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六年。
如果没有梁思成，童寯的人生也许会大不相同。
1930年，正在美国康恩事务所工作的童寯收到了梁思成的电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是室友。在信中，梁思成邀请他到东北大学任教，他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林徽因和东北执政者有杀父之仇，梁思成曾经在同学们面前发誓，绝对不会为满洲军阀工作。“我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两年之后他会去沈阳，就在那位杀害他岳父的元帅眼皮下创办建筑系？”很多年之后，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他仍旧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但他还是对梁思成的邀约动心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何况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几乎全是他清华和宾大的好友，童寯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决定回国。
这一年8月，童寯回到沈阳，此时的东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没过多久，林徽因回到北平养病，又没过多久，梁思成也离开，赴京主持营造社，他的好友陈植则前往上海。如此孤独之下，童寯却毅然接任了系主任的职务——我猜，是他的责任感使然。
他很快意识到担子的沉重。1931年9月18日，当东北统帅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北大学宣布解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有人都忙着逃命的时候，童寯没有急着走。他安排父亲、弟弟和夫人孩子先行前往北平，自己则召集建筑系的三十名学生在家里集合。他对学生们说，先去关内，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工资拿出来，给学生当路费。随后，他委托一位德国朋友，把封锁在学校里的石膏像和梁思成在英国买的四百张教学幻灯片提取出来。而后，他带着这些宝贝登上了火车。车至山海关时遭土匪袭击，司机被击毙，童寯跑到车头，开动火车，带着全车人脱离了险境。
这几乎电影情节一般的传奇经历，童寯并没有大肆宣扬，他心中一直惦记的，似乎只有梁思成的幻灯片。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他曾经失去过不少珍贵的东西，从沈阳带出来的家产，他的水彩画，他的手稿，但贴身带着的，始终只有这些幻灯片，它们陪伴着他，见证着他，辗转万里，北平到上海、南京到重庆，直到解放后，他把幻灯片交到东北工学院院长张立吾的手里，说了一句：“我带它走过两万里，历经了二十年，现在物归原主吧。”
他也始终没有忘了那些学生们，是他的呼吁，让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接纳了这批学生；是他的呼吁，让在沪建筑师同意义务为学生补习功课两年。他的家里成了学生们免费的自习教室，直到他们毕业找到工作。国破家亡之际，他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了学生。连梁思成也不得不感慨，童寯是东北大学的“一线曙光”。
那个如赭石一般严肃的老师的内心，其实是炙热而柔软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
在今天的人们赞叹着邬达克（Laszlo Hudec）们时，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同样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杰作。今天的大上海电影院，已经看不到立面上原有的八根霓虹灯柱了，1933年，这座戏院刚建成便引起了全市巨大轰动：“大上海大戏院的外表，可说是一座匠心独运的结晶品。大上海大戏院几个年红管（即霓虹灯）标识，远远的招徕了许多主顾，是值得提要的。正门上部几排玻璃管活跃的闪烁着，提起了消沉的心灵，唤醒了颓唐的民众。下部用黑色大理石，和白光反衬着，尤推醒目绝伦也。”这是童寯、陈植和赵深三位建筑师的作品。
他们的建筑事务所，叫华盖。“华盖”这个名字，据说是赵深的好友叶恭绰取的，寓意很简单，为中国盖楼。我在当时的英文报纸上找到了华盖（Allied Architects）的广告，里面有童寯的名字。
无论在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声誉地位上，华盖建筑事务所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占有一席之地，与设在天津的基泰工程司并列当时的行业顶尖，有“南华盖北基泰”之称，而童寯的终生好友杨廷宝，正是基泰的建筑师。
有趣的是，童寯应陈植邀请从北平前往上海时，最为担心的是童太太关蔚然。她听了许多上海花花世界销金窟的传说，深深担心丈夫一脚踏错。她把这种担心写在了信里，不久，童寯对她说，你这么担心，带着孩子一起来上海吧。
1937年，上海的沦陷一夜之间叫停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所有业务。赵深常驻昆明，童寯带着长子去了四川，三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不得不暂停了他们的事业。童寯心里惦记着在上海的太太关蔚然和两个幼子，那时候，不少人流行找“抗战夫人”，童寯不以为然。他很担心夫人的身体，有一次，关蔚然带着幼子童林弼在街上被日本兵追赶，心脏病发作，在家昏迷了好几天。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童寯一辈子都对日本非常抗拒。《长夜的独行者》里记载了孟建民的回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领导带日本建筑师学会代表去资料室看他。领导介绍完客人后，老头合上书站起来一言不发绕过人群离开了。领导和客人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才知道他回家了。”
因为战争，童寯被迫和妻子分离。也因为战争，童寯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1945年春天，童寯才得知，父亲已于一年前因脑中风在沈阳去世。父亲临终之前，留下了家训：“不参加政党，不参加军队，不吸毒，不抽烟，不赌博，个人自立，勤俭生活，不暴富。”这几条家训，童寯并没有当面聆听，甚至，他要到几十年之后，才从二弟口中知道父亲临终时的口述。
但神奇的是，三兄弟之中，似乎只有童寯，一板一眼，照着父亲说的，奉行了一辈子。
1949年，定居南京的童寯再次收到了梁思成的来信。和十九年前一样，这封信依旧热情洋溢，他邀请童寯北上，加入清华。甚至给华盖事务所也做了安排，可以在北京设置分部。
但这一次，童寯选择了拒绝。
很多年之后，建筑界仍旧在猜测这次拒绝背后的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童寯的朋友杨廷宝和刘敦桢都在南京，他习惯了南京生活。也有人说，之前东北大学的经历，使得童寯有点“后怕”，不愿意再当“北漂”。还有人说，他不希望再和妻子长期分居，不忍心再让妻子为了搬家而颠沛。以上原因，或许是兼而有之的吧。但童寯的内心深处，也许更有一层，如父亲教导的那样，他希望自己远离政治。去北京，固然可以获得显赫的盛名——由于建筑创作频繁且质量高，建筑界将杨廷宝、童寯、李惠伯、陆谦受这四位称为“四大名旦”，凭着童寯的本领，在清华必然是可以大展宏图的。但如果我们参照梁思成之后的遭遇，恐怕也会庆幸童寯当年的选择。
在沸腾的新中国建设之中，曾为华盖三大巨头之一、建筑界四大名旦之一的童寯，却选择了沉默。这似乎是他一早就选好的归宿，一方书桌，一杯清茶，他所向往的，大约是他心中那一个世界，宁静而致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逃名鄙利思想是由欣赏元朝绘画和晚明文学而来。如倪瓒的山水画，从来不见一人，只二三棵枯树，几块乱石，有时加一亭子，我就是陶醉于这种画中的人。”
但他仍旧在1955年春天去了一趟北京，这似乎是他和梁思成唯一的交集。他的目的，是去看一位奄奄一息的女子，那是他的同学，那是他的朋友，那是他的伙伴，那是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女神——林徽因。一年之后，他也体会到了梁思成的痛苦。1956年，关蔚然因为照顾重病中的童寯，劳累过度，骤然去世。
童寯甚至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这个一直沉静的男子忽然崩溃，失声痛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和妻子告别，他们虽然是包办婚姻，却始终感情很好。关蔚然西餐做得很好，为了准备感恩节大餐，她甚至自己饲养美国火鸡。宾大读书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了写作业还是约会而吵架时，童寯给妻子寄去了自己的照片，背后写着李商隐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很快，刘敦桢夫人上门了，她给童寯带来了关蔚然在世时的委托，她希望他再婚，并且希望他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中年人”。这在当时是常见的。
他铁青着脸拒绝了，理由是——男人也要守贞节。
南京的局势相对平静。梁思成遭遇的大风大浪，童寯没有见识过。不过，从1968年开始，童寯开始屡次被抄家、批斗、罚跪，他在文昌巷的家，被红卫兵们光顾了十一次。有一次来了一拨，实在抄不出东西了。他们把童寯叫出来，他把他们领到院子里，指了指树下。他们挖出了关蔚然的首饰，是童寯自己埋的。“牛鬼蛇神”们领工资是要排队的，童寯排在第一个。一个叫王才中的红卫兵上来就打一个耳光，问：“你配不配拿这么多钱？”童寯平静地回答：“不配。”然后拿走了自己的工资。他不分辩。每次抄家，他拿着一本书，直到结束，他对红卫兵说，你们写个收据。同事刘光华在建筑系大门前扫地，童寯经过，步履不停，低声对他说：“一定不要自杀。”被批斗，回到家，他对家里人说，吃饺子。吃饺子，是他对抗痛苦的一种方式。
他一直是一个倔强而执着的人。七十年代，工宣队想合并建筑系和土木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声显然是不明智的。但童寯说：“建筑系与土木系有根本区别，如果两系不并，地球就不转，那就合并。不然，建筑系还是要办！”《江南园林志》在1963年出版，他坚持用竖排版繁体，这件事成为他“文革”期间的大罪证，被勒令反复写检讨。但他仍然坚持，“死不悔改”。
他的原则是一条钢铁之线，永远不变通。1979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成立，童寯担任副所长，逐渐恢复学术工作。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饭后就坐在桌前看书。等到学校图书馆开馆，他步行三十分钟到学校——三十年代回国之后，他就不坐人力车，认为这样是剥削人，不人道。学校打算给他配汽车，他说：“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后来因为生病，实在走不动了，他“勉为其难”妥协，但只同意用三轮车，并且要他的儿子、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童林夙领教过父亲的原则。上大学时，父亲出差到北京，约他中午十二点到中山公园见面吃饭，他因故迟到了十分钟。父亲对他说：“你迟到了，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你再来吧。”
他仍旧不愿意找老伴儿，也许是为了表达决心，也许是以寄哀思，他让儿媳妇把去世近三十年的妻子的棉毛衫、棉毛裤改成男式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穿着这些棉毛衫和棉毛裤。
从1979年到1982年，童寯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几乎是在和时间赛跑。他像是疯了一样，要把那些年的荒废补回来：《新建筑与流派》《苏联建筑》《日本近现代建筑》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七十年代末，童寯接待欧洲的一个代表团，外宾们说，中国园林是从日本园林脱胎而来。童寯决定再写一本书，一本英文书，告诉全世界，什么是中国园林：“我要写就写小册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门挂钩，可以扩大一点影响。”
这便是《东南园墅》。
为了写这本书，他对医生说，吊水的时候，不要戳手，因为手要写字。住院的时候，他也带着书稿，想起来就写着，连刚动完手术也不例外。1983年3月，病势已经沉重，他仍旧在病榻上口述《东南园墅》的结尾。孙子童文看了这本书的原稿，老实回答自己看不懂，并且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童寯抓紧了孙子的手，身体剧烈颤抖。良久，他缓缓说了一句：“后人总比我们聪明。”
3月28日，这颗不苟言笑却又温柔善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儿子童林夙发现，南京房子的房产证上，童寯一直写的是夫人关蔚然的名字，到他去世，也没有更改。
我最喜欢童寯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正如《一代宗师》里说的那样，人活一世，有人成了面子，有人成了里子。有人是阳光中的花朵，有人便要做泥土下的根基。如果说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的面子，那么童寯则当之无愧是中国建筑学的里子。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的不苟言笑背后，是踏踏实实的勤恳耕耘，是不言回报的默然付出。他，和他们，甘于做梁思成背后的男人，背面敷粉，烘云托月，因为他们的心里并没有名利，一如童寯自己说的那样：“我对名利看得很淡。人本身就累，背上名利这两个字更累。所以我经历的波折也最少。”
我们应当崇敬面子，我们也应当不要忘怀里子。
参考文献：
1.童寯著、童明译：《东南园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10
2.杨永生等著：《中国近现代建筑五宗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10
3.张琴：《长夜的独行者》，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9
4.赵辰、童文：《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5.童明：《世界与个人——童寯先生的文化建筑观》，建筑师2020年第6期
杨苡
等待就有希望
影响你生命的一本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被许多人问过，也问过许多人。我读书不求甚解，有的囫囵吞枣着过去了，有的读了一个章节放下了，但如果要说影响我生命的一本书，也许要算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这套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存在这样博闻强记的学问人，几乎每一句话里，都隐藏着一个或者数个典故。也是这套书，成为我的阅读基础，《管锥编》里钱先生经常拿来引用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是我大学时代最常细读的类书。更重要的是，在《管锥编》里，我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一直运用到我今天的写作当中，获益良多。
不过，在我采访过的那些民国时代人嘴里，最常被提起的是巴金的《家》。一位老太太跟我说，她从兄长那里偷偷翻到《家》，读着读着泪流满面，“我觉得如果不逃，我就是梅表姐。”她连夜逃离了家，在订婚的前夜。很多年之后，她已经儿女双全，回到家乡，遇到那曾经被她逃婚的“未婚夫”。他笑着说，那本《家》，其实是他借给她兄长的。他劝说父母不要追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李健吾曾说，那时候，他们抱住他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悲哀，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平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在逃婚途中，老太太曾经给巴金写了信，很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其中一句：“我说巴金先生，现在是觉慧在给你写信，祝福我吧。”我问她，你收到回信了吗？她笑着说，巴金有那么多读者，哪里来得及给我回信。
是的，当年给巴金写信的读者确实数不胜数，但他却被一封信感动流泪，这封信上写着：“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
这封信来自十七岁的天津少女杨静如。
在杨家的照片里，很容易认出静如——最美的那一个。她出生于1919年9月12日，我们更熟悉的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苡。
杨家是大家族，静如的父亲杨毓璋有三房太太，母亲徐燕若是第二位夫人。静如自己回忆：“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梦见“白虎入怀”。算命先生说，这个征兆很复杂，既吉又凶，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但他会克父克兄弟。
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五岁时，男孩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成为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写了一本英文自传，名叫White Tiger，即《白虎星照命》。作为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来自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管大太太叫“母亲”，自己的母亲叫“娘”。静如则和姐姐一起，划归为“姨太太生的”。
幸好，大太太并不跋扈，他们的母亲天性温柔，但关键时刻非常坚强。父亲去世之后，姑妈让静如的母亲殉节。母亲回答：“我干吗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对待子女还算开明。女儿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写一封信，收到一张照片，下边用派克蓝墨水笔签上“Sincerely yours Norma Shearer”。静如“用手指头沾沾口水去轻抹一下字尾”，发现是真的签名。这样的举动太不闺秀，但母亲并没有训斥，只是说：“不好好念书，写什么信！”
静如在中西女校读书，是有名的活泼小姑娘。读小学的时候，她崇拜一个女老师，于是和同学约好，跑到教室的窗外，一见老师就不停喊“Anna Situ，I love you”，老师最终“温和地批评了我们，就哄散了”。
静如喜欢和堂哥们在一起玩。“七叔家的五哥”“八叔家的四哥”和静如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迷恋《三个火枪手》：“四哥非常漂亮，我们就叫他阿托士。五哥又笨又胖，我们就叫他颇图斯。我哥哥最小，就叫达特安。”哥哥们问，谁是密里迪（里面的反派女人），姐姐敏如摇摇头，结果还没上学的静如大喊：“我是密里迪！”——因为密里迪好看。
静如崇拜哥哥，也是她敏感地发现，哥哥的家庭女教师喜欢上了哥哥，她告诉了母亲。为了防止丑闻发生，母亲决定让杨宪益去英国留学。
哥哥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去了燕京大学，剩下静如一个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西女校的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杨家虽然开明，并不允许静如参加。静如非常苦闷，在这时，她看了巴金的《家》。静如的第一反应是，这写的就是我们家嘛：
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的生活有点像。家里不是像书里写的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他们家也没有鸣凤，我们家倒有个来凤。他们家有老姨太，我们家也有一个老姨太太。
——李怀宇《杨苡：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她向巴金倾诉心事。很快收到了回信。母亲没有反对他们的通信——她也是冰心和张资平等人的读者。静如没有隐瞒巴金的来信，母亲会一一拆开，检查之后，再给静如。但静如隐瞒了另一个人的来信——巴金的哥哥李尧林。
李尧林当时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经巴金介绍，他和静如通信。静如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1938年大年三十晚上，“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燕大外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他课余为姓冯的一个富裕人家做家教。冯家小姐和杨苡一起学画，过了正月十五，冯小姐突然悄悄走过来，笑嘻嘻走到杨苡面前：“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从来“不见生人”的静如一下子窘得红了脸，但她还是和李尧林见了面，他没想到面前是这样一位淑女，他“还以为我很小呢”。
“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静如用十二块钱的生活费买了三张唱片（红心唱片，四块钱一张），邀请李尧林一起欣赏，他们还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静如给李尧林写的信，是让用人传送的，假装说给同学某小姐，信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李先生的回信，偷偷藏在书里，成功逃过母亲的检查。甚至连哥哥杨宪益也被蒙在鼓里。
1937年，静如从中西女中毕业，报考了南开的中文系。“那时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数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
在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挑选了“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不会想到，不久，她们即将天各一方。
天津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静如想要去昆明读书，母亲不同意，巴金在信中劝静如要“忍耐”。后来，还是哥哥杨宪益帮了妹妹：“我哥觉得我在家不安全，所以给母亲写信，劝她早放我走，日本人早晚会进租界。”
走之前，静如去见了李尧林。她对他说：“我们昆明见。”
1938年7月7日，静如从天津坐船前往香港：
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十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的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杨苡《西南联大里的爱情》
到了昆明，静如感受到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她想要报考西南联大，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示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因为南开的学生自动进入联大，于是静如去问报考老师，他一查，很高兴地说：“欢迎复校。”静如说：“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
静如的学号是“N2214”，那时候在联大，北大学生的学号开头是“P”，清华学生是“T”，南开则是“N”。当时流传的说法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她在天津时考的是中文系，本来也打算上中文系。结果有一天，郑颖孙先生对她说，杨小姐，走走走，带你去见一个人。“谁？”“你崇拜的沈从文呀！”静如激动得心好像要蹦出来了！穿长袍一口湖南话的沈先生表扬十九岁的静如，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来昆明吃苦。那天说了什么，静如都不大记得了。但她听从了沈从文的劝告，“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十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静如进了外文系。一进宿舍，静如很快发现，有一个叫陈蕴珍的，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曾经给巴金写过信。陈蕴珍，便是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静如的另一位室友王树藏，是萧乾当时的女友。静如说，在宿舍里，她们经常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西南联大的上课氛围是自由的，老师们都很厉害，三校合一，牛人辈出，给静如上课的老师有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沈从文先生说静如不用功，静如自己承认：“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日子那么艰苦，吃着有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还要跑警报。可是静如不觉得苦，她说，所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西南联大有很多社团，研究《红楼梦》有之，研究《老子》亦有之，汪曾祺们拍着曲的时候，静如打算去高原文艺社，因为文艺社的黑板报办得好，而且社里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诗人穆旦。静如说，那一天晚上，文学社开会，十九岁的她冒冒失失走进去，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
文学社里还有一个相熟的人，是之前在表姐订婚宴上见过的赵瑞蕻。赵瑞蕻几乎对静如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追求静如。有很多人问过静如，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静如笑着说，其实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无非就是交换诗看看，但你会知道，这个人待你是不同的。
静如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热心地帮她修改，改完之后，静如拿来一看，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追静如的人很多，但静如仍旧在等一个人，那个人答应她，会来昆明。
可是他始终没来。
静如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的通信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多误解。1940年，静如接受了赵瑞蕻的求婚。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很久很久之后，静如才得知，李尧林曾经订了她曾乘坐的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最后他把票退掉了。
大二就结婚的静如后来转学到金陵女子大学，又因为生小孩耽误了课程，不得不去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算是联大借读生。在重庆，她又见到了巴金和萧珊。有一天，巴金请她吃饭，去了之后，发现还有萧珊和巴金的一个表弟。巴金点了猪脑，萧珊就笑话说：“李先生就喜欢吃猪脑。”巴金回答：“吃猪脑补脑子。”后来，静如得知，他们打算结婚了，这顿猪脑宴，大概算是订婚宴。
1945年，静如收到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巴金见到了哥哥最后一面，他对弟弟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朋友们来探病，他却总说“蛮好”。有一天夜里，李尧林忽然醒过来，对弟弟巴金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两天后，李尧林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但大家都说他其实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
静如这时候才知道，在巴金的大哥去世之后，承担起李家几十口人生计的是李尧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家里人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敢，也不愿意回应他们之间的情愫，一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静如想起他们恢复通信之后，他写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伤心得大哭。
后来，巴金后人把李尧林保存的唱片都送给了静如。静如想起他们在天津时，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抄给她一份英文歌词，这首歌叫《让我们相逢在梦之门》，仿佛早早预示了一种不祥。静如回答：“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那些唱片，她再也没听过。
赵瑞蕻和静如的婚书很有趣，一般的婚书写：“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静如跟赵瑞蕻结婚，没写“志同道合”，静如说，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
静如嘴里说着“志同道不合”，其实两个人的志趣挺相投的：赵瑞蕻是司汤达的《红与黑》的汉译第一人，静如则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介绍给中国读者。《呼啸山庄》这个名字，也是静如想出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梁实秋的翻译，他把这本书翻译成《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静如生活在一个环境特别差的丙等房里，只要刮风，房子简直就要倒塌。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有点害怕。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静如的灵感呼啸而来，她至今得意《呼啸山庄》这个名字——确实神来之笔。
但这本书在“文革”时，却给静如带来了很多麻烦。
让我写检查，说翻译这本书，宣扬阶级调和论。他们命我爱人开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里头的毛线、衣服就往地上扔。当时我们三楼还有好多邻居都围着看，我们宿舍很团结，邻居大叫，来强盗了，这一喊呢东西不好翻了。走时他们几个自行车的气嘴子都给摘了，于是我又多一个罪名，挑动群众斗群众。
——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不过，静如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她的同学陶琴薰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次女，在中央大学时，静如和陶琴薰以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住在同一宿舍。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唢呐烟尘》里，陶琴薰长子沈宁讲述，母亲陶琴薰是陶家子女中唯一留在大陆的人。父亲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到上海吴淞口，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给陶琴薰发出电报，但最终，她选择了分道扬镳。1957年“鸣放”期间，陶琴薰积极“鸣放”，静如知道了，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谨慎，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陶琴薰接到信后，似乎有点不高兴，她和静如断绝了联系。
两年后，静如开始挨批。
1959年我已经挨批了，我写《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励小朋友守秩序排队、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批斗，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吐完后他还用脚擦一下。
——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在静如开始劳动的时候，哥哥杨宪益和嫂嫂戴乃迭因为“间谍”罪名，被投入监狱。对于这一切，静如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外文局来找她调查叶君健，她顺口问：“我哥哥怎样了？”来人支支吾吾，说你哥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她又问，那他算什么。来人回答，说他是“反革命”也行，说他是“右派”也行，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行。
1972年，杨宪益出狱，静如才得到了“解放”。
她忙着打听朋友们的下落。
首先得到的是萧珊的噩耗。1972年，穆旦写信给静如：
去年年底，我曾向陈蕴珍写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终……蕴珍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那生趣自然也减色。
——穆旦《穆旦诗文集》
五年后，穆旦去世。巴金告诉静如，“文革”当中，牛棚里的巴金听说李尧林墓所在的虹桥公墓因为“破四旧”被砸毁，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惊得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他恢复自由之后匆匆赶去，想要找到李尧林墓上大理石的那本书，却发现整个公墓已荡然无存。
静如也一直惦念着和她绝交的陶琴薰，1976年她让哥哥杨宪益打听陶琴薰的情况，只说她被下放去农村了，她不知道的是，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的陶琴薰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在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1978年，她在病痛中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去世前，她念念不忘的是当年在吴淞口和父亲的生离死别：“到了北京，我们再没见到海。”
还好，静如还有哥哥姐姐，还有丈夫。渡尽劫波的杨家兄妹，用最大的乐观和热情对待生活。他们经常保持通信，互相讲着老朋友的故事。
有记者去采访静如，她讲着讲着，会忽然走到房间里的某张照片前，就是他哎！“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静如爱惜旧物，也爱惜老朋友。她的瑙玛·希拉签名照在“文革”的时候被赵瑞蕻烧了，她总念叨：“哎，我那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三十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女儿赵蘅总劝父亲：“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1999年春节前夜，丈夫赵瑞蕻因心脏病复发而辞世。
2009年，哥哥杨宪益去世，享年九十四岁。静如说：“我是真的崇拜我哥。”
2017年12月，姐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静如说：“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
静如的家很小，客厅十二平方米，也是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
静如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她也喜欢研究微信，经常给女儿赵蘅打电话：“快看！6频道《佳片有约》！”“新年音乐会马上开始！”
2003年，静如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
她还在坚持写作，用稿纸写。为了让保姆小陈不打搅她，静如会慷慨发出红包，“以资鼓励”。就在上个月，我仍旧看到静如发表的文章。赵蘅老师说，一直到现在，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母亲还是热泪盈眶。“母亲她总喜欢一句话：‘Wait and hope！’”她不悲观，对国家前途抱有信心。
这是属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定。
参考文献：
1.杨宪益著、薛鸿时译：《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
2.杨苡：《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文汇读书周报2002-3-1
3.杨苡：《巴金：作家不是应声虫不是传声筒》，北方音乐2008-1-10
4.杨苡：《一枚酸果——漫谈四十年译事》，中国翻译1986-1-15
5.杨苡：《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新文学史料1979-8-15
6.杨苡：《旧邮拾遗》，新文学史料2006-8-22
7.杨苡：《西南联大里的爱情》，环球人物2015年第20期
8.赵蘅：《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北青天天副刊2018-9-12
9.李乃清：《百岁杨苡：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0期
10.范泓：《我的老师杨苡先生》，时代报告2017年第4期
11.李菁：《杨苡：与巴金家人69载的交往》，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0期
12.张新颖：《九个人》，译林出版社2018-7
13.纪录片《西南联大》，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出品
赵萝蕤
如何度过至暗时刻
最近这半年，大概算是我的至暗时刻。辗转京沪两地，一半给公司，一半给医院。日程表里画了细细密密的红线，提醒我化疗时间到了，提醒我要申请外科会诊了，提醒我交稿时间到了，提醒我开会时间到了，唯独没有停一停的时间。好像一头蒙着眼的驴，看不到未来，只能闷头拉磨。
那些细细密密的红线终于有一日成了梦魇，梦里的我被它们缠绕捆绑，勒得喘不过气，然后落入碧潭深渊。我那残存的幽默感在梦的结尾灵光一现，隐约感觉抛下去的瞬间看见了东方明珠，醒过来第一句对自己说，啊，这就是旧社会被扔进黄浦江的感觉。
旧上海当然没有东方明珠，一如真的生活并不是被扔进黄浦江这么一了百了，醒过来你还得继续闷头拉磨，看那些你看不懂的肿瘤数据，一趟趟跑医院，然后在医院住院部外的楼梯间打工作电话。连这篇文章，也是我在胸外科外因为疫情临时搭建的医生谈话处的桌子上写成的，小护士打开门探了探头看看我，叹了口气讲，那个桌子后面，有一个隐秘插孔，你别告诉别人。
一位师长对我说，历经了这些事，你才能真的长大了。嗨，原来长大是这样地不好玩，早知道逃去忘忧岛，和彼得·潘做伴，永远做小孩。
至暗时刻的光在哪里呢？你是如何熬过自己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呢？买买买已经不管用了，我最近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是我爸的免疫药，一针3w+。吃到好吃的也没办法安慰到自己了，我最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炸猪排，但她已经很久没有时间做一块炸猪排了。至于旅行？看看行程卡上的星标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给自己熬一剂浓浓的心灵鸡汤——这一招老前辈们用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每次想到她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的至暗时刻——也就还好。
一
我喜欢她的名字，尽管一开始我只认识她姓赵，另外两个字连音都读不出来。
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
——李白《古风》
萝与蕤，是香草，是藤蔓，是繁茂而坚强的生命。赋予这名字的是她的父亲，赵紫宸，这位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大概永远想不到，这个名字将预示着这女子的未来，看上去脆弱不堪，实则坚韧不拔。
赵萝蕤，在燕京大学的绰号是“林黛玉”。我喜欢她一张弹钢琴的背影，时间在那一瞬间凝滞，仿佛留下的只有音符和属于她的优雅。香草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锺书，世间传说《围城》里的唐晓芙正是以赵萝蕤为原型：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据说当年电视剧《围城》选史兰芽做唐晓芙，杨绛先生很欢喜，理由是觉得史兰芽像自己。她呐喊若干次，讲自己就是唐晓芙，无奈吃瓜群众不响，更要命的是钱锺书也不响，“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实在有点昭然若揭。
杨绛和赵萝蕤是好朋友，或者说，曾经是。
她们的友谊始于清华，赵萝蕤小杨绛一岁，两人都是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所不同的是，杨绛由东吴大学而来，为的是圆梦（她之前梦想读清华）；赵萝蕤燕大英语系毕业，读书是因为年纪还小，“不知道做什么”。
在宿舍，阿季还是和赵萝蕤交往较多。她们还一起学昆曲……赵萝蕤当时正在恋爱，追她的男生很多。一次曾问阿季：“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爱，够吗？”她的追求者之一、燕京同学吴世昌，从报上读了阿季的《收脚印》后，对她说：“杨季康，你可以与她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