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顾不上孩子，儿子宗光从阁楼上摔下来，结果外伤感染成了骨结核，最终成了一辈子的驼背。回到北京时，有人给韫颖的女儿曼若吃饼干，曼若竟不知道那东西可吃，哭着要吃窝窝头。她学了打字，又学救护，本来考上了护士，结果被嫌弃有孩子拖累，没有被录用。
最终，她被安排到街道，成了胡同里最和和气气的居委会大妈。丈夫关在监狱里，儿子落下了残疾，婆婆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有一次，韫颖刚下班回家，婆婆嚷嚷要吃六必居酱黄瓜，她立刻出门，从兵马司到前门外，来回一个多小时，终于买到婆婆要的六必居。
躺在那张用长凳搭出来的板床上，没有人知道韫颖在想些什么：比起监狱中潦倒而死的嫂子婉容，比起在途中被流弹打中而亡的二嬷，比起监狱里的丈夫和哥哥，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好很好了。
她会怀念那些岁月吗？在天津时，和嫂嫂婉容一起去逛“惠罗”，嫂嫂给她买的布料，教她说：“姑娘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颜色。”在东京时，哥哥溥仪寄来萨其马和炉肉，那时候她是多么想念北京啊！
她想不到的是，正是那些充满童趣的信，救了一家人。
四
1954年，当时中央文史馆的馆长章士钊，在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旧书，名字叫《满宫残照记》。“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廛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迹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这是作者秦翰才在前言里的一段话。韫颖写给哥哥的信，被收编在这本书里。章士钊很喜欢这本书，于是推荐给了毛主席。并且托载涛寻找到三格格，让她写一个自传，“呈给毛主席”。
我回家用钢笔白纸写了自传，把由小时候念书一直到解放后的事都写了。其中，还写了一段一九四六我在吉林通化县的生活。那时，由于经济困难，我的生活全靠邻居和附近的解放军接济。有时，解放军战士还给我一些细粮。我说：“不要细粮了，给我点粗粮就行了。”当时，我的二儿子（郭宗光）患骨结核，没钱治。有一个姓孙的，自称是解放军的“通讯员”，常给我送钱，有时十元，有时二十元。他还说，要带我去沈阳找我丈夫郭布罗·润麒。但他又不让我带孩子。我说，“不带孩子可不行”，没跟他去。过了些天，听街长说，那个姓孙的是国民党特务，被政府逮走了。我差一点上了他的当。章行老夸我说：“这样实实在在地写，很好。”我在自传中还提到一件事，就是从长春带出来的东西在临江时交给了当地的解放军负责同志，余下的摆摊卖过，以后又全部交给了临江县政府。临江县政府给我开了收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收条被我烧掉了。在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中，他只写我曾在通化摆摊卖东西，没讲我以后把东西全部交给临江县政府的事，特此补充订正。
——金韫颖《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前后》
韫颖写完后，章士钊一开始还帮着改了改，结果，三格格对于老章改的稿子还不怎么满意：
对他改的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比如说：“溥仪记性好，人名记得很清楚，很聪明”这样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写。我说，“我心里没那么想，不敢向毛主席说假话”，要求去掉。章行老象有点生气的样子说：“要是给别的人写东西，我就不改，你是个女同志，否则，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说：“您还是管吧。”好歹把老人家说通了，按我的意思改过来。说真的，至今我还坚持，溥仪的记性并不很好。记得三十年代我在日本时，曾给溥仪写过信，告诉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起吃，有毒。”过后他又来信告诉我：“听人说，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这说明他的记性还是不好。所以我不同意说溥仪聪明。
——金韫颖《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前后》
她的自传最终被主席看到，韫颖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四区政协委员，并得以在1956年去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十一年没有见过的丈夫润麒和哥哥溥仪。
五
乐观的润麒把自己在抚顺的改造生涯称之为“铁窗乐土”，他每天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和溥仪一起演了话剧：
老润（润麒）扮的劳埃德像极了，他的鼻子本来就大，这个议会里所有的英国公民，只有他一个人最像英国人。他的表情也很出色，恼恨、忧惧、无可奈何而又外示矜持，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
——溥仪《我的前半生》
1957年，润麒回到北京，刚开始，他在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61年除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宴请以载涛、溥仪为首的爱新觉罗家族，席间，总理问润麒干什么工作。润麒说：“钳工。”一旁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问：“你是几级工？”润麒说：“学徒工。”大家全笑了。周总理皱皱眉说：“这不合适，你应该发挥你的特长。”没过多久，润麒被调到了北京编译社。
赵珩先生曾经在1959年至1962年之间多次见过三格格和润麒夫妇，他眼中的韫颖不太说话，喜欢安静地坐在角落，“常穿件墨绿色的大襟短夹袄，黑色的绲边，人很瘦弱，但是气质端庄”。润麒则“快人快语”，“有他在场，没有不热闹的”。赵先生说，润麒曾经在《四郎探母》中饰演二国舅，真国舅的身份演假国舅，大家哄堂大笑。
“文革”开始后，韫颖家也来了红卫兵，据说都是中学生，上来就要“金银财宝”，但很快一个红卫兵问：“你们是不是周总理让保护的那四十八家里的？”韫颖老实回答：“我不知道。”在那之后，红卫兵没怎么冲击他们家。
润麒晚年最骄傲的事情，是他终于拿到了行医执照。那一年是1994年，润麒八十二岁。可惜的是，他的老伴儿韫颖没有看到这一天，她在两年前去世了。
韫颖喜欢告诉来访者，她学会了许多不会做的家务事，比如缝被，她和街坊老太太学，结果缝得比外头的人缝得还好。用蜂窝煤炉子，从点火、摆煤、封火开始学。在煤炉上做饭，在院子里水管子上洗菜，在胡同里上厕所，她彻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北京老太太——尽管在收藏家马未都眼中，她是那个对着自己手中的极品官窑正眼瞧也不瞧的厉害角色。韫颖总是担心自己的老伴儿润麒，他不仅爱骑着摩托车出去晃悠，还自学针灸拔罐，经常外出给人扎针。韫颖说：“好担心他给人扎坏了。”
当记者来到润麒家里采访老先生时，他摸着妻子的照片，说：“来生，我还娶她。”
参考文献：
1.润麒口述、李菁整理：《润麒：从末代国舅到普通公民》，文史博览2006年第8期
2.贾英华：《末代皇妹韫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
木心
把生活过成艺术，就能成为艺术家
有段时间，我住在虹口。
虹口有许多有意思的小马路，看起来是寥落的，却并不自卑。它们静悄悄的在那里，等着你去揭开那里面的故事。
我喜欢晚饭后散步，漫无目的地走。有一次不知不觉走久了，很远地，看见马路边上有两个少年。
背着包、拿着照相机的少年，路灯下，一脸肃穆的。他们大约等了很久，才看见我这么一个吃饱饭没事做的溜达闲人，停了停，终究迎上来，我躲也躲不及。
“请问，这条路是大名路吗？”
“你看路牌上不是写着？”
“那一六七号是在这边还是那边？”
大名路一六七号。
好像接头暗号，我的好奇被激发了——以为他们在找邵洵美的故居。决定带他们过去。三个人并排走在路灯下，影子一点点拉长，又缩短，又拉长，谁也不说话，一种奇怪的紧张感。
很快到了，黑黢黢的，一个很破的门洞，看不出有什么花头。楼梯出奇地陡窄，墙上布满了多家的电线和火表。
他们并不上去，只在门口逡巡。一个拍照，另一个就那么站着，仰望。昏黄的路灯打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大清他们的五官，似乎是清秀的孩子，带南京腔。那神情我却再熟悉不过了——在洛杉矶张爱玲故居前、在巴黎常玉墓前的我大抵亦如此。
“这是谁的房子吗？”
两个人异口同声，轻轻地说，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但我确信我听清楚了那两个字：
木心。
十六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木心的故乡——乌镇。
坐的是长途汽车，似乎中途还要换车——换车的地点已经不记得了。我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心里是出门惯有的惴惴。乌泱泱上来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话，想必都是乌镇人。
他们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显而易见是外乡人。然而想了想，终究没有开口问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乐得靠着窗，看这一车人。他们似乎一大半都相识的，车尾和车头的人大声招呼着，大家都习以为常地乐呵呵。
他们讲话，一大半都是叠字，与上海话极其相似，个别词格外嗲媚，但不是苏州话的绮丽，有种天然的质朴。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样？）
“哦少哦少。”（快点。快点。）
“到汽车站望活里去？”（到汽车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读了木心写的《乌镇》，开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谓之“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还不知道木心。
那时的乌镇尚未开发，文艺男女青年黄磊和刘若英的杰克苏玛丽苏经典电视剧《似水年华》要到两年之后才播出。
我去乌镇，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茅盾。
镇上的人，提起茅盾，无人不知，却都不知道沈雁冰这个名字了。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却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乌镇的大家，在东栅的一条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气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书呆子少爷，“他们只知道他是写字的”，还比不上另一个在《申报》做主笔的严独鹤，“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有乡里人贸贸然找沈雁冰写状子，结果当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传言“沈雁冰连个状也写不来”。言下之意，小说家其实是废柴。
沈雁冰的邻居孙牧心不这么想。
孙家和沈家在同一条街上，有人传言他们是远亲，其实并不是。沈家的财产襄理是孙家的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孙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书，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给他，不仅仅因为抹不开面子，这个少年虽然不善谈吐，借去的书却是有借有还，坏了的部分还补缀装订，还回来比借去的还好。
孙牧心，亦是乌镇人眼里的异类。他八岁还要丫鬟抱着出门，等到十几岁，全然不知人情世故，连东西也不会买。乡里的青年们，会传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孙牧心呆呆看着，一句也不会，心里羡慕得紧，嘴上不响。
他是如此羞涩而骄傲的少年，乃至于见了茅盾，居然开口问：“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
因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人的对话，古怪而唐突。
一个问，沈先生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乌镇话讲“兄弟兄弟”，听着难为情。
一个回答，因为不会演讲，只有说乌镇话，好像才不紧张。
这少年简直是唐突而无礼的，对茅盾最大的夸奖，不过是在夸了鲁迅的文章“浓”之后，顺便说“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临别时茅盾送书给他，问他可要“题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孙牧心已经变成了老年木心，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也觉得自己莽撞，却辩解说，不称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个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风眠——他的画作里有很多林风眠，很多年之后，陈丹青说他其实学的是范宽和达·芬奇，这当然是“弟子眼里出西施”，但据说木心听了激动得很，在马路中间停住了说：“被你看出来了啊！”
在上海美专的两年，知情人说，这该是“二十岁的木心生涯中的黄金时期。拉开民国末脚和熙的一幕：有谁见过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鹅绒西服、白手套的‘比亚兹莱’式的装扮；今日又着黄色套装作‘少年维特’状；也许明天换上白裤、白色麂皮靴的摩登到家”。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热衷远足，喜欢到霞飞路的亚洲西菜社，吃罗宋汤和小圆面包。
难怪晚年看到自己少年的照片，认出来的一瞬间，他喃喃地说：“嚯，神气得很呢……”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不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有人说，那时候的木心，不是我们认识的木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热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风轻云淡。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木心没有变过，指点江山和指点文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都显露无遗。
他是一个奇特的革命者，一边革命，一边又要“小资产阶级情调”，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因为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开除，又被通缉，不得已跑到台湾去躲了躲，然后又回来参加解放运动，在部队里，他依旧是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那一段经历，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忆里，只特意写，自己一边扭秧歌，一边吐血，血喷出来，喷在黄色的军装上头。
布尔乔亚。
后来在外高桥做了中文老师，几乎是隐姓埋名的。
国庆节下午
天气晴正
上午游行过了
黄浦江对岸
小镇中学教师
二十四岁，什么也不是
看样子是定局了
巴黎的盘子洗不成了
奋斗、受苦，我也怕
——木心《小镇上的艺术家》
老家的母亲来上海投奔他，家业早已散落了，交出了孙家花园，企图当个普通群众。然而到底不像，来的时候还穿着黑丝网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绘画成了工作，文学当作兴趣。他和朋友们聊到深夜，母亲表示了不满，他把门上涂了桐油，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响声：
摸着门铰链涂了点油 夜寂寂 母亲睡在隔壁
——木心《俳句》
他想做介子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运来了。
1956年，木心被关进了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划偷渡。据说，是得罪了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来抓他的时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终甚至“像冉·阿让那样拒捕跳海（高桥嘛！）遂被捞起投入监狱”，这是他第一次的牢狱之灾，调查许久，查无实据。出狱前，狱卒忽然来告诉他：
“你妈妈死了。”
木心后来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才告诉呢。”
出狱后，木心被收编，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毛主席立体照片。画家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们曾经一起聊天，谈到广告，对于五颜六色的广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穷相！西班牙的广告一律黑色，贵族气派。”
夏葆元说，那年代，哪有广告？更不用说西班牙广告。
“文革”一起，他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言获罪。据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木心愤而嚷嚷：“他也配对海涅乱叫。”
关起来的地方是“防空洞”，大约近似地牢。木心说，有时候会听到人们说：“落雨了。”又有人说：“买小菜啊！”他有时候会想：“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又有时候，听着这声音，“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
监狱里的犯人每月允许洗一次热水澡，木心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这一种舒服如同死一般的舒服。”还有一次，看守允许他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熙的阳光下翻起丝绵棉袄来。
明明是在坐牢，是随时会枪毙的罪名，他倒这样享受，这享受和死亡沾了边。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弃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
有一天夜里，因为太瘦，他从栏杆里钻出去了。然而想了想，他居然又重爬回囚禁他的牢笼。
另一位“美术模型厂的同事”曾回忆说，1973年某日，他误入“防空洞”，木心拉着他说，肚子里油水一点没有，你帮我出去买一客“小白蹄”带进来，喏！三角五分拿去。
这一切“享受”，都与死亡沾边，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
他说要写交代，拿到了笔和纸，其实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散文诗歌乐谱，密密麻麻的，如同天书。到墨水快要用完时，他就加点水，然后故意碰翻，狱卒拿来新的，对他说，别滑头，好好交代。
密密麻麻的，写了六十五万字。
“文革”结束之后，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和《美化生活》杂志编辑部上班。他总是“戴着鸭舌帽、穿着黑风衣”，大家背后往往称他“老克勒”。“也有人对木心开玩笑说，他应该戴电视剧《上海滩》主人公戴的那种礼帽才更有派头。”木心听了笑得很开心。
很多文章说他是“首席设计师”，其实也不是。他和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据说有一次，正在讨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问题，杂志编辑部开了一个研讨会，同事方阳在发言时开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么设计出来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设计出来的吧！”会议结束以后，木心笑着对方阳说：“小方，你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因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时常弄出一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他对同事们说，我是一个远行客。
他始终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张转印小画给朋友们品评。可是谁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他大为失落，当夜，独坐在小酒馆，喝着惆怅的酒。
不过，后来去美国签证处，他也带着这些画，签证官看了，对他肃然起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国。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同事们说，这个人，将来肯定要衣锦还乡的，带着美丽的太太。前一半说对了，不过，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刚到美国的木心和所有艺术家一样，捉襟见肘地生活着，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豪华住处，然而需要每个月作画送他，还要为他捉笔写文，木心当然不肯。
他住到“琼美卡”，听这个名字，还以为多么文艺，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纽约时原打算去探访，结果朋友们说，那里多是非洲人和拉美人，独身女子还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沦下去，变成一个去美国讨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监狱里，他把自己的烂鞋鞋头用手捏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他自己做衬衫，自己做鞋子，把灯芯绒直筒裤缝成马裤，为了搭配马靴。他唯一的慌乱，是在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劲擦，“因为是麂皮的，很难处理。”
诗稿的旁边，也写菜单，从蟹粉小笼到火烧冰淇淋，从金腿雪笋猫耳朵到瑞士新货雀巢牌掼奶油，从采芝斋鲜肉梅菜开锅眉毛饺到沙利文当天出炉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个美食家，会把鸡蛋吃出十二种花样。赚了一点小钱，要去买生煎包子吃吃，像在监狱里想念“小白蹄”。
他说：“把生活过成艺术，就能成为艺术家。”
他做到了。
但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成为艺术家。
他自己说过，文学是自己的儿子，绘画是自己的女儿。他说，儿子是穷的，然而还是儿子好。所以拿女儿的嫁妆来补贴儿子。
在卖了自己的画之后，他开始写自己的文字。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文字写作者。陈丹青后来说，木心有段时间迟迟犹豫，不肯回乌镇，是因为惦念大陆的出版，惦念他是否有读者。“他永远在犹豫。很真实的原因，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很简单：他在等大陆出版他的书，出来后，回响会怎样。他也不肯多写‘文革’时的经历，他说，我不喜欢写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为了那些苦难，而不是因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还在于文学。
一如少年时，他在茅盾的家里和茅盾的那场较量，他骨子里有个榜样，那是鲁迅。
他想做文学导师。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学课开始了。他穿着浅色西装，开始讲，每次四小时，每两周上一次。来听课的都是艺术家，每节课二三十块钱，大概也有补助老先生的意思。这一讲，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对陈丹青们愕然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陈丹青们，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我们，和过去，断绝了来往。文学、诗歌、音乐、艺术，我们都一窍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他代表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里，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游冶，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我们看那个时代，原本是影影绰绰的，看也看不清，而现在，忽然蓦然来了一个木心，所有人都惊艳了。
这惊艳，一半为木心，一半为我们失去了的传统。
就像木心自己说的：
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木心《文学回忆录》
木心在晚年回到了乌镇。
那个他曾经有些失落的故乡，在他归来时，对他隆重而热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里，有全部由纽约打包来的十九世纪古典风格家具。与木心相伴的是两位八〇后潮男管家、一位清洁阿姨，一位中年厨师、一位保安，还有两条有好听英文名的狗——“一只叫玛利亚，一只叫莎莎。玛利亚比较聪明，莎莎就笨一点。”
他喝西湖龙井、写字、画画，阳光好时偶尔出门散步，有时也抱怨厨师烧饭太咸。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经想要来乌镇看看他，木心说：“你们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宁愿寂寞：“其实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来没有去过乌镇的木心纪念馆。对于乌镇，我还保留着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记得小饭馆里的红烧羊肉，也记得黑鱼汤里的厚厚胡椒粉，更记得乌镇人的那种矜持的热情——餐馆的老板请我吃定胜糕，眉梢是藏不住的喜不自胜，原来是儿子考上了大学：“是北大。”声音几乎是颤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涩，对于父亲的骄傲，他逃也似的躲进房间，饭馆的客人们向他恭喜，脸红到脖子。
我注意的，却是他手上那本书，乃是一本《世说新语》。
忽然想起陈丹青和阿城聊天，说这样子再过若干年，我们下面，还有谁呢？阿城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年轻人咕嘟咕嘟冒出来，不要小看年轻人。
去过乌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乌镇有茅盾，有木心，还有乌镇戏剧节。我想，倘若木心在世，一定无比欣慰，他所渴望的文艺复兴，在他的家乡，成为了现实。
忽然想要再去乌镇看一看。
参考文献：
1.夏葆元：《关于木心》，南方周末2012-1-7
2.李平：《“我是一个远行客”》，文汇2016-8-29
林语堂
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人到中年，疲惫是常态：工作、孩子、家庭，三座大山无论哪一座，都足够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过往的人生偶像似乎都不管用了，细细一看，他们在我们这个年纪也难以幸免地一地鸡毛。张爱玲在我这个年纪为了绿卡嫁美国人然后被联邦调查局核查老公欠款案，苦透。林徽因在我这个年纪天天盘算全家生计，“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苦透。周树人在我这个年纪和兄弟们一起奋力凑钱争取全款北京西城学区房。他绝对想不到，过不了几年，房贷没还完，他就要被冤枉看弟媳妇洗澡被赶出家门，苦透。至于萧红……哦，她压根就没活到我这个年纪。
到了这时候，能救赎我的，似乎只有林语堂。
林语堂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东方。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举办过一场语堂旧藏书画展览，为展览出的书叫Straddling East and West：Lin Yutang, A Modern Literatus（《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一位现代的文人》），导言这样评价林语堂：“中英文写作都好到一个地步，能让沉淀于一种语言中的奥妙与灵光，超脱翻译，化身为另外一种语言，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一人。”《纽约时报》的评语是：“集作家、学者、教育家、人文主义者于一身的林语堂博士，为世界上中英这两个最大的语言团体，说中文和说英文的人们的沟通，打造的一座里程碑。”他曾经是派克笔的全球代言人，在中国嘉德香港2021春拍的“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专题中，我们得以看到林语堂当年的代言广告。
在华语世界里，林语堂最多被提起的是“幽默大师”这个称号。实际上，他的幽默是淡淡的，那些包袱到今天来讲都响不了，比起老舍差了很多。对于别人赞美他为“幽默大师”，老林也谦虚地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究其根源，其实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humor”定义成“幽默”的人。
1970年，唐德刚到台湾去吃林语堂的饭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他问侍应生：“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结果侍应生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大陆对于林语堂的认知也不算广泛。我读书时有一大快乐，从语文课本鲁迅文章的批注里寻找老鲁骂人线索，基本得出一个规律：老鲁骂的人，多半都很有趣，写的文章也不错，比如沈从文，比如梁实秋，比如林语堂。
林语堂敢硬杠老鲁，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和老鲁对骂过“畜生”的人。但是老鲁公开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对林语堂，林语堂就不回应，公开辱骂，对于林语堂来说不够体面。梁实秋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但是老鲁的绰号“白象”，也是林语堂取的。要知道老鲁可是起绰号的圣手，他对这个绰号颇为满意，所以许广平管老鲁叫“小白象”，老鲁后来管儿子叫“小红象”。
老鲁去世之后，梁实秋阴阳怪气在《雅舍小品·病》里讽刺：“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我看了有些反感，反过来看看林语堂，写一篇《鲁迅之死》，字字句句完全深知老鲁，可以说是老鲁知己：“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我有个朋友说，面对世界，老鲁给出的药方是：“战斗吧！破釜沉舟打赢最后一战！”胡适说：“看能把房子修修补补凑合过呗！”而老林则说：“嗨，吃好喝好。”
林语堂绝对是庄子的学徒。
所以他认为，不要为了有用而读书：“人如读书即会有风韵，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唯一目标。唯有抱着这个目标去读书，方可称为知道读书之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使心智进步而读书，因为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我必须读艾略特博士（Dr. 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
所以他认为，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生活，“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你这就叫懂得了如何生活。
林语堂看待世界是举重若轻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悲伤。
嘉德春拍“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的书信里，藏着他巨大的伤痛。1971年1月19日中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宴请林语堂，忽然有人急匆匆跑来报告，工人去打扫林语堂长女林如斯的房间时，发现她吊在窗帘杆上，桌上的一杯茶水尚留余温。次女林太乙回忆，当她们一家从香港赶到台北父母家中时，“父亲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母亲扑在妹妹身上也大哭起来。顿时我觉得，我们和父母对调了位置，在此以前是他们扶持我们，现在我们要扶持他们了。”林如斯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而长期受抑郁症困扰，最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间，留下的遗书是写给父母的：“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林太太廖翠凤从此精神崩溃，整日喃喃自语。对人讲话只说厦门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林太乙也曾经问父亲：“人生什么意思？”据说，林语堂沉默良久，而后缓缓回答：“活着要快乐，要快乐地活下去。”
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调整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快乐的生活。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所以他平静地处理着女儿的遗物，为女儿编辑遗作并且发表悼念诗。只在写给“国府外交部”自述赴港原因上，林语堂忽然失去了平静，那些句子涂了改，改了划去，长女如斯后面，他始终不忍写出“弃世”二字，直到最后，“丧期”两字，凄凉恳切，令观者动容。庄子在妻子死了之后击盆而歌，林语堂在给甥媳妇陈守荆的信里，故作乐观地筹划着带太太去散心的欧洲之旅，说“只去风景优美之处”。忽然想起《金瓶梅》里，西门庆在李瓶儿去世之后对戏班说，不管演什么戏，“只要热闹”。
但即便如此，他仍旧用一颗真心，温暖着他的读者。1974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八十自叙》，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这里面充满真诚。他磊落地说：“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儿，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以前提过，大约指的是他的英文小说Juniper Loa（《赖柏英》）。赖柏英是他的青梅竹马，他邀请她和自己一起走出家乡，外出读书，她却拒绝了。他未知她的生死，仍旧挂念：“柏英不知尚在否，当已七十九，想将来或借苏珍珠转问。”
赖柏英是真名，不过，不知是他年岁已久，还是刻意为之，他真正的恋人其实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陈煜斓在《李代桃僵话柏英识——林语堂初恋情人考》里查证到，赖柏英比林语堂小十八岁，林语堂去圣约翰读书时，赖柏英尚未出生。同时，根据《八十自叙》里所说，赖柏英“嫁给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而赖柏英的丈夫叫蔡文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并不是商人。反而赖柏英的大姐嫁的是开典当行的人，名叫林英杰。据说，林英杰后来性情暴躁，经常家暴，赖桂英时常对自己的养女说：“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也不会现在这么凄惨。”
林语堂在被赖桂英拒绝之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爱上了同学的妹妹陈锦端。这一次，郎才女貌，可惜，反对的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他嫌弃林语堂出身穷牧师的家庭，但陈爸爸的拆散招数非常不同凡响，他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林语堂的两段恋情，或因女方不愿离开家乡，或因女方亲属嫌贫爱富而宣告失败，最终，他选择了那个不嫌弃他的姑娘。结婚之后，他把婚书付之一炬：
我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诚然！诚然！
——林语堂《八十自叙》
这是一个承诺，林语堂遵守了一辈子。他无比珍惜这场婚姻。我曾经在阳明山参观过林语堂故居，发现屋子里柚木椅子的靠背上，都刻有一个小篆的“凤”字——这是廖翠凤的名字。他把太太的名字做成家徽，并且告诉大家：“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她也时刻包容他，包容他的童心不改，包容他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停滞写作，她包容他一再讲起他的爱人陈锦端，她甚至会主动讲起陈锦端的故事——这种坦诚，证明了廖翠凤的自信。
世上没有不吵过架的夫妇。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请你们先别结婚，长几年见识再来不迟。你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兴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假定你们不吵架，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你们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哪有习惯、口味、性欲、嗜好、志趣若合符节的两个人。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曾经问：“你的婚姻怎么样？没问题吗？”林语堂笃定地答：“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
当我们对人生充满倦怠的时候，读林语堂的时刻到了。林语堂告诉你，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既然是一场戏，不妨潇洒一点，悠闲一点，舒服一点。林语堂说，衣服不妨穿得宽松一点，读书不要想着有什么用，交朋友不要那么有目的性，时常听听鸟鸣看看花朵，而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
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一切满不在乎，而是我们对于人生，用不在乎的态度在乎地生活。要快乐，但这快乐，并不一定代表着财富，代表着爱情，代表着鸡娃。一切都来自你的内心，这答案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已经告诉你了：
人本过客来无处，休说故里在何方。
随遇而安无不可，人间到处有花香。
参考文献：
1.林太乙：《林语堂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2.陈煜斓：《李代桃僵话柏英识》，文艺报2018-2-28
郑天挺
西南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
1937年7月27日，日本占领北平，次日天津沦陷，战争如同旋风，忽然扑面而来。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师们，因为他们不愿和日本人合作，失节为稻粱谋，这样的事是知识分子们最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首先瞄准的找茬单位也是大学。八月，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抓住一个男人，问他：“宣传品是谁的？”这个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8月8日，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表姐夫跑来，说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学校，把他藏在自己的医院里。可是第二天，趁着小护士没发现，他仍旧去了学校，理由是“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
他便是郑天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以一己之力独撑局面，保护校产和教授安全，沉着应对日本人和汉奸的诘难。
而当时，他刚刚失去妻子半年。
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读过私塾，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结婚时，郑天挺还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们有五个孩子，家庭和睦，相亲相爱。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当时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节，直到初五，家人才将其送到医院。听说要动手术，她陪母亲说了会儿家常话，当时感觉母亲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在女儿眼里，母亲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郑天挺的日记里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并不突然。1936年年终，有人送腊梅给他，“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下红之症，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凤姐也得过，是典型的妇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四点钟，本来要在医院陪院的姐姐郑雯提前回了家。郑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郑天挺回到家里，神情沮丧，一夜无言。周稚眉动了手术，但没有下手术台就去世了，这一年，她四十岁。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
郑晏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郑天挺日记里的记载，周稚眉死于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
不管什么原因，这都属于医疗事故。蒋梦麟、罗常培等都主张郑天挺和德国医院打官司，最终，郑天挺放弃了：“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
1937年8月，独立支撑北大的郑天挺在外人看来，显得格外镇定而冷静，他和胡适通信，为了避免搜查，用暗语。他告诉蒋梦麟对于校产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计划。十月，在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后，郑天挺申请了一笔一万元的汇款，分送给北大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则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女儿郑晏知道，他每日回来，除了工作，便是念经。没有人能真正体味这个鳏夫的痛苦。
1937年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郑天挺拒绝了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的邀请，决心南下。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告别，也没有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去向，在车站，他对女儿郑晏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一百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他把家托付给了弟弟郑庆钰，叮嘱弟弟，无论多难，孩子们都要上学。
在日记[1]里，郑天挺对于五个孩子充满歉疚，他一遍遍写着：“苦矣吾儿。”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一路坎坷奔波，郑天挺和教授们辗转来到昆明。因为时任联大总务长、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的沈履辞职，大家推选郑天挺为西南联大总务长。
1940年1月16日，梅贻琦给郑天挺写信：“联大总务实非兄莫属。”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在日记里，他早早就决定：“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