来给林徽因看病。看完病，医生说，太晚了，两个肺和一个肾都已经感染，她大概还能活五年。梁思成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个事实。他对费慰梅和费正清夫妇说：“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和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林徽因的健康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一个曾经那样健康活泼的女性，为什么会如此早衰？是谁需要对此负责？
也许，我们需要回到1937年。
二
当我们回首林徽因的一生，在她短暂的五十一年的生命坐标轴中，1937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
这个本命年的前半年，是建筑史学家林徽因的事业巅峰。这一年夏天，她和梁思成等营造社学员一起，赶在日军轰隆隆的炮火之前，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他们先坐火车，而后汽车，再换骡子，绵延崎岖的山路上，林徽因丝毫不见旅途的疲惫。梁思成记录：“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与稀世之珍的相遇，少不了的是林徽因的慧眼。是她认出殿内四椽栿下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墨迹，认出了那尊和她一样美丽的女施主宁公遇，营造社找到了判断佛光寺实属唐代木构的力证。
但她不知道，这也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如此酣畅淋漓地进行野外考察。更为残忍地说，她人生中波澜壮阔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在这之后，迎接她的，将是不尽的战火绵延和身心俱疲。
刚刚走出佛光寺，他们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上，林徽因这样写：“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北平很快面临危险，山雨欲来风满楼，千千万万个林徽因被裹挟其中，痛苦地走上了流亡之路。临走之前，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得知自己得了肺结核。她在1937年10月给沈从文的信里说：
最后我是病的，却没有声张，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她的寿命的确是由天的，11月，他们第一次在长沙见识了日寇的轰炸，那次轰炸造成了六十八人死亡，气浪席卷着玻璃碎片，林徽因回忆，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镜框、房顶天花板统统砸在人们的身上，“我抱着小弟（梁从诫）被炸飞了，又摔在地上，却没有受伤。”在湘黔交界的晃县，她再一次发起了高烧，四十度。下着雨的小县城，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人。最后，梁思成被客房里的小提琴声音打动，觅声而去，他见到了八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是笕桥航校的预备飞行员。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是飞行员，这让她和年轻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看不见的亲切和缘分，年轻人腾出一个房间，林徽因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靠着旅行中结识的医生的一副中药方，高烧的林徽因再次从死神那里绕了个弯儿，回到人间。
三
病魔只是暂时退却，它在她的身体里种下了一颗可怕的种子，它正在静静等待，等待着前方的苦难，将这位北平城中最美丽的太太折磨得面目全非。
对于林徽因来说，从长沙到昆明的路途虽然充满艰辛，却并非一无所获，她有了八个新弟弟，到达昆明之后，他们邀请林徽因和梁思成作为自己的“荣誉家长”出席了航校的毕业典礼。梁思成还作为代表发了言。
但这对夫妇显然没有料到，作为荣誉家长，还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是接收他们最后的包裹。第一个包裹，来自广东人陈桂民。这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小伙子，他喜欢给梁从诫讲自己在空战中耗光了子弹，于是和敌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的故事。然而现在，梁从诫看到的陈桂民叔叔，只剩下了一份阵亡通知书、一些日记和信件，还有一点照片。梁从诫回忆，母亲林徽因捧着这个包裹泣不成声。随后一个包裹，来自另一个广东人叶鹏飞。他无比珍重自己的飞机，那些由华侨同胞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集资捐献的飞机。他常常说起那些后勤部门长官盗卖零件汽油的内幕，气愤而无力。他曾经遭遇了两次飞机故障，最后一次，当长机命令他放弃飞机跳伞时，他拒绝服从，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想方设法使飞机平稳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徽因已经经不起这些打击了，梁思成开始偷偷藏起这些包裹。这当中，有曾经救过她命的“小提琴家”黄栋权。包裹是寄到李庄的（那时候营造社随考古所搬迁到了李庄），梁思成得知，黄栋权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被击中，遗体摔得粉碎，无法收殓。梁从诫记得，陈桂民牺牲之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梁思成会要求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
八个弟弟只剩下了一个，林耀。在林徽因的亲弟弟、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林恒牺牲之后，林耀的来信成了病榻上的林徽因唯一的安慰。林徽因反复地读那些长信，常说这个小伙子是个“有思想的人”。
那时候的梁再冰，格外害怕黑夜。她记得黑夜里，母亲不断地咳嗽、喘气，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看母亲，院子里晒了七八块手帕，那些手帕都是林徽因夜里擦汗的，全部湿透了。李庄没有药，他们唯一的医疗用具，是一个体温计。然而，连这小小的体温计，也被梁从诫一次不慎打破了。梁再冰的日记本里，天天写着“到码头等爹爹，未果”“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那时候，梁思成忙着在外为营造社筹措资金，林徽因写给他的信里，轻描淡写了自己的病症，等到梁思成赶回，他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她病得这样重。”他学会了静脉注射，他学会了烤面包，他学会了熨烫衣服，他甚至学会了做饭。
很快，李庄迎接了一位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颇为惊喜的面孔——林耀。原来，林耀在重庆一次空战中击落了两架敌机之后左臂中弹，被迫跳伞，昏迷中坠落在重庆附近的铜锣峡山上，被农民发现。医生诊断他的手臂不能伸直，他一辈子开不了飞机了。但他不相信，顽强坚持，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最终，神奇地恢复了手臂功能。在目睹了1941年5月的“大隧道惨案”之后，林耀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在归队之前，他选择来到了李庄。
那是1942年的深秋，他在梁思成家里住了短短几天。那时候，林徽因只能躺在床上，林耀坐在旁边，两个人有时谈一夜的话，有时又一句话不说。
在这之后，林耀回了部队。他时常寄给林徽因一些新鲜的玩意儿，比如去迪化（今乌鲁木齐）接收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他给林徽因带来一张苏联唱片。还有一次，他驾驶飞机从昆明到成都途中，“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梁从诫的回忆）这次神奇的会面，似乎成了林耀给予林徽因这个姐姐的最后一点温暖。
1945年春天，林徽因告诉梁从诫，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后来人们才知道，1944年6月26日，他的座机在长沙上空中弹起火，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因伞未张开，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
梁从诫说：“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这首诗，也是林徽因最为哀痛的抗战记忆。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四
奇怪的是，尽管林徽因从1937年开始就成为一个结核病人，却没有一个人当她是病人。所有人都认为，她依旧是充满精力的——她还是那么爱说话，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她会把自己比作纽约中央车站的站长；她还是那么俏皮，告诉女儿，看小说可以，但千万要保护眼睛，否则找不到丈夫。
1947年年底，在梁思成的安排下，林徽因在白塔寺人民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切掉了一个肾。手术之后，梁思成看到了切下来的肾，大夫用手术刀把它拉开，里面全是脓。这个手术之后，林徽因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了，最集中体现的，便是她恢复了“太太的客厅”。
每天中午以后，大概3-4点钟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从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多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如金岳霖先生有哲学意味的归纳，张奚若的政治议论。他们都爱绘画，邓以蛰教授（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孙，美学家）有时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记得有一次拿来的是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政治，总是说来很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头顶上的天花粉刷泥块掉下来，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不免议论一番。
——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
尽管无法到学校上课，她仍旧坚持在家里给清华营建系的学生们讲课，她对他们说，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随时去她家请教论文。朱自煊回忆：“每次到梁先生家去，无论是系务会，还是下午4点的午茶沙龙，林先生往往谈得最多。她思维敏捷，说话节奏又快，她的激情亢奋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大家在西边客厅开会，开到一半，听到卧室传来悠悠一声“思成”，梁先生便赶过去，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徽因的意见。时间一长，学生们觉得这样不好，一是担心林徽因身体，“二是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会议便改在系里开，为此，林徽因还非常委屈，认为“大家是嫌她烦”。朱自煊说：“不是嫌弃您……”她打断说：“你别解释，你们就是嫌我啰嗦。”最后，还是搬来了救兵金岳霖，这才解围。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教学工作对于林徽因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没有建筑事业的林徽因，痛苦而不堪负重。在1947年动手术之前，她的诗歌调子曾经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这种情况，在她重新开始工作之后好起来了。
是工作，让医生预言活不过1950年的林徽因，绽放了新的光辉。她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在林徽因的建筑理念里，有着更多诗意和美感。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著名建筑学家关肇邺负责协助林徽因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他记得自己照着林徽因给的样子画，有一次线条画得太软了，林徽因看见，说：“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你恐怕还是要到盛唐中去找。”
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带着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致力于景泰蓝纹样和图案的开发。常沙娜回忆，林徽因对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几种图案非常不满意。她提出，要善于运用唐代的纹样，比如敦煌的飞天，或者青铜器的纹样，都要运用到景泰蓝中去。
她希望学建筑的学生能越来越多，中国的建筑人才能越来越多。1950年校庆，营建系办了一次展览，林徽因希望能通过这次展览，吸引更多学生改学建筑，于是坚持到系里看展览。因为展览在二楼，层高四五米，她爬不上去，学生们用藤椅把她抬了上去，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她太轻了，像羽毛。
那时候，她瘦得只有五十斤了。
五
在学生面前的林徽因，是瘦弱但依旧充满活力的。只有子女知道真相：
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越是这样，她白天就越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病痛没能击垮林徽因，让她绝望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她和梁思成一直坚持把建筑系叫作营建系，取《诗经》“经之营之”的意思。他们认为，一个好的建筑系学生不应该只会画图纸造房子，应该赋予建筑学更为广义的内涵。
然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营建系改名为建筑系，凡不是搞建筑的都离开了清华。画油画的李宗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美术史的王逊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常沙娜到了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孙君莲被调到中国贸促会，钱美华回到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们的营建学梦想破灭了。吴良镛回忆，林徽因哭了。
她的景泰蓝试验也没有能够被采纳，据说，某领导参观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时，批评新图样的景泰蓝不是中国花纹，他仍旧坚持景泰蓝应该就是龙和凤。梁从诫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林徽因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行业中未能推开，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以传统图案为主。
更令她无法接受的，是一座座北京古建筑的拆除。1953年5月，北京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林徽因声音嘶哑地在“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最终，当得知拆除已成定局时，她痛心地说：“你们拆掉的是八百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她一直保持着尖锐和直率。1953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林徽因审稿并作序。她毫不客气地回信：“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哗，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此直率的林徽因，在一重又一重的打击下，在山雨欲来的对于“复古主义”和“大屋顶”的批判下，终于被摧毁了。梁再冰回忆，在病床上，梁思成拉着林徽因的手放声痛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梁再冰的遗憾，是母亲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被医院拒绝之后，她曾经抱着儿子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打算带给母亲看。然而，等到照片印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
四个多月之后，梁再冰生日。她收到了梁思成寄给自己的一封信：
宝宝：
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
在4月1日凌晨的黑夜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林徽因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是壮志未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吗？是奋斗一生的营建系教育工作吗？是热爱执念的诗歌艺术吗？是担心饱受批判的丈夫吗？是渴望看到刚刚出世的外孙吗？是思念远在海外的朋友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知道，她写了许多春天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是有关4月的：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她的生命终止在了4月的第一天。
参考文献：
1.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4
2.费慰梅著、曲莹璞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9
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
4.纪录片《梁思成 林徽因》，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品
5.鲍安琪：《1953：“太太的客厅”的最后时光》，中国新闻周刊2020-11-2
6.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中华书局2004-11
7.梁从诫：《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
8.王军：《建筑师林徽因的一九三二》，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4-10-31
童寯
梁思成背后的男人
雨声潺潺中，终于赶了晚集，去清华看了“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人比预料中多，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不少父母带着孩子来。虽然是梁思成的文献展，林徽因照片前的人总是更满。
一个爸爸指着这张照片问儿子，好看吗？儿子点头。爸爸又讲，她不仅是民国四大美女之一，也是著名的才女。儿子点头。爸爸再讲，你好好学习，长大就可以娶这么漂亮有才华的女人。儿子猛一抬头，看看语重心长的爸爸，瞥一眼不远处，有一群正拍梁思成照片的女人，颇为意味深长地小声说，爸爸，看来你小时候学习不够努力啊！一边暗自佩服后生可畏，一边赶紧离开现场，祝福小朋友平安。
展览做得很用心，“栋梁”之“梁”，当然是梁思成的“梁”，同时也暗含着梁思成本人在建筑学的评价——中流砥柱，国之栋梁。在我的心目之中，“栋梁”并不单指梁思成。在那个年代，撑起中国建筑大厦的，是如梁思成一样的中国初代建筑学宗师们，尽管，他们的名字并不如梁思成那样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有一张照片看的人不多，但我仍旧在它前面矗立良久，照片拍摄在1930年，照片上的师生来自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他们的系主任是梁思成。我一眼认出的是陈植。他是梁思成的清华和宾大同学，是清华管乐队里的法国圆号。陈植爱讲笑话，也非常爱笑，和梁林的合照里，他总是笑得最欢快的那个。但很快，我便被另一张面孔吸引了。如果说陈植永远是照片里阳光开朗的那一个，这张面孔便恰好相反，嘴巴如小小的山丘，向下垂着，他严肃、沉静，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有些不开心。并不单单是这张照片里，我甚至怀疑他拍照永远不会笑：读书的时候不笑，开会的时候不笑，在家不笑，外出旅行不笑……这个严肃的面孔，是中国建筑学的另一座高山。
他的名字，叫童寯。
童寯为什么一直这么不苟言笑呢？
在他的传记《长夜的独行者》里，我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他有一个极为严厉的父亲，而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对于儿子的教育，几乎是霸道的。在读高中的二儿子刚开始和某位小姐有自由恋爱的苗头时，他便决定包办所有三个儿子的婚姻（大儿子和小儿子实惨！），而选择的儿媳妇，正是自己所办的女子师范学校的前三名。
童寯十九岁便早早结了婚，幸好，结婚之后父亲仍旧鼓励他继续学业。1921年7月，童寯中学毕业，先投考唐山交大。新任奉天省教育总署署长的父亲去北平出差，得到了清华接收东北籍考生的消息。父亲鼓励童寯参加考试，最终，考了第三名，他也成为第一位考进清华的东北学生。
一进学校，童寯便认识了另一位声名显赫的长子——梁思成。这位比自己大两级的学长是学校里的明星，梁思成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显然比童寯的父亲更为开明。他没有为儿子包办婚姻，而是在为他选好未婚妻之后，让他们培养感情。他也没有为儿子选择专业，而是一直鼓励他多学多看多感受，找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
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
尽管童寯被父亲逼着学了四书五经，但进入清华之后，他的大学生活并不单调。他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喜欢赛艇，也喜欢读莎士比亚。梁思成参加了合唱团，童寯则以绘画而全校闻名，他在校期间曾经办过个人画展，并且担任1922年至1925年历年《清华年鉴》的美术主编。他的画作水平很高，他曾经和学生说：“建筑就那么一点事。”这句话因被王澍在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讲时引用而传扬开来，但童寯有后半句：“画画才是大事。”也许因为是大事，童寯很少向外人展示他的画作。只有杨廷宝、刘敦桢这样的老朋友来，他才把画作展开，这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一种来自文人的羞涩，他觉得画画是大事，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旅欧日记《童寯画纪》，取名“赭石”。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像他的性格，深沉、厚重。但并不是古板，一如赭石，太阳一照，五彩斑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读了童寯的《江南园林志》。
依稀记得是大三下半学期，图书馆靠窗书架最下一层，逼仄角落处，有一本不厚的书。抽出来的瞬间，灰尘如雪，在阳光里飞行。帮我找到这本书的是那个看起来很和蔼的管理员，他看看书，问我，是这本吗？我拿过来一看，简洁的封面，上面竖排五个字：江南园林志。我颇有些抱歉，我刚刚就在这里找了半天，还是没看到。管理员长出一口气，没什么，这种书借的人少，你是建筑专业的吧。我含含糊糊回答，当然不敢告诉他，这个书名，不过是我去苏州旅行时的偶得。坐在沧浪亭里，凭着一盒津津豆腐干和一位老人家搭了话，讲起那些园林里的窗棂图样，那老者笑着说，有一本《江南园林志》，里面画了不少。
很难想象，这是一本1937年写成的书。薄薄的一百六十一页里，扎扎实实藏着无数经典巨作，童寯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却有这样深厚的古文功底。光是里面提到的文献，我至今都没有看完：《癸辛杂识》《履园丛话》《浮生六记》《扬州画舫录》《姑苏采风类记》……
字不多，但真的字字珠玑：“造园最忌地旷而池宽”“叠石之艺，非工山水画者不精”“达者观万物之无常，感白驹之一隙也”……为了写这本书，童寯所有的周末都带着纸笔、卷尺和相机，去上海及周边城市调研园林。时局纷乱，很多园林沦为无主之地，他曾被误认为日本奸细，给人抓进了警察局。因为太太的支持，童寯花二百元买了一台莱卡，这价钱能买五十袋面粉。
从刘敦桢先生的序言里，我们得知这本书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坎坷——
书原稿与社中其他资料，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仓库内。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诸物悉没洪流中。社长朱启钤先生以老病之躯，躬自收拾丛残，并于一九四〇年携原稿归还著者，而文字图片已模糊难辨矣。一九五三年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苦文献残缺，各地修整旧图，亦感战事摧残，缺乏证物，因促著者于水渍虫残之余，重新迻銾付印。
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在北平读完《江南园林志》，兴奋地给童寯写信：
拜读之余不胜佩服！（一）在上海百忙中，竟有工夫做这种工作；（二）工作如此透澈，有如此多的实测平面图；（三）文献方面竟搜寻许多资料；（四）文笔简洁，有如明人笔法；（五）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园林的爱好，不仅是泛泛然观察，而是深切的赏鉴。无疑的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