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上海的越剧观众投票选举“越剧皇帝”，“越剧皇后”的桂冠很多人都戴过，自有越剧以来一百年，观众心目中的“越剧皇帝”，却始终只有一个尹桂芳一个人。大家都说，她“比美男子还要美”。这种美被放大之后，我们发现，尹桂芳的美，是善良，是包容，是一想起来就让我们如沐春风。
参考文献：
1.周良材：《追忆苏青二、三事》，南薇剧社2005-2-3
2.傅骏：《苏青：越剧界的张爱玲》，上海戏剧1998年第9期。
3.李金凤：《我在人世间——越剧皇帝尹桂芳的舞台伴侣李金凤自述》，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7
4.王慧：《苏青的“芳华”岁月——以〈宝玉与黛玉〉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5辑
5.王一心：《海上花开——民国上海四才女之苏青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2
6.中亚：《有关苏青 上海访问记》，书城2000年第11期
7.云十洲：《尹竺拆档为哪般》，竺音清响公众号2019-10-21
姚莉
世间再无时代曲
1938年情人节，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了一部叫《三星伴月》的电影。周璇扮演的电台歌星王秀文和情人分手时唱了一首《何日君再来》，曲子由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刘雪庵即兴创作，导演方沛霖请编剧黄嘉谟填了词，作曲填词歌唱的人都没能想到，这首歌成了影响他们三个人一生的歌曲。
《何日君再来》很快风靡上海。某日，李香兰到录音棚灌唱片，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唱《何日君再来》，居然情不自禁在录制中激动大喊“啊，周璇”，自己的录音只得作废。
李香兰在自传《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里说：“我是个周璇迷。”那个年代，周璇迷绝不仅仅李香兰一个，还有十六岁的小姑娘姚莉。两年前，她在华新电台参加慈善演出，唱完才发现，自己“唯一的偶像”就坐在下面听自己唱歌，那种感觉，“难为情死了”，同时“又开心得不得了”。那次慈善节目，点周璇唱一首歌五块到十块不等，姚莉想，我一个月才两块，她真红。姚莉没想到的是，首先开口的是周璇。她的第一句话是：“小妹妹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年纪这么轻会唱我的歌。”姚莉回答：“你是我的偶像嘛，每天在家里听收音机。”而周璇的先生严华则对姚莉说：“过两个礼拜，你来百代公司找我。”
两个礼拜之后，严华对姚莉说，他要给姚莉写一首歌，“让你做歌星”。这首歌便是《卖相思》。我很喜欢《卖相思》这首小调，轻松俏皮又少女。但第一次听，完全以为是周璇在唱，严华对姚莉的栽培，是否暗含着对于周璇的深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也许是因为这首歌太过于模仿周璇的声线，姚莉本人并不太喜欢，虽然正是这一曲为她赢得了“银嗓子”的称号（周璇为“金嗓子”）。
1936年的《咖啡味》上曾有评论说，姚莉能取得目前的成就，是因为“她对于歌唱的爱好，也比别人爱重一些”，虽然有人觉得“姚莉有时候架子太大了”，但“一个还没有深刻修养的小姑娘，在她天真的思想里有时不免要举动过火的”。我找了找那时候她的照片，还是圆嘟嘟可爱的脸，不知道为什么，《歌星画报》里居然几次评价她为“排骨西施”，觉得她“太瘦”。
1938年，小报上开始传周璇和严华的感情危机。但那时一切看上去都是谣言，这对明星夫妇一如既往热心提携后辈。在严华家里，姚莉把一个看上去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带到偶像面前，严华对这个从来没有学过音乐的小伙子大加赞赏，并推荐他进入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
姚莉推荐的年轻人是她的哥哥姚敏。姚敏和姚莉都是艺名，取的是“要名要利”的谐音。本名姚振民的姚敏做过杂货店学徒、电影院领位员和三年海员。回国之后，他曾和妹妹姚英、姚莉组成“大同社”，《歌星画报》第一期刊登过兄妹三人的照片。三兄妹的家庭里完全没有音乐细胞，他们的父亲是牛奶公司小开，在一场场赌博中输掉了全部家当，最终沦落为乞丐，潦倒身亡。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长兄如父，哥哥姚敏虽然不善言辞，却在姚莉的生命里地位极为重要，甚至超过了母亲。（他们的母亲一度离家出走，在姚莉兄妹开始唱歌养家之后才回到他们身边。）
严华发现了姚莉和姚敏，把他们推荐进百代唱片。姚莉一转身，遇到了人生第二个贵人——“歌仙”陈歌辛。陈歌辛有一半印度血统，照片上总是怯生生的，我见犹怜。那时候，他是上海滩最帅气的作曲天才。在百代公司担任作曲时，每成一曲，往往叫几个人来试唱。他在一旁听，不发话的即为不满意；倘若略一点头，这首歌就属于这个歌者。姚莉就是在这样的试唱中被陈歌辛选中的。听陈歌辛给她写的《等待》，已经渐渐脱离了早期周璇式的少女唱法，变得多情沉郁，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的声音。
1940年，周璇主演了著名的电影《天涯歌女》。这部电影诞生了大量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漂洋过海并且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却来自配角姚莉，歌的名字叫《玫瑰玫瑰我爱你》，作曲陈歌辛。
唱《玫瑰玫瑰我爱你》时的姚莉，嗓音仍偏向拔尖，她曾经毫不讳言承认，这首歌在发声方法上，的确有周璇的影子。姚莉说，这首歌听起来轻松得不得了，实际上“唱掉我半条命”。原来，灌录这支唱片时，陈歌辛希望能呈现“绚丽得想让人跳舞”的效果，动用了近三十位百代签下的白俄乐手，比一般歌曲多上好几倍，当时的录音条件有限，如果出错只能重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终，十八岁的姚莉成功了。
十一年之后，1951年，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Frankie Laine）翻唱了英文版的《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在全球知名的美国《公告牌》（Billboard）杂志音乐排行榜上排名第三。时至今日，“Rose, Rose I Love You”仍然是该榜上唯一一首出自中国作曲家之手的原创流行音乐作品，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首被翻唱成英文的流行歌曲。
陈歌辛给姚莉创作了许多歌曲，我最爱的并不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而是《苏州河边》。金宇澄老师的《繁花》里，姝华与沪生立于船头，姝华手扶栏杆，忽然轻声读出《苏州河边》几句歌词：“河边/只有我们两个/星星在笑/……”我读到此处，心中一恸，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在片刻安宁中，《苏州河边》的恋人温柔唱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千言万语变作沉默”。这一刻，含蓄的爱意暗流涌动，下一秒便是生离死别，因为“夜留下一片寂寞”。
陈歌辛的儿子、《梁祝》的作曲陈钢曾说：“龙应台1996年到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但是上海老歌全背得出来。她会问一个问题：‘哎，不是有首歌叫《苏州河畔（边）》，那苏州河是不是在苏州啊？’她不知道苏州河在上海。”
创作《苏州河边》的陈歌辛化名“怀钰”，我不知道这个“钰”是谁。但看姚莉授权发布的自传里，曾经专辟一章讲这首歌。据说，姚莉和陈歌辛曾经漫步河边，两人都不讲话。不久，陈歌辛写出此歌，却一反常态，自己并不演唱，而让姚莉和哥哥姚敏合唱。后来，姚莉和陈钢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恋过陈歌辛，不过她又说：“那时候的小姑娘，都暗恋陈歌辛嘛！李香兰也暗恋过。”
姚莉和姚敏合唱过的歌曲不只《苏州河边》，大众更为熟悉的是已经沦为超市歌曲的《恭喜恭喜》，1945年，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曾经被关进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饱受折磨的陈歌辛创作了这首歌。
《恭喜恭喜》中的喜悦溢于言表，孤岛中的上海，多少人用音乐和艺术表达自己抗战的决心。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周璇在电影《鸾凤和鸣》中演唱了一首陈歌辛创作的插曲《不变的心》，这是一首具有爱国情操的歌曲，之后被反复传唱，其中也包括当时在仙乐斯舞厅演唱的姚莉。姚莉在台上一开口，“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台下一个中年人泪如雨下，他办过报，搞过电影皇后票选，担任过《万象》首任主编，这首歌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定开始自己的填词生涯。
这个人叫陈蝶衣，之后，他先和陈歌辛后和姚敏搭档，并在香港时期和姚敏姚莉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铁三角”。他填词的歌曲脍炙人口，说两首就足够——《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姚莉的仙乐斯生涯充满了惊险，仙乐斯的小开疯狂追求姚莉，姚莉的母亲吴巧宝十分担心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姚莉还曾在仙乐斯被某汉奸骚扰，最终吴巧宝决定中止女儿和仙乐斯的合约，改投扬子饭店。扬子饭店的名气和酬劳都不如仙乐斯，但扬子饭店的经理黄志坚非常喜欢姚莉，他不仅给姚莉配备了专门休息的房间，认姚莉做干女儿，还跟吴巧宝说：“你女儿跟我签四年合约，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她做我的媳妇。”做媒做的是黄经理的大儿子黄保罗，黄保罗虽然比姚莉小四岁，但人家是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大学生，端的一双璧人。新房安置在愚园路渔光村，离姚莉母亲在圣母院路的家不远。结婚那年，姚莉二十五岁。很多年之后，作家淳子采访姚莉，夸她“眼光好，丈夫选得好”，她回答：“我觉得做人要有一个原则，自己要知道当初出来是为了什么。”
1949年5月27日，上海百代宣布停业，姚敏姚莉陈歌辛们一夜之间失业了。
姚敏带着妻儿离开了上海，姚莉一家也先后前往香港汇合。陈歌辛立刻把自己的儿子陈钢送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蝶衣则匆匆忙忙把大儿子陈燮阳带回了老家武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嘱咐他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父与子之间的沟通本来就很少，1940年开始，陈蝶衣因为外遇和妻子分居，儿女们对父亲充满恨意。陈蝶衣随后不告而别，那一年，陈燮阳刚刚十二岁。遭受重大打击的妻子带着三个儿女艰难度日，因为过度劳累与伤心，三十九岁就患癌症过世了。没有一封家书的陈蝶衣把最复杂的情感写成了歌曲，这便是《我有一段情》的由来。
1952年，陈歌辛和陈蝶衣一起到达香港，但很快陈歌辛选择了回到上海。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他回来的动机，也许，他只是想要和孩子团聚；也许，他对新中国充满热情，想要创作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歌曲。
也是在这一年，百代在香港重新开张，姚敏＋陈蝶衣＋姚莉的香江黄金格局再度盛放。《姚莉：永远绽放的玫瑰》里这样写道：“时局变迁，所有的上海艺人都南迁至香港……也期待英殖民地香港能够取代当年法租界时期的上海，成为东方的好莱坞……1952年，百代公司在香港重整旗鼓，重新召回上海时期的众多音乐人和歌手。姚莉、姚敏等人知道消息之后，雀跃不已。长久以来，大家始终缅怀在上海时期缔造的辉煌时代……本来英国的百代公司想要把华语乐坛的基地建设在新加坡，但是后来得悉上海的乐坛精英大多迁徙到了香港才改变了初衷，把阵线转移到香港，香港乐坛从此走进了一个辉煌的年代。”
回到上海的周璇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姚莉的演艺生涯却在香港获得了新生。她的演唱风格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兄长姚敏的帮助下，她开始尝试一种带有黑人灵魂乐风的歌曲，以中文翻唱的一首首美国歌曲走红香江，赢得了“时代曲歌后”的美名。
这一切当然和姚敏的支持分不开。1955年台湾《联合报》刊载署名“锵锵”的报道里，姚敏已经成了香港电影界的“香饽饽”：“至于现在的姚敏，更红得发紫，只要有歌的片子，谁都会去迁就他。”1957年，姚敏据说因为太忙，“连制片公司送给他的酬劳，也没有工夫去领，各公司都有姚敏的存款”。同为“上海七大歌后”的白光慨叹：“姚敏我很佩服他，的确蛮有天才，不过他一年要作两三百个曲子，怎么作得好。”
真正奠定姚敏香港流行歌坛及电影音乐霸主地位的，是电影《桃花江》。《桃花江》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出品，导演张善琨、王天林，编剧作词方忭（陈蝶衣），姚敏作曲、姚莉幕后代唱。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一部低成本制作，在剧情方面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这一切都被陈蝶衣的歌词、姚敏的作曲和姚莉的歌声填补了。《桃花江》被视作此一类型电影的启航者，如今香港电影资料馆还特别注记：“本片掀起国语歌唱片潮流”。
当时，姚敏和陈蝶衣的创作小组长年驻扎在尖沙咀的格兰咖啡馆，姚敏创作的时候要喝酒，陈蝶衣则喝咖啡，酒喝到位了，歌也写出来了。姚敏喝醉后就开始飙英文“have a drink”，这让人想起他的海员生涯。
有的歌曲创作起来很快，1959年姚敏到台湾时曾经透露，李香兰的《三年》，他只花了十分钟就写好。并非所有时候都灵感迸发，《解语花》的插曲《天长地久》则花了五个月。张惠妹唱过的《站在高岗上》，也是姚敏的作品。
这时的他们还不知道，1957年，周璇因病去世，创作了《何日君再来》的刘雪庵因为这首歌变成了右派和黄色作曲家。而他们更为熟悉的陈歌辛在前一年国庆联欢上刚刚为上海市民创作出《龙舞》，也被划成了右派，并于1957年底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很多年之后，音乐家贺绿汀回忆：“五十七年反右是看中我的，陈毅同志来电话保了我，于是陈歌辛成了我的替罪羊……”
1961年1月25日，曾经创作出《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等传世之作的作曲大师在白茅岭劳改农场饿死。他一生写过数十首春天的歌，可自己却在1961年春天来临之前，过早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一年，陈歌辛四十六岁。
六年之后的3月，惊蛰。姚敏在一次宴会中忽然面色铁青倒下，第一个发现的是姚莉，她冲过去，看到哥哥嘴唇已经发紫。最终，姚敏因心脏病离世，享年五十岁。
姚莉说，在很长时间里，她无法接受没有哥哥的日子。为了整理哥哥姚敏的遗作，姚莉走马上任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的唱片总监，最后于1975年正式退出歌坛。
1985年，姚莉回到上海。她见到了栽培她的严华，见到了黎锦光和严折西。在故友白虹的门口，开门的人已经认不出她，她说：“我姚莉啊！”刚讲到“姚”字，两个人抱头痛哭，白虹一边哭一边叫：“小莉啊！”
已经成为著名指挥家的陈燮阳联系上了父亲，但父子之间的隔阂一直都在。在姚敏去世之后，陈蝶衣宣布封笔，再也没有创作过新的歌曲，但他和姚敏合作的曲子仍旧在被传唱，比如大家熟悉的《卖汤圆》。一直到2002年，澳门举行“陈蝶衣作品音乐会”，登台指挥的是陈燮阳，在那场音乐会的结尾，陈蝶衣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与陈燮阳拥抱，那一年，陈蝶衣九十五岁，陈燮阳六十三岁，这是父子俩第一次合作，也是他们第一次走得如此之近。
2005年，黄保罗去世，这一年也是他和姚莉结婚六十周年。丈夫去世之后，姚莉闷闷不乐了很久，但她说：“没有办法，人的生离死别是一定的，他不过先走一步，我慢慢也要去的，去天堂跟他一起。”2009年张露（杜德伟的妈妈）去世，王勇去看她，她说自己和张露特别要好，王建议她再回上海看看，她说，不想回去了，我的朋友们都走了。
2007年10月14日，在距离百岁生日只有三天时，陈蝶衣去世了。去世之前，他仍旧每天去麦当劳写作，别人问他以前的事情，他说：“不记得了，上海小笼包子记得的。”拿出相册一页一页看过去，陈蝶衣手指着陈燮阳的照片，自豪地说：“他是我的大儿子陈燮阳。”
2014年9月7日，李香兰去世。
2019年7月19日，姚莉去世，她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922年7月19日。她很少接受采访，有人去养老院看她，她都坚持要给自己画好口红，这是一代歌后的尊严。她说：“我不要人家看我，有什么好看的，这么老了，我要他们听我的音乐，永远。”
至此，上海歌坛七大歌后，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白光、李香兰和吴莺音全部离开了我们，时代曲的时代终于落幕了。
感谢她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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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筱刚：《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对1949年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音乐研究2013-1-15
苏青&张爱玲
塑料姐妹花
一说到张爱玲的朋友，除了炎樱、邝文美，避不开的还有苏青。第一证据便是张爱玲写的《我看苏青》，这实际上是张爱玲为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写的序：“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有物证也有人证。苏青的妹妹苏红回忆：“这两个女作家白天不写文章，常常相约去喝咖啡，她们无话不谈，非常要好。”
但事情又有点蹊跷。因为除了商业互吹，她们并无其他的交往细节。相比之下，和炎樱的AA制下午茶，写给邝文美信里的旗袍花样，才更像是女生之间的友谊。《我看苏青》里还有一句：“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张爱玲和苏青的友谊究竟如何？是真友谊，还是传说中的“塑料姐妹花”？如果真如苏红所说“非常要好”，是什么事情导致了她们的分崩离析？
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是个不世故的人，尽管她一直假装世故。接待粉丝水晶，知道预备“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但一听水晶那番对于《海上花》的主观论断，她立刻“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显然是不赞同。同样的香水，她也送了柏克莱大学的助手陈少聪。可是她为了不跟人家交流，就“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上司陈世骧请她去家里吃饭，她选择应邀前去，去了呆呆坐在沙发上，只和陈说话，其他人一概不理。最后还是夏志清去帮她解释：“（爱玲）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在对待苏青的问题上也一样。
《我看苏青》是苏青《浣锦集》的序言，作为一篇吹捧文章，整篇都充满着别扭。明明可以说“我很喜欢她”，偏偏说：“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明明可以说“《浣锦集》写得很好”，偏偏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明明是表扬，偏偏要说：“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
要搞清楚这篇文章里的别扭，我们要先弄清楚该文的写作时间——1944年春。
1944年春天，作为作家的苏青是比作为作家的张爱玲还要红的。1943年5月开始连载的《结婚十年》印了三十六版，是出版业的奇迹。1943年10月10日，苏青创办的《天地》杂志首印三千册，五天即卖完，加印两千册，复一扫而空。作为出版人的苏青亲力亲为，不仅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还亲到报摊收款，真是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楷模。相比苏青的繁花似锦，张爱玲“小荷才露尖尖角”。1943年5月，她通过母家亲戚黄岳渊的介绍，在周瘦鹃的《紫罗兰》上发表了《第一炉香》，但周瘦鹃本人并不那么欣赏张爱玲的文字，她真正的伯乐是《杂志》，给她带来声名的《传奇》也是由《杂志》所在的上海杂志社在1944年8月出版的。1944年的小报评论说，苏青和张爱玲是“最红的两位女作家”，苏青在前，张爱玲在后。
所以，这段友谊的开始，并不是张爱玲屈就苏青，但确实是苏青上赶着结交张爱玲——为了约稿。
如果穿越回去，我一定要向苏青请教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催稿。我的前同事双红，人称“催稿婆”，她的催稿方式是天天催、日日催，用发红包的形式提醒截稿日期，时人叹服。比起苏青，双红就是小巫见大巫。跟周佛海的太太杨淑慧约稿，苏青知道她贵人多忘事，于是“再三劝说，每日催促”，终于在创刊号上约出一篇重磅《我与佛海》。跟《古今》社长朱朴的续弦梁文若约稿，苏青索性边吃边催，弄得人家不好意思，居然“在朴园午餐，餐毕草此”，简直立等可取。
杨淑慧是苏青的过房娘，所以苏青曾经带着张爱玲一起去周佛海家里，给得罪了汪精卫的胡兰成求情。杨和梁都是票友，非专业写作者，张爱玲是作家，不能强行约稿（所以请各位编辑以后也对我温柔一点），苏青就给她写信，用“我也是女人”这种“同性”同情法约稿，果然成功，这便是张爱玲在《天地》第二期发表的《封锁》。
在约稿之后，苏青和张爱玲的交往开始频繁。1945年2月27日她们曾一同出席座谈会谈妇女问题，苏青也到张爱玲家里去接受记者采访，就如同苏红说的那样，她们开始外出喝咖啡约会。潘柳黛第一次去张爱玲家，也是苏青陪着去的。
但《天地》也成为胡兰成和张爱玲“孽缘”的开始。在看过那篇《封锁》之后，他立刻给苏青写信问：“张爱玲系何人？”苏青的回复：“是女人。”这个回答非常妙。后来胡兰成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又问张爱玲，苏青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他。可以说，苏青算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媒人。
苏青何以迟疑？我初看《今生今世》时，以为苏青知道胡兰成是登徒子，看出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想把女朋友介绍给胡兰成。直到看了苏青的《续结婚十年》，我不禁感叹：我还是太幼稚了。
我承认我挺喜欢苏青的，因为她敞亮。
喜欢什么就说什么，毫不矫情，比如她说：“我爱吃，也爱睡，吃与睡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在对女人要事业还是爱情这个问题上，她也一针见血：“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甚至替捞女讲话，不怕挨骂：“要求物质是女人无可奈何的补偿，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容易变心，而且变得快，还是赶快抓住些物质，算是失望后的安慰吧。好歹我总弄到他一笔钱，这是女人被弃后的豪语。”有人说她是“犹太作家”，大约是说她小气，她也堂堂正正回复：“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
连写自传性小说《结婚十年》，苏青也坦诚得可怕，如一卷画轴，不是徐徐摊开，呼喇喇一下尽收眼底：婚礼上忍受不能上厕所、丈夫和表嫂有染、生了女儿之后公婆不让自己喂奶……她写被丈夫填鸭喂食，只为了能下奶，效果不好，丈夫就埋怨：“你自己倒是越来越胖了，真是自私的妈妈！”我一个女朋友读到此处，居然潸然泪下，直说真切。
所以她读了《倾城之恋》，可怜因为香港沦陷才终于成为范柳原太太的白流苏，因为范柳原这样的男人，嘴上说着“执子之手”，却永远不会停下浪荡的脚步。但她理解白流苏的痛苦：“我知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
写这句话的时候，她丝毫不避讳，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苏青是主动离婚的。张爱玲评价苏青，说她谋生亦谋爱。乱世之中，谋生已经足够艰难，何况还要谋爱。这样看来，苏青骨子里是理想主义的。谋生，苏青靠的是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青眼：
和仪先生：
……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著安
陈公博启
六月十九日
据说，陈公博看到苏青在《古今》“周年纪念专号”上写的《上海的市长》，非常赞赏。“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十六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这篇文章惹得平襟亚大骂苏青，他和苏青是亲戚。平襟亚认为苏青和陈公博有一腿，因为她赞美陈公博的鼻子——在那时候的直男认知里，男性的鼻子是性能力的隐喻。
我觉得平襟亚吃瓜吃得莫名其妙，写文章的时候陈公博压根还不认识苏青呢，况且陈公博的鼻子确实相当出名，当时的报纸画漫画，都突出他的鼻子，所以苏青注意到也没有什么奇怪。
不过，很多人看到陈公博的信，还是疑心陈公博有其他想法，“办办私人稿件”，意在让苏青做私人秘书——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便是做他的贴身秘书的。有人善意劝阻苏青，认为莫国康“手段毒辣”，苏青不是她的对手。莫国康北大法学院毕业，确实手段了得。抗战胜利后市面上出版的《汪精卫的艳史》，莫国康排行仅次于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居然比陈公博太太李励庄还要靠前。
最终，苏青选择了做一个专员，而不是秘书。陈公博不仅给了苏青官做，还支持苏青办杂志——这便是《天地》的由来。
《天地》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的。
——苏青《做编辑的滋味》
藏家谢其章曾经买到友人转让的《天地》，“是昆仑影业有限公司的旧藏本，借阅登记卡片上还有‘冯和仪’的名字（冯和仪即苏青），自己写的书要请别人帮忙复印，自己办的杂志要从图书室去借阅。”
《续结婚十年》里，苏青坦诚，陈公博（书中为金总理）给了自己十万块。黄恽先生考证，陈公博还给了苏青配给纸：“特别可贵的是，他给了钱，又给了纸，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这是难得的信任了。《续结婚十年》的坦诚不仅如此，苏青甚至老老实实地描述了自己的“艳史”，黄恽先生曾经在《万象》杂志专门撰文，猜出了书中各位男子的原型，我一一比对过，相当准确，在此不再赘述。
这其中便包括胡兰成。
《续结婚十年》有一节“黄昏的来客”，里面便有谈维明（胡兰成）和苏青的一夜情，原文摘抄如下：
春之夜，燠热异常。房间似乎渐狭窄了，体积不断的在缩小，逼近眼前，使人透不过气来。我闭了眼睛，幻想着美丽的梦。美丽的梦是一刹那的，才开始，便告结束。天花板徐徐往上升，房间显得荒凉起来了，燠热的空气似乎发散开去，不久便使人心冷。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的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
我骤然愤怒起来。什么话？假如我是一个花柳病患者，你便后悔也已嫌迟了。我对他说：“我恨你。我恨不得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染给你。”他笑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不要以为你朋友都是有地位的，其实愈是有地位的人愈有患此等病的可能。这是一种君子病。君子讳疾忌医，所以难以断根。”我恨恨的说道：“然则你不是君子，你该不会有什么病吧？”他凑过脸来笑对我说：“不信请你验验看。真的，我要请你验个明白才好。”
我开始讨厌他的无聊，转过脸去，再也不肯理他。他轻轻问：“你疲倦吗？”我心里暗笑男子的虚荣可怜，无论怎样在平日不苟言笑的人，在这种场所总也是爱吹牛的。从此我又悟到男人何以喜欢处女的心理了，因为处女没有性经验，可以由得他独自瞎吹。他是可怜得简直不敢有一个比较的，他们恐怕中年女人见识广，欢喜讲究技巧；其实女人的技巧有什么用？你的本领愈高强，对方的弱点愈容易因此暴露出来，结果会使得你英雄无用武之地。女人唯一的技巧是学习“一些不知道”，或动不动便娇喘细细了，使男子增加自信力，事情得以顺利进行。欢场女子往往得有“小叫天”“女叫天”等雅号，大概是矫枉过正，哼得太有劲了，所以别人如此调侃她，这种女人是可怜的；男人也可怜，假如他相信她的叫喊真是力不胜任的话。
谈维明见我良久不说话，心里也觉不安。但是他却不甘自承认，只解嘲似的诿过于对方说：“怎么啦？你竟兴趣索然的，渐渐消失青春活力了？”我听了心中不悦，也就冷笑一声，反唇相讥道：“是老了，不中用了。”他敷衍片刻，也就披衣起床。
……
“你恨我吗？”他严肃地说。
“……”
“恨我什么呢？”
“你不负责任。”
“我要负什么责任？”他忽然贴着我的脸问：“同你结婚吗？”
“谁高兴同你……”
“这样顶好。”他又严肃地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你结婚过。你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怀青。谁会向你求婚便可表明他不了解你，你千万别答应他，否则你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又何必要结婚呢？就是男人也是如此……”
“那末你又为什么同我……？”
他哈哈大笑道：“这因为我欢喜你。怀青，你也欢喜我吗？”
我骤然把脸闪开来，笑道：“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难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恋爱的女人五花八门，简直集邮一般，独独没有苏青，原来如此不堪，忍不住给苏青点一千八百个赞。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胡兰成打算去找张爱玲的时候，苏青有一些不高兴——即使是一夜情，也有女人天生的嫉妒。
胡兰成和苏青的一夜情，发生在胡兰成勾搭张爱玲之前，这还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告诉我们的。在《小团圆》里，苏青是文姬：
她（九莉）从来没妒忌过绯雯，也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拣来的。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桩事。
“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
他（邵之雍）笑了。“你呢？你有没有？”
和苏青赤裸裸的描写相比，张爱玲显然向着胡兰成，她不仅修改了两人的对话，还把“是否有性病”这个问题的首问者由胡兰成转成了苏青。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被胡兰成骗了，还有一种是她知道真相，但刻意隐瞒。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毕竟，在《小团圆》里，她给苏青起的名字是“文姬”，我一开始以为是“归汉”的“蔡文姬”，细细咀嚼回味一下醒过神来，原来是“文化之姬”，姬者，妾也。所以她拿文姬和绯雯并列，绯雯的原型是胡兰成的妾，舞女应女士。还有一种可能是讽刺苏青，因为她在战后被小报称为陈公博的“露水妃子”。
张爱玲是什么时候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呢？我们没办法知道具体时间了。胡兰成在收到苏青的《浣锦集》之后写了一篇书评《谈谈苏青》，在那里透露了一点细节：
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
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苏青“看书写字”的样子呢？只有在苏青的家里。倘若张爱玲足够敏感，也许就可以觉察出来。但那时两人正在热恋，胡兰成文中还故意提及张爱玲，这显然是暗戳戳秀恩爱。恋爱的人是盲目的，我猜张爱玲看出这段文字玄机的可能性不大。
在张爱玲前往温州，被胡兰成呵斥回到上海之后，她和苏青还有往来。1946年4月1日，上海《香海画报》发表署名“风闻”的报道《张爱玲欣赏名胜解决小便》，报道记录了苏青的谈话：
苏青提到她的同行张爱玲的小便问题。……张爱玲对苏青说：“我最不喜欢出门旅行，除非万不得已，我总不出远门的。假如出门的话，到了某一个地方，别人在那里赶着欣赏名胜，我却忙着先找可以解决小便的处所，因此别人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哪里有心去看风景呢，假若找不着地方小便……”
所以，两人友谊的结束，更大的可能是1947年2月，苏青出版了《续结婚十年》。以张爱玲和苏青的熟悉程度，她读到此书的可能性极大。此时，她虽然已经写过“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但看到这样赤裸裸的描写，她当然不可能再维持这段本来就是由业务发展起来的友谊——谁会再想见睡过前男友的女朋友啊！
但苏青显然更厚道一些，《续结婚十年》里，她写了那么多伪政府男女，唯独没有张爱玲，这是一种同情，她知道，那时候的张爱玲，顶着胡兰成“汉奸老婆”的名号，活得战战兢兢。她心里始终是有张爱玲的。
她们友谊的高光时刻，大约是1944年3月16日，《杂志》举办女作家聚谈会，会上有张爱玲、苏青和潘柳黛。当着潘柳黛的面，张爱玲和苏青的双簧唱得非常成功，苏青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说：“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杰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潘柳黛听了便很尴尬，因为在场作家里，大家都认为她们三个人是朋友。后来潘骂张爱玲炫耀自己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类似“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时，也是苏青拿着文章提醒了张爱玲，张爱玲读后“一时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流下眼泪”。
和潘柳黛有过交往的沈西城先生在《喔唷！表妹来哉！》里说，张爱玲在被潘柳黛羞辱之后，曾经回应，潘柳黛“腰既不柳，眉也不黛”——实际上，这句话的出处是苏青。苏红在回忆苏青时予以了证实，这确实更像是苏青说出来的，就像胡兰成说的那样，苏青，是有一种认真的俏皮。（她曾经对《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讲，你这么胖，哪里“瘦鸥”，明明是“胖鸭”。）另一个说法是，张爱玲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这个方像是张爱玲的回答。还是王安忆说得好，苏青“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
1982年，苏青吐血去世，去世时没有人在她的身边。也是在这一年，北大学者乐黛云辗转托人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拒绝了：“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
三年后，苏青的小女儿李崇美前往美国，行李箱里有一件特殊物品，乃是苏青的骨灰。那时的张爱玲正在为了无中生有的蚤子东逃西窜，她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但她一定不会忘了，1945年2月27日，在张爱玲家，苏青和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谈，她们谈了很多，当谈到“标准丈夫”的条件时，苏青认为要“本性忠厚”“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张爱玲则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那人应当有经验一点”。作为过来人的苏青说的是肺腑之言，这两条，胡兰成一条也没挨上。
苏青走了之后，张爱玲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忽然感慨：
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张爱玲《我看苏青》
那天是元宵节。
参考文献：
1.黄恽：《缘来如此》，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8
2.毛海莹：《苏青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
3.王慧：《苏青与张爱玲的“天地”情缘——兼谈生育问题特辑“救救孩子”》，学术交流2018-11-5
4.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2007-10
5.于亮：《1943：张爱玲与海上文学杂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
唐玉瑞
婚姻保卫战里没有赢家
1912年，国民政府外务部收到了美国驻中国公使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有些激烈，概括起来是一句话：“为什么前三年没有任何女生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
庚子赔款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本金和利息共计十亿两白银。对于这笔赔款，列强处理各不相同。1908年，美国免除了部分赔款，又将剩下的赔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建设清华大学（辛亥革命后，清华大学收归国有），一部分用来资助中国留学生。所以，从1909年开始，清华向美国输送庚款官费学生，前三年都是男生，于是才有了开头美国公使的疑问。很快，清华开始实施“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