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之流泪的地方，如今依然为之流泪。
过去的年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但老人们则叹息：嗐，又老了一岁。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1949年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作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儿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儿甜头，在上天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贴到炕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制，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经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家里的堂屋墙上，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呼啦呼啦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棉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刽子手。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现在想起来，那硬币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
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有的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我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说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的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的饺子都担不上。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1999年）
我和羊
羊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绵羊。
二十年前，有两只绵羊是我亲密的朋友，它们的模样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我是什么模样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拍照片的事是很罕见的；六七岁的男孩，也少有照着镜子看自己模样的。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死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去探家，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个好苗子，可惜正长身体时饿坏了坯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我不愿意看着母亲难过，就扭转话题，说起那两只绵羊。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我躲在门后，好奇地看着他，听他用生疏的外地口音和爷爷说话。他从怀里摸出了两个茅草饼给我吃。饼是甜的，吃到口里沙沙响。那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爷爷让我称那老头为二爷。后来我知道二爷是爷爷的拜把子兄弟，是在淮海战役时送军粮的路上结拜的，也算是患难之交。二爷问我：“小三，愿意放羊不？”我说：“愿意！”二爷说：“那好，等下个集我就给你把羊送来。”
二爷走了，我就天天盼集，还缠着爷爷用麻皮拧了一条鞭子。终于把集盼到了。二爷果然送来了两只小羊羔，是用草筐背来的。它们的颜色像雪一样，身上的毛打着卷儿。眼睛碧蓝，像透明的玻璃珠子。小鼻头粉嘟嘟的。刚送来时，它们不停地叫唤，好像两个孤儿。听着它们的叫声，我的鼻子很酸，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二爷说，这两只小羊羔才生出来两个月，本来还在吃奶，但它们的妈不幸死了。不过好歹现在已是春天，嫩草儿已经长起来了，只要精心喂养，它们死不了。
当时正是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货币贬值，市场上什么都贵，羊更贵。虽说爷爷和二爷是生死朋友，但还是拿出钱给他。二爷气得山羊胡子一撅一撅的，说：“大哥，你瞧不起我！这羊，是我送给小三耍的。”爷爷说：“二弟，这不是羊钱，是大哥帮你几个路费。”二爷的老伴儿刚刚病死，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折腾了家产，想到东北去投奔女儿。他哆嗦着接过钱，眼里含着泪说：“大哥，咱弟兄们就这么着了……”
小羊一雄一雌，读中学的大姐给它们起了名字，雄的叫“谢廖沙”，雌的叫“瓦丽娅”。那时候中苏友好，学校里开俄语课，大姐是他们班里的俄语课代表。
我们村坐落在三县交界处。出村东行二里，就是一片辽阔的大草甸子。春天一到，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开着繁多的花朵，好像一块儿大地毯。在这里，我和羊找到了乐园。它们忘掉了愁苦，吃饱了嫩草，就在草地上追逐跳跃。我也高兴地在草地上打滚儿。不时有在草地上结巢的云雀被我们惊起，箭一般射到天上去。
谢廖沙和瓦丽娅渐渐大了，并且很肥。我却还是那样矮，还是那样瘦。家里人都省饭给我吃，可我总感到吃不饱。每当我看到羊儿的嘴巴灵巧而敏捷地采吃嫩草时，总是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有时候，我也学着羊儿，啃一些草儿吃。但我毕竟不是羊，那些看起来鲜嫩的绿草，苦涩难以下咽。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谢廖沙的头上露出了两点粉红色的东西，不觉万分惊异，急忙回家请教爷爷。爷爷说羊儿要长角了。我对谢廖沙的长角很反感，因为它一长角就变得很丑。
春去秋来，谢廖沙已经十分雄伟，四肢矫健有力，头上的角已很粗壮，盘旋着向两侧伸去。它已失去了俊美的少年形象，走起路来昂着头，一副骄傲自大的样子。我每每将它的脑袋往下按，想让它谦虚一点儿。这使它很不满，头一摆，就把我甩出去了。瓦丽娅也长大了。它很丰满，很斯文，像个大闺女。它也生了角，但很小。
我的两只羊在村子里有了名气。每当我在草地上放它们时，就有一些男孩子围上来，远远地观看谢廖沙头上的角，并且还打赌：谁要敢摸摸谢廖沙的角，大家就帮他剜一筐野菜。有个叫大壮的逞英雄，蹑手蹑脚地靠上去，还没等他动手，就被谢廖沙顶翻了。我当然不怕谢廖沙。只要我不按它的脑袋，它对我就很友好。我可以骑在它背上，让它驮着我走好远。
有好事者劝爷爷把羊卖了，说每只能卖三百元。听到这消息，我怕极了，也恨极了。天黑了，不回家，想和羊在草地上露宿。爷爷找到我们，说：“放心吧，孩子，我们不卖。你好不容易将它们养大，我们怎么舍得卖？”
在草地上放牧着的还有国有农场一群羊。其中一只头羊，听说是从新疆那边弄来的。那家伙已经有六七岁了，个头比谢廖沙还要大一点儿。那家伙满身长毛脏成了黄褐色，两只青色的角像铁鞭一样在头上弯曲着。那家伙喜欢斜着眼睛看人，样子十分可怕。我对这群羊向来是避而远之。不想有一天，我的两只羊却违背我的意愿，硬是主动地和那群羊靠拢了。那个牧羊人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穿着一身邋遢的蓝布学生装，鼻梁上架着“二饼”，一张小瘦脸白惨惨的，像盐碱地似的。这人很热情地对我说：“小孩，你这两只羊放得不错！”我骄傲地扬起头。他又说：“可惜品种不好，如果你这只母羊能用我们这只新疆种羊交配，生出的小羊保证好。”说着，他指了指那只丑陋的老公羊。我急忙想把我的羊赶走，但是已经晚了。那只老公羊看见了瓦丽娅，颠颠地凑了上来。它肮脏的鼻子在瓦丽娅身后嗅着，嗅一嗅就屏住鼻孔，龇牙咧唇，向着天，做出一副很流氓的样子来。瓦丽娅夹着尾巴躲避它，但那家伙跟在后边穷追不舍。我挥起鞭子愤怒地抽打着它，但是它毫不在乎。这时，谢廖沙勇敢地冲上去了。老公羊是角斗的老手，它原地站住，用轻蔑的目光斜视着谢廖沙，活像一个老流氓。第一个回合，老公羊以虚避实，将谢廖沙闪倒在地。但谢廖沙并不畏缩。它迅速地跳起来，又英猛地冲上去。它的眼睛射出红光，鼻孔张大，咻咻地喷着气，好像一匹我想象中的狼。老公羊不敢轻敌，晃动着铁角迎上来，一声巨响，四只角撞到一起，仿佛有火星子溅出来。接下来它们展开了恶斗，只听到乒乒乓乓地乱响，一大片草地被它们的蹄子践踏得一塌糊涂。最后，两只羊都势衰力竭，口里嚼着白沫，毛儿都汗湿了。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四只羊角交叉在一起。谢廖沙进三步，老公羊退三步；老公羊进三步，谢廖沙退三步。我急得放声大哭。大骂老公羊，老公羊不理睬。大骂牧羊人，牧羊人也不理睬。牧羊人根本就没听到我的叫骂，他低着头，只顾在一个夹板上画着什么。这个坏蛋。我冲上去，用鞭杆子戳着老公羊的屁股。牧羊人上来拉开我，说：“小兄弟，求求你，让我把这幅斗羊图画完吧……”我看到，他那夹板的一张白纸上，活生生地有谢廖沙和老公羊相持的画面，只是老公羊的后腿还没画好。我这才知道，世上的活物竟然可以搬到纸上。想不到这个窝窝囊囊的牧羊人竟然有这样大的本事。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了敬意。
牧羊人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大草甸子里相会。他使我知道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也让他知道了我们村子里的许多秘密。他把那幅斗羊图送给了我，并在上边署上了龙飞凤舞的名字。我如获至宝，双手捧回家，家里人都称奇。我用一块熟地瓜把斗羊图贴在了墙上。
姐姐星期天回来背口粮，看到了墙上的斗羊图，说画这画的是省里挺有名的画家，可惜被打成了右派。当天下午，我就介绍姐姐和牧羊人认识了。
后来，老公羊和谢廖沙又斗了几次，仍然不分胜负，莫名其妙地它们就和解了。
第二年，瓦丽娅生了两只小羊，毛儿细长，大尾巴拖到地面，果然不同寻常。这时，羊已经不值钱了，四只羊也值不了一百块。我知道爷爷有点儿后悔，但他嘴里没说。
弹指就是二十年，爷爷已经九十岁。我当兵也有了些年头。去年我回去探亲，爷爷说：“那张羊皮，已经被虫子咬烂了……你二爷，大概早就没了吧……”
爷爷说的那张羊皮，是谢廖沙的皮。当年，它与老公羊角斗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动不动就顶人。顶不到人时，它就顶墙，羊圈的墙上被它顶出了一个大洞。有一次，爷爷去给它饮水，这家伙，竟然六亲不认，把爷爷的头顶破了。爷爷说：“这东西，不能留了。”有一天，趁着我不在家，爷爷就让四叔把它杀了。我回家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谢廖沙，已经变成了肉，在汤锅里翻滚。我们家族里的十几个孩子，围在锅边，等着吃它的肉。我的眼里流出了泪。母亲将一碗羊杂递给我时，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还是狼吞虎咽吃了下去。
瓦丽娅和它的两个孩子，也被爷爷赶到集上去卖了。
后来，姐姐跟着牧羊人走了。那张斗羊图是被姐姐揭走了呢，还是被母亲引了火，我已经记不清了。
（1981年9月）
偷鹅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村里的人开始养鹅。我们那儿原本是没有养鹅的习惯的，这事的起因得从“小头婶”那儿说起。“小头婶”是铁匠老蔡从微山湖那边带回来的女人，老蔡叔说那地方养鹅养鸭的特别多，工业产品有竹编壳的“微山湖”牌暖壶。暖壶的商品名应该叫保温瓶。当时保温瓶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知道了生产这个牌子保温瓶的厂家在滕县，现在那地方叫滕州了。退回去三十多年，当时的地方干部觉得把县改成市或州是一件很时髦很进步的事，一个地方如果还叫县，就仿佛这地方土气似的。其实改县为市是有成本的。单就那些党政机关、医院、学校、企业的牌子与公章的更换与制作，就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其实，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还是那些人，改不改都一样。现在，我看到那些还叫县的地方，反而感到特别地亲切。“县”字，似乎透露着一种古典之美，当然，这古典之美里也包含着残酷与无情，朋友们查字典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当然，有的朋友不用查字典也知道我的意思。
现在，跨县、跨省，甚至跨国婚姻都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婚姻的范围很小，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大都牵瓜连蔓地成了亲戚。我曾斗胆说过几句很可能引起争议的话。我说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思想的活跃，还带来了人的质量的提高。这话当然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批判，所以也就姑妄言之吧。
铁匠老蔡大叔从遥远的微山湖地区带回一个拖着“油瓶”的女人，这件事在我的村子里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那“油瓶”是个男孩，岁数与我差不多大。我应该是村子里第一个与他说话的孩子，因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解放”。这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事了。老蔡出身好，又有打铁的技术，他的影响力超出我的想象，连公社里的很多干部都与他有交往，所以他与那个女人的结婚手续以及迁移户口等在我们看来相当复杂的事好像也没费什么劲儿就办妥了。
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来自遥远地方的女人其实是个美女，但在当时村人们的审美观念里，她的长腿细腰、长脖子小头，看上去相当不顺眼，因此大家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小头婶”。
那年麦收前，“小头婶”从她的家乡带来了一个赊小鹅的男人，说是她姨家表哥。那男人膀大腰圆，红脸膛儿，直鼻子，嘴里一口看上去很结实的浅黄色的牙。我们这里每年都会来赊小鸡的，但赊小鹅的还是第一次来。那人在村中央粗大的国槐树下支起了摊子，两大扁笼毛茸茸的浅黄色的小鹅在笼子里拥挤着，沙哑着嗓子鸣叫着。村里的小孩子都围在树上看热闹，“小头婶”撇着西县腔替她表哥招揽着顾客。村里人没有养鹅经验，都犹豫着不敢赊。蒋家那位面部有几个浅白麻子的大娘问“小头婶”：“他婶子哎，你光张罗着让俺们赊，可俺用什么喂它们呢？”“小头婶”说：“小的时候搅和点儿玉米面喂喂就行，过几天赶到大湾里，吃鱼吃虾吃青草，什么也不用喂了。”那男子也用浓重的西县腔附会着，说这玩意儿其实根本不用喂，赶到湾边去，自己就长大了。“小头婶”率先垂范，自己赊了六只。赊小鸡的不帮人分辨公母，但赊小鹅的将公的和母的分笼放着，要赊就赊一对，如果只想赊母的不赊公的，那是绝对不行的。赊鹅人的解释是，一公一母才能长大，单赊母的是养不活的。
那年村子里有半数人家赊了小鹅，大多是赊一对，有十几户赊了两对的，“小头婶”家赊的最多，三对。凡动物，大都是小时好看，大时也好看，最难看就是半大不小时。鸡鸭鹅狗都是这样。鹅半大不小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村子西头那个长约二里、宽约半里的大湾子积了很多水，像个小湖泊似的。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湾里去洗澡，说是洗澡，其实是打闹戏水。我们村临河靠湾，村里的孩子水性都不错。但我们的水性与“小头婶”的“油瓶”儿子解放比起来，那简直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他在大湾里展示了多种泳姿，惊得我们目瞪口呆。我问他，微山湖比我们这个大湾大多少。他皱皱鼻子，不回答我。后来我看了电影《铁道游击队》，才知道我的问题是多么可笑。
村子里那些已经长得半大不小的鹅，一天到晚泡在湾里，湾边有湿地，湿地里有野草和蛤蜊、泥鳅之类的，鹅就吃这些东西，确实不需要喂了。有的人家的鹅，黄昏时还知道回家去过夜，有的干脆不回家了，夜里就趴在草丛中或浮在湾面上。就像“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一样，每只鹅也都有自己的样貌，每家的妇女与孩子都认识自家的鹅，鹅也都认识自己的主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只外号叫“歪把子机枪”的公鹅。这只鹅是“小头婶”家六只鹅中的一只。这只鹅小时候脖子被黄鼠狼咬伤而留下残疾，它的脖子基部歪向一侧，头颈平行着前伸而不是上扬，所以这只鹅的姿态仿佛随时都要发起进攻似的，它的样子的确像日本生产的歪把子机枪。这只残疾鹅性格暴烈，进攻性很强，在全村的数十只公鹅中它是最好斗且每斗必胜的，因为它的残疾造成了它进攻的诡异角度，令那些健康的鹅防不胜防。
天气渐凉了，鹅也渐渐长成了。冬至那天，“小头婶”引领着她那位赊小鹅的表哥按照当初记下的名单，串着胡同收鹅钱。即便那些没把鹅养成的人家，嘴里发着牢骚，抱怨着“小头婶”，但也把钱还了。
农历十一月，有的鹅开始下蛋。有的人家要办宴席，就把公鹅杀了招待客人。因为母鹅要下蛋，所以每天傍晚养鹅人家的女主人或是孩子，就会到湾边把自家的鹅找回家，但也有一些公鹅不愿回家，就停泊在湾子中央的蒲草与芦苇丛中，任凭主人呼唤就是不上来。
转眼进入腊月，天寒地冻，湾子里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尽管白天还是要到田野里去干一些平整土地、开挖沟渠之类的活儿，但毕竟夜长昼短，又加上冰天雪地，所以一天也干不了几个小时的活儿。大家都不累，晚饭后就聚在六叔家打扑克。六叔是队里的会计，可以晚上记账为由报销两斤灯油。解放有一副小丑扑克，所以他也每晚必来。算起来他来我们村也将近十年了，说起话来还有点儿西县口音。他跟老蔡姓，名字就叫蔡解放。
打到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大家都知道九点了，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结束了，该是回家睡觉的时候了。这时，一个人推门进来了。他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外号叫“曹操”，他的真名我就不写了。曹操，在民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尽管很多大人物写文章为他平反，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大家提起曹操，就会想到“奸诈狡猾”“诡计多端”这些贬义词。后来为了称呼简便，村里人便把这个本不姓曹、外号“曹操”的人简称为“老曹”了。老曹进门后就摘下帽子，抽打着身上的雪，我们这才知道下雪了，看他肩头上积雪的厚度，知道雪下得很大。
小个子方七对老曹说：“你怎么才来，我们要散了。”老曹说：“别散啊，好戏还没开场呢。”说着，他就从腰里摸出了一个翠绿的酒瓶子，说，“今天下午跟着老郭去胶河农场喝酒，场部炊事员老王悄悄地递给我的，景芝白干。”他举起酒瓶，使劲摇晃了几下，然后将酒瓶子放在灯光下，让我们看瓶中那些纷扬的泡沫，而浓烈的酒香，也从瓶盖的缝隙里钻出来。大家都贪婪地抽着鼻子，努力地嗅着酒香。“可惜没有肴！”老曹说。六叔说：“炒两个蛋行吗？”老曹道：“太行了，两个鹅蛋，加上半棵大白菜。”在炕角睡得迷迷糊糊的六婶说：“哪里有鹅蛋？是你下的？”鹅蛋个儿大，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斤重。方七道：“算了，明天再聚吧。老曹你先把酒放在这儿，明天晚上大家带着鹅蛋来，最少一个，多了不限，没有鹅蛋，鸡蛋也行，肉也行，鱼也行。”“别算了呀，明天还有明天的局呢。这样吧，”老曹眼睛里闪烁着狡猾的光芒说，“小昌、解放，你们俩到大湾里抓两只鹅来，杀了煮煮吃。”方七道：“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老曹道：“漫漫的长夜，你急什么？”我看看解放，解放看看我，心中都在犹豫。老曹道：“怕什么？半夜三更的，没人知道。”解放道：“只怕会留下脚印。”方七道：“正下着大雪呢，留什么脚印。”我说：“大家必须保证，谁也不说出去。”老曹道：“如果你们真能抓回鹅，大家吃了，谁会说？年轻人，干事果敢点儿，别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和解放交流了一下眼神，便一起往外走。老曹说：“麻利着点儿，大湾北头那片苇地里，有十几只鹅，我刚才路过时看到了。”
大雪纷飞的天气似乎不大冷。积雪辉映着空间，不黑。我和解放没有交谈，但我的心情怪怪的，仿佛要去干一件被允许的坏事，又像去干一件不被允许的好事。我们分拨开积雪的荆棘棵子，悄无声息下到大湾冰雪上。冰上积雪格外平展，我们小心翼翼地往那片芦苇靠近，脚下的冰面发出一声脆响，吓了我们一大跳，那响声沿着冰面放射到很远的地方。鹅们似乎受到了惊吓，我们听到芦苇中传来几声悠扬的鹅叫。我们曾听人说过，鹅是由雁驯化而来，因此存有雁的习性，而雁是最为警觉的禽类，它们睡觉时，会安排一只雁站岗放哨。
我们先是弓着腰前进，但脚底踩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这响声在寂静的雪地里被放大到刺耳的程度。为了使袭击具备突然性，我们趴在雪地上匍匐前进。我们顾不上冰雪扎手，也不怕濡湿了棉袄，为了逮鹅，我们是真拼了。在距离团簇在一堆睡觉的鹅群数米远时，我们不约而同地一跃而起，扑了上去。鹅群炸开，群鹅鸣叫着奔跑、翻滚。我把一只鹅压在身下，为了不让它鸣叫，捏住了它的脖子。我看到解放也得手了。
我们提着鹅回到六叔家时，墙上的挂钟正好敲响了十二点。我放下手中的鹅，老曹惊呼道：“妈的，这是我家的鹅啊。”老曹家的鹅在屋子里乱窜着，嘎嘎地叫着。方七一把捞住了鹅脖子，然后猛地一拧。老曹踢了方七一脚，怒骂了一声。六叔道：“这是天意！”大家笑了几声，但看到老曹那恼怒的表情，便压住了笑声。这时，我们才看到抱在解放怀里的那只鹅，正是那只外号“歪把子机枪”的鹅霸。它的歪脖子一抻一缩地挣扎着，眼睛闪烁着黑色的光芒。“这不公道！”老曹说，“酒是我出的，鹅也是我家的，太不公道了。”解放说：“我们家的鹅，我下不了手，你们来吧。”六叔道：“一只就够了，这只歪脖子，肉也不会好吃，放了它吧。”“那不行！”老曹说。“你们等着。”解放把歪头鹅抱到门外去。他将死鹅扔了进来，然后踩着雪走了。
（2024年9月21日）
童年看电影
在20世纪60年代，电影犹如魔法，吸引着许多像我一样的农村少年的心。别说是导演、演员了，即便是县电影队里那些巡回放映的放映员，也让我们感到神秘无比。那时候，我们县电影队里有四个放映小组，每组三个人。他们用独轮车推着发电机、放映机、胶片和银幕，在全县的近千个村庄里巡回放映。每当电影组从周边的村庄渐渐地向我们村庄逼近时，我们便开始了焦虑但又幸福的等待。哥哥姐姐们早就跑到周围的村庄看了一遍又一遍，回来后就向我眉飞色舞地讲述剧情。我非常希望能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周围的村子里去看电影，但他们嫌我累赘，不愿带我。我哥说：“我们一出村就是急行军，每小时起码十公里，你根本不行。”母亲也不同意我去，母亲说：“反正过几天就要来我们村子里放，早看一天晚看一天又能如何呢？”
终于熬到电影组巡回到我们村子时，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我已经从哥哥姐姐们的讲述中了如指掌。
但听人讲述，并不能代替自己观赏。听人讲述得越生动越精彩，越是激起了观看的欲望。我经常被电影中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和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里那些铁杆影迷一样。一部电影，能使我神魂颠倒半年之久，等到我的精神状态基本恢复正常后，下一轮的电影又开始向我们的村子逼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也获得了出村看电影的资格。先是去邻村看，渐渐地，活动范围扩大，终于将看电影的范围扩展到十几里外的村庄甚至扩展到外县的地盘上。我还认识了邻村一个骑着自行车遍赶四集、名叫杜彪的补鞋匠，我经常能在赶着牛羊过小桥时遇到他。有一天傍晚，我在桥头上遇到他。他距我大老远就吆喝：“小跑，快去吧，今晚蓼兰有电影。”——你不会骗我吧？——我骗你干什么？幕布都挂好了，我亲眼看见的。——演什么？——《红色娘子军》。——你真的不会骗我吗？——你这孩子，上辈子让人骗怕了？我骗你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母亲，然后找到大奎与小乐，又帮着他们说服了他们的家长。都来不及吃饭，各自拤着一块饼子一棵葱，抬腿就往蓼兰镇奔跑。一边奔跑，一边吞咽饼子大葱。从我们村到蓼兰要穿越辽阔的洼地，狭窄的道路两边全是密不透风的高粱，有的地方，茂密的野草差不多将道路都遮掩了。不时有狐狸、刺猬等小野兽被我们惊起。跑到中途时天已黑透，满天繁星，四处蛙鸣，不时有飞鸟惊起，呱呱叫着飞到远处去。我们没人说话，但心里怯怯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们面前猛地跳起来并发出一声怪叫，几乎把我们吓瘫。我感到心跳得仿佛要从嘴巴里蹦出来。小乐转身就要往回跑。大奎伸手拽住了他。大奎问我：“是不是真有？”我说：“杜彪亲口说的。”大奎说：“他会不会骗你？”小乐哭着说：“他肯定骗你了……如果他不骗你，怎么还没听到动静呢？”大奎侧耳谛听了几分钟，说：“似乎有点儿动静了，你们听。”我们也侧耳倾听，除了四周的蛙鸣和虫子们的合唱，好像是有那么一丝丝若有若无的音乐声。既然已经跑到了这里，还是要去，大奎坚定地说。
我们排成一列，大奎在前，小乐居中，我断后，快速地前行。十八里路，不是平坦大道，而是崎岖泥泞的小道；不是光天化日，而是夜色深沉。我们走一阵，跑一阵，身上的汗水都流干了。终于听到了音乐声，终于看到了黑黢黢的大村庄，终于看到了电灯光在村庄上空辉映出的一大片光明……我们赶到现场时，吴琼花已经参加了娘子军，顾不了许多，聚精会神看下去，还没看够就完了。看完电影往回走，起初还议论着剧情，但渐渐地，腿肚子好像灌了铅，眼皮越来越沉，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恨不得躺到地上沉沉睡去。大奎告诉我们，高粱地里真的有狼，如果我们睡了，就会被狼吃掉。
月亮不知何时升起来，半块月亮。三星已经偏西，分明是后半夜了。偶尔有一颗大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天际，让我们振奋一刹那，但片刻即重堕昏昏沉沉的状态。心中不时泛起悔意，甚至是绝望。小乐已经哭了好几次了。大奎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气质，用各种方式激励着我们前进。他其实只比我大两岁。后来他成了我们高密东北乡最有名的杀猪匠既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无比遗憾的。当我们终于爬上村后高高的河堤时，听到母亲高声喊叫我的乳名。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但第二天，我们三个都很骄傲，我们给那些比我们大的人和比我们小的人讲述《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前边没看到的地方，我们含糊带过。我们那时记忆力好，电影插曲，听一遍即可复唱。我尤其喜欢渲染琼花那只托着几枚银币、布满整个银幕的大手，而且我还知道那叫作“特写镜头”。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逐步改善，我们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看电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电影，成了那些岁月里安慰我们心灵的清泉，也成了联系我们与外县青年友谊的纽带。我们村子里的好几个年轻人，都是在看电影时，与外县的青年谈上了恋爱并结成美好姻缘。
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屏幕上重温那些我在少年时代看过的老电影时，当年为之流泪的地方，如今依然为之流泪。看老电影，其实已成为一种怀旧行为。与其说是在看老电影，不如说是借此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机渐渐地进入千家万户。但就像电影的出现并没有让小说终结一样，电视的出现也没让电影从人类的文化盛宴中退席。小说、电影、电视，各自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着，只是它们更多地交织在一起。
当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竟然跟电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张艺谋提着一只鞋子，瘸着一条腿（他在挤公共汽车时脚被轧伤），到我当时就读的学校来找我，说要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
（2009年10月）
我与酒的渊源
三十多年前，我父亲很慷慨地用十斤红薯干换回两斤散装的白酒，准备招待一位即将前来为我爷爷治病的贵客。父亲说那贵客是性情中人，虽医术高明，但并不专门行医。据说他能用双手同时写字——一手写梅花篆字，一手写蝌蚪文。且极善饮，还通剑术。酒后每每高歌，歌声苍凉，声震屋瓦。歌后喜舞剑，最妙的是月下舞，只见一片银光闪烁，全不见人在哪里。这位侠客式的人物，好像是我爷爷的姥姥家族里的人，不唯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见过，连父亲他们那一辈也没见过。
父亲把酒放在窗台上，等着贵客到来。我们弟兄们，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他。盼了好久，也没盼到奇人。
那瓶白酒在窗台上显得很是寂寞。酒是用一个白色的瓶子盛着的，瓶口堵着橡胶塞子，严密得进不去空气。我经常观察着那瓶中透明的液体，想象着那芳香的气味。有时还把瓶子提起来，一手攥着瓶颈，一手托着瓶底，发疯般地摇晃，然后猛地停下来，观赏那瓶中无数的纷纷摇摇的细小的珍珠般的泡沫。这样猛烈摇晃之后，似乎就有一缕酒香从瓶中溢发出来，令我垂涎欲滴。但我不敢喝，因为爷爷和父亲都没舍得喝。如果他们一时发现少酒，必将用严酷的家法对我实行毫不留情的制裁。
终于有一天，正好家中无人，我用牙咬开那瓶塞子，抱起瓶子，先是试试探探地抿了一小口——滋味确实美妙无比，然后又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仿佛有一团绿色的火苗子在我的腹中燃烧，眼前的景物不安地晃动。我盖好酒瓶子，溜出家门，头重脚轻、腾云驾雾般地跑到河堤上。
从此，我一得机会便去悄悄地喝那瓶中的酒。为了防止被发现，每次喝罢，便从水缸里舀来凉水灌到瓶中。几个月后，那瓶中装的究竟是水还是酒，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几十年后，说起那瓶酒的故事，我二哥嘿嘿地笑着坦白——喝那瓶酒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他。当然他也是喝了酒回灌凉水。
我喝酒的生涯就这样秘密开始了。那时候真的馋呀，村东头有人家喝酒，我在村西头就能闻到味道。长到十七八岁时，有一些赴喜宴的机会，母亲便有意识地派我去，是为了让我去饱餐一顿呢，还是痛饮一顿呢，母亲没有说。她只是让我去，其实我的二哥更有资格去，也许这就是天下爹娘偏向小儿的表现吧。后来当了兵，喝酒的机会多起来，但军令森严，总是浅尝辄止，不敢尽兴。每次我回故乡，都有赴不完的酒宴。每每三杯酒下肚，便感到豪情万丈，忘了母亲的叮嘱和醉酒后的痛苦，“李白斗酒诗百篇”“人生难得几次醉”等壮语在耳边轰轰地回响。所以，一劝就喝，不劝也喝，一直喝到丑态百出。
198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的一次醉酒，人们把我送到县医院，又是打吊针，又是催吐，抢救了大半天。这次醉酒，使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闻到酒味就恶心。从此喝酒谨慎了。年轻时没酒喝时，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何时能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呢？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对酒厌恶了。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喝了，无论你是多么铁的哥们，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相劝，也不喝，退出了酒场。
我曾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但这无疑是醉人做梦，隔靴搔痒。儿童喝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做了这么一些蠢事，当今的孩子千万不要模仿。
（1997年2月）
洗热水澡
当兵之前，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从没洗过一次热水澡。那时候我们洗澡是到河里去。回忆中，那时候的夏天比现在热得多，吃罢午饭，总是满身大汗。什么也顾不上，扔下饭碗便飞快地跑上河堤，一头扎到河里去，扎猛子打扑通，这行为本是游泳，但我们从来把这说成是洗澡。我们都是好水性，没人教，完全是无师自通，游泳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那时候，每到夏天，十岁以下的男孩子，基本上只穿一条裤头，有的甚至一丝不挂。我们身上沾满了泥巴，晒得像一条条黑鲅鱼。
河里结了冰，我们就没法子洗澡了。然后就干巴一个冬季，任凭身上的灰垢积累得比铜钱还要厚。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城里人在冬季还能洗热水澡。
我第一次洗热水澡是应征入伍后到县城里去换穿军装的时候。那时我已二十岁。那个冬季里我们县共征收了六百名士兵，在县城集合，发放了军装后，被分到两个澡堂子里去。三百个青年，光溜溜的，发一声喊，冲进澡堂里去，像下饺子一样跳到池中。水池立刻就满了人，好似肉的丛林。这次所谓洗澡，不过是用热水沾了沾身体罢了。力气小的挤不进去，连身体也没沾湿。但是从此之后，我知道了人在严寒的冬天，可以在室内用热水洗澡这件事。
当兵后，部队住在偏远的农村，周围连条可以洗澡的河都没有。我们整天摸爬滚打，还要养猪种菜，脏得像泥猴子似的，身上散发着臭气。每逢重大节日，部队领导就提前派人到县城里去联系澡堂子。联系好了，就用大卡车拉着我们去。这一天部队把整个澡堂包下来了，我们可以尽兴地洗。我们所在的那个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对子弟兵有很深的感情。澡堂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客气，免费供应茶水，还免费供应肥皂，把我们感动得很厉害。我们在澡堂子里一般要耗四个小时，上午九点进去，中午一点出来。我们在老兵的带领下，先到水温不太高的大池子里泡，泡透了，爬上来，两个人一对，互相搓身上的灰。直搓得满身通红，好像褪去了一层皮——也的确是褪去了一层皮。搓完了灰，再下水去泡着。泡一会儿，再上来搓灰。这一次是细搓，连脚丫缝隙里都要搓到。
搓完了，老兵同志站在池子沿上，说：“不怕烫的、会享福的跟我到小池子里泡着去。”我们就跟着老兵到小池子里去。小池子里的水温四十多摄氏度，水清见底，冒着袅袅的蒸汽。一个新兵伸手试了试，哇地叫了一声。老兵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大惊小怪干什么？”然后，好像给我们表演似的，他屏住气息，双手按着池子的边沿，闭着眼，将身体慢慢地顺到池子里。他人下了池子，几分钟后还是无声无息，我们胡思乱想着但是不敢吭气。过了许久，水池中那个老兵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足有三米长。
我们在一个忠厚老兵的教导下，排着队蹲在池边，用手往身上撩热水，让皮肤逐渐适应。然后，慢慢地把脚后跟往水里放。一点儿一点儿地放，牙缝里咝咝地往里吸着气。渐渐地把整个脚放下去了。老兵说，不管烫得有多痛，只要放下去的部分，就不能提上来。我们遵循着他的教导，咬紧牙关，一点点地往下放腿，终于放到了大腿根部。这时你感到，好像有针在扎着你的腿，你的眼前冒着金火花，两个耳朵眼里嗡嗡地响。你一定要咬住牙关，千万不能动摇，一动摇什么都完了。你感到热汗就像小虫子一样从你的毛孔里爬出来。然后，在老兵的鼓励下，你一闭眼，一咬牙，猛地将整个身体浸到热水中。这时候你会百感交集，多数人会像火箭一样蹿出水面。老兵说，意志坚定不坚定，全看这一霎间。你一往外蹿，等于前功尽弃，这辈子也没福洗真正的热水澡了。这时你无论如何也要狠下心，咬住牙，你的血液像开水一样在你的血管子里循环，你汗如雨下，你血里的脏东西全部顺着汗水流出来了。过了这个阶段，你感到你的身体不知道哪里去了，你基本上不是你了。你能感觉到的只有你的脑袋，你能支配的器官只有你的眼皮，如果眼皮算个器官的话。连眼皮也懒得睁开。你这时尽可以闭上眼睛，把头枕在池子沿上睡一觉吧。
